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晚年谈蒋介石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年青时的陈立夫

1926年初，在美国完成学业后正在企业工作实习的采矿专业工程师、辛亥革命元老陈其美将军的侄公子陈立夫先生因其大哥陈果夫的不断函电催促，只好辞职回到了国内。

年轻的工程师刚刚抵达上海就收到了国内一大型矿业公司老板发来的任职聘书。但因大哥催促他立即赴广州为黄埔军校蒋校长效力的命令急如星火，陈立夫只好暂时婉辞了眼前的美差，准备先赴广州看看具体情况后再做计较。没想到晋见校长后，当即被蒋公以长辈身份强行留下担任其机要秘书，与另一年青秘书邵力子同住在蒋公的东山官邸内，专门负责处理蒋校长的大量事务，从此告别了自己所钟爱的矿业技术工作；北伐战争开始后担任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29岁即升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30年代初，身为工程师的陈立夫又奉命组建并执掌了中央情报调查机构；抗战期间又担任教育部长并坚决辞去了情治部门的职务。

1926年初，国民党依靠精锐的黄埔新军和苏联的援助，终于征服了粤桂闽滇各系旧军阀，基本统一了两广地区，但党政军实权却被牢牢控制在汪精卫及鲍罗廷、季山嘉等苏联顾问手中（因党中央组织部长这一重要职务继续由孙中山任命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担任，大批共产党人都在党政军重要部门中担任要职，如中央宣传部、军校政治部、工会、农会、妇女部和各级军队的党代表），蒋介石当时的职务只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校长兼广州卫戍司令。在汪主席“以党治政、以政治军”新政策下，蒋的工作处处受制受责，北伐大事一拖再拖；提交汪精卫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辞职报告也遭遇了“不批准不挽留”的怪诞结果；胡汉民、林森、居正、戴季陶、张继、邹鲁、石青羊及谢持等多位坚信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元老均纷纷离开广州，或出国考察或远赴华北等地开辟第二战场，在军阀治下继续宣传三民主义。

1926年3月中旬，因屡遭腹背受敌而心灰意冷的蒋公同意接受“赴苏联考察”的暗示命令，决定第二次赴苏联。陈立夫则奉命及时办妥了护照签证。在驱车送蒋校长去长堤码头的汽车上，年轻气盛的陈秘书突然大胆地问道：“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权在校长掌握之中，我们为什么不干一下？”蒋公听后无语，忽然命令司机掉头回东山官邸。但快到官邸时，他又命令司机掉头去码头。陈立夫随后又问：“校长，我们如果走了，总理所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担负呢？”蒋无语沉思片刻后，又对司机毅然决然地说：“回东山官邸”。因后座与司机之间隔有玻璃，此事只有蒋陈二人所知，陈立夫在自己八十岁获颁中山奖章的典礼上才向本党中央的同志说出了这段保守了五十多年的秘密。

陈立夫1960年回到台湾时受，蒋经国亲赴机场迎接

1926年3月18日深夜，在东山官邸值班的陈立夫被陌生来客敲门惊醒，来人自称姓胡，必须立即面见校长。陈立夫说校长已就寝，不便传达，但突然想起校长“特殊情况也不能耽误”的嘱咐，便去扣门请示校长，蒋公随即安排与来客入书房密谈。陈立夫不认识来人，也没有参与记录谈话，更不想打探谈话内容，他只是在后来才得知，那天的深夜来客为蒋校长的浙江同乡兼老朋友胡公冕先生，系中共的重要军事干部。

3月20日早晨，蒋校长独自乘车去黄埔军校，陈立夫奉命留官邸值班。中午前接校长电话指示，要求他对所有访客都不得透露其去向（当天上午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确实曾三次来电询问蒋的去向，最后还因陈秘书表示不详校长去处而愤然挂了电话）。事后，陈立夫才获悉了这天所发生的事。原来，蒋校长当天早晨驱车到达黄埔时，突然发现海军炮舰中山舰正停泊在黄埔港内，且已完全卸去了炮衣，一副待命射击的架势。蒋公明白，没有他的手令，中山舰是绝对不可能从广州港自作主张驶来黄埔的，其中一定有异。他立即取消了去军校视事的计划，改乘汽艇去广州隐蔽在一水泥厂内，向各方查询情况并安排应变措施。所幸当时驻扎广州地区的军队是蒋能直接指挥、以黄埔学生军为主力的刘峙和蒋鼎文部（北伐时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第一和第二师），该部接获紧急军令后迅速出击，包围了苏联顾问团住地及总领事馆等地，控制了广州市的车站码头、重要街区及路口，收缴了中共控制的工人纠察队枪支四千余，并逮捕了违反军令涉嫌“兵变”的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等军官。

陈立夫先生几十年后在其回忆录《成败之鑑》中还记述了蒋校长在“中山舰事件”善后处理中的果断、宽容、仁慈和顾全大局风范，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  3月20日晚，刚刚平息了中山舰事件的蒋校长随即给汪主席写了亲笔函，嘱陈立夫誊写后立即亲送汪公馆，蒋公在其信中对汪精卫没有任何责怪或指责之词，只是提醒他不要太轻信共产党，希望他能和本党同志齐心协力推进北伐大事等。陈立夫在送信抵汪公馆时才得知汪夫妇已连夜秘密逃往香港了，行前既没有通知其他党政军领导人，也没有给蒋先生留下任何的片言只语。

·  为了不刺激苏联及合作者中共方面以便尽早实施并完成统一中国的北伐大业，在逮捕了李之龙舰长等“兵变”军人、驱逐了军委会苏联顾问季山嘉后，蒋校长又下令逮捕了抓捕李之龙等人有功的海军学校副校长欧阳格和广州市警察局局长吴铁城等人，还婉转地请刚从苏联回到广州的国民党“右翼元老”胡汉民先生继续去外地“考察”（与胡先后离开广州的还有孙总理的亲密助手、党国元老伍朝枢先生），希望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中山舰事件”对政局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

·  北伐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调查机构在苏联驻北平大使馆文件中发现了“共产国际”当年严厉批评鲍罗廷及其顾问团“轻举妄动”的电报，但蒋公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没有借此证据“痛打落水狗”地“深挖狠批”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的“反党反革命罪行”。

·  在随后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对北伐事宜做了具体的安排部署。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决议案》决定：免去谭平山的组织部长职务由蒋介石兼任（由刚从上海调来的陈果夫代理）；要求中共方面提交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完整名单（中共方面始终没有执行此决议）；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只能占三分之一的委员；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主官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但不包括军队政工部门）。

·  为确保北伐和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蒋校长除了和李济深、谭延凯、朱培德和丁惟汾等在粤实力人物充分沟通并达成共识外，对明显涉嫌策划和参与了“中山舰事件”的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原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原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及汪精卫军师顾孟余等人，非但不予任何追究，反倒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蒋在当年7月还提名任命邓演达担任了总揽军队政治工作的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在黄埔军校“清党”过程中甚至对平时积极参与“青年军人联合会”活动的在校中共党员，也只是要求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信仰后，或留下继续学习或作退学处理，后来大名鼎鼎的“起义将领”李默庵、廖运泽和侯镜如等多位黄埔一期学员均系当时明确表态“愿意跟随校长”而留校并获逐步晋升的人士；而对明知有左翼思想的原机要秘书邵力子，也只是在陈立夫到职后不久派遣其赴西北军阀冯玉祥部从事“统战”工作而已）。

陈立夫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还回顾了蒋公“在国民党第二次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却在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应孙中山先生要求而落选”的博大胸怀，他认为蒋先生的“仁慈，体谅他人，是他最令部属敬佩和感念的”品格，他出自内心地表示“假如由我来写中国近代史，我一定要这样说：对于中国的统一及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艰钜事迹，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蒋先生个人的功劳。”

作为国民党中央资深的组织部门、情报调查机构及教育部负责人，陈立夫先生在去台湾之初即开展的“国民党改造及反省”活动中，鉴于其所主管部门在大陆工作的失败而与其兄长陈果夫均被蒋委员长从严确定为重要责任人，引咎辞职彻底退出了政坛，随即便携夫人子女去美国乡村经营小型养鸡场为生兼读书思考著述，直到1960年才返回台湾颐养天年并完成了自己构思多年的著述《四书道贯》，直至以101岁高寿跨鹤西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