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20世纪90年代初，梅塔通过操纵印度股市赚取了巨额利润。尽管后来他的欺诈行为被揭露，政府和相关金融监管机构不仅未能有效问责，还以荒谬的借口逃避责任。无独有偶，深受梅塔影响的帕雷克通过操纵信息技术和通信公司股价实现快速致富，而其合作对象包括阿达尼这样的裙带资本家。帕雷克的“发家”得益于对印度公司治理漏洞和避税天堂的充分利用。 畸形的经济环境促使更多的印企采取“欺诈”行为谋利，包括违规操作证券市场、操纵财务报表和窃取国有银行资金。欺诈文化与印度金融资本变相“捆绑”在一起，正蔓延到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新生领域。 而在传统领域，对市场正直、诚实和公平原则的漠视，正导致制假售假、破坏环境、违背医学伦理、虚假招聘和黑帮等一系列问题。本篇作者穆迪（Ashoka Mody）认为， 想要扭转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因为改变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进而形成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 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仅供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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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的支持下， 印度漠视道德和公共责任的现象蔚然成风。 自1989年初以来，印度Sensex股市指数一路上涨创下历史新高。然而，为什么1992年4月之前股市飙升却是一个谜：Sensex指数几乎是顶着政治混乱、经济困境等一系列负面因素垂直上扬。
如今，人们已逐渐遗忘这段被称为“哈沙德·梅塔骗局”（Harshad Mehta scam）的时期，仿佛它只发生在特定时期而与当代并无直接关联。但事实上，这类欺诈事件屡有发生，并已逐渐演变成一种商业交易的模式。这种趋势正在让印度的经济和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最恶劣的现象是，寻衅舞弊的欺诈行为集中在公司经营管理中：公司所有者和发起人欺骗投资者以谋取暴利。 印度政府虽然拥有行政和监管权力，但未能履行其维护法律神圣权力的职责。监管制度的失灵导致政府公信力逐渐被吞噬，而政府威信又是社会和市场交易不可或缺的粘合剂。正如亚瑟·恩哥伦（Arthur Engoron）法官最近在纽约州起诉唐纳德·特朗普案中解释的那样，法律体系必须维护“市场的完整性”，以确保交易是“诚实的”，并遵守“公平的标准”。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正直、诚实和公平可能显得陌生，甚至“古怪”。但正如另一位美国法官在一个相关案件中辩称的那样，在这些道德价值观中，“国家有自己的利益”。法官们表示，如果国家不控制贪婪，市场就无法实现其经济和社会目的。正如伟大的自由市场倡导者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两个多世纪前强调的那样，当“贪婪”战胜了审慎和公平的道德美德时，市场就会失灵。 印度的观察者对这些欺诈行为不屑一顾，认为这是一种有趣的例外；骗局是由一些离经叛道的人在合法的边缘上精心策划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走在“时代前沿”的人正在创造一种被更多人认可的环境。原本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人变得普遍起来。如今，欺诈行为已经司空见惯，甚至因其所呈现的非凡特质而闻名。在政府的鼓励下，肆无忌惮的金融资本主义显示出对道德规范和公共责任的普遍漠视。 正如帕尔塔·达斯古普塔教授（Partha Dasgupta）所解释的那样，当每个人都期望其他人会采取欺诈手段时，为了保持领先地位，每个人都可能会采取欺诈行为。
哈沙德·梅塔（Harshad Mehta）骗局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它向世人警示了未受监管资本主义的潜在危险。这一警示在对经济自由化过于乐观的叙事中黯然失色，其教训是:谨防夸张的叙述。 1990年3月，印度股市开始莫名上涨，当时印度正迅速走向国际破产。36岁的梅塔愈发神秘，尤其是当他从维克罗利的一所普通住宅搬到沃利的一处海滨房产后。这处价值1亿卢比（Rs.10 crore）的新房产拥有九洞果岭、日式花园和梅塔众多豪车的停车场。1990年5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印度“繁荣的股市”表示赞赏，称其缓和了外汇储备暴跌的风险。1990年8月，花旗银行印度分析师对印度的经济前景表示乐观，认为“印度的资本市场已经成熟。”有传言称，花旗银行印度（Citibank India）等金融机构为印度股市的非正常上涨提供了资金。分析人士对此表示否认，称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证据”。 1992年哈尔沙德·梅塔（Harshad Mehta）骗局曝光后，在新德里议会街，股市投资者带着股票申请在银行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图源：印度教档案（The Hindu Archives）
1991年6月至7月，由拉奥总理（P.V. Narasimha Rao）和财政部长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领导的新政府取消了进口和工业管制，成功推动了改革进程。这是一个关键时刻。由于缺乏必要的人才、性别平等以及运作良好的城市，制造业未能实现预期的提升，这一点是令人失望的。相反，无法无天的金融资本主义扎下深厚的根基。 金融监管机构对市场上涨的原因以及哈沙德·梅塔在其中的作用一无所知。孟买证券交易所（BSE）对梅塔的交易进行了调查。所得税部门在1992年初搜查了他的住所和办公室。税务人员显然是在寻找与迪拜黑帮有关的线索，但未能找到任何证据。印度国有的共同基金——印度信托基金的戴夫（S.A. Dave）暗示存在着大量资金流入。而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 Governor）行长文卡塔拉曼（S. Venkitaramanan）则召集了金融机构的会议。 潜在买家在孟买哈沙德·梅塔（Harshad Mehta）的住所检查一辆丰田塞拉（Toyota Sera）。梅塔拥有的18辆汽车是由一个特别法庭拍卖的。图源：印度教档案（The Hindu Archives） 到1992年2月，联合水泥公司（ACC）的股价已从一年前的350卢比（Rs.350）涨至4500卢比（Rs.4,500）；整体市场指数Sensex从同期的1000点升至2300点。《金融时报》提出，财政部长的改革是导致市场上涨的原因。随后，疯狂开始了：在截至4月底的短短两个多月时间里，ACC股价翻了一番多，至1.15万卢比（Rs.11,500），Sensex指数几乎翻了一番，至4500卢比（Rs.4,500）。 果然，物极必反。一年后，Sensex指数下跌至约2000点。印度资本市场并没有像花旗银行分析师所认为的那样发生神奇转变；市场也没有像《金融时报》所声称的那样预见到改革的好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于印度心怀期许，但印度所谓的市场繁荣并没有帮助其摆脱向IMF要求纾困的境地，以至于让IMF的期待成为一厢情愿。 在夸张叙述的掩盖下，梅塔利用国有银行的无息资金购买特定的股票。 各类监管机构的事后分析报告，看上去更类似于“法官决定撤销对杀害杰西卡·拉尔（杰西卡·拉尔案是印度著名案件。杰西卡·拉尔在一场印度名流的社交派对上做招待，后被射杀。尽管证据确凿，但凶手在首次判决中被判无罪。凶手父亲为哈里亚纳邦国会议员。此项判决立刻引发印度国内强烈抗议。）凶手的指控”。正如《印度时报》当时报道的那样：“没有人杀害杰西卡·拉尔。”在哈沙德·梅塔的骗局中，印度国家银行的管理层和执行委员会没有被问责，尽管在实际中，银行“借给”梅塔50亿卢比（Rs.500 crore）无息贷款用于市场交易。政府是支持印度储备银行的，并声称由于缺乏实时追踪梅塔交易的数字能力，无法判定这是骗局。这是个极其荒谬的借口。印度储备银行有三年多的时间来监管追踪银行的异常行为，这也是它们的义务。令人感慨的是，无视这些公然的欺诈行为竟然成为储蓄银行的一种惯例做法。 哈沙德·梅塔在被询问股市骗局时。图源：印度教档案（The Hindu Archives） 梅塔英年早逝。税务部门仍向他妻子追讨应缴的税款。此时他成为了一位民间英雄。那是戈登·吉柯时代（译者注：这是一个文化和经济上的术语，指的是追求金钱和成功的极端资本主义时代，得名于电影《华尔街》中的主要角色 Gordon Gecko。这一时代通常被描述为个体主义、贪婪、不择手段追求利润的时期，以及对财富和成功的过度追逐。），贪婪即美德。作家潘卡吉·米什拉（Pankaj Mishra）在写下他的第一本著作游记时，一次火车旅行中遇到了一个名叫戈恩卡（Goenka）先生的旅伴。“人们认为哈沙德·梅塔是腐败的，”戈恩卡说，“为什么他被认为是腐败的呢？因为他赚了很多钱吗？我认为他是个天才。即使他是腐败的，他也在激发年轻人的灵感。” 梅塔的欺诈手法已经过时，但他那卓越的传奇仍然传世。
二、克坦·帕雷克（Ketan Parekh）指引方向
哈沙德·梅塔“鼓舞”了一位杰出的年轻人——凯坦·帕雷克。1963年出生的帕雷克曾为梅塔工作，并在1998年左右开始崭露头角，成为新的股市“大牛”。相比他的前老板，帕雷克行事低调，他搭上全球信息技术股票繁荣的便车。在新的快速致富叙述中，他推高了鲜为人知的信息技术和通信公司的股价。这些公司的“流通股份”较低，意味着其推动者持有大部分股权，只留下一小部分股份供市场交易。在这些成交量寡淡的市场中，帕雷克推高了股价，从而诱使机构投资者相信股价将继续上涨而买入股票。在2000年2月，即便是全球繁荣周期的结束，当时Sensex指数在盘中一度突破6000点的最高纪录，帕瑞克成功推高了他所瞄准股票的价格。直到2001年3月初，当一个所谓的“空头卡特尔”导致他的股票价格暴跌时，他的运势宣告终结。帕雷克开辟了一条至今他人仍在追随的道路。他的成就也暴露出印度公司在治理方面的尴尬漏洞：业主和推动者可以轻松欺骗投资者。在他职业生涯早期的一次令人难忘的交易中，他与高塔姆·阿达尼集团（ Gautam Adani’s officials）达成协商，帮助推高阿达尼旗下公司的股价。他的所作所为表明，如果没有严格高效的监管，技术上再复杂的监管保障措施都将一无是处。最重要的是，他开创性地利用毛里求斯和其他避税天堂等途径“洗钱”，以此非法获得财富。 或许是唯一有记录的案例，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发现有证据显示，在1999年10月至2001年3月期间，阿达尼公司参与了操纵阿达尼出口公司股价飙升的行为，这是阿达尼集团的前身。他们与帕雷克和其他经纪人一同操作。相关各方进行所谓的“循环交易”，即在连续较高的价格上同步进行买卖订单。正如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的检查员指出的那样，除了这些循环交易之外，“这支股票几乎没有真正的交易量”。这种同步操作给人一种大规模交易量的错觉，并确保交易价格被记录为新的市场价格。即使在今天，尽管电子交易中存在所谓的保障，骗子仍然通过循环交易/订单同步操纵股价。 为了资助他在市场上的操作，帕雷克像哈沙德·梅塔那样寻找国内银行系统中的薄弱环节。在帕雷克的情况中，他找到了城市合作银行，尤其是马德哈夫普拉商业合作银行作为突破口。更重要的是，帕雷克成功发现毛里求斯这条洗白巨额资金的途径，不然，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被遗忘的骗子。 印度与毛里求斯的《双重避税协定》（DTAA）于1983年生效，但直到约1991年，印度开始自由化之前，这封协议带来的实质成果寥寥。九十年代的自由化表面上是为推动制造业发展，实际上却引发了金融活动的激增。 由于毛里求斯不对隶属于本国的公司征税，因此DTAA为包括印度公司在内的非本国公司寻求居留权创造了一种激励机制。 毛里求斯不仅仅是提供了一个避税天堂；其政府部门很少或根本没有监督谁是毛里求斯的合法居民。 因此，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利用毛里求斯的匿名“空壳”公司将资金引向印度。印度投资者（据称还包括政治人物）通过毛里求斯这一渠道将资金循环传递，将其作为“外国”投资组合流入和直接投资从毛里求斯带回国内。 帕雷克的卓越之处在于将毛里求斯的资金渠道与印度政府迫切吸引外资的愿望相结合。根据相关协定（指的是类似和DTAA一样的协定，不光指DTAA本身。），非定居的印度人可以通过被称为“海外法人团体”的实体向印度汇款。这些实体通常是匿名的，在1999年11月之后，储备银行承认没有对这些公司进行追踪。许多印度公司在毛里求斯和其他避税天堂使用“海外法人实体”作为掩护。根据另一项政府措施，外国机构投资者（在本国当局审查合法的情况下）可以利用匿名子账户在印度进行投资。与“海外法人团体”一样，这些子账户便于将资金在印度境内“往返”。
逃亡商人尼拉夫·莫迪在孟买缴获的艺术品收藏。2020年，价值4亿至5亿卢比的资产将被拍卖。图源：Vivek Bendre 一切都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后来一个议会联合委员会（JPC）（译者注：印度议会设立的一种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调查和审查特定议题，通常涉及重要的政治、经济或社会问题。议会联合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来自各个政党，旨在通过集体研究和讨论，为政府和议会提供有关特定议题的建议和意见。）发现，帕雷克通过14个“海外公司体”和四个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子账户传递资金，利用他的循环交易方法操纵了目标公司的股价。阿达尼出口公司在JPC确定的目标公司清单中占据重要位置，正如上述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的报告所证实的那样。 2003年9月，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禁止帕瑞克从事交易，但据称，他继续通过代理公司操纵市场。2018年2月，一家特别法庭判处他三年监禁，原因是他没有向SEBI缴纳罚款。 印度的决策者实际上是在恳求帕瑞克或者类似的人去实施欺诈。 早在帕里克成为“大牛”的几年前，高层决策者就意识到毛里求斯渠道正在被滥用。财政秘书蒙特克·辛格·阿鲁瓦利亚（Montek Singh Ahluwalia）在1993年11月的一份内部通讯中指出，投资者通过设在毛里求斯的空壳公司向印度输送资金。 对此，他建议称：“我们应该尝试废除《避免双重征税》条约。”他在1994年12月重申了这一立场，并且得到财政部税务秘书的支持，但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呼吁“在这个问题上保持对话”。他的结论是：“我们现在不应该仓促行事。”
印度监管机构和法院也拒绝表明立场。当被要求裁定公司是否可以通过《毛里求斯条约》合法地减少纳税义务时，最高法院做出了带有喜剧色彩的裁决，称该条约帮助政府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任何不利影响都是任何条约所固有的妥协。 最终，2012年的一项旨在清理虚假申请者以获取税收优惠的举措，减少了来自毛里求斯的投资组合流。其他一系列压力迫使印度做出回应，其中包括经合组织遏制利用避税天堂进行的避税活动的行为，更有甚者，2016年4月巴拿马文件对避税天堂渠道的揭露。在2016年5月，对印度-毛里求斯税收协定的修正赋予印度当局对短期资本收益征收15%税率的权利。这也导致来自毛里求斯的投资组合流（金融专业术语：投资组合流——Portfolio flows。）的下降。 但战胜虚假投资者的胜利仍然遥不可及。 来自新加坡等其他避税天堂的投资组合资金流入增加。印度修改了与新加坡的双重征税协定，就像修改了与毛里求斯的协定一样。然而，来自美国的投资组合也在激增。在一定程度上，美国投资者将资金从单一的国内资本市场转向多元市场，将相当大比例的资金转入与美国有关的避税天堂。凭借宽松的公司注册法，美国在金融保密指数（Financial Secrecy Index）上排名第三（排在开曼群岛和新加坡之前），该指数衡量的是避税天堂隐藏投资者身份的有效程度。如今位居金融保密指数（FSI）榜首的美国，是印度投资组合的主要来源。美国投资银行在避税天堂维持着庞大的子公司网络。2017年，拥有905个避税天堂子公司的高盛（Goldman Sachs）和拥有619个子公司的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是美国公司中使用避税天堂最多的前两名；其他一些跨国金融机构也进入到榜单前20名，将资金大量转移到国际之间。而且，尽管毛里求斯已经从投资组合资金来源的顶峰跌落，但它仍然是印度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后自由化政策制定者一直青睐于吸引“外国”资金。 在凯坦·帕瑞克淡出大众视野后，仍然有不少可以钻的空子存在。2023年1月，美国投资研究公司和卖空机构Hindenburg Research指责阿达尼集团成员利用毛里求斯和其他离岸避税天堂操纵公司股价。尽管阿达尼集团迅速且有力地否认了这一指控，但最高法院要求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对此事进行调查。与印度监管机构惯常做法一样，证券交易委员会选择推脱责任。在5月的初步报告中，证券交易委员会表示它“毫无收获”，“碰了个壁”，进一步调查将是“一场无终点的旅程”。证券交易委员会声称由于所指控的操纵股票实体的“最终所有权”过于“不透明”，因此无能为力。在8月底，有组织罪案及贪污举报计划（OCCRP）（译者注：后续文中出现用OCCRP代替。）试图澄清部分不透明性。它描述了据称在2013年至2018年之间由阿达尼联合体进行的操纵股价的实例。OCCRP还含沙射影地暗示证券交易委员会——在莫迪政府的压力下——曾忽视一封报告阿达尼集团自家股票存在可疑活动的信函。阿达尼集团否认了这一新的报道和指控。
骗子靠先监管机构一步生存。 因此，欺诈结构越来越不透明的情形并不奇怪，这让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监管机构有理由声称在起诉欺诈者方面无能为力。
长期以来，印度国有银行的欺诈行为几乎不需要高超的技巧或艺术性，而是一个关于权力和腐败的简单故事。 1969年7月，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将主要商业银行国有化后，国有银行便被视为个人储蓄罐。尽管她吹嘘国有化是一种从富人那里拿走并给予穷人的“罗宾汉式措施”（译者注：“罗宾汉式措施”指的是一种政策或行动，其目的是从富有者或特权阶层中取得资源，并将这些资源用于支持或改善社会中较为贫困或弱势的群体。这个术语来源于英国传说中的罗宾汉，他是一个以从富人手中夺取财富来帮助穷人的传奇人物。因此，“罗宾汉式的措施”通常表示一种通过重新分配财富或资源，以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政策。本文的“罗宾汉式措施”是甘地声称将富人的资源用于支持穷人。）。但她的儿子桑杰却是首批受益者之一。他胁迫印度央行（Central Bank of India）和旁遮普邦国家银行（Punjab National Bank）的官员为他在汽车制造业提供巨额资金，为那些拥有特权进入银行的人树立了一个持久的榜样。 大规模盗窃印度国有银行金库是后自由化（post-liberalisation）的一个现象。 众所周知的欺诈者，如维贾伊·马尔雅（Vijay Mallya）、尼拉夫·莫迪（Nirav Modi,）和梅胡尔·乔克西（Mehul Choksi），仍然逍遥法外，并且成功逃往海外。多年来，印度当局声称一直在努力引渡这些犯罪分子。 2019年，PMC银行账户持有人在孟买的阿扎德广场抗议印度储备银行。图源：Paul 在这群诈骗分子当中，引人注目的马尔雅最具代表性。他拥有一艘游艇、一支赛车队、一家足球俱乐部和一支板球队。他备受期待的“翠鸟”日历（译者注：“翠鸟”日历指的是由印度啤酒品牌金嘴啤酒（Kingfisher）推出的年度日历。这个日历以性感和时尚而闻名，通常会在每年发布，展示了引人注目的模特以及与品牌相关的各种主题，包括旅行、夏季和时尚等。）上展示了衣着暴露的女性，莱昂内尔·里奇（Lionel Richie）还在他50岁生日派对上进行表演。马尔雅迷人地称呼自己是“美好时光之王”（King of Good Times）。 从银行“盗窃”已成为常态。这些诈骗分子不再是色彩鲜明的个体，他们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2015年4月左右，时任印度储备银行（Reserve Bank）行长的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向莫迪总理办公室传递了一份“备受关注的欺诈案件清单，以便进行协调调查”。到了2018年9月，心灰意冷的拉詹写道：“协查制度哪怕是将一名典型的欺诈分子绳之以法方面都收效甚微。因此，欺诈并没有被有效阻止。” 这一骗局现在被一个机制掩盖起来，它向所有人隐瞒了纳税人的成本，除了偶尔出现的记者通过《信息权法》（Right to Information Act）迫使政府做出回应。隐藏机制很简单，当借款人在几个月内没有偿还银行贷款时，银行就必须“注销”贷款。然后，审慎规范要求银行对损失“提供”，这导致其资本减少。原则上，银行应积极追讨那些被核销贷款误入歧途的借款人。但是追讨的效果极其糟糕。这些数字加起来：在截至2022年至2023年的五年中，银行注销了10.57万亿卢比（约合1290亿美元），但可能收回了其中约四分之一。因此，政府定期为遭受损失的银行增资。简而言之，纳税人支付了未偿还贷款的代价。
国有银行是极其不负责任的。所有关于银行私有化的讨论都只是空谈，这些银行向特权阶层和有权有势者提供的慷慨施舍是任何政府都不愿意放弃的政治资产。
银行系统的另一部分，非银行金融公司（NFBCs）（译者注：后续出现用代替NFBC代替。），甚至比国有银行更像一个狂野的西部。非银行金融公司原则上不接受小客户的存款，因此被认为需要很有限的监管与监督。而这是对欺诈分子的公开邀请。 2018年8月导致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L&FS）破产的欺诈行为是最著名的，并且影响深远。政府在政策上的考虑不周与执行不力加剧了非银行金融公司的监管漏洞。IL&FS成立于1987年，旨在推广当时的潮流，基础设施方面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从法律上讲，它是一家私营企业，但几乎所有的股本和债务都来自政府拥有的金融实体。它最大的股东是国有的印度人寿保险公司。此外，IL&FS还从印度政府获得了极少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德国发展银行等国际贷款人那里获得的偿还借款的主权担保。 诈骗活动猖獗的原因在于政府在公私合同中未能精心设计保障措施以保护公共利益，同时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L&FS）与政府的模糊关系为其在没有监管监督下运营提供了额外的许可证。 在基础设施项目的投标中，投机手法导致合同需要重新谈判，难以追踪其真实经济价值。由于估值的不确定性，吸着烟斗、说话麻利的老板拉维·帕塔萨拉希（Ravi Parthasarathy）及其亲信夸大了IL&FS的收入和资产，这在IL&FS倒闭后经司法审计证实。在粉饰财务绩效的虚构掩护下，帕塔萨拉蒂和其他人在IL&FS的多个实体之间进行了可疑的往返交易和财务交易，以牟取个人及其青睐之人的利润。国有银行为IL&FS的金融诈骗提供了持续的资金支持。直到IL&FS倒闭前几周，愚昧的信用评级机构仍将其评定为AAA级。在受到董事、股东和告密者的挑战时，帕塔萨拉希试图通过恐吓和诉讼来阻止他们。 原则上，存在从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L&FS）的残骸中有抢救价值的一份书面计划。但在帕塔萨拉希建立的复杂且不透明的金融结构中，试图索赔或反索赔的人都有可能陷入印度复杂繁琐的法律体系当中，并持续数十年。可以预见的是，印度储备银行并未吸取任何教训。尽管其他非银行金融公司与IL&FS一同受到影响，但这些所谓的“影子银行”仍然提供了印度金融体系在故意宽松的监管制度下发放的约五分之一的信贷。 执法局对与Mahadev博彩应用程序有关的洗钱网络进行了搜查，追回了53.9亿卢比的现金和155.9亿卢比的银行账户。 图源：ANI
印度政府及精英阶层将数字基础设施视为跳跃长期发展障碍、迈向更加光明未来的起点。创造性的数字技术将通过教育科技（edtech）、医疗应用和与全球相连的基拉纳（kirana，遍布印度各地，店面不大，通常由2至3人完成管理的个体经营小店）来推动更快速、更公平的经济增长。金融科技，数字基础设施金融服务的供应商，将成为新的增长模式的关键。 根据官方数据，印度目前有3000多家金融科技公司。尽管金融科技在过分乐观的预期中蓬勃发展，但数字欺诈的问题层出不穷。在第一次新冠肺炎疫情封锁后，虚假贷款手机应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那些突然失去收入的人提供资金。这些贷款应用几乎不需要借款人提供任何文件，但收取的利率往往高得离谱。最绝望的借款人由于无法偿还贷款，被迫走上绝路。截至2021年11月，储备银行宣布1100个应用程序中的600个是非法的。然而，这些问题就像一种“无法阻挡的疾病”一样。即使应用商店将它们下架，相似的产品也会重新涌现。诈骗分子总是领先两步，轻而易举地规避开新的限制。 新冠疫情的风波基本已经过去，但由中国金融手机应用驻印代表实施地网络勒索仍在继续。他们利用极具诱惑的空壳公司、加密货币、WhatsApp和Telegram群组消息。尽管每笔交易规模较小，但与中国应用程序相关的诈骗案涉及的总金额可能高达10亿卢比。 然而，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金融科技公司，它们在原则上从事合法业务，但却被欺诈活动所吸引。面临的困境在于，金融科技的经济目的并不明确。它们起源于统一支付接口（Unified Payments Interface）上的支付服务提供商，但却缺乏其他传统金融部门不具备的明显功能。例如，它们在提供信用卡或贷款服务方面比银行有何优势？它们究竟能够有效提供哪些服务？它们是否会最终取代传统金融机构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此外，如果数字技术确实具有优势，为何传统银行不采纳这些技术呢？随着新冠疫情逐渐得到控制，金融科技是否依然有着广阔的前景呢？ 在著名的金融科技公司中，Paytm的主要业务是数字支付。但是，就像许多印度公司一样，该公司很早就开始多元化经营，涉足保险、黄金销售、电影、机票以及游戏领域。 2021年11月，该公司进行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公开募股。该公司旨在争取200亿美元的市场估值，然而，其股价迅速从每股2000卢比的高开盘价下跌至1500卢比。尽管股价已经从每股约800卢比的最低点回升，但目前仍然低于1,000卢比。和所有初创企业一样，该公司的盈利前景在首次公开募股时并不明朗，如今仍然扑朔迷离。 为了提升盈利能力，Paytm已经拓展至具有争议性的贷款业务。其销售的贷款（代表其在其平台上托管的贷款机构）在9个月内的利率被设定在22%的高位，但在扣除处理费用后，实际上可能在30%至55%之间。对借款人的承诺实际上是在很少或根本没有文书工作的情况下即时获取资金。
2009年，Abdul Karim Telgi被带到班加罗尔卡纳塔克邦高等法院。图源：k . Gopinathan 金融科技贷款已演变成一种在道德上应受谴责且最终为不良的业务。 在疫情期间，金融科技公司以高达500%的实际利率向急需帮助的家庭提供贷款。一些借款人变得对此类贷款产生依赖，他们用新贷款偿还旧贷款。贷款机构采用了残酷的催收策略，包括敲诈勒索。尽管印度的数字基础设施被宣传为一项革命性技术，但同时也成为敲诈者放贷的场所。在“人人都在这么做”的认知下，是非之分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 储备银行公开表示反对“高利贷”，并声称对其进行监督。储蓄银行还要求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或非银行金融公司（本身就是可疑实体）建立合作关系。截至目前，印度储备银行最为突出的举措是对Paytm公司处以5390万卢比的罚款。原因是Paytm公司未遵守审慎规范，包括未遵循了解客户准则以及对用户进行充分风险评估。 风险和混乱已经蔓延。 BharatPe是印度最大的金融科技公司之一，以高利率提供点对点网络借款（P2P贷款，peer-to-peer lending），因此吸引了大量次级借款人，从而导致其违约率飙升。今年初，BharatPe公司遭遇了一次小规模的挤兑，公司的一位前创始人对其未来发展进行较悲观的预测。该公司此前已经解雇这位创始人及其妻子（负责公司财务），原因是二人涉嫌挪用公款，用来享受奢侈生活。 另一个不断增长的风险源于监管套利，以克服对金融科技公司的限制。 由于印度储备银行要求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之间更紧密的联系，总部曾位于班加罗尔的Slice公司一度备受推崇，如今则发现自身业务选择受到极大限制。作为回应，亏损严重的Slice公司在印度储备银行的支持下，并购了古瓦哈提（Guwahati）的一家默默无闻的亏损银行。合并两家亏损的金融机构，且彼此的客户基础和运营文化完全不同，显然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 金融科技公司的高管们在最近的年度大会上对这一现状感到悲观。如果他们的担忧变为现实，那么随着推动者试图抵消暴跌的估值，金融欺诈可能会增加。 糟糕的企业治理困扰整个数字创业板块，最为鲜明的例证是明星在线教育公司Byju的审计师辞职。Byju被指控虚报收入，并推迟公开披露其财务报表。它还卷入了与国际借款机构之间的激烈分歧，后者坚持认为Byju公司违反了贷款契约。在线教育科技领域的一些初创公司，包括医疗服务领域的Phablecare、Pristyn Care、汽车维修平台，甚至所谓的云厨房Bigspoon，它们的销售额和筹集资金都有虚高谎报的情况。根据一份内部审计报告，零售平台Bikayi伪造了供应商和店主的签名，向他们收取服务费用。通过“付费推文”进行市场操纵，获得雇佣的“知名博主”的推荐行为也是另一起正在发生的欺诈行为。 当时的一幅插图，描绘了西孟加拉邦Saradha集团的骗局。图源：Keshav/《前线杂志》 过度炒作的数字初创企业中的渎职行为不断涌现并不足为奇。目前的融资寒冬（随着美国利率上升而来）以及新冠疫情引发的短暂井喷之后，客户增长急剧放缓，这迫使投资者和推动者面对印度数字服务市场相对有限的现实。
评论员经常称赞印度商界的创业传统。从1854年科瓦吉•达瓦尔（Cowasjee Davar）建立纺织厂，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信息技术初创企业。但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个阶段性的变化。巩固长期增长的基本前提条件，人类发展、性别平等和城市运作，历届政府都在逃避这些责任。相反，他们通过金融和科技的奇迹推动经济增长。严重的不平等、不可持续的井喷式增长以及无能的监管机构造就了一个宽松的环境。许多企业没有追求负责任的创业，而是寻找快速致富的途径。 企业的不端行为变得普遍存在。这些公司违反证券市场的行为规则，操纵财务报表，从国有银行窃取资金。他们在国内和国际避税天堂建立空壳公司，隐藏身份并以神秘的方式转移资金。商业道德受到影响。 虽然欺诈行为最直接与金融领域相关，因为那里有利可图，但欺诈文化已经蔓延到经济的许多角落，包括现代数字生态系统。 用恩戈兰法官（Engoran）的话来说，这反过来又滋生对市场正直、诚实和公平的不尊重。制药公司在监管机构的默许下，经常生产不合格的药物，有时甚至导致死亡。制药公司污染土地和水源却免于处罚。医疗和法律行业的道德标准急剧下降。虚假的招聘机构引诱绝望和毫无戒备的人们花光他们珍贵的积蓄，以期过上更好的生活。黑帮已经渗透到印度曾经声名显赫的呼叫中心，掠夺国内外老年人和信任者。 扭转这些病态局面很困难，改变现状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这正是一种不良均衡的运作方式，形成了一种无法逃脱的进退两难的局面（a catch-22 situation） （译者注：“Catch-22 情境”（a catch-22 situation） 指的是一个自相矛盾、无法摆脱的困境，因为存在矛盾的制约或规则。这个术语来源于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22条军规》（Catch-22），小说中的主人公因为军规的矛盾而无法避免危险的任务。这个术语后来被广泛用来描述一种情境，即一个人因为矛盾的条件而陷入困境，难以或不可能在不违反某些约束的情况下找到解决方案或做出决策。实质上，它意味着陷入了一个无法赢利或只能选择失败的境地。）。 附录：文中主要专有名词汇总
1、The Bombay Stock Exchange（BSE）——孟买证券交易所（BSE）
2、Reserve Bank Governor（RBG）——印度储备银行
3、Associated Cement Corporation（ACC）——联合水泥公司（ACC）
4、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Board of India（SEBI）——印度证券交易委员会（SEBI）
5、Double Tax Avoidance Agreement（DTAA）——《双重避税协定》（DTAA）；文中指印度和毛里求斯之间签署的协定。
6、Joint Parliamentary Committee（JPC）—议会联合委员会（JPC）
7、Financial Secrecy Index（FSI）——金融保密指数（FSI）
8、Organized Crime and Corruption Reporting Project （OCCRP）——有组织犯罪及贪污举报计划（OCCRP）
9、Central Bank of India（CBI）——印度央行（CBI）
10、Punjab National Bank（PNB）——旁遮普邦国家银行（PNB）
11、Right to Information Act（RIC）——《信息权法》（RIC）
12、Non-banking Financial Companies （NBFCs）——非银行金融公司（NBFCs）
13、Infrastructure Leasing and Financial Services（IL&FS）——基础设施租赁和金融服务公司（IL&FS）
14、German development bank Kreditanstalt für Wiederaufbau（KfW）——德国发展银行（KfW）
作者简介： 穆迪（Ashoka Mody），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代表著作：《印度破碎了:一个被背叛的民族，独立到今天》（2023）。
本文 编译自印度《前线》杂志11月30日文章，原文标题为“India’s lawless financial capitalism fosters a culture of scams ”，
https://frontline.thehindu.com/economy/deep-dive-into-india-lawless-financial-capitalism-how-scams-became-commonplace/article67569293.ece?cx_testId=22&cx_testVariant=cx_1&cx_artPos=4#cxrecs_s
本期编辑：江文轩 穆祎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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