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渡江战役”内幕

每年的4月23日都是“解放军横渡长江天险、攻破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的重要纪念日，江苏省及南京市有关方面也都会在这一重要日子隆重举办盛大的纪念活动，十多年前还花巨资在长江边建造了规模宏大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因为历史兴趣所驱使，笔者则想从历史角度回顾一下当年的渡江战役历史，闲话一些鲜为人议但实际非常关键的内幕细节。

1949年元旦后的1月21日，为配合在北平的国共和平谈判，蒋介石辞去了中央本兼各项军政职务，将维持半壁江山及彻底结束内战的重任托付给长期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的桂系实力人物李宗仁代总统及其智囊、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自己则隐退浙江奉化故里。

约1949年3月份，军方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研究长江与苏南地区的防务问题。与会者有参谋总长顾祝同、京沪杭卫戍总司令汤恩伯、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及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国防部、参谋总部、联勤总司令部、陆海空军等各部门各作战单位的高级将领（时任国防部长徐永昌是否出席不详）。

会上，负责编制江防作战计划的国防部作战厅（三厅）厅长蔡文治中将（后曾任国民政府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在汇报完作战计划后，突然面对多位高级长官大发雷霆，一边大声抱怨自己无法为自己的计划部署配备有效的兵力、装备和弹药粮草，同时还猛力扯开自己的军服导致铜纽扣四方飞蹦，愤愤地表示“自己不想干了”。

见此情景，汤恩伯总司令拍案而起，大声斥责蔡文治“耍小孩子脾气”，同时掏出怀中的“总裁手谕”宣读，并再次责骂蔡将军逼他出此下策。手谕内容令与会众高官惊叹而止。原来，紧锣密鼓的江防及苏南、淞沪保卫战部署只是表面文章，其实质目的只是拖延战局三到五个月，以确保政府机构、重要的学者专家、重要机器设备、战略物资、故宫文物和暂存上海的大量黄金白银外币能顺利转移到台湾（包括新招募的大批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青年士兵）。次要目的则是配合李宗仁代总统负责的国共北平谈判，争取获得包括“国共隔江分治”在内的两全其美停战与和平结果。此种战略机密若广为人知，势必动摇军心政心，更会失去谈判筹码，因此“外御内撤”战略计划要求高度保密自然也属必须之举了。

汤恩伯当年曾任广州黄埔军校学员大队长，因此和军校三期毕业生蔡文治除了上下级关系，还存在师生之情，怒火中烧的蔡将军闻此机密后也哑口无言了。

据近年来一些解密历史资料（包括收藏于美国的《蒋介石日记》）显示，作为一个国家政权的国民政府，其实在辽沈、平津及徐蚌三大会战失利后就意识到败局已定，因此早就开始加紧筹建西南华南地区的防务和制定撤至台湾岛的战略计划，面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百万解放军，靠剩余的有限军力军备在保卫苏南、上海、坚守华中、华南及西南地区的同时，若再严密防守武汉至上海延绵上千公里的长江沿线无疑既心有余也力不济（解放军直接参与渡江的部队人数多达100万，而国民政府能够组织到的江防部队则仅有70万余），同时还会对同胞手足造成更多的伤害涂炭。为此，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就秘密制定了“外紧内松”的江防及苏南、淞沪地区防务计划，中央军政部门及文化教育科研机构也自1949年初就及时启动了迁上海迁广州和台湾的撤退计划。

国民政府这一“名战实退”的战略部署在客观也上大大减少了交战双方的人员伤亡，大大降低了解放军渡江战役的战术难度（在湖口至靖江长达600公里的大规模渡江军事行动中几乎未遭遇到国民政府军任何成规模的军事阻击（下游具有重要防御价值的江阴要塞也在渡江战役之前经中共地下党策反而“起义”，对渡江的解放军部队已无任何的威胁），故双方人员伤亡和公私财产的损失程度均极其微小（据中共统计发布的战役数据披露，解放军伤亡约6万余，歼灭国民政府军约43万余），千年古都南京城也因躲过了炮火硝烟的蹂躏破坏而得以完好存在），同时也为国民政府军其后的西撤和迁台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退守台湾、金门、马祖及澎湖诸岛储备了相当数量的作战人员、知识分子及物质资源。

因为在整个“渡江战役”中，无论是汤恩伯部负责防守的中下游段，还是白崇禧部负责防守的宜昌至湖口中游段，1200公里长的江防线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攻防激战（国民政府军的基本战略态势就是成建制向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湖南、四川及贵州做战略转移撤退），伟大领袖在即兴发表的贺词中明确称此战役为“百万雄师过大江”，而安徽省巢湖当地人则称其为“大兵过江”；中共最高层也没有将“渡江战役”列入“辽沈”、“平津”及“徐蚌”三大战役之后的“第四大战役”。

注：文中部分历史资料来自三十多年前在某期《江苏省文史资料选辑》上读到的一位当年高级军事会议参与者的自述文章，作者姓名已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