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元 | 把目标对准自然，无异于玩火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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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不能不把科学与形而上学，甚至与一切非科学分开，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太多不一致的地方。
科学可以拔地而起。牛顿从苹果落地想到万有引力，牛顿之前的人从来没有人这样想过。非科学完全不是这样，现在的几乎一切有价值的思想都不是现代人首次提出来的。比如，马尔萨斯根本不是人口论的首创者，叔本华早马尔萨斯提出过“人口过剩可能造成可怕的祸害”的主张。而中国的冯梦龙提出人口理论又比叔本华早数百年！
再如，歌德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说：
人这个族类，
要痛苦，要哭泣，
要享受，要欢愉。
只要翻一翻《老子》，就会感到这些话似曾相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道德经》）后人从言语上演绎，却并无创新。可举如下演绎的事例：
庄子 ：安危相易，祸福相生。（《庄子•则阳》）
荀子 ：庆者在趟，吊者在闾，祸与福邻，莫知其门。（《荀子•大略》)
贾谊 ：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鹏鸟赋》）
刘安：失火而遇雨，失火则不幸，遇雨则幸也，故祸中有福也。（《淮南子•说林训》)
萧统 ：福为祸始，祸作福阶。（《文 选 • 贞 湛 〈赠刘琨一首〉》）
从老子到萧统，祸福观没有根本性变化，只是变换词汇而已。变换词汇属于继承，与创新关系不大。从深刻性方面考察，老子是最深刻的，后人皆不及。
再以孔子的仁学为例，后人也都不及孔子。否定孔子等于否定最好的仁学，没有了孔子，只能以次充好。这就是人文文化特有的规律。在人文文化领域，或者继承，或者扬弃，或者抛弃，没有别的道路。科学主义者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否认真理的传播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途径，他们从创新的单一视角出发评判一切价值，凡不符合创新原则的统统抛弃，最终，除了科学与技术，世界上不再有其他文化形态。
传统是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与传播方式（继承的方式），而且人类的大部分文化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由古及今）的 ，这种方式的最大功能是使人类获得稳定性，让人类保持住自己的基本特性。人类需要有自己相对稳定的基本特性，变化或发展过快，会使人类像金属钾与金属钠那样活泼，活泼到必须严格封闭起来，否则就会起化学反应。
天才与审美
现代人喜欢用“大众”一汇，而尽量回避“天才”这个词汇。这是因为“天才”一般产生于过去，很难产生于今天，因为 “今天”只是人类文明长河的一个截面，如果随便一个截面上都能寻找出天才，天才就太不值钱了。
正是基于此，无论什么时候，处于任何“截面”上的人都应该尊重为今人所知的天才，以保证人类文明的优良品性（如果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自封天才，文化就会越来越拙劣）。对天才的论述，至今没人能超过康德。康德认为，天才有四个构成要素：
其一，天才是一种心灵禀赋，直接受之于天，不能复制，也不能传承给下一代，它具有很强的唯一性。
其二，天才只属于艺术，不属于科学，因为科学是可以复制、模仿与传递的，伟大科学家也属于常人，只不过比常人聪明些。科学发现往往是时代的产物，而不是个别天才的产物。
其四，天才是“想象力对于悟性的关系”，它具有一种 “没意图的、非做作的主观合目的性”。
最后，康德给天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天才就是：一个主体在他的认识诸机能的自由运用里表现着他的天赋才能的典范式的独创性。”
现代社会对天才往往采取偷换概念的手段，用科学取代艺术。具体方法是，通过市场让人摆脱高雅艺术（这一点基本做到了），然后筛汰非科学的生活因素，让科学统治一切，然后称那些可怜的科学家为天才。
如果存在后现代主义的话，我的后现代观就是，保护传统从保护天才入手。彻底批判甚嚣尘上的主流审美价值观。主流的审美价值观认为，人类自身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的“人化”的程度，审美价值既取决于客体，也取决于主体的实践活动与需要。这样就能使审美与功利产生某种联系，这种联系越来越紧密，以至于当今电影的最髙境界竟然是解开女人的最后一个纽扣（如同电影《色戒》中女主角所做的）！这种审美观是天才最大的桎梏。
如果说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出产天才的时代，指的就是，我们切断了传统，否定了天才的价值。
今天人类之审美观是以今天为坐标，而非以历史为坐标，因此，审美价值产生严重的断裂，传统成为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反驳这种意见完全可以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从科学的角度考察，宇宙大爆炸瞬间之后的光速就是今天的光速，不差分毫。正如爱因斯坦所说：“自然界可能是微妙的，但不会恶作剧。”既然宇宙是同一的，为什么人类就不该保持同一性（人始终是人，而非异化物）呢？
鸿沟
入与人之间的代沟不是现代人类社会的第一特征，现代社会的第一特征是现代与传统之间产生了巨大的鸿沟，人类能不能跨越，因此人类的前途未卜。须要研究的是：
1
这种鸿沟是历史的必然抑或是人类偶然的选择；
2
鸿沟的两边哪一边更接近人的原意；
3
鸿沟一直持续下去抑或有消除的一天。
鸿沟有没有必然性？很难一概而论。工业革命已经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鸿沟种下夙因。实行工业化而又兼顾现代与传统的关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业化必然取代传统生产方式，接着解构与传统生产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意识形态。
于是问题转化为：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是历史必然吗？寻常学者都会给予“是”的回答。他们的回答建立在这样的逻辑之上：越来越多地利用智慧征服自然是天经地义的。不征服自然 ，人做什么？这个质问异常严厉，这是一种“唯物质主义”的态度，即，从通过人与物之间关系来洞察人性与人的意义。
如果人生真是解开自然密码的游戏的话，现代与传统之间的鸿沟乃是游戏的战利品，没有什么可避讳的。问题是，从现在的种种迹象看，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现代性“重人轻类”的价值取向必然导致类的松散甚至瓦解，形成一代人只顾一代人的情形。以地球之小，当这种倾向严重到地球无法承受的地步时，游戏就有可能结束。显然，“结束”比其他一切可能更糟糕（如同死亡比一切疾病更糟糕）。通观这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也许可以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
鸿沟的两边哪一个更接近人的原意？这是上一个问题的继续。传统社会，中国人以向内发展（收敛）为主，以此遏制人的贪婪与自私的野性。现代社会，人们以向外发展为主，以此满足贪婪与自私（指人类整体的贪婪与自私）。人应该贪婪与自私，抑或人应该收敛与节制？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这个问题不在证实或证伪范围之内。
越化妆人离原貌越远，这是常识。科学技术好比化妆品，科学技术越发达，人就越服膺自然的神奇，而疏远自己的高贵。所以，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谈人的本意多少有些滑稽。连行走、写字、锻炼身体等都要由机器代替，人怎么能体会得到自己本应该干什么呢？加之拒绝从传统中寻找答案，只好自以为是地断定：人的本意就是发展（不是自身发展，而是向自然界发展）。
鸿沟一直持续下去抑或有消除的一天？这只有天知道。我们可以设想 ：任凭鸿沟一天天加剧，总有一天，人 变 成 “现在时”的动物，一切都为了现实利益，那就不如老鼠了，因为老鼠也懂得储存粮食，防备灾荒。
其实，人类社会的发展早就接近临界点了。1818年叔本华发表了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结果初版只卖掉五本。原因就在于该书的基调不合时代的节拍，全世界都沉浸于人类征服自然的欢乐的时候，叔本华却泼冷水。他的书遭到冷遇就不难解释了。
博厄斯•弗朗兹的人类学
博厄斯•弗朗兹（1858— 1942），生于德国，犹太人，1892年入美国籍，首创了以文化概念为基础的学科 — 人类学，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而且产下许多子学科。其主要观点是：
1
单线条进化是一种不适当的人类进化模式；
2
人在本质上是传统习得的产物（这一点相当重要 — 引用者 ）；
3
人类进步不一定遵循固定的顺序，也不一定全部呈现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
4
文化学习基本上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
5
如果没有文字记载，人们不可能为社会仔细重构那些具体的历史 ；
6
一个文化要素有着多种来源，而非单一的共同起源；
7
种族、语言、文化具有独立性，这是人类差异的变项。
博厄斯•弗朗兹的学生如玛格丽特•米德与本尼迪克（《菊花与剑》的作者）从文化与人格角度阐释老师的人类学思想，获得成功。可以这样评价博厄斯•弗朗兹的人类学：如果没有他及其学生们的开创性努力，人类的传统文化会比现在更不被世人重视，现代性的排他性与文化的断裂也会比现在更严重。
博厄斯•弗朗兹生活的时代，现代性尚未充分表现，单一的价值坐标 （以科学为核心的坐标）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人类学不必以科学为对立面，也不必以反现代化的面貌出现，它可以超然于世外，成为离功利最远、最纯净、最客观的学科之一。
博厄斯•弗朗兹说:单线条进化是一种不适当人类进化的模式。那么，人类进化的实际情况是不是单线条的呢？从人对自然的支配角度说，是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力越来越强，分工越来越细，技术越来越高，效益越来越大……这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从艺术、道德、感情、宗教、信仰、迷信的角度说，人类根本不存在进化，倒是存在倒退、遗失与畸变。
也就是说，传统谈不上进化，甚至谈不上保守，最好的出路不过是没有被完全遗忘或者没有发生恶性畸变。这两种趋势正好是相反的。
博厄斯•弗朗兹说：人在本质上是传统习得的产物。这句话非常鼓舞人心，但本质一词用得稍显牵强，人的本质中含有两个相反的力，一个是保持人的“原生态”的力，另外一个是改变“原生态”的力。
学习传统的目的是为了保持人的基本面貌，避免被异化。所以我想把博厄斯•弗朗兹的话改为“人的优良品质是传统习得的产物”。现代化运动把人的优良品质忽略掉，只剩下改变“原生态”的力，当然人类社会就呈现出令现代主义者髙兴的进步了。
博厄斯•弗朗兹说：人类进步不一定遵循固定的顺序，也不一定全部呈现从简单到复杂的逻辑。这是上一个观点的延伸。这里涉及对进步一词的理解，如果以人对自然的支配能力为尺度，人类的进步几乎不需要主观努力，那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牛顿早晚会有的，爱因斯坦也早晚会出现的）。如果把人的节制力（道德与信仰）作为进步的尺度，那么不付出巨大的努力甚至牺牲，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如上所述，自然界并没有显示单一的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自然界呈现两种趋势，一 种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另外一种趋势是从复杂到简单。人类社会大同小异，也呈现这样两种趋势，只强调其中一种趋势不能概括事物全貌。
博厄斯•弗朗兹说：文化学习基本上是非理性的，而不是理性的。这句话近于绝对正确。严格说，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如果把文化定义为对欲望与冲动的主动限制与制约的话。池田大作先生说：“教育的本质不是以谋利益为动机，而是要寻求与存在于宇宙背后的‘精神存在’之间的心灵交流。” 心灵交流不仅是教育的 目的，也是人的目的。理性的东西弊大于利，非理性的东西利大于弊 — 这是吸收现代化惨痛教训后得出的结论。当然，西方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大相径庭，这就是西方古代的教育围绕数学展开，中国占代教育则围绕道德展开的原因所在。
从文字记录历史的角度看，世界上只有中国保留了传统文化，其他国家的所谓传统文化都是文化碎片，很难把这些碎片拼接为一个完整的图面。古代没有录音机、录像机之类的设备，如果再没有稳定的、权威的文字，就不可能产生完整的历史。
一个没有完整历史的民族几乎没有资格炫耀自己的传统多么优秀。只有中国人有这个资格，因为中国的历史从春秋共和元年就幵始执行一项严格的纪律：年年记录历史，没有一年中断。从隋朝开始，天天记录历史，没有一天中断！
欧洲的语音中心主义者仇视汉字，认为汉字难以与机械对接，因此是落后的。现实粉碎了他们的谬误，汉字是世界上最适合在非理性环境下生存的文字，是最有利于形成文化传统的超稳定的文字，是最符合人性的文字。因此将来很有可能成为人类共同使用的文字。在汉字中可以找到人类应该做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做的答案。
博厄斯•弗朗兹说：一个文化要素有着多种来源，而非单一的共同起源。此话适合世界绝大多数地方，唯独不适合中国。中国文化要素的最初形态是在全封闭状态下完成的，并没有吸收其他文化要素。二十世纪初，西方考古学家费尽周折寻找中国河南出土的彩陶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证据，结果恰恰证明中国人八千年前就制作出精美的彩陶。
中国文化元素的单一起源正是最令西方考古学家赞叹的地方。当然，博厄斯•弗朗兹的论断也并非全无道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上了多种文化杂揉与交融的道路，其中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佛教。
中国引进佛教，并把佛教中国化，产生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禅宗体系，然后又把禅宗输出到周边国家和地区。禅宗确实有着多种来源。
博厄斯•弗朗兹说：种族、语言、文化具有独立性，这是人类差异的变项。我与博厄斯所见略同，在读他的书之前，我就把文化分为“共性文化”与 “个性文化”两大类 :
图六：共性文化与个性文化分类
共性文化与个性文化的划分意义重大，这一划分把文化分为民族的与世界的两大部分，每一部分都有生存的权利。这一划分还说明文化的走向并非永远是统一的，只有市场、工具理性等可能实现全球化，而宗教信仰、风俗惯行等则不可能全球化，除非采取野蛮的强迫方式，一如当初殖民主义者以武力推行他们的强权政治。民主全球化都不一定是福音，遑论风俗全球化。没有个性文化意味人类彻底与传统告别 — 人类否认以往的传统，同时拒绝为后代创造传统。那样的话，人类将成为昙花一现的过客。佛教《心经》所说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将变为活生生的事实：世界与人类都是空的，除了财富什么都没有。
传统性与现代性
传统性是支持传统社会稳定与延续的因素，它避免社会发生社会突变或畸变。
提出传统性，我始作俑，初衷是，既然有人提出现代性，不能不以“传统性”与之对应，以便更好地比较。如果没有现代性，传统性会一直延续下去。
从孔夫子到乾隆皇帝，中国的传统运行了两千多年，尽管其间发生过许多变故，但如果与现代性对传统的影响作比较，这些变故统统微不足道。换言之，世间没有任何力量比工业化与市场更能影响传统文化的命运，也没有任何因素能够只手遮天，对人类发号施令。
传统性与现代性之对比如下：
人为自己设置生活目标是传统性之核心。传统性拒绝以对待人的野蛮 （比如夺取权力战争中所表现的兽性）对待自然，以人与人之间的巧取豪夺对待外部世界。
传统性把罪恶局限于人对人是狼（霍布斯语），把欲望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争夺 — 这类争夺再恶劣也毁灭不了人类，对待自然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现代性在对待人的问题上改变很大，人与人不再是狼，表面上相亲相爱，然而，现代性与自然为敌，把目标对准自然，甚至对准太空，这实在无异于玩火自焚。
本文摘选自：《人类的自我毁灭》王文元著——第五章 失落的传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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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的非凡洞察力，对苏联模式的判断，比胡适更前瞻、准确与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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