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国生 | 桑德、鲁夫＆阿勃丝镜像中的你我他——摄影的身份判断和视角定位
△ 刘勃麟《隐形人》系列之一
注释：环境之内，人在哪里？
桑德、鲁夫＆阿勃丝镜像中的你我他
——摄影的身份判断和视角定位
文/康国生
康国生
四月风评论员
自由摄影师
现居沈阳
前言 | 身份之谜
“身份”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人不晓，但若穷究下去，连哲学家也会在它的迷宫中走失——弗洛伊德看到三个“我”，福柯说“人死了”，拉康说“人疯了”。在各类艺术中，“身份”问题始终令人着迷，摄影和人类身份之间直接或隐含的联系也贯穿着整个摄影史。
事实上，当相机面向社会生活的时候，“身份”就已经以“主陪”的姿态入席，哪怕你拍下的只是一处“人类痕迹空间”，“身份”也会作为“副陪”在场。既然“身份”如此频繁地出镜，那么它的入戏名义和方式有哪些呢？百多年来由它主宰的代表作又是以怎样的脉络发展的呢？对此，本文试图借助相关作品做以梳理。
△ 约翰·汤姆森《中国和中国人》系列之一
一.你是谁
奥古斯特•桑德是较早系统地关注身份主题的摄影家之一。他的《时代的面孔》系列，以环境背景下的平静肖像为统一视角，描述了当时德国各行各业的生产、生活、经济、文化、人权和精神等状况。
从哲学的维度来看，《时代的面孔》是围绕环境与肖像的关系，提出“你是谁”问题。换句话说，“你”之所以属于“你的社会身份”而不是差异环境下的另一个人，是因为包容你的那些要素，概念化了你、建构了你、锁定了你——你的周遭因素构成了“你”的前提。而此时的相机是以主客二元的对视关系，即第二人称的视角来判断的。这类肖像照，镜中人“本真的我”并不在场，作为他者的相机，建构了肖像人的“你是谁”。
举例来说，文本中那位肩上压着一摞砖头的工人，与伫立在笔挺大衣里的公证员无法互换角色，“你”肩上的砖头，难以替换成公证员身边那条名贵的细狗作为“标配”。这倒不是说“贼的儿子终究是贼”，而是作为“你”在既往的人生境遇中，所有的现实过程导致眼前“这就是你”的必然性。
△ 奥古斯特·桑德《砖工》
△ 奥古斯特·桑德《公证员》
你可以被重新建构成一个与此不同的角色，但是需要时间和其他附加条件，譬如那三个“跳舞去”的青年农民，虽然西装革履和礼帽已经配齐，但脚下通往贵族的路依旧泥泞不堪，尽管吸香烟的表情比较自信，但文明棍还以牵牛的习惯姿势拿在手上。这也从“你们”体力型的身材比例、粗壮的手指骨节，以及滑稽的神情中泄露出某些身份认同的矛盾和坚持。事物总有因果与悖论，但机会经常在矛盾中孕育，好在有“年轻”作为资本。
如果把片中人的面部挡上，人们依旧可以通过剩下的符号判断出这些人的职业身份，所谓“自我”根本不在场，所以桑德照片中建构的每个“你”，本质上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类群体。
△ 奥古斯特·桑德《跳舞去》
二.他是谁
在戴安•阿勃丝的摄影主题里，有不少双胞胎与畸形人的环境身份照。这里先不谈其人类学层面的意涵，以哲学的视角来说，戴安提出了“他是谁”的问题。凭肉眼看，孪生姊妹的物理表象难以区分，着装一致，背景一样，假如按着上述对桑德的阐释，可以对其中一位提出“你是谁”的指认，但身边的“她是谁”呢？照片在同一环境呈现了“两个一样的你”，如果你是你，她毕竟就不是你。现实中，不可能有在表相之外，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正可谓“相人相虎难相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这也是不能把相机当做测谎仪使用的理由吧。
孪生姊妹统一着装的身份照，提出了同样语境下，看似相同的人群“互为他者”的问题。不是说大家相互欺骗、戕害，而是指每个人在自我的身份定位中，会以各自的文化概念相互影响与建构，相互成为他人的一部分。譬如在每个人的个性与行为习惯里，都会有其父母、老师以及朋友的影子——对门大妈喜好广场舞，本家大妈也便成为舞迷的例子不胜枚举。世间，哪有一位属于真正的自己呢，他者必然成为我的一部分。
△ 戴安·阿勃丝《双胞胎》
△ 戴安·阿勃丝《畸形人》系列之一
△ 戴安·阿勃丝《畸形人》系列之一
戴安的畸形人系列，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他”与我们的惯常有差别，属于“异类”，而文本中对“奇异的你”庄重地观看，仿佛老师在敲黑板防止下面打瞌睡，事实上这是违背“对别人的缺陷细看是一种残忍”的道德原则的。但是，关键点恰恰隐藏在这里，这“异类”的标准是谁定的？是谁把这个群体的身份权力排在“正态分布”的边缘作为他者身份存在的？宠物狗的长相千奇百怪，甚至越是奇特的分支，越被赋予更高的美学价值，为啥没人把某类矮小的、褶皱密布的或者耳朵特别大的划归残疾类呢？
“他是谁”，取决于你观看的尺度；而在他的眼里，你、我，也都是他者。戴安•阿勃丝说：拍你害怕的东西。如果我不拍他们，就不会有人看到他们。无疑，戴安的影像是转述，是替我们观看，是对身份歧视的拷问。
关于“他是谁”的视角定位，辛迪•舍曼的各类系列身份剧照，可谓淋漓地演绎了文化语境下的他者形象。舍曼自导、自演和自拍了一辈子“自己”，却没有一张属于“自我”，这样的对镜“自画”，画出了他者的喻象。
△ 辛迪·舍曼《无题电影剧照》部分作品
而被称为“讽刺家”的马丁•帕尔凭借抓拍建构的众生相，是紧紧围绕消费主义文化语境的“他者”群雕。
全球化时代，人类来到了祖先未及的领域，在自我与他者、意义与符号、知识与权力的迷宫内徘徊，在盘根错节的记忆、创伤、欲望、疯癫中艰难找寻自己的面孔。正如刘勃麟的《隐形人》，在背景的吞噬中，人被他者（环境）融化，“我”在哪呢？
事实上，关于身份判断的摄影，无论从“你是谁”还是“他是谁”的路径出发，最终都会归入“我们是谁”的问题，这是文化背景下的人如何存在的根本问题。
△ 马丁·帕尔《奢侈》系列之一
三.我是谁
托马斯•鲁夫的极简《肖像》系列，既平常又特殊。
平常，是因为屏蔽了环境和光影，以非名人、大众化的肖像人为材料，建构了护照样的扁平图示。
特殊的是，大尺幅并列展出，标题之外没有任何姓名和事由做注解，与光荣榜、名人榜上那些胸佩奖章或大红花的肖像照形成本质差别。
鲁夫的视角定位，相当于肖像人的对镜静观，“我是谁”。“非名人”，拒绝“总统、明星”等社会化符号的干扰，强化人本身。剔除环境因素对身份的建构功能，让符肖像符号的“能指”指向自身，指向“我的存在”。画家邵帆的作品 《大兔子+》的学术资源其实是鲁夫。
鲁夫说，问题也许在于，如果我拍摄一个名人，那就会是另外一个角度了，因为我们了解关于这个人的其他背景。
不同个体的肖像，类型化的并置展出，一方面突出的是相貌的微观差异，单元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强化的是宏观上的雷同，即群体的普遍性。作为“张三”、“李四”的个体，在屏蔽了环境意义的茫茫人海中，“我是谁”呢？生而为人的意义在哪呢？
作为身份识别，譬如刷脸、指纹验证等，“我”的面相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尽管镜像刷去了我的物相，但“我的整个内心世界”绝不会泄露给“愚蠢的机器”，更不会与任何他人吻合。鲁夫说：图像假装展示真实。这也是鲁夫对表象的摄影手段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揭示存在之“真”的另一个用意。
△ 托马斯·鲁夫《肖像》系列
结束语 | 身份与皇帝的新衣
关于身份主题的图片生产，桑德的“你是谁”也好，戴安、舍漫的“他是谁”也罢，归根结蒂多是以镜像反射来探寻“我是谁”，即“人，存在”的根本问题。
由于文化的人类“一脉相传”，以王朔的话说都是从同一棵树上下来的那群猴子变的。如果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那么时至今日的全球化，大家在“拟像的世界”里相互建构各自的身份角色，从亲友、师长和同事的影子里模糊地识别自我，没有动物大聚会童话里的个性张扬。
有人问一位饰演皇帝过的影视演员：没有做过皇帝，是怎么进入角色把皇帝演得那么像样的？
他说，在接这个戏的时候心理很没底，总是无法进入角色。场子搭起后，当我坐上龙椅，俯瞰群臣跪拜，在山呼万岁的气场中，君临天下的感觉一下子就来了。
果然假戏可以真做，这是在为拉康——在自我认定上，一个自以为是皇帝的皇帝，与一个自以为是皇帝的疯子，没有区别——提供证词么？
在生活的舞台上，当大幕垂落，昔日皇帝，小楼昨夜又东风，雕栏玉砌虽在，只是朱颜改，了却春花秋月，终落得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可叹“我”的存在，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诡异的是，“我的存在”是怎样成为骇客帝国棋局上一枚棋子的呢？
原文刊发于2019年4月10日《人民摄影》报
图片源自网络
△《信仰》康国生 2013.12.03摄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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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康国生 陈衍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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