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中的著名大谎言：“同治中兴”
1970年代前期、“文革”落幕之前，笔者因得益于当时实际上的“抓革命（不）促生产”政策，因此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囫囵吞枣阅读包括“封资修”毒草在内的杂色书籍，“通宵达旦读书、上班补充睡眠”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在阅读原红色史学家范文澜同志的《中国通史》（当时也属“毒草”）过程中，看到了清史中有一段关于“同治中兴”的叙述，当时也没有做什么深入的考证，而只是根据字面上“中兴”一词的褒义性质，惊诧地认为在腐朽专制的大清王朝中竟然还有过这样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
1990年代开始，随着对满清历史较为的深入了解，发现这段“中兴”历史颇为可疑，再后来，终于发现“同治中兴”的史实原来只是晚清保守派与洋务派在大清王朝处于内外交困超级窘况下的一场激烈博弈与被迫改革，而6岁登基18岁亲政后不到两年即死去的同治皇帝其实只是所谓“中兴”闹剧中的一个影子，真正的操盘手则始终是其母亲叶赫那拉·慈禧皇太后。
先来看看百度百科网站目前对同治皇帝的概括介绍与评价：
爱新觉罗·载淳 ，即清穆宗，1856年—1875年， 清朝第十位皇帝，满清定都北京后的第八位皇帝，年号“同治”。载淳为清文宗咸丰皇帝长子，生母为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1861年至1875年在位，共13年。咸丰六年（1856年）3月23日（公历4月27日），同治帝生于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咸丰11年（1861年）即位。同治帝在位期间，清政府依靠曾国藩、李鸿章及左宗棠等一批汉族重臣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同治四年（1865年）僧格林沁的满蒙骑兵（八旗兵）中捻军埋伏后全歼，赖洋务派左宗棠与李鸿章分别灭西、东捻，捻军之乱到同治七年（1868年）为止。他在位期间清朝先后平定陕甘回变，同时兴办洋务新政，清朝后期出现了一个政治稳定的时期，史称“同治中兴”。同治十二年（1873年）同治帝亲政，同治十三年（1874年）12月初5（1875年1月12日）崩于北京紫禁城养心殿，终年19岁。庙号穆宗。谥号继天开运受中居正保大定功圣智诚孝信敏恭宽明肃毅皇帝，葬于河北省遵化清东陵之惠陵。
以上对同治皇帝的概括介绍与评价与大清官史及范文澜同志的清史表述基本没有太多的差异。下面再来看看近年来互联网上各类历史资料对同治皇帝的更新与补充介绍与评价。
咸丰十一年（1861年）10月26日两宫太后和6岁幼帝载淳由承德启程回京，肃顺等则护送咸丰帝灵柩后行。11月1日慈安与慈禧两宫太后抵京后即密召见恭亲王奕訢等王大臣，策划安排政变事宜。次日，即将先帝安排的“顾命大臣”载垣、端华及肃顺等人革职收监，罢免景寿等军机大臣职。3日命奕訢为议政王，入主军机处，并以桂良等五人为新军机大臣。7日改年号“祺祥”为“同治”。8日下诏赐载垣及端华自尽，肃顺处斩，景寿、匡源、杜瀚、焦祐瀛褫职，穆荫遣戍边疆，此案即为清史上的“辛酉政变”。
啥也不懂的6岁幼童载淳即位后，其无所不能的生母慈禧太后即开始了长达12年的垂帘听政，直到1873年他满18岁时，长期操控大清国军政大权于股掌之上的母后慈禧才泱泱地在形式上结束了垂帘让儿子亲政。只可惜多年来啥也不管不问、只知道吃喝玩乐嬉戏游冶甚至私下溜出紫禁城嫖娼狎妓的同治帝“亲政”不到两年即一病呜呼了。毕生酷爱政治权力的老佛爷慈禧于是又安排了一个青年皇帝光绪“继位登基”，自己当上了太皇太后，继续垂帘听政。
其实到同治皇帝“即位”时，以前曾经“强过富过”的大清帝国在遭遇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重创之后，国力已出现了极为严重的衰退，国家已到了内外交困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在借重依靠汉族大吏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及沈葆桢等人彻底平定了太平天国、捻军及西北回民之乱后，大清国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政见分歧，并形成了希望借助体制改革救大清的“洋务派”和希望依靠祖制礼义保大清的“保守派”。“洋务派”希望借助引进“西学洋技”重整大清之国威，领衔人物为议政王奕訢、大学士文祥、桂良及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与张之洞等；“保守派”则希望用“礼义”救大清，领衔人物为同治帝老师、大学士倭仁及宋晋等。两派严重对立，争端冲突不断。
面对“洋务”与“保守”两派的各持己见势不两立，面对大清国岌岌可危的局面，一心希望能让大清朝能延续千秋万代的慈禧太后与时俱进地偏向了“洋务派”，甚至在同治帝亲政后龙颜偶怒下诏革除了议政王奕訢的世袭封号改贬郡王后，还下令儿皇帝收回了成命，以安抚笼络改革派之臣心。
得到老佛爷支持的“洋务派”终于能够实施他们的体制改革了。他们在十余年间也还真的办了许多实事，知名者如下所述：
委托美国退休驻华公使蒲安成率领“大清使团”赴美访问，取经学习；设立中国首个“外交部”总理北洋事务衙门；设立中国首个“外贸部”三口通商事务衙门（驻天津，由直隶总督兼任）；设立了专门培训中国儿童外语的“京师同文馆”并首次利用美国庚子退款派遣了120名学童赴美留学；设立并开办了福州船政局及福州船政学堂；设立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广州鱼雷学堂、威海水师学堂、南洋水师学堂、旅顺鱼雷学堂、江南陆军学堂及上海操炮学堂。此外“洋务派”还引进西方技术人员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及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大型近代化军事工业。
只是大清的上述种种改革业绩几乎都与同治帝无关，如果真的记功，首先应该是“逼学太甚”的西方各列强国家，其次才能“洋务派”领袖人物以及终生野心勃勃的老佛爷头上。史学界有人评论同治皇帝18岁亲政后其实就干了一件大事，在国库与民间均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准备耗费1000万两白银（他除了让王公以下官员士绅捐款外，还毫不犹豫地挪用了海军军费）坚定不移地为“暂时退休”的皇太后慈禧重修毁于兵火的圆明园，同治帝的此项圣旨下达后，立即遭到了“洋务派”大员们的一致反对。
综上所述，在大清王朝内外交困窘迫形势下被国内外势力逼出来的“改制改革”或“洋务运动”能算得上“朝代中兴”吗？仅仅有限“亲政”了一年多的同治皇帝与这场莫名其妙的“中兴”又有啥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