追忆抗战青年军翻译官汪弘老人
2014年9月18日上午，笔者和三位热爱历史的朋友专程赴东郊登门探访了暂居南京的原国军抗战青年军人、华裔美国人汪弘老先生，并聆听了老人让人喜更让人悲的真实故事。
汪老先生1922年出生于安徽省芜湖市，首都南京沦陷前夕随父母全家为躲避日寇空袭从芜湖市区暂避难至农村，日寇迅即攻占芜湖后，已无家可归的汪家只能于1938年春节前趁月黑风高之夜，搭乘渔民的小船偷渡长江至无为县，再一路颠簸辗转途经含山、安庆、武汉、岳阳、常德、花垣及四川江津多地，最后流亡到了陪都重庆。
九二高龄却身体硬朗思维清晰的汪老，滔滔不绝且如数家珍地对我们叙述了他少年、青年、抗战及后半生一篇篇多姿多彩喜悲兼具的往事，令闻者既敬羡更忧伤。老人的喜悲故事篇章宏大，笔者就只能择其要点码成文字以飨读者了。
汪老一家五口（包括他年幼的弟弟妹妹）虎口余生偷渡至江北后不久，即遇到了国民政府设立的难民救助站（沿途设有很多处），领取一点食品再歇息数日后继续步行（老人妇女及儿童则乘坐独轮车、驴车或牛车）一路向西，经安庆抵达武汉。因西上重庆的运力严重不足，且码头屡屡遭遇日军飞机轰炸，汪家老小被困武汉一筹莫展。很快，国民政府及安徽省的教育部门在武汉设办事处招收流亡的安徽籍中学生组成“安徽省临时中学”（后正式定名为“国立八中” ），并带领学生一路上课生活一路流亡，由湖北湖南两省辗转奔赴四川后方，汪弘父母只能忍痛将自己15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托付给了流亡中学。当时的少年汪老随临时中学辗转千余里抵达四川江津后，又顺利转入到当地的“国立九中”继续就读高中。老人感慨无比地说：“鬼子侵略让中国的一切都乱了套，但教育却仍然按部就班进行，我和无数青少年都在流亡途中不花一分钱就依序接受了正规的学校教育”。
汪老于1940年在重庆报考大名鼎鼎的西南联大未能被录取，随后即报名参加了政府卫生部研究院举办的“滇缅铁路美国勘探专家组员工培训班”，培训结业后一边参加专家组工作，一边做复考大学的准备（滇缅铁路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中止）。1942年，他终于如愿以偿地考取了心仪已久的西南联大。1943年，正在昆明读大学的汪老，积极响应政府青年从军报国的号召，主动报名参加了“昆明译员训练班”，培训结业后以陆军上尉军衔分配到云南省开远的美军总部担任翻译官，协助美军顾问负责对中国军人培训教授美国援助军事装备的使用操作。
1945年，汪老作为美军联络组翻译官的身份，随中国第一方面军司令官卢汉将军赴越南接受日军投降。提起越南的受降往事，老人显得既开心更骄傲地告诉我们：“中国人那时很威风的，已关押在监狱里的日本犯人要等我们中国受降团抵达完成名单核查后，才能最后释放出狱安排遣返”。老人还告诉我们，他在北京工作初期，还常去已成“红色寓公”的老长官卢汉将军家中玩耍蹭饭。
1946年，完成越南受降工作的汪老根据政府“保留学籍参军服役”的规定，去北平选择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继续读书。1949年，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他被新政权分配到北京“中直机关修建办事处”，负责处理给新政权高级领导人的建房工作（如新六所），以后再转北京市建设局、城建局、城建设计院，最终落户北京市政设计院。1957年，一场轰轰烈烈的“阳谋”席卷全国，35岁的建筑师仅因一句“共产党理论上讲平等，实际上分三六九等”的日常戏言，在第二年的“补课运动”中，被无情卷入了“反右”大网中，并被“从重从快”地押送至著名的“清河农场”及安徽省劳改农场“改造世界观”长达21年之久，直至“右派改正雨露”降下。
1982年，抗战后期考入国军空军幼年学校、后迁至台湾、此时已定居美国的汪老胞弟，对孤身一人随妹妹生活在南京的不幸兄长怜爱有加，很快就为他办妥了移民美国的手续，深爱自己国家的汪老只能含泪惜别了长期不爱他的祖国，以59岁之身赴美打工谋生，以便积累必需的退休条件。
一位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的高材生、青年军翻译官和建筑师汪弘先生，就这样艰辛无比地走过了自己后半生的一大半路。
汪老叙述的人生故事还有很多，他少年和青年时期竟然还两次亲见了中华民国领导人之一的蒋委员长，而第二次偶见领导人并合影留念的经历十年后还险些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虽已九二高龄但身体硬朗记忆极佳的青年军翻译官汪弘老人，在滔滔不绝叙述他少年、青年、抗战及后半生磨难往事过程中，还提起了他两次亲见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先生的趣事。
第一次亲见蒋先生是在汪老的少年时期。大约在1934年某月，12岁的他随学校从芜湖去附近的当涂县采石矶公园旅游。在景区里，他和同学们忽然看到蒋介石先生偕夫人宋美龄正由前方信步走来。闻此话题，生长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我们一起兴奋起来，“公园有没有事先清场？”、“有没有大量警卫人员左右护着？”、“周边街区有没有实行交通管制？”、“省市大领导有没有前后左右紧跟着？”之类的问题随即如连珠炮一样射出。汪老闻之笑着说：“那年头哪会有这种事呢？”汪老叙述，蒋先生夫妇一行包括随员至多不过十余人，哪有多少警卫和领导？有感兴趣的学生还会走到蒋先生身旁，完全没有人阻拦禁止；夫妇俩不时还会和蔼地摸摸学生的头或拍拍肩膀以示问好。至于领导人出行整条街道“戒严或交通管制”的咄咄怪事，老人说在民国期间他从来没有见过。
第二次亲见蒋先生是在汪老的青年时期。1948年底，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汪老于假日和二十多位同窗好友去北平西山游览。他们在一片大草地上休憩娱乐时，忽然看到不远处驶来两辆小汽车，只见大家熟悉的蒋总统与夫人宋美龄从第一辆车上先后走下，第二辆车上也走下几位估计是秘书警卫的随员。同学们看到蒋先生后，纷纷涌上前去把蒋夫妇围在了中间，没有人阻拦，没有人吆喝禁止，也没有人高呼“蒋总统万岁或万寿无疆”什么的。蒋先生夫妇和同学们亲热地握手、寒暄，也不时拍同学的肩膀，气氛和谐自然。有同学直接问蒋先生能不能与我们合个影，蒋先生非常随意地说：“可以啊”。随后，二十多个男女大学生立在总统夫妇的两侧和身后，拍摄了合影照。汪老请他人帮自己拍照的彩色胶卷是在云南工作期间美军顾问送他的礼品，因当时国内尚无彩色照片洗印能力，汪老事后将胶卷邮寄去美国请朋友代为处理，但因“中国人民很快就站起来了”，美国寄回的照片他自然也就无法收到了。
我们问汪老，那天华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傅作义等有没有陪同游览，汪老回答：“没有，他可能还不知道蒋总统那天会去游西山”。
令汪老万万没有想到的，十年之后，自己与蒋总统的邂逅与合影却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麻烦。汪老在清河农场劳教不久，有一天两个满脸严肃的军人前来农场找他外调。在农场“接见室”里，发生了如下的问答：
军人问：你在大学期间和那些人交往？汪老答：交往的人有很多，学生、老师及朋友都有。军人问：平时都搞些什么活动？汪老答：我参加的活动有很多，打球、游泳，还有旅行。军人开始提示：你是不是爱好摄影？汪老答：是的。军人再问：都和哪些人一起照相？汪老答：一起照相的人太多啦，有朋友、同学，我记不清楚了。军人终于图穷匕见了，随即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幅上复软纸膜的放大合影照片，黑白照片上的合影者除蒋介石与宋美龄外，头部上方均写有姓名。汪老这时终于明白“外调”的原因了。军人严厉地问：蒋介石召集你们开的是什么会？给你们布置了什么任务？已忍俊不禁但却不敢流露出一点放肆态度的汪老立即如实但肯定地回答：我们当年确实在西山公园游览中与蒋介石夫妇合过影，但只是偶然遇到，不存在什么会议或任务。这幅照片也不是我拍摄的，我也是第一次看到，我拍的彩色胶卷寄去美国洗印，至今也没有收到。此事你们可以找我的同学核对。两个军人见查不出什么严重的反动内容，说了几句“要端正态度、要积极配合组织调查、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之类的话之后就离开了。
汪老告诉我们，多年之后他还在心有余悸地想，那次“调查”倘若发生在轰轰烈烈的“文革”中，依据“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新政策，自己恐怕就不会那么容易地渡过此鬼门关了。
无比可惜的是，一生坎坷的汪弘老人在接受我们采访返回第二故乡美国后的第二年11月即跨鹤西游了，几个月后我们才获悉了此噩耗，只能隔万水千山遥祭汪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