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杂院旧事：回首我的“逃票”岁月
自1969年因病被插队农村淘汰回城后，终止了“知识青年”身份后又换上“社会青年”身份的笔者又成了标准的“社会闲杂人员”，并开始了近两年之久的悠闲岁月，其间，爱跑爱动但却始终囊中羞涩的少年笔者一度还变成了铁路线上的资深“逃票者”。
这年的四月下旬，笔者与一中学死党决定去镇江地区某县农村去“拜访”在那里插队落户的老邻居。为了确保我们“逃票乘火车”计划的成功完成，出发之前，我们还专门向多位“资深逃票”知青朋友认真咨询讨教，积累了多种“逃票”经验，没想到其中的一条宝贵经验还真的让我俩在目的地火车站得以安全脱了身。
这天中午，我俩身背当时流行的军用小书包，在省城火车站谎称找人（笔者的一位邻居大哥在铁路分局水务部门工作），从出站口成功混进了站台。根据我们掌握的经验，尽量要搭乘慢车，因为快车上的查票相对较为严格。顺利上车后，因座位已满，过道上还有许多站票旅客，我俩就只能站在比较冷清的车门处。
列车开出后不久，车厢里的广播开始播放振奋人心的“九大胜利闭幕”新闻，因此后来对此这次“逃票”之行的日期也记得非常清楚。为了打发时间，我和老同学还回顾了打听来的各种“逃票”谋略。最常见的“逃票”办法有查票开始后躺入座位下避险，有谎称自己钱包被偷了无钱补票，还有“敌（列车员）进我退，敌退我进”游击战。
其中最让人称奇叫绝的战术是，有老牌“逃票”知青竟然自备了能够打开车门锁的土工具，查票开始后即打开车门，关上车门后低头站立于正在行驶中的火车台阶板上，手拉扶手任凭风吹浪打，待查票结束后再打开车门进入车厢。当然还有若干“逃票”的心理战术，如眼睛不要主动看列车员等。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火车在我们目的地火车站停了下来，列车员开门后，我俩兴冲冲地下了车。没想到在站台刚走了十余米，就被一名佩戴“执勤”红臂章的年青解放军士兵给喊住了，这时我们才想起当时全国已进入军事管制时期，许多车站码头都有军人执勤。我俩装作漫不经心地站在那里等他过来，铭记在心的“反向思维”应对战术已开始含在嘴里加热了。军人走到我们面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回答：准备坐下一班火车去省城。军人问：你们买票了吗？我们回答：还没有，先看看再说。军人问：你们没买车票，是从哪里进来的？我们手指不远处一个铁丝网上的大缺口说，是从那里进来的。军人随即严肃地说：马上就出去，到售票处去买票。其实已暗自窃喜的我俩于是就显出一副失落状，从铁丝网缺口泱泱地走了出去，回头看到那军人已走向别处，我俩竟情不自禁地为“逃票”初战告捷而兴奋得鼓掌欢呼起来。
在自己“逃票”岁月的第一阶段中，经验越来越丰富的笔者去远郊铁路沿线小火车站附近的亲戚家做客玩耍，基本就没有买过什么火车票。
1970年底，家庭出身不佳的笔者被分配到远郊的一家区属新建砖瓦厂干苦力，工厂离市区约17到18公里，半个月休息两天，由厂里的货车负责接送到市区。平时下班后若想回家看看父母兼改善伙食，就只能步行3/4里后自掏腰包坐郊区公交车再转两趟市区公交车往返了。一趟公交车票虽然只需5分钱，但相对于月工资只有18元的我们而言，却是一笔额外的大开销了。于是笔者与同事们开始根据“穷则思变”最高指示精神，随后就进入了新一轮的“逃票”岁月。
刚开走汽车“逃票”线路时，因郊区公交车不施用月票，想蒙混过关不买车票是绝对行不通的，笔者与年青的同事们只能各显神通地逃掉两趟市区公交车的车票。很快就有“锐意创新”的同事发现了路费开销最少的“铁路逃票”经济线路。下午五点下班后，八九个想回家的男男女女同事归心似箭地步行三里路后，奔到一个没有售票处及围墙的火车小站，“免费”搭乘向南行驶的火车去省城的南火车站，到站后，一群“逃票客”借道火车站的货场大门混出火车站，再各显神通地“逃票”或花5分钱购票乘一趟公交车回家；第二天早晨，又“逃票”乘公交车到省城的北火车站，各显神通地混进火车站（有人是买5分钱接人专用的站台票，身为资深“逃票客”的笔者依然以“找人”名义从出站口昂首挺胸地进入），再“逃票”搭乘向南行驶的火车到那个小火车站，奔回厂里上班。
在第二阶段“逃票岁月”中，还发生了许多让人忍俊不禁或懊恼不已的奇事。有一年青同事上公交车后就故作镇静地将一张捡到的废车票贴在自己的嘴唇，当经验丰富的售票员挤到他面前问他是否买了车票时，他貌似老练地不答复只用手指指自己嘴唇上的车票，结果被售票员抓了个正着，立即指出那是张废车票，并立即要求他补票，当时还不兴罚款，他也只能沮丧无比地掏5分钱买了车票。
还有一次晚上笔者与一群同事从北火车站“逃票”乘火车回厂，那天的火车上乘客不到，有同事为怕暴露“逃票客”的身份，讨好地给一位中年男列车员敬了支香烟，颇爱说话的列车员干脆坐下来与我们聊天，其间他还特别自信地介绍起自己的工作经验：什么人没买车票，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有的没买车票的人还会给我递香烟，我是香烟照抽，阶级斗争照抓，不会客气的！围在他身边的“逃票客”们纷纷伸出大拇指为他点赞不止。
作为资深“逃票客”的笔者在那近3年的“逃票”岁月中也出现过一次重大的闪失。某天下班后，笔者与另一位资深“逃票客”朋友乘火车到了南火车站，在站台上被一位警察喊住查票，我俩采用老套路谎称准备乘当晚向北行驶的火车去工厂附近的小火车站，车票还没来得及买。颇有经验的中年警察提出：你们把买车票的钱放在售票窗口，晚上火车开车前你们来取票。我俩面面相觑，但也编造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因此只能乖乖地随着他到售票处，将6角钱交给了窗口里的售票员。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我俩连续哀叹“修正主义阴谋破产了”。因为我们实在舍不得放弃那可以买5碗馄饨享受还会略有盈余的6角钱，所以奔回家中吃了晚饭稍歇片刻后，就只能风风火火地又奔到火车站售票窗口取火车票，连夜灰溜溜地返回了单位。
第二阶段的“逃票”岁月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