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二战罪魁中反思彻底的日本国

日本国是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罪魁之一，其狂妄野蛮的军国主义侵略行为既为中国、东北亚、东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人民，也为其本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在其无条件投降结束战争后，也成了二战之后在反思反省国家政治体制及战争罪行的程度方面堪与另一大罪魁德国并驾齐驱的国家；在彻底摆脱天皇神权及军国主义阴魂纠缠与束缚方面，新日本国也毫不留情地实施了大量真正洗心革面的改革。

鲜为人知的是，在日本首都东京都千代田区，真正忏悔侵略罪恶的日本人还于1999年建造了一所附属于日本国立博物馆的“昭和馆”（昭和时期自1926年12月至1989年1月，其间在位的裕仁天皇主导、酿成并亲历了所有的民族灾难、家园重建及国家振兴），该展览馆以当时的国民生活用品实物、历史图文及音影资料等多种形式，生动形象地介绍了日本国在二战及战后复兴时期的跌宕坎坷悲剧史。每个月都会有东京及附近地区的中小学生组团参观这所疑似“自曝家丑”的特殊展览馆。

主旨为反思罪恶与苦难的昭和馆共分七层，自下而上依次为咨询台、放映室、特别展会场、研修室、图书室、音影资料室及常设展厅，除常设展厅外，其他楼层均免费参观。参观者由七层展厅入口进入（也可借用一台语音导游讲解器），即可由上而下信步参观。

常设展厅则以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为分界点，详尽展现了日本从1935至1955年这20年间的日本社会万象，并着重介绍了日本国民在对外侵略战争及战后复兴期间艰苦甚至凄凉的生活，其展览主旨显而易见是让政府与国民“回首昭和，忆苦思甜，反思历史，走向光明”。

七层常设展厅一侧的玻璃展柜中悬挂着一条泛黄的白色布带——制作于1940年的护身符“千人针”，该护身符是日本政府当年给全体日本国民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典型标志。随着二战的爆发，越来越多的日本男性公民被征兵走上侵略战争大战场，政府的战争动员部门便号召留守家中的女性走上街头，以求一人一针的方式制作长达1米的“千人针”送去前线，作为供自己亲人防弹避灾的吉祥物，千人缝制“千人针”这种洗脑后的狂热一度还成了日本全国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寻常风景线。

展厅中陈列的大量战争期间的实物资料（如报纸、图书、宣传画、政府文件及各种器物）显示，在战争期间日本的新闻媒体也不甘落后，除不遗余力地以各种形式介绍宣传“大东亚圣战”和“武士道精神”外，还派出大量的记者、报道员、作家及摄影师奔赴中国及东南亚前线积极采访大肆宣传大日本皇军的赫赫战果，想方设法刺激日本国民的战争激情。

而日本政府教育部门在军部的强力指导下，为了积极支持配合战争，自1933年开始又对全国各级学校的教科书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大规模修订，加入了“鼓励国民为天皇献身”等大量的军国主义新内容；1941年，文部省还将全国的小学统一改名为“国民学校”，用治军理念及军事化措施严格管教少年儿童，以获取最全面最充分的军国主义思想洗脑之效。

为了最大限度地加强国民思想意识与权力的集中，日本政府甚至还制定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甚至不惜开展对儿童的军国主义思想教育，让幼小的孩子玩“模仿士兵争斗”的“战争游戏”及“模仿照料伤员”的“护士游戏”。政府还于1938年和1939年先后颁布了举全国之力保证军需供给的《国家总动员法》及强制征兵的《国民征用令》；并将每年9月的第一天定为“兴亚奉公日”，要求国民在这一天戒酒戒烟，参拜靖国神社，进食一颗咸黄梅配米饭的“日之丸便当”以表达与前线军人同甘共苦的意志。

随着侵略战争战线的不断拉长，日本国的人力与物力均开始出现了严重的匮乏，日本政府即开始严格控制国内的民生物资使用，号召民众用陶制品替代铁制品，用木炭替代石油，并于1941年下达了《金属类物品回收令》，将居民家的饭锅、脸盆、水桶、纽扣等铜铁制品甚至寺庙内的钟鼎铃及学校的铁门统统都回收用于制造兵器。不久又出台了城市居民粮食、食油、布匹、棉花等生活必需品的凭票配给供应制度，一时间，“战胜为止，不可言奢”、“奢侈乃大敌”之类的宣传标语贴满了全国各地的街头巷尾。

在偌大的展厅中，日本政府也清清楚楚地以数据形式展出了当年侵略战争对日本国民造成的巨大伤害：

·  截止至1945年8月15日，对外侵略战争为日本留下了310万死亡人数，1500万无家可归的难民及超过300万的失业人员；

·  据日本警视厅公布的数据显示，1945年10月末的黑市砂糖价格比上年翻了270倍，黑市大米翻了132倍（1947年东京地方法院法官山口良忠竟然因遵守临时政府《食品管理法》拒绝购买黑市食品而导致营养不良而致死，展厅里还陈列了他的遗书）；

·  战败后滞留海外的660万日本人陆续回到国内，对国内的物质匮乏更是雪上加霜；

·  据文部省自曝家丑公布统计数据，截止1946年日本全国有3556所学校被毁于战争，涉及全国学生数达200万人；

1945年10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制定了包括“男女同权及妇女解放、对劳动者团结与组织的支持、教育自由化、废除专制与国民解放及经济自由化”等五项内容的“五大改革指令”；随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又雷厉风行地实施了“解雇宣扬军国主义的公教人员”、“解体财阀”、“冻结皇室资产”及“实施土地改革及政教分离”等一系列措施；又在两年后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及《学校教育法》，彻底杜绝了军国主义思想死灰复燃的可能性。

1946年11月3日，在以盟军司令部法务官米罗·洛威尔美军中校及惠特尼美军准将为首的盟军占领当局民政局“制宪小组”主持指导下，在日本临时政府自由派领导人及广大日本老百姓的支持配合下，断然否决了日本保守派修宪委员会“换汤不换药”的“日本特色修宪草案”，一部充分体现“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及和平主义”三项基本原则的《日本国宪法》正式颁布并于1947年5月3日正式实施，原《大日本帝国宪法》（亦即《昭和宪法》）彻底废止，皇权专制变成了“三权分立”，天皇从“神”变回了人，日本人民则从低眉顺眼的“臣民”变成了昂首挺胸的公民或国民；任何个人、组织或团体轻易即可发动战争或修改《宪法》的可能性永远变成了零。

1952年4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统管日本的历史就此落下了帷幕。1955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终于恢复到了战前的水平，日本战后复兴的第一阶段也顺利结束了；到1960年代初，善于反思反省的日本国又重新跻身进入了世界七大强国之林，后来还一度成了全球的GDP老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