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清“师夷长技以制夷”国策之批判
可悲的是，“洋务运动”的绝大多数领军人物及高级幕僚（知名者如恭亲王爱新觉罗·奕䜣、林则徐、张之洞、曾国藩、李鸿章及盛宣怀等）因受本人知识结构的限制，在多番绞尽脑汁地摸索探讨后，却为国家的“振兴图强”开出了一个完全“治标不治本”的大药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方针及相配套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七字韬略，并获得了更缺乏现代知识、只想“修修补补”的咸丰皇帝、慈禧太后、同治及光绪皇帝的认同赞许，从而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转型走上了一条后患无穷的可怕歧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方针里作为“体”的“中学”实际上就是影响并拖累中国社会数千年之久的“儒道法”、科举取士及重农轻商等传统文化思想，大清皇帝及“体制改革”设计师们均认定改制必须以此为“体”，充分说明他们继续承认其正确性，坚决不能改变，不允许被任何外来的思想理论所替代。而八字方针里的“用”则是大清国没有但他们认定的“好东西”，如快枪、炸弹、坚船利炮及军工厂（朝廷一度还因惧怕会惊动“龙气与龙脉”而坚决抵制过铁路及电报）；对他们完全不了解的“西学”中的非物质内容（如现代宪法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教育制度、产权制度及言论自由制度等，可简单归纳为一个希望向现代化转型的国家需要实行的“制度”与需要走的“道路”），则一概视为洪水猛兽，强烈担心如果引入天朝，必会败坏民风，祸害社会，搅乱国家，因此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抵制。
晚清大名鼎鼎的洋买办、现代企业家及思想家、著有《盛世危言》、《易言》及《救时揭要》等多部改革建言书籍的郑观应，是一位最早强烈提出“立宪法、开议会、行司法、兴教育、创实业、全方位改革、重构新社会”的杰出人物，其思想理论除了在光绪皇帝“百日新政”过程中被短期借鉴外，在晚清的大多数时期都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强大主旋律声音给淹没了。
至于晚清改制设计师团队所精心泡制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七字韬略，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八字方针相比，就更加荒诞不经，甚至还涉嫌“阴谋论”了。首先“夷”在当时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贬义词，大清帝国将自己能够管辖的华夏地区视为“天下”，华夏之外的地区则一概视为落后、贫困甚至野蛮的“夷地”，对所有的“夷人国家”只能称之为“夷邦”。
“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最早出自《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意思是用好的制度去改变愚昧落后者（夷人），没听说改造者会变为夷人的。倡导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鲁迅先生也在其《拿来主义》中说：“人吃牛肉是绝不会变成牛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著名思想家魏源受林则徐之托，于1842年编写出了巨著《海国图志》，其中首次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理论。他在该书《原叙》中谈及了自己的著书目的：“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而“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所谓“制夷”，即抵抗侵略、克敌制胜。在这个主张里，师夷是手段，制夷是目的。
通过“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根据对魏源先生相关言论的分析，笔者迄今还没发现他持有在“师夷长技”成功后要打击、征服或消灭“老师”的“制夷”念想。
魏源在其著作《海国图志》中提出的这个著名主张，表现出了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处于巨大变故中的中国人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新课题。这一思想后来也成为向西方国家学习的思想源头，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此理论后来也成了“洋务运动”甚至“维新变法及辛亥革命”等革新运动的启蒙之声。但同样受制于狭窄片面的知识结构，魏源的改革思想理论及实践，与积极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日本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就相差几十条街了。在福泽谕吉亲力亲为的理性影响下，日本人从来没有将西方国家视为“夷国”或“夷人”，他们既需要西方国家的“长技”，也非常需要他们的“西学”（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派出大批人员赴西方国家进行大规模且多方面的考察学习，还在荷兰、法国、英国、意大利及美国等西方国家购买了数量惊人的各类书籍资料）。
“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理论的流毒在中国后来的一波三折的社会转型中，并没有彻底绝迹，即将进入新世纪时，随着国力的发展增强，许多信心满满的爱国者开始走上“制夷”之路了，他们大声疾呼提出要“持剑行商”，要与西方国家“共掌世界”，“中美共治”；而《中国可以说不》、《中国不高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及《厉 害了，我 的国》之类的书籍文章视频作品也络绎不绝问世。2013年，一家不知背景为何的“秦安战略研究院”旗下的“美国工作组”核心成员张志昆还踌躇满志地公开发表了一篇火药味浓浓的雄文《“中国梦—请西方教师爷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