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诺贝尔委员会2012年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欧盟，欧盟理事会时任主席范龙佩在领奖时称，欧洲曾经“满是长矛和利剑、大炮和枪支、战壕和坦克的伤痕”，而欧盟使欧洲从战争走向了和平。不过，曾因致力于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而在1984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前大主教图图对此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欧盟的“和平理念”依旧是脱胎于军事化的传统，并没提供其他选择。
这样的质疑源自历史教训：建立在军事力量上的和平往往难以持久，无法脱离战争与和平的恶性循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0年后的2022年，欧洲境内爆发二战以来最为严重的武装冲突，并且严重威胁着全球安全局势。这种否定式的轮回表明，欧洲还是没能克服“暴力循环”，欧盟自我称赞的“和平”可能又只是上一次战争与下一次战争的间歇时段。悲剧还在延续，欧洲的一些政治和媒体精英却拒绝反思二战以来的总体和平遭到破坏的深层原因，而是试图把欧洲大陆上这场冲突的责任推给他人。而事实上，早在北约开始东扩的1999年，美欧有战略前瞻力的学者就已预见，北约此举将会引发欧洲与俄罗斯的安全矛盾。还有学者当时就清醒意识到，让欧俄分裂和适度对抗，恰恰符合美国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战略设计。欧洲人冷战后曾浪漫地设想建立和平繁荣的欧洲大家庭，但这种没有美国位置的“大欧洲梦”对美国的全球霸权来讲就是噩梦，在华盛顿眼中，不是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就是威胁。过去十多年来乌克兰危机从酝酿、爆发到激化为军事冲突，一步步使俄罗斯与欧洲走向彻底敌对，“欧洲和平大家庭”梦宣告破碎，而这恰恰是美国对欧洲分而治之战略的实现。随着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投票日期越来越近，欧洲政坛的神经也在逐渐紧绷，他们猜测着大选结果可能对美欧关系尤其俄乌冲突带来什么影响，担忧被美国抛下而让欧洲自己去收拾烂摊子。这种境遇本身，就证明了美国才是欧洲的安全甚至更广泛领域发展战略的掌控力量。早在1923年，欧洲一体化思想的先驱、年轻的理查德·康登霍维-凯勒奇伯爵就指出：欧洲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分裂壮大了欧洲以外的列强，欧洲人必须团结起来，建立强大的欧罗巴合众国，以避免受到美国和苏俄的军事和经济压迫。但如今的现实是，这位伯爵连同他对欧洲统一自强的理想，已被欧洲的政治精英们淡忘许久，而他所担心的“欧洲受制于域外列强”的局面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现实。忘记历史就很难认清当下、看清未来。缺乏历史意识的政治人物，也很难有战略性的眼光和能力去洞悉时代格局。当前欧洲政治文化面临所谓的“极右化”，很大程度上源于民众对精英政治的不满。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欧洲学术传统和知识生产的“功利化”“武器化”脱不了干系。当多重危机叠加导致欧洲身份焦虑加剧，极端地缘政治思维也在日益影响欧洲高校和智库知识生产的底层逻辑，在“零和博弈”框架下确定对手、寻找敌人成了“时尚任务”。为了迎合地缘政治潮流，欧洲一些研究冲突与和平问题的学者把中美关系紧张以及世界范围内军费大幅增加等状况一股脑地归咎于中国，无视1999年以来美国带头拉动北大西洋军事同盟军费不断上涨的事实，无视德国军费也从2015年的382亿欧元猛增到去年的668亿欧元。某种程度上说，1999年具有“标志性意义”，这一年北约高举“为欧洲带来和平与稳定”的大旗开始东扩。但在北约25年间多轮东扩后，现在人们在欧洲看到的不是和平而是冲突，不是稳定而是安全混乱与空前焦虑。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安全格局中，美国及其领导的北约军事集团独大，承担起自我赋予的“全球安全责任”，试图在全世界发号施令，对违抗者动辄施以制裁甚至武力相加。就是在这样一个全球安全治理格局下，过去近30年里，世界各地由国家参与的战争数量翻了一倍。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的历史和现实困境显而易见，欧洲知识界本不应被地缘政治话语以及冷战思维禁锢，不应丧失欧洲一向引以为荣的“批判与反思”精神。令人遗憾的是，当下的欧洲公共舆论空间恰恰被一些热衷地缘政治信条、唯恐世界失去西方主导的鼓噪笼罩，很难释放出思想的光芒，更多是在寻找对手中自我安慰。欧洲一些主流政治和知识精英看不到自己屡屡陷入战争与冲突困境的历史，看不清盲目跟随美国使自己和世界更不安全的事实，也丧失了就此进行深刻反思的勇气和能力。这样的欧洲难以让人看到一体化之初那样的前途，欧洲“战略自主”也因此被拖了后腿。作者 |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