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个月20次洪水，中国陷入“救灾疲惫”时刻
再一次，我们很可能在经历气候史上“最”离谱的一个夏天：
也许你清晨从贵州镇远的民宿标间里醒来，发现窗外河水已经漫到三楼，连沙发也漂浮起来；也许在你山东东明6楼的家中，忽然天色骤暗来了一阵龙卷风，把厨房冰箱卷去100多米外的草地上；又也许你去了川西跟团游，结果半道遭遇泥石流、山体滑坡或山洪封路，一不留神暑期旅行变成极限逃生……
官方一场接一场的新闻发布会勾勒着灾难的形廓。2024年6月19日以来，国家多次向灾区预拨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并调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中央救灾物资支援前线。7月4日，中国气象局在答记者问时表示，由于全球持续变暖加剧了气候系统的不确定性，中国的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正在趋多趋强。7月14日，水利部召开新闻通气会：今年入汛以来，全国多流域连续发生20次编号洪水；预计“七下八上”（即7月16日至8月15日）期间，七大江河流域均有可能发生洪水。
“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大家开始感到无力和疲惫，这会让人们把头转向一边。”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周楚涵说。
“今年上半年确实重了一些，是我们做气象灾害这十年里最重的一年。”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说。
“今年整个基金会的募款项目都不好，有些都搞笑了，（只有）三位数。”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说。
在这个大江大河洪水并发、超警以上洪水较常年同期多出1倍的夏天，凤凰网与6位来自民间救援队、基金会和环保NGO的人士对话，试图探索极端天气导致灾难频发的时刻，面对救援人手、物资、公众注意力等诸多缺口，我们的社会应急救援还能做些什么？
一向快人快语的王刚，此刻就像“像素游戏”里的小人回到现实世界，吐词磕磕绊绊，语速极慢。
王刚是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厦门市曙光救援队队长。接通凤凰网电话时，他刚结束在湖南华容洞庭湖决堤的全部救援工作。在前线连轴转了二十多天后，王刚已经头脑发昏，记不清行动路线。他上下翻查朋友圈，回溯时间和地点。对讲机中队友同样浑浊的声音，不时打断他的思路。
在洪水泛滥的2024年夏天，曙光救援的神经一直处在高度紧绷状态。6月17日起，救援队一连参与了7场水灾救援：福建龙岩，广东梅州，江西景德镇、乐平、永修，湖南平江、华容。最多时有113名曙光队员顶在前线。
最难的一天是7月2号，王刚用“全线告急”这样的词语形容彼时——江西九江因“防汛人手严重短缺”，不得不发出“家书”，号召当地人回乡抗洪；洪水倒灌进入湖南平江，淹没了近一半县城；湖南汨罗更是出现了约30米的溃堤（那时距洞庭湖溃堤还有3天），当地人不得已将装满石头的卡车驶入河中阻流……
那天凌晨2点50分，正在高速公路庐山服务区休息的队伍收到求援消息，紧急会议后，他们决定兵分两路：2车4艇继续前往江西永修县；主力团队30人10车12艇携带水陆两栖车连夜赶往湖南平江和汨罗地区；此外还调动了山东的志愿者。
如果熟悉好莱坞的灾难电影，你会知道难题总是接踵而至。现实也是如此。对于王刚来说，更麻烦的是“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和台风季还没到来，钱却快花完了——截至7月17日，曙光救援的行动资金支出超过40万，而这个民间救援团体全年的备灾资金也就50万。
到处都是钱窟窿——补充救援装备，队员训练经费，日常开支，救灾行动。为了省钱，一个月前，队伍从厦门出发时自备了50箱面包、21箱自热米饭和50张行军床；每抵达一个地方，他们只开三四间酒店房间供四五十名队员轮流洗澡；休息时，女队员住酒店，男队员搭帐篷住行军床。去年一年，厦门曙光积攒的矿泉水瓶和纸箱卖了3321块钱。
7月13号零点18分，王刚和队友终于回到厦门。与此同时，重庆暴雨引发的洪涝灾害已致6人死亡。四川中北部也发出“特大暴雨”预警，部分区县救灾指挥部开始引导居民转移避险。一天后，河南省南阳社旗县出现了“超级暴雨”，三天降下了当地一年的平均降水量——上个月这里还处于极度干旱中——重旱瞬间急转成了重涝，一夜之间，当地人努力浇了三轮水才抢救过来的玉米苗，被彻底淹死了。
16日，王刚一边休整，一边在朋友圈开始接力河南暴雨洪灾的求助登记表。
在她的观察里，极端天气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上的倡导或者媒体传播上的文字——他们去乡村做项目，听到农民讲耕种习惯的改变：过去割完玉米后才是雨季，如今收玉米的时候雨就下起来了；以前果树种在山脚下，现在要种到山上去，底下太热了。
在救援和公益圈里，人们还感到另一种变化也在悄然发生——持续甚至不断加码的灾害之下，人和人之间的连接正变得疲惫而松散。更确切地说，灾情获得的关注、人力和资金支持，越来越不够了。
可每当谈起这个话题，对话氛围立刻变得谨慎。
一则被小心翼翼提起的舆论事件是，7月5日，企业霸王茶姬向湖南华容县捐赠500万元，却引来反对质疑声。有人问，这些善款真的能帮到灾民吗？还有网友评论，灾难频发后，人们对苦难麻木了，“现在社会缺少联结感及共通感，大家都处于一种原子化状态之下……对遥远的他人有着很深的隔膜”。
“2021年河南水灾时，老百姓对救援队伍很尊敬，是吧？”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他是国内最早做急流、舟艇、绳索、冰面等综合救援技术培训的人士之一，“以前我们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好，（如今的氛围是）这又不关我事，我凭什么支援？”
2018年寿光水灾时，800*800平米的仓库几乎装满了各地驰援的物资。而今年，据卓明信援负责人郝南观察，“各个基金会的捐赠都挺惨淡的”（谭花形容，是“断崖式的下降”）。不仅如此，“一些社会关注度高的灾害事件，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带来大量的捐赠”。
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应急救援项目部负责人王涵介绍，今年基金会收到的公众捐款占比80%-90%，其余是企业捐款——称得上“寥寥无几”，而在过去两年，企业捐款平均占比总筹集善款的20%左右。“我们往年合作的一些企业今年甚至都婉拒了。”截至7月15日，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的南方水灾项目筹款45万，而去年京津冀水灾项目时，它筹得了700多万。
谭花也表示，河南“7·20”水灾和京津冀水灾的募集款项达到“几千万”，今年的南方水灾目前只募到“几百万”。
往年，矿泉水和方便面是不紧缺物资——灾害发生一两天后，应急方便食物的需求就下降了，基金会采购时务必谨慎，不然就会过剩。今年却有不同：“好几个地方提出来的需求是应急方便食品，有的要面包，有的要方便面。”谭花在爱德基金会工作了20年，这让她感到意外。
应急方便食品如此，更不用提灾后所需的水枪（用于冲扫淤泥）、发电机、雨鞋、铁锹、手推车、电动三轮车、消毒药具、水泥等等了——即便是社会援助充分的年份，这些灾区百姓真正所需的物品也很少被外界关注到。
变化势必影响救灾救援工作。北京缘梦公益基金会在全国共支持100多支民间救援队，并和30多家社会组织长期合作。“如果没有资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参与很多救援行动，大规模灾害的救灾有运营成本。如果没有快速的筹款能力，资金怎么能到一线也是一个问题。”王涵说，他刚从湖南救灾前线回到北京。他们今年响应了广东韶关和梅州、广西桂林、湖南华容和汨罗、河南南阳、重庆的救灾与救援。
谭花所在的爱德基金会的情况是，“哪里发生灾害还是会响应，但是响应规模明显比较小。用有限的资源，能做多少是多少”。
现实之一是，公众关注度和灾情严重性并不总是成正比。在湖南水灾中，华容县因为洞庭湖决堤多次登上热搜，得到了更多的关注。然而，实际上平江县的灾情远超华容县——郝南估算，平江、汨罗救灾需求折算成货币价值的话，大概是华容的十几倍。
目前国内缺少对水灾严重情况的定级，类似地震震级——“这能让公众更容易理解灾情到底有多严重。”郝南说。
现实之二是，社会捐助却和公众关注度成正比。这意味着，灾情严重的地方，可能因为没有被“看见”，从而得不到足够的支持。
今年6月中旬，广东梅州和福建龙岩水灾时，当地通讯中断，消息传不出来，“一开始没有受到特别多的关注”。“过了大约两天，我们才发现还有很多村庄在失联中。”谭花说。郝南提到，广东梅州、福建龙岩受灾之深之广，其所需的救灾赈济资源是平江的好多倍——平远、蕉岭、武平、上杭，这四个重灾县的受灾程度都比平江要严重。
灾情聚焦，这看起来是一个大众传播的话题——比起事后才能被量化的灾害，它更取决于在受灾第一现场，是否有可以几何倍扩散的新闻点出现。“郑州地铁的情况出来之后，牵动了很多人的心。当时还有一个在线求助文档，每个求助信息都很紧急，大家就意识到原来水灾特别严重。”谭花说。
但这远不止一个传播问题。受访者们试图梳理“灾情失焦”背后的原因：经济环境、企业效益、灾害麻木、信任危机……又都默契地点到为止。
郝南强调道，捐赠遇冷不是今年的偶发现象——2015、16年之后，公众对灾害捐赠的意愿就下降了。他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成为一名志愿者，后来辞去牙医工作，全身心投入在人道主义援助中。
郝南的语速不快，善于掌握谈话的主导权。在这个极端灾害日渐频发、而大众捐助愈加疲软的夏天，他以不由分说的气势反问道：“公益组织要先做到，有没有说清楚捐赠的必要性？公众有那么多的质疑，有没有人回应、解释一下？”
直到2021年河南暴雨，由于地区缺乏应急响应机制，有的地方甚至连备灾的救援艇都不够用。谭花说，民间救援队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让社会对它们的关注和态度发生了转变。
今年的情况更不一样了。“灾害发生那么多，大家都有点顾不过来了，希望能够有社会力量帮助他们。”谭花说。7月2日，江西九江江州镇人民政府在官微上号召“全镇父老乡亲和在外奋斗的乡亲们”，“立即集结、迅速行动”，投入抗洪抢险中。
某种意义上，极端天气的高发，推动了民间救援的发展。“（民间）水域救援是从2016、17年开始蓬勃发展的，原因是水灾越来越多。”郝南说，河南水灾后，民间救援队的数量翻番，从2000支到如今的4000多支；近五年新成立的队伍几乎清一色是水域救援，鲜有地震、山地领域的队伍。
“民间救援队的优势是灵活机动，信息来源也更迅速。”青岛红十字同尘救援中心的负责人李延照说。河南水灾时，他的队伍到了新乡牧野区寺庄顶村附近，遇到一位老人从一间厂房里游出来。一番询问，才得知老人是附近的村民。距离此地三公里外的村子已经被洪水围困了好几天，信号中断，外部无人知晓。救援队赶到后，看到房顶上站满了村民，他们拿棍子敲击铝盆，喊着救人。队员们花了两天时间才将村里数千人顺利转移。
郝南对此有很多思考：
在他看来，培养一个专业合格的救援人员需要3-5年。“我估计现在干救援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做救援的基本素质，”他毫不含蓄地说，“我们在现场看到不少队伍和个人确实很积极，但是他完全不具备救援的能力，他就不应该出现在现场。”
“这么多队伍干着生死攸关的事情，却没有操作的标准，没有技能的标准，也没有现场指挥协调的标准。”他继续说，这会危及救援人员和被救人员的生命安全。
一些队伍练了很久的技能，但并不知道这些技能在灾害现场什么时候能用得上。“大家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干活。”郝南说。气象灾害救援的时机非常重要，“怎么在水涨之前赶到现场”——“你不能等到水退了才去救人，这不成作秀了吗？”
圈子里还存在着另一种冒进的英雄主义。“不管能力有多大，行不行，他想去一线就会去，这叫有组织无纪律，那不就乱成一片了吗？”李延照说。近些年，无论是训练还是救援现场，都发生过民间救援队员遇难事故。
与凤凰网通话那天，山东东明出现了强对流龙卷风，风力掀翻了板房的房顶，造成5死83伤。如果是十年前，李延照听说有险情，一定立刻带队出发。如今的他知道，等他做好准备带队从青岛奔赴500公里抵达东明，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谁距离近谁优先，谁能力大谁优先。”李延照说，如果没有相应能力，就要给专业的救援队让路，“不然社会应急力量会被诟病”。
这不完全是技术和态度问题，也跟资金有关。“兜里没钱，他怎么提升装备能力和救援能力？越没钱，越想干点活引起别人的注意。干活越多，危险越多，伤亡越大。”李延照总结。
民间救援队的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基金会、企业和公众，不同队伍的情况大有不同。李延照队伍的资金来源包括10%的政府支持、3-5%的社会捐赠，剩下的缺口靠他每年在全国做六七百场救援培训等补齐。一年几百场培训做下来大概有200来万。
此外，政府也会购买社会应急力量的服务。服务期通常为一年，民间救援队负责相应区域的安全隐患排查、处置突发事件、普及防灾减灾知识等任务。尽管国务院在2013年发布过《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但政策落地情况地域差异。李延照观察，北京、深圳的政策落地最好，“有的地方是抵触的”。
在任何领域，如果没有有效的机制做保障，资源注定会分配不均。就像救灾时，越靠近路边的灾民得到的物资越多，越是被困的“孤岛”越得不到帮助——民间救援队同样旱涝不均。“没资源的，仰着脑袋只能看天。”
尽管问题重重、困难重重，李延照还是由衷佩服做救援的兄弟姐妹——“他们从事这个事的时候，你别看他累成什么样，但他是享受的。”
“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极端天气，包括高温和强降水。”周楚涵说，这意味着过去没有处理过极端天气事件的地区和人群需要应对灾害；即便有过应灾经验，很可能应付不了新的灾害强度了。
现实却是，大多数民众，就连一些救援人员也不清楚他们的工作和气候危机之间有什么关系。“我当时觉得吃惊，”周楚涵说，“又可以理解，他们觉得救援是一项技能，背后的根本原因对他们来说不那么重要。但是当你对（气候变化）趋势有所了解，会做出预判指导救援工作。”
绿色和平也在努力倡导预防灾害的重要性。“把资金投入到（灾害）事件发生之前，投入到在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上，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和响应能力的培养。而不是事后再去救济、修复，卷入到恶性的循环中，那会需要越来越多的资金。”周楚涵说。
这在业内已是共识。湖南洞庭湖救援抢险时，郝南在线上跟了全程。他认为当地的应急工作做得非常及时，政府安排的大巴车在傍晚6点30就开到即将发生溃坝的村子，村民也有应灾经验，配合有序。准备到位的快速反应，“减少了救援的工作量，也减少了人员伤亡”。
“预防（灾害）具体要做什么？是要真正的减少伤亡，”郝南说，“这不是靠救援队，是靠一整套预警监测逃生演练体系。”
然而，基金会筹到的用于防灾的资金更是少之又少——人们更愿意将善款实实在在地送到灾民手里。
“我们都知道防灾、减灾比单纯救灾更重要，但是基本上没有太多钱能用到这上面，”谭花说，“大家更关心救灾工作有没有做到位，东西有没有发到老百姓的手上。”
灾害总是和无情、肆虐相关，但救援现场最不缺的是人们的互相守望。梅州龙岩水灾时，政府部门投入几架直升机运输物资、转运人员，可一些“孤岛”村落并不具备起降条件。一开始，是周边村的村民每天徒步4小时给孤岛里的老人们送吃的。志愿者们听说后，每人每天背着三四十斤的水和食物走山路送去物资，像蚂蚁搬家一样人力运输。
“这就是社会力量，”郝南说，“当灾后的需求和刚性的投入之间存在缺口时，这部分社会的韧性补上了。”
在许多救援人的心里，绕不开的时间点——或许也是情结——是2008年汶川地震。李延照说，那是中国社会应急力量的志愿者元年。那一年，包括他在内的几名无线电爱好者成立了民间救援组织“青岛一七五军团”，其中部分人前往震区支援。
那年也是谭花加入爱德基金会的第四年，她在当年7月去四川参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一位村支书告诉他们，地震后，路断了，他们村由于位置偏远也成了孤岛。一开始，村民们相互接济，勉强度日。随着食物逐渐消耗，整个村子快坚持不下去了。
村支书终于拨通了乡镇书记的电话。对方回他，先撑着。但撑到什么时候？没人知道。在绝望日渐加重的煎熬中，村支书在废墟里找到一只收音机。他打开调试了一会儿，呲啦的声波里传来总理的声音：“大家坚持下去，党和政府不会放弃你们。”
几个月后，在建起的临时板房里，村支书对谭花他们讲起那个时刻，嚎啕大哭。
“他知道他们村子没有被放弃，”谭花回忆着，强调道，“社会公众的信心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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