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牧孜 | 共享单车坟场：如此美丽，如此昂贵，又如此令人心痛

编者按：董牧孜，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2018年9月5日，她在原创文章《“共享单车”神话濒临破灭？其实自行车的续命史向来坎坷》中，以国际化视野深度梳理自行车发展史，探讨中国当下共享单车困境成因及突围之道。随后又对共享单车坟场摄影项目——吴国勇《无处安放》谈了自己的看法。

△ 武汉洪山的共享单车坟场。摄影©吴国勇

共享单车坟场：

如此美丽，如此昂贵，又如此令人心痛

文 / 董牧孜

在网上看到吴国勇老师的作品《无处安放》时，先是感到一种兴奋的战栗。它们具有体量庞大的美感，压倒式的密集，以及惊人的艳丽。细看，才意识到这是废弃单车堆叠而成的景观，网络上称之为“共享单车坟场”。最初，人们怀着过剩的激情制造这些单车，将其投放到城市各处，又因为同样过剩的狂热，将其弃置于绿色植被或是废弃校园球场之中，生成一种荒诞而又自然的景观。这些坟场是某种意义上的工业废土，但看起来又好像是自然物的聚集，甚至是某种特殊的农田——不同品牌和色彩的单车群组显示出不同作物的领地。

△ 上海浦东的共享单车坟场。摄影©吴国勇

在这组照片获得病毒般的传播之前，吴老师已经是小有名气的“城市风光摄影师”，但这样一组怪异的“城市风光摄影”让他的作品获得了真正的公共性。无人机拍摄共享单车坟场的视野，是柯布西耶在飞机上俯瞰城市的视野，但这一次，它所展现的不再是现代城市的光辉，而是其问题的一次自我暴露。现实的视觉震撼将我们拖拽进入共享单车的发展悖论——产业，空间生产，资本，以及作为市民与消费者的我们都牵涉其中。

△ 《无处安放》2018连州展览现场，来自法国《解放报》等媒体记者在观看视频。摄影©罗大卫

共享单车坟场在中国的大量涌现，无疑是共享单车神话的破灭征兆。这也提醒我们，要留意自身遗忘的速度。在2015年共享单车崛起之前，大城市的人们乘地铁、公交、出租车或者走路，已经很少再想起曾是富裕家庭“四大件”之一的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手表）——除非是作为一种怀旧。然而，自行车起起落落的续命史，恰是一部社会生活变迁史。

△ 《偷自行车的人》电影剧照。对于一个工人来说，自行车被盗简直是一场灾难，意大利导演德·西卡的电影《偷自行车的人》正是表现了这一点。图文引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 罗孚车厂的自行车广告。图片引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 Bicycle Race，英国摇滚乐队Queen（皇后乐队）1978发布的收录于专辑《Jazz》中的歌曲，由主唱Freddie Mercury创作，灵感来自于LSD发明者霍夫曼一次骑自行车回家的奇幻旅程。图文引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19世纪末的欧洲，自行车首次以“机械马”之名横空出世，在20世纪上半叶演化为平民交通工具；二战至60年代，欧美资产阶级逐渐坐进汽车，自行车留给工人阶级。然而，由于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和道路建设变成了以汽车为中心的规划导向，行人的出行困扰越来越多。在中国，人们谈论“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难题”也是如此。共享单车在新世纪的回潮，恰恰是为解决汽车中心主义与现代城市规划问题本身闯下的祸，回应人们对于平民化绿色出行的渴望。

在中国，共享单车在短时间内爆发并获得极大的活力，但也因此而成为资本疯狂涌入的竞逐游戏，这与共享经济的玫瑰色诱惑不可分割——很多人甚至觉得共享经济是一种通往共产主义的途径。事实上，共享单车并非共享而是租赁业务，它也数字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共享”并没有将原本收费的东西变成免费，而是将信息数据化、资本化乃至金融化了。欧洲共享单车的情况不同，它在性质上政府主导的公共交通建设，靠纳税人的钱投入生产和维护运营，其运作状况暴露出这原本是一门缺乏盈利的生意。

# 吴国勇《无处安放》视频素材。剪辑©8KRAW 大成

《无处安放》是废墟的奇观，如此美丽，如此昂贵，又如此令人心痛。它所提示的是一种过剩的危机，令人亢奋的生产力与令人震撼的浪费并存，这恰恰是我们今天生机勃勃、充满希望的社会表象之下所潜藏的危机——一种无限膨胀、高度危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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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风少

本文作者 | 董牧孜，新京报书评周刊记者

文章收录于 | 吴国勇个人印书《无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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