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研究 | 陈金英：“炼狱十年”后，印度国大党重返赛道？

6月4日，印度新一届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落下帷幕，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领袖拉胡尔·甘地在社交媒体上为选举结果欢呼，感谢其参选的两个选区的人民让他以多数票获胜，并表示“人民拯救了印度宪法和民主”。在连续两届大选遇挫后，国大党在本届大选中共获99席，超过前两届席位数总和，其领导的反对党联盟（INDIA）共获234席，与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所获席位数（240席）相差不远。该结果极大鼓舞了国大党士气，巩固了该党在印度政治中心的关键地位。尤令国大党欣慰的是，该党不仅在北方邦拉埃巴雷利和阿梅提这两个尼赫鲁—甘地家族的传统选区获胜，还在该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的印人党地盘夺回了一些席位。然而，若说本届印度大选结果意味着国大党复兴，还为时过早，在重返与印人党竞争的赛道上，国大党还面临诸多挑战。

2024年6月4日，印度大选计票结果出来后，印度国大党支持者欢呼庆祝。

国大党何以重振

本届大选，国大党增加的席位主要集中在北方邦、拉贾斯坦邦、哈里亚纳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在上届大选（2019年），国大党在上述五邦仅获四席，而如今国大党的席位已增至40席。2019年，在国大党与印人党竞争的190个选区中，其仅赢得15个，得胜率仅为8%；而此次在两党直接竞争的215个选区中，国大党赢得62个，得胜率为30%。这意味着，国大党增加的席位绝大多数是从印人党手中夺得。

国大党的触底反弹与印人党面临的“反现任情绪”关系密切。在莫迪政府此前执政的十年间，印度教民族主义蓬勃发展，但由于在经济发展和增加就业等方面未能兑现上台时的承诺，印人党政府打“宗教政治牌”陷入瓶颈，而这为反对党创造了机会。从选举策略看，国大党能在本届大选中扭转连续惨败势头的主因有三：一是与其他政党结盟。国大党努力打造并维持了一个“反印人党”统一阵线，即“印度国家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在联盟内部，国大党有选择地采取了不同结盟策略。在印人党根基稳固、势力强大的地区，国大党选择和地方政党结盟，联合推荐候选人。在与盟友合作的四个邦——北方邦、比哈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国大党共获99个席位中的31个。而在印人党势力较弱、地方政党实力雄厚的地区，国大党则选择单独竞选。这一策略在哈里亚纳邦、卡纳塔克邦和拉贾斯坦邦获得成功。

二是主动塑造竞选议题。在2014年大选中，印人党打着“发展”和“治理”的旗帜，将其与国大党之争打造为“发展道路之争”；上届大选时，印人党则在“安全”话语下打“爱国主义”“国家利益”牌，主导了竞选的政治话语权。在这两届大选中，国大党都被迫成为印人党竞选议题的追随者。而在本届大选，国大党的竞选议题围绕种姓普查、失业和物价上涨等问题展开，成功将选举焦点集中在宪法上。国大党批评印人党在本届大选之初称要“争夺400席”（共543席）的目的是修宪，尤其是宪法中有关保留制度的条款，而这涉及到印度成千上万贫困基层群体的利益，使印人党陷入被动地位。

三是大规模政治动员。在本届大选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拉胡尔·甘地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两次大规模政治动员，起到了联系民众并恢复国大党基层组织的作用。2022～2023年，他发起了长达六个月、全程长达3570公里的“团结印度巡游”，其范围覆盖12个邦和两个联邦属地。这次游行旨在对抗印人党基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仇恨政治，寻求印度的团结。在距本届大选还有四个月时，拉胡尔·甘地又发起了为期63天的“团结印度正义游行”，旨在引导民众关注被印人党忽视的失业、物价上涨、社会公正等问题。这两次大规模政治动员，对恢复国大党与公民社会的联系及重塑拉胡尔·甘地的形象，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国大党在2022年选举产生新任主席后，重组了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工作委员会，改善了党的领导。在本届大选中，国大党在候选人提名上也采取了更加务实的策略，包括减少候选人提名数量，将有限的竞选资源集中在重点选区；赋予党的邦级领导人提名候选人的自主性，以充分调动地方党组织的积极性等。与过去两届选举相比，国大党也更加有效地使用了社交媒体。在印度民众出现反现任政府情绪、莫迪个人魅力有所下降的背景下，这些策略成功帮助国大党重返政治中心。

当前国大党在印度政党政治中的地位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就处于国大党和印人党各自领导一个政党联盟、轮流执政的多党政治阶段。本届大选后虽然联合政府回归，但并不意味着国大党复兴，该党尚缺乏在联合政治中重返政坛、执掌政权的能力。

首先，在联邦层面，无论是在人民院的权力结构还是在社会上的支持率，国大党仍与印人党差距较大。在本届大选后席位分布上，印人党赢得240席，超过所有主要反对党席位总和，也是国大党席位数的两倍还多。与国大党在历届大选中所获席位数相比，本届大选是其除2014与2019年两届选举外所获席位数最少的一次。在支持率上，国大党连续三次得票率总体维持在20%左右；而印人党的得票率则从31%上升到了约37%。与上届大选相比，印人党的得票率仅下降0.8%。这不仅意味着印人党支持率远超国大党，还表明印度人并没有丧失对印人党的期望。

其次，在地方层面，国大党目前仅在印度28个邦中的三邦——特伦甘纳邦、卡纳塔克邦和喜马偕尔邦执政。相比而言，印人党不仅在12个邦执政，还是其他四邦的执政联盟成员。印人党执政的12个邦占印度国土面积的58%，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7%；而国大党执政的邦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11%，人口则仅占8.1%。最重要的是，在北方邦（2.35亿）、比哈尔邦（1.3亿）这两个人口规模最大的北部印地语区，国大党基本上都处于边缘位置。北方邦和比哈尔邦在人民院分别占据80席和40席，约占人民院总席位数的22%。在前两届大选中，国大党在这两邦分别获得4席和2席，而印人党则分别获得93席和79席。在本届大选，国大党和印人党在这两邦的席位总数分别是9席和45席。作为在人民院拥有最多席位的邦，北方邦无疑是印度政治的中心。国大党若不能恢复其在北方邦的存在，就难以重返政坛执政。

反之，在过去十年间，印人党已从一个仅限于北部印地语地区的政党，发展成为真正的全国性政党。在南部各邦，印人党目前仅在泰米尔纳杜邦未能实现人民院议席的突破，但已成功进入该邦的邦议会。此外，印人党还扩张至东北部地区。2014年，印人党在东北部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力，但截至2023年底，印人党已在东北部三邦单独执政，并在梅加拉亚邦、那加兰邦和锡金邦组建了联合政府。

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大党在本届大选中的“逆袭”更多表明其在前两届大选中惨败后实力有所恢复，虽出现了复兴迹象，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重返赛道的双重挑战

事实上，在过去150年的世界政党政治发展史上，印度只诞生了国大党和印人党这两个全国性政党。若算上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的发展史，印人党则花了近百年时间才发展成为全国性政党。因而，即使经历了两次严重选举挫折，国大党仍是唯一能在中央一级挑战印人党的政党。但若要重返和印人党抗衡的赛道，国大党面临着双重挑战。

首先，国大党必须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具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上世纪90年代后，随着印度启动以私有化和市场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国大党自开国总理尼赫鲁时代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失去号召力；其主张的世俗主义也面临来自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冲击。自2014年莫迪上台至今，印度教民族主义已成为当今印度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国大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追随者。尽管该党仍然坚持其世俗政党身份，但却无意恢复以政教分离为核心的世俗主义传统，转而采用更加中性的“包容”一词来代替传统的“世俗主义”一词。因此，国大党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出一套完整的、有吸引力的话语，使其在增长、不平等、宗教和种姓等领域建立起区别于印人党右翼政党的形象，最大限度包容印度不同阶级、阶层、宗教和种姓群体。

其次，国大党亟需重建其组织力量。过去十年来，国大党一直面临着高层领导体制和问责体制混乱、内部派系斗争严重、组织纪律涣散的问题。领导层的多头管理体制造成了决策权的不统一，同时还鼓励了党内派系与权力斗争；在选举失利经验教训总结和改革问题上，党内保守派和改革派无法达成共识；党内精英的管理和晋升也未能实现人尽其才，持续的选举失利更是让大量党干部感到前途无望，选择脱离该党。国大党要恢复至能与印人党抗衡的实力，必须拥有合适的领导人、权责一致的领导体制、充分的党内民主以包容内部多元势力，同时在已有地盘上重建其基层组织，恢复其与印度社会的联系。

成立于1885年的国大党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政党，也是该国唯一有可能挑战印人党的政党。本届大选为国大党的复兴提供了机会，但其复兴之路到底能走多远，半年后将举行地方选举的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贾坎德邦和哈里亚纳邦——将是国大党的试金石。

作者 | 陈金英，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印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出处 | ”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4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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