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与「卫生」,从人类医学诞生以来,就是两个共生却未必共荣的词语。几千年来,除了战争外,传染病几乎成为人类面对的最可怕杀手。在个体治疗并不发达时,通过卫生措施预防疾病,几乎是人类有效应对传染病的唯一法宝。公共卫生作为一个天生自带「利他属性」的公共事业,历来都是由国家无条件投入。但是这类开支如同军费一样,只有当战争爆发时,才会直观体现投入价值,继而刺激军费比例大幅度增加。现代公共卫生的出现与欧洲的工业革命密不可分。随着大量廉价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入,这类原本卫生意识较弱的人群,聚居在简陋、高密度、卫生条件极差的居住环境中,给传染病的大规模爆发创造了天然的条件。与小农经济时代分散割裂的社会结构不同,除了工业生产本身带来的诸多卫生问题之外,人口一旦形成大规模流动和聚集,疫情的蔓延概率、防控难度就将呈几何级数增加,出现井喷式爆发。1842年,英国著名公共卫生学家查德威克发表了现代公共卫生起源史上最重要的文件——《大不列颠劳动人口卫生状况报告》(Report Sanitary of Great Labouring Population Britain)。该报告为六年后英国通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公共卫生法案(The 1848 Public Health Act)奠定了基础。在这部法案中,明确规定了由中央政府设立专门机构,在公共卫生领域承担责任和义务,包括在供水、排污、垃圾处理、住房等问题上施行行政干预。▎1848年,流行霍乱的英国,通过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公共卫生法案中国的现代公共卫生起源于战乱年代。战争、饥荒带来人口大面积流动聚集,也导致疫病的蔓延。1910年,伍连德在中国第一次全面应用现代公共卫生理论和方式扑灭东北鼠疫,让中国主流社会第一次看到了「现代公共卫生」的威力,也为全世界传染病防控贡献了中国经验。20世纪初期,正是各种疾病大疫肆虐中国的非常时期。在缺医少药的中央苏区,党就把组织群众卫生运动,军民协同开展卫生防病工作,当作关系革命成败的一件大事来抓。1929年,毛泽东同志在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就指出:「军政机关对于卫生问题,再不能像从前一样不注意,以后各种会议,应该充分讨论卫生问题。」在公共卫生上,五六十年代的新中国曾经取得过空前绝后的成就。「运动式」地开展卫生工作,直接带来了建国后全民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提高。 刚结束战乱的新中国,早期的卫生防疫仍然以消除广泛威胁国民健康的传染病和地方性疾病为主要目标,而此时的经济力量和医护人员储备并不允许大办医院。于是在1949年10月中央军委召开的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上,提出了「预防在先、预防第一」的卫生方针。同年组建的卫生部,也设立有专门的公共卫生局。如今家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可能都还对上世纪50年代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印象深刻,当时举国动员的「除四害」,提出的主要口号是粉碎敌人在朝鲜战场发动的「细菌战争」。▎1958年,在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之后,毛泽东「夜不能寐」,兴奋写下《七律·送瘟神二首》人口大国和多样化的农业经济结构,决定了每天都有可能出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中国早期的几场重大「战疫」,几乎都是以临时性、强制性明显的行政手段来处理危机——从1961年的广东阳江霍乱,到1988年上海甲肝流行,一直到2003年的非典爆发。这种在特定情况下能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处理方式,也造成了整个系统对主政官员应对能力的依赖。针对疫情组建的临时机构,随着危机的结束而解散,处理危机的宝贵经验没有及时总结、形成系统化制度化的经验和全国共享。当我们动用举国之力,拿下一场场「战疫」胜利之后,鼠疫、天花、霍乱、结核、血吸虫……这些生于「贫穷落后时代」的流行病也逐渐退出我们的日常,此刻的中国卫生防疫系统,在经济建设的浪潮中突然陷入了一种「空转」的迷茫状态。另外一个同期发生的变化是,随着临床医学的全面崛起,「医疗」和「卫生」这两个词,走向了另外一个此消彼长——临床医学走上中心舞台,人们应对疾病的策略和手段转型,卫生开始退居幕后。把矛盾带入另一个旋涡的,是二十余年的医疗资源市场化。对公共卫生投入严重不足,在无形中形成了一个逻辑陷阱——重治疗轻预防。对于医院来说,收治病人越多,效益越好;而对于防疫站来说,见效并非立竿见影,反而工作开展越多,花销就越大。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让卫生防疫系统不再享受国家财政的全额拨款。地方财政的捉襟见肘,各地主政官员对经济增长的迷信,让各地防疫站不得不把大量精力转向集体创收,本职业务则主要靠良心、讲奉献,大量非专业人员充斥其中。这一混乱局面一直持续十几年,直到2003年非典爆发才猛然惊醒。▎非典时期,在街头发放药物的防疫站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