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驻沪外交官说，这是我的“中国第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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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江湖上有些人给我老脸贴金，叫我“中国通”，其实，我认真接触中国，也就近二十年的事。

尽管本科念的是中文系，而且最感兴趣的是中国历史，但我一直到大学毕业两三年之后才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的土地。不由得想起那两句名言——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

对后半句，我心里是有底的——不但去过中国，而且长驻了九年；不但长驻了九年，而且当过外交官，当过外企总经理，当过商会总监。可以说，该让我看到的，我看过了，不该让我看到的，我也看过了。

至于前半句“你了解中国吗“——我只敢说，是越接触越发现自己懂得不足，远远不足。“中国通“实在差远了，不敢当。

从中文到中国

我从小念的是华校，从小对中文世界感兴趣。考进新加坡国立大学（NUS）之后，选了文学院（其实我的A Level成绩实在也没让我有选择的权利）。一年级选的是中文系（汉学、汉语）和社会学系（社会学和人类学），二年级集中选修中文系的汉学专业和汉语专业。

1994年本科荣誉学位毕业后，到了《联合早报》当记者。先是在采访组（也就是本地新闻组）一个月，然后调去财经组。在财经组做了两个月之后，获得民防部队的聘书，于是辞职。

到了民防部队之后，由于先前有记者工作经验，于是，在完成首三年的前线消防队长任期之后，调任新闻与公关部，担任新闻主任兼发言人。

众所皆知，那个年代的新加坡政府很重视学历。有好学历不一定能受重用，但没有好学历而受重用的例子极少。为了保证自己不那么容易被后来者居上，决定去念个硕士学位。

中文系出身的我，受了好几位老师的影响，总是认为文科清高，商科市侩。虽说本科时期我感兴趣的是中国历史，但到了硕士课程选专业的时候，为了获得政府资助，我只好放弃文科课程，选了NUS商学院的MBA课程。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无心插柳柳成荫。在念MBA时，18门课当中，有差不多12门是选修课。我选的基本都是自己本来就有点基础的，如“公关与营销”“媒体与新闻”这一类，或是自己感兴趣的，如“中国商务”“亚太商务”“国际政治经济”这一类。

恰恰就是后一类，改变了我原本对“商”的刻板、错误印象，让我领悟到“商”其实也能对社会有大贡献，而且“商”实际上也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

在念MBA的同时，我得知新加坡贸易发展局（后来改为“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Inter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再后来又改为企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新闻与公关部门有个处长空缺，于是我去参加笔试和面试，运气好被选上了。我毅然离开了我很喜爱的消防工作，转进了政府的经济部门。

无巧不成书。我参加贸易发展局的最后一轮面试时，主持的面试官就有一个是中国司司长。他看了我的简历，在我的面试之后，跟人事司司长和新闻与公关司司长说，这个许振义难道不是更适合中国司的工作吗？让他去新闻与公关司干嘛？新闻与公关司司长说，人本来就是我招聘的，不能就这样让你要去；你要，可以，先让他在我这里做半年，半年后，如果你还需要他，我同意让他兼职中国司的工作。

就这样，在半年之后，我兼着两个司的职务，一个是新闻与公关司的处长职务，一个是中国司（当时全名好像是“东北亚司”，记不清楚了）分管华南与港澳事务的处长职务。

被惊呆了

在华南与港澳事务处长职务上，有两件事让我印象极其深刻。

第一件事，当时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率了几十人的政府和商务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大概是2001年吧？还是2000年？记不清了。

那天中午，我们贸易与工业部长杨荣文在文华酒店宴请，我记得开了小几十桌。那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公务宴会。不但是参加，而且其实是我负责的，粤方与我对接的是省外经贸厅的一位处长。我们让酒店特别安排了一个超大圆桌，能坐四五十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大桌是怎么拼起来的。

（杨荣文）

杨荣文和李长春分别致辞完毕，午宴开始了。宴会开始之后，对我来说一切还很正常。过了十分钟左右，我开始看到主桌上有人站起来，走到杨荣文那边敬酒，我感觉有点别扭，因为新加坡的正式宴会很少（几乎没有）见到特意走去向主宾敬酒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相当常见了，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宴会。

再往后，我就惊呆了。真是惊呆了。逐渐地，一个个来向杨荣文敬酒，当然更要向李长春敬酒。再之后，互相交叉敬酒。到了高峰期，除了李长春和杨荣文，那个四五十人的主桌几乎没有坐着的人，全起来互相敬酒。那个年代还没智能手机，更没有美颜，所以，只有敬酒，倒是没有自拍的。

定身一看，不但主桌的互相走动、敬酒，连后面的那些桌的也到主桌上来了。我实在没见过这种场面，我想，完了完了，我是负责午宴工作的，现在搞成这个样子，绝对要被司长打死。我硬着头皮，到主桌我司长背后，悄悄问“这么乱，怎么办”，他哈哈一笑，拍了我肩膀，说“没事，不这样就有问题了”。

我算是缓过劲来了。但始终忐忑，我想，别是我司长在场面上强颜欢笑，等众人散去之后秋后算账吧？

还好，并没有。

这是我的“中国第一课”。

超级礼遇

经此一役，再经过后来几场与中国人的各种活动——宴会、项目推介会、地方推介会，我慢慢就习惯了，也觉得自己差不多懂了。

直到有一天。

记得是2001年的某一天，重庆市委书记贺国强来访。有位年事已高的大老板宴请，我也在邀请之列。

我提早到了宴会地点，对方企业接待人员把我介绍给了大老板，大老板异常客气，客气得我不知所措。当时我30岁不到，大老板已经是个六七十岁的商界名流，为何对个晚辈小公务员如此礼遇，我实在想不到任何原因。

然后，贺 国强驾到。

大老板向贺 国强介绍参加晚宴的重要客人，我大概列在第六还是第七位，把我吓得。但我一听他向贺 国强的介绍，马上就知道他为何会给我这个超级礼遇了。

“书记，这位许先生，是香港驻新加坡商务代表。”他说。

原来他误会了。难怪给予了这个对我来说的超级礼遇。

一顿晚饭，吃得我好不尴尬，坐立不安。既不能直接说主人认错了，也不能不表明正确的身份。

事隔多年，我才领悟，这有多大个事啊？对贺来说，你是香港商务代表还是新加坡贸易发展局的港澳处长，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也就是主人比较重视的宾客之一嘛，不过如此。

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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