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谎言里的孩子，失声的大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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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黑暗的理性到来之前，用以丈量童年的是听觉、嗅觉以及视觉。作为同样以儿童视角描绘纳粹与二战的电影，不同于《穿条纹睡衣的男孩》的细腻、悲凉与残酷，《乔乔的异想世界》用丰富的色彩刻画出二战时期，一个立志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孩子要面对的世界：
家里贴满希特勒海报与纳粹旗帜；在课堂上学习如何投掷炸弹以及关于犹太人的理论知识，相信他们是生活在幽深的洞穴里，与蝙蝠为伍的怪物；在饭桌上与期待尽快结束战争的母亲争吵，张口就是“我们会把敌人碾成渣滓，然后把他们的坟墓当厕所”，还有一个只活在对话里的父亲。
电影原著作者在访谈中提到，她想要探究的是当另一群人接管这个世界，教育体制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每个家庭会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尤其当父母并不赞同学校的做法时，应当如何应对？
电影里呈现的不只是荒诞夸张的故事，很大一部分也是那个特殊时期的真实历史：
坚韧和盲从从走路时就已经灌注到身体里；服从于家长与学校以外的权威，并常以举报父母与老师的方式来维护“谎言”。
理查德·埃文斯在《当权的第三帝国》中以私人材料、官方档案、数据分析勾勒出普通德国人在这段历史中的鲜活命运。
“谎言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它有悖真实，而是在于尽管并非真相，但在一些人心中它却成为了真相”。
一、希特勒青年团：
灌注到骨子里的坚韧与盲从
即便集权化的德国教育系统已完全被国家控制，传统中小学教育对实现纳粹教育目标的贡献却依然有限。希特勒在1935年的纽伦堡纳粹集会上宣布：
在我们看来，未来德国的男孩必须身体修长柔软，迅捷如猎犬、坚韧如皮革、强硬如钢铁。我们必须培育出一种新的人类，男孩女孩从里到外都健康守纪。我们已经为德意志人民创造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这种教育模式已经开始在年轻人身上施行，并将持续终身。它以孩童作始，以“老兵”为终。再也不会有人说自己曾孤独无助。
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被要求将这份演讲背熟，在升纳粹卐字旗时朗诵。
希特勒青年团对青年的思想灌输无休无止。
尽管青年团借鉴了当时青年组织的模式，组织了登山、露营、唱歌、礼拜、庆典、体育和游戏等活动，但并不像过去的青年运动那样是由青年自己管理组织的，而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组织，推崇领袖原则，听从帝国青年领袖席拉赫发号施令。
青年团对开展的活动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申请加入者必须以个人名义宣誓效忠希特勒。他们的训练受法律约束，属于义务行为。
所有年龄段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都有一个贯穿全年的课程表，内容包括“日耳曼人的神祇和英雄”“德国二十年来的斗争”“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战友”“人民及其血统”。他们唱的是纳粹的歌，读的是纳粹的书。
一沓沓经过特别准备的资料指导着青年团的领导们应该对集会上的孩子和年轻人说什么，为他们提供进一步的灌输材料。后来，军事训练日渐成为首要事务。即使申请人再年轻，也必须接受医疗和体质测试才能成为正式成员。
青年团训练中，男孩主要学习队列行进、摩斯密码，而女孩着重于学习战地护理和防空技能。
对男孩子来讲，青年团在体育等活动中不断强调竞争、斗争、英雄主义以及领袖精神对他们颇有影响。社民党特工在1934年秋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类似事件肯定还有很多）：
和我同住的一位同志有个13岁大的孩子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最近有一次他结束训练之后回到家里问自己的父亲：“你当时为什么不反抗？我鄙视你，你简直没有一丝英雄气概。你们社民党算什么东西，就该被揍个稀巴烂，因为你们全是孬种。”他父亲告诉他：“你根本什么都不懂。”但那个孩子笑了，显然他更相信青年团上级的话。
老一辈的社民党人绝望了。一位老党员抱怨道，整整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对工人运动没有任何概念，成天都在听什么‘英雄和英雄主义’。这一代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听我们说什么。”
但是，尽管年轻一代接受了大量的军事训练和意识形态灌输，但青年团对他们的影响却是正负参半的。作为一个基于自发为某个理念而战的精神建立起来的机构，它越是强迫青年人为国家利益服务，对年轻一代的吸引力就越小。
意识形态灌输常常流于表面，因为希特勒青年团的多数领导人都来自以粗鲁和反智著称的褐衫军，不像上一代青年运动领导人那样受过良好教育。
因此他们并未牢牢掌握何为“国家社会主义理念”。一位稍有头脑的青年领导人认为，如果出现了政权更迭（比如战败），多数青年团领导人“在适应新政权时不会遇到太多思想上的困难”。
一个青年团成员在几年之后回忆，他10岁加入青年团时很“兴奋”——“当同志情义、忠诚和荣誉等生活理想摆在一个男孩面前时，哪个男孩不会感到兴奋？”——但很快他就发现“强制和无条件服从......太夸张了”。
还有一个成员回忆，“无休无止的方阵演练”实在太无聊了，稍微犯了一点小错就会受到严厉责罚。然而没人抱怨，因为证明你的坚韧是继续下去的唯一方法，不过这也有它的效果：“坚韧和盲从在我们能走路的时候就已经灌注到了身体里面。”
二、被举报的家长：
每个家庭都在爆发战争
大量的社民党观察家并未将此看作长夜尽头的曙光，他们悲观地报告说，年轻一代已经和老一代坚守的价值脱节，在希特勒青年团和学校训导的影响下，年轻人完全成了纳粹意识形态的猎物。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希特勒青年团运动以及日益纳粹化的学校教育还是在父母和子女之间制造了隔阂，很多父母们仍然坚持着从小到大接受的传统信念，而子女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受到训导。一个社民党特工非常担忧：
反纳粹的父母很难对孩子施加影响。他们有两种选择：一是让孩子不要在学校谈家里面说的事情。这样的话，孩子们就会觉得，啊哈，原来家长还得掩藏他们所思所想。相反，老师可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看来，老师肯定是正确的。
二是告诉孩子自己的观点，不提醒他不要出去跟别人说，这样的话要不了多久孩子就会被抓走，或者至少会被老师叫去办公室。
还有更令人忧心的报告：一些父母不同意自己的孩子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于是孩子威胁父母，说如果他们阻止就去举报他们。对处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想要让身为前社民党员的父母不爽实在太容易了：只要用“希特勒万岁”而非“早上好”来问候他们就可以了。
“所以每个家庭都爆发了战争。”一个上了年纪的工人运动激进分子的妻子评论道。“最糟糕的是，即使在自己的孩子面前，父母都得小心翼翼、谨言慎行。”
因此，政府和纳粹党正在破坏家庭的社会和教育功能。巴尔杜尔·冯·席拉赫注意到了这一批评，但他信口雌黄地辩解称许多穷苦的工人阶级子弟根本没有良好的家庭生活。
一些中产家长抱怨得最凶的是他们的子女被强制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或者德国女生联盟组织的活动，以致整天不着家。对此，席拉赫说：“这些家长应该记住一点，希特勒青年团把中产阶级子弟招入国家社会主义青年团大家庭中，是为了让我们民族中最穷苦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
但是这些辩解日益引起工人阶级家长的憎恨。他们很多人都抱怨养小孩不再是一种乐趣。希特勒青年团的小孩需要制服和装备，这笔开销可不小，并且没有任何回报。
“现在有孩子的父母都在恭喜没有孩子的父母。父母能做的也就是给他饭吃，给他衣穿，而教育他的任务则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
一位老兵抱怨自己的小孩是希特勒青年团中的激进分子，言辞十分激烈：“我是个上过前线的老兵，我反对一切战争，可这小子却对战争着了魔，对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兴趣。简直糟透了，我有时候感觉他在我们家就是个间谍。”
部分社民党观察家反映，年轻人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之后在总体上变得更加粗野了。青年团内部禁止辩论和讨论，实行军事化制度，强调身体力量和竞争，因此男孩们变得崇尚暴力，侵略性极强，尤其喜欢欺负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加入青年团的人。
青年团成员出行坐火车的时候，只要车上的警卫在向乘客检票时没有说“希特勒万岁”，便会遭到他们的侮辱和威胁，他们以此取乐。
训练营中的孩子所受训练非常严酷，各种各样的伤病十分常见。训练完全不讲规则，也没有保护措施，拳击训练就是一例：“这种场合下，血流得越多，他们越兴奋。”
一个社民党特工记录，在希特勒青年团、冲锋队、军队和帝国劳役团这样的组织中，一种使人残忍化的进程已然出现。“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和他们对待人的方式将人贬低成动物，以及把所有与性有关的东西都变成淫言秽语。许多成员还染上了性病。”
“希特勒青年团的很多部门每月都会搞一次‘性游行’，和一战时一样。”希特勒青年团不提供性教育，说那是父母的责任。部分领导人还搞同性恋，但这些事情都被压下去了。要想像纳粹大举指控护理机构的天主教神父时那样，让媒体注意到这些事，那是绝无可能的。
对孩子在营地里状况不满的家长，以及为了孩子好把他们从训练营带走的家长可能会被控颠覆青年团，甚至有时还会受到威胁让他们闭嘴，如果再不停手孩子就会被“看护”起来。
三、被举报的老师：
学生服从的是学校以外的权威
希特勒青年团的桀骜不驯对学校教育造成了很大破坏。团里的这些青年活跃分子对学校的长辈愈发傲慢。
“当领导让许多男生信心暴涨，”一个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承认，“变得目空一切，拒绝承认其他权威。”
希特勒青年团在和校方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上风。团员在学校里面穿着青年团的制服，这种穿着渐渐让老师觉得，自己面对的学生首先服从的是一个学校之外的权威。
1934年1月，一个新的管理办法出台，希特勒青年团成为和学校平级的教育机构，使其成员自信心更为膨胀。青少年叛逆期的能量被引导着去反对学校等社会机构以及父母、家庭和教会。
1939年，鉴于学校教师和青年团的关系日益恶化，甚至连党卫队的保安处都开始表示担忧。
1934年一个社民党特工报告称，在当年冬天某学校每周一的集体晨练上，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校园领导人”在升国旗和唱国歌时（此时应该脱帽）告诉一个没有摘掉帽子的60岁老教师，如果下次他还不脱帽，就会被举报。很少有老师机灵到能够在不被举报的情况下夺回主动权。
科隆的一个中学数学老师做到过。他把几道特别复杂的算数题拿给教室里身着制服的两个希特勒青年团头目，对他们说：“希特勒青年团的人必须竖立一个好榜样，你们肯定能做出来！”
1933年8月9日，《德国教师报》宣称，历史应当客观的说法是自由主义的谬误，历史的目的在于教育人民明白斗争是生活的永恒主题，种族和血统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心，领袖决定了民族的命运。新教育方针的核心主题包括战斗勇气、为伟大事业牺牲、对领袖的无限崇拜以及对德意志的敌人即犹太人的憎恨。
此外，一些教科书作者似乎还暗中和教育部官员配合，在教科书中加入了很多意识形态中立的内容，使老师能够将教育而非意识形态灌输摆在首位，有一定的选择权。
在二战开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校内部已经不可能公开表达异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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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纳粹黑色教育：
只学为国而死，不学为国而活
夏芊若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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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纳粹时代长大的德国人后来在一部反省纳粹历史的纪录片中感叹道：“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学习为了国家而死，从来没有学习过为了国家而活！”
德国的教育之所以特别重视人的尊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民主的意识，注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摈弃暴力，这跟德国经历了“黑色教育”有着莫大的关系。如今在德国，维护人的尊严已成为全体国民自觉自愿奉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就是：“人的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和保护它是国家全部权力的职责。”
第二条是：“为此，德国人民确认不容侵犯和不可转让的人权是每个人类集团、世界和平与正义的基础。”
恰恰是德国，在这一点上有着极为惨痛的经历和教训。那就是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在纳粹党极权统治下的德国教育被称为“黑色教育”。
黑色教育
在纳粹之前的德国魏玛共和国，学校已经开始用民主的方式教学。德国教育家威廉·冯·洪堡(1767-1835)认为，人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国家的义务就是保障个体的自由。因此洪堡主张国家必须保证教育的自由和独立性，限制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干预，这样才能培养出好的国民，提升国民整体的素质。
在魏玛共和国(1919-1933)时期，德国教育的目的不是煽动公众，所有赞扬战争的教科书一律被清除。那个时期，每个学校建立学生家长的咨询委员会，家长、学生和老师对于教学内容有共同决定权。学校教育的宗旨是：以德国人民精神和民族间的和解为前提的道德教育；培养国家公民意识的政治教育；促进个人潜力发挥的能力教育。教育法规定，在一个公众学校的课堂里不能伤害到别人不同的思想。每个毕业生由学校赠送一部宪法。
然而，到了纳粹时代，纳粹党的教育制度一步步取代了魏玛共和国的教育体制。学生家长咨询委员会在1934年被废除，家长从此没有权利过问学校教学的内容。希特勒的独裁替代了人民自主权。“宣誓”曾是德国学校的传统。在魏玛共和国初期，誓言是：“我遵守和服从宪法。”
可在希特勒之后，誓言变成了：
“我遵守和服从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
1933年5月，纳粹党建立了帝国宣传和人民启蒙运动部，它是纳粹党控制的关键的政府部门之一，主要通过书籍、报纸、广播和电影等当时已有的一切媒介，进行覆盖全社会每一角落的宣传，不断重复一些煽动感情、很容易让人记住的口号，以及与纳粹思想相配合的视觉形象、文字图像、声波等，让人们每时每刻都置身于这种宣传氛围之中，耳濡目染。
到了1934年，纳粹又建立了帝国教育部，把教育政策和机构置于纳粹的领导之下。在以“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名义而把国家和社会一体化的进程中，学校成了培养纳粹人的重要基地：在学校建立了纳粹组织；三分之一的教师成了纳粹党的党员；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加入了纳粹教师联盟；中、小学生也要加入纳粹青少年团体；犹太教师和不符合纳粹政策的教育界人士被解雇；学生能不能顺利毕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倾向，是不是纳粹政团体的一分子等等。著名的“烧书运动”就是德国大学生联盟的学生在纳粹教授的支持下在公开场合进行的。
希特勒本人把历史理解成为是各民族抢夺生存空间的过程。他认为，最强最优秀的民族最应该获得生存机会，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于是教学的内容必须以希特勒的思想为准绳，宣传德国的扩张；让学生们为德国版图在不断扩大而感到自豪；接着灌输德国民族作为优等种族的意义和命运。在战争期间，每个班都要记战争日记，学生必须能背出德国军队的最新消息。一个学生回忆说：“学了多年的《我的斗争》和《纳粹党规》之后，我还是很纳闷地问我的父亲，到底什么是纳粹主义？我的父亲想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但是非常恰当，他说：‘纳粹主义就是希特勒的意愿，惊叹号！’他连惊叹号也很响地报给我听。”
在德语课上诵读文学作品是德国的一种传统。但是在纳粹时期，读文学作品主要是为了煽动学生的战争情绪，大力歌颂历来战争中为了德国而献身的英雄。课文中也不断宣传为了国家和民族而放弃个人需求、幸福、甚至生命的榜样，努力在学生的脑袋中建立一个意识，那就是：在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没有自身价值，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一个纳粹时代长大的德国人后来在一部反省纳粹历史的纪录片中感叹道：“我们从头到尾都在学习为了国家而死，从来没有学习过为了国家而活！”
一位德国心理学家曾经在一部影片中分析纳粹的教育制度。他说，对于孩子，纳粹运用了“黑色教育”，即灌输所谓的“刚强的意志力”。从孩子出生起就对孩子的哭闹和乞求不做出让步，让孩子从小习惯战胜感情、眼泪、同情和软弱。这样造成的结果之一就是顺从。因为他们从自身成长的经历中知道，只有顺从才不会受到惩罚。这种教育方法是为了培养出不受感情波动、没有内心世界、能够把纳粹的愿望完全当成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坚强行为的接班人。被注入这种思想的孩子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明白，自己身上究竟被植入了什么样的非人性程序。
因此，很多纳粹时代的德国人在极权制度中并不感到痛苦，反而很幸福地去认同，甚至产生激情，可以为了所谓崇高的理想和国家民族利益而不择手段地对付他们认定的敌人，用任何一种方式去惩罚和迫害反对者。人与生俱有的自然情感不会成为他们杀人的障碍，他们的良心不会遭到谴责。这就是为什么在纳粹时期发生了那么多可怕的事，人们却可以平静地接受。
这位心理学家还分析道：
“那时候的人们从智商上来说并不愚蠢。如果适应是必需的，那么智慧反而会帮助一个人克服无数曲折(而去适应形势)。这就是为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一样容易成为极权制度的信仰者。”
宣传和教育被纳粹牢牢地控制在手里，于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取得更多民众的信任，在成立宣传和人民启蒙运动部的1933年，纳粹便开始生产一种纳粹设计制作的半导体收音机，只卖76帝国马克，比当时市场上卖200到400帝国马克的收音机要便宜很多，被称为“民众接受器”，人们也戏称为“戈培尔的喉舌”。(戈培尔是纳粹宣传部长。)之后，广播很快成为了纳粹政府最具影响力的宣传方式。纳粹也大量收集德国民众的思想动态，随时调整宣传策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更新宣传内容。
西方启蒙教育提倡每个人都有价值，这种价值在国家面前必须通过基本人权得到保护，国家的首要工作就是维护个人价值，并通过国家手段使个人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发挥出来。而在纳粹时代，这些意识全部都被毁灭了，个人消失在纳粹掀起的全民运动中，每个人都被迫承担纳粹肆意给予的任何一项义务和任务，包括杀害别人以及为了所谓的理想、抱负、大局而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人都可以被利用、被动员，成为折磨杀害他人的人；另一方面，每个人又都处于被轻视、被侮辱、成为被他人折磨杀害的对象。
深刻反省
二战后，希特勒纳粹政权残忍的真相被大量揭露出来，但在最初的几年里，德国人对纳粹历史的认识还十分迟钝。许多德国人不愿意谈论这段历史。对这种状况，盟军认为应该从年轻一代抓起，根除纳粹和希特勒的影响，使德国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于是建立了许多青年俱乐部，有的德国人称之为“洗脑间”。我在海德堡市中心就见过一个。早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盟军监督委员会发布的第一号法令，就是废除纳粹帝国的教育体制和各项法西斯的教育政策。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西德发生了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一方面抗议越南战争，另一方面，年轻人也强烈地要求父辈们公开讨论纳粹历史。在1970年代末期，西德电视台播出了美国电视连续剧“大屠杀”。一个犹太家庭在第三帝国期间仅有一名成员侥幸活了下来，其余的都在纳粹的大屠杀中死亡。这一连续剧引发了西德人激愤的情绪，引起了全社会的激烈讨论。此后，纳粹德国史成了德国中学的必修课程。
在德国的中学，从7年级开始，课上的内容就离不开德国纳粹党和希特勒领导下的第三帝国。除了在德语课读描述纳粹时代青年人的小说外，我们也在伦理课上看诸如《辛德勒的名单》这样的电影，历史课上更是频繁地播放关于纳粹时代的历史纪录片。有一位15岁犹太姑娘，她有记日记的习惯，她在1945年3月死于纳粹集中营。她的日记就成了我们的课本。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多的大屠杀见证人陆续过世，为此，请还活在世上的大屠杀幸存者讲述他们的经历，并将他们的经历拍成纪录片便成了历史记忆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些幸存者当时的年龄一般都是中小学生的年龄。如今这些纪录片成了我们上课的极好素材。
我们看得最多的是关于纳粹青年的影片，讲述的是纳粹党取得政权后成立了“希特勒青年团”和“德国女孩联盟”等青年人组织，它们把学生们拉入各种纳粹党之下的分支组织中。在那些影片中，我经常看到德国中小学生身穿制服，整齐排列在操场上举行升旗仪式，大家斜举着手臂向纳粹旗致敬，喊着口号。队伍行走时，大家的步伐一致，手臂挥动一致，好像一群机器人。这些情景让我的德国同学感到很震惊，但是对我来说，倒并不陌生。影片是黑白的，我赶紧在书上翻找纳粹领巾的颜色，是黑色。
除了在教育方面采取了有效措施，西德也制定了严格的法律。1985年，德国联邦议院做出决议，否认大屠杀发生的人要受到处罚。1994年，统一后的德国出台了更为严格的法律，其中规定，那些公开赞同、否认或者粉饰大屠杀的人将受到轻则罚款、重至五年徒刑的惩罚。经过了这么多年自我反省式的教育之后，我感到，今天德国青年绝大部分唾弃希特勒的极权统治，崇尚民主、自由制度。可以说，二战后，欧洲一直在采取充分有效的措施，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极权统治这样的悲剧重演。建立欧盟的目的也在于此。
虽然纳粹统治离德国人已经久远，但德国仍不放弃在全社会不断展开自揭疮疤、自我反省的运动。在电视节目中。人们经常看到大量的有关第三帝国的专题片和讨论。在德国，哪怕出现一丝一毫赞赏第三帝国的言语都是极其敏感的。
德国电视台的一位女主播在推销自己关于妇女回归传统角色的书时，对着观众公开赞扬希特勒独裁下的第三帝国时期的儿童、妇女、家庭的政策，结果电视台立即中止了与她的工作合同。后来某电视台想给她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邀请她参加谈话节目。电视台本期望她公开收回自己的话，向观众道歉。可她在节目中再一次为自己的言论辩护，结果被当场请出节目现场。这一事件一度成为德国媒体与大众的热点话题。
不过，和德国年轻人多年的接触，我发现他们由于自己国家历史上的罪恶而感到很不自信。德国人往往不敢表现出自己爱国，因为很容易被误解为支持自己国家的一切，包括历史上纳粹的行为。在大型国际活动中，高举国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德国人却有些战战兢兢。前些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德国举办，德国媒体这样评论：“作为有着出色表现的国家球队的世界杯东道主，德国人民面对全球的外来游客冒着随时随地被称为‘纳粹’的风险而骄傲地亮出了黑红黄的德国国旗，好好自信了一回。”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一旦走入歧途，不仅会给别国和自己带来巨大灾难，而且灾难过后，还会给自己的民族留下多么巨大的阴影，几代人都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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