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事变”与反蒋反独裁旧事回眸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地方军阀与政客公然起兵反对或讨伐中央政府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案例应该是屡见不鲜的，知名者如唐生智湘军反南京国民政府事变；张发奎及陈济棠粤军反蒋事变；由汪精卫支持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新桂系与冯玉祥西北军及阎锡山晋绥军合组的反南京中央及蒋介石军事大同盟发起的中原大战；汪精卫、林森、胡汉民、孙科、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邹鲁、陈友仁、李宗仁、许崇智、陈济棠及唐生智等共同组建“广州国民政府”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反蒋事变，以及粤桂系大首领陈济棠偕李宗仁公开实施的“成立独立军事委员会并组建国民革命军抗日救国军北上抗日”反蒋军事行动。

上述种种“反蒋反独裁”的地方军政事变的共同点是举事方还都承认中华民国，只是反对他们所不赞成的中央政府及领导人，因此通过中间大人物的斡旋调解，最后还能够坐下来谈判协商并化干戈为玉帛。而发生于1933年11月、没几年就被国人基本遗忘的“福建事变”却与上述事变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一批反蒋反独裁军政大老们竟然在福建省省会福州隆重召开了一场“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并公开宣布成立了一个新“国家”——“中华共和国”。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后，就公开发布“宣言”，宣布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废除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另制定“国旗”并举行了升国旗典礼；定福州为“共和国首都”；废除中华民国年号新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定11月20日为“革命政府”纪念日；新“共和国”的领土为原福建省大部分地区；行政区划由闽海、兴泉、龙漳、延建四省及福州、厦门两个特别市组成。

11月22日，新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紧锣密鼓地举行了成立典礼，宣布正式成立，首任主席李济深宣誓就职，宣读了“政府成立宣言”、“对外宣言”及“政府最低纲领”18条及一系列政策法令，同时还宣布了第一届政府的组成部门及主要负责人（政府下设三会两部一院一局）及各省与特别市的主要领导官员：

“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兼）、“经济委员会”主席冯玉祥（由其高级代表余心清代）、“文化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外交部”部长陈友仁、“财政部”部长蒋光鼐、“最高法院”院长徐谦、“政治保卫局”局长李章达。何公敢、萨镇冰（未就任，由副省长代）、戴戟（未就任，由副省长代）及许友超（未就任，由副省长代）等4人被任命为省长；黄强被任命为厦门特别市代市长。

军事方面：撤销原国民政府的福建绥靖公署，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为蔡廷锴；保留第十九路军番号并将其扩编为5个军。政府还接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张云逸同志为常驻“中华共和国”代表。

11月21日，在“福州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李济深、李章达、陈铭枢、蒋光鼐、沈光汉及陈友仁等领导人联名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黄琪翔等宣布解散“第三党”；随后即共同组织了“生产人民党”，由陈铭枢担任党魁，并通过了“党纲”；12月3日，“人民革命政府”发表了《告全国武装同志书》；次日，又公开发布并阐明了新国家的“工商政策”；13日，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做出了处分陈铭枢、李济深及蔡廷锴等人的决定；20日，国民政府宣布撤销蒋光鼐本兼各职；25日，蒋委员长亲赴蒲城，指挥协调讨闽军事行动。

1934年1月1日，国民政府军对“人民革命军”发起了总攻击。5日蒋委员长再次亲赴蒲城指挥进攻延平与古田，次日即占领了延平，同一天，蔡廷锴总司令向“人民军事委员会”提交了“改变固守福州作战方案”；10日，蔡廷锴召集军事会议，部署撤退计划，国军攻占闽清；12日，国军张治中部占领了古田，“人民革命军”放弃了福州、白沙及大湖一线的防御，分头转移撤退；13日，“人民革命政府”各机关撤往漳州及泉州地区，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及蒋光鼐等人则飞离福州，经泉州转广州后再遁香港；15日，“人民革命军”全部撤离了福州；17日，蔡廷锴总司令在泉州召开紧急会议，因领导层出现意见分歧，他表示自己愿意离开“革命军”去闽西，麾下的部队可自由选择随其行动还是自谋前程，他还派副参谋长范汉杰赴厦门与国军蒋鼎文部接洽改编事宜；21日，国军第3师由厦门登陆，很快占领了漳州；同日，“人民革命军”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及张炎等将领经国民政府秘密情报人员的策反，集体通电脱离了“中华共和国”及“人民革命军”；22日，国民政府宣布撤销第十九路军；26日，国军蒋鼎文部下令原第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向莆田、福清及惠安转移集中，听候改编。、

30日，蒋委员长在泉州任命已脱离“人民革命军”的毛维寿与张炎担任原第十九军改编的第七路军正副总指挥；2月2日，蔡廷锴率领的第十九路军残部在闽西被粤军陈济棠收编，改编为粤军独立第3旅，后又潜赴香港避难，最后被李宗仁邀至广西保护（抗战开始后，竟然又被蒋委员长任命为集团军总司令，并参与了1939年的桂南会战）；2月11日，已遁至香港的“人民革命政府”文化委员会主席陈铭枢匆匆离港远赴法国。

2月6日至7日，集中在莆田、惠安及福清等地的原第十九路军官兵约2万余人被国军宋希濂部全部缴械，不久该部所有的下级军官分别送南京及洛阳两军校受训，全部士兵则分驻开封及归德等地，由河南驻军最高长官刘峙将军负责整训，三个月后再分发各部队。同样，该部所有参与了具有叛国性质的“福建事变”但后期留下来接受改编整训的中高级军官，在事变平息后，均未收到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严厉制裁处罚；而事变之前就受陈铭枢蔡廷锴秘密邀请参与联合行动但随后又婉拒的粤军陈济棠总司令，事后也毫发未损，到1936年他却旧病复发，与桂系李宗仁携手又玩了一次“两广反蒋事变”，事后也遁去了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