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冬琛 | 砚的背后：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书评

编者按：本文为CCSA“Talk to the Author”栏目第十三期为哥伦比亚大学Dorothy Ko (高彦颐) 教授的新书 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17)所组织的书评之一，即将刊发于《圆桌》第五期（人民出版社，2018年）。本文作者侯冬琛，亚利桑那大学博士，现任教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系。本期活动得到Global China Research Foundation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谢！本期其余书评及作者回应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砚的背后

侯冬琛

Dorothy Ko在她的新书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 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 中以砚这一文人书写的工具为主角讲述了其背后交织的文人社会。砚不仅是文人书写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物质工具，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由于砚便携等特点，文人们携带它或进京应试赶考，或馈赠子孙亲朋，或通过砚铭寄托情感。

通过小小的砚石，作者指出了一个根本而迫切的问题：自古以来的学者高于工匠的等级制度是否合理。这种层级观念从孟子的话中可见一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长久以来，工匠们的创造能力和技艺知识大都被埋藏在主流文人话语之中，难被找寻。学者优而工匠劣的层级观念并不仅仅因为文人学者长久以来拥有的话语优势，而来自于更深层次的认识论的问题，即怎样的知识被认为具有学术价值。将研究的视野转向砚并以匠人的技艺作为本书背后的推动力，作者旨在质问和反思以知识主导的认知体系，同时通过匠人们富于身体经验的创作寻求不同的视角和可能性。正如作者所说，此书要讨论的两个概念，“学者”及“工匠，”远非先定，而是包含了很多流动性和不确定性（页10）。从晚明到清初，商业改革带来的社会运动使得这两个概念在技巧和知识方面产生了诸多重合之处。作者在书中区分出了两类人，“scholar-artisans”和“artisan-scholars”来展现丰富而复杂的清初文人与工匠之间日渐模糊的地带。作者在此书中就借助砚的社会生活流转轨迹来展现其背后匠人与文人社会、书写媒介与书写内容之间盘根错节的复杂状态，从而为打破学者-匠人的二分法提供一个具体的实例。

作者并不仅仅着眼在砚石本身的物质文化意义，而意在考察砚石在社会中的流转轨迹，社会关系和知识构成。五个章节讨论了砚在不同社会场景和地域中产生的社会关系和张力来展开对劳力分工、性别分工、智力与身体、权力与社会等层面的讨论。第一章讲述了清朝政府如何实现自上而下对砚的样式的创新。满族皇帝借助砚这一极具文士象征意义的书写工具重塑政治统治的身份体认。清朝皇帝的支持促使了制砚技艺在朝廷与民间之间的不断流通和交流。

很快地，作者将视野转向了主流（男性）文人叙事以外的场景来找寻砚的“前生”。第二章带领读者来到端砚的产生地，广东黄冈。工匠在制砚的过程中倾注了大量的个人经验，情感和身体感受。在砚石的获取、买卖、收藏和找寻的过程中，学士们与石匠和琢砚匠之间产生了密切的知识往来；正因如此，这些匠人们或积极或被动地参与到文人知识的建构之中。甚至可以说，匠人身体力行的采石琢石和对砚石好坏标准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人学者群体对砚的欣赏和知识。

第三章和第四章作者特意选取一位女性砚匠顾二娘作为本书的中心角色。虽然顾二娘在清初已经享有盛誉，但奇怪的是，顾二娘的形象在官方记载中却一直难以找寻。这一女性形象的扑朔迷离反而促使我们探索其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清初艺术品市场上，“顾二娘”的名号变成了人尽皆知的“超级品牌“(super-brand)，以至于许多仿造者刻意刻上她的名字来提高身价。作者并非意在鉴定和找寻“真迹“，恰恰相反，作者通打着“顾二娘”名号的仿造品及其买卖、赠与、收藏等行为来勾勒艺术品市场上的供需关系（页123）。仿造品和仿造者是推动顾二娘“品牌“形成的重要推手；仿造品的出现展现了人们对顾二娘技艺的肯定和对她的社会想象，也推动了琢砚工艺的创新。当清朝皇帝正在推动宫廷样式的同时，清初社会上围绕“顾二娘”而展开的想象和创造活动也在进行着。

第五章讲述以砚石为中心形成的福州文人圈。人们通过砚铭刻来产生与砚石的关联（entanglement），《砚史》便是人们通过砚寄托情感的结果。在后记中作者指出，福州文人圈用手艺人的方法（craftman-like approach）探讨书写和知识。虽然福州圈在当时并非主流 ，但他们透过物质文化和身体实践（embodied practice）来作“文” 不同于之前文人社会对文本内的过度关注。作者通过详实而细致的历史梳理，为读者再现了另一种理解“文”的角度。清初一系列围绕砚展开的情景事件展现了一幅深深扎根于身体感知和体验层面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不追求抽象思辨，超越了儒家哲学中对文人书写的过分推崇，而是像手艺人一样，通过日常世俗生活的活动来展现“文”是如何被“作”（craft）出来的。在这里，充满技艺的手（artisanal hand）将所谓的社会分工消解了：这个手既可以提笔挥毫，也可以拿起刻刀。伴随而来的是学者和琢砚匠之间差别的消解：“文”归根到底，是由个人的身体感受建立起来的。

与消解了的学士-工匠之间的差别相伴而来的是对文人社会性别差异的重新思考。砚台作为传统文人社会的代表，也是男性中心的知识权力的集中体现。女性虽然可以使用砚，但女性与砚的互动和经验在文字记载中十分鲜见。顾二娘作为为数不多的以技艺见长和闻名于砚圈的女工匠，只是一个个例。 然而这个个例却成为作者笔下的主角。通过与顾二娘同时期的男性工匠作对比，如男性工匠如何有意识地留下署名而顾二娘的真实署名却一直难有定论，作者指出了以砚为中心的男性文人社会对女性的边缘化。这种性别边缘化在清初重视技艺文化的大环境下也在所难免。

作者在方法论上刻意不用抽象的研究方法来介入这一主题，而是自己带上工匠的视角来追踪砚的前世今生。运用大量的历史描述作为起点打破了学者-工匠之间本来看似清晰确凿的界限。通过这种细致的梳理，作者自己身体力行地在文人主导的话语中发出匠人的声音。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作者并不是要批判文人传统。正如作者所说，如果没有文人记录下来的文本资料，今天这本谈论砚匠们的书也不可能问世。正是在主流文人书写和叙事的夹缝之中作者找寻到了被淹没的匠人的声音。以文字搭建起来的文人传统不应该也不可能与支持其产生的物质和技艺（再）生产相分离。

从砚石到社会生活，我们今天不禁要问，承载了数年积攒下的文人想象和传统，砚在今天的社会生活 (social life)又是怎样的？当回归传统文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政治话语的风向标时，是否另一层权力话语和知识体系正在被构建起来？当今学者中不乏像Dorothy Ko这样主动带入与文人视角不同的工匠视角来反思文人社会产生的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基础，主动通过身体感知和从技艺出发来考察一直习以为常的知识秩序 (order of things)。 那么作为学者，在不自觉的被文人知识结构物所形塑的同时，应该保有怎样的自觉性和警惕性而不至流于学者/工匠的二分法逻辑之中，沦为政治话语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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