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及全家的传奇抗战故事
1970年代那几年，因为在频繁的政治学习活动中经常要读几卷《毛泽东选集》，从而或多或少地由笔者更感兴趣的文章“注释”中知道了书中的许多民国时期的各类党政军历史人物，其中“国民党反动派宣传头目”之一的陶希圣也就是在这一时期跃入自己脑海的。新世纪之初，在南方周末报某期的历史栏目中读到了一篇关于“陶希圣拔枪制止农会滥杀”的小文后，对这位昔日“反动文人”及民国期间的著名历史学家就更加感兴趣了。
陶希圣，原名汇曾，字希圣；1899年10月30日生于湖北黄冈一读书入仕家族。父亲陶月波，字炯照，号月舸，丁酉年拔贡并被选送翰林院进修，曾获经济特科一等第四名，因未能通过进士考试，后来只能以“贡生”名义于清末外放河南省夏邑、新野、安阳、叶县及洛阳诸县任候补知事及知事，民国初年任湖北黄陂县长、河南汝阳道道尹等职。陶希圣少时即随其父居住于河南省。
陶希圣接受的启蒙教育仍是儒学，九岁入读开封旅汴中学，学校的课程除国学外，还有算学、英文、历史、地理、格致，以及博物和体操等新课程，进化论、法国革命等西方文明新元素也被引入了课堂。辛亥革命后，陶希圣回湖北，考入武昌英文馆继续中学学习。1915年，陶希圣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门，专攻日、俄法学，兼学欧美法学，涉猎法理学、法哲学。学生时代的陶希圣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陶醉其间，热心于各种主义的研究，并初识了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有着重要意义的马克思主义。
1922年，从北京大学毕业的陶希圣受聘前往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授“亲属法”，还留下了一部《亲属法讲义》，1923年底辞职。1924年7月，陶希圣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法制经济部编辑。1925年，他在于右任先生创办的上海大学任讲师，主讲“法学通论”。
“五卅”惨案，激发了陶希圣的民族意识。案发后，陶希圣等上海学术界十学者联名提出抗议。陶希圣还撰写了《五卅惨杀事件事实之分析与证明》一长文，详尽分析南京路巡捕房的法律责任，并刊登在《东方杂志》“五卅”事件的临时增刊上。巡捕房一纸诉状，反而将《东方杂志》的主办方商务印书馆告上会审公堂。在应诉过程中，陶希圣负责为辩诉状提供相关资料及法律依据。陶希圣在五卅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先后被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商务印书馆罢工委员会聘请为法律顾问。
1926年初，陶希圣收到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聘书，委其为政治教官兼任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政工人员训练委员会常务委员，他欣然离沪前往武汉报到。
1926年5月，中央军校武汉分校与“农民运动讲习所”被合组为“中央独立师”，陶希圣一度被任命为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兼特务组长，随军西进，至咸宁时又任县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司法科长。陶希圣在咸宁工作期间，咸宁农民协会准备枪毙5个农会“叛徒”(据陶说这5人想退出农会)，他闻讯后随即命令农会会长不准这么做，并拔出手枪威胁说如果一旦这5人被枪毙，他就枪毙农会会长本人。该会长不敢直接冲撞军法处长便跑到武汉告状，不几天他就被武汉国民政府派人替换并下了岗。
之后，陶希圣开始否定武汉政权“无绅不劣”的极左农运政策，他认为当时没收地主土地的结果，会造成城市商业的萧条和农村经济的衰落，也会严重动摇北伐军的军心（因当时北伐军中有很多中下级军官的“地主富农”亲属均被农会认定为“反革命的土豪劣绅”并受到了严重的打压），他还抨击“农民协会除了残害地方而无他”。因此，他公开反对武汉左翼政权提出的“打倒封建制度”口号，认为这时中国农村制度已经不再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早已瓦解，最多只有残余的封建势力与封建思想存在。
1927年7月汪精卫在武汉“分共”后，陶希圣又受命出任军校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其间他与国民党领袖汪精卫相识。1928年2月，陶希圣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政治总教官，还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指导科长。
1928年12月，陶希圣因加入陈公博、顾孟余等发起的“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活动，使他于同年12月不得不辞去了一切公职并离开南京回到了上海，继续著书立说、办刊物建出版社兼执教大学，其间他还与周佛海、樊仲云等人共同创办了《新生命》月刊及新生命书局，出版了《辩士与游侠》、《西汉经济史》、《中国封建社会史》及《中国之家族与婚姻》等多部学术作品。
1931年1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聘请陶希圣为该校法学院教授，陶希圣遂离开上海到南京就职。期间，对其才能颇为欣赏的国民党中央年轻秘书长陈立夫先生曾于晚间数次只身寻到陶希圣在大石桥租住的陋室中与其促膝长谈。1931年8月，陶希圣又应母校北京大学的聘请前往法学院政治系任教授，并在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处兼课。在授课的同时，他用三年时间撰写了《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册。还与胡适一起主编《独立评论》。1934年底，陶希圣创办了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史的杂志——《食货》半月刊。他以该杂志为平台，在北京大学一院设立了经济史研究室，与同仁们将收集的资料编成了《唐代经济史料丛编》八大册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印刷出版，遗憾的是“七·七”事变后原稿全部丢失了。陶希圣的努力得到了丰硕的成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打下了相当的基础，他本人也因此成为有名的社会史和经济史教授，步入了学术的鼎盛时期。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最高国防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召开了各界知名人士参加的“谈话会”并向全国人民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讲话”，陶希圣作为北方大学的知名学者也应邀出席了谈话会，8月，38岁的文化人被特聘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二处第5组秘书，成为蒋公知名文胆陈布雷主任的重要助手；9月他当选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从此身不由己地从此告别学林进入了军界及仕途。
1939年8月26日，正在香港主办编发行《国际问题周刊》的陶希圣应一年前秘密逃离重庆、正在上海与侵华日军谈判组建伪政权的大汉奸汪精卫原副总裁之力邀，由香港秘密抵达上海，作为他的政治顾问参加了由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及高宗武为成员的“汪方谈判代表小组”，参与对日方提供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等八份文件的研究及讨价还价。在与影佐祯昭等日本代表小组的谈判过程中，原本对抗战持低调、赞同汪精卫周佛海“不战而和”理论的他与高宗武（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在发现所有“条约”的原则与条款均完全违背了他二人“主和而不主投降”的基本原则后，随即多次向汪精卫、周佛海及陈公博等陈词力阻，但早已铁了心的汪精卫等叛国首领却全然置之不理。
1939年底，在日汪双方决定即将召开的最后一次双方共同确认“协议”工作会议之前，陶希圣为躲避在“协议”上签名便托病闭门在家请假缺席，还安排12月13刚携子女由香港赶来上海“保驾”的妻子专门送请假条至汪精卫处，又及时与此前就被汪伪集团安排“休息”的高宗武秘密商讨了出逃计划。陶希圣随后紧急电报请求其好友、正避居香港的上海青帮大亨杜月笙先生提供紧急援救。
1940年1月1日上午，已秘密安排妥了逃亡计划的陶希圣专门去汪精卫公馆拜年贺岁，又婉转拒绝拖延了陈璧君提出的“立即补签名”要求。1月3日，在杜月笙弟子们的密切协助下，陶希圣与高宗武二人携带“日汪条约”的全部副本乘坐汉奸特务司机驾驶的车经华懋饭店后门转乘上预先备好的出租车直奔十六铺码头，在青帮人员的协助下悄悄登上了赴香港的外籍邮轮“胡佛号”。
1月5日，日汪集团终于发现陶高二人已逃离了上海，恼羞成怒的日军及汪精卫集团随即扣押了陶希圣妻子及子女5人。曾经对其夫说过“你若签名不是我死就是我打死你”的陶希圣夫人万冰如是一位真正无惧风险的爱国女汉子，她在其夫友人的暗中配合下婉转拒绝了汪精卫要她全家搬至愚园路1136弄60号汪精卫集团总部大院的要求后，又亲自登门求见汪精卫表示愿意赴香港劝丈夫回到上海。汪精卫权宜之后，于12日同意她携带两个小儿子去港，而其18岁长女陶琴薰及两个弟弟则必须“留上海继续读书”（实扣作为人质）。陶妻立即接受了这一充满巨大风险的条件，并随即于1月13日携子乘船离沪赴港。
在香港的杜月笙获悉此消息后便专门急飞重庆，面见蒋委员长反映陶家目前的特殊困难。蒋介石随即要求杜必须尽最大努力派人赴沪营救陶希圣的三个孩子。杜月笙接训令后当即乘飞机返香港以做安排，没想到飞机却在飞行途中遭遇到日军战机的袭击，所幸飞行员技艺高超，快速提升飞行高度终于躲开了日机，但患有哮喘病的杜月笙却因气压陡变而险些丢了性命。抵港后，身卧病床上的他立即做出了相关的营救安排。
1月21日，在杜月笙大总管万墨林先生的亲自指挥下，青帮特别行动人员通过精心细致的安排，躲过了港口日伪军警宪特的严密检查，协助同样勇敢机智的陶希圣长女陶琴薰携两个弟弟，通过在一亲戚家的曲线转移，最后乘坐小艇悄悄登上了一艘外籍邮轮（18岁的她竟然骗过特务司机自己秘密购取船票并巧妙转移行李），当晚即顺利驶入了公海。与此同时，香港方面在接到陶家三孩子所乘之船已进入公海的消息后，香港《大公报》刊有“揭秘日支协议专题报道”的报纸已开始付印，22日将会震惊全中国乃至全世界。
几天后，陶希圣一家终于在香港获得了大团圆。杜月笙在陶先生全家逃脱虎口抵港后，又专门飞重庆面见蒋委员长，叙述陶希圣一家的情况及个人建议，并获得了最高统帅允许陶希圣去渝述职的指示。11个月后，香港地区沦陷于日本侵略军之铁蹄，陶希圣及其家人再次陷入了即将遭遇日伪军追杀的险境。在杜月笙先生的帮助下，陶希圣本人化妆成难民历经千辛万苦独自逃回了大陆，勇敢睿智的陶夫人则携四个孩子（长女已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后转学重庆中央大学）以“九龙回乡难民”的假身份由另一条路线含辛茹苦地逃回了大陆，最后全家人又一次在广西桂林幸运团聚了。
之后，陶希圣除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外，还持之以恒地利用业余时间坚持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并先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日报总主笔、立法委员、中央设计委员会主任、中央党部第4组组长、中央日报社董事长、中央常委、国策顾问及中央评议委员等职，长期从事社会学理论研究工作；1967年他还在美国欣然重逢了三十多年前与其一起“误入泥坑又幡然觉醒”一起逃离上海并公开揭露“汪日密约”卖国内幕、后长期在美国潜心治学著书的高宗武先生；1987年，88高寿的陶希圣又专门赴美与自己的儿女、婿媳、孙儿及重孙辈其乐融融地欢聚一堂。
陶希圣先生一生最大的憾事也许莫过于他直到辞世前也没能再见到1949年在上海坚决拒绝随父母一起赴台的爱女陶琴薰及其女婿沈苏儒，他俩当时正一起在上海《新闻报》担任时政新闻记者，他们坚信靠自己的能力与努力一定会不依附父亲庇护而独立取得更大的人生成就，万万没想到的是，曾智斗汪伪特务携两幼弟出逃的爱女却没能等到国门开放的那一天，竟先自己满头白发的慈父十年，于1978年在北京因病而辞别了她一生所热爱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