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大规模游击战之回顾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鉴于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一致命的特点，国民政府一些军事将领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敌后游击战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经历了逐步深化的过程。1938年6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汉口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有人提出了“以游击战配合正规军作战”的提议。建议者认为：以我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以我脆弱之空军对优势空军之敌，如果仍像太原、淞沪、徐州及兰封会战那样，采用正规战与日军对决硬拼，抗战恐难持久。为适应长期战争之需要，必须在战略上实行消耗持久战方针的同时，在战术上采取“游击战”与“正规战”相配合，加强敌后的扰敌牵制敌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在沦陷区内发动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所组织，有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之效。

汉口会议上的这一建议随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会后，军委会通令各战区做好游击作战准备。徐州沦陷时，军事委员会留置第69军石友三部于津浦铁路北段（黄河以北地区），第89军李守维部于津浦铁路南段（黄河以南地区），领导并支援冀鲁苏三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战。第一，第二，第五及第八战区也奉令在平汉铁路和同浦、正太、平绥等重要铁路线及日军占据的豫北、山西中东北部、绥远及鄂皖边区，以部分兵力展开游击战，并借恒山、五台山、太行山、中条山、吕梁山，大别山及太岳诸山脉之复杂地形，建立游击根据地为进一步实施游击作战打下基础。

1938年10月，武汉和广州相继失守后，日军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转而保守占领区。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同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湖南衡山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总结了抗战第1期“一线式”阵地防御战，节节抵抗，逐步消耗敌人的经验及教训，并深入研究第2期的抗战战略战术。

蒋介石在此次会议上特别强调了在第2期抗战中“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会上作出的第2期作战的战略指导及作战方针：连续发动有限度之攻势与反击，以牵制消耗敌人，策应敌后方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之控制与袭击，化敌后方为前方，迫敌局促于点线，阻止其全面统治与物资掠夺，粉碎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企图。同时抽出部队轮流整训，强化战力，准备总反攻。与会议同时还开办了“南岳游击训练班”。会后的1939年1月军委会即专门成立了由西北军老将鹿钟麟领导的冀察和东北军老将于学忠领导的鲁苏两大游击战区，负责指挥协调各自区域内的游击部队（徐州沦陷后曾率部一度收复过徐州的鲁苏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德勤还率其“战区副长官部”及旗下的游击部队长期艰辛转战游击于江苏省有日军“后院”之称的苏中地区高邮、兴化、泰兴及东台等地；而鲁苏战区麾下的两淮税警总团陈泰运部则长期驻扎游击于南通的部分农村乡镇）。

在这一最新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派出相当于60个师的正规部队转入敌后（其中有大部已驻扎在敌后），并将前方划分为若干个游击区。最高统帅部还明确规定：各战区都要安排三分之一的兵力专门实施敌后扰袭牵制敌人的游击作战，在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作战任务（具体执行中当时几乎大部分的军级作战单位都组建了自己的游击纵队，如机械化部队第5军的湘桂边区彭壁生部游击纵队；第74军也从其湘北基地常德向江西省边境的萍乡浏阳地区派遣了精锐的游击支队）。

1939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颁布了敌后游击作战指导方案，方案明确规定：“国军应以一部增强被占领区内的抗日力量，积极展开游击战，以消耗敌人，极力保持现在态势，不得已时，亦应固守，以便于地区附近牵制敌人，籍获时间上之余欲。待新的战力培养完成，再行策动大规模之势”。

该方案的指导要领则是对各战区的游击战进行了支重点地区、力量部署、打击目标作出了具体的规定：“一、第二战区继续展开广大之游击战，其重点指向正太、同浦各要线。以有力部队配合中条山地区与黄河右岸河防部队协力阻止敌军渡河。敌若由包头、归绥进犯甘肃与宁夏，应予有力部队，由晋北向包、绥侧击敌人。二、第八战区应加强绥西、五原临河之守备，并向宁夏以北及附近地区，配置有力部队，确保西北国际交通线的安全。三、第十战区应与第二战区协力巩固和防备，分别控制有力部队于潼关、大荔、韩城及西安各地区，以策应第一、二、八各战区之作战。四、冀察战区应于冀中及冀西太行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极力保持之，并发动民众展开广泛的游击战，重点指向平汉、津浦、北宁、平绥各要线，尽力牵制消耗敌军。五、鲁苏战区应于鲁南山岳地带及苏北湖沼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动军民，展开广泛的游击战。重点指向津浦、陇海、胶济各要线，尽量牵制消耗敌军，策应第一、五及冀察各战区作战……”。除上述具体部署外，方案还指出了游击作战的反扫荡战，如何应战以及“破坏敌伪政政权组织，经济设施”等主要作战形式和达成目标。

八年抗战期间，国军成建制的大规模敌后游击军总兵力最高峰时曾达到了一百余万人，这些长期频繁活跃于东西南北中广袤乡村或崇山峻岭中、来无踪去无影的游击部队，将日本侵略军所占据的大量城镇分割成了一个个孤岛，迫使敌人穷于应付，只能不断抽调兵力实施扫荡讨伐以求维持广大占领区域的治安秩序；其中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旗下长期活跃于苏皖浙沪闽地区的忠义救国军、文官李先良领导的崂山游击部队“青岛保安总队”、香翰屏将军领导的东江民团游击队及闽粤赣边区游击部队还都取得了诸多的赫赫战果，为配合全国正面战场的抗日作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抗战期间的国军游击部队中，也有多支部队在难耐艰苦贪生怕死的长官带领下，屈膝投敌变成“伪军”，其中以西北军将领居多，知名者如孙殿英、石友三、庞炳勋、孙良诚、鲍文樾、任援道、叶蓬、李长江、吴化文及刘郁芬等（其中也包括诈降日寇的部分将领，知名者如唐生智胞弟唐生明）；至于后来大名鼎鼎的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敌后武工队、平原游击队、铁道游击队及东江纵队之类的游击武装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长期袭扰了各地的日伪军及伪政权组织，但相比于成建制、装备良好且直接受战区长官部指挥的国军游击军，其作用与影响自然也就无法相提并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