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公司流放600公里的“帐篷哥”
半透明的办公室里，一顶米色的小帐篷支棱了起来。
周围的办公桌挤在一起，头顶还悬着两个监控摄像头。办公室隔壁，时不时有好奇的同事悄悄张望。郑胜隆一人躲在帐篷里，静静看着蓬顶那个漩涡发呆。
这是9月5日晚，郑胜隆和公司正面硬刚的第一天。这天之前，这顶家用帐篷只是他带着女儿到大龙湖畔亲子游的装备；这天之后，它变成了他和公司对抗的武器。
他同步注册了一个抖音号叫“老实人”，开始视频连载帐篷生涯，控诉公司的“恶意逼迫”。
近半个月前，郑胜隆收到公司紧急通知，让他去杭州总部“培训三个月”，几乎不包食宿。作为一个常驻在江苏徐州的销售，他的日常工作地点与杭州相隔600公里。
他感到愤怒，认为这是公司在强行劝退无果后，法务部想出的一个“新花招”，变相逼自己离职。
郑胜隆不是唯一面临裁员的人，但他无疑是最“狠”的那个。2022年至今，据一名在职员工观察，公司总人数从原来的2600多人被腰斩，郑胜隆的部门更是被裁重灾区，从巅峰时期的100出头减到约30人——今年5月底，自认常年“销冠”、绝对不可能被裁的郑胜隆，也收到了离职约谈。他一下子被打懵，从此开启与公司的漫长博弈。
随着视频每日更新，被流放的“帐篷哥”声名日隆。评论区里，不少职场“被流放者”前来抱团取暖，其中有人被安排长期出差，还有人被要求到消防电梯口办公……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选择妥协，也因为此，反抗至今的“稀有物种”郑胜隆，被一些人视为正义英雄。
还有同事主动出钱为他的视频买热度，“这个事情要有关注度，他才能打赢这一仗”。
流放事件在网络发酵后，郑胜隆的“三个月培训”缩短为六天，迅速通过了公司“极其简单”的培训考试，平安返回徐州。从此，他上下班的节奏基本恢复原样，只是工资大幅下降，“并不足以养家糊口”。眼下，他的劳动合同“只有两个月就到期了”。
与公司的阶段性战斗似乎是赢了，但郑胜隆越来越觉得，自己输了。
30岁出头的郑胜隆是江苏徐州人。女儿出生那一年，他入职了现在的母婴用品公司做销售，一方面看好公司的发展前景，一方面觉得“可以学更多育儿知识”。
2019年，公司走到D轮，完成了1亿美元的融资。郑胜隆把这份职业当作最后一份工作，以为自己能和公司一同走到成功上市。
作为一名中层员工，他养成了规律的生活：每天早上8点多出门，去辖区内的各个门店维护和拓展客户；有时他会去周边城市出差，但为了多陪陪女儿，他每次都是连夜回家。
女儿今年5岁了，聪明外向，嘴巴像蜜一样甜。前阵小姑娘想送朋友一个手工贝壳灯，捣鼓半天自己搞不定，郑胜隆坐下来陪她奋战了40分钟，动用了热熔胶，终于大功告成。女儿笑弯了眼睛拍着手：“爸爸好厉害！爸爸是超人！”
温暖安逸的家庭生活和贴心小棉袄一样的女儿，成了他的“软肋”。
后来郑胜隆和另一位被裁候选人——同样接到了自离通知的姜先生在深入交流后得出结论：郑之所以被“流放”，成为“被选中的人”，是HR对他的考勤打卡记录仔细分析的结果：因为郑胜隆几乎每天都要回家。
“公司知道这一招拿捏得住他呗。”姜先生认为。
8月21日，郑胜隆收到公司邮件，通知他到600公里以外的杭州上班。邮件里强硬地提到两点：
第一，要求两天后，也就是8月23日就得报到，否则以旷工处理；
第二，培训全长3个月，公司只提供3天的酒店住宿报销。
虽然按劳务合同签定，郑胜隆的工作地点为“住地或杭州”，但过去的五年里，他基本都在徐州，一年去不了杭州总部一次。郑胜隆立即明白过来：公司又出招了。
他和公司的摩擦，从今年5月就开始了。
“5月23日，我接到电话，我们部门的全国总监要约谈我。”两天后，郑胜隆到扬州赴约。在一家肯德基里，不到20分钟内，认识多年的老领导语气和蔼，就郑胜隆的去留问题展开了对话。
谈话内容是意料之中的裁员。公司要求他自己提离职，赔偿是N，但基数是底薪而非实际到手工资。
虽然从2022年起公司就有裁员举动，并且频繁改变绩效考核要求、调整薪资结构，让很多人完成KPI越来越难，但郑胜隆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不可能被裁的员工。
“今年上半年，我几个月任务指标完成都是前三名。从我在整个公司的表现来看，也是经常拿奖、名列前茅的。”郑胜隆向凤凰网发来自己“勤奋拼搏奖”的奖杯照片，硕大的金色奖杯中央是长着翅膀的胜利女神，她高举双臂，似在凯歌。
郑胜隆拒绝了完全否定自己成绩的裁员通知。何况全国总监提出的补偿，“基本不到法定标准的一半”。
那次约谈后，“日子不好过了”。公司屡出新招：
先是调整他每天的工作区域，“从家门口调到70多公里外”，也不支付相应的油费和餐补；
随后，他的销售指标被“调得非常离谱，根本完不成”，而且逐月提高目标，导致他只能领底薪；
最近，他又被下调职级，底薪进一步减少。
对于公司一系列的雷霆手段，郑胜隆不停抗议。就调整工作区域一事，他先发微信到数十人的部门群去质询，直到部门群把他禁言；接着他把截图发到几百人的公司大群里——公司总群直接把他踢了出去。
双方拉锯了3个多月，郑胜隆始终没有松口提辞职。“我不能放弃。以我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人资部、法务部，是一件非常天真的事，”他在第一条视频里说，“但是如果我放弃了，那就会有更多的人被公司使用这种手段逼走。”
调令到来，郑胜隆抗议再次无果。于是8月31日，他前往杭州参加培训。
公司的杭州总部一共占了写字楼五层，郑胜隆选了人最少的那层。在狭窄的电梯口，米色的小型自立帐被迅速支起，几乎塞满了过道。
路过的人忍不住频频回头，郑胜隆赶紧逃也似地钻进帐篷，试图维护自己最后一点体面。
“这个时候，我的自尊碎了一地。”他说着这句话，声音慢慢低了下去。
搭帐篷之前，郑胜隆找过公司，“我给他们说按照法律你们要给我提供住宿条件。他们表示拒绝。”于是9月5日，三天酒店住宿报销到期，郑胜隆退了房，到公司培训了一整天，晚上7点左右，开始在办公室“打地铺”。
公司政委迅速带着保安来到现场，大声叱喝：
“你在这里这么搞我可以报警的！”
“给我立刻收起来，你不能在这里给我躺着！”
围观者多了起来。郑胜隆一直勉力回怼，但他感觉自己这辈子都没有这么丢人过，躺在帐篷里不敢出去。双方极限拉扯到后来，警察来了，公司稍微让步：提供了一间闲置的办公室，让郑胜隆搭帐篷过夜。
“未来的居所”是个十平米左右的房间，桌子四散在房间四周，倒是方便就地扎营。让郑胜隆感觉糟糕的是，房间其中一面墙壁完全是透明玻璃，旁边就是办公区。在他和公司相关领导拉扯时，还没下班的同事们都在悄悄看，交头接耳，互相打听发生了什么。
郑胜隆一直干坐着。直到晚上10点过所有人都离开了办公室，他才再次支起自己米色的小小避风港，一头钻进去。
原来第一次在帐篷里过夜的感觉如此“古怪”。
以前，这只帐篷是白天带女儿去湖边野营时才用的，从不过夜；但现在，小小的帐篷扎在一个半透明的会议室里，会议室里还有一个罩着纸壳的摄像头对着自己。
这个纸壳是郑胜隆强烈要求后加上的，但它的安慰效果并不强——“虽然我这间房的摄像头罩上了，隔壁房间的摄像头可以看到我，还有走廊上的，还有外面工位上的……”
10点过开始，陆续有两三个同事给他打电话。他猜测自己的“行为艺术”怕是传出去了。“电话我都挂掉了，因为我不知道摄像头有没有收音功能。”
晚上12点，郑胜隆去办公室的洗手间洗漱，然后躺在帐篷里发呆。办公区的灯关了，一个人都没了。只剩下他自己。
这一夜他没有睡好，总觉得有人在周围走动。他好几次悄悄拉开拉链，仔细观察外面的摄像头，看它们会不会突然转过来。捱到凌晨2点过，他抵不住困意，迷迷糊糊睡去。
评论里很多人谴责郑胜隆公司，有人指导他如何维权，也有人认为公司按合同办事没有问题，是他挟流量闹事，有人质疑他是自己炒作，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始带货。还有一些网友大段留言表示，郑胜隆并不孤单：
“和我公司的做法如出一辙啊。”
“加油陌生人，还有好多人与你同行，我也被公司孤立在卖场消防楼梯办公，我已经坚持三个月了。”
“我2018年岗位变动，在黑龙江有其他空岗的情况下把我调到北京，我去不了就以旷工为由把我开除。我同事先后被调到沈阳和广州，因为有孩子他实在走不了，马上以旷工为由开除。”
网友们冲到郑胜隆公司的宣传视频下，排队嘲讽：“贵公司给员工买帐篷么？”
公司最后删了这条宣传视频，但截图被一名离职员工保存下来，发给郑胜隆：“小隆你看，我没想到那么多人声援你。”
已经离职的小王在某次和前同事们聚餐时，从别人的手机里看到了郑胜隆扎帐篷的样子。“他（郑胜隆）是个很要面子的人，我们这边讲究个江湖地位，谁见了都要叫他一声隆哥。”小王为他觉得不值，在他眼里，郑的工作投入度远高于其他人，“他最后居然落这么个结果，我感觉挺寒心。”
常驻湖北的姜先生和郑胜隆同一天入职，两人进入同一个部门，同一个级别，以同样的节奏升职。虽然两人不在一个地区，但他对郑胜隆十分熟悉，“我们都是力争第一的人……他是个厉害角色，比我领奖多”。
姜先生选择用实际行动支持郑胜隆。他四处转发郑的视频，还花钱帮这些视频买了热度，号召身边人一起买，“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人一包烟钱，但是这个事情要有关注度，他才能打赢这一仗。”
网络上，“老实人”视频的点赞数蹭蹭过万。但在杭州总部，没有一个人试图和郑胜隆说话。
扎帐篷的第二天，早上7点左右，趁着所有人还没来公司，郑胜隆去洗手间完成洗漱，9点半，他开始被培训，“所谓的培训就是给我一间单独的办公室，让我自己看视频，呵呵。”
培训视频的内容也是极其“基础”和“敷衍”，公司的规章制度、企业文化，甚至还有他并不负责售卖的产品知识。
荒谬感贯穿全程，但他必须坐在这里完成“培训任务”，他感觉这是一种“精神折磨”。长时间的久坐让他脖子酸痛，他打直腰背，转了转脑袋，然后突然停了下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一只摄像头对准了他，而他确信这只摄像头之前并不在这个角度。
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小动物，摄像头背后的人无时无刻不盯着他，等待他出现破绽，然后一口吃掉。
“这是监视。”他觉得受到侮辱，再次提出抗议，仍然未果。
外地的同事开始通过视频网站联系他，表示鼓励。微信上也有许多故交找来，询问近况。有人给他远程订餐订奶茶咖啡，还有人想要给他送床被子过来。
郑胜隆统统婉拒了。他怕“我方”出现在线下，被公司看到，影响了他们的前程。
他吓坏了，开始担心“消防”意外真的发生，一整夜和衣而卧。这是郑胜隆在帐篷里度过的第二个夜晚。凌晨4点，他更新了一条视频说自己“失眠了”。
视频下面，他特别声明，“本人没有抑郁症不会采取任何自杀行为，本人也绝不会在办公区域抽烟！”
郑胜隆有些动摇。他很想家，想老婆孩子。他觉得自己为了坚持和斗争，“在错过孩子的成长”，这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因为和公司的事，他和老婆吵过很多次架。“我媳妇儿也劝我放弃，因为坚持下去的话，对于我来说，对于我家庭来说，很受伤。”扎营第三天中午发布的视频里，郑胜隆右手捂着胸口低着头，开始哭泣。
也是这天，在郑还没来得及主动“认怂”的时候，公司突然发出通知：因为“培训效果很好”，他通过了所有测试，培训提前结束，要求他“立刻订车票回去”。
——与此同时，他那“被公司恶意逼迫离职手段之来杭州培训三个月”的系列视频，点赞量已经超过了50万。
帐篷哥的“神奇”经历就此落幕。9月7日晚上6点多，郑胜隆背着帐篷，拖着拉杆箱，坐上回家的高铁。
他稍微喘了口气，“对我来说，至少能回到家了”。
回到徐州后，他的工作区域调整了回来，打卡也恢复正常。生活并没有完全回到往昔，他经历了一次工资降级，现在收入基本减半，“是不足以养家糊口的”。
他认为公司这一系列行为都属违法，“通过操作，降低我一年内的平均薪资，拖着我让我自己走。我拿不到绩效工资，也没有什么办法。”
他并不觉得自己“赢了”，公司的“恶意逼迫”仍在持续。
但不再睡帐篷硬刚的郑胜隆，也迅速失去了互联网上的流量和关注度，他的视频从巅峰时期的单条21.1万六位数点赞量，一路滑落到四位数。
相反，倒是公司成功完成了“冷处理”，平稳回归铁腕裁员的过渡期。
他记起刚入职参加公司新人培训那会儿，曾经和同事参与辩论了一个话题：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你会如何去选择？当时他选的是，公司利益绝对大于个人利益。他带着他的小团队，争得面红耳赤。
“我现在想，当时的自己真的是有一点天真可笑。”这个资深打工人说道。
他自认是个温和的人，也理解裁员是每家公司发展的必然阶段，但他感觉屈辱的是，那些曾经在公司里与他以“兄弟姐妹”互称的同事甚至领导们，为什么说翻脸就翻脸，还翻透劳动合同想出了“600公里流放”这样刁钻的计策。
“尊严是权利的一部分。”他觉得赔偿数目可以谈，但自己从始至终不能接受的，是公司甚至没有试图“好好谈”。 “我是一个很无奈、被公司牵着走的状态。”郑胜隆说。
他想变得更主动。但咨询律师后他发现，想走劳动仲裁之路，个人的维权成本相当高昂，“公司总部在杭州，我劳动仲裁和打官司都得去杭州。交通、时间什么的都是很大的负担。”
郑胜隆的前同事小王正在付出这些昂贵的维权成本，以“公司单方面降薪导致被动离职”为由提起仲裁。“我在离职前经历了三次薪资调整，都是公司发一个邮件，就按照新的薪资结构计算。基本上每次都在腰斩。”他说，自己身边有大几百号前同事都在面临一样的情况，“有的人走了，有的人没走，有的人正在维权。”
郑胜隆觉得，这几百号人的共同命运，是他坚持到现在的重要原因。“如果我这个麻雀倒了，后面的一大批麻雀也会被吃掉，我想再坚持试试。”
10月17日，郑胜隆重返杭州，这一次，他专程来杭州市西湖区劳动监察大队和社保局提交投诉材料——据离职的同事说，公司是找第三方公司给员工代缴的最低社保——他想从社保角度找找和公司博弈的突破口。
下午2点，郑胜隆蹲在熟悉的西湖区政务服务中心，更新了一条视频，向网友汇报最新进展。在标题的末尾，他加上了一个tag：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别人撑伞。
这趟撑伞并不顺利，一直到相关部门下班关门，他也没能办完手续。晚上7点20分，他动车返回徐州，又是一天的徒劳。
他至今还没有投简历找下家。作为销冠，曾经有公司伸出了薪酬更高的橄榄枝，他说自己那时对公司有感情，也有信心，“很多人挖我，我都没有去”。
现在，整个行业都在走下坡路，下一份工作应该不大好找。加上和公司极限拉扯搭帐篷这出，很可能让下一家单位认定自己是个刺儿头，避之不及。
在“捍卫尊严”的路上，郑胜隆已经走了很久。还差两个半月，他在这家公司工作就满五年。劳动合同也还有两个半月就到期。
下一步往哪里去呢？他越发迷茫了。
高孜然对本文亦有贡献
凤凰网原创栏目持续招募优秀的作者和实习生简历和样稿请寄：zhouhl@ifeng.com
商务合作/转载请留言我们
Business cooperation please leave us a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