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热的漩涡中，那个喊出“埋葬日本”的日本人
导读
“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而是冷漠；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冷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爱与公义的源头；在荒凉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在愤怒与哭泣之后，已经是时候做更深的省思：倘若在当年，我们是日本的国民，我们会选择抵制国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还是沉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们是日本的政治领袖，我们会选择勇敢承担历史的责任，还是佯装无辜推搪卸责？在诉控过往历史伤害的同时，我们自己在家庭、工作与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样的冷漠盲从，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的利益与心中无限膨胀的欲望？
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1928-2016），曾在少年时经历欧洲法西斯主义迫害，作为幸存者，二战犹太集中营中的遭遇成为他一生不可磨灭的伤痛印记，他的一段话至今广为流传：
“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而是冷漠；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
威塞尔的这一段话揭示了人性最深处的黑暗与软弱，也指出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在欧亚蔓延开来最根本的原因：当我们单单关注自身的生存、利益与扩张,当我们在必须伸张正义之时选择沉默、在坚持真理之时选择妥协，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间的炼狱，也是我们的冷漠，造就了人生的泪水与苦难。
壁立千仞的独行者
先知的声音总是孤独的，先知的身影总是寂寞的。在日本的东亚侵略史当中，确实有过一个真风骨的先知，只身反抗时代谬误的潮流。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军国主义的魔爪伸向中华腹地，开始了对华夏大地长达八年肆无忌惮的骚扰。1937年8月，一位学者不惜“以骨头做笔，以血汗做墨水”给《中央公论》月刊投稿，其题目为《国家的理想》。在这篇文章里面，作者从哲学和宗教的视点出发，隐含地批评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国家精神总动员等，指出这是“违反国家的理想和国际正义的。”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殖民经济学教授的矢内原忠雄。
卢沟桥时间以后，日本举国上下被战争机器搅进漩涡，战争的狂热中弥漫在社会各个角落。矢内原忠雄教授的文章在当年《中央公论》第9期上刊登后，立即遭到禁止发行处分。
10月，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主任土方成美专门召开了经济学系教授会议，集中炮轰矢内原忠雄所主张的“国家的理想”。事实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学习会”，也不是一个冷峻的“批斗会”，而是一个对矢内原忠雄的“驱赶会”。
12月1日，坚持日本“自我失败”观点的矢内原忠雄因为不肯放弃自己的主张，迫于官方压力，不得不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殖民学的执教工作。在辞职告别讲演中，他在台上疾声大喊：
今天，在虚伪的世道里，我们如此热爱的日本国的理想被埋葬。我欲怒不能，欲哭不行。如果诸位明白了我的讲话内容，为了实现日本的理想，请首先把这个国家埋葬掉！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矢内原忠雄事件”
就在矢内原忠雄辞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不久，日本军队在中国南京进行了了令人发指的“南京大屠杀”事件。1939年11月26日，在骏河台女子基督教青年会讲演时，矢内原忠雄激情讲道：
不久前到我们基督教徒大会上来致词的陆军大将松井石根是南京事件的最高指挥官。南京陷落时，他极大地冒犯了美国兴建的基督教女校——金陵文理女子学院。此事被报道后，给外国特别是美国的反日情绪火上浇油。对于这件事情，如果基督教徒大会的主办方不知道的话，那就是严重的工作失职，如果知道和默许的话，那简直就是厚颜无耻了。这个事件的责任者，应该跪在基督教会前谢罪。基督教徒大会应该以日本基督教徒们的名义要求他谢罪。但是，当时大会全体起立欢迎松井石根，这不是倒行逆施吗？而且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还是以基督教徒大会的名义举行，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无耻到家了。
这是日本知识分子在“南京大屠杀”后发出的愤怒谴责的第一声！
最黑暗时代的先知
被尊称为“人格者”（意指“人格高尚”）矢内原忠雄，生于1893年。青年时代的满州之旅决定了他一生研究与抗争的基调，立志成为专攻殖民政策的经济学者，批评日本殖民政策，并为基督信仰与大学教育鞠躬尽瘁。
当时19岁的矢内原记录下旅行中的沉思与感触：
当我在满州看到被劳役的中国人，无法不为那些征服者、以及被征服者感到悲哀。我们不需要不义之财，我确实地感受到需要人道的殖民政策。
比起利欲，日本应该更重视真理，以爱和正义对待邻国。
爱国之心不可插入我欲，汲汲营营于压倒他国来扩张自己的国家主义，只是将个人的利己心扩张到国家而已。
在恶欲与野心中逆流而行，所需要的不只是道德勇气，更重要的是来自信仰与真理的永恒之光。高中时代的矢内原，渴望拥有一个“确实的人生”，却认识到“自己的无力、渺小、软弱、丑恶。对于爱的不足、理想与实际自身的差距、罪的意识”，并深感痛苦。
在长辈的引导下，他成为基督徒。而后在大学生涯中，他深切体认到，因着以赛亚这位先知，竟得以拯救以色列免于灭国之灾。以赛亚先知的呼声，成为矢内原学术生涯的榜样，在最黑暗的时代，他向日本发出先知的呐喊。
矢内原曾说：
理想虽然是无形的，却不是无力的。现实虽然可以歪曲理想，却不能消灭理想。
当矢内原因为坚持反军国主义受当局压迫，向东大提出辞呈离开教席之后，困顿贫乏中，继续在自己创办的《嘉信》杂志宣扬和平与基督信仰，其无畏的道德勇气被视为“日本的良心”之一。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矢内原忠雄立即被邀回东京大学任教，之后担任东京大学校长。然而，不论在何种境遇，矢内原坚持先知的使命，一生为传扬真理而发声。
如今，在日本著名的东京大学驹场校区内有一个绿树环抱的“矢内原公园”，据说就是为了纪念矢内原忠雄而建造的。今天，绿荫深处手捧书本的日本青年学子，还会想起这位不畏权势保持人格一生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精英吗？
如何对抗平庸之恶？
在黑暗的世代中，坚持靠公义而行、凭真理发言，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然而，当我们在时代的错谬中选择沉默与冷漠，所需要付出的，其实是更沉痛的血泪与更昂贵代价。
二战结束后，纳粹头号战犯，也是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1961年于耶路撒冷受审，被以人道罪名等十五条罪名起诉，1962年处以绞刑。
在整个审判过程中，犹太裔著名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以《纽约客》特约撰稿人的身份，现场报道了这场审判，并于1963年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
汉娜·阿伦特如此描述审判席上的头号战犯：欠下三百万条人命的艾希曼，看起来是个“不肮脏具有良心的男子”、“不阴险，也不凶横”，彬彬有礼地坐在审判席上，并不像一个刽子手。艾克曼为自己辩护时，一再重申“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德国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他的错误在于，他不知道纳粹的法律是错误的。
汉娜·阿伦特就此提出了“平庸之恶”的概念。她认为艾希曼的行为方式，是现代生活中普遍存在的“平庸之恶”：我们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相较于“极端的恶”，艾希曼的恶是平庸的，且你我都可能成为其中的共犯。当我们在体制的运转中缺乏独立的思考与批判精神，很容易在服从与默认中，成为错误体制的执行者和实践者，进而铸成历史上不可抹灭的大错。
不可否认，在国家至上的极权主义阴影下，是无数德国人的冷漠，造就了希特勒的德国梦，是无数日本人的沉默，造就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
不论自己、社会、本国国民、外国国民，对于举凡所有的不正义，只要正确的认识、不惧怕、去责难其罪行、督促其悔改、建立公道正义，就是真诚的爱。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嗜血，矢内原忠雄不计代价挺身而出，他的勇气根植于上帝的公义，他诚实的内省与忏悔来自基督信仰的真理。
“爱的反面不是憎恨，而是冷漠；艺术的反面不是丑陋，而是冷漠；诚实的反面不是信口雌黄，而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亡，而是冷漠。”冷漠，是因为我们远离了爱与公义的源头；在荒凉的世代，油蒙了心、耳朵发沉。
作为被侵略的受害者，中国人在愤怒与哭泣之后，已经是时候做更深的省思：倘若在当年，我们是日本的国民，我们会选择抵制国家的法西斯侵略政策，还是沉默坐享其成？倘若在今日，我们是日本的政治领袖，我们会选择勇敢承担历史的责任，还是佯装无辜推搪卸责？在诉控过往历史伤害的同时，我们自己在家庭、工作与生活中，是否也在以同样的冷漠盲从，以他人的痛苦为代价，来满足我们的利益与心中无限膨胀的欲望？
本文转自：群学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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