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昆霖：死传统与前科学—— 对基本元素的个性化想象｜雾列
何昆霖/文
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摇动，全体冰结，像珊瑚枝；尖端还有凝固的黑烟，疑这才从火宅中出，所以枯焦。这样，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为无量数影，使这冰谷，成红珊瑚色。
——鲁迅《死火》
《对宇宙基本元素的个性化想象》是鲁迅专家钱理群读鲁迅个人散文的晚年文章。我在二十八岁的年纪读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对一位四十作家再创作的文字，如同生命中同时踏入三条河流。钱理群的鲁迅是一个虚无主义的鲁迅，消极面对一切对传统与未来的美好愿景；过去充满丑恶，而未来是更加惨痛的乌托邦想象。大部分现代人拒绝接受这种对未来消极的人生观，反之更愿意追捧斯蒂芬·平克这样的科学理性的乐天派。就我而言，先看透一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反而一种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尤其是当你不情愿的处在一个弱势的地位上。
发明科学精神的古希腊人很早就预测到世界的本质是以“原子”的基本微观单位构建而成，并给予其灵性与人性的想象。受启发的文学家会说，当两个“原子”碰撞时，爱情诞生，宇宙运行。现代物理学家埋头苦干让粒子撞来撞去，通过科普告诉大众，我们的本质只不过就是一颗颗粒子与弦。科学主义者干脆直接自信地表述：现代所有学科只不过是物理学的注脚而已。还原论的思维下的学科鄙视链早已经不是科学与人文之争，科学体系内部何不如此？作为21世纪“人类未来”生物科学，新生代的生物学家如果还是停留对于动物，植物的生态习性的表面化观察，而不以微观的、数理的方式去研究生物的DNA、蛋白质分子结构，将不会获得科学共同体以及权威期刊的青睐。
信息时代下的中国传统文化早就是无法被粒子化还原的前科学思维，它是死火，是搓搓有型的焦炭骨架但早已经失去颜色。一部分的人想复古，寄托于宋人的气与唐人的魂。只不过这种自信只是踩在云上，一个拿着科学做武器的辩论中可以用这一工具可以轻易把你拽下地面。鲁迅的死火是拒绝美好的追忆过去，它掩盖其历史造成灾难的种种。寄托未来的进步派更多是年轻人的特权，要不将自己全部信仰交付于理性，要不努力让AI与水墨书法产生某种语言上的联系。但还原一切文化的粒子世界观又怎么能容忍的下一个地区历史性的人类知识存在？死火看透的自己最后的命运，它知道一切对未来的美好期待都是虚无，传统文化跟现代数理科学的思维本质不相容的现实已不可改变。
既然过去与未来都不可期待，那么必须要面对现实问题的传统语言该如何走下去？也许我们要跟死火一样跟当下与现实搏斗，以向死而生的精神去处理它。既然科学介入进艺术已无法改变，那么我们为何不从“死科学”中找到出路？对科学史家来说，博物学就是一种“死科学”。它是一种人根据有限的地方性知识总结的经验科学。科学史家希望能从古希腊最原始的求真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出发，努力改变现代人对科学只能按照数理进行工作的看法。从理转文的鲁迅就是一个业余的博物学家，他给日本的植物学教师做课程翻译，回国后带着学生去西湖采集植物标本，理性地观察各种植物的生长习性。《呐喊》中的名句都来于自家院子里的丁香，白杨，月季，枣树……博物学的开放性与其整体性思维反而能替人文学科找到其生存的出口，这也是鲁迅用个人情感与风格去描绘冰，火，土这类宇宙基本元素物质的深层动机。如果我们同意科学史家扩大对科学定义的工作，认同历史上被淘汰的“死科学”的思想方法也属于科学的范畴。不是数学天才的普通人就能以一个业余博物学家的角度去观察身边的地质与植物，它不需要高深的数学知识和严格的实验训练。一个好的博物学家同时又是必须得有诗人般大胆又细致的想象力。而传统文化中的类比思维反而能够给作为“死科学”的博物学更多工具资源。在我生命中，这一经验的获得在旅行社。
改革开放后，父亲是江西最早一批经营旅游公司的个体户。在那个创业野生的年代，由专业导游带队，集体行动的跟团式旅游是当时国民出行的主流，有着社会主义中国时期的大锅饭食堂特色。对于旅游公司而言，能否给游客安排一次看似省钱又丰富的旅行，就能抢先占有当地旅行社行业的市场口碑。在此前提下，导游作为这场集体旅行服务业的核心地位就如同明星控卫一样重要。一个优秀的导游的训练可不是现代化工厂生产一个iPhone那样简单高效，作为个人的导游，为了获得游客的欢迎，他必须训练自己如何在字里行间中塑造个人的语言魅力，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博学家式的相声演员，学会如何在乏味的长途巴士旅行中不断地带动游客，共同制造电视综艺节目式的娱乐活动，或在某历史遗迹中变成一个高晓松般多舌的民间历史学家，亦或者在能让自己赚取回扣的购物景点中，变成一个罗振宇式的成功诡辩讲座博主，让带着闲钱消费的游客能够毫不犹豫地购买当地的玉器，茶叶。但与他们真枪实战地去介绍山水景点时所展现的魅力时，之前的一切雕虫小技可谓小巫见大巫。
自然面前，文化平等，各国有各自壮美诡异的山水，但为何我在美国怎么也感受不到中国那种怪石林立的感受。制造出如此多现代文学经典的美国文学居然在形容北美壮丽风景时如此词穷。转念一想，是不是他们缺少跟团旅行的导游文化？美国自然公园的景点多以人名或者是简单的名词去命名那些最具特色的景点。对有幸能让自己名字成为景点中探险家，历史名人，慈善家，来说，是展示自己个人英雄主义成就或家族资本实力的印证。但对游客来说，那些用个人名字命名的景点并不具备任何实际的意义，彼此之间也无联系，只不过是徒劳增加游客指引负担的乏味字母组合。中国的景点反到如苏州狮子林那般诡异多变。百步就能发现一个隐藏在山峰之间的神话传说，景点导游通过引导观众去观察那些山峰奇石的形状，瀑布流水形成的灵动曲线，树木在堆积聚散自然排列出的深浅图形，都能被导游通过拟人化比喻成为一段从大爷到调皮男孩都兴奋不已的历史典故中的生死权谋，或是一段琼瑶般让大妈至少女情动的爱情往事。看！那块石头是不是像一个猴子屁股。这个开场白下，一个大话西游的调侃典故呼之欲出，不同的导游还能编造出带有自己风格的大话西游。爱听相声的游客，可不会寂寞，因为他们知道，跟着导游走，故事就听个够。
如果只是某某富豪聘请的一个私人导游，那么万能的金钱在这里也不能够发挥其功效。故事必然要大家一起听才会有趣。我儿时印象最深的一次故事体验是桂林阳朔的九马画山。想看九马画山必要走水路，水路之下，又以小船或竹筏最受游客欢迎。小船载着游客漂流过个个岸边或水面上奇异的山川，每个都能被导游绘声绘色地用故事雕刻打磨成日后记忆中无法忘却的艺术作品。当小船漂流到旅途的中段时，水平线露出的九马画山即高潮的前戏。导游一见，便拿着扩音喇叭，豹子式地窜到游客前方，替游客展图细览石壁上的深浅斑驳。但有经验的导游可不会就让游客停止在视觉的观看之中，他知道如何互动永远是替游客留下经验的最有效方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这座石壁上看出匹马，大部分人只能看出四匹马，尼克松看到了七匹，英女皇看出了八匹，本国的某开国元帅则能看出比九匹还多一匹的十匹马，各位可以互相比比，谁能看出更多的马，谁家的小孩日后就会更聪明。” 这下，我可就遭了殃，望子成龙的父母必然要逼着自家小孩数出更多的马。虽然我消极避战，但也打趣地看着团队里其他的游客家庭互相之间的竞赛，这时家庭与家庭之间，增添了更多的联系与更深的集体价值。
我们该如何解释中国山川景点中充满着什么像什么的一种视觉观看或者是知识逻辑？台湾大学的郑毓瑜在其著作《引譬连类》中阐述了中国传统认识世界的基础认识论。“引譬连类渊源自中国我们以前讲赋比兴的比兴，那么这里面引譬我们把它引用于譬如，就好像借此喻比，借的这个说那个这叫引譬对不对，然后连类就是把一些不同类别的东西或者相近类别的东西把它连锁起来，让它发生关系，此之谓引譬连类。”
中国传统文学在描绘风景时，将文人面对的风景与自然拟人化，让其有着好似和人类共通之情感，将人与天地万物的情感之间做一种类比似的串联。中国文化中情与景，物与人彼此之间的互动指涉，充分调动出跟团游的同情共感之欢乐优势。其中必须要人具有地方性的博物学知识才能说的有趣，激发氛围。而大部分西方地区的文学中，风景，时节往往只是一种表达人类体验的附属物。唯我论的传统下，人被提升至中心的位置。二战后西方文明意识到试图用人类理性构建宏大世界观的乌托邦垮塌，重新强调物与自然所具有的“生命性”与“灵性”在如今反而成为了西方艺术，文学中活跃的话题。传统文化必须去面对以及讨论当下的科学与科技无孔不入的问题，它才有可能继续为当代艺术文化语境提供资源。即便未来会不可避免地朝着更为科学主义的方向走，死火一般向死而生的态度反而能唤醒过去美好的回忆或更加勇敢地直面遥不可及的未来。
关于作者
何昆霖，1992年生于江西，南昌。生活工作于加州旧金山。作品通过多种形式讨论东亚文化知识与理论的生产，非西方现代主义以及博物科学与文学写作在当代艺术中的实践。近期撰写以华语语系为视角，重新关注1949年后，香港，台湾，东南亚以及华裔离散群体的现代主义绘画创作的文章。
本科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2016年获旧金山艺术学院创作艺术硕士，2018年学习于Skowhegan 绘画与雕塑学校。他参加的主要的学术展览和驻地有：毕米思当代艺术中心（2020），麦克道威尔文艺营（2020），Drawing Center（2019，2018），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2018）赫德兰艺术中心（2016-2019），旧金山华人艺术中心（2016）等，2019年获得入选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举办的SECA奖决赛名单，2020年获美国Pollock-Krasner基金会奖。作品被永久收藏于伯克利美术馆和太平洋电影资料馆（BAMPFA）以及迪赛塞特博物馆。作品与写作曾发表于纽约客，Yishu中国当代艺术杂志，中国摄影，Artforum中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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