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ople.[10]Opportunities

2023年12月1日，“欧美关系走向报告2023”发布会暨“美欧跨大西洋关系影响下的欧美中俄关系”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本次发布会和研讨会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和上海欧洲学会联合主办，上海欧洲研究界济济一堂，北京的学者也加入进来，共同研讨过去一年里美欧关系的起伏变化及其对中美欧战略三角的影响，为国内学术界更精准地把握和研判当前国际形势，贡献了新知识和新观点。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教授和上海欧洲学会会长丁纯教授做了开场致辞。姜锋教授谈到，当前区域国别研究正在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增长点，能够为国家重大战略决策提供新知识和新观念，而对欧洲和美欧关系的研究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指出，自从2010年前后奥巴马提出“重返亚太”的战略后，美欧之间的裂痕在持续加深，值得仔细研讨。会议分为三场。第一场围绕美欧在科技、经济、能源和气候治理领域的互动展开研讨。丁纯教授首先做主旨演讲，指出当前欧洲经济持续低迷，正处于衰退的边缘，而欧洲各国的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了经济活力，加剧了衰退。随后上海欧洲学会监事、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杨逢珉教授发表演讲，她提到中国企业对欧盟的投资额是对北美投资额的近5倍，显示出对欧洲的巨大热情，可见中欧经贸合作拥有良好的基础。接下来年度报告的各位作者进行主题发言。上海欧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徐明棋教授认为：当前“去风险”已成为整个西方应对中国崛起的共识，欧洲正在追随美国建设“友岸产业链”，却无法像美国那样实施“小院高墙”战略。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忻华研究员指出：当前美欧针对中国的科技与经济遏制政策越来越“同频共振”，不仅“泛安全化”，而且更加聚焦于“去风险”协作，同时美欧在中国周边和全球南方的经济外交也愈加频繁。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与创新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研究员认为，美国通过产业链重组、矿产开发合作、调整相关市场的分布、掌控关键性产品定价权、建立资源-金融联动体系等方式，正在构建美欧资源与能源一体化架构。而上海欧洲学会秘书长杨海峰老师则认为，美欧围绕科技与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正在开展协调，同时欧洲也在力推防务产业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会议的第二场聚焦于地缘政治和大国关系领域的美欧互动。三位学者做了主旨演讲。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余建华研究员指出：中美欧俄四方共同影响着全球南方的走向，而中东是四方博弈的重要场所，美国扶持以色列，构建中东盟友-伙伴体系，而欧洲也因反恐和难民潮等问题不得不在中东开展博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主任张迎红研究员指出：当前欧盟和北约将中俄视作共同的威胁，并且密切联络中国周边的亚太国家，美国实际在强化对欧洲的控制，削弱了欧盟的“战略自主”。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的简军波老师指出：美欧位于现代国际体系的核心圈，全球南方应联合起来，破除以美欧新殖民主义为核心的现代国际经济秩序。在主题发言阶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叶江教授指出，当前美英双方都希望将双边联盟长久维持下去，美英关系可能引领美国与整个欧洲的关系。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张杨老师指出：过去一年间德美双方在战略、防务、经贸和科技等领域的合作都在深化，但固有的矛盾没有解决，特朗普时期确立的美国对欧惩罚性关税依然如故。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门镜教授和邵孟浩博士指出：法国与美国在安全防务、新兴科技、供应链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的合作在增多，但裂痕依然存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的龙静老师指出：欧洲希望美国的政策保持稳定，但明年欧盟和美国都将举行大选，未来美欧矛盾可能激化。复旦大学的薄燕教授谈到：美国通过《通胀削减法案》补贴清洁能源产业，迫使欧洲出台《净零排放绿色新政产业计划》，今后双方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合作与冲突都会增多。会议的第三场集中研讨欧洲各个次区域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刘作奎研究员首先做了主旨演讲，提出了当前欧洲政治生态“中东欧化”的命题，认为美国正在借助安全合作来控制中东欧，使其成为美国分化和弱化欧洲的抓手和棋子。随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尚宇红教授发表演讲，指出2017年以后美国重返中东欧的意图越来越明显，双方合作愈加密切，对中国与中东欧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在年度报告作者发言阶段，同济大学欧洲研究中心的宋黎磊教授指出：未来中东欧有可能成为继法德之后的“欧洲第三极”，而美国对中东欧的影响乃至操控也在增强。华东政法大学吉磊副教授谈到：南欧与美国的互动更趋频繁，而当前意大利、希腊、西班牙等国的激进右翼政党的崛起，使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受到新的压力。上海外国语大学瑞典语专业负责人沈赟璐老师指出，北欧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正在重新定位和全面升级，但中国与北欧的经贸关系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上海外国语大学荷兰语负责人陈琰璟老师谈到，荷兰虽然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最终加入对华芯片禁运，但其实不希望在中美之间明确地选边站队。最后，杨逢珉教授对会议进行了总结，她指出：我们应全力确保经贸合作成为中欧关系的压舱石，防止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出现激化或扩散到其他领域，对双边关系的风险管控机制应得到完善。上海市社联的领导也参加了此次会议。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等沪上知名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共50多人到会参加研讨。来自《新民晚报》、《文汇报》、澎湃新闻网等媒体的人士，以及来自北京的国际组织的代表，旁听了本次会议。供稿

随着巴以冲突升级，西方对乌援助正在减少，这或使基辅面临艰难选择，虽然美西方对乌支持不可能停止，但这可能为莫斯科在乌克兰危机中提供一个黄金机遇。今后如果巴以冲突持续升级、范围不断向邻国扩散，西方对乌援助将持续缩减，俄很可能趁机把乌拖入消耗战，使乌及其盟友难以招架。众所周知，西方对乌克兰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在乌克兰危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不仅使乌克兰能抵挡还能击退俄罗斯的进攻，甚至可以通过西方援助的先进攻击武器穿越俄罗斯控制的地区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特定的目标。但最近，随着巴以冲突升级，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西方对乌援助可能减少，它们正转向特拉维夫，这或使基辅面临艰难选择，这改变了正在进行的乌克兰危机的轨迹。三项指标下降阿联酋智库《Future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2022年12月26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成立大会暨高峰论坛”圆满闭幕。会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正式揭牌成立。

#本次会议的直播链接为：https://meeting.tencent.com/l/Pmwzs10wMwzF，欢迎通过直播收看！排版陆涵审核尤一阳分享收藏点赞在看

Studies）是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建设和运营的上海市协同研究平台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实体机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以“立足本土，放眼全球”（Global

Studies）是在教育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支持下、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建设和运营的上海市协同研究平台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二级实体机构。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以“立足本土，放眼全球”（Global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摘要】通过研究美国芯片法的先进半导体设计、制造补贴政策的六大基金、投资税收抵免政策和对芯片企业到中国投资的惩处机制，分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支持政策目标、管理机制和政策推进机制，以及国际半导体供应链格局变化和对地缘政治经济的改变和冲击，并比较了美国与中国芯片竞争的优劣势。作者建议中国有必要考虑从政府综合财税支持、促进海外人才回流、关键制造设备研发、自主可控供应链建设规划、阻断美国对韩国和台湾的拉拢，以及将外交、军事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进行政策布局。【关键词】美国芯片法；半导体供应链；地缘经济拜登政府半导体供应链回流政策是长期影响全球产业生态与地缘经济的主要因素之一。美国《2022

10.1080/19448953.2022.2129323英文版原文请点击“阅读原文”进行阅读。★

点击⬆️蓝字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时值区域国别学正式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中的一级学科，为推进中国人类学与区域国别学的对话，探讨区域国别学的新领域与新方向。由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共同主办，浙师大非洲研究院非洲人类学研究中心、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五位一体’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路径探索与实践创新研究”课题组承办的“第二届人类学与区域国别研究论坛”，拟定于2022

目前，俄乌战争处于胶着状态。但在美国和北约拒绝直接干预的情况下，俄罗斯凭借其碾压性的军事优势应该能够控制局面，进而达到分解乌克兰、重创其军事力量、断绝其加入北约之路的基本目的。尽管局势尚未明朗，但俄乌战争已然使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将对中国产生怎样的影响？对此产生了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一，认为这是自9/11以来中国的又一次重大战略机遇。其二，认为这给中国带来了严峻的挑战。笔者认为，俄乌战争给中国带来的机遇远大于挑战，但如何应对才是关键所在。一、中国的机遇首先，俄乌战争将美欧俄等世界主要力量都拉入乌克兰陷阱之中。置身陷阱之外的中国成为各方（因不同原因）争取的对象。只要中国坚持不被拉入陷阱之中，就握有主动权。（对此，《临界全球事务观察》第26期主编点评“乌克兰陷阱及其影响”中已有详述。）第二，乌克兰陷阱加剧了拜登政府“竞赢”（outcompete）中国战略中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拜登政府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战略收缩，意图集中力量“竞赢”中国。为此不惜承受“喀布尔时刻”也决然从阿富汗撤军。另一方面，拜登政府认识到仅靠美国一己之力难以“竞赢”中国，只有打造以美国为首的全球性联盟才能全方位地压制中国。但“重振联盟”的战略本质是扩张性的。战略收缩与扩张的矛盾使得美国的战略意愿与能力之间产生缺口，导致明显的“力不从心”现象。乌克兰陷阱形成后，美国出于其安全利益、道义责任和霸权信誉等各方面的考量，都必须全力压制俄罗斯。为此，拜登政府不得不重新分配其战略资源，从而进一步拉大了美国战略意愿和战略能力之间的差距。第三，乌克兰陷阱给美国的对华政策制造了两难局面。不久前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出乎意料地没有刻意攻击中国。这使得一些人以为只要中国像9.11事件后那样与美国站在一边，中美重新修好的历史就会重演。这种想法未免一厢情愿。毕竟在今天的“百年大变局”中，中美关系以至整个世界局势都和9.11时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然而，俄乌战争确实使美国面临两难：一方面，美国可以借西方空前团结之机加大对中国的压力；但另一方面，如果用力过猛又恐将中国完全推入俄罗斯一方。显然，美国在两难——既要有效地对华施压、又要避免中俄彻底结盟——之间还没有找到平衡点。而美国政治中的剧烈党争和极化，加之即将到来的国会中期大选，都使得拜登政府在两难局面中的选择更加艰难。第四，目前美欧的“同仇敌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愤怒和恐惧造成的，并没有解决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根本利益冲突。毕竟在欧洲看来，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是“乌克兰陷阱”的始作俑者，但欧洲却要为其承担代价。随着局势的定格和理性的恢复，持续的安全威胁和沉重的“制裁”代价必然使欧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发酵——事实上，美欧矛盾已经开始显现。从长远的发展大势来看，随着世界格局向多极化的发展，德法等陆权国家及其主导下的欧洲如果要摆脱安全困境、谋求继续发展，追求战略自主是其不二选择。第五，俄乌战争使得印度对“印太战略”的期许和热情下降。印度的主要安全关切在于北方的亚洲腹地（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亚以至中东）。阿富汗撤军后，印度对这一地区的安全关切剧增，而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却剧降。在海洋上，印度的安全关注在印度洋，而美国则一心想在西太维持霸权。随着美印在安全利益上的错位进一步拉大，印度在地缘政治、国家安全和能源供给等方面寻求与俄罗斯合作更加务实理性。同时，俄乌战争使得欧洲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剧增，相比之下印度的战略价值明显下降。乌克兰危机以来，印度“不结盟”的中立表现得如此坚决，以至于美国甚至威胁要对印度进行制裁。第六，俄罗斯的“大国反击”和美国拒绝直接干预的立场对东南亚各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加之中国在“陷阱”之外的游刃和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压舱石作用，使得东南亚国家拒绝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立场更加坚决。二、风险和挑战然而，在机遇之中也有潜在的风险和挑战。首先，乌克兰危机使得中俄两国在国际事务中产生了鲜明的“形象反差”。一方面，俄乌战争坐实了俄罗斯在国际事务中的“破坏者”形象。另一方面，尽管美国和西方极力“妖魔化”中国，但中国始终致力于和平发展，奉行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推动“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树立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建设者”的形象。如此鲜明的国际形象反差加大了中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政策风险和复杂性。稍有不慎，便会被推入陷阱。其次，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视“中俄一家”的认知很难改变。中俄之间不仅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普京在战事爆发前出席了冬奥会并同中国发表了长篇的共同声明。更具重大战略意义的是，在美国的刻意打压和“制裁”之下，中俄两国之间形成了以安全上的互助和经济中的互补为坚实基础的共同利益。但另一方面，为了有效管控美国挑起的中美“竞争”，维护中国持续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外部安全环境，中国又必须和世界各国、尤其是欧洲国家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在美欧已经形成反俄统一战线的今天，如何既不损害自身的根本利益、又维护稳定的对外关系是一个异常严峻的挑战。取舍之间稍有闪失，便可能导致两头落空。最后，乌克兰危机中孕育着两种“黑天鹅”。其一是时间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后普京时代”迟早要来临，不能排除普京的继任者做出逆转性战略选择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从目前形势看，拜登率领的民主党将在今年的中期选举遭受挫败，这不仅将使拜登提前跛脚，也使其2024年的连选连任变得极为艰难。一旦2024年白宫易主，尤其是特朗普式的人物当选，美俄之间很可能发生“尼克松现象”。第二种则因局势的突变所致。就目前情况看，不论普京能否达到其战略目的，欧洲局势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如果俄罗斯获胜，一个更自信，更有安全感的俄罗斯对美欧的政策可能会具有较大的妥协性，而美欧也可能在接受现实的前提下，愿意同普京做出某种交易，达到稳定局势的目的，美国也因此能从“乌克兰陷阱”中抽身。如果俄罗斯挫败，那么同西方达成某种妥协的可能性或许更大。三、选择与应对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甚至机遇中孕育着危机的情况下，正确的选择和应对是抓住机遇、避免（和克服）挑战的关键所在。必须看到，反俄力量并未一统天下。除了美欧日澳等国坚决反俄，世界其他重要政治板块区——中国，印度、中亚、东南亚、拉丁美洲、非洲、中东——都不同程度地保持中立或观望的立场。在美欧发起的对俄全方位、全社会的极限制裁中，大多数国家采取了不参与或消极应对的立场。即便反俄阵营也绝非铁板一块。美欧的差异显而易见，这不仅仅是因为欧洲在双输的制裁中损失更大，更重要的是美欧之间在解脱困境的立场和路径上存在着根本差别：美国主张持续对抗，在压制俄罗斯的同时控制欧洲；欧洲则希望通过谈判和妥协走出困境，用“制度化协议”维护和平。国际社会中对于乌克兰危机的不同立场，为中国的选择和应对提供了游刃空间。同时也必须看到自己的份量和优势。美国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甚至以“大规模制裁”要挟，逼迫中国选边站的根本原因，不仅仅是由于中国的实力，更是由于中国具有“榜样的力量”。如果中国随美反俄，不仅将极大地壮大了反俄阵营，更是对美国“领导地位”的巨大加持。也正因为如此，在局势没有完全明朗之前，保持定力，保持选择的权利，也就保持了主动权——这应该是最好的选择。而且，中国通过不断微调，已经形成了一套前后有序的应对方法。首先，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的原则。谴责战争，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问题。这是纲领性的立场。第二，强调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是导致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冷战结束以后，作为军事安全组织的北约，并没有像华沙条约组织一样消失，而是在冷战思维指导下不断东扩——这是典型的冷战行为。一个被挤压到墙角的俄罗斯最终做出了最强烈的暴力反应。因此，必须抛弃冷战思维、终止冷战行为。第三，积极支持配合欧洲（德法）主导的和谈斡旋。支持以“诺曼底模式”——法德俄乌四国谈判——解决问题。第四，保持同乌克兰正常良好的关系，并积极对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救助。这不仅符合中乌两国的利益，同时也向世界表明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中立立场。现在看来，这套应对政策是公正理性的，是站得住的。但就长远来看，中国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首先，要充分利用美国目前在对华政策上的两难局面，积极同拜登政府对话交流。尤其是在经贸交流、维持金融稳定、维护包括南海在内的地区局势稳定，停止敌对性语言和行动等方面，中国都应向美国提出自己的要求，即使不能改变中美“竞争”的格局，也要争取将中美关系维持在一个可管控的基础之上。第二，要加大对欧洲的投入，积极加强和欧洲的交流。对中美而言，俄乌战争都极大提高了欧洲的战略价值。尽管目前看来美欧同仇敌忾，但双方根本利益上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中国应该积极寻求与欧盟合作，乐见一个团结和繁荣的欧洲。毕竟，中欧关系的稳定和良性发展对中国的和平发展以至整个世界的和平稳定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第三，从大局看，乌克兰危机犹如一盘围棋中的“打劫”。高明的棋手会抓住对方在“打劫”纠缠时积极“布局”抢势。由于乌克兰陷阱的存在，美国对中亚、中东、南亚、东南亚、非洲甚至拉丁美洲的战略关注都会下降，这就为中国提供了“布局”的空间。最后，要抓住时机积极“稳定周边”。如前所述，俄乌战争使印度降低了对“印太战略”的期许，坚定了东南亚各国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立场。即便是日本的立场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面上看，日本积极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个别政客甚至扬言要在日本“部署”核武。但这与其说是因为立场趋向强硬所致，不如说是出于恐惧。毕竟，日本长期以来的一个重大关切，就是“绝不同时与中俄为敌”。而且，日本对俄罗斯的能源也有高度的依赖和期许。只要中国体察入微、拿捏得当，俄乌战争其实可以是中日改善关系的一个契机。作者：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研究所（筹）所长。出处：“临界Transcend”

目前的局势下，两极或者多极都不足以概括未来的发展趋势，综合近年来的国际形势变化，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表现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趋势。第一个趋势是在世界经济层面。

点击蓝字关注我们★作为对俄罗斯在乌特别军事行动的回应，美国及其盟友宣布多轮对俄制裁措施。这些制裁措施多数是此前对俄制裁措施的范围扩大或者内容深化，但也有若干新制定的制裁手段。比如冻结俄罗斯在欧美金融资产、禁止俄罗斯机构在美欧国家融资和把选定的俄罗斯银行剔除出国际结算系统（SWIFT）等。从力度看，这基本已经是美国对外金融制裁的极限手段，是冷战后美国金融战最全面的实际操作。美国对俄罗斯发起如此力度的金融制裁，有以下几点原因。第一，拜登政府需要借此表达美国的立场，传递其强硬态度。如此力度的对俄金融制裁是军事介入之外的准战争行为。在拜登政府已经表态不准备军事介入俄乌冲突的情况下，美国必须采用严厉的金融制裁措施向国内外显示美国的力量。如果美国政府不对俄采取顶格制裁措施，将严重冲击国内外对美国能力的信任。只有借助排山倒海般的金融制裁措施，美国政府才可以显示其在军事手段之外的强大实力。第二，对俄金融制裁拥有强大的国内支持基础。一是政治支持。在俄乌军事冲突问题上，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罕见地达成共识，均明确支持拜登政府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措施。有了国内的高支持度，拜登政府对俄动用金融制裁手段几无掣肘。从美国国内政治看，拜登此次越是对俄强硬，越能够提高其在民调中的支持度。对于今年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也有助益。二是法律和政策支持。美国对外制裁已有一整套法律体系，拜登政府只需从中引用即可，无须担忧法律障碍。在政策层面，早在2021年4月，拜登政府就签署第14024号总统行政令，可以针对所谓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特定有害外国活动”封锁财产。美国财政部也储备了丰富和充分的金融手段。第三，美国对俄金融制裁的反噬效果有，但短期内不大。尤其是考虑到金融制裁的成本和收益，美国乐于使用。美国处于全球金融权力的枢纽位置，美元当前在全球结算、投资和融资功能无可替代。近年来，美国因为不同原因曾多次对俄采取金融制裁。尽管俄罗斯承受了之前多次金融制裁的后果，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对此轮美国发动的新制裁手段也已必定经过评估并有所应对，但美国对俄的新金融制裁措施，仍将对俄造成严重损害，同时对美国自身负面影响较小。第四，对俄金融制裁得到欧洲及盟国的普遍支持，这是美国此次对俄制裁的突出优势，也是美国全力提高对俄制裁烈度的外部原因所在。美国对外金融制裁如要取得更大效果，需要构筑多边制裁网络，这一方面可以分担制裁成本，另一方面可堵住可能的制裁漏洞。美国曾对伊朗使用过几乎接近的金融制裁手段，但由于未能得到欧洲的通力合作，对伊朗的金融打击未能全然奏效。但美国此次对俄制裁，得到欧洲多国的配合。美欧叠加的金融网络，几乎占据俄罗斯对外金融联系的80%以上。美欧实施的联合同步制裁，能够有效扩大美国金融制裁的影响力。哪怕美国倾力打造对俄金融制裁的最广泛同盟，仍然不确定其是否能够最终产生预想中的战略效果。首先，对俄罗斯的实质损害有待观察。俄罗斯已经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例如，俄罗斯持有的美国国债在过去两年减少了约80%，从近130亿美元减少为约20亿美元。美欧可供冻结的金融资产可能比预想中有限。其次，俄罗斯反制措施不容小觑。俄罗斯固然可能被美欧更大程度打击，但俄罗斯也可以反制。例如，俄罗斯同样可以冻结美欧等国政府、机构和个人的在俄金融资产，或者宣布停止偿还相关债务。再次，俄欧能源贸易依然被予以豁免。众所周知，俄罗斯经济实力的重要来源是其能源实力。此次美欧全力制裁，也不得不基于各自考虑对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加以豁免。这意味着俄罗斯仍然有途径和世界经济保持联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俄乌战争和外交进程走向未明。俄罗斯与乌克兰未来的军事关系和外交互动，将是决定该地区地缘政治和秩序走向的关键因素。俄罗斯冒着被西方制裁孤立的风险也要采取军事行动，就是希望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安全和外交问题。这种设想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俄罗斯的根本地缘诉求不被回应，该地区的地缘冲突以及俄罗斯与西方的对抗将长期持续。美欧不着力解决战争本身以及触发战争的深层原因，只是依赖金融制裁，难以触及根本。此次对俄制裁，美国可以说已经把自己的金融力量及其武器化使用全部展现出来。国际社会既充分见识了美国对外使用金融制裁的意愿和能力，也进一步担忧金融过度依赖美国的切实国家安全风险。对美国及其金融霸权的长期影响值得观察。★★

图片来源：quotesgram受美国撤军阿富汗及其全球反恐战略弱化、全球新冠疫情长期化、全球地缘政治对抗加剧、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世界多数国家经济社会治理困难重重、全球治理困境加深、新老热点问题层出不穷等因素影响，2021全球恐怖主义的发展更加复杂，呈现出新的发展和特征。具体而言，美国撤军引发阿富汗及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强势反弹，新冠疫情长期化成为催生和加剧恐怖主义的重要因素，中东、非洲、南亚等恐怖主义高发区的形势依然严峻，欧美和西方的新老恐怖主义并存、美国反恐政策更加内向，构成2021年全球恐怖主义发展的典型特点，进而使国际反恐形势依然严峻。一、美国撤军引发阿富汗及周边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强势反弹美国不负责任地撤出阿富汗导致塔利班于2021年8月重新掌权，而美国撤军引发的混乱局面和阿富汗塔利班治理能力有限，使得阿富汗出现恐怖主义强势反弹的严重局面。首先，“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制造了一系列恐怖袭击，并且构成阿富汗安全环境最重要的威胁。受美国在阿富汗“越反越恐”的反恐战争遗产影响，当今活跃在阿富汗的恐怖组织已经从2001年的个位数增加到20多个，塔利班面临的严峻挑战由此可见一斑。但就当前而言，塔利班面临最迫切和最严峻的挑战无疑来自“伊斯兰国呼罗珊省”（Islamic

推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最新研究资讯，发布讲座信息及线上活动。

推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最新研究资讯，发布讲座信息及线上活动。

【编者按】这里所说普京的“孩子们”，并非生物学概念，而是政治社会学概念。他们指在普京执政俄罗斯20多年期间成长起来、开始在俄罗斯政界崭露头角，并有可能在2024年后对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新一代权力精英。普京提交的宪法修正案2020年3月14日获宪法法院批准，7月1日经全民投票通过，7月4日开始生效。这意味着普京之前的总统任期“清零”，他从理论上将获得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的机会。2021年4月5日，普京签署了关于总统任期的法案。根据该法案，他可以在现任期结束后再连任两届。但俄罗斯国内政治历来波诡云谲，法理上的可能并不代表现实中的必然。修宪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凸显“2024问题”已经浮出水面。2024年之后，谁将掌管俄罗斯，是大家都热切关注的问题。因此，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教授推出“普京的‘孩子们’”专题系列，与大家共同盘点，哪些人有可能进入未来俄罗斯的权力核心或以其他形式对俄罗斯政治产生深度影响？【之二十】安德烈·阿纳托利耶维奇·图尔恰克安德烈·阿纳托利耶维奇·图尔恰克（Андрей

推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最新研究资讯，发布讲座信息及线上活动。

推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最新研究资讯，发布讲座信息及线上活动。

【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会议开幕式及主旨演讲的摘要，供学界同行参考。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主持开幕式并强调，“无信任，不合作；无合作，不发展；无发展，不共赢”。在新冠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之下，“信任”与“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的关键词甚或时代主题。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12月11日在“2020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研讨会上，强调了重启合作与重建互信在促进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本届研讨会的主题不谋而合。作为研究院自2018年创建后就开始推出的年度品牌国际会议，本次活动希望通过线上、线下的讨论，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联通。这种联通不应停留在物理意义上，还应深入心理层面。与此同时，会议将尝试在不确定的世界中找到一些确定性，以把准时代脉搏、服务未来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李岩松校长致开幕辞并表示，在即将过去的一年里，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全球大流行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不仅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还让国与国、族与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赤字不断滋长，也加剧了彼此间的合作难度。和近三十年被反复讨论的新威胁、新挑战相比，新冠疫情波及范围的全球性、内在的致死率、传播的快速度等都足以表明，这是全人类不得不面对的共同危机。面对这场危机，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以“抗疫”为中心、以医疗卫生合作为主题的健康命运共同体建设，更重要的是纠正认知上的隔离和扭曲，塑造一个更为健康的合作环境，推动更高质量的新型合作关系。在主旨演讲环节，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研究员针对当前世界的“失序”或“无序”问题，提出“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新冠疫情加剧了世界的混乱，国际社会如不想承担灾难性后果，则势必要竭力构建新的世界秩序。而该秩序的建立需要加强大多数国际行为体，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各大国必须从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吸取教训，摒弃以邻为壑的政策，秉持多边主义而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或仇外心理以应对国际挑战。此外，高校和智库的专家学者需要超前思考，积极探索使未来世界更加有序、和平和可预测的方法。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埃德温·赖肖尔东亚研究中心主任Kent

【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特别论坛及闭幕式的摘要，供学界同行参考。

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专题对话四

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部分的精彩发言摘要。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12月13日上午，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顺利举行，会议由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主持。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指出了未来十年世界发展的四大不确定性。第一，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全球治理方式和国际政治经济的基本运转模式。第二，网络政治催生了不同于19和20世纪的民粹主义形态，许多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受到民粹主义的严重影响。第三，气候变暖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将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最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尚属未知，中国坚定崛起、美国决心遏制的基本战略方向导致的矛盾难以调和，而中俄、中欧关系以及中国与印度、日本等国的关系都将受到中美关系的巨大影响。上海纽约大学校长童世骏教授认为，美国日益兴起的民粹主义、反智主义给世界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有统一领导、统一指导思想的国家，能够且理应继续坚守道德高地、捍卫理性主义。童世骏教授援引罗素1922年在《中国问题》中对中国的判断并提出了如何做到强而不霸的“中国的罗素问题”，指出应该从如下四个角度——即关注中国发展蕴含的道德意义，中国发展做出的国际贡献，中国发展所体现的价值理念，以及中国发展所需要的问题意识来讲好中国故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树渠讲席教授唐世平分析了影响2030年世界格局的四大主要趋势。从世界贫富差距的角度来看，经过疫情和技术进步后，国家间的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从民粹主义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会时常兴起和回潮，但不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思潮。从大国竞争的角度来看，中美差距缩小的速度会有所放缓，而印度追赶中国的速度会加快，俄罗斯等依赖传统能源的国家在世界上所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小。第四个趋势与中美关系有关，唐世平教授认为未来10年的中美竞争会呈现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方面的竞争还会持续；第二，技术竞争会愈发激烈；第三，两国的竞争会转变为点对点的遏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李宏图教授指出，历史研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准确地预测未来，而是为把握世界的发展趋势提供长时段的考察。历史中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是相互缠绕的，确定性中孕育着不确定性，失序也可能意味着下一次秩序的到来。李宏图教授从欧洲历史切入，指出以18世纪为重要节点，欧洲最先构建了现代社会和全球秩序的基础。但这套模式在19世纪到达顶峰的时候，自由的过度张扬所带来的不平等问题已十分尖锐，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运动等均是解决该问题的尝试。从1914年到一战后的70年，欧洲国家进入到相对平等的状态。而80年代高科技的发展导致新的不平等出现，使欧洲进入新的临界点，并推动了西方民粹主义的发展。欧洲的经验告诉我们，今天在自由的旗帜下必须要解决平等的问题，要解决人民的问题，解决民族的问题。也就是要致力于人民权利的实现。上海外国语大学全球文明史研究所所长王献华教授认为，未来几年对于全世界将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期，价值观的问题会显得更为重要。十年之内世界将出现意识形态回潮，关于价值观的争论会重新返回历史舞台。在此趋势下，软实力不再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软弱无力，人们应该更新观念，进一步认识到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我国也应该加速推进软实力建设。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就中非发展合作发表主旨演讲，对于非洲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可能图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未来30年，如果西方减少干涉，且非洲内部能实现有效治理，加上中非之间，南南之间合作的加强，非洲将取得良好发展，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浪潮。如部分条件缺失则可能导致部分非洲国家获得良好发展、大部分国家保持贫困，甚至整个非洲进一步沉沦、失去最后发展机遇的局面。目前非洲国家正经历第二次觉醒和解放，在疫情期间表现出巨大优越性的中国道路将为非洲提供启发。我们应积极推动有中国特色的非洲研究，并推进非洲中国学的发展，通过构建话语共同体和概念共同体，推动中非发展共同体、利益共同体的建立，并最终促成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形成。美国卡特中心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埃默里大学政治学兼职教授刘亚伟认为，今后十年，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日本、欧洲等国都将面临各式挑战。世界各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民粹主义兴起等将使得整个世界混乱不堪。刘亚伟教授强调，未来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有三：第一，美国陷入深度危机，国际社会缺乏有效领导；第二，中国面临的挑战或不比美国轻松；第三，中美需要修复双边关系，共同推进世界和平繁荣发展。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副院长，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张景全教授从海洋政治学的视角提出了“泛海洋时代”的概念。过去海洋时代的特征是对抗，泛海洋时代的特征则是竞争与合作并存。这一概念的学理意义在于跳出了先前“海陆对抗”这一纯粹的竞争性假设，将陆权和海权国家均纳入理论体系当中，从而突破了传统地缘政治学的认知体系，并可以为把握后疫情时代的趋势提供启发。另一方面，张景全教授强调对安全主体的扩展，提出了安全观念的群落性思维。人文社科的主流假设是以个体思维为逻辑起点的，群落性思维则主张把行为主体假设为群落，而非个体。任何群落的安全受到威胁，其他群落的安全也难保障。与此同时，群落思维可以把海洋生命、海洋非生命都纳入考虑体系，实现从物质缺位到物质复位的逻辑转换。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更应当突破个体安全的思维方式，进入群落安全的思维层次。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张勇安教授首先从国际关系史的角度，历数了16-20世纪各自30年代的世界格局，指出各个世纪的30年代都是世界局势剧烈变化的时期。接着，他分析了当今不确定世界中的6点“确定的不确定性”：第一，全球发展(AI时代到来、信息化、人类智识水平提高）与退化（气候变化、能源供给能力退化）的不确定性正在加速推进。第二，全球公共产品领域的竞争与合作的不确定性在增加。第三，全球欠发达地区的不确定性，日益成为对全球构成重大冲击的决定性力量。第四，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将成为影响世界确定性的关键变量。第五点就是大国偶像，特别是稳定、平稳发展的中国，也是全球确定性的重要变量。第六，在疫情时代，针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也是影响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变量。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奇副教授分析了民粹主义上升和中美关系走势这两大不确定性因素的来源，认为民粹主义抬头的原因是民众对现实极度不满，又无法找到改变现状的有效手段。政治家利用煽动性语言以动员不满的群众，为自身政治目的服务。过去二三十年中，中国经济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高速发展，例如政府通过向企业免费提供土地、水、电、劳动力等方式促进招商引资。然而，人为压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提高生产速度和规模的经济发展模式也为中国带来了企业负债水平上升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等问题，并导致了中美关系的恶化。为扭转中美关系的消极走势，中国应主动采取措施，完善以往的经济发展模式。浙江大学社会学系郦菁副教授认为，当今社会正处于“波兰尼时刻”——双向运动不断加深，市场化运动与社会保护运动冲突加剧，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当今社会可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进行类比。当时文明制度崩溃、国际贸易体系变革，引发各国纷纷开展诸如罗斯福新政等拯救运动。如今，新冠疫情危机暴发后，国际结构正经历深刻变革。各种意义上的逆全球化运动加速、原有国际秩序面临崩溃、美股数次熔断、种族冲突加剧、财富差距进一步扩大。未来世界将走向何方，各国将如何开展新的社会保护运动值得我们深思。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封帅副研究员认为，以十年为时间段的预测不易把握，因为决定世界形态的诸多要素是惰性因素，而它们在十年维度上基本固定不变。可能会以反复和修正形式变化的因素是科技、资本和思想。科技因素可能会出现爆炸性增长或处于稳定状态。尽管现在限制资本扩张又成为许多国家的新口号，但资本投入仍是基本脉络。就技术要素而言，世界正处于互联网红利耗尽阶段，无人知晓新技术何时落地。思想因素上，已知民粹主义思潮必然会上升，却难以判断这是长期还是短期趋势。以上三个因素都处在动荡变革中，这时预测十年后的世界往往会失败。尽管2030年是一个“薛定谔的世界”，但类似的讨论仍有价值，有助于我们把握可以预见的未来。在自由讨论环节，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重点就技术领域的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发表评论，指出未来10年人类会形成技术领域的群体性突破，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无人技术等发展趋势会改变我们既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颠覆既有经济学给出的所有逻辑，特别是无人化生产作为无人生产要素以后，将突破工业时代经济学给出的假定。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吴永年教授基于对印度的深入研究，就印度的疫情防控、水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分享了自己的观点，指出预测对象可以分为两种，一是基于深入研究和知识积累可预测的，一是难以提前预见的事物，只有暴露出来以后才能被认识，新冠疫情就属于后一种。吴永年教授强调，预测工作应深入区域国别的文化领域，基于在地知识的长期积累，简单的政策分析难以解答许多重大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晋继勇教授、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胡春春副教授等专家学者随后加入讨论，就欧洲政治精英的心态问题、欧洲的再民族国家化问题、中西方文明和制度交流问题等做了进一步研讨。出处第三届“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发言整理｜欧亚班统稿｜杨子桐排版｜瞿晶磊审核｜李舒莹

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专题对话三“专题对话三：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部分的精彩发言摘要。专题对话三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第三场专题对话——“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与贸易学院陈淑梅教授主持。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认为，发挥全球在经济合作方面的共同努力对于抗疫很重要。全球需在五个方面加强合作：第一，金融危机后建立的有效机制要在抗疫中发挥更大作用；第二，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宏观政策的协调；第三，国际社会要避免对生产医药和国际安全担忧的过度反应；第四，需在新兴金融科技、数字货币等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制定统一标准；第五，要对现有国际经济规则进行完善和修改。总之，当前疫情冲击下国际经济合作必不可少，这既是抗疫的重要方面，也是保持全球经济稳步上升和恢复的手段。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余南平教授认为，在新冠疫情背景下，全球经济合作及竞争出现新态势。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出现5点新变化，即全球价值链萎缩、本土化加强、区域化加强、数字化转型以及大国在战略博弈中有意识的战略切割。这些变化短期内难以改变，在后疫情时代仍将持续。另一方面，新技术革命在疫情期间仍在不断加速，为全球稳定带来挑战。美国、欧洲、中国等全球最重要经济体均在科技创新方面加大砝码。如何在未来加强合作、推动数字治理，将是国际社会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最后，余南平教授对未来国际趋势做出总体判断，认为与全球强力国家拥有全产业链的1940年代不同，世界在全球价值链时代将不会轻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其次，全球力量正不断向东移动，21世纪后半叶世界将迎来亚洲时代的真正到来。最后，当前区域化趋势较全球化趋势更为强劲，全球主要经济体能否加强合作将决定全球化能否进一步推进。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张昕副教授指出，首先，新冠疫情已成为全球共同危机，并对全球化提出挑战。疫情的暴发加大了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变化，人民与国家之间的身份认同急速收缩。其次，全球化本身具有鲜明的多维性和多样性，而新冠疫情为全球化提供了更为复杂多样的关系网络。单一维度的全球化已经受到内部的自我反击，而多维度的全球化或将形成多个嵌套式或平行的全球化图景。因此，如何在全球化的重塑过程中探究不同国家和市场的合作前景，并为其提供政策制度支持是国际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DIINSIDER联合创始人李博伦从政策和基层状况等方面，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缅甸的发展合作问题。近十年来，中国加大对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工作，积极参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各类合作和投资项目。但与此同时，许多大型项目却往往遭遇来自国际政治及当地传统利益相关者两方面的阻碍。对此，李博伦分享了其从中国利益出发所观察到的两种应对挑战的方法。一是吸引包括非盈利机构和媒体代理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以进行更多元化的社区互动，二是采取“Storytelling”的方式进行海外交流。韩国高丽大学经济学系Tomoo

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专题对话二“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部分的精彩发言摘要。专题对话二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第二场专题对话——“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章远研究员主持。兰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曾向红教授认为，苏联解体后，欧亚地区国家在转型之路的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俄罗斯套娃”式的秩序模型，但地区内部秩序存在差异。美俄在欧亚地区对抗程度的差异使得东欧与外高加索次区域的稳定性远不及中亚次区域。在新冠疫情扩散的背景下，出于缓解国家内部压力的需求，部分国家试图通过挑起对外矛盾的方式转移民众注意力，这对欧亚秩序造成了巨大冲击，套娃秩序随之发生变化，但仍得以维系。疫情后欧亚秩序的特点将主要体现在：欧亚地区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互动趋于活跃复杂、欧盟及土耳其等域外行为体参与度不断加强、俄美在欧亚地区介入程度的减弱等。曾向红教授最后总结道，域外国家的介入虽然是冲击欧亚秩序的重要因素，但该地区国家转型的艰难和曲折才是导致套娃秩序不稳定的深层原因。为维持套娃秩序的基本稳定，欧亚各国亟需提高国家能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赵可金教授表示，疫情为世界各国带来极大冲击和破坏，每个国家都需为适应新秩序进行根本改变。全球各国将面临三大挑战：政治上，当今世界日益凸显出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对立，两极化和多极化已不是最关键的问题；经济上，受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世界各地“黑天鹅”和“黑犀牛”现象出现日益频繁；安全上，新冠疫情将长期伴随人类社会，逐渐演变为一种慢性病，非传统安全对世界各国影响日益显著。之所以出现这一系列问题，主要原因是利益和价值上的分化。最后，赵可金教授以中国如何面对世界如此变化作结——即中国应提出明确的对外战略，快速推进数字化、科技化的创新，尊重资本规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武心波研究员从本体论视角考察全球治理的中国逻辑，认为新冠疫情引发了一系列危机，对全球治理造成严重冲击和破坏，并使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破绽百出。全球治理正处在转型和变革期，权力转移加速东移和中国崛起为全球治理转型提供了新动力和新机遇。中国要抓住机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后疫情时代的转型和变革作出贡献。中国的全球治理逻辑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第一，观念在全球治理的中国逻辑中具有本体论地位，是我们理解中国的重要理论视角。第二，法治通常成为西方国家治理路径的基本选择，德治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治理的主要路径依赖。第三，擅长法治的西方在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十分重视合法性和合法性来源的诉求，而擅长德治的中国更重视合理性的诉求。第四，在治理方式上，中国要扮演好思想的引领者，而非权力的主导者。总之，全球治理的东西合璧是通往人类善治的康庄大道。俄罗斯铁路股份公司前总裁，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学院国家治理系系主任Vladimir

编者按2020年12月12日至13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主办的“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研讨会——“新冠疫情与国际社会的信任及合作重建”在上外图文中心穹顶圆桌会议室与Zoom平台同步召开。来自国内外的近200名专家学者采取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围绕“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全球/地区治理转型与国际新秩序：善治共治的路径重构”、“新全球化与国际新秩序：新冠疫情下的国际经济合作”、“文明互鉴与国际新秩序：避免文明冲突的自我实现”等四个专题展开对话，并特设圆桌头脑风暴“2030年的世界：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和特别论坛“国际新秩序与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就有关议题专门研讨。现发布专题对话一“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部分的精彩发言摘要。专题对话一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第一场专题对话——“大国博弈与国际新秩序：超越竞争与合作二元结构”由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研究员主持。外交学院副院长高飞教授首先发言指出，新冠疫情放大了国际秩序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美国在二战后曾长期扮演国际秩序的创立者和维护者角色，但在过去4年中，美国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扮演着国际秩序的破坏者。与此同时，维持国际秩序的要素，包括国际组织、国际协议、国际惯例等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源是当今国际体系权力分配的变化。目前，权力正在体系和单位两个层次上发生转移，分别为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和从政府向社会层面的转移。这些进程使民族国家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民族国家应合理应对国家间竞争与合作的双重关系。对现有国际体系进行梳理强化还是改革重建，亟需民族国家和次国家行为体共同思考协调。国际体系已难回过去，更重要的是吸取教训，在未来创造更好的国际秩序。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国际问题研究院任晓教授指出，世界应对新冠疫情的失败表明现有国际机制存在深层问题，亟需进行改革。现有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形成于二战以后，是基本按照美国的制度安排建立起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中国曾长期处于秩序外，但在改革开放后加入了几乎所有的国际公约与国际组织，深深地嵌入了现有的国际秩序。然而，过去四年中，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企图打破现有秩序。国际体系当前的失序并非常态，而是一种偏离常规的状态。拜登上台可能意味着美国内外主流政策的回返，美国也将重返过去几年中退出的机制。如此，未来中美都将在很大程度上认可现存国际秩序，并在现有秩序内进行动态博弈。因此，未来世界秩序变革可能是深刻的，但不会是剧烈的，应该不会以战争的形式，而将以基本和平的方式发生。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长聘教授冯维江认为，疫情使得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与美国GDP拉近，“东升西降”格局进一步加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风险和破坏机理越来越强大。以美国为例，在受到来自中国的巨大外部压力时，内部断层线地带——脆弱群体的压力相应增大。政府随之会将内部矛盾向外转移，从而可能在这一正反馈机制的作用下诱发严重冲突。应对危机的方法有三：首先是自保之道，即增强安全韧性，承压能力。其次是维持之道，国家在面临外部冲击时，需特别关心国内脆弱群体的利益，处理好国内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情绪，降低内部矛盾向外转移的可能。最后是治本之道，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各方利益协调。可以通过制造不同领域的“复合战略三角”以构建信任椭圆，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双方矛盾关系，解决危机。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研究员从中印博弈的角度论述了南亚地区秩序的结构性变化，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中国在南亚的经济、政治、军事影响力均不断增强。印度则逐渐放弃了过去既“抵”美，又“抗”中，独占地区霸主的政策，转而与美国携手，共同制衡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今年以来，美印已建立了实质上的军事盟友关系，南亚地区以中国、俄罗斯、巴基斯坦为一方，以美国和印度为另一方的两极格局正在形成。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沙尔政策与政府学院Mark

推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最新研究资讯，发布讲座信息及线上活动。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过去一周内肯尼亚、乌干达疫情持续蔓延，但并未出现大规模爆发或新增减缓趋势。坦桑尼亚继暂停对外公布疫情数据后，于近日宣布坦桑境内已无新增感染病例。针对当前现状，各国政府呈现不同的应对态度。肯尼亚政府加大政权管控力度，乌干达适当放开公共交通以缓解民众滞留及营生问题，坦桑尼亚政府持积极乐观态度，推进高校复课及经济提振计划。肯尼亚：肯政府进一步推进新冠疫情下的经济提振计划，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国家组织”（OACPS）的其他成员国共同探讨疫情冲击下的经济振兴方案。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病毒研究中心（CVR）及其合作团队进一步确认了该国新冠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数据，对跟踪病毒的变异方式及疫苗开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持续与新冠疫情作斗争的同时，肯尼亚政府计划于9月1日复课，该举遭到部分民众质疑。此外，肯尼亚近期颁布的司法权收归政府所有的行政令引发了民众关于政权过度集中的担忧。乌干达：面对持续蔓延的新冠疫情，乌干达政府制定线上教学指导方针，力图实现高校教育模式改革。因边境货物运输造成的疫情蔓延问题日益严峻，政府计划将进一步加大防控力度，控制边境疫情蔓延。此外，封锁政策带来的公共交通危机及民众滞留问题愈发严重，对此乌干达政府已于近日宣布恢复公共交通运营，此举虽缓解了人员滞留及出租车司机的营生问题，却对疫情防控造成了潜在威胁。坦桑尼亚：马古富力总统近日宣布坦桑尼亚已完全战胜新冠疫情。继6月1日大陆复课后，桑给巴尔岛亦逐渐放开复课计划。为了在新冠疫情下营造安全的读书环境，本地的非政府组织积极为学生捐赠各类防疫物资。此外，疫情造成的献血量下降及医疗提升计划终止等问题逐步凸显。为了提振本地经济，坦桑尼亚进出口银行宣布向中小企业客户提供1600亿先令的贷款援助。肯尼亚数据来源：Daily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过去一周内，东非地区新冠确诊病例人数持续上升，其中乌干达与肯尼亚新冠确诊病例在一周内增长了近一倍，坦桑尼亚本周依然没有更新与新冠确诊病例有关的官方数据。以下为本周东非各国新冠疫情动态简介。肯尼亚：伴随上周肯尼亚政府宣布对困难家庭提供物资援助，本周肯尼亚各地区的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民众配合度提升，对政府的各项防疫措施呈现积极响应的态度。首都内罗毕有3000人自愿接受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新冠病毒传播监测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教育机构也针对新冠疫情及时调整了学年课程安排，许多大学取消了期末考试，同时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的机会与资源。乌干达：本周乌干达确诊人数急速增多，新确诊病例仍旧集中在跨境货运司机中。同时乌干达出现了首例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疫情防控工作迎来更加严峻的挑战。散居在海外的2500余名乌干达公民（其中300名生活在中国）也正向政府寻求援助，以解决因疫情引发的签证、回国等一系列问题。坦桑尼亚：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坦桑尼亚采取了开放的防疫措施，政府并未大规模关闭公共场所，约翰·马古富力总统也始终呼吁国民保持良好的心态应对新冠疫情。自前两周总统号召民众进行传统草药熏蒸疗法抗击新冠以来，社会各界对政府的防疫措施褒贬不一。本周马古富力总统在首都多多马宣布已阶段性战胜疫情，坦桑尼亚也如期开展开斋节庆典。然而新冠疫情对坦桑尼亚造成的实际损失究竟如何，尚待进一步观察。肯尼亚2020-05-25疫情防控|Covid-19：肯尼亚-乌干达边境的疏漏引起民众关注肯尼亚布希亚边境管制处出现严重安全漏洞，两名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人由此边境进入该国，两名患者几小时后在基苏木市被逮捕，此前他们的检疫结果显示他们是新冠病毒的携带者。两名新冠病毒感染者分别是29岁和82岁的长途司机，他们是从南苏丹和乌干达通过布希亚边境进入肯尼亚的。有迹象表明，他们在收到在边境进行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之前，就已经获得了进入肯尼亚的通行证。在发现他们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后，监控小组开始紧急追踪他们，并在基苏木市将其逮捕。目前，两名新冠感染者在Jaramogi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近一周内，东非各国的疫情动态逐渐呈现不同的发展态势。乌干达自发布公民出行必须佩戴口罩的防疫新规后，乌干达疫情呈减缓趋势。尽管疫情的爆发使得国家经济严重受挫，乌干达政府仍严格坚守各项防疫措施。肯尼亚面对新冠病毒的持续蔓延，肯尼亚政府重点关注困难家庭的援助计划，通过政府拨款提振国家经济，发展线上教育。坦桑尼亚在暂停公布疫情数据的情况下，坦桑尼亚的疫情动态暂不明朗。政府要求国民在疫情期间保持良好的心态并严格遵守防疫措施。5月18日起坦桑政府解除国际航班禁飞政策，取消境外旅客强制隔离要求；6月1日起各大高校开学，恢复体育赛事。此外，新冠疫情的爆发还激发了肯尼亚、坦桑尼亚两国间的互信危机。早前，肯坦两国就曾因贸易逆差及关税壁垒产生摩擦，加之近期确诊的患者中多数是来自邻国的货运司机，肯坦两国先后宣布加大边境防控力度，贸易争端再度升级。尽管边境防控有助于控制病毒的蔓延，但由此带来的货物中断使得居民生活陷入混乱。坦桑尼亚（注：以上数据非每日更新，坦桑尼亚卫生部表示不进行每日疫情数据公开。数据来源：全球新冠疫情大数据分析平台https://www.zq-ai.com/#/fe/xgfybigdata）2020-05-18【社会热点】JPM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距离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在东非地区开始传播已过去两个月，伴随着各国政府与民众的不断努力，当前东非各国新冠感染人数相较其他疫情严重的非洲国家而言相对较少，各地抗疫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开展。其中乌干达确诊人数随着该国与肯尼亚、坦桑尼亚等重要邻国的陆路贸易往来持续增多。本周乌干达新增确诊病例大多为跨境卡车司机。肯尼亚在过去一周中增长了90多例确诊病例，新增病例主要也集中在跨境卡车司机及物流从业人员中。疫情下依旧繁忙的跨境物流使东非各国边境成为新冠病毒传播的主战场之一。在此背景下，肯尼亚总统乌胡鲁·肯雅塔宣布关闭国境，延长宵禁时间以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乌干达政府则考虑推迟本年度总统大选开幕，并通过控制边境口岸的方式严格筛查新冠感染病例。与此同时，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古富力顶住国内外舆论压力，并未关闭坦桑尼亚陆运边境，也并未在坦桑尼亚国内实施宵禁。而是采取开放的防疫措施，积极引入传统医学中的各种防疫手段，如草药熏蒸法防治新冠疫情。东非各国截然不同的防疫态度是否会引导各国新冠疫情发展呈现不同的走向？持续增多的确诊病例使东非各国关于“保经济还是保健康”的争论日趋激烈。面对来势汹汹、前景复杂的新冠疫情，各国政府应该如何选择，是东非国家在接下来的抗疫工作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坦桑尼亚（注：以上数据非每日更新，坦桑尼亚卫生部表示不进行每日疫情数据公开。数据来源：全球新冠疫情大数据分析平台https://www.zq-ai.com/#/fe/xgfybigdata）2020-05-11【物资援助】ZANZIBAR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在过去的一周中，东非三国呈现出新冠病毒缓慢扩散并逐渐大面积蔓延趋势。目前来看，各国面对新冠疫情挑战采取了诸多防疫措施，但由于城市与农村发展极不平等，地区差异显著等诸多历史与社会原因，如何解决东非各国在防疫过程中引发的各类社会问题正逐渐成为各国政府的另一个棘手挑战。以下为本周东非三国新冠防疫动态简介：肯尼亚：因确诊病例低于政府前期预测，肯尼亚民众的防疫意识逐渐松懈，面对急于复工的社会情绪，肯尼亚政府表示：为了削弱新冠蔓延带来的持续影响，政府将继续完善监管和筛查机制，民众应积极配合实现疫情的有效防控。随着肯尼亚确诊病例的持续上升，政府加大了对民众迁移的管控力度。与此同时，存在部分官员使用暴力手段执行宵禁令的现象，加剧了民众对政府防疫措施对不信任与反弹。坦桑尼亚：借助社会捐赠，坦政府继续普及疫情防控知识并派发防护用具。为回应5月3日宪法和司法事务部部长对国家卫生实验室工作人员不法行为的指控，坦桑尼特成立专家委员会对国家卫生实验室样本检测工作进行过程审查。同时坦桑尼亚政府在更新新冠确证病例数据方面的保守姿态引发了东非各国，特别是赞比亚、乌干达等邻国的广泛关注与担忧。另一方面，坦政府坚持在疫情期间维持经济的无障碍运营，以弥补疫情带来的巨大冲击。这一举措也为控制坦桑尼亚境内疫情蔓延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截至目前坦桑尼亚境内已有15名中国公民确诊新冠，治愈3例。乌干达：自新冠病毒爆发以来，乌干达境内因疫情封锁造成的饥荒问题愈发严峻。由食物短缺引发的各类社会治安事件也在持续挤压乌干达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对话空间。面对疫情防控带来的民生问题，乌干达政府如无法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还将持续面临诸多挑战。肯尼亚（数据来源：Daily

Malata）表示：“经评估得出，新冠疫情对航空业的打击是巨大的。为了尽快恢复航空公司的正常运作，我们愿意向政府捐款，帮助国家尽快战胜疫情。”编译|罗思颖【宗教事务】Dk.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在过去的一周中，东非各国新冠疫情蔓延的趋势有所缓解，各国治愈人数正在稳步上升。坦桑尼亚的感染率在经历了为期一周的快速增长后目前已随着国内相关防疫措施的落实有所减缓。肯尼亚在疫情爆发初期对蒙巴萨、内罗毕等重要城市和地区采取了积极的防疫措施，病例新增速度与其他东非国家相比较为缓慢，但随着疫情带来的封锁状态的延长，目前肯尼亚人民的防疫积极性有所下降。由于疫情初期应对不力，卫生防疫条件落后，乌干达上周内新冠死亡人数持续上涨。同时，封锁措施带来的经济压力使得乌干达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升温。总的来看，东非各国目前已进入防疫关键时期，疫情封锁带来的经济压力与社会治安压力也正在考验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防疫措施的进一步加强与国内外舆论的变化，东非各国政府首脑的防疫举措却大相径庭。坦桑尼亚总统约翰·马古富力（John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过去的一周内，新型冠状病毒在非洲大陆的传播速度明显加快。目前，非洲地区的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19000例，与其他地区相比，位于非洲东部的国家如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卢旺达等感染人数相对较少。为了控制病毒的继续蔓延，多数非洲国家已采取了系列防控措施，包括关闭境内外航线，严控公共交通等。根据目前搜集到的数据来看，东非地区新冠感染者在逐步增加，致死率约3%～5%。随着疫情的进一步扩散，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及科普信息短缺的问题将更加突出，加之卷土重来的蝗灾及其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东非各国还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坦桑尼亚（数据来源：全球新冠疫情大数据分析平台https://www.zq-ai.com/#/fe/xgfybigdata）2020-04-13【疫情防控】TAARIFA

Mallya坦桑尼亚女性记者协会要求保护疫情中的儿童在疫情的影响下坦桑尼亚儿童今仍处于休假期间，坦桑尼亚女性记者协会（Tamwa）警示公众防范儿童性侵行为。Tamwa首席行政官罗丝·鲁恩本（Rose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在过去的一周中，受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影响，东非地区的卫生安全局势逐渐紧张起来。随着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乌干达等东非国家相继出现新冠病毒确诊病例，有关这一地区新冠病毒疫情动态的信息需求变得越来越大。然而在全球疫情发展势头迅猛，人类各自为战的当下，来自非洲的声音在喧嚣尘上的讨论中显得有些微弱。基于此原因，上海外国语大学东非研究中心的全体师生开始对东非地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展动态进行持续跟踪，并整理出以下报告供广大研究人员及社会各界参考。本周我们将目光集中在目前东非地区疫情最严重的两个国家——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为读者们编译、整理了这一周内两国有关新冠疫情的主要报道，如有遗漏与不足，欢迎各位读者来信指正。中心主任：马骏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截至北京时间3月30日23点，全球确诊新冠肺炎人数达到741030人，治愈156838人，死亡35114人。美国新冠肺炎确诊人数达143532人。欧洲确诊人数超过40万人，其中意大利97689人，死亡人数已超1万，西班牙病患数量突破8万，达全球第三。德国以63929例感染患者随居其后，但仅有541名感染者病死。伊朗、法国分居六、七位，分别为41495和40751万。（至北京时间3月30日22时

更多精彩，请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我们！德国疫情动态随着德国疫情加速蔓延，感染者人数迅速增加，重症患者病例不断增多，3月17日，德国国家疾控中心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obert-Koch-Institut）主席洛塔尔·维勒（Lothar

Spohr）表示，从未来几天起，将近800架飞机中的至少三分之二将停飞，其中包括150架远程飞机。公司发言人表示，已经和德国政府以及汉莎在各国的子公司所在国家的政府进行磋商，请求政府给予支援帮助。

推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最新研究资讯，发布讲座信息及线上活动。

推送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最新研究资讯，发布讲座信息及线上活动。

在清王朝步入终结之后，这场观念上的洗礼并未结束。“卫生”作为现代化、科学化的代名词，逐渐走入千家万户，它不仅在公共生活领域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同时也在观念上改造着大家对事物及环境的看法。

比如，亚当·斯密并不从事商业活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哈耶克和凯恩斯并不对经济危机负责，他们只是陈述了自己的理念，而这些理念恰巧被一些感兴趣的人应用到改变世界的进程中，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活动。

“我确实担心危险，但是我要挣钱，没人会雇我这个年纪的人了，我还有什么选择？”68岁的马翰九说，他现在一个月能挣10000元港币，“我是一个合同工，他们派我去哪儿，我就得去哪儿，不能选的。”

图片说明：东方智库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秘书长高健在研讨会上发言（来源：东方网）

图片说明：英国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伦敦塔桥。摄于2019年6月30日，当日，伦敦塔桥迎来125周岁生日。（来源：新华社发雷伊·唐摄）

政治的分化体现了社会的分裂，政府很努力，民众很不满，东西德统一进程还远未结束，社会分裂加剧，呈现出暴力化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