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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在咫尺的分离

澎湃人物 2024-03-03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澎湃新闻 Author 澎湃新闻


记者|袁璐

编辑|黄霁洁


陈建平喜欢红色,它热烈,有生命力。这是他的解读。尤其是在找到亲生父母后的一个月里,他经常穿一件红色的卫衣。
哥哥陈培霖不喜欢红色,“太过浓烈。”他有些嫌弃,但出门时,他还是套上和弟弟一模一样的红色卫衣。陈建平一大早出门买来的,一月很冷,他想为哥哥添件衣服。从小在不同的养家长大,这对双胞胎兄弟分离二十八年后,第一次穿上同样的衣服。
“你能认出我们谁是谁吗?”陈建平问身边的人。看着他们一样如弯月般的眼睛,浓郁的眉毛,稀疏的牙齿,同样的身高和声音。那人摇头。兄弟俩像恶作剧成功一般同时大笑起来。
1月6日,他们第三次相见,亲生母亲也来了。一个月前,他们找到了亲生父母。故事似乎有了结局。但寻亲成功,只是这个故事最浅表的部分。
陈培霖(右)和陈建平在襄阳第三次见面合影。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照镜子

十九岁那年,陈建平想知道,在同一时空里,这个世界上唯一可能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多年前离开汕头后,他又回到汕头,到处找工作。
六岁在广东村里生活时,两人就曾偶然相见。这一次,通过以前在广东的发小,他打听到陈培霖的QQ号。已有十多年没有联系,但发送好友申请时,他感觉像在寻找一个熟悉的朋友。
陈培霖也在汕头,正为未来的生计发愁。看到好友申请,第一反应是,这小子真厉害,竟然能找到我。不过,他心里早有预感,这一天迟早会来。
童年时,很多次陈建平独自在养母孟运枝租住的村子里玩耍,听到有人叫他另一个人的名字。村子位于汕头郊区的未开发区,孟运枝当时是一名清洁工。
一天,孟运枝从邻居那里听说,村里还有一个孩子跟陈建平长得像极了。那家人在村西头开着饭店。
孟运枝家在村东,她带着孩子走了十多分钟,在西边的菜市场找到这家饭店,和他们家一样是土房子。她看到,一个和自己捡来的孩子一模一样的男孩走了过来。
两个孩子站在一块儿,她分不出谁是谁。巧合的是,两个孩子都是六岁。她的孩子叫陈建平,那个男孩叫陈培霖。只有双胞胎才会如此相像。她想。但孟运枝从未核实过自己内心的猜测。
从那以后,孟运枝有意带陈建平到这家饭店买吃的喝的。他喜欢吃店里的鸡爪,陈培霖的妈妈会多给他一只,有时还会塞给他一些糖果。
见到陈培霖那一刻,陈建平感觉像在照镜子。
他不知道陈培霖是谁,在孩子眼里,这只是一件“好玩儿的事情”。两个孩子你追我赶,从二楼追到一楼,又从一楼追到二楼,都说自己是哥哥。之后一段时间里,他们在村里碰面,互相看着对方笑。后来出于好奇,陈培霖会到陈建平家里找他玩。
孟运枝回忆,不知道什么原因,孩子有一天不再来家里玩耍。陈建平也去找过陈培霖,但很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告诉孟运枝,说那家人不希望他出现在那里。
孩子在长大,孟运枝在变老。在汕头,她去工厂打过工,又去碎石厂搬石头。有次一大块石头从山上滚下来,差点砸到她,丈夫看到她两只手上磨出一道道伤口,不让她再去。她就推着三轮车在工厂门口卖馒头稀饭,那年头总有混混收保护费,找麻烦,她决定不干了,就和丈夫带着孩子回湖北襄阳老家种地。
离开广东之前,陈建平和陈培霖没有再见上一面。
两个男孩越过童年,步入青年。仍是一样深邃的眼睛,稀疏的牙齿。
2014年,重新联系上后,他们一年聊几次,每次都只问对方最近在哪里,工作怎么样,把各自困苦不安的一面隐藏起来。
他们从来不聊养育自己的家庭和家人。偶尔会提及在失去联系的几年里,各自的生活。
小学毕业后,十三岁的陈建平不想回学校,想出门挣钱。孟运枝觉得孩子太小了,“那会儿电脑热门”,她拿钱让他到郑州一家电脑培训机构,“先学门技术”。不到一年陈建平放弃了,复杂的编程字母令他头昏脑涨。
离开技校后,他想去大城市打拼。进厂打过螺丝,到北京、上海应聘过销售、保安。陈建平左手残疾,被拒绝了几次,说不适合这份工作。
他尝试送快递和外卖。有时赶时间,车骑快了,身体失去平衡,他会摔倒。骑慢了,送货迟到,又被投诉。他想养活自己,“路总要一步步走才行”。
有次送货途中,他靠路边骑车,身体突然失控,摇摇晃晃撞上另一辆电动车,车和人同时摔倒。他慌忙爬起来扶对方,对方注意到他只有一只手能动,就让他走了。
在大城市里四处碰壁后,陈建平回到襄阳,家人凑了几万块钱开了家餐馆,让他经营。但没几个月,他出了严重的车祸,小餐馆也因此关闭。
线上找到对方后,有一年,陈建平在郑州做跑腿,陈培霖刚辞了工作,跑过去和他待了一个月。他想知道陈建平的生活状况,想更了解他,也想照顾他。这是两人第二次见面。
陈培霖(右一)第二次和陈建平以及他养母家的两兄弟见面。
那段时间,陈建平按时上班下班,陈培霖每天买菜做饭。两人吵吵闹闹,依然像小时候一样争论谁是哥哥。有时,陈建平会假装妥协,但没多久,他又不服输,一定要争回去。
在别人面前,陈建平总是沉默寡言,很少有笑脸。但在陈培霖面前,他像变了一个人,喜欢咧嘴笑,和他打闹,斗嘴,似乎“有反抗一切的勇气”,不再是小时候那个被欺负不敢还嘴、没有力量的小孩。
两人嘴上没有明说,更没有想过去鉴定,但在心里都把对方当亲兄弟。
一次聊天中,他们互相问对方,想不想找亲生父母?答案是一样的,都说不想。
但陈建平心里一直有个声音在问,我到底是谁?怎么会被扔在路边?如果有一天找到生父母,他想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抛弃他?
陈培霖心里想的却是,只有生活不幸福的孩子才想寻找亲生父母。这个世界上,唯一和他血脉相连的人是陈建平。

暗影

陈建平一直想变强大,这种渴望始于他的童年时期。
小时候,陈建平经常听到“捡来的”三个字。在广东那个由外地农民工汇聚而成的村子里,几乎所有人都知道陈建平是环卫工人孟运枝捡来的孩子。
旁人的一字一句像烙铁,焊进他心里。再大一点,他明白了,自己是被抛弃的。“像垃圾一样”被人扔掉,又被人捡走。
陈建平童年的大多数时间在垃圾中度过。每次出去玩,路过垃圾堆,他学养母孟运枝那样,拿着一根棍子四处翻,翻到易拉罐瓶或者矿泉水瓶就捡一些回家,多少能卖点钱。晚上,他跟养父母一起出去,养父母捡瓶子,他拖着塑料袋。
贫穷弥漫在他四周。在城中村临时的家是一间松散的土墙房,不时有土块脱落,转角处四根开裂的木桩支撑着。房子大概十几平米,一半是灶台,一半是两层木板床。木板床上落满尘土,墙角堆满折叠的纸盒、积攒的瓶瓶罐罐。屋顶漏雨,父母用塑料袋蒙上一层。房子外杂草丛生。唯一令他欣喜的是,头顶的天空总是那么蓝。
陈建平小时候。
养父母舍不得吃穿。逢年过节,别人家里杀鸡杀猪,他家里没有肉吃。他心里想变强,“想早些适应社会,也想赚钱”。
不过,身世并不是他人生中的巨大暗影,他说,残缺的左手才是。他萎缩的左手像是身体多长出来的部分,完全动不了。他只能用一只手洗脸,穿衣,吃饭,甚至打架。
在学校的角落、村子的土堆里,总有一群同龄人围着他,拳头落在他身上,嘲笑声刺耳。他也不哭,只想挨过那阵时间,他便可以回家。
被欺负时,他让自己强大的方法是隐忍。放学回家后,孟运枝问他脸上的伤哪里来的,他说摔的。但次数多了,他瞒不住了,孟运枝要去找家长,陈建平拉着不让她去。理由是,他们是外地人,斗不过本地人。
有时弟弟被人欺负,陈建涛会帮忙反击。最后兄弟俩一同被揍得鼻青脸肿回家。陈建涛比陈建平大八岁,是孟运枝第二个儿子。他记得,小时候的一天,在广州打工的母亲电话里告诉他,给他捡了一个弟弟,现在家里负担很重,你要听话,好好学习。
父母捡来的弟弟,因为只有一只手,身体失去平衡,走路歪歪倒倒,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上趴着。
陈建涛记得,父母每天凌晨四点,拉着手推车到十几公里外扫马路。他留在家里照顾陈建平,喂他吃饭,帮他穿衣,视线不能离开他。
他用一根绳子绑住自己和弟弟的腰。陈建平摔倒了,哭着喊二哥,陈建涛让他自己爬起来,自己穿衣服、上厕所、吃饭。陈建涛想的是,希望一个胳膊的弟弟学会自己生存。

折翼的小鸟

面对左手残疾的孩子,孟运枝说,他像折翼的小鸟,“只剩一个翅膀,很难飞起来咯”。陈建平学走路困难,她扶着,让他慢慢地走,快要摔倒时,她飞快抱起。
1994年,湖北女人孟运枝到广东汕头打工,那年她34岁。临行前,丈夫对她说,你一辈子没有出过门,到了那个地方,能赚钱就赚,要是赚不到,你就当出去旅游一趟。
破旧的大卡车一路向南,走走停停,行驶了五天五夜。那时她有两个不满十岁的儿子,留给丈夫照顾。
工厂只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那年冬天,在老乡的介绍下,孟运枝进到一个工艺品厂。每天她把头压得低低的,怕被老板看出年纪。她是流水线上的一名女工,用彩笔给玩具上色,每月工资三百元。
七八个女工围着桌子,每人在玩具上涂一部分,再传给下一个。孟运枝速度慢,面前总是堆了一大摊玩具。其他女工着急,便帮她画。但时间久了,总拖累大家,她过意不去,就辞了工。
孟运枝再次托老乡介绍工作。老乡说,现在年轻人都进厂了,正好缺扫马路的人,一个月工资四百元。她和丈夫商量后,丈夫卖掉家里的猪和牛,土地放到生产队,两个孩子送到父母家,也去广东和她一起扫马路。
每天天未亮,夫妻俩推着两轮车到马路上,借着路灯的光清扫垃圾。1995年12月的一天清晨,天微微亮,在一个车站旁的路边,孟运枝看到围了很多人。有来自安徽的、河南的、江西的民工,还有些年纪大的、不能进工厂,平日靠捡破烂维生的人。“他们都盯着一个苹果纸箱。”
孟运枝靠近一看,苹果箱里躺着一个小男孩。
孩子脸上都是泪,穿一件薄薄的小棉袄,裤子也薄薄的,脚上没有袜子和鞋。丈夫跟在她身后,催她赶紧把孩子抱起来。孟运枝解开外套上的纽扣,把孩子裹进衣服里。
她记得孩子很小,看上去只有两三个月。在她怀里,孩子安静下来,露出笑脸。孟运枝觉得孩子很聪明,丈夫也一直点头。
这对夫妻把孩子抱回出租屋。孟运枝用水兑上面糊,放进锅里熬烂,再一勺勺喂孩子吃。孩子总是笑,眼睛大又圆,睫毛长长的。
但孟运枝很快发现,孩子的左手一直不动。她掀开衣服发现,孩子左手小臂摸上去硬硬的,肿了一大圈,肩胛连接手臂的地方凹陷出一个洞。
她抱着孩子去药房,医生的诊断是骨头断了。接上后用夹板固定,缠好纱布。
夹板拆掉后,孩子的手仍不能动。孟运枝又去问医生,医生说没办法,这是天生的。她不信,又相继去了五家诊所,都说看不好。
陈建平到了两岁半,孟运枝和丈夫讲,孩子一只手残疾,那就让他念书,有了文化,生活会容易些。
扫了几年马路,孟运枝又换到一家纤维厂,专门给工人烧开水。工资多了几十块钱。每天上班,她把孩子带在身边。烧水时,陈建平坐在角落里,她叮嘱他不要乱跑。陈建平听话,丝毫不动。
捡了这个孩子,孟运枝想的是,再难也比她小时候饿肚子的生活强多了,起码有饭吃。街上菜贩扔掉的菜叶,孟运枝捡回家。路边家具店扔的木头,她捡回去砸碎,打个柴灶,省下煤气钱。
陈建平和孟运枝夫妇。
陈建平到了上学年纪,孟运枝找了所民办学校,花掉工资的一半。后来,他们搬进附近一间屋顶有瓦、土墙搭建的房子里,一年租金七百元。
陈建平会说话以后,孟运枝告诉他,他是捡来的,叫她阿姨就行。后来,她把湖北的两个儿子接到广州,陈建平见两个哥哥叫妈妈,也硬要跟着叫妈妈。同样的食物,两个哥哥少吃一点,陈建平多吃一点。
陈建平一天天长大,孟运枝不知道孩子的确切年龄,直到在村里遇到陈培霖。

“残破的青春”

当孟运枝见到陈培霖时,以为这对开饭店的夫妻是双胞胎兄弟的亲生父母,是他们抛弃了陈建平。她暗地里和这对夫妻怄气。
陈培霖身份证上的生日是六月初八,孟运枝看到后才确认,在陈建平的身份证上印下同一天出生日期,为他办了户口。
六岁的陈培霖第一次见到六岁的陈建平时,看到这个男孩跟他长得一模一样,心里好奇又惶恐。
那时他并不懂得血缘至亲的涵义,只是隐约担忧自己不是父母的亲生孩子。养父母似乎也在刻意回避这件事。
村里升起流言,他懵懵懂懂,但又不敢问父母。养父母在汕头这个城中村里卖快餐,顾客都是农民工。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但陈培霖要多少钱,他们就给多少。
他害怕,从此产生距离,彼此间竖立起一道隐形屏障。他也怕妈妈伤心,以为他想找亲生父母,会离开她,所以绝口不提。
直到十岁时,养父母主动告诉他身世的真相——他是收养的孩子。
在他们开口时,他已经知道他们要说什么。他心里有个声音在喊:不要说出来!不要说出来!最终,养父母还是说了出来。
疑惑贯穿陈培霖的整个青春。他好奇自己是哪里人。很多同学说他长得像新疆人,他知道那里在遥远的西北方。到底有多遥远,他没概念。
陈培霖小时候。
也是在和陈建平同样的年纪,陈培霖离开学校,不再念书。他说身世并未影响他和养父母的关系,但他的世界的确是在知道自己身世后变了样的。
小学六年级时,他就开始“学坏了”,沉迷网络游戏。不上学以后,他成天跟街上的小混混待一起,喝酒闹事。身上剩下十几块钱,就在网吧耗一个月。
养父母多次为他的行为“买单”,主要是以金钱的方式。当无法面对这样的自己时,他感到村里的生活压抑,一心想逃遁,想自由。
对养父母,陈培霖各种情感交织在一起,有爱,有感激,也有愧疚。他说,如果不喝点酒,他不太愿意回想他“残破的青春”。
二十岁时,他真正开启一份工作,在汕头一家民宿做店长。原本有晋升机会,但他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写一份工作汇报或者会议议程。前几年,陈培霖游历全国各地,在广州、成都、西藏等城市打工,当厨师或店长,生活两三个月,又换下一个城市。
漂泊几年后,他最终回到养父母家里。他度过的最美好的夜晚,就是在一无所有之后回到家里,精疲力竭,像条虫瘫在床上,听到养父母在门外窸窸窣窣忙碌。他内心才平静下来。

亲生父母的样子

2020年,在一场车祸中与死神擦肩而过后,陈建平想找到亲生父母。
陈建涛当时在工地监工,在旅馆见到弟弟时,他的脸和头严重变形,脑袋膨胀得像气球,面目浮肿到难以辨认。
他后来才知道,乘坐同一辆车的人把陈建平送到襄阳市里的医院,但因为没钱垫付,就把他放到轮椅上,推到医院附近的一个小旅社里。陈建平在旅社待了两天,没有续费,是宾馆的服务员打扫卫生时发现了他。
心疼和愤怒喷上来,陈建涛报了警。交警队的监控视频里,他看到司机踩油门,弟弟从敞篷车上掉了下来。车跑了很远以后,司机又和另外几个同行者回来看他。通过警方调查得知,车是借来的,司机没钱付医药费。陈建涛没钱请律师,最后事故不了了之。
陈建涛把陈建平送到医院后,因为没钱交医药费,陈建平在医院等了五个小时。第一天治疗费用三万块,陈建涛信用卡刷空了,钱还是不够,又找朋友借了九千。
陈建平车祸后住院。
在医院,陈建平做了开颅手术,昏迷了一天一夜。医生说时间耽搁了,人可能不行了,下了病危通知书。但他活了下来。
在医院醒过来时,陈建平生平第一次有股想找到亲生父母的强烈冲动。
昏迷的两天里,就有一个意识在他大脑中盘旋——如果就这样死去,我连亲生父母在哪里都不知道。这像一根刺扎进他肉里,越扎越深。清醒后,陈建平告诉陈建涛,他想知道亲生父母的样子,也想知道他为什么会被抛弃。
原本还有第二次脑部手术,但因为没钱,陈建平能下床走路以后,便悄悄离开了医院。
陈建平车祸醒来后。
直到出院后,陈建平才把这件事告诉陈培霖。陈培霖说,自己当时脑袋突然一片空白,也不知道怎么安慰弟弟。陈建平反过来安慰哥哥,说自己活了两次,车祸发生那天,病危通知书下达那天。
很快,陈建平开始寻亲。去年年初,他联系上一名寻亲志愿者,得知可以去派出所采集血液,录入全国打拐DNA数据库。陈建平做了采血入库,当时除了陈培霖,没有匹配到其他人,做祖籍分析,也没有任何线索。
在找与不找之间,陈培霖与陈建平展现出了不同的态度。他很坚决不同意找,理由是:“父母想你,自然会来找你,这么多年了,没人来找,如果血库里匹配不到,反而会失望。”
经历了这样的失望,陈建平差点也决定放弃了。寻亲志愿者每天仍发微信给他,鼓励他再做一次。他又将血样寄到浙江台州市一家能做祖籍分析的公安局。十九天后,有了结果:广东湛江市吴川市覃巴镇的两个村子。他把这件事告诉给陈培霖。
陈培霖在抖音上搜索两个村庄的人,再发私信询问谁家丢过一对双胞胎。问到的第三个人,便是生父母家的邻居。家人拉了微信群,做了特征比对,陈建平知道,这次成功了。
去年12月,他们做了第二次DNA鉴定。等待的半个月里,陈建平每天失眠,害怕比对失败。
鉴定结果出来了,通过微信视频,陈建平第一次见到生母符秀兰的脸。
视频另一头,女人泪流满面,一直说对不起,他不是被抛弃的。陈建平脑袋嗡嗡的,像穿行在云雾里,看不清母亲的脸,嘴巴机械地一遍遍说着,你不要哭,你不要哭,过几天我就回去了。
1月6日认亲,陈建平第一次回到陌生的家,“像做了个梦”。
他看过无数寻亲的故事,大多是父母找孩子的,很多孩子是被拐卖的。找到亲生父母后,他从他们那里得知,自己的情况更复杂,先是被生父母送养,他不知道中间是否经历被人贩子贩卖,最后自己被遗弃了。
说这句话的时候,他脸上露出羞涩的笑容,很快又恢复平静。他分析,父母找孩子难,孩子找父母容易些。
知道陈建平回去,半生生活在湛江吴川一个村庄里的符秀兰提前腾出一间房,买了张床和被子,杀了养的猪和鸡。
陈建平摘掉棒球帽,露出左前额那块凹陷的头皮。她看到孩子车祸受伤的脑袋,心一直揪着。
那天,陈培霖没有出现。

每一天如同昨天

符秀兰坐在沙发的另一端,穿着一件淡粉色的呢子大衣。认完亲后,1月12日,陈建平带着她回了一趟湖北襄阳。
这是她第一次出远门,经过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她面容疲惫地倒在沙发上。
孟运枝比符秀兰大十四岁,和陈建平一起认亲时,她见到了这个素未谋面的女人,自己养子的生母,也听说了她的故事。
符秀兰骨子里有反传统的一面。她出生在海南的一个小村子,从小放牛放羊长大。十七岁时,因为不想在家人催促下嫁人,她偷偷乘船,跑到广东湛江吴川一带的鞋厂打工。家人到处找,她不敢回家。
在吴川,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这个开摩托车载客的男人比她大二十二岁,“人很善良,从来不骂我”。两人日久生情,后来结了婚。
婚后,丈夫借钱买了一辆面包车,到深圳拉客。有次遇到人抢劫,被人打伤,钱被抢走。后来又出车祸,撞了人,赔光了钱,车也坏掉。他们的生活渐渐没落。
那时,符秀兰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出现妊娠反应那天,她一个人在家,肚子疼起来,她去找村里的接生婆。结婚五年时间里,符秀兰生下四个儿子。
第六年,她再次怀孕,那时她二十五岁。她想生下来,但丈夫担心养不了,于是她去医院堕胎。医生劝她不要拿掉孩子,很危险。她自己也不忍心,就放弃了。
她起先不知道,自己肚子里孕育的是一对双胞胎。
符秀兰回忆,在生双胞胎时,肚子痛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第一个孩子出生后,疼痛缓解了些。她以为结束了。接生婆说,还有一个,你肚子里还有一个。
第二个孩子生出来,她看到孩子的一只手淤青,逐渐变黑。接生婆说被血堵住,就在孩子手臂上打了一针。后来孩子的上臂肿起来。他们带孩子去了两次医院,但因为没有钱,没有治疗。孩子的手垂在那里,一动不动。这成了陈建平残疾的左手。
孩子们一个个来到世上,符秀兰无法喘息。丈夫在外打零工,她不能同时又种地又照顾六个孩子和年迈的婆婆。实在忙不过来,她让七岁的老大和六岁的老二照顾几个弟弟。她种田时,孩子们在家里饿得哇哇哭,大儿子负责煮饭喂弟弟们。
符秀兰说,很多人知道她生了六个男孩,有人找到丈夫,问他想不想送养,有一家是老师,说是生活好过,可以给孩子治病。她想了几天,如果一起收养双胞胎兄弟,能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她就愿意。
她记得,那天是农历十一月,下着雨,接走孩子的中间人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穿着雨衣。两个孩子递过去后,符秀兰转过身去,不敢多看。
送走两个八个月大的孩子后,符秀兰夫妇带着四个孩子回了海南,老家的父母能帮她带。几年后,一家人又回到广东生活。符秀兰去找中间人打听双胞胎的消息,但中间人已经不知去向。
二十八年里,符秀兰深信两个孩子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孩子受伤的手也得到治疗。按她的说法,她想知道孩子们在哪里,托人打听,但一无所获。
孩子们都已长大,但符秀兰的生活更加沉重。丈夫中风二十多年,大儿子有精神分裂症,四儿子有红斑狼疮。她的每一天都如同昨天,帮人打零工,仍然是有时种田,有时养牛,一天挣个一百块,有时能到一百三。
1月12日,符秀兰来到襄阳,她想当面感谢孟运枝。和儿子相认前,她从没说过普通话。很多想说的话,她无法形成流利的语句。
有媒体让她对着摄影镜头,说一句,感谢孟运枝养了自己的孩子这么多年。她嘴唇抽动几下,神色紧张,始终说不出一个字。她用一只手捶着胸口,最后,转身在孟运枝身前跪下,反复说着“谢谢”。
孟运枝弯腰扶起她说,你是女人,我也是女人,我懂你。
在符秀兰的命运里,孟运枝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她有很多疑问,但不忍心再问符秀兰了。
符秀兰(右)到襄阳感谢孟运枝,两人拥抱在一起。

疙瘩

1月12日的饭桌上,陈建平坐在生母和养母中间,分别为她们夹了一块鸡肉。
饭后,一家人闲聊,孟运枝对他说,“我这一生让你吃了不少苦头。”他不停地摇头,站起身,搂着她的肩膀,扶她坐到沙发上。
陈建平说,现在他有两个家,两个妈妈。孟运枝说,她老了,能为孩子付出的不多了。当孩子跟她说想找亲生父母时,她心里反而是高兴的。“孩子应该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安排生活。”
孟运枝整个身子陷在柔软的沙发里。她摊开双手,放在自己身旁,手很瘦削。
陈建平坐在生母和养母中间聊天,原生家庭的三哥也坐在旁边陪伴。
符秀兰到襄阳的第二天,陈培霖也去了那边。有人问他,为什么来?他说,自己只是在早上睡醒后,心里有股冲动,但说不出来原因,好像有什么东西指引着他。
陈建平认亲六天前,陈培霖去了一趟生父母家。生父母家在粤西,养父母在粤东,相隔约八百公里。
这次见面,陈培霖跟堂姐堂嫂聊自己的生活,但几乎不跟生父母说话。符秀兰杀了两只鸡炖给他吃,想靠近他,却又不敢。
认亲仪式前两天,陈培霖把找到亲生父母的事情告诉了养父母。那天是1月4日,他心情沉闷,和养父聊完之后,跑去外面喝酒,凌晨两三点才回家。
他反锁了房门,养父站在门口,隔着门一直问他去不去认亲仪式,他说不去。以前,养父母跟他说过,有机会就去找一下亲生父母,这样能知道根在哪里。但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时过境迁,很多细节已经混乱。陈培霖过去从养父母那里听到的自己身世是:他们在路边摆小吃摊,有一男一女抱着一个孩子出现,两人瘦巴巴的,用潮汕话说自己生活困难,问他们要不要领养这个孩子。养父母看孩子朝他们笑,觉得有眼缘,就把孩子抱回家,只给两人一些营养费。
陈培霖一直相信,自己是养父母收养的,而不是被贩卖的。至于中间经历了什么,没人知道。
但他仍对这场事先预谋的分离耿耿于怀。对于生母的说法,他有疑问。尤其是当他有了女儿后,对于父母送走自己的行为,更难以理解。
他心里的另一个疙瘩是,就算这次,也是他们找到生父母,而不是父母主动找到他们。他坚定地认为,“爱你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你,就算找不到,也是一种毅力和勇气。”
认亲当天,是他在六岁之后,第三次见到双胞胎弟弟陈建平,也是二十八年里,第二次见到亲生母亲。
他觉得自己和弟弟有情感纽带,“相见时,不觉得陌生”。但面对符秀兰,他无法理清内心复杂纠结的情感。有媒体让他面对摄影机镜头叫一声妈妈,他拒绝了。他形容那种感觉像有水泥封住喉咙,他喊不出口。
陈培霖想,他和弟弟的人生轨迹早已被改变了。他无法真正回归到原生家庭里。看到弟弟沉浸在刚获得的幸福感里,他不忍心破坏。
在襄阳和弟弟见面的第二个晚上,陈培霖一口气喝了三瓶啤酒,脸上泛出红晕,倾靠在酒店沙发上。他点燃一支烟,才坦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其实我只在乎我这个弟弟”。
他知道符秀兰不容易,“但是每个人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代价”。他说的代价是指,亲生父母和子女之间情感的丧失,以及他内心的疏离。
陈建平知道哥哥的心思,他觉得,自己和哥哥的人生经历不一样,暂时不能接受生父母,也有他的道理。
在襄阳,符秀兰第一次到陈建平生长的地方,他带她去当地一个仿唐朝建筑的景点。母亲换上唐装,化妆师为她化妆。他偷瞄了一眼镜子里的母亲,又羞涩地把头扭开。
符秀兰能感受到,两个孩子对她的态度不一样。在他们相处的两天里,陈建平给她夹菜,一直喊她妈妈。而陈培霖从来不敢正视她,符秀兰的目光总是追随他,他会故意避开她的视线。“我从小到大不在他的身边,他肯定不能接受我”,有时,她会喃喃自语,“做母亲的,很想自己的孩子的。”
用陈建平的话说,生母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只要有活儿,她就去干,种玉米、辣椒,插秧。“挣一天吃一天”。因为要照顾中风的丈夫和两个生病的儿子,她不能离家太远。
人们会说,阿兰呐,你这么拼命干活干吗?你生这么多孩子,全部出去打工,一个人每月给你1000块,你不用种田了,够你吃了嘛。符秀兰说,没人知道家里真正的样子。
陈建平知道原生家庭的情况后,二十多年里积攒的怒气瞬间消散。关于过去,他不想再问。
与此同时,他感到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生父今年76岁,患有痴呆,家里全部靠符秀兰一人支撑。他想帮助他们,却又无能为力。挫败感从养父母的家庭延续到生父母的家庭。
从车祸到现在,他没有能力挣到第二次脑部手术的费用。有时,脑袋隐隐作疼,神经像被撕扯,他反应明显迟钝了些。
冬天路滑,他有次骑车摔到头,在某刻突然失去意识。清醒过来,他记不起自己怎么摔倒的。但他会立马下意识爬起来,好像这样就不用去医院,不用花钱。
他想找一条出路,开起了网络直播。在亲生父母家里时,他和陈培霖直播连线,亲生父母和三哥出现在画面里。
“你大哥呢?”陈培霖问。
“什么你大哥,还不是你大哥。”陈建平怼了回去。
“我还没认呢。”
“你认不认都是亲的。”
大哥因为有精神分裂症,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陈培霖让陈建平多带他出去走走,心情会好些。
陈培霖认为,直播带货这条路相对轻松,适合弟弟,但他又害怕弟弟在网络上说错一句话,遭到黑粉攻击。令他苦恼的是,他自己也挣扎在生活中。去年,他回到村里创业,从养父母和朋友那里借钱,凑五万开了家快递驿站,但一直亏损。刚出生七个月的孩子嗷嗷待哺,家里的开销主要靠他一个人支撑。无力帮助弟弟,他也会自责。
在湖北襄阳团聚的第三天,兄弟俩见面,只有这时,生活中的苦闷会暂时消退。
他们仍像孩童时期那样打打闹闹,互相掐对方的脸。一个趁另一个不注意,跳起来压到对方背上,一不小心,一个趔趄,两人跪倒在地上,一阵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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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闻人物栏目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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