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翻译家与出版家邵洵美的跌宕人生

1990年代后期，笔者就在一本珍贵的历史书籍中获悉了民国著名翻译家邵洵美翻译英国文学名著及其一度身陷囹圄的粗略故事；2009年笔者出差长春期间购得一本贾植芳先生的《历史背影》，在书中读到了贾先生的民国旧文友、狱中难友、大名鼎鼎的新月派诗人、散文家、出版家及翻译家邵洵美先生的更多故事。此时自己也完全没有将邵洵美先生与自己邵姓老同事的家世联系起来，大概两年后在网易博客上偶然读到一篇缅怀邵洵美先生的博文，其中还提到了我的老同事邵小罗先生，这时才知道他就是邵洵美先生的少公子，自己还多次在其陋室中与慈眉善目、举止雍雅的邵洵美夫人盛佩玉阿姨促膝交谈过。

邵洵美，原名邵云龙，1906—1968，祖籍浙江省余姚，出生于上海。其祖父邵友濂，同治年间举人，后官至一品，曾以头等参赞身份出使俄国，后任湖南巡抚及台湾巡抚。其外祖父盛宣怀（亦即邵妻盛佩玉的祖父）则是名声更为显赫的洋务运动中坚人物、清末邮传部大臣、中国近代富甲一方的大实业家；又因邵洵美过继给了其伯父邵颐的关系，按照家族谱系，李鸿章还应该是其叔外祖父；其生父邵恒曾任轮船招商局督办。

1923年初，自幼年起即受教于家塾及圣约翰中学的邵洵美于上海南洋路矿学校毕业，同年赴欧洲留学，入英国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自修英国文学且沉迷于英国的唯美派诗歌。1927年回国，次年即创办了“金屋书店”并开始出版《金屋月刊》。1930年11月“国际笔会中国分会”成立，他被选为理事并兼任会计，1933年编辑《十日谈》旬刊，并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贵族区》。1934年又编辑《人言》周刊。1936年3月至1937年8月主持《论语》半月刊编务；还主编过当时颇为流行的《时代画报》。以后又创办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及“第一出版社”。邵洵美为了救文友之困，先后慷慨解囊从友人手中接管了《狮吼》杂志（后改组为《狮吼·复活号》）、《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月刊及《声色画报》达11家之多；在几乎没有收入的8年抗战中，邵洵美贤妻盛佩玉不得不经常出卖或典当自己的首饰和家中收藏的古董字画来支持夫君的出版事业。

其个人代表作有纪实体散文《儒林新史》及《我的书斋生活》、随笔集《不能说谎的职业》、诗集《天堂与五月》、《花一般的罪恶》及《火与肉》。

抗战胜利后，兴趣广泛且精力充沛的邵洵美又希望为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做些贡献，于是通过留英老学友、国民党中宣部长张道藩谋得一个“电影考察特使”身份，自费赴英国美国考察电影界，购买电影器材，还拜会了卓别林等著名影星。

鲜为人知的是，为中国翻译及出版事业“挥金如土”、个人生活貌似“纸醉金迷”的唯美派诗人邵洵美先生还是一位敢言敢行的真正爱国者。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邵洵美及时出资创办了《时事日报》，积极反映民中国众的抗战呼声，呼唤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抗日情绪。抗战全面爆发后，邵洵美还借助其美国作家女友项美丽（英文译名为艾蜜莉•哈恩，项美丽是邵洵美为她所起的中文名）的鼎力帮助，在被日本侵略军包围的上海“租界孤岛”上创办了《自由谭》与《直言评论》。他公开抨击汪伪集团的所谓“和平建国”活动，大声疾呼“抵抗是唯一的出路；和平是出卖国家与民族”，也因此屡屡受到日伪特务机构的“警告”。大义灭亲的他还在《自由谭》杂志发表文章，公开揭露了其胞弟邵世军（日伪“淞沪皖统税局”局长）的叛国投敌罪行；此前还拒绝接受他赞助出版社的5000元大洋。

浑身是胆的大出版家邵洵美与美国女作家项美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还实施过一件“胆大妄为”的“反日行动”。他从中共地下党联络人杨刚手中接下了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外文版翻译及出版发行委托，随即与战友项美丽一起动手夜以继日地完成翻译任务，并安排自己的印刷厂紧锣密鼓排版付印。500册书大部分由杨刚的地下党渠道及项美丽的美国渠道分别发行，剩余的80余册则由项美丽亲自驾驶悬挂美国星条旗的轿车，在月黑风高之夜进入外国人公寓区，他与时代图书公司同仁王永禄和一位年青的德国驻上海领事馆见习领事则担任投递员，挨家挨户地将书悄悄投入外国人公寓门边的信箱中。

邵洵美与心中的女神盛佩玉订婚后即前往了英国留学。后因邵家经济状况出现衰退，再加老祖母急切想抱孙子，于是邵洵美就就中止学业，提前回了国。

1927年回国后邵洵美就与表姐盛佩玉结婚了。婚礼在当时颇为高档的卡尔登饭店举办，证婚人是大名鼎鼎的震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先生，喜庆盛况空前，他们的结婚照也登在了当年的《上海画报》封面上，标题为“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佩玉女士新婚俪影”，该刊还专门配发了《美玉婚渊记》报道文章，一时间竟成了当年上海滩大街小巷中的时髦话题。

而一位年青的美国女作家艾米丽•哈恩（中文名“项美丽”，后通过专访当事人撰写并出版了《宋家三姐妹》一书而享誉于海内外）在1935年也走进了邵洵美的人生。1928年毕业于威士康辛大学、后在纽约亨特女子学院任教、对古老中国向往已久的美国年青女作家哈恩，于1935年由非洲的刚果辗转来到了中国上海，而她这一次的异国之旅很快就成了她传奇友情爱情故事的开端，因为她在创办“京剧团”过程中遇见了肤白鼻高、酷似希腊美男脸型、操一口流利英语、精力充沛更多才多艺的诗人、文学家及出版家邵洵美，不久即热恋上了这位才华横溢且相貌堂堂的大才子。

在共同编剧、翻译和执导京剧表演和一起编发刊物过程中，邵洵美自然也对眼前这位多才多艺的异国才女艾米丽•哈恩一见倾心，不久，邵洵美还在她的中文大名“项美丽”外，又将其乳名“Mick”意译成了“蜜姬”。

项美丽与邵洵美产生婚外恋情后，还经常出入邵家作客，而邵洵美十分遵循旧礼教的妻子盛佩玉女士也没有因此大吵大闹，后来还与“洋小三”成了好朋友朋友；而持有西方婚恋观的“项美丽”也毫无拆散邵洵美家庭再鸠占鹊巢的意图，因此与邵家人也能相处得轻松和睦。抗战开始后，邵洵美还陪同项美丽专门赴香港采访了宋氏大家宋霭龄（香港采访结束后，项美丽准备赴重庆继续采访宋庆龄宋美龄姐妹，邵洵美却因思家而与美国才女就此道别，奔回了上海）。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是个浪子，是个财迷，是个书生，是个想做官的，或是不怕死的英雄？你错了，你全错了！我只是个天生的诗人”，针对当时有人对他做出的“尽情挥霍，生性浪漫”议论，做人做事皆胸怀坦白的邵洵美则做出了上述直言不讳的回答。

邵洵美先生虽系标准的富二代官二代，但为人却热情、朴实、坦诚、仗义，不骄不俗，因此在三四十年代上海滩文艺界多元格局并存的状况下，邵洵美拥有一大批左中右各界文友，其中知名者如胡适、叶公超，徐志摩、郁达夫、潘世兹、曾虚白、李青崖、卞之琳、陆小曼、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施蛰存、沈从文、方令孺，闻一多、夏衍、邹韬奋、徐悲鸿、刘海粟、张光宇、丁悚、鲁少飞，以及亦文亦官的张道藩、谢位鼎、谢寿康及刘纪文等等。郁达夫曾撰对联笑称邵洵美家中”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知名画家鲁少飞还戏谑地创作了一幅《文坛茶话图》（载《六艺》月刊），称邵洵美是当代”孟尝君”。

1949年，邵洵美以“印刷机器设备无法运走”的理由，谢绝了老友胡适提供的赴台湾飞机票；随后，老友叶公超又帮他联系妥了由海军军舰运载机器设备一起赴台，他还是谢绝了；左翼学者朋友罗隆基等人则劝说他留在大陆继续发展，认定自己事业根基还是在大陆的他，最后还是做出了留在大陆的决定。

自1950年代初开始，永远闲不住的邵洵美又参与了出版家韩侍桁私营“国际文化服务出版社”大部头《世界文学名著译丛》的翻译编辑工作；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经营自己的“时代书局”，个人出资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作品（如考茨基、伯恩斯坦及希法亭等人的著作），不久即遭到官方媒体的严厉批评，“时代书局”也很快就销声匿迹了。不久，邵洵美将书局的进口高级印刷机器设备转让给了新开办急需设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

之后，曾在1949年之前受过邵洵美帮助的文化大员夏衍同志打算推荐邵洵美去复旦大学任教以解决其生活困难，但根据聘用政策他只能屈尊担任二级教授，不为瓦全的唯美诗人谢绝了。之后他就只能依靠零星翻译工作和低价出卖自己的收藏度日（一枚大师吴昌硕专门为其祖父邵友濂所刻的印章仅卖了区区20元）。1958年，邵洵美托老友叶灵风带私信去香港转寄美国，向前女友项美丽讨要1000美元借款帮助旅居香港的胞弟邵云骧医治重病，但信件随后被有关部门截获，他不久便以“历史反革命”罪名被逮捕并送进了提篮桥监狱，有一段时间还成了昔日文友贾植芳教授的同事“狱友”。

在提篮桥监狱中，已身陷囹圄但却“富而不骄，贫而不丐”的好人邵洵美（施蛰存评论语）竟然还私下委托狱友贾植芳以后必须帮他做一件大事，他对贾植芳教授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日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邵洵美说的两件事，一是1933年他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招待来访的萧伯纳，其吃素餐的费用46块银元是由他付的，但在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报道中，却唯独没有他的名字，他表示“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希望贾教授将来能写一篇文章“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二是邵洵美说自己写的文章虽不好，但实实在在是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却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贾植芳先生确实未负邵洵美所托，于1989年在其回忆文章《提篮桥难友邵洵美》中为他做出了公开说明与澄清。

1962年4月，邵洵美经高层文化官员石西民、周煦良及周扬等人查询过问后被释放了。因原租用的三间住房已被房管所收回了两间，他只能与老妻盛佩玉、小儿子小罗及一位老保姆挤住在一间房里（16岁儿子小马在他被捕后已支边去了青海省）。后来盛佩玉不得已打发了老保姆，带着幼子小罗去南京投靠了女儿邵绡红，邵洵美则留在了上海，居住在已离婚的大儿子家，老夫妻俩从此开始分居两地了。四年的无妄之灾已让老诗人的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变成了满头白发,瘦削异常，患有多种疾病，终日躺卧在床的虚弱老翁。家人询问他狱中的情况，邵洵美却只字不提，只频频说“我是无罪释放的。”

此后，幸得有关方面的照顾，安排他为出版社译书，以预支部分稿费维持生计。晚年，虽落魄却仍然笔耕不止的邵洵美先生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社外翻译（临时工）身份继续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与校注工作，译有马克·吐温、拜伦、雪莱及泰戈尔等多位世界级名家的文学作品。

轰轰烈烈“文革”一到，邵洵美的生计又成了问题。无可奈何之下，他只能将祖父邵友濂的日记、翁同龢批注的李鸿章、曾纪泽、盛宣怀给邵友濂的两大本手札全部廉价出卖。邵洵美1967年5月3日在致南京老妻的信中写道：

“你为我买了两只香肚，好极了，我立刻便感到馋涎欲滴。我想有机会再尝尝真正的南京鸭肫肝，也只要几只，放在口里嚼嚼鲜味。”

1968年5月5日，曾经大名鼎鼎的唯美诗人邵洵美终于跨鹤西游了，他既给天各一方的老伴留下了无尽的悲伤，同时还留下了一大堆的麻烦和债务：欠医院400余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房租600多元，还欠了私人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五六百元。

17年后的1985年2月，民国一代才子、唯美诗人、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及爱国者邵洵美先生的“历史反革命案”终于获得了正式平反，在天国中苦恼惆怅不已的他这天想必一定会开怀大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