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论著-02】邓小平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
【摘 要】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即是指一定阶级统治的民族国家及其成员对本国之外的本阶级和其它阶级不特定多数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邓小平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根据不同标准可以大概分为对称式的三组，一是正面和反面类，包括衷心致谢法、期待教育法、直言批评法、立场表明法和信心展示法，二是直接和间接类，如讲演教育法和他者转告法，三是理性和感性类，如说理教育法和事实教育法。
【关键词】邓小平；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科基金项目“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方法研究”（编号：12A003）；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载体与方法研究”（编号：12JK0198）；陕西科技大学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具象化和仪式化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编号：2012ZX-20）
目前学界思想政治教育概念的经典定义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按照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念、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P6)。笔者认为此种界定与中外思想政治教育史不符，大大缩小了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应有的外延，因此重新界定了其内涵，认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些）人按照一定的期望，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另一个（些）人的政治、法律、道德等方面思想观念、现实行为、行为倾向施加影响的实践活动”，其“在信息传播方向上包括上行、下行和平行思想政治教育，在对象上包括对本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等内部成员和对友、对敌、国际乃至世界思想政治教育”，其中国际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阶级统治的民族国家对本国之外的本阶级和其它阶级的”思想政治教育[2] (P80)。
笔者还曾根据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是个体还是群体的分类标准，将思想政治教育分为个体思想政治教育和群体思想政治教育，再根据对象是否特定，进一步将后者分为对象为特定多数人的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和对象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说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是指“针对不特定多数人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3](P68)。
综上所述，所谓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即是指一定阶级统治的民族国家及其成员对本国之外的本阶级和其它阶级不特定多数人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术上是个崭新的概念，但其实践却早已存在。本文拟对邓小平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正面和反面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根据其主体对对象政治思想观念、现实行为或行为倾向所持态度（肯定还是否定或者无畏还是畏惧），可以分为正面和反面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具体的教育方法：持肯定态度的，主要有衷心致谢法、期待教育法，持否定态度的，主要有直言批评法，持无畏态度的主要有立场表明法和信心展示法。
1、衷心致谢法
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旨趣不在于使其对象形成主体所期望的思想品德，而在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政治思想观念、现实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主体正面强化对象所作出的有利于主体的现实政治行为的一个基本方法就是衷心致谢法，因为社会心理学告诉我们，行为得到正强化后再次重复此类行为的概率会明显提高。邓小平不仅有“对于一切在科学技术上帮助过我们的国际朋友，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4](P91)的思想，而且自己在实践中也加以应用，1978年10月23日他在日本参加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时就曾表示，“我这次来贵国访问，不仅是为了参加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仪式，还要向为促进两国友好关系发展的日本朋友们致意，要感谢你和所有日本朋友。”[5](P86)
2、期待教育法
衷心致谢法是通过肯定对象过去的现实行为的方式，隐含着对对象此类行为再次重复的淡淡期望，期待教育法则是主体直接指出对对象未来行为倾向的正面期望。1978年10月25日下午邓小平在东京参加了记者招待会时，就《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的反霸条款，对来自世界各著名媒体的400多名记者说，“我们希望中日双方都教育自己的子孙后代，永远信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反霸原则。”[5](P99)1989年10月31日邓小平同志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也是直接指出，“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6](P331-332)
3、直言批评法
直言批评法是通过点名或不点名的方式，批评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的政治思想观念、现实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之错误性的方法。1974年10月在会见由日本众议院浜野清吾率领的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访华团全体成员时，指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拖延的原因，“不是由于我国，也不是由于日本人民”，而是“由一小撮人造成的。他们是岸信介、佐藤荣作、椎名悦三郎以及青岚会等这些鹰派和台湾帮；他们从台湾得到好处，死抱住台湾不放；此外还有那些仍然抱着军国主义思想的人”。[5](P54)
4、立场表明法
对于对象不利于主体的政治思想观念、现实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采取期待教育法和直言批评法没有明显效果的情况下，主体宜采用立场表明法，鲜明地亮出自己的立场，从而使不特定多数对象能够认识到自己政治思想观念的明显错误性，意识到自己现实政治行为的后果严重性，预测到自己政治行为倾向的极端危险性。所以邓小平认为使“朋友们清楚地了解中国政府的正式立场，这是很重要和很必要的。”[4](P378)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就曾针对不特定多数外国的不当指望，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6](P3)同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撒切尔夫人时，针对撒切尔夫人等英方不特定多数人想和中方讨论香港主权的错误思想观念，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关于香港主权的中方坚定立场，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英双方需要商讨的只是“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1997年香港“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6](P12-13)
不特定多数对象在其错误的政治思想观念支配下，就可能作出错误的现实政治行为或具有作出此种行为的错误政治倾向，此种情况下就需要通过对此种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表明主体的政治立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改变此种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并间接地影响其政治思想观念。1984年5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中阐释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时，针对国际上不特定多数对象可能打中国牌的政治行为倾向，明确指出“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6](P57)
5、信心展示法
如果表明立场依然无效，则可以通过展示信心的方法进一步表明主体对不特定多数对象对主体不利的政治思想观念、现实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的坚决否定态度，使其知难而退。
首先，展示信心，影响对象的政治思想观念。1981年1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副领袖史蒂文斯和美国总统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的谈话中，针对美国报刊和一些人所持“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的错误思想观念，指出我们在延安时期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都可以生存，“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4](P377)
1986年12月中下旬在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影响下，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学生上街游行闹事，西方国家由此认为中国政府可能因此垮台。对此，1987年1月13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干事长竹下登时说，“学生闹点事，影响不大，搞不垮我们”，“我们要避免事态的扩大，但即便扩大十倍，也影响不了我们的根本”。[6](P198,200)同月20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进一步强调说，最近尽管发生了学生闹事和党的总书记更换“这两件事，一切都将照常进行，不会有任何改变。”[6](P201-202)
其次，展示信心，影响对象的现实政治行为。1989年10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总理差猜时，针对巴黎七国首脑会议制裁中国一事，指出“这样一个国家随便就能打倒了？不可能。”“世界上最不怕孤立、最不怕封锁、最不怕制裁的就是中国。”[6](P329)次年4月7日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时进一步指出“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是不管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打了二十二年仗才建立起来的，是在被封锁、制裁、孤立中成长起来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的实力增强了，中国是垮不了的，而且还要更加发展起来。”[6](P357)
再次，展示信心，影响对象的政治行为倾向。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中，针对撒切尔夫人“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6](P14)
二、直接和间接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借鉴美籍奥地利社会学家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1901～1976）的两级传播的传播学理论，可以根据主体是直接对不特定多数人还是通过他者（往往是意见领袖）传播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将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分为直接（一级传播）和间接（二级传播）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前者如讲演教育法，后者如他者转告法。
1、讲演教育法
在大众媒体飞速发展的时代，直面特定或不特定多数人进行政治讲演，不但主体可以不经他者直接将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达至受众，确保信息不会发生失真，而且可以通过大众媒体对更广范围内的不特定多数人进行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
正因为此，1974年邓小平率团参加第26届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前，外交部长乔冠华问邓小平准备工作应当如何进行时，邓小平强调指出“重要的是要有一篇好的发言稿”。[5](P37)经过精心准备，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发言，阐述了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中国的外交政策。邓小平说“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7](P12)发言不仅使广大发展中国家意识到它们的历史遭遇、现实地位、反霸任务和未来命运的共同性，从而“有一切理由进一步团结起来，而没有任何理由相互疏远”，[7](P10)而且通过本次专门讨论反对帝国主义剥削和掠夺、改造国际经济关系的联大特别会议得以顺利召开的事实，说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通过无数事实说明“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7](P5)，坚定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反霸斗争胜利的信心；而且通过对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之间矛盾的深刻分析，进一步唤醒了第二世界国家和人民的反霸意识，通过揭露第一世界两个超级大国的外强中干的虚弱本质，在一定程度上教育了第一世界的不特定国家及人民；此外，还通过庄严声明和承诺“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7](P13)，从而大大消除了国际社会不特定国际主体对未来中国崛起的担心和不安。邓小平的发言不但引起了会场非常热烈的掌声，而且当他讲完回到座位上时，很多国家代表都排着队去和他握手，其中不少代表向中国代表表示听了讲话“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另外，各国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使邓小平的发言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广泛传播，不仅影响了世界上不特定国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政治思想和行为倾向，而且也反过来鼓舞了中国自己国家的不特定多数人的国内建设热情和国际反霸斗志。
2、他者转告法
有时由于条件局限，主体难以、不便向对象直接进行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或直接进行的效果不如通过他者转告的效果理想，这是因为：其一，他者往往是不特定多数对象中的一员，被对象当作是“自己人”，从而遮蔽了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和信息来源，其二，他者在向不特定多数对象转告时，往往置换了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表达方式，使对象更易接受，其三，他者往往是不特定多数对象中的意见领袖，其“意见”对对象更具影响力，其四，他者联系面广，而且有机会和不特定多数对象直接接触和交流。
1986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联邦德国、巴西以及港澳等国家和地区的荣氏亲属回国观光团部分成员和内地的荣氏亲属的谈话中就殷切指出，“你们联系的人多，朋友多，希望你们跟他们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让他们回来看看，看一次不够，看几次就比较了解了，就可以看到我们国家是怎样前进的。”[6](P161)
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教授时指出“中国目前局势是稳定的”、“中国人吓不倒”，并请李政道“告诉美国所有对我们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人，在判断中国局势的时候，这两点是必须看清楚的根本的两点。”([6]P327)
三、理性和感性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根据对象对信息的感知方式，可以分为理性和感性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前者如说理教育法，诉诸于对象的理性分析和思考， 47 31927 47 15289 0 0 1768 0 0:00:18 0:00:08 0:00:10 3328者如事实教育法，诉诸于对象的直观感知，促其接受主体的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信息。
1、说理教育法
说理教育法可以运用到论证主体自身期望对象作出适当行为的合理性，也可以运用到论证对象政治思想观念、现实政治行为或行为倾向的不合理性。
中国希望西方国家帮助中国，希望北方帮助南方，如何说服他们来进行帮助呢？1984年10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中就是通过“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的说理教育法，教育不特定多数“西方政治家要清楚，如果不帮助发展中国家，西方面临的市场问题、经济问题，也难以解决。”[6](P79)次年3月4日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的谈话中又再次指出“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6](P106)
1989年西方七国制裁中国，希望搞乱中国，如何说服他们改变其制裁中国的现实政治行为和搞乱中国的政治思想观念？1990年7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谈话中，就分析指出中国一乱就会打内战，而“一打内战就是各霸一方，生产衰落，交通中断，难民不是百万、千万而是成亿地往外面跑，首先受影响的是现在世界上最有希望的亚太地区。这就会是世界性的灾难。”[6](P361)
2、事实教育法
有时候说理不一定奏效，因为对象可能对主体形成了思维定势或者说刻板印象，这就需要通过让他们了解事实真相或主体现状，或者通过创造条件形成对象所不期望出现的主体状况，对其进行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
欢迎不特定多数人了解主体现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对象因不了解主体现状而形成的错误思想观念和行为倾向。如“欢迎海外的华侨、华人都回来走走。一是了解我们的国家，二是看看有什么事情可以参与，可以尽力。”[6](P162)
创造条件形成对象所不期望出现的主体状况，对于教育对象认识到此种期望的不现实性和错误性非常直观。1989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会见以樱内义雄为团长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访华团主要成员的谈话中就指出“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6](P349)
上述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分类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首先，有些方法从一个视角看属于一类方法，从另一种视角看又属于另一类方法；其次这些方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再次，这些方法往往可以交替或同时采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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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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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邓小平.邓小平团长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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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原载】
阮云志.邓小平国际大众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J].河北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3,(5):46-49.
【引用来源】
[1] 封面图片：
http://www.16sucai.com/2016/01/759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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