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 | 注意，这可能是印度和西方之间最大的潜在矛盾…
编者按
本文由印度知名历史学家拉马钱徳拉·古哈面向西方读者所作，集中关注当下印度出现的对莫迪的个人崇拜现象，讨论其兴起的背景、表现形式以及对印度民主制度的损害。作者从西方化知识精英的立场出发，在“民主与威权”二元对立的框架内讨论这一问题。一方面，其揭示出的美西方舆论界就莫迪政权存在的巨大争议。特别是印度的西化知识精英纷纷在英语媒体上对莫迪政府发起激烈攻讦，这势必会对印度与西方的战略接近构成牵制。另一方面，他还指出了印度民主制度的“去制度化”问题。长期以来，印度民主制度都是印度社会多样化利益表达与协调的制度性框架。随着印度的民主制度在莫迪时代“去制度化”的加深，其功能的削弱所带来的问题值得紧密追踪。南亚研究小组特此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参考。
个人崇拜是无益的，只有理想或原则才值得被崇拜。——1937年4月圣雄甘地曾在他崇拜者的集会上如是说。
印度宣称自己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其执政党印度人民党 (BJP) 自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组织。自2014年5月以来，印人党和政府一直听命于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个人意志，有时甚至需要为莫迪的异想天开买单。印度国内围绕莫迪形成了一种非同寻常的个人崇拜现象，这表现在国家和政党的宣传以及媒体的颂词中，甚至印度主要的企业家、名人和体育明星都对莫迪具有显著变革性的领导力赞叹不已。
本文试图将对莫迪的崇拜置于比较和文化的语境中，展示这种崇拜产生的过程，及其对印度想象力的控制与对该国政治和社会未来的影响。本文结合了笔者作为印度历史学家的学术背景，以及作为印度公民的个人经历。然而，尽管笔者所阐释的内容是一种全球现象的印度变体，但可能也会使世界其他在威权或半威权政权下生活的人们产生共鸣。
1956年2月，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著名讲话中说，“把一个人抬高，把他变成一个具有超自然特性的超人，赋予此人以神的特质，是不允许的，也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这样被视为‘全知全能’的人，其行为也将被认为是永远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盲目信仰。
历史上，意大利有对墨索里尼的崇拜，德国有对希特勒的崇拜。值得注意的是，后两者都是在没有完全丧失民主的政体中出现的。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在1932年的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而在此八年前，墨索里尼就试图通过选举赢得执政合法性，尽管选举投票本身一点也未体现自由与公平。然而在掌权后，二人都迅速取消了政治和个人自由，以此巩固个人及其所属政党的权力。
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掀起“腥风血雨”的一百年后，世界再次见证了威权领导人在具有某种民主历史的国家中崛起。这些当选的领导人部分包括：俄罗斯的普京、土耳其的埃尔多安、匈牙利的维克托·奥尔班、巴西的博索纳罗、印度的莫迪，尤其是暂时失利但渴望重新掌权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这些领导人对于国家治理有个性化的独特理解，并且极具个人魅力。他们试图把自己标榜为独一无二的国家救世主，坚信自己的统治可以让国家更加繁荣、更加强大、也更能发扬他们所声称的文化和历史遗产。总之，他们能够构建围绕自身的个人崇拜。
在认识到这种个人崇拜具有普遍性同时，本文将重点关注印度国内对莫迪的崇拜，选取莫迪作为案例的原因有三：
首先，这种崇拜发生在我最熟悉的印度，而我在工作及生活中参与了我们国家的民主历史。
第二，印度很快就会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因此，同世界其他国家对领导人的个人崇拜相比，对莫迪的个人崇拜可能产生更深层次、更可怕的后果。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个人崇拜产生于一个至今仍拥有相当健全的民主程序和长期民主传统的国家。在2014年5月莫迪掌权之前，印度在各方面都践行着比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欧尔班领导下的匈牙利和博索纳罗领导下的巴西更持久的民主。2014年大选是印度第16次全国投票，从1952年起，这种民主选举几乎未曾中断。印度各邦的立法机构也同样举行了定期的、基本上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正如历史学家苏尼尔·希尔纳尼（Sunil Khilnani）所指出的，在印度选举中的选民比在英国和美国等自称更先进的传统民主国家中的选民总数多得多。2014年之前，印度也有活跃的公共辩论文化、适度的新闻自由和相当独立的司法机构。印度虽然称不上一个完美的民主国家，但也没有一个民主国家是绝对完美的。（在我2007年出版的《甘地之后的印度》一书中，我自己曾将印度描述为“50-50的民主国家”。也许北欧的一些国家可以被视为“70-30的民主国家”。）
在正式讨论对莫迪的个人崇拜之前，我想先谈谈历史上对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的崇拜。英迪拉·甘地是印度第一任、也是任期最长的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女儿。1971年3月，英迪拉·甘地和国大党在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同年12月，印度在印巴战争中取得了对巴基斯坦的决定性胜利，这部分归功于英迪拉的坚决果断领导。英迪拉被誉为印度神话中征服一切的女神杜尔迦的现代化身，在她身上集中体现了党、政府和国家的意志，她代表着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种个人形象塑造也是其政治盟友大力推动的结果。国大党领袖D.K 巴鲁阿（D.K. Barooah）宣称，“印度即英迪拉，英迪拉即印度。”巴鲁阿为赞美英迪拉创作了一副印地语对联，意为“英迪拉，我们向您的早晨和晚上致敬；我们赞美您的名字和伟大成就。”
在1975年6月举行的一次有100万人参加的集会上，国大党领导人宣读这些颂词之后不久，英迪拉就开始实施紧急状态，在此期间，英迪拉政府逮捕了所有反对派政客、工会成员和学生积极分子，对新闻界进行严格审查，并且取缔了个人自由。然而不到两年后，英迪拉的民主良知迫使她重新举行民主选举，在选举中她和她的所属政党失去了权力。
现在，将巴鲁阿的短诗与印人党领袖纳达在莫迪71岁生日之际向莫迪致敬的长篇诗进行比较。这些颂词在2021年9月发表在印度最广泛阅读的英文报纸《印度时报》上：
“莫迪已经成为了一个改革者，他真诚关注困扰印度的社会问题，然后通过公共话语和积极参与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他）相信通过良善的道德和社会价值实现我们社会和国家的全面发展。他总是带头解决国家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不达到目标决不放弃。莫迪是唯一一个对民众有激励作用的领导人，他的号召力让整个印度团结起来。在新冠疫情期间，他的呼吁得到了每位公民的虔诚响应。他的成功是他本人献身于人民福祉的结果。他唯一的夙愿是让印度成为‘世界的导师’（Vishwa guru）。”
纳达（Nadda）的作品非常具有代表性。新德里的报纸上充斥着内阁部长对莫迪的谄媚赞美。事实上，“莫迪即印度，印度即莫迪”是印人党每个成员的信念，无论是部长、议员还是底层党员。9月下旬，当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初稿时，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S.Jaishankar）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提到，“印度的意见和观点具有重要价值，今天的印度实际上有能力塑造我们时代面临的重大问题”，而这归功于莫迪。圣雄甘地领导的反殖民运动，独立以来选即使困难重重但仍咬牙坚持的选举民主，近几十年来印度企业家的努力工作，学者、科学家、作家和电影制作人的贡献——所有这些（以及历届总理的政治遗产）都在评估中被完全抹去。印度的成就完全被归功于一个人，莫迪。
与此同时，一名当时在职的最高法院法官称莫迪是“国际公认的远见卓识者”和“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地化的全能天才”。印度最富有和最成功的实业家则在公开表达对总理的崇拜和忠诚方面相互竞争。
2021年2月，莫迪效仿希特勒、卡扎菲和萨达姆，在他在世且在任时以自己的名字命名了一个体育场。艾哈迈达巴德市的板球体育场，以前由印度伟大的开国元勋瓦拉巴海·帕特尔的名字命名，现在改称“纳伦德拉·莫迪体育场”，并由时任总统拉姆·纳特·科温德和内政部长阿米特·沙阿等其他官员主持该翻新场地的落成典礼。同年，当印度公民接种第一批新冠肺炎疫苗时，他们会领到一张印有莫迪照片的疫苗接种证书。此后在接种强化剂量之后，所提供的官方证书上也印有莫迪的照片。据我所知，除印度之外没有其他国家采取这种做法。印度人在海外旅行时被要求出示他们的疫苗接种证书，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证书上的头像而被嘲笑或鄙视。
任何崇尚平等的民主人士都会对莫迪在公开场合异乎寻常的自恋感到失望。然而，学者的工作既要理解，也要判断。就像20世纪70年代初的英迪拉·甘地，为什么今天的莫迪如此受印度民众的欢迎？我认为有六个原因。
首先，莫迪是真正白手起家的人，并且非常勤奋。民间传说他曾在火车站卖茶——尽管有些人质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但毫无疑问，不管是种姓身份还是阶级划分，莫迪的家庭出身都让其处于弱势地位。他从不休假，将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投身于政治，也可以说是献身于印度国家建设。
其次，莫迪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演说家，擅长说俏皮话，更擅长嘲讽自己的对手。莫迪的印地语演讲极具感染力，而他用自己的母语—古吉拉特语演讲的效果甚至更胜一筹。
第三，就莫迪的背景和成就而言，莫迪与他的主要竞争对手、现已式微的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相比具有显著优势。拉胡尔从未担任过正式职务，也从未肩负过任何行政责任。而莫迪在成为总理之前曾任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超过十年。拉胡尔经常度假，他是一个不接地气的公众演讲者（只有10%的印度人口说英语或听得懂英语，而英语正是拉胡尔的母语）。此外，拉胡尔出生便含着金汤匙，是甘地家族的第五代接班人。总而言之，相比之下拉胡尔在各个方面都逊色于莫迪。
第四，随着印度教多数主义在印度政治和社会中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莫迪被视为印度教徒和印度教的伟大救赎者。在强硬的印度教沙文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ashtriya Swayamsevak Sangh ，简写RSS）中长大的莫迪经常表达对历史上印度统治者的蔑视，包括穆斯林和英国人。他谈到要将这个国家从“数千年的奴役”中拯救出来，并迎来万众期待的民族与文明复兴。
第五，莫迪掌握着庞大的宣传机器，该宣传体系有印人党和政府的财政资源，以及21世纪新技术的支撑。作为推特和脸书的“老用户”，莫迪令印人党使用推特、脸书以及WhatsApp来塑造和提升其个人形象，莫迪还有专属的个性化应用程序，并被广泛订阅。莫迪本人形象通常单独出现在印度政府发布的海报、广告和网站上。因此，比起其他国家的民选威权领导者，莫迪能更广泛、更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来打磨其个人崇拜。
第六，莫迪是一个非常聪明且善于变通的人。虽然他基本上靠自学，但他在为期十四年的政党领导者和为期十三年的古吉拉特邦首席部长工作经历中积累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各种信息与知识。他能够像权威的专家那样谈论太阳能的好处、核战争的危险、女童的处境、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许多其他问题。在操纵党内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话语方面，莫迪也极为精明老练，他能够塑造政治话语，使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削弱对手与反对者的声音，相比之下，特朗普和博尔索纳罗等人充其量只是“煽动者”。
在概述了莫迪个人崇拜的六要素之后，接下来谈一谈这种崇拜对民主体制带来的影响。对莫迪的狂热崇拜导致了五个关键制度和机构的削弱。在民主国家中，这些制度和机构旨在对无节制的权力进行约束和问责，并防止政治权力的个人化和威权主义的发展。
第一个被削弱的制度是政党。在紧急状态期间，莫迪所在的印人党内有许多政客被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监禁，这部分导致该党在一段时期内坚决抵制个人崇拜。印人党的“姐妹”组织（也有人称为“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也一直对个人崇拜（Vyakti Puja）表示怀疑。然而自2014年以来，莫迪已经在印人党内建立了的完全权威。无论是出于恐惧还是崇拜，所有印人党成员，甚至是那些在公共生活中比莫迪地位更高的领导人，都顺从地站在了莫迪一边。在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内部甚至没有一丝异议；印人党内根本没有莉兹·切尼（译者注：美国众议院历史上职位最高的女性共和党领导人，曾在第二次总统弹劾案中投票弹劾特朗普）那样的人物。
第二个向莫迪俯首称臣的机构是联合内阁。当BJP第一任领导人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1998年至2004年间担任总理时，他作为“同侪之首”，给予了高层内阁部长以相当大的自主权，这既符合印人党的政党精神，也符合印度议会民主的威斯敏斯特模式。然而，莫迪在重要的政府决策上不征求内阁部长的意见，从而确保国家福利计划的所有功劳都归他个人所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由总理办公室管理，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是未经选举产生的官员，他们个人效忠于莫迪，其中几名来自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
与前几任总理不同，今天印度的联合内阁内部没有协商。莫迪说什么就是什么。议会内部也没有争论。尼赫鲁和瓦杰帕伊等总理在议会花费大量时间，关注反对派议员的意见，但莫迪更多地将议会作为发表自己意见的平台。不幸的是，印度没有首相问答（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简称PMQ）的传统，这是英国宪政传统之一，而印度没有进行借鉴。涉及个人隐私和农业改革等影响数亿印度人生活的关键议题的法案，在通过时几乎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按照传统提交给议会特别委员会进行评估。众所周知，议会两院的议长都是坚定的印人党拥趸，这使得总理办公室酝酿的想法能够绕过内阁与议会迅速转化为法律。例如，在2021年议会“季风会议”期间，法案在下院（Lok Sabha）获得通过平均需要34分钟。有些不到10分钟就通过了。
第三个自2014年以来迅速衰落的民主机制是新闻界。民主国家的媒体应该是独立的；但在今天的印度，新闻界更多体现出顺从和宣传工具的性质。担任总理八年来，莫迪没有举行过一次有媒体提问环节的新闻发布会。他每月在国家电台上的进行“独角戏”式的政策宣讲，偶尔接受一位众所周知持亲政府立场的记者的采访，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这些采访都体现着对莫迪的敬意。此外，由于该国大多数报纸和电视频道都是由在其他领域具有商业利益的企业家所拥有，这些企业家很快就吹捧莫迪达成了一致，以此为自己的经济项目谋求政治便利（印度媒体还严重依赖政府广告，这也是支持执政党的另一个原因）。黄金时段的电视大肆赞扬总理，不加保留地攻击反对派——以至于有人为其创造了一个术语“Godi媒体”，即“接受莫迪政府指示并顺从地鹦鹉学舌的媒体”。许多思想独立的记者因虚假指控而入狱，而另一些人已经被税务部分盯上了。
第四个逐渐失去自主性和独立性的关键机构是公务员系统。在印度，公务员应该按照宪法工作，严格做到无党派倾向。但这些年来，公务员系统逐渐政治化，许多官员倾向于站在某个政党甚至某个政治家一边。自2014年以来，该系统所剩无几的独立和自治也被完全破坏了。在任命官员时，莫迪更强调忠诚，而不是能力。现在每个部门都有一名“看守者”，通常是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的成员，以确保有高层公务员退休时，其继任者将持“正确的”意识形态。此外，政府当局还放任国家机构进行野蛮执法，以恐吓和驯服反对派。根据《印度快报》最近的一份报告，自2014年以来，中央调查局突袭或逮捕的所有政客中，有95%来自反对党。这些突袭既是一种警告，也是一种诱惑，因为在反对派政客加入了印人党，针对他们的案件也被撤销了。
最后，司法机构近年来也没有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地区和省级法院一直非常积极地为“亲”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国家行动背书。也许更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法律学者阿努杰·布瓦尼亚（Anuj Bhuwania）甚至认为“最高法院完全屈服于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多数主义统治”，推迟了重要案件的审理进程，更倾向于任意使用国家权力，而非保护个人自由。正如布瓦尼亚在Scroll.in网站中提到的：“在莫迪执政期间，最高法院不仅未能履行宪法赋予的监督政府滥权的职责，还鼓励了莫迪政府的议程推进。最高法院不仅未能作为‘盾牌’保护公民抵御无法无天的政府，反而实际上成为了受命于行政部门的一把有力的‘剑’。”此外他还写道，最高法院“为追求激进的多数派议程，将其庞大的‘武器库’转交给政府使用。”
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印度是一个50-50民主国家，这些机构在过去都未曾有过完美无缺的表现。它们偶尔（有时甚至更多时候）畏惧且服从执政党。印度民主没有黄金时代。然而自2014年5月以来，这些机构失去了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受制于莫迪政府。
必须指出的是，掌控这五个机构—政党、立法机构、新闻机构、公务员制度和司法机构--对其他威权领导人巩固其个人崇拜也至关重要。我对莫迪、对印度民主所做的分析也大致适用于匈牙利的欧尔班、土耳其的埃尔多安、俄罗斯的普京，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美国的特朗普。
这种“不完全民主”的政权中，个人崇拜具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倾向于推行裙带资本主义，少数受青睐的实业家因对掌权者及其政党的忠诚而能获得意外之财；第二，倾向于宣扬宗教或种族多数主义。多数民族或宗教群体被认为代表了国家的真正本质，领袖则因其“卓越”和“高效”，而体现了本国多数群体的精神。另一方面，宗教少数派或少数族群，如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匈牙利的犹太人及印度的穆斯林，被认为是不忠诚或者与国家对立的。社会媒体上充斥着多数派的论调，点名少数群体进行骚扰或污名化，这些论调往往由执政党的议员提出，在这些议员感到政治压力的情况下，则由领导人本人提出。
从2019年7月到2021年1月，世界上最大、最古老和最富有的民主国家都出现了有威权倾向的魅力型民粹主义领导者。鲍里斯·约翰逊和特朗普现已卸任，但莫迪还在继续掌权。在我看来，莫迪对印度国家利益的威胁似乎比约翰逊之于英国、特朗普之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更大，这既源于结构性因素，也与莫迪个人密切相关。正如前文所述，印度国内旨在遏制政客滥用权力的民主制度和机构比英国或美国的相关制度和机构更容易妥协。在英国，媒体、议会和公务员都试图挫败约翰逊的专制倾向。至于美国，即使特朗普试图在最高法院塞进更符合其个人政治倾向的大法官，下级法院仍保持独立;税务机关和其他监管机构也是如此。有影响力的媒体部门没有向特朗普政府屈服；大学仍然是自由讨论和异见的大熔炉。就连特朗普任命的副总统也认可2020年的选举结果，捍卫美国宪法的原则，这同时也是对特朗普的威权倾向表达不满。
印度的民主制度比起英国或美国而言更加脆弱。就其个人而言，莫迪对印度民主未来的威胁也远远大于约翰逊或特朗普。首先，莫迪成为全职政客的时间比后两者长得多，在如何操纵公共机构为自己服务方面有更丰富的经验。其次，莫迪对自己政治信仰的执着程度也远远超过约翰逊和特朗普。约翰逊和特朗普几乎完全被虚荣和个人荣耀吞噬，而莫迪一半是自恋者，一半是理论家。他身先士卒地践行着印度教多数主义的准则，这比特朗普的“白人至上主义”或约翰逊仇外的“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ism）要坚定、彻底得多。第三，在制定和实现意识形态梦想的过程中，莫迪有国民志愿服务团作为工具和靠山。国民志愿服务团的组织实力和资源动员能力远远超过英美国内的任何右翼组织。事实上，如果莫迪政权延续的时间更长，破坏印度多元主义与摧毁印度民主将是其任内的两大“成绩”。
以上是我基于定性研究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最后我再补充几个数字，以说明印度的民主标准近年来下滑的具体程度。在“自由之家”的政治和公民自由排名中，印度是过去十年内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在2021年从“自由”降至“部分自由”。在卡托研究所的人类自由指数中，印度从2015年的第75位跌至2021年的第119位。在“无国界记者”组织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印度从2013年的第140位下降到2022年的第150位。最后，在世界经济论坛7月份发布的最新全球性别不平等报告中，在146个国家中，印度的总体得分排名为第135位，在健康和生存方面则排名历史最低的第146位。
我想用两个警告来结束我的文章，告诫人们不要轻率地屈从于魅力型权威。第一个警告来自安贝德卡尔（B.R. Ambedkar），在1949年11月印度制宪会议上的最后一次演讲中，安贝德卡尔引用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米尔 (John Stuart Mill) 的话，警告公民不要 “将自己的自由放在伟人的脚下，或者给予‘伟人’以无上的权威，使其能够颠覆既有的制度”这一警告在印度比在英国更有警示力，正如安贝德卡尔 (Ambedkar) 指出的那样:
“巴克提”（bhakti，意为终身信奉一神），或者说“奉献之路”或“英雄崇拜”，在印度政治中发挥的作用之大，是世界任何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宗教中的“巴克提”可能是灵魂拯救之路。但在政治上，“巴克提”，或言“英雄崇拜”，注定是一条最终通往堕落和独裁的道路。
对超人莫迪的崇拜，就像此前对超人英迪拉的崇拜一样，表明安贝德卡尔认为“巴克提”或盲目的英雄崇拜将威胁印度民主的担忧是正确的。执政党将莫迪描绘成印度教的“弥赛亚”，兼复仇天使，这种叙事在印度拥有一定的宗教文化基础。人们不会想象到，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会如此狂热地崇拜一个活生生的人——但不幸的是，印度人确实可能如此。
第二句话要晦涩得多，但同样中肯出自1969年11月尼贾林加帕（S.Nijalingappa）写给英迪拉·甘地的一封信。当英迪拉分裂国大党并将政党转换为为己谋利的工具时，尼贾林加帕正是国大党的主席。尼贾林加帕出生于1902年，成长于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同时也参与了主张民主、非暴力和多元主义的民族独立运动。在他成年后的很长时间内，国大党是一个权力分散的组织，拥有众多活跃的邦级和地区级单位。当时的国大党有很多领导人，而非集权于一人。而当英迪拉试图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党和国家时，尼贾林加帕警告她说，“20世纪的历史充满了妄图取缔民主的悲剧案例，当一位领导人在民众的喝彩与民主组织的支持下上台执政时，他将成为政治自恋的受害者，并受到一小撮无良的阿谀奉承者的怂恿，这些人利用腐败和恐怖压制反对派，试图让公众舆论成为权威的回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正如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其他独裁者的例子所显示的，个人崇拜总是对国家不利。历史学家已经对英迪拉·甘地个人崇拜导致印度民主遭受的损害作出了判断。有一天，尽管可能不会在我的有生之年之内，历史学家也将对莫迪个人崇拜如何影响印度的福祉做出类似的评估。
本期编辑：代思佳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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