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抗战追忆：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

在1933年充满腥风血雨的长城抗战古北口战役中，因为缺乏空军飞机侦察及最基本的军用观测仪器设备，徐庭瑶将军指挥的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军团第17军第25师一位年青的班长奉戴安澜团长之命，带领6名战士在古关口附近险峻的帽儿山山顶上设了一个固定观察哨，负责从高处观察并随时向指挥部报告山下日军的动态。

我军部队开始总撤退时因通讯设备损坏而没能接到撤退命令，七勇士只能继续潜伏在岩石搭建的掩体内，为掩护自己的部队顺利撤退而不顾自己的安危毅然开枪狙杀日军。恼羞成怒的日军认为山顶上还有国军的残余部队，于是出动飞机对山顶狂轰滥炸了一番，再随即向寂静无声的山顶发起了冲击。但进攻日军接近山顶时，却突然遭到了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的猛烈反击，残余寇兵只能丢下尸体仓惶退下。在用大炮对山顶再次猛轰一番后，日寇又向毫无反应的山顶发起了第二次冲击，但接近山顶时却又一次遭遇了突如其来的猛烈狙击。经过几番厮杀弹药耗尽之后，无畏坚守阵地的七勇士只能用石块和刺刀奋勇狙击敌人了，最后全部壮烈牺牲在敌军的枪林弹雨之中。

当冲上山顶的日军在掩体里发现与他们鏖战多时的竟然只有区区7名国军士兵后，惊叹敬佩之余竟列队向这些英勇的中国军人英雄脱帽敬礼，并在附近建简易墓穴埋葬了七位勇士，还在墓前树了高1.8米的木碑一块，上书“支那七英雄之墓”。

长城抗战结束后，当地乡民自愿募资建造了“七勇士纪念碑”以资缅怀；国军官兵在崎岖荒漠陡峭的长城地区浴血奋战期间，当地及平津地区同仇敌忾的民众自发举办各类宣传鼓动活动，并向前线送去了大量的慰问品。

在古北口长城保卫战中，关麟征将军指挥的国军第17军第25师，虽毙敌千余名，但由于武器装备军需供应及士兵个人战力均远远落后于日寇，因此七千人的部队伤亡也多达四千余人（整个古北口长城抗战，国军伤亡多达一万余人）；关麟征师长在战场上负重伤后，立即提拔第73旅旅长杜聿明将军担任副师长，全权代理师长指挥作战。

因第25师的大部分士兵均在安徽省蚌埠地区招募训练编成，古北口战役之后，徐庭瑶军长派人在战场上找到了500余具蚌埠籍烈士的遗骸，装殓入棺运回蚌埠，隆重公祭后葬入新建的阵亡将士公墓，不久后又在南京玄武湖公园（时名五洲公园）内的梁洲建造了“陆军第十七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碑文为徐军长亲题，笔者小学时期还亲眼见过那座宛如冲天刺刀的庄严纪念碑），轰轰烈烈运动中竟被烈士们的同胞无情毁损了。

战役结束后，当地商会出资牵头委托道人王乐如先生组织民众，在南关西山根下，以极其简单的方式安葬了360具烈士遗骸（挖大坑、一层芦席、一层遗体，共埋三层），墓前立一石碑，上书“酉年古北口战役阵亡将士公墓”，当地人称为“肉丘坟”。七十多年后，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终于重新修葺了英雄墓园，并将其定为“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这些不惜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抗日英雄，他们才是最可爱的人，更是当之无愧的抗战中流砥柱。

长城抗战后期，鉴于敌我综合军事实力差距太大，为避免更多的伤亡，也为了缓解平津及华北地区的紧张局势，通过“国联”的斡旋调停，国民政府决定采取与日军谈判的方式终止战争，随即成立了国民政府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又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作战厅厅长熊斌中将为首席代表，与日军首席代表冈村宁次进行谈判，双方最后签订了《塘沽停战协定》，划定冀东22县为“非武装区”，中国军队不得入驻，日军退回长城以北。在当时国力十分孱弱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只能用此办法让侵略军退兵，换得了4年的短暂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