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纪实｜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专题对话四“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
编者按
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专题对话四 “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的摘要，供学界同行参考。
第四场专题对话——“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郭树勇教授主持。
上海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江时学研究员主要分析了“信任赤字”问题，认为互信可以避免战争，保持和平。而中美之间并未建立互信，中美贸易战的暴发根本上是因为中美之间缺乏战略互信。要建立互信，一是要通过对话互相理解，其结果可能会受到“有色眼镜”的影响，中国就是其受害者；二是要处理意识形态的不同；三是要互相尊重，拥抱多样性。最后，江时学研究员总结道，信任别人很容易，但被信任很困难，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即是如此。互信的建立需要很长时间，而一旦破坏就很难重建。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张春研究员的发言主要围绕安全两难问题展开。随着核武器诞生和国际道德标准的大幅提升，战争不再是体系转型的首选路径，和平崛起成为唯一选择。上述变化决定了体系转型只能在极长周期内完成，当前的失序也因此具有长期性特点。在长失序时代，社会距离不断拉长，国家间相互认知模式简化、理解难度加大，对相互行为的道德式理解使得道德上认定“对方恶”的恶性循环形成，理性政策选择又导致了对抗行为的相互性，从而进一步加深安全两难问题。为重建长和平，世界需加强文明交流，降低对社会互动的道德化认知，回归对互动性的承认，不断进行试错性行为以持续化解安全两难的生成环境，从而减少甚至消除误解。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马丽蓉教授以“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与丝路文明力量的彰显”为题，从丝绸之路与中华文明互构性关系的视角展开分析。马丽蓉教授指出，文明交往是文明发展的本质，中华民族的文明交往呈现出三阶段、递进式的思考态势。目前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建设遇到很大阻碍。因此，如何使人文交流与人文力量互相支持或成为迫待解决的问题和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最后，马丽蓉教授强调，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文明力量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必将扮演重要角色。应在丝路精神价值共识的基础上，汲取丝路文明的经验，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力量。
北京大学法学院章永乐副教授就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了两个实践思路：第一，应正确解读亨廷顿的思路与内涵；第二，30年代的空间理论是多文明并存的理论来源。亨廷顿所提出的四种普世文明理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文明冲突观并非意在挑起文明间的冲突，而是为从国内层面劝诫美国政府减少对本文明具有普适性的过分自信，节制自身文明的边界与扩张野心，尊重并警惕文明多元性。这一文明观最终可溯源至多种文明并存的大空间理论。亨廷顿的文明主张并未得到正确解读与有效落实，多数美国政府反而大肆宣传普世主义并对外输出自身文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层面与科技层面都呈现出边界扩张的倾向，文明建构的边界面临重大挑战，对此应尊重政治多元化、尊重文化差异性。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李林副研究员认为避免文明冲突论，必须从思维方式入手，并基于十四个要点展开了论述。首先，避免文明冲突论的一般方法为通过文明对话和文明构建以正面对冲，而李林副研究员则提出需要改变对文明的看法以从根本上避免文明冲突论。第二，文明是形容词，而不是名词。基于此，李林副研究员提出第三点，文明是表示程度的形容词，而不是指范围。第四，文明是一种培育和塑造人的方式，即教化。第五，不同文明间在细节上可存在差异，但文明之间不必然存在冲突，而是可以重叠和相互补充的。第六，可通过几种不同的文明来培养和塑造人。第七，文明内的方式可以扩大到文明间。第八，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不是文明冲突论，而是来自于理性主义的反噬。第九，理性被无限放大导致事物之间的关系被简单化。第十，非此即彼的观念并不符合实际。第十一，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观点不属于任何一种文明。第十二，全球化的退潮和中美贸易战的本质不是中美冲突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第十三，重新理解理性、拓宽对理性理解，以及正视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在内的“非理性”或为解决途径。第十四，未来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以理性方式解决“非理性”问题，那么未来全球化即可在多大程度上展开。
巴基斯坦和平外交研究所创始人，所长Farhat Asif主要阐释了中巴文明互鉴的重要性，特别是提到经济互联与文明互通的关系，呼吁在新时期进行更多更好的文明对话。巴基斯坦与中国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战略伙伴，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为巴基斯坦带来更多机遇，应更广泛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辐射至非洲乃至欧洲地区，促进各国的文明交汇与经济互通。其次，她指出2019年全球各国间的分裂现象与意识形态对立现象的出现愈发频繁，这种现象应该得到改变，各国应建立有效的途径和平台来促进文明间的交流和互通。文明多样性和全球化趋势应得到延续，虽然目前世界局势中存在极端势力，但我们应利用经济全球化趋势奋勇前进。
哈萨克斯坦亚洲研究所所长、首席研究员Sultan Akimbekov就全球化经济背景下各国如何应对文明冲突、寻找未来方向的途径进行了分享。冷战结束后，世界出现了新的国际进程，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与发展也表现出国际进程中新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国际互动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与变化，有的国家奉行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式，有的国家的市场经济程度较弱，文明间的互动正是全球背景下实现国际合作共赢的重要途径。当今世界全球化发展迅速，世界经济也发展迅速。新冠疫情爆发后，世界面临更多新挑战。在这期间，美国提出了许多对抗性的问题，尤其强调意识形态的表现。美国与中国、美国与欧洲国家都出现了贸易对抗与冲突。30年前，我们关注的重点在于欧亚大陆，30年后，我们更应放眼全球。冲突与对峙已不应再是各国的核心议题，合作与共赢才是世界发展的新需求，只有开展合作与对话才能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
上海外国语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Steve Kulich教授基于对跨文化研究的文献综述，认为亨廷顿尝试建立的范式并没有能够描述现实。现在并未出现新的国际秩序，全球化竞争下也并未出现“宏观”的文化联盟，而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出现两极分化。他指出，疫情助长了反全球化、孤立主义和民族主义，在实际上造成了全球范围内的边境封锁，并加剧了内部分歧和文化群体之间的不和。他强调，长期的跨文化交流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最后，他发出了加强跨文化合作研究的倡议。
在自由讨论环节，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玲宁教授等专家学者加入讨论，就中非人文交流、如何消除外国对中国的误解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出处
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