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流行观点认为，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人民生活水平远不及西方发达国家且长期未有明显提高，导致苏共丧失民众支持，进而导致苏联解体。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访问学者、俄罗斯高等经济大学博士候选人李义男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统计数据发现，这一时期苏联人民的生活质量得到全方位改善，到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前，苏联的人均食品消费水平和近半数种类的耐用商品普及率已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保障方面享受的福利则远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此提出生活水平因素与苏联解体不存在直接关联的新论。原文发表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4期,原题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人民生活水平探究——兼议苏联解体的经济因素”。本公众号特全文转发，供读者思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8月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自民党需要就宪法第九条“明记自卫队”加快讨论。作为自民党内保守自由派（原宏池会）的派阀领袖，岸田为何会在言行上偏向同党保守右派（原清和会即安倍派）的修宪主张一直存在争议。一种合理的解释是：支持保守右派的选民“修宪归属意识”较强，而支持保守自由派的选民一遇政局有变，则可能弃票或者将选票投给在野党。而岸田本人“追求彻底的现实主义”，因此其之所以表露出修宪言行，正是希望在避免选票流失的同时，亦借机拉拢清和会（即安倍派），从而稳固政权基础。但须看到的是，岸田本人实际对修宪相对消极，加之清和会在安倍遇刺后群龙无首，而岸田又利用“派对券”丑闻大力打击安倍派，因而日本短期内再难出现如安倍晋三一般强力推动修宪的政治家。图1：8月7日岸田文雄于自民党宪法改正实现本部发表讲话。图片源自自民党官网此外，就护宪一方的现状而言，日本各大在野党选举“共斗”面临困境，护宪力量势颓，难以对自民党的修宪言行进行牵制。目前公认护宪政党主要是立宪民主党、社民党和日本共产党。立宪民主党的源流之一是冷战时期护宪的社会党，因此有“社会党化的在野第一大党”之称。但是，以在野党联合政权构想为例，立宪民主党与日本共产党仅确认能够达成“有限的阁外合作”。更关键的是，立宪民主党最大的支持团体“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反对与日本共产党合作。因此，在众参两院选举上，二者至多在调整候选人方面达成合作，而候选人相互推荐、选举支援等选举合作乃至建立在野党联合政权则无从谈起。此外，立宪民主党虽与在野第二大党日本维新会在“统一教会”问题中迫使岸田内阁阁僚辞职以及打击岸田内阁支持率等方面取得成效，但尚未能在选举合作方面达成共识，尤其是后者主张修宪，两党政策理念上的差异阻碍了选举“共斗”的实现。从日本国民的角度看，修宪在冷战时期属于政治禁忌，而在安倍期间国民已表现出“修宪脱敏”的倾向。以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和偏右的读卖新闻所实施的舆论调查为例，前者一般使用“是否需要修宪”，后者则采取“是否应当修宪”的表述方式，由于采取不同的选项设置，因而所得到的数据会有所差异。相对而言，读卖新闻实施的舆论调查中支持修宪的国民比例会更高。但即便如此，据历年朝日新闻的舆论调查数据显示，支持修宪尤其是支持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国民比例亦逐渐接近50%。总体而言，日本对修宪已呈现出“个论赞成，总论反对”的态势，即对安倍时期提出的“修宪四项目”（“自卫队加宪”、新增“紧急事态条款”、参议院“合区”以及高等教育无偿化）整体持反对意见，但对修改个别条款持赞成态度。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只要再出现力推修宪的政治家，日本便会修改维系近八十年的宪法。首先，就自民党而言，以安倍政权最为稳固的2017年众议院选举后为例，自民党议员中有近2/3支持修宪，但仅有不足10%的议员将修宪列入top3的政策优先选项之中。换言之，修宪虽已在自民党内形成部分共识，但自民党整体推动修宪的意愿并不强烈。其次，日本国民对修宪具有强烈的“宪法保守主义”意识。根据历次东大·朝日新闻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所有政策议题中，日本国民对宪法的意见稳定性最高，而自民党的修宪草案中一旦有包含改变日本防卫政策现状的内容，日本国民就会普遍表现出“过敏反应”。以2005年为例，日本国民在此之前对修宪的支持率一度有所上升，但在自民党2005年版修宪草案公布后，国民反对修宪的比例迅速上升，而诸如“九条之会”等护宪民间团体的数量则快速增加。图2：日本每日新闻于8月24-25日实施的全国舆论调查随着8月14日岸田宣布不参加九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这意味着日本的政治格局将迎来新一轮洗牌。可以预见的是，主张修宪的保守右派将难以挽回颓势，修宪将不再是日本政治的主流议题。一如日本著名杂志《文艺春秋》所预测的一样，2024年的100个主流议题中修宪不被列入讨论范围，事实上无论是岸田本人亦或是可能的继任者都不会在修宪议题上有明显的实际举措，只是出于拉拢右派的考虑会在诸如宪法纪念日等重要的时间节点发表修宪言论而已。从现状而言，基于出于完成博士论文的需要而在日本进行的访谈，加之笔者的长期观察，日本更有可能选择“解释修宪”即修改宪法解释的“渐进型修宪”路径。当前，日本已于安倍任期内部分解禁集体自卫权，这对1972年“国际法上拥有，宪法上不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宪法解释是一个巨大突破，未来日本保守势力有可能再次选择这条路径，而非冒着国民的巨大不满强行推动修宪。此外，由于2025年日本将再度迎来国政选举，加之自民党亦将迎来成立七十周年的重要节点，出于选举的需要，修宪作为自民党的“党纲”是否会有所变化也值得关注。作者

【编者按】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42篇。一个今年1月刚成立的新党，为何能迅速跃居德国第五大政治力量？2024年上半年德国国内政治最令人吃惊的发展，莫过于原左翼党政治家莎拉•瓦根克内希特（Sahra

扬言复仇过去一个月了，伊朗还会继续引而不发吗一个月前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遇刺引发伊朗强烈反应，第一时间誓言为其复仇。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官方强硬的表态从未间断，但对以色列的报复却迟迟未至。这么久“引而不发”背后有何博弈与考量？伊朗还会继续选择隐忍吗？未见松口伊朗何时会动手？与4月报复以色列轰炸伊驻叙利亚使馆事件不同，这一次，伊朗并未在“氛围的烘托”之下仓促行动。无论是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分析，还是来自民间的所有预言均告落空，这只“靴子”迟迟未落地。但伊朗嘴上从未服过软，关于报复的表态未见松口，只是在措辞上有些变化。对于外界舆论的压力，伊朗外交、军事等各条战线都予以口径一致的回应。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说，“伊朗不会落入媒体游戏陷阱和挑衅中”，伊朗将自行决定何时以各种方式展开回应，其他抵抗力量也将独立行动。外长阿拉格希表示，“伊朗不会落入敌人准备好的圈套之中”，回应将“经过仔细的计算和管理”，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方式进行。末了不忘再次重申报复的必然性——“做出回应的这一原则是毋庸置疑的”。多重揣测对于中东地区大国伊朗而言，这一次的隐忍也引发外界诸多揣测。有人认为伊朗是在采取“威胁拖延”的策略，持续对以色列施加心理压力，通过减缓反应速度，并利用世人的密切关注和猜测，来增加以色列人的恐惧和焦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文少彪说，伊朗通过“引而不发”的方式，避免被强烈的情绪驱动，实际上将球踢给以色列，让以色列在等待靴子落地的过程中寝食难安。伊朗国防部副部长库雷希近日的表态就与这种揣测不谋而合。他表示，就目前而言，以色列政权必须继续处于精神焦虑和恐慌之中，伊朗的回应将是不可预测的。也有人认为伊朗已经失去了报复以色列的冲动，那种强烈的仇恨已经被时间稀释。还有人认为伊朗需要更长的时间做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报复就越精准，就越能打击以色列的痛处，这样才能提高伊朗威慑的可信度和地区威望。文少彪说，伊朗隐忍的时间越长，民众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时间可以大大减少伊朗决策者面临的观众成本压力，报复以色列的紧迫感和必要性都随之下降。而如果伊朗仓促出手，快速地进行流于形式的报复，不但无法取得明显效果，还会暴露自身的能力不足，并遭到外界嘲讽。还有人斩钉截铁地指出，伊朗一定会报复以色列，不然会被视为软柿子。伊朗选择沉默的代价要远远高于报复以色列的代价。如果不报复，伊朗将难以扮演地区“抵抗之弧”的领导角色，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胡塞武装等组织还会相信伊朗吗？伊朗决策层如何安抚保守派、激进派势力和愤怒的民众？复杂博弈在文少彪看来，伊朗当前“隐忍”的背后还有更复杂的博弈与考量。从伊朗内部来看，伊朗政府处在权力交替的关键时期，新总统佩泽希齐扬作为改革派代表，上台的首要任务不是急于参加地区冲突，而是优先回应伊朗人民的期待，那就是推进国家的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积极探索解除外部制裁的路径。而报复以色列并不能解决这样的系统性危机，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伊朗的处境。从地区层面来看，伊朗更需要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来休养生息。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伊朗明显缓解了之前面临的地区安全压力，带动了与周边国家的良性互动。伊朗会珍视来之不易的地区和解氛围，不愿意卷入不断升级的冲突之中。而像沙特、阿联酋、埃及等重要阿拉伯国家也不希望看到伊朗与以色列在相互报复中撕裂地区安全秩序。从域外干预来看，拜登政府不断向中东增兵，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援助，并再三发出明确警告，这些对伊朗构成强大的威慑。在这种局面下，伊朗不得不权衡来自美军的压力，尤其是避免与美军擦枪走火的风险。实际上，伊朗与美国就伊核问题的沟通一直在进行，不希望因为报复以色列而丧失与美国进行对话的机会。很显然，这一说法不无道理。随着美国2个航母战斗群和F22战机在中东部署到位，伊朗不可能视而不见。据外媒报道，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赫尔佐格日前就继续拉美国壮胆，声称是美国在中东“非常强硬”的军事部署，促使伊朗暂缓报复。文少彪说，无论打或不打，伊朗都会付出相应“代价”。但它选择隐忍的可能性更大。根本原因在于伊朗没有足够的资源、精力投入到持续、广泛、激烈的地区冲突中，不得不回到战略收缩和优先解决内部问题的轨道。受访者

【编者按】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新闻中心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41篇。一个多月前，在同一天从美国传回德国的消息暴露了德国政治领导人与现实的疏离。估计没有哪位观察者会预料到，德国2024年下半年的公众政治生活在“暑期休息时间”结束之后，竟会以一起恶劣的非法外来移民恐袭事件拉开序幕——8月25日，在德国西部的索林根市（Solingen）建市650周年庆祝活动上，一名来自叙利亚的非法移民持刀杀死3人、重伤多人。恐袭事件自当受到谴责，但是这名本应被遣返至欧盟首次入境国保加利亚的非法移民却迟迟未能遣返，终于酿成大祸。无论是从社会对德国联合执政的三党日渐走低的支持率的角度，还是从本年度的政治大戏即德国东部图林根州、萨克森州和勃兰登堡州即将举行州议会选举的角度，这场恐袭事件以及由之引发的全社会讨论和情绪，很有可能成为压垮本届联邦政府的最后一根稻草。2024年8月26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前往发生持刀伤人案的索林根市，向在事件中被杀害的三名死者献花。视觉中国

黎以冲突再升级，中东局势将向何处去？7月30日，以色列军方称，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郊区发动空袭打死了黎巴嫩真主党一名高级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7月31日，哈马斯发表声明称，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在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住所内遭以色列空袭身亡。此后，各方都在猜测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朗是否会对以色列实施报复行动。8月25日，上百枚火箭弹落在以色列的11个军事地点。报复行动发生约一个半小时后，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针对以色列的第一阶段打击“胜利结束”，他们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320枚火箭弹。耐人寻味的是，当日早些时候，以军发表声明称，以军事先侦察到黎巴嫩真主党将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袭击，随即对黎巴嫩境内目标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消除威胁”。自25日凌晨开始，以色列战机和无人机对黎巴嫩23个城镇实施35次空袭，其间发射约70枚空对地导弹，以炮兵还向黎19个城镇发射约50枚炮弹。以色列对黎巴嫩实施的一系列空袭对当地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这是自2023年底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空袭行动。黎以冲突骤然升级，巴以冲突的外溢影响显现，中东局势将走向何处？央视网《新闻+》记者连线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周边安全室主任金良祥进行分析。《新闻+》记者：新一轮巴以冲突，中东地区有哪些行为体参与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短暂交火，是伊朗在搞“心理战”？据新华社报道，为报复以色列对高级军事指挥官福阿德·舒库尔的暗杀，黎巴嫩真主党8月25日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320枚火箭弹，随后宣告对以色列第一阶段打击“胜利结束”。为了应对“迫在眉睫的威胁”，以色列同日对真主党方面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25日宣布以全境进入48小时紧急状态。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阿卡等地及其占领的戈兰高地当天清晨密集拉响防空警报。新华社报道称，为宣示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决支持”，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25日宣布在中东地区部署“亚伯拉罕·林肯”号和“西奥多·罗斯福”号两个航母打击群。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环球时报》，2024年8月24日。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排版

会议议程:排版

这次去伊朗，年轻女性的变化对我冲击很大2024年夏的伊朗之行结束了。记不清去过这个国家多少次、在那里待了有多久，但是每次去都会有一些新发现。相比较2022年底的上一次伊朗行，这一次德黑兰给我的最大冲击之一，是女士，特别是年轻女性的着装。即使是在政治色彩浓厚的革命大街上，不穿长外套、不戴头巾的女士已经是时常可见，穿短袖的也并非罕见了。在德黑兰北部的富人区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事实上，在北部一些地方，我还曾看到一些在公共场合玩儿西方说唱的年轻人，从衣着打扮到行为举止，完全西方化，而且其中的几位女孩子还都抽着烟。是的，本次伊朗之行的另一发现，是女孩子特别是德黑兰的女孩子在大街上抽烟的多了。早在十几年前，我曾在伊斯坦布尔严重感叹土耳其女性烟民之众多，如今在公开场合伊朗女性烟民也正在呈现出明显增长之势。伊朗年轻人、特别是大城市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不少年轻人选择恋爱而居，但是并不谈婚论嫁，更不要说生孩子了。其中很大原因是生活压力使然，比如恋人同居，至少在住房方面就可以节省不少钱。更何况在当下伊朗，结婚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这是很多年轻人所承受不起的。一位生活在德黑兰的伊朗年轻女性朋友告诉我，她周围至少有百分之七十的朋友选择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同居。但是她强调自己并不认同这种生活方式，她希望能够遇到自己的白马王子，然后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当然，要想成为她的丈夫显然并不容易，她在德黑兰北部拥有自己的高品质公寓，有自己的汽车，而且极具独立性，少有伊朗年轻人能入她的法眼。用她自己的话说，总不能找一个男人只是来享受她自己奋斗的果实吧。相比较中东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女性，伊朗女性的就业比例和独立性显然是更高更强的。我曾经遇到很多工作能力很强的伊朗女士。如果给予她们和男人一样的机会和社会地位，她们会取得更大的成绩。所以，一些伊朗女士特别是年轻女士就经常说，伊朗的男人其实很担心自己的女同胞会超过自己，所以一直不给伊朗女性提供平等的机会。在自信这方面，许多的伊朗年轻女性是相当强烈的，当然她们也有相应能力作为支撑。但是在伊朗，包括女性着装在内的涉及性别的事项，仍然是一个社会性话题。2022年9月爆发的所谓“头巾运动”尽管造成一些冲击，但是仍还没有改变一些既有规定。就在最近，一位正在伊朗旅行的中国女孩发信息给我，说她因为着装问题被“道德警察”用车送回酒店去换衣服。伊朗女性在这方面遭遇的麻烦就更多了。甚至，在刚结束的这次伊朗之行中，我发现在一些旅游点，比如赫赫有名的设拉子粉红清真寺，竟然增设了监督人们特别是女士着装的“道德警察”，这是之前我数次造访这里时所不曾有的。显然，在年轻人的变化与社会管理的守旧之间，伊朗仍然存在很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的差距。而且，伊朗人民对于强制化管理的担忧和应对，已经反映在今年7月5日的总统选举投票中。那时，出于对强硬派候选人贾利利当选后可能推出的严格社会管理和对抗性外交政策的担忧，很多伊朗选民走到投票站去支持所谓改革派的候选人佩泽希齐扬。但是佩泽希齐扬出任总统后，迄今还没有表现出改革者所应该具有的气质。事实上，他竞选时的一些主张，比如缓和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关系，改善伊朗女性处境特别是放宽衣着规定等，也并非总统之职可以决定的。长期以来伊朗存在的“影子政府”，对当选总统的执政也是有制约的。有伊朗分析人士认为，“影子政府”对国家的影响力甚至超过总统。影子政府其实就是改革派采取行动的重要阻力之一。自2017年初拉夫桑贾尼去世后，伊朗改革派的影响力就日趋下降乃至被边缘化，很难掌握国家核心决策权。佩泽希齐扬是高举改革派大旗赢得本年度总统大选的，但是从其上任后的一些举措和内阁成员选择来看，他并没能践行自己的竞选誓言，其以团结各派为指导思想而非以改革派为主导政府领导人候选名单更像是对各方压力的妥协。而且，佩泽希齐扬总统也明确表态，他的政府仍然支持“抵抗阵线”。也就是说，尽管很多伊朗人反对国家把宝贵且有限的外汇用于对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等外部势力的支持，但是佩泽希齐扬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做出改变，即使是口头表达的变化也没有。当然，伊朗的西亚政策也并非总统所能左右。7月31日巴勒斯坦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德黑兰被暗杀后，伊朗特别是德黑兰呈现出浓浓的巴勒斯坦色彩，哈尼亚的大幅画像和巴勒斯坦国旗几乎随处可见。伊朗官方还为哈尼亚举行了盛大的悼念活动和葬礼游行。而在巴以冲突背景下，这样的暗杀事件几乎断绝了改革派试图与美国和缓的可能性。显然，德黑兰街头显而易见的变化，以及伊斯兰共和国政治的循规蹈矩，都是当下伊朗的客观存在。而且，二者之间的背离正在越发明显。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上周我从德黑兰出发途径迪拜返回美国，德黑兰机场的冷冷清清和迪拜机场的熙熙攘攘之间的差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从自然和人力资源来看，伊朗并不比阿联酋差；相比较新近发展起来的迪拜，德黑兰也更具有历史底蕴。但是正如两个机场所呈现出来的巨大差异那样，近二三十年来伊朗和阿联酋的国家发展趋势也大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显而易见，伊朗自身的政策出现严重问题。关于这一点，伊朗国内各界人士对此也并不讳言。即使是宗教界的一些有识之士也认为伊朗需要改革，对强硬或保守派中不满现状的也大有人在且日益增多。在当下的伊朗，对“改革”的呼吁并不为改革派独有，它几乎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基本共识。但是，如何改革？由谁来主导？能否改革？在历来善于辩论的伊朗人中间，这些问题正在撕裂着国家的舆论场。与此同时，整个国家也似乎正在等待某一个时刻的降临。显然，伊朗仍还在忍受着变与不变的煎熬。作者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排版

8月19日，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与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赵会荣研究员及特约评论员石宏共同参与了深圳卫视时事评论节目“决胜制高点”的讨论，就乌克兰军队对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实施跨境攻势予以研判。关于俄罗斯国内能够以及如何消化或者化解这次冲击，杨成教授认为普京当局采取了三项应对措施：一是通过国内国际宣传稳定舆论，确保乌克兰进攻俄罗斯本土不至影响俄政权稳定；二是明确宣布暂停所有和谈，以削弱乌克兰通过战役提高谈判筹码的目标；三是加大军事动员，除在库尔斯克进行军事反制外，还在顿巴斯地区继续进军，比拼战略耐力。这些措施目前看起来相对有效，具体结果需要继续观察。关于美国是否知情及对乌跨境攻势的微妙态度，杨成教授美国不太可能完全不知情，而更多是知情但表达为不知情：一是乌军行动涉及大量讲英语或其他语种的雇佣兵；二是行动需要美国和北约提供空中卫星等军事情报支持，否则难以进行；三是拜登政府在政治上需要这次行动的成功，以帮助哈里斯在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中对抗特朗普，尤其是因为特朗普声称能在一天内结束乌克兰战争的情况下。关于西方突然翻出“北溪”管道爆炸旧案的目的，杨成教授西方在乌克兰攻入俄罗斯本土的同时曝光“北溪”管道爆炸案，表明西方和乌克兰之间正在进行复杂的博弈。这并非巧合，而是西方试图通过旧案来制衡乌克兰的战略主动性。乌克兰通过库尔斯克战役试图在战略上获得更多主动权，但西方担心乌克兰的主动性可能导致不可控的局面，甚至可能迫使美国和北约直接卷入冲突。因此，西方通过重提“北溪”事件，试图在乌克兰与俄罗斯的冲突中保持控制，防止局势进一步失控。关于攻入俄罗斯本土到底能够给泽连斯基带来哪些谈判筹码，杨成教授强调，泽连斯基所说的“谈判筹码正在增加”反映了一个动态过程。首先，俄罗斯未能迅速将乌军驱逐出库尔斯克，大大增强了乌克兰的立场。其次，俄罗斯视这场冲突为与整个西方的对抗，而不是仅与乌克兰的冲突。库尔斯克战事使乌克兰在未来谈判中获得了更大的平等地位，可能促使“土地换土地”成为新的选项，而不是“土地换和平”的被动妥协。受访者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由于冲突主要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展开，且其外溢影响主要局限在巴以周边的地中海东岸，并主要表现为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与以色列的冲突，以及对美国军事基地和红海海域西方船只的袭扰，舆论界和学界多认为新一轮巴以冲突尚未发展成为第六次中东战争。但是，在笔者看来，如果把新一轮巴以冲突与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相比较，尽管本轮冲突在参战国家数量、战争规模和强度、领土改变等方面无法与五次中东战争相比，但它在持续时间、造成伤亡、引发国际危机程度、冲击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等方面的影响，并不逊于甚至已经超出了历史上的五次中东战争。此外，新一轮巴以冲突是在世界军事深刻变革、战争形式深刻变化等时代背景下发生的，它又具备了许多历次中东战争所不具备的新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按照五次中东战争的传统标准对其进行衡量。2024年1月3日，加沙地带，巴以冲突持续，以色列士兵在执行任务。视觉中国

王思羽，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沈亦豪，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出处

区域国别人才的知识结构、功能结构与能力结构①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亲自关怀和部署下，我国开始了区域国别研究的机构设置和研究实践探索，但在官方正式文件中一直使用“外国（问题）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等术语②。随着21世纪以来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为全球大国并日益真正具备了塑造和影响国际体系转型、国际秩序重构和大国关系重组的能力，有关国别区域全球知识生产的战略需求开始不断上升③。在此背景下，为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和中央有关领导关于开展区域和国别研究工作的指示精神，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于2011年11月启动设立首批37家教育部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并于次年4月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教育部区域和国别研究培育基地第一次工作会议。2015年以后，教育部又陆续制定了《国别和区域研究基地培育和建设暂行办法》《国别和区域研究中心建设指引》（试行）等文件，“国别和区域研究”“区域和国别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区域与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国别区域研究”等概念也日益广为人知。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征求意见稿）》首次在交叉学科门类下设立了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2022年9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正式颁布实施。2024年1月，教育部正式启动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申报工作，并于7月底公布了首批获批高校名单。由此可见，从区域国别研究概念及设置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和备案中心正式成为教育部倾力推动的新议程，到区域国别学成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并正式启动学科建设进程，中国只用了短短十年有余时间。这一学科建设的“中国速度”和“中国方案”，在相当程度上折射了中国崛起为全球大国后对于外部世界战略知识全领域探究的战略需求，也集中反映了中国参与和引领新一轮“全球转型”，特别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等国际议程所急需的自主知识体系支撑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区域国别人才培养也自然而然地日益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话题。为此，国内部分985、211、双一流高校都在“新文科”“多语种+”“+多语种”等理念下开展了基于自身学科传统和比较优势的初步探索，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场景④。在2023年揭晓的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奖中，直接涉及区域国别人才培养的教学成果共两项，间接相关成果也有两项⑤。其中，上海外国语大学经多年实践验证有效的课程、田野、智库三位一体育人模式获得区域国别学框架下首个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也标志着上海外国语大学从2014年起基于20世纪80年代即打造“外语+”复合型专业的经验并予以超越的区域国别人才培养探索初步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上外方案”和“上外经验”。然而，相较于经济学等成熟的传统学科，区域国别学是否可以称为学科甚至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联合发布新版学科目录后仍被部分重量级专家学者质疑⑥，更不用说对其人才培养路径的共识性意见。从已有的各类学术会议报告等讨论看，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通专兼具的“T”字型人才是否是区域国别人才的专门属性？区域国别人才应该具备怎样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素养？什么样的区域国别人才，才是足以高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战略社会科学家⑦？显然，厘清这些关键问题，是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区域国别人才的前提和基础。一段时间以来，区域国别人才应该是国别通、区域通、领域通的“三通”⑧人才，大概是正在加速推进相关人才培养实验的各方认知上的“最大公约数”。从更简约的视角看，“三通”实际上要求区域国别人才既通晓研究对象国或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社会、法律、军事等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还要对上述众多领域中的特定领域或特定领域内的某些，甚至是某个特定议题具有其他专家学者较难企及的类似“冷门绝学”的深刻理解。不少专家学者因此将其概括为区域国别人才的“T”字型⑨刚性能力结构，中山大学陈杰教授是这方面的代表。他在接受专访时特别强调：“关于人才培养，……我提出‘T’字型人才培养理念。……‘T’的这个横代表支撑学科的基础知识，‘T’的横要画得越长越好。外语肯定是很重要的，世界史肯定是很重要的，国际关系是很重要的，甚至国际传播也很重要的。……不管怎么说，‘T’的横要越长越好，如果所涉及的学科还能覆盖到社会学、人类学，这就更好。”“……当‘T’横越画越长，在积累知识的过程、在思考的过程中，可能会发觉自己对某个点特别感兴趣。好，从这个点开始画‘竖’，这就要围绕这个点进行一些密集的阅读，做调研，这个竖也要画得越长越好。……”⑩在另外一次接受专访时，陈杰教授对此进一步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我曾提出了一个‘T’字型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模式，大体是我们的人才培养先要有一个很宽泛的知识基础，什么都要懂一点，然后在某一点上挖得很深，这一点是特定学科领域中的某一个小点。要求既要做到横向的通，又要做到纵向的通，这样的人才可能是天才，不是培养出来的。所以应该是在‘地域通’基础上的‘领域专’，通专结合，可能这样的目标设定会更好。”⑪应该说，这一类型学描述确有其合理性，抓住了区域国别人才通专兼备、以专为先的基本特征。但如果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其不足之处似乎也同样明显。类似经济学上的分工越细劳动生产率越高的“斯密动力”⑫，一旦学术成为一门专业和职业，日益细化的学科分工也必然会促进更高效率的知识生产，因而专精于特定领域、特定议题的专家必然成为普遍现象。彼得·德鲁克甚至强调，传统知识和现代知识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否高度学科化，从一般性、统合性知识向细分性、专门性知识的转换这一从古至今人类智慧史上的巨大变化赋予了知识创造新社会的巨大力量⑬。但学问上的专门家，并不意味着对其所属学科的其他领域和议题一无所知，没有广谱性的理解和认知。恰恰相反，成为狭义上专家的前提是首先拥有广义上更多知识的学者，以至于在当下的中文语境中专家和学者常常连用或互相替换。换而言之，通专兼备实际上是对所有学科研究从业人员的共同要求，而不是针对某一特定学科的单一属性⑭。因此，区域国别人才如何界定其身份边界、知识结构及能力体系，需要在新视角下的新思考。在笔者看来，学科是中国高校组织知识生产、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各个发展环节的绝对中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各个阶段，每一个学科，尤其是每隔5—10年学科目录调整的主要驱动力正是来自于国家需求，因而呈现出强烈的国家主导性。在这一点上，每个学科都不例外。问题在于，不同学科和国家需求的结合度并不完全一致，“自下而上”的学科自主发展和“自上而下”的学科顶层设计在不同学科上的均衡度差异明显。交叉学科门类下新设的9个学科，无一例外都最大限度地反映了国家对于相关领域知识生产的战略期许。区域国别学，在此意义上，“含国率”要远大于绝大多数学科⑮。美国等主要大国系统性推进区域国别研究比中国早很多年。但从概念来看，美国自1947至1953年创建的区域研究（Area

俱乐部》无疑是许烺光最重要的比较研究成果。[10]他坦言，这本书主要为了阐述印度教徒看待与探求的世界，作为对照，他将印度教世界观与中国人、美国人的世界观进行了比较。宗族

7月31日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遇袭身亡，如同向本已熊熊燃烧的中东地区冲突烈火中又加入一种特殊的燃料，导致被巴以冲突及其外溢折腾已久的中东局势更趋紧张。数日来，各方势力似乎都在向剧烈燃烧的中东烈火火上浇油：伊朗连续发出对以色列进行大规模报复的多种信号；美国迅速增强了在中东的军事存在；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的冲突在不断升级；哈马斯在经过阵痛后推选强硬派军事领导人辛瓦尔担任新的政治局领导人；处在冲突风口浪尖的以色列在高度戒备、积极防范伊朗报复的同时，仍毫不手软地在加沙和黎巴嫩方向继续狂轰滥炸，并猎杀了多名哈马斯和真主党的高级官员。但即使如此，冲突的主要相关方伊朗和以色列截至目前暂未发生直接冲突，甚至类似4月份的发射导弹互相袭击对方本土的情况也未发生。当地时间2024年8月1日，伊朗德黑兰，伊朗人聚集在伊斯兰革命广场，参加已故哈马斯领导人哈尼亚及其保镖的葬礼。视觉中国

近年来，英国政府把审查机制扩展到申请赴英留学和交流的中国学生和研究人员身上，把涉及敏感技术领域的申请者拒之门外。英国一些政治精英偏执地认为，中英学术研究合作可能给英国国家安全造成风险，但在英国国内，这一审查机制却引发了广泛质疑和反对。中英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双边经贸关系保持在年贸易额1000亿英镑的水平，但这主要是由于两国经贸合作仍有较强的内生动力，而伦敦一些政治精英对华敌视的态度则实际上对两国多个领域的合作形成阻碍。旨在推动中英两国相互理解和互信的中英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也停滞在2017年。随着“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思维的进一步扩散，那些与中国进行学术合作的英国机构和英国公民，也受到更大力度的安全审查。这些做法，与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盛行的“麦卡锡主义”极为类似。但中英之间没有地缘政治冲突，也没有悬而未决的历史性问题，并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那么，英国政府为何感到如此焦虑？第一，英国经验受到质疑。英国是第一个走向现代的国家，英国的经验也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的重要支柱。然而，随着西方现代化模式跌落神坛，英国政客普遍感受到，英国工业化和现代化模式只是英国式的，它的普适性有很大问题。尤其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英国一些政客认为，“以商促变”让中国走西方道路的策略失败了，当务之急是捍卫英国和西方的制度。于是他们把中国描绘成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英国国家安全的“威胁者”，英国民主制度的“对立面”。此举明显是要把中国重新置于冷战环境下，幻想着集结盟友来对付中国。这是英国政府过去几年应对中国的主要思路。第二，全面排查“中国威胁”风险，成巩固英美关系的需要。自2016年“脱欧”公投后，英国已无法借助欧盟平台抱团取暖，英国政府随即决定打造“全球英国”。但理想与现实存在巨大差距，英国的话语权可能只对英联邦成员有些许作用。于是英国不得不加强对美关系，借助英美特殊关系以实现其“全球大国”的抱负。英美对华政策的侧重点不同，但目标基本一致。与美国对华“竞争—合作—对抗”的模式相似，英国政府推出了“保护—结盟—合作”的英版对华政策，其主要考虑的是英国的实力。在英美一体的形势下，积极配合美国的英国政府，不断加强自身的风险排查。第三，把中国推上风口浪尖，可以对冲或转移英国国内矛盾。经济建设是国家稳定发展的根本，然而近年来英国的经济正处在不稳定之中。在经过“脱欧”、新冠疫情等冲击后，英国经济在2023年第四季度陷入技术性衰退。英国的GDP增速从2021年的8.7%下降到2022年的4.8%，2023年又降到0.1%。据相关机构预测，2024年英国GDP增速最乐观也只有0.9%。糟糕的经济态势引发了英国国内的严重不满，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过去几年频发的各行各业的罢工便是见证。为转移国内矛盾和民众的不满，一些英国政客把矛头对准中国。中国成了某些人口中万能的“替罪羊”。英国的经济衰退了，被说成是中国所谓“产能过剩”导致；英国的科技竞争力不行了，也怪中国从中作梗。英国国内的一部分问题，在某些政治精英看来都可以把它说成是“中国的影响”。刚刚下台的保守党政府一直把中国作为挡箭牌来掩盖其错误的施政方针，但斯塔默领导的工党政府应当明白，英国自身问题不能从国外找原因，主因仍在内部。近年来，英国政府不断宣扬“中国威胁论”，加大对华企业和人员进行审查，拒绝大量的中国留学生和研究者正常赴英学习和交流，这种做法受到英国民众的广泛质疑并不令人惊讶。一方面，在阻碍与中国的企业和人员的合作交流后，英国的许多企业、大学等组织机构在资金、人才等方面也遇到了难题。另一方面，如此审查和打压中国企业及人员的结果，显然不仅不能提高英国的创新能力，也让英国政府在对华偏执中越来越不了解真实的中国。前不久，中英两国外长在老挝万象举行了会见。中国对加强双边交往合作始终持积极开放态度，发展稳定互惠的中英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对于新上台的斯塔默首相来说，需要正视这些现实，并表现出足够的政治智慧，现在正是重启中英关系，一改过去保守党政府时期对华政策混乱局面的时候。作者

8月15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教授先后接受央视四套“中国新闻”、凤凰卫视“时事直通车”和东方卫视“今晚”栏目采访，就乌克兰跨境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的战略考虑及影响等问题予以评论。杨成认为，乌克兰主动攻入俄罗斯库尔斯克州，本质上仍然是在俄乌实力差距较大的情况下，基辅试图用非对称手段，在美国内政治局势可能影响其自身以及它的全球盟伴对乌克兰政策的背景下，争取赢得对俄罗斯战略主动的一次可以称得上是“置之死地而求生”的战略部署。他强调，这次行动意味着泽连斯基当局超越了越来越多得到国际社会以及乌克兰社会广泛讨论的“以土地换和平”模式，主动求变，选择俄罗斯以及美国及北约都没有预判的“以土地换土地”模式。此外，泽连斯基及乌军总司令西尔斯基精心策划的这一特别行动，既是对俄罗斯的一次突然袭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一次突然袭击，包含主动塑造美国及北约下一阶段的乌克兰政策的战略意图。乌军此次主动出击，最终迫使美国出面背书，声称乌克兰的跨境攻势并未违反上述政策。美国一直保持与乌克兰的直接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将不得不接受俄乌局势的新变化。由于美西方设定了“乌克兰不能败”的战略目标，泽连斯基当局实际上是迫使它的背后支持者坚定不移地继续支持基辅。杨成指出，俄方的应对措施目前看实际上分成了三个方面：一是争取国内国际两种舆论场域不至于产生过多负面效应。俄罗斯将乌克兰的跨境军事行动定义为恐怖袭击，尽可能争取部分对俄友好国家的理解；同时，莫斯科开展了针对性的安抚民心的宣传攻势，防止社会动荡影响政权安全；二是宣布暂停任何和谈，试图将乌克兰提升谈判筹码的直接目标予以消解。这将会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此次跨境攻势的重要直接反应。目前，普京总统已经质疑谈判的价值和意义，以“不谈”对“求谈”，尽可能化解库尔斯克战役的不利影响；三是加大军事动员，争取尽快将乌军击退离境。对于俄罗斯而言，二战结束以来首次被攻入本土自然是奇耻大辱。如果不能在短期内将乌军打退，将不仅有可能损伤俄罗斯的士气，对普京本人的政治声望、政权稳定也可能产生沉重打击。这显然是莫斯科无法承受的后果。不过，现在说乌克兰将可以重复去年6月瓦格纳集团进军莫斯科的场景和效应还为时尚早。乌军初期取得了奇袭的效果，但这种外线作战也在考验乌军的后勤保障能力，而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哈尔科夫等前线调配军力也有可能影响到乌军在当地的防御效果。杨成强调，俄乌局势再次出现了新的关键节点，双方攻防态势再次转换，乌军重新获得一定的战略主动，但具体结果仍有待继续观察。杨成表示，这一次乌克兰在库尔斯克的所有作战行动，也包括试图缓冲区的努力都表明，对于泽连斯基总统和西尔斯基总司令来讲，结束这场已经进行了两年半有余的冲突的最优选择是遵循基辅所确定的“土地换土地”的基本逻辑，而不是俄罗斯定义且越来越得到西方甚至乌克兰国内日益认可的“土地换和平”模式。“土地换土地”和“土地换和平”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意味着乌克兰是和俄罗斯对等的行为体，且乌克兰可以通过土地置换保持主动；而“土地换和平”则意味着基辅只能被动地通过放弃18%甚至是更多的领土换取被迫接受的和平。在此意义上，缓冲区换缓冲区也是这一考虑的最新体现。他进一步强调，尽管从《纽约时报》等公开报道看，美国方面对乌克兰此次的跨境攻势事前并不清楚。当然，美国的“背书”依然是存在的，而且是以一种相对被动的方式呈现。美国官员已经明确对动用了西方进攻性武器在俄本土作战的乌军行为予以“背书”，认为这不违反事先的双方协议。考虑到美西方已将乌克兰不能输定为战略目标，华盛顿接下来恐怕还是不得不继续力挺乌克兰。受访者

作者｜张永维，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出处

作者｜朱伟芳，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出处

文章来源《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4期内容提要“外围战略”是以色列建国后抗衡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外交手段。随着《埃以和约》的签订，以色列传统“外围战略”逐渐式微。“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政治秩序面临重大变化。以色列经历了从建国之初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带来巨大生存威胁，向当下虽面临多重威胁但国家本体地位稳固的转变，威胁来源复杂但强度明显弱化，然而“外围战略”再次回归和复兴。出现这一悖论的原因在于，除了权势位移、地缘政治形势变化、军事实力不断强化等物质性因素的制约，对威胁感知的持续性主观建构影响着以色列的战略选择并强化了以色列对威胁平衡的路径依赖。“外围战略”回归和复兴后的变化表现为以色列对外围伙伴的选择上实现了从隐蔽到开放的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了从政治（主要是军事情报合作）到经济领域的转变。新“外围战略”作为一种短期的实用主义战略，受到巴勒斯坦核心问题的影响，成效有限且不能真正解决以色列的地区孤立，特别是在战争环境下。关键词威胁平衡；以色列；“外围战略”；威胁感知正文在中东地区，以色列的外交战略和盟友伙伴关系始终是较为特殊的存在。在中东多极化秩序变动、地区动荡局势反复的背景下，以色列采取主动塑造周边安全环境的应对战略，“外围战略”（Periphery

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地区研究所所长。出处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出处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出处

《南方日报》，2024年8月3日第7版。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排版

编者按朱伟芳博士后所撰论文《马拉维英语文学的萌芽与发展》发表于《外语学界》2023-2024年第8卷，该文系国家资助博士后人员计划“马拉维后班达时代英语小说中的国家形象自塑研究”（GZC20231689）、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19ZDA296）阶段性成果。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排版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2012年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欧盟，欧盟理事会时任主席范龙佩在领奖时称，欧洲曾经“满是长矛和利剑、大炮和枪支、战壕和坦克的伤痕”，而欧盟使欧洲从战争走向了和平。不过，曾因致力于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而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前大主教图图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欧盟的“和平理念”依旧是脱胎于军事化的传统，并没提供其他选择。这样的质疑源自历史教训：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的和平往往难以持久，无法脱离战争与和平的恶性循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0年后的2022年，欧洲境内爆发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武装冲突，并且严重威胁着全球安全局势。这种否定式的轮回表明，欧洲还是没能克服“暴力循环”，欧盟自我称赞的“和平”可能又只是上一次战争与下一次战争的间歇时段。悲剧还在延续，欧洲的一些政治和媒体精英却拒绝反思二战以来的总体和平遭到破坏的深层原因，而是试图把欧洲大陆上这场冲突的责任推给他人。而事实上，早在北约开始东扩的1999年，美欧有战略前瞻力的学者就已预见，北约此举将会引发欧洲与俄罗斯的安全矛盾。还有学者当时就清醒意识到，让欧俄分裂和适度对抗，恰恰符合美国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战略设计。欧洲人冷战后曾浪漫地设想建立和平繁荣的欧洲大家庭，但这种没有美国位置的“大欧洲梦”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来讲就是噩梦，在华盛顿眼中，不是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就是威胁。过去十多年来乌克兰危机从酝酿、爆发到激化为军事冲突，一步步使俄罗斯与欧洲走向彻底敌对，“欧洲和平大家庭”梦宣告破碎，而这恰恰是美国对欧洲分而治之战略的实现。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期越来越近，欧洲政坛的神经也在逐渐紧绷，他们猜测着大选结果可能对美欧关系尤其俄乌冲突带来什么影响，担忧被美国抛下而让欧洲自己去收拾烂摊子。这种境遇本身，就证明了美国才是欧洲的安全甚至更广泛领域发展战略的掌控力量。早在1923年，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先驱、年轻的理查德·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就指出：欧洲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壮大了欧洲以外的列强，欧洲人必须团结起来，建立强大的欧罗巴合众国，以避免受到美国和苏俄的军事和经济压迫。但如今的现实是，这位伯爵连同他对欧洲统一自强的理想，已被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淡忘许久，而他所担心的“欧洲受制于域外列强”的局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忘记历史就很难认清当下、看清未来。缺乏历史意识的政治人物，也很难有战略性的眼光和能力去洞悉时代格局。当前欧洲政治文化面临所谓的“极右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欧洲学术传统和知识生产的“功利化”“武器化”脱不了干系。当多重危机叠加导致欧洲身份焦虑加剧，极端地缘政治思维也在日益影响欧洲高校和智库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在“零和博弈”框架下确定对手、寻找敌人成了“时尚任务”。为了迎合地缘政治潮流，欧洲一些研究冲突与和平问题的学者把中美关系紧张以及世界范围内军费大幅增加等状况一股脑地归咎于中国，无视1999年以来美国带头拉动北大西洋军事同盟军费不断上涨的事实，无视德国军费也从2015年的382亿欧元猛增到去年的668亿欧元。某种程度上说，1999年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年北约高举“为欧洲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大旗开始东扩。但在北约25年间多轮东扩后，现在人们在欧洲看到的不是和平而是冲突，不是稳定而是安全混乱与空前焦虑。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安全格局中，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军事集团独大，承担起自我赋予的“全球安全责任”，试图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对违抗者动辄施以制裁甚至武力相加。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安全治理格局下，过去近30年里，世界各地由国家参与的战争数量翻了一倍。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历史和现实困境显而易见，欧洲知识界本不应被地缘政治话语以及冷战思维禁锢，不应丧失欧洲一向引以为荣的“批判与反思”精神。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欧洲公共舆论空间恰恰被一些热衷地缘政治信条、唯恐世界失去西方主导的鼓噪笼罩，很难释放出思想的光芒，更多是在寻找对手中自我安慰。欧洲一些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看不到自己屡屡陷入战争与冲突困境的历史，看不清盲目跟随美国使自己和世界更不安全的事实，也丧失了就此进行深刻反思的勇气和能力。这样的欧洲难以让人看到一体化之初那样的前途，欧洲“战略自主”也因此被拖了后腿。作者

目前，中东地区的难民人数已超千万。这一数字反映出中东地区面临严重的难民问题，其中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复杂局势。难民问题的根源涉及政治冲突、战争、宗教极端主义等多个方面。而某些势力对难民问题的政治利用，地区国家战乱不断以及缺乏明确的遣返机制等种种因素，又使难民遣返难上加难，以致难民问题愈发严重。近几个月来，中东地区因政治、经济和安全等原因引发的难民问题日趋严重，成为该地区国家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7月初，在土耳其凯撒里市，一群愤怒的土耳其人烧毁了一所房子和几家商店，摧毁了车辆和财产，一名叙利亚人被捕，罪名是猥亵一名5岁女孩，视频在社交媒体广泛流传，土耳其当局在该市爆发暴力事件后逮捕了474人。不断增长的指标阿联酋智库《Future

己的问题，直面自身的危机。当然，清醒的人还是有的。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在经历了特朗普遭遇枪击事件和拜登退选后，美国总统大选2024年下半年的角逐进入白热化阶段，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与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之间难分伯仲。与此同时，军事战略家们认为，如果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对于华盛顿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产生较大影响，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稳定援助可能很快就会减少。尽管拜登总统对乌克兰慷慨解囊，但特朗普和他的竞选搭档万斯一直以来都对这种援助的可靠性表示质疑。就在正式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第二天，7月19日，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特朗普称这次谈话“非常好”，并补充说泽连斯基祝贺他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并谴责暗杀企图。特朗普在公开帖文中表示：“我感谢泽连斯基总统伸出援手，作为下一任美国总统，我将为世界带来和平，结束这场造成如此多生命损失、摧毁无数无辜家庭的战争。双方将能够走到一起，通过谈判达成一项协议，结束暴力，铺就一条通往繁荣的道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这次通话引起广泛猜测，有人说特朗普正在说服泽连斯基妥协，有人认为乌克兰当局近日向外频繁释放愿意在下一轮和谈中接受俄罗斯参加的信号，可能与此次通话有关联。无论如何，美国大选将如何影响俄乌冲突僵局的走向，是一个广受关注的焦点。特朗普推崇的战略观点是什么？特朗普至今仍未公布他的国家安全高级职位人选，然而，从“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追随者到主流共和党人，几乎所有共和党保守主义精英们都竞相为这位前总统效力，希望能够借助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实现那些其推崇或认可的战略构想、政策与政治目标。而那些经常被特朗普间接引用或推崇的战略观点，我们可以在他的安全问题的顾问兼亲信的著作中读到，比如特朗普任期内国防部负责战略和部队发展的副助理部长埃尔布里奇·科尔比的《拒绝战略：大国冲突时代的美国防御》，以及特朗普的第四任国家安全顾问、自称“里根共和党人”的罗伯特·C·奥布莱恩的《当美国沉睡时：在危机中恢复美国领导地位》。这些书中详细论述了对美国繁荣和安全的主要挑战和应对策略，即：俄罗斯带来的挑战已经不是美国战略威胁的首要目标，华盛顿必须调转庞大而笨重的战略船头，以可靠、可信和强有力的姿态将安全优先级和大多数资源转到印太地区，包括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并促使欧洲能够尽快实现防务自主，将北大西洋安全结构的支柱重心移交给欧洲国家。虽然避免乌克兰失败符合美国利益，但美国必须以符合其最高优先事项的方式来追求利益，迅速、果断地在亚洲第一岛链上恢复强大的拒止防御。除此之外，强化并调整包括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盟友在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这一地位的判定标准将不再取决于简单的同盟或伙伴关系，而是基于其能力和义务，能否全方位符合并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布局。特朗普及受其信任的幕僚们的对外战略观点基于以下信念和假设：（1）深信美国例外论；（2）相信和平源于实力；（3）相信美国与盟友的合作与可信赖程度，取决于美国的强大以及更加对等的奉献与义务。可以说，在这样的基础上，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急迫地需要在可能重返白宫后的短短四年间，按照他们的意志和价值尽快调整国家战略方向——新的盟友体系和伙伴关系网络将依据以上信念和观点被重新锤造，在他们看来，美国需要尽快“纠偏”，更加主次分明地维护其战略竞争优势和地位，欧洲和俄罗斯显然不在其首要位置。欧洲不会被放弃但也不再是重点尽管主流共和党人和一部分保守派，在公开场合从未否认过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水平，但是，依靠重申跨大西洋关系试图安抚欧洲的紧张情绪，绝不是其安全战略的考量重点。北大西洋地区未来的安全基石是欧洲的防务自主，欧洲需要承担起更大的防务负担，不再只是“摆出一副承诺未来会投入更多资金的样子”，而是“部署可靠的作战部队，承担起欧洲对抗俄罗斯常规防御的主要负担”，跨大西洋关系才会健康。特朗普与共和党保守派在近两年间不止一次地指责欧洲的防务是“纸面国防”与“会计欺诈”，强调美国对盟友的评估需要基于一种更纯粹的“综合方式”，并且在必要时使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来激励正确的行为。由此可以看出，特朗普与共和党人虽然不会轻易抛弃欧洲盟友，并致力于维护美国在北大西洋的同盟体系，但其侧重点在于考虑如何让盟友的行为服从美国的意愿和战略布局，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阁中，任何人都必须将“美国优先”理念转化为连贯的政策，并将其置于针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思维下，通过展示实力、威慑达成目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特朗普的在欧洲安全问题上无疑将遵循一种严厉的立场和“赏罚分明”的策略，并强调那些在其看来最为高效和强化责任分担的手段。特朗普及其团队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一字诀：快在乌克兰问题上，特朗普已经在公开场合打出了诸多夸张口号，例如在一天之内解决战争问题，或者说“我们不关心乌克兰正在发生什么”等。特朗普及其幕僚团队如果需要按照其对全球战略目标和新的北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结构设计，来寻求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的新角色，无疑将把目标和手段聚焦于“快”。特朗普已经明确他第二任期的美国战略重心是印太地区。为了做到这一点，他强调势在必行的全球伙伴分工——欧洲应加大力度并提供更多帮助，以服务于华盛顿的战略优先目标，包括协助美国取得竞争优势。在美国国防工业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特朗普将继续在乌克兰问题上维持其“快”的思路和立场，为了使美国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其印太地区战略中，美国将从北大西洋区域进行必要且有限的收缩，以服务于其战略重心和优先级，这将显著影响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干预能力。乌克兰问题的解决思路，将服务于其明确的以印太地区为中心的整体战略调整。特朗普所设想的高效解决方式，将在以实力施压（或逼迫妥协）与激励式解决（使对方自愿妥协）之间进行调整。可以肯定的是，特朗普和共和党人在近两年内从未真正否认俄罗斯的威胁，也未否认乌克兰失败对于美国利益的影响。在其看来，大多数欧洲国家在冷战期间所做出的那种大规模军事付出是值得赞扬的，只要欧洲人真正表现出“重新武装”的积极性，俄罗斯就无法对整个北约构成威胁。科尔比就曾公开指出：“当欧洲人在冷战期间处于危险之中时，他们很快就能军事化了”。特朗普及其幕僚们在本质上并不排斥让欧洲人处于安全焦虑和迫近的威胁感知中，在他们看来，有效的交易性外交政策方式将服务于其外交策略，在成本效益原则基础上，外交政策与手段从来都不是一场“神圣活动”，而是在于其结果是否符合“美国人民利益”。因此，特朗普可能会甩给欧洲、乌克兰都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结果，即在尝试所有外交与威慑手段要求俄罗斯逐步撤军以恢复乌克兰边界后，继续坚持贯彻那些他和保守派精英们认为最紧迫和必要的选择——将焦点和资源转向亚洲，把乌克兰危机问题的解决路径和责任留给欧洲国家。美国当下的综合实力使其无法同时在欧洲和印太地区发挥绝对领导作用。在这样的图景中，特朗普想要欧洲迅速认识到——欧洲需要为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物质支持和下调在欧洲的大规模军事部署做好准备。由此来看，美国的总统之位角逐，将对未来的乌克兰危机和俄乌冲突走向制造新的拐点。作者

“澎湃新闻·外交学人”，2024年8月3日。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排版

一、项目简介作为应用性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门类下新兴一级学科，区域国别学已于2022年9月正式列入《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本微专业以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有关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四个能力”（规则制定、议程设置、舆论宣传和统筹协调）“六个素养”（熟悉党和国家方针政策、了解我国国情、具有全球视野、熟练运用外语、通晓国际规则和精通国际谈判）”系统思想为指引，旨在对接区域国别学硕博研究生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一专双能核心竞争力目标，为本科人才培养提供前沿课程体系，突出对区域国别学基础知识体系的供给，通过“多语种+”和“多学科+”以及课程育人、田野育人、智库育人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为特色的新型本科生培养模式，帮助优秀本科生建立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意识并掌握基础理论与方法，形成研判国际问题的基本能力，为其在研究生阶段成长为“会语言”“通国家”“精领域”的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奠定基础。二、项目特色强调学科交叉本微专业基于复杂性科学和系统性思维，融合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以整体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视角，加强学生对相关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系统认知。强调实务应用本微专业依据学研用一体化原则，通过课程学习、案例分析、简报编写、项目研究、报告写作等方式，突出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一专双能，培养学生提出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强调能力提升本微专业通过对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发展的历史、现状及趋势的系统性理解，培养全球视野，理解国际事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升国际理解力、全球话语能力和跨文化沟通能力。三、学制与学位本微专业学制为2.5年。学生在主修专业毕业前完成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内容并参与课题研究，达到考核要求的，授予“区域国别研究与应用”微专业证书。四、招生计划本微专业招生面向大学本科二年级招生，人数不超过50人，学生应具备英语+至少一门小语种或英语+经济/政治/法律/历史等学科基础。五、课程介绍及授课安排六、咨询方式联系人：毛老师邮箱：2023207@shisu.edu.cn七、报名方式请关注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务处网站，招生通知将于8月上旬统一发布。排版

美国总统拜登的退选震惊了全世界，其时间线大抵如下：2024年6月27日的总统辩论后，拜登的健康状况引发了广泛的担忧。《纽约时报》等支持民主党的重要媒体刊发社论认为拜登需要退位让贤以确保击败特朗普，历来力挺民主党的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6月2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该国军方与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激战阶段”即将结束，这种具有明显冲突降级意味的说辞可谓“千呼万唤始出来”。但内塔尼亚胡称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的战事将要结束，他还计划向以色列北部增兵，目标直指黎巴嫩真主党。有国际舆论认为，以色列在南部的加沙战场力促降温，是期望挥师北上开辟“第二战场”。而此前的6月18日，黎巴嫩真主党对以色列发布的“挑衅”视频显示，真主党的无人机飞越了几乎整个以色列北部，以方该区域的所有敏感目标均在真主党的监视下。以媒称，这是“以色列最屈辱的一天”。一时间，因新一轮巴以冲突而起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大有升级之势。然而，从这对“冤家”的关系史来看，双方发生冲突甚至战争并不罕见。以色列此次增兵北部的计划本无新意，但其提出的时间节点颇为特殊，因此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2024年6月21日，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以黎临时边界一带交火，黎巴嫩城市上空浓烟滚滚。打“以色列牌”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冲突史”，相较于它与哈马斯的冲突历程更为久远。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真主党便“照例”策应哈马斯，主动展开对以袭击，在加沙战火延宕八个多月仍无明显转圜的背景下，其对以袭击频次不仅未能降低，反而有所升级。对真主党而言，维持并升级与以之间的战火，既有利于改变“盟友”的地缘处境，又有利于增强其在黎政治中的特殊地位。首先，黎巴嫩真主党期望从以色列北部持续对以施加军事压力，从而为哈马斯纾困。以国防军凭借其作为国家正规军的装备水平与作战能力，及其背后有整个国家作为经济后盾的有利条件，在与哈马斯的长期战事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按照内塔尼亚胡的最初设想，以色列是以举国之力对哈马斯展开围剿。因此，真主党颇感“唇亡齿寒”，不断从北部给在加沙鏖战的以色列“捅刀子”，试图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以的手脚，使其难以集中精力对付哈马斯。同时，真主党持续对以“秀肌肉”，也意在为伊朗“打气”。相比哈马斯，真主党被认为与伊朗的关系更为紧密，它的成立与伊朗息息相关，在意识形态上也与伊朗同属伊斯兰教什叶派，是中东“抵抗之弧”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朗一直高举“反犹太复国主义”大旗，在本轮巴以冲突中被外界认为持续以多种形式介入。然而，5月19日，伊朗总统莱希忽然坠机身亡，这使伊朗的注意力暂时聚焦于提前到来的新一轮总统大选，无暇顾及中东局势。由于真主党被认为是伊朗的“铁杆盟友”，此次以黎冲突升级因而被视为伊朗对以斗争的延伸。此外，真主党保持与以色列的连续性冲突与周期性冲突升级，可为其在黎巴嫩政治中增加“筹码”。1982年，真主党诞生于黎南部难民营，其意识形态与斗争方式原本与“教派分肥”制的黎政治传统格格不入。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仍选择在黎参政转型。但如今在黎国内，对真主党保留武装的行为及其政党属性仍存争议。真主党升级与以冲突的意愿与能力，与相对孱弱的黎政府形成鲜明对比，因此打“以色列牌”有助于其增加政治资本，并为其拥有武装的行为增添“合法性”。冲突升级的实质此次以黎冲突升级，是以色列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阵营之间对抗的最新发展。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彻底颠覆了巴列维王朝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友好关系，此后伊朗被认为以“什叶派盟主”自居，在反美反以斗争上不遗余力。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在以入侵黎的战争废墟上诞生了真主党。该组织的成立被认为得到了伊朗的大力支持。此后，真主党在黎南部和以黎边境与以冲突不断。2007年，哈马斯在独踞加沙地带后，与真主党一道，对以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因此在地缘上，以一直在尽力避免出现南北两线需同时作战的情况。2011年所谓“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伊朗被认为扩大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影响力，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尤其令以忧虑。2018年，随着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朗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美伊、伊以矛盾持续激化。“伊朗阵营”与以的冲突和对抗日益白热化，使身处对以斗争地缘前沿的真主党难以置身事外。此次以黎冲突升级也是本轮巴以冲突外溢的重要表现。巴勒斯坦问题既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中东地区的根源性问题，这决定了巴以冲突必然与该地区其他冲突产生结构性联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后，真主党旋即展开对以袭击。在冲突僵持不下之际，也门胡塞武装也在红海制造危机，剑指以色列。今年4月，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使馆并造成人员伤亡的事件，甚至还直接促成伊朗首次对以本土发动报复性袭击。较难演变为旷日持久的战争今后以黎冲突的烈度可能有所升级，但不至于升级为如本轮巴以冲突这般的规模。对真主党而言，它与以色列在以黎边境的冲突是长期化的，双方实际上仍保持着基本的克制。真主党的对以斗争，一方面有反抗以入侵黎、维护国家主权的基本动机；另一方面则有为伊朗反美反以斗争提供助攻的浓烈印记。当前，无论是伊朗与以色列，还是真主党与以色列，都远未到“摊牌”时刻。真主党在本轮巴以冲突期间与以的对抗，目的只是有限度的袭扰。此外，作为黎政治的合法参与者，真主党也不能完全无视黎政府对“引火烧身”的顾虑。对以色列而言，尽管与“伊朗阵营”之间的对抗是长期化的，且不时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方向出现周期性冲突加剧，但其主要关注点仍在巴勒斯坦。自2007年以来。随着巴内部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分裂的固化，以将哈马斯统治的加沙视为威胁其安全的首要存在。近些年，美以主要围绕巴以关系中的诸多问题大做文章。当前，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史上最右”执政联盟令此轮巴以冲突“严重超时”的做法，使其国内民意出现巨大反弹，该国战时内阁也于今年6月16日解散。内塔尼亚胡虽可通过在北部的战事来延续其维护国土安全的叙事，但将其提升为“第二战场”实则会使自身承受巨大国内外压力，尤其是在他尚未“体面”结束加沙战事这一情况下。作者

主持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期开始密集释放信号，表示愿意与俄罗斯和平谈判无冲突，俄乌是否已经到了不得不转弯的时刻？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先生做点评分析。杨先生您好，请问乌克兰外长这个时机点访华背后有哪些意图？俄乌这场持久战是否已经迎来了转机？杨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直坚持不和俄罗斯直接举行双边谈判，尤其是不和普京总统本人谈判。这一原本是属于基辅基本国策立场的突然转变，我觉得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作为北约的“带头大哥”，美国政治出现了拜登退选的戏剧性场景，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可能性显著增加，而他本人及其搭档万斯做主张尽快地结束乌克兰战争，重点对付中国；二是乌克兰战场态势的发展，近期以来再次出现了对基辅较为不利的动态变化，美西方的战略目标似乎已经从过去的确保“俄罗斯不能胜”倒退到“乌克兰不能输”，乌克兰面临巨大的内外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到访中国，实现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首次访问，显然会和中方来探讨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可能出路。尤其是考虑到中方先后提出的十二点计划、六项共识、三项原则的可行性，正随着形势演变日益具有现实意义这样一种情况。乌克兰外长这次来访前，中国也正式发布了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倡议的工作文件，也释放了更加积极的信号。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加强中乌战略互通关系及其务实合作，也是双方重点探讨的一个议题。这是两项看起来是平行推进，但同时其实两者都不可偏废的一个基本方针。不过，关于乌克兰持久战能否迎来转机，我觉得现在还不好确定。正如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时所强调的，“俄乌谈判的条件和时机还不成熟”。换句话讲，就是双方的要价和立场依然相距甚远，尤其是在美国政局变化和战场态势对俄罗斯都相对有利的情况之下，很难想象俄罗斯会做出实质性让步。受访者

2021年8月5日，非法移民在英国边防人员的陪同下，来到多佛港下船借着选民不满英国经济不振、公共服务危机、非法移民增加等问题，工党击败保守党赢得议会下院选举，新首相斯塔默7月5日正式上任。上任不到一周，英国新政府就展开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操作，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宣布改革方案、废除非法移民遣送的“卢旺达计划”、重拾“亲欧”路线等，无不显示出求变之心。政府更迭后的英国，将与国际社会产生怎样的连接和碰撞？新内阁高度专业化本届英国议会下院选举，工党以412席对121席完胜保守党。工党领袖斯塔默在选战中誓言要结束保守党政府给英国带来的“混乱”，大选获胜后他随即成为首相，快速组阁并推进变革。表面看，斯塔默内阁政府的突出特点是，女性人员比例大，占据一半，很多阁员接受的是公立学校教育，这些都与工党的社会基础等自身属性有关。细看之下会发现，斯塔默内阁专业化程度很高。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和外交大臣是英国政府最重要的三个职位，分别由蕾切尔·里夫斯、伊薇特·库珀和戴维·拉米担任。里夫斯和库珀均毕业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圭亚那裔英国黑人拉米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从这些任命看，斯塔默选择专业人才管理内政外交，其执政的主要目标是重振英国经济，让英国重回世界舞台。在保守党过去执政的14年里，英国外部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脱欧”，削弱了其国际话语权，经济实力不断下滑，文化软实力也遭破坏。可以说，英国的国际影响力发生了断崖式下跌。斯塔默政府致力于推进变革和重建英国，其外交目标是让英国重回世界舞台。现任外交大臣拉米抛弃了保守党喊出的“全球英国”口号，注重理论建构，提出了所谓“进步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来指导外交。今年4月，身为影子外交大臣的拉米在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进步现实主义的案例：英国为何必须制定全球新路线》的文章，主张英国要在积累权力的基础上追求国际正义，把权力、利益和道德糅合在一起。7月，拉米担任外交大臣后继续秉持这一理念，表明今后英国的对外关系和外交布局将以所谓“进步现实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英国对外政策变与不变那么，新政府领导下的英国对外政策已发生或即将发生哪些变化？不变的又是什么？这些，或可从斯塔默和拉米的言论和行动中窥见一斑。在对世界局势的认知上，工党政府与保守党政府高度一致。在斯塔默和拉米看来，美国霸权的时代已经结束，俄罗斯“粉碎”了欧洲秩序，等等。他们认为，这不是变革的时代，而是时代的变革。在这种时代转型中，所谓“民主国家”阵营的力量受到削弱。2020年1月31日，在英国拉姆斯盖特，“我们仍然爱欧盟”的标语投射在拉姆斯盖特山崖上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未必产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西方阵营娴熟的和平演变手段已经失效，“历史并未终结”。因此，他们倾向打造“阵营对抗”，原本就倾向于注重集体主义的工党在国际上必将更加依赖联盟的力量。斯塔默政府对英国实力的认知也已发生改变。英国在2022年被印度超越而沦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印度裔的苏纳克登上英国权力中心，英国很多民众心态发生巨大变化。从过去保守党政府倡导的“发展援助超级大国”“科技超级大国”，到工党政府准备塑造的“清洁能源超级大国”，虽然都可以看到英国的超级大国雄心，但此后其逐渐具体化到某个领域的超级大国，越来越强调英国国内的发展，根据现有实力制定英国力所能及的对外政策目标。在跨大西洋关系层面，斯塔默政府对英国在“欧洲-大西洋”地区中扮演的角色定位未变，但侧重点可能发生了变化。英美关系和英欧关系是英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而英国是欧洲与大西洋关系中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玩家。历史上，英国加入欧共体有力推动了欧洲一体化发展，而英国“脱欧”则加剧了欧洲一体化的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英国对美关系基调基本未变，英国政府历来把发展英美特殊关系放在首位。英国是欧美关系的调节器和催化剂，跨大西洋关系的紧密程度与英国的外交努力直接相关。从某种程度上说，英国也在欧美关系中实施“分而治之”策略，确保其在欧美之间有固定的位置。在俄乌冲突给欧洲带来巨变的形势下，斯塔默政府正在改变英国对美对欧关系的侧重点。诚然，英美关系仍是至关重要、不可或缺的，但英欧关系也很重要，因为英国地处欧洲。既然英国脱离了欧盟，斯塔默政府不会推动英国重返欧盟，但加强英欧关系势在必行。在保守党治下，英国与欧盟达成了《欧盟-英国贸易与合作协定》，基本稳定了英欧贸易关系。但英欧在安全合作上没有任何条约协议，斯塔默政府有意与法德进行防务和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通过抓住重点国家，斯塔默政府意欲深化对欧关系，他不愿看到欧洲一盘散沙的局面，因为欧洲的衰败必然使英国对美国更加依赖，英国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将进一步丧失。斯塔默在上任当晚就与德法领导人通电话，提出要加强经济、移民等领域合作。戴维·拉米7月6日出访德国，称“现在是时候重启我们与欧洲朋友和盟友的关系了”。拉米7月7日在访问波兰途中向英国《卫报》披露，工党政府有意与欧盟签署一份安全条约，涵盖防务、能源、卫生、气候变化、非法移民等多项议题。在全球层面，拉米批判保守党政府忽视“全球南方”国家，认为保守党政府公然颂扬殖民主义，冒犯了全球新兴中产阶级，损害了英国的软实力。斯塔默在7月召开的北约峰会上公开表示，英国将与“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更深层次的接触。初步判断，发展与“全球南方”等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是斯塔默政府接下来在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方面，而重振英联邦可能是实用性更强的工具。由此可以预见，英国的全球战略调整将迎来重要的变革期，而其整个外交战略棋局必将受到这项长期战略的影响。对华政策方面，目前看来，斯塔默政府将延续保守党政府的基调，但更加注重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多边合作机制。斯塔默承诺，工党政府将制定一项长期的战略性方案来管控英中关系。诸多限制下力难从心当前英国面临的内外时局，决定了新政府外交政策的推进不会尽如所愿。斯塔默政府在大选中给出“重建英国”的五项任务，均关注英国国内问题，其中与外交最相关的是“把英国打造成清洁能源超级大国”。英国政府无论怎样调整英国的外交战略和目标，都必须为增强英国的软硬实力服务，而其最终目标是为英国民众的就业、安全与生活品质提供保障。从这点说，斯塔默政府正在提升英国的实力，并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外交布局。但问题是，假若英国经济继续下滑，国内依旧问题频发，还有多少实力支撑在外交层面发力？斯塔默政府外交政策以硬实力为根基，必然注重武力。英国的硬实力衰落导致外交话语权减弱，斯塔默和拉米都清楚认识到了这点。增强硬实力主要的手段是加强军事和国防力量，斯塔默政府必然在这方面增加预算和开支力度。与此同时，由于依靠和强调集体安全，英国自身增加军费，也会敦促盟友加大开支比例，尤其是在北约国家中推行英国标准。其结果，有可能加剧全球军备竞赛。7月17日，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新政府成立后的讲话中指出，英国将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包括核威慑能力。英国似乎在为核战争做准备。斯塔默政府倡导所谓“价值观外交”，以拥有共同的价值观来推进英国的双多边关系。无论是重振英联邦还是推进英国主导的多边合作，都已悄然混入这一理念，终极目标是构建以英国价值为引领的国际体系。现实却是，当前的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体系，核心理念是多边主义。但英国对多边主义的理解有些“单边”，其目标是宣扬和扩大英国的价值理念。英国不愿看到自身成为多极化体系中一个体系的领导者，而是要做全球价值体系的引领者。英国推行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与其他国家和文明的价值体系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甚至因价值观不同产生根本性冲突。作者

6月4日，印度新一届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落下帷幕，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在社交媒体上为选举结果欢呼，感谢其参选的两个选区的人民让他以多数票获胜，并表示“人民拯救了印度宪法和民主”。在连续两届大选遇挫后，国大党在本届大选中共获99席，超过前两届席位数总和，其领导的反对党联盟（INDIA）共获234席，与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所获席位数（240席）相差不远。该结果极大鼓舞了国大党士气，巩固了该党在印度政治中心的关键地位。尤令国大党欣慰的是，该党不仅在北方邦拉埃巴雷利和阿梅提这两个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传统选区获胜，还在该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的印人党地盘夺回了一些席位。然而，若说本届印度大选结果意味着国大党复兴，还为时过早，在重返与印人党竞争的赛道上，国大党还面临诸多挑战。2024年6月4日，印度大选计票结果出来后，印度国大党支持者欢呼庆祝。国大党何以重振本届大选，国大党增加的席位主要集中在北方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在上届大选（2019年），国大党在上述五邦仅获四席，而如今国大党的席位已增至40席。2019年，在国大党与印人党竞争的190个选区中，其仅赢得15个，得胜率仅为8%；而此次在两党直接竞争的215个选区中，国大党赢得62个，得胜率为30%。这意味着，国大党增加的席位绝大多数是从印人党手中夺得。国大党的触底反弹与印人党面临的“反现任情绪”关系密切。在莫迪政府此前执政的十年间，印度教民族主义蓬勃发展，但由于在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等方面未能兑现上台时的承诺，印人党政府打“宗教政治牌”陷入瓶颈，而这为反对党创造了机会。从选举策略看，国大党能在本届大选中扭转连续惨败势头的主因有三：一是与其他政党结盟。国大党努力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反印人党”统一阵线，即“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在联盟内部，国大党有选择地采取了不同结盟策略。在印人党根基稳固、势力强大的地区，国大党选择和地方政党结盟，联合推荐候选人。在与盟友合作的四个邦——北方邦、比哈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国大党共获99个席位中的31个。而在印人党势力较弱、地方政党实力雄厚的地区，国大党则选择单独竞选。这一策略在哈里亚纳邦、卡纳塔克邦和拉贾斯坦邦获得成功。二是主动塑造竞选议题。在2014年大选中，印人党打着“发展”和“治理”的旗帜，将其与国大党之争打造为“发展道路之争”；上届大选时，印人党则在“安全”话语下打“爱国主义”“国家利益”牌，主导了竞选的政治话语权。在这两届大选中，国大党都被迫成为印人党竞选议题的追随者。而在本届大选，国大党的竞选议题围绕种姓普查、失业和物价上涨等问题展开，成功将选举焦点集中在宪法上。国大党批评印人党在本届大选之初称要“争夺400席”（共543席）的目的是修宪，尤其是宪法中有关保留制度的条款，而这涉及到印度成千上万贫困基层群体的利益，使印人党陷入被动地位。三是大规模政治动员。在本届大选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拉胡尔·甘地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两次大规模政治动员，起到了联系民众并恢复国大党基层组织的作用。2022～2023年，他发起了长达六个月、全程长达3570公里的“团结印度巡游”，其范围覆盖12个邦和两个联邦属地。这次游行旨在对抗印人党基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仇恨政治，寻求印度的团结。在距本届大选还有四个月时，拉胡尔·甘地又发起了为期63天的“团结印度正义游行”，旨在引导民众关注被印人党忽视的失业、物价上涨、社会公正等问题。这两次大规模政治动员，对恢复国大党与公民社会的联系及重塑拉胡尔·甘地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国大党在2022年选举产生新任主席后，重组了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作委员会，改善了党的领导。在本届大选中，国大党在候选人提名上也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包括减少候选人提名数量，将有限的竞选资源集中在重点选区；赋予党的邦级领导人提名候选人的自主性，以充分调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性等。与过去两届选举相比，国大党也更加有效地使用了社交媒体。在印度民众出现反现任政府情绪、莫迪个人魅力有所下降的背景下，这些策略成功帮助国大党重返政治中心。当前国大党在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地位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就处于国大党和印人党各自领导一个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多党政治阶段。本届大选后虽然联合政府回归，但并不意味着国大党复兴，该党尚缺乏在联合政治中重返政坛、执掌政权的能力。首先，在联邦层面，无论是在人民院的权力结构还是在社会上的支持率，国大党仍与印人党差距较大。在本届大选后席位分布上，印人党赢得240席，超过所有主要反对党席位总和，也是国大党席位数的两倍还多。与国大党在历届大选中所获席位数相比，本届大选是其除2014与2019年两届选举外所获席位数最少的一次。在支持率上，国大党连续三次得票率总体维持在20%左右；而印人党的得票率则从31%上升到了约37%。与上届大选相比，印人党的得票率仅下降0.8%。这不仅意味着印人党支持率远超国大党，还表明印度人并没有丧失对印人党的期望。其次，在地方层面，国大党目前仅在印度28个邦中的三邦——特伦甘纳邦、卡纳塔克邦和喜马偕尔邦执政。相比而言，印人党不仅在12个邦执政，还是其他四邦的执政联盟成员。印人党执政的12个邦占印度国土面积的58%，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而国大党执政的邦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1%，人口则仅占8.1%。最重要的是，在北方邦（2.35亿）、比哈尔邦（1.3亿）这两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北部印地语区，国大党基本上都处于边缘位置。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人民院分别占据80席和40席，约占人民院总席位数的22%。在前两届大选中，国大党在这两邦分别获得4席和2席，而印人党则分别获得93席和79席。在本届大选，国大党和印人党在这两邦的席位总数分别是9席和45席。作为在人民院拥有最多席位的邦，北方邦无疑是印度政治的中心。国大党若不能恢复其在北方邦的存在，就难以重返政坛执政。反之，在过去十年间，印人党已从一个仅限于北部印地语地区的政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全国性政党。在南部各邦，印人党目前仅在泰米尔纳杜邦未能实现人民院议席的突破，但已成功进入该邦的邦议会。此外，印人党还扩张至东北部地区。2014年，印人党在东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截至2023年底，印人党已在东北部三邦单独执政，并在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和锡金邦组建了联合政府。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大党在本届大选中的“逆袭”更多表明其在前两届大选中惨败后实力有所恢复，虽出现了复兴迹象，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返赛道的双重挑战事实上，在过去150年的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印度只诞生了国大党和印人党这两个全国性政党。若算上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发展史，印人党则花了近百年时间才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因而，即使经历了两次严重选举挫折，国大党仍是唯一能在中央一级挑战印人党的政党。但若要重返和印人党抗衡的赛道，国大党面临着双重挑战。首先，国大党必须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印度启动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国大党自开国总理尼赫鲁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其主张的世俗主义也面临来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冲击。自2014年莫迪上台至今，印度教民族主义已成为当今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大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追随者。尽管该党仍然坚持其世俗政党身份，但却无意恢复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世俗主义传统，转而采用更加中性的“包容”一词来代替传统的“世俗主义”一词。因此，国大党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有吸引力的话语，使其在增长、不平等、宗教和种姓等领域建立起区别于印人党右翼政党的形象，最大限度包容印度不同阶级、阶层、宗教和种姓群体。其次，国大党亟需重建其组织力量。过去十年来，国大党一直面临着高层领导体制和问责体制混乱、内部派系斗争严重、组织纪律涣散的问题。领导层的多头管理体制造成了决策权的不统一，同时还鼓励了党内派系与权力斗争；在选举失利经验教训总结和改革问题上，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无法达成共识；党内精英的管理和晋升也未能实现人尽其才，持续的选举失利更是让大量党干部感到前途无望，选择脱离该党。国大党要恢复至能与印人党抗衡的实力，必须拥有合适的领导人、权责一致的领导体制、充分的党内民主以包容内部多元势力，同时在已有地盘上重建其基层组织，恢复其与印度社会的联系。成立于1885年的国大党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也是该国唯一有可能挑战印人党的政党。本届大选为国大党的复兴提供了机会，但其复兴之路到底能走多远，半年后将举行地方选举的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贾坎德邦和哈里亚纳邦——将是国大党的试金石。作者

Enlargement?Secretary-General

摘要“特殊性”与“普遍性”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永恒性话题。作为“学科化”的国别和区域研究，区域国别学中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关系，除了与自身学科建设息息相关，还关涉到临近学科外国语言文学、国际关系学等学科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关系。本文认为，“特殊性”不是指一个确定的抽象实体或一个实体的某种确定的特性，而是指与普遍性相对应的异质、多样化的“对抗性”；普遍性并不是抽象的普遍性，而是具体的普遍性，所有的普遍性都是体现特殊性的内在联系，科学只在普遍中考虑特殊。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关注的是可重复的、规范性的、理论性的普遍规律。中国区域国别学追求的普遍性不是“坐而论道”的普遍性，而是服务现实需要的、时代需求的具体的普遍性。中国区域国别学是当代的区域国别学，区域国别学自身清晰的实用性和时代性决定了中国区域国别学要解决的是当代问题，也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问题，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必须目标明确地为解决这些问题服务。关键词区域国别学

主持人：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上海全球治理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为我们详细地解读。杨先生您好！杨成：主持人好。主持人：对于乌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要求，德国非常直白地予以了拒绝，那么在您看来，德国拒绝乌方这一要求都是出于哪些考虑？杨成：德国拒绝由西方盟国击落乌克兰领土上空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的要求，在我看来主要是出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避免因此直接卷入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军事冲突。美国从俄罗斯对乌克兰两年多前发起所谓“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就为自身及其领导的北约成员国，定下了两条基本政策：第一，不直接参战；第二，只要乌克兰有需要，就援助乌克兰抵抗到底。尽管事实上北约，包括德国在内已经深度卷入乌克兰危机，就像市场经济运行中看不见的手一样，用情报供给、武器援助、人员培训、志愿参战等形式变相地加入了战争，但形式上北约的底线仍然维持了不直接参战的原则。包括德国在内的北约成员国担心一旦由它们击落乌克兰领土上空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局势极有可能发展为北约与俄罗斯的对抗，并进一步向更危险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演变。德国总理舒尔茨拒绝泽连斯基正是这一政策的充分体现。援乌甚至在必要时事实上出场都可以，但形式上一定要尽可能避免被俄罗斯判定为北约卷入。二是这一做法也反映了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对当前俄乌冲突局势的总体判断，也就是认为在现阶段俄乌双方仍处于僵持阶段，“俄罗斯不能胜”或“乌克兰不能输”的战略目标仍有望实现。德国显然认为至少现在还不是北约下场的合适时机。一旦介入的“关键节点”选择不对，欧洲安全将有可能发生对德国而言无法承受的后果。西方各国会如何衡量此举也可能带来的影响。我认为这两个考虑导致了朔尔茨做出了上述表态。主持人：此外泽连斯基还继续要求允许乌用西方武器来袭击俄境内目标，那么美德并没有同意，而英国则是表示支持，俄方警告称说可能会采取不对称的回应，那么您认为西方各国会如何来衡量此举可能带来的一些影响。杨成：关于是否允许乌克兰使用西方援助的远程进攻性武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美国、德国反对正是基于控制俄乌冲突烈度、防止俄罗斯出于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一贯逻辑而给予“不对称回应”的战略考虑，英国则延续了自约翰逊首相时期就确定的无比政治正确的坚定援乌方针。但是我认为考虑到美国对北约的整体掌控力以及德国对于北约的战略价值，乌克兰使用西方援助的远火直接将战火燃烧至俄罗斯境内，进而试图迫使俄在乌克兰战场上有所收敛的做法预计不会对美德两国的意见无动于衷，毕竟失去或来自这两个北约核心成员国的支持有所削弱的话，对乌克兰而言将是一场灾难。而美国和德国之所以如此谨慎，其核心逻辑在于要推乌克兰打一场消耗俄罗斯的持久战，但同时要避免俄罗斯在极端情况下采取与西方同归于尽的应对。所以，美西方正在一步步试探俄罗斯的底线。换而言之，现在美国和德国反对乌克兰使用远火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不意味着这一政策一成不变。事实上，美西方援助乌克兰的战略目标也是一直在动态调整的。F16已经逐步到位，未来远火未必不会做为制约俄罗斯的新手段。而这正是俄罗斯一直高调宣扬要不对称回应的原因，面对“集体西方”，俄罗斯毫无疑问是弱势的一方。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始终强调会采取比较激激烈的手段，意在向美西方施压，避免它们过度卷入。所以我认为，可以预期的一个场景是，围绕是否使用远火的问题，双方的博弈还会继续。受访者

主持人：北约峰会前不久在美国华盛顿落幕，这次峰会援乌是重点议题，美西方承诺为乌克兰再提供5套远程防空系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声称，首批美制F-16战斗机已经开始从丹麦和荷兰运往乌克兰，今年夏天F-16真的能够参战吗？杨先生？杨成：（美国）提供防御性的“爱国者”导弹系统都被普京解读为这是一种“直接卷入”。那么进攻性的F-16要怎么算？显然更加要算作是一种“直接卷入”。就是美国已经意识到了，也许这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了，也就说乌克兰战场上出现的情况，新的僵持，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前一段时间还出现了俄罗斯占据一定的主动的一个局面，它需要来有一定的呈现，我自己的判断会认为是F-16有可能会露面，有可能会出击，但这种出击美国依然会控制它的规模，控制它的比方说使用次数。主持人：这次特朗普当然没有参加北约华盛顿峰会，但是我感觉他的身影已经把这个峰会给笼罩住了，所以我总觉得这次北约峰会好多事情其实是为了“防特朗普”，所谓“不可逆”，是不是也有这层意思？杨成：特朗普是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美国的整套制度到底对他有没有限制？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在两可之间的，比方说对俄政策，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上一个任期，他其实是特别想维持跟俄罗斯一种比较正常的关系，他个人是有强烈意愿的，但是他做到了吗？美国的这套整体上的精英对于俄罗斯的一种认知，把俄罗斯视为战略对手，是从冷战时期就建立起来的，这种惯性不见得马上就能够克服，所以不见得就是一个两者之间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华盛顿峰会上尽力去推动的，是所谓的（北约）吸收乌克兰“不可逆”，这些表述其实都反映了欧洲人对于自身的安全，作为一个离俄罗斯更近的这样的一种角色，其实对这种问题是很关切的。所以我认为不尽然，就是将来的援乌政策会发生一个颠覆性的变化，以至于让特朗普所讲的一天之内就可以结束乌克兰战争这种场景出现。主持人：普京一直表示俄罗斯从未拒绝和谈，现在也愿意继续和谈，他强调伊斯坦布尔协议草案仍然可以作为俄乌谈判的基础，普京这么做是想传递什么信息呢？杨先生？杨成：我不觉得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好的和谈的时机。那么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再来理解普京为什么特别地强调说我们没有拒绝和谈，现在也愿意和谈，而且我和谈的方案都有。其实与其说是他想要表达一种俄罗斯愿意和谈的战略认知和决心或者是一种想法，不如说是他要把这个“锅”或者把这个责任要予以明确，不是我不想谈，是乌克兰不想谈，是你背后的西方，不支持乌克兰去谈，实际上他所谈的那些要价，包括哪怕是伊斯坦布尔这个时期或者是最新的一些说法，这个其实一定程度上也是普京的一个外交策略，他要清晰地向世界表明，不是我的责任，是你们的责任，这点必须要界定清楚。主持人：在欧尔班访华期间，中方对俄乌问题也提出了明确的立场，第一，避免战争蔓延到其他地区，第二，防止战事进一步升级，第三，各方应避免火上浇油，努力创造有利于俄乌直接对话的环境。那么眼下劝和促谈的时机是不是也在逐渐的成熟？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又当如何作为？杨成：要保有一定的战略耐心。第二，我们可以在不设预期目标的前提之下，提供北京主场或者提供其他的。第三，我认为还可以甚至是邀请像欧盟的一部分成员国核心成员国，或者是像土耳其、巴西等等一些，在这个问题上也没有特别多私利的那些国家，然后也提出过斡旋方案的这些国家，更多的参与进来。受访者

《解放日报》，2024年7月12日第4版。本资讯不代表平台观点排版

7月12日，2024年度“大师面对面——上海新时代好少年社科夏令营”第一期活动在上海社会科学馆火热开展。上外区域国别专家团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有勇教授以“我眼中的沙特——历史与现状”为主题为本年度社科夏令营“一带一路·国别简史”系列课程拉开序幕。王有勇教授从20世纪初沙特奠基者统一阿拉伯半岛的建国故事讲起，将“石油王国”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在翔实的史料中，营员们一睹沙特阿拉伯逐渐走向现代的进程，也领略了沙特家族的风采。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中沙合作也驶入快车道。在增进对国际关系了解的过程中，各位营员拓展了国际视野，也在历史学习中加深了自身的底蕴。“大师面对面——上海新时代好少年社科夏令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主办，上海市社会科学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学术月刊》杂志社承办。继去年成功举办后，今年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再次应邀组建高规格专家团队打造“一带一路·国别简史”系列课程。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有勇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姜锋研究员、执行院长杨成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院长程彤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陈金英教授等5名区域国别专家将先后赴营开讲。相关链接：夏令营第一期|和校园欺凌“say

【编者按】本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SISU，即“西索”）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欧洲研究”特色研究团队与澎湃新闻国际部合作推出的专栏“西索欧洲评论”的第40篇。法国立法选举尘埃落定后，马克龙的“豪赌”或许没有输，但对欧盟而言就难说了。当地时间2024年7月7日，法国勒图凯，法国总统马克龙抵达投票站，参加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视觉中国

competitiveness.According

Historians等，先后刊载了一些专家学者的书评。在国内如《美国研究》、《党史教学与研究》等著名杂志也刊载了书评，另外还有一些报刊做了报道。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著名教授梁思文（Steven

2024年伊始，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就预言，今年将是欧盟的“焦虑之年”，从外部的俄乌冲突和美国大选，到欧盟内部的政治换届，欧洲将遭遇空前的挑战。现在2024年已经过去一半，欧洲议会大选已尘埃落定，一切却依然显得很不确定。欧盟新领导层换届未见分晓，英法仓促举行国会选举，北约领导层换届也已启动，新的政治生态尚在酝酿之中，各种势力正在互相试探。值此多事之秋，欧盟的焦虑似乎有增无减。从政治精英到普通民众，人们惴惴不安地眺望着地平线上的风云开阖，中欧关系也因此蒙上浓重的阴影。在欧盟的多重焦虑之中，地缘经济焦虑显得越来越突出。对自身竞争力下滑的担忧，是欧盟地缘经济焦虑的主要体现。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曾在2020年年初发出感慨，“欧洲不能沦为中美竞争的竞技场，而应该成为参与其中的竞争者”。她的言外之意是，欧洲在围绕“新兴颠覆性技术”展开的新一轮国际地缘经济竞争中，已被中美甩在后面，需要奋起直追。从那时起，探讨如何提升欧洲竞争力的智库报告和学术文章如雪片般涌现，欧盟和法国、德国、荷兰、意大利等核心成员国关于科技政策和产业战略的文件也纷至沓来，光是欧盟出台的产业政策文件就不下580份，欧洲社会也多次掀起检讨美欧差距和建言欧洲产业战略的政策辩论的热潮。然而冯德莱恩上任以来，欧洲在国际技术与经济竞争中的颓势不仅没有逆转，反而有所恶化。欧盟（不包括英国）的GDP总量在2020年相当于美国的73%，中国的104%，而在2022年则相当于美国的66%，中国的93%。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巴以对抗和红海危机等一系列周边地缘政治变局，对欧洲而言更是雪上加霜，欧洲不仅陷入能源危机和经济滞胀的泥潭，而且出现产业空心化的迹象。随着欧盟领导层换届的临近，欧洲政治决策层部分人士面对颓势与困境，产生愈加强烈的“竞争力焦虑”，因此掀起新的造势，意图对欧洲未来政治生态和政策议程施加影响。2024年2月，欧洲央行执行董事施奈贝尔直言，“欧洲正在输掉信息技术革命”；而曾经担任欧洲央行行长和意大利总理的德拉吉从4月下旬以来发表多次演说，强调“从长期看生产率水平就是一切”。这些人士对欧洲在“新兴颠覆性技术”领域相对于中美的差距痛心疾首，强烈主张借助欧盟“战略自主”框架，在产业政策、财政税收和资本市场等领域强力推进欧洲一体化框架，布局全欧洲协调一致的生产链体系，防范地缘政治风险。他们的演讲与报告凸显出欧洲决策层和政治精英的3个突出意向：经济问题“泛安全化”、外部供应链“去风险”和经济体系的“韧性”建设。当前，“韧性”逐渐成为欧盟地缘经济焦虑的聚焦点，频频出现在欧盟政策文件和欧洲智库报告中。如何提升供应链“韧性”，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韧性”，成为欧洲决策层心心念念的政策目标。欧盟已出台约36份政策文件，将增强“韧性”视作提升欧洲对外竞争力的发力点。关于“韧性”，目前并无公认的权威定义，究其本意是指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带来的物资短缺、能源危机和经济动荡之后，欧洲决策层希望减少对中俄等国的“战略性依赖”，希望在技术研发、产品制造、物资供应和跨境贸易等经济运行的各环节，避免出现资源能源或特定产品急剧短缺的情形，避免相关价格的剧烈波动，使经济能经受住地缘政治震荡的冲击，保持平稳运行。在欧洲政治精英看来，增强“韧性”是“去风险”的核心目标。为增强“韧性”，欧洲决策层在内部聚焦于那些大规模应用最新尖端技术的产业部门，如交通、能源、数字平台、银行证券、太空产业等部门，优化和强化对这些部门的欧洲一体化管理机制；在外部则追求“供应链的多样性”，借助欧盟“全球门户”架构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基建与投资伙伴关系”与“矿产安全伙伴关系”等小集团式多边协作架构，对“全球南方”中的亚太、中东、非洲和拉美的“战略支点”区域提供发展援助，以确保欧洲能持续获取“战略性”和“关键性”的资源与能源。尽管内外政策不断翻新，欧盟对“韧性”的焦虑仍没有缓解。欧盟2023年6月出台的《欧洲经济安全战略》25次提到“韧性”，而欧洲议会2024年5月出台的经济安全现状评估报告，则32次提到“韧性”。欧盟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还在进一步趋于碎片化。面对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战略困境，欧洲政治精英莫衷一是，进退失据。拜登政府趁机组建各类“技术联盟”和“产业联盟”，诱逼欧盟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意图以“切香肠”式的小动作将欧盟纳入美国主导的战略同盟体系。不过，国际地缘经济竞争越来越白热化，美欧都希望由自己主导技术研发和产业升级的方向。美国借助《通胀削减法》等，推行以邻为壑，也将损害欧洲的产业政策。美欧经济竞争加剧，美国也已被欧盟视为“经济风险”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美国的选战正在展开，在美国政治权力交接尚不明朗的情况下，欧盟新一轮权力分配的格局很难确定下来，欧洲政治的演变仍将呈现波诡云谲之势。目前形势下，欧盟地缘经济焦虑只会不断加重。作者

【编辑推荐】世界史学名家王晴佳，用一本小书讲透情感史：从史学史与基本概念梳理、认识论与方法论探讨到案例研究，系统完整。书中还有大量东亚，特别是近现代中国的案例研究，深入浅出，适合入门学者。直击历史研究的关键问题，对各史学领域均有所启发：情感史在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颠覆了许多传统的史学观念，包括种种传统-现代的历史分期，自然/社会、身/心的二元论，男性中心与西方中心的历史叙述等。方法上打破了文本材料至上的观念，关注口述证言、身体姿态动作等人类各种表达方式。价值观念上超越语言学转向与后结构主义思潮，质疑所谓的“中立客观”态度，重新引入对历史学者道德立场的思考……如此种种，都为当代史学发展带来新的动力，也为普通读者认识历史提供了新的角度，而本书是对这些变革的集中呈现。【内容简介】情感史已然成为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它颠覆了许多传统的史学观念，从自然/社会、身/心的二元论，到男性中心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述，也带来更多反思：究竟什么是历史事实？史料的价值如何检验？历史学家是否应该持有道德立场？历史叙述是否需要连贯一致？本书为世界史学史专家、光启情感史主编王晴佳教授多年来介绍与实践情感史研究的论文集，系统梳理情感史的缘起与发展、理论与价值、方法论与认识论，并在此基础上以案例研究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评论推荐】当代史学出现了一个“情感转向”，将历史研究从理性层面拓展到感性层面。本书从理论探索与方法实践两方面，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外学界的最新进展，尤其是情感史与社会史、性别史、身体史、心理史、儿童史、动物史、医疗疾病史等领域的关联，为读者在知识上开拓了一个崭新与宽广的天地。——黄克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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