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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山村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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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写过数篇纪念文章，纪念逝去的友人或先贤。他们或是怀抱理想的忘年之交，或是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学界同仁。今天是我第一次撰文纪念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群众”，他既不是党员，更不是官员，是江南一个叫花山村的普通农民。但于我而言，他有着特殊的意义，也特别值得纪念。
他生不逢时。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就被进村的日本鬼子掳走，强迫做随军马夫和苦役。被日军抓走后的三十多个日日夜夜，他一刻也不忘记逃生回家，却屡屡失败。在一个风高月黑的夜晚，这个孩子终于逃脱鬼子的魔掌，凭着惊人的毅力和强烈的回家欲望，在一位素昧平生的他乡同胞帮助下，一步一个脚印，硬是从一百多里外的异乡，逃回了老家。这一个多月痛不欲生的折磨，给他留下了终身的疾病。他因此痛恨日本鬼子，以及那些帮助日军欺凌他的汉奸和伪军。
他的儿子深知父亲对日本鬼子的切齿痛恨，当儿子成为学者后，日本的一些大学曾数次邀请他访问讲学，他始终没有接受邀请。他想，去日本访问讲学会刺痛父亲的心。父亲看出了儿子的心思，他对儿子说：“你不要因为考虑我的感受而拒绝去日本访问讲学，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你们应当更多考虑中日两国的关系和自己的学术事业。”
一介农夫居然能够忘记个人的好恶，而想到国家的大局和年青一代的事业。可见，“普通群众”的境界，未必见得比党员干部低！
他过了80岁仍疾步如飞，每天坚持登山，还骑自行车上街。他的听力不好，有一次骑自行车出门时躲闪不及，被后面的汽车撞飞出好几米远。司机赶忙下车，扶老人起来，问他有否受伤，并说：“我有急事要办，要不要先留下我的姓名地址并给你一些钱去医院看看？”老人缓缓坐起身来，伸伸腿脚，觉得没有什么大事，便对司机说：“没事，你赶快去办事吧。”可到了第二天，老人便全身不适，子女们赶紧将他送进医院，他在医院治疗了十几天，花去了数千元，并且身体从此每况愈下。子女问：“你记住那个撞人司机的电话没有？”他答：“我当时觉得身上无大碍，他又急着要去办事，所以没让他留下姓名电话！”竟无半句怨言。
在“老人摔倒后要不要去扶他”成为全社会争议的话题时，居然还有这样一位老人，明明被人撞了，首先不是考虑自己是否受伤而是考虑他人有急事要办！看来，即便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时候，真正的好人仍不失善心和诚信。
这个富有个性的普通农民，不是别人，就是我的父亲。他叫俞立才，是浙江诸暨花山村的农民。父亲生于农历1925年的腊月，按公历应是1926年元月，在2014年7月5日走完了他艰辛坎坷而又知足幸福的一生。
说起父亲的名字，还有一个小故事。小时候听奶奶说，父亲本来应该叫“立财”而非“立才”。因为他出生前后，适逢“江浙战争”爆发。一日，爷爷被迫到河边的草丛去躲避激烈的战火，居然意外地捡到了一双灌满银洋的战靴。这笔天上掉下来的钱财对一贫如洗的爷爷来说，来得太突然，也太容易，他便将刚出生的父亲取名为“立财”。我爷爷给爹爹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知是为了纪念这笔“洋财”，还是希望儿子一生有财。但“立财”这个名字对于文化人来说，显然太土太俗了点，父亲上学后先生便将其改为“立才”。
由于家里是赤贫，父亲从小就给村里的大户人家放牛，没有条件上学。我们村自然条件很好，有山有水湖田涝了有山田，山田旱了有湖田。在方圆是出了名的富村，有好几户富裕人家。小时曾听人们这样称赞我们村：“游遍天下，不如花山脚下。”江浙在中国得近代风气之先，村里的有钱人在民国时就捐资办了一个新式学校，还起了一个很洋气的校名：时化小学。村里的适龄儿童可免费上学。父亲放牛时，常去时化小学旁听。后来，爷爷看他如此爱学习，便在十多岁时送他进时化小学，父亲便断断续续读了三年小学。大概在1946年，父亲迎来了人生命运的第一个转折点，他以优异成绩考取了浙江省立初级中学，数学和语文的成绩在全省名列前茅，是全省仅有的七个公费生之一。
但好景不长，父亲在杭州的省立初级中学读书不到半年，同学们惊讶地发现，他的肚子变得越来越大，像是有几个月身孕似的。原来父亲患了一种在家乡最为常见的疾病：血吸虫病。学校便决定让父亲休学治病。然而，对于赤贫的父亲来说，回家后哪有钱治病？爷爷便说，你不是读书的命，还是在家继续放牛干活吧。于是，父亲的命运再次改变，一切又都回到了原点。一身的聪明智慧，失去了最重要的施展舞台。父亲后来到北京我家小住时，跟他在省立中学最要好的几位同学再次见面，这些昔日的同学后来大多都成了国内的著名专家学者。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对我说：“你父亲绝顶聪明，是班上成绩最好的，同学们没有一个不服他，要是不生病休学，成就必定在我们之上。”尽管这或许是功成名就的叔叔阿姨们对布衣一身的父亲的宽慰之语，但我听后还是非常欣慰。
1949年家乡解放，新生的政权建立。父亲出身贫农，又念过几年小学，还在省立中学上过半年学，这在当时是最为倚重的农村新生力量。因此，他被委以重任，担任村农会的重要干部。不久，他的血吸虫病也得到了免费的治疗他以百倍的热情投入新农村建设之中，无论在“土改”“合作化”，还是在“四清”运动中，他都站在前列，是农会里的年轻骨干和上级党组织的重点培养对象。
然而，正当他一帆风顺地投身于新的事业时，命运再次捉弄了他。作为一名农会的年轻骨干，他的重要职责是开展村里的阶级斗争，批斗和改造村里的地主富农。但父亲的阶级觉悟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提高过，他没有打内心去痛恨村里被打倒的那些地主富农。后来他曾经对我说，他觉得这些地主富农并不坏，当年对他们这些长工和放牛娃都很好。因此，每次政治运动要划清阶级界线和批斗“地富反坏右”这“黑五类”时，他不但不积极，而且还常常为这些“阶级敌人”说些好话。在父亲的生前挚友中，也确实有好几位是本村地主的子女，他们因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大都到城市工作。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地主子女的工作单位，多半都会派人到村里找当年的农会干部了解家庭情况，父亲照例给他们说了不少好话。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觉得父亲的政治立场不够坚定，够不上党员干部的标准。父亲不仅始终未能成为一名中共党员，而且在文革前就又从农村干部变成了一名“普通群众”。
父亲虽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在当时的农村，他算是一个众望所归的“知识分子”了。在不当村干部后，他仍担任过粮站助理员、代课老师、生产队会计等职务。在解放前，我们家族还是村里的族长之一。这种双重身份，使父亲成了村里的“乡贤”，享有崇高的威望。村里的公事私事，一旦遇到难题，常常会邀请他出面协调解决。然而，由于长期疾病缠身，不能做重体力活，他反倒从来没有成为一天挣十个工分的“劳动力”。改革开放前在我们老家，不能每天挣十个工分的男子，常常称不上是真正的农民。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又不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在这方面，他还不如做儿子的我。我17岁就成了生产队干部，一个十足的农村青壮劳动力。
父亲原先是一位典型的旧式家长，但到了晚年，他身上发生了许多戏剧性的变化，旧式家长的作风荡然无存。他开始主动地体恤关爱母亲，也开始倾听并尊重母亲及子女们的意见。这种转变使得父亲变得更加宽厚，他成了一位文明的老人，由“严父”变成了“慈父”。不仅儿女们敬重他，孙子孙女们也喜欢他。父亲一生充满好奇心，也一生好学。最新款的手机到了他手中，不出半天他便会将常用功能搞得清清楚楚。去世前的那年，我还特地送他一个iPad，他更是爱不释手。父亲的好奇与好学，助他从一个旧式家长变成了一个新式农民，这是父亲晚年得以安享天伦之乐的重要原因。
父亲离开我们快整整一年了，每当我怀念父亲的一生时，除了感恩父爱，总有许多的感悟。我常常感慨，个人的命运是时代命运的一部分，“普通群众”常常不普通，不俗的农民比庸俗的权贵更可敬。
2015年6月21日父亲节
本文选自《家族往事》，有删减，老鬼等著，生活书店出版有限公司，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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