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了整个中国的人”—杨宪益夫妇搭档
在“文革”结束后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期，笔者就知晓了我国泰斗级翻译家杨宪益教授及其英籍夫人搭档的大名及传奇故事，不过当时更多关注的还只是这对异国夫妇传奇般的恋爱、婚姻及同甘共苦的喜悲人生经历。半个月前，在一篇纪念杨宪益教授夫妇的文章中，却深入获悉了他们灿烂辉煌的治学成就，由衷的敬佩仰慕之情也油然而生，于是决定码成小文，以为缅怀传颂。
杨宪益，1915年1月12日—2009年11月23日，祖籍江苏省淮安府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出生于天津一望族家庭，其父为天津中国银行行长；1934年杨宪益由天津英国教会学校“新学书院”毕业后到英国牛津大学墨顿学院游学，他仅用5个月的学习就顺利通过了希腊文与拉丁文考试从而获得入学资格，让校方惊讶称奇。
1940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杨宪益拒绝了美国哈佛大学的任教邀请，携深爱他也深爱中国的英国才子娇妻戴乃迭（杨宪益为她起的中文名，英文原名为格拉蒂丝·玛格丽特·泰勒）回到抗战中的祖国（抗战全面爆发后杨宪益还与吕叔湘、向达等友人就在牛津大学学生会及伦敦华侨中心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出版中文报纸，学生会的义工秘书就是热心的“中国粉丝”戴乃迭同学），先后效力于重庆中央大学、贵阳师范学院及成都光华大学等大学和梁实秋先生执掌的国立编译馆，两位恋人于1941年在重庆与杨宪益妹妹杨敏如夫妇一起举行了婚礼，还携手译出了中国古典巨著《资治通鉴》。
通过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才华横溢的杨宪益在搭档妻子的支持下，终于炼成了中国的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其翻译作品涉及中外古典文学、现代文学及当代文学等多个领域。其中的惊世之作当属杨宪益与英国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的全本《红楼梦》及全本《儒林外史》获得海外学界的如潮好评，对中国古代、现代及当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能充分展现杨宪益教授这一对珠联璧合夫妻搭档的丰富辉煌学术成就，特将他们夫妇合作完成的重要译作清单附后以飨读者：《离骚》、《史记选》、《资治通鉴》、《魏晋南北朝小说选》、《关汉卿杂剧选》、《唐代传奇选》、《宋明平话小说选》、《聊斋故事集》、《老残游记》、《儒林外史》（全本）、《红楼梦》（全本）、《水浒》、《奥德修纪》、《古罗马喜剧三种》、凡尔纳的《地心游记》、萧伯纳的《卖花女》、《英国近代诗抄》、《牧歌》、《鲁迅全集》、《阿诗玛》、《王贵与李香香》、《赤眉军》、《白毛女》以及冯雪峰、丁玲、赵树理等革命作家的作品，因此后来的史学界还有人称其为“集最后的士大夫、洋博士兼革命者”于一身的知识分子。杨宪益教授还有多部个人著述，知名者如诗集《银翘集》、自传体作品《去日苦多》、《译余偶拾》以及在海内外数地出版的《漏船载酒忆当年》（大陆书名）。
幼年时代的杨宪益其实并不是一个只会用功读书的人，在牛津学习期间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出色（考试成绩多为中等），貌似放荡不羁的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诗歌、美术、音乐艺术方面以及英国与欧洲各地的遨游考察中，但他的文采和聪慧在牛津则是有口皆碑的。他告诉自己的亲人与朋友：“因为我知道，即使考头等成绩对于我也毫无意义，我是要回中国的。”24岁那年，敢想敢做的杨同学在牛津大学一口气将中国古典名著《离骚》按英国18世纪的英雄双行体的格式给翻译了出来。这是他第一次接触诗歌翻译，但他在该译作中显示出的巨大才华和独创性，则让英国与欧洲大陆文化界刮目相看。这首译诗至今还作为文学经典，收藏在欧洲各大学的图书馆中。
杨宪益的《离骚》译作充满了嘲讽与夸张，思想颇为新潮前卫的他其实对《离骚》原作也并无特别的敬重之意。译作完成后他还不无风趣地发表了如下叙述：“我始终认为《离骚》是一首伪作，它的真正作者不是屈原，而是比他晚几个世纪的汉代淮南王刘安。”既然原作都是赝品，译作就更可以天马行空了。著名的英国汉学家大卫·霍克斯对杨宪益这首译作做出了如下的评价：“这部《离骚》诗体译文，在精神上与原作的相似程度，正如一只巧克力制成的复活节彩蛋和一只鸡蛋卷之间的相似程度一样。”
知识渊博、才思敏捷的杨宪益教授与其英国夫人戴乃迭六十年“亦恋人亦伴侣亦同仁亦难友”的传奇人生故事后来也成了海内外流传广泛的佳话。戴乃迭女士是杨宪益1936年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相识并相爱的一位英国年青美女，其父亲原为在华传教士，她也出生于中国北京（后随父母回国），因此始终视中国为自己的第二故乡。与杨宪益相识后，她很快就出自内心地深深爱上了这位学识渊博、兴趣广泛、性格开朗的中国才子，并改修了中国文学专业。最后她全然不顾父母的坚决反对（其英国岳母曾愤愤地预言他们的婚姻一定延续不到四年），毫不犹豫地决定嫁给了她心中的异国白马王子，并在三年后怀揣着50英镑伴随两袖清风的夫君一起来到了战火纷飞、条件艰苦的中国抗战大后方。
英国女才子戴乃迭始终陪伴着夫君杨宪益，既是他的粉丝、情侣、爱人，又是文友、酒友、助手，更是他最称职的事业搭档。他们合作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时，杨宪益手捧书籍直接用流利的英语口译古文的内容，爱妻戴乃迭则用打字机迅速打成英文，双方配合默契进展神速，故他们的作品多浑然天成，词精意确。杨宪益还对友人戏言：有我夫人襄助在侧，就没有我们翻译不出的中国古文。
杨宪益夫妇及家庭后来的喜悲故事内容颇多，也极易让人生出戚戚之哀，故只打算做一扼要概述了。1949年，深爱祖国的杨宪益在南京通过自己的外国外交官朋友，找到了失落的甲骨文4000余件并及时雇黄包车送去了南京博物院；1950年，杨宪益教授夫妇奉调北京中国外文出版社，供职于其麾下的英文版《中国文学》（最初还受过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与宴请），专事各类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杨教授的妹妹杨苡也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资深翻译家。
1966年轰轰烈烈运动爆发后，夫妇俩均因“反动学术权威”罪名遭到批斗审查；唯一的爱子杨烨因受父母牵连患精神分裂症后被戴乃迭想方设法送去英国医治，最后在间其姨妈家中用汽油自焚不幸身亡。1968年，因“四人帮”发起所谓的“潜伏外国间谍特务”清查运动，杨宪益夫妇双双被捕（被捕之前豁达且单纯的夫妇俩还在家中喝了三分之二瓶白酒，随后即酒气熏人地被押去了监狱），并分别囚入不同的监狱，直到1972年被“无罪获释”。夫妇俩获释后不久，杨宪益教授又将自家收藏的200余件书画文物送给亲朋好友或无偿捐给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大半辈子热爱中国的戴乃迭晚年患了老年性痴呆，夫君杨宪益则寸步不离地倾心陪伴照料，直到她于1999年11月18日升入天堂；失去了爱妻兼搭档后，杨宪益教授也从此搁下了自己手中的笔。
爱妻戴乃迭辞世后，杨宪益教授曾赋缅怀诗一首以寄托其哀思：
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
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
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
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