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著名演讲词】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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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医生兼心理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的创始人，1856年出生于奥地利摩拉维亚弗莱堡市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一位心地善良、助人为乐但资本微薄的犹太商人，母亲是父亲的第三个妻子；弗洛伊德是同母所生8个兄弟姐妹中之长兄，另外还有两个异母的哥哥；4岁时全家迁居到维也纳，此后一生几乎都是在那里度过的，中学以前在家里接受父亲的教育，父亲的文化程度并不高；

弗洛伊德9岁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中学入学试， 17岁时以全优的成绩毕业于吉姆那森学校，继而考入维也纳大学医学院，1876-1881年在著名生理学家艾内斯特·布吕克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1881年私人诊所开业，担任临床神经专科医生，1884年与J·布洛伊尔合作期间开始对精神分析产生兴趣，他们合作治疗一名叫安娜·欧的21岁癔症患者，他先从布洛伊尔那里学到了宣泄疗法，后又师从J·沙可学习催眠术，继而提出了自由联想疗法，1895年将自己与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病症的成果写成《歇斯底里研究》一书，1897年创立了自我分析法，

1900年随着《梦的解析》的问世，精神分析运动逐渐发展起来，1902年由先前的维也纳精神分析小组发展成立心理分析学会，当时参加的学会的阿德勒、兰克、费登和荣格后来都变成了杰出的分析学家，1911年阿德勒离开建立了个体心理学，1914年荣格分道扬镳建立了分析心理学，1904年流传最广的著作《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出版，1905年发表了三本重要的著作《多拉的分析》《玩笑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性学三论》，

1913 年《图腾与禁忌》出版发行，1919年创办了一家国际性的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发行精神分析学方面的杂志和书籍，1920年26岁的女儿去世加之两个儿子前线参战带来的恐惧，建立起死本能理论，1923年春被诊断患了口腔癌，曾接受33次手术治疗，1933年纳粹以“夸大性问题来毁灭灵魂”为由在柏林公开烧毁弗洛伊德的著作，女儿安娜·弗洛伊德被捕，1938年被迫迁居伦敦，1939年9月23日因口腔癌在伦敦逝世，一生著有《性学三论》、《梦的释义》、《图腾与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等。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

1909年9月弗洛伊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为克拉克大学二十周年校庆而作的五次讲座：

第一讲

女士们，先生们：

在新世界的学生面前举办这种讲座对我来说是新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讲也使我感到为难。我有幸使自己的名字与精神分析联系在一起，我的演讲便以精神分析为题。

我要对这项新的研究与治疗方法的起源和进一步发展，向你们作一番极其简要的历史回顾。

……当我还是学生，正忙于毕业考试时，一位维也纳的医师，约瑟夫布罗伊尔博士〔正在试验治疗歇斯底里病人的方法（1880-1882）〕……布罗伊尔博士的病人是位21岁的姑娘，才智出众。他的病经过两年发展之后出现了一系列身心紊乱，需要认真治疗。她的右侧肢体麻木、严重瘫痪，有时左侧身体也呈同样的病症，还出现了眼球运动障碍，视力也大大减弱。当她想吃东西时，难以保持头部位置，并伴随强烈的神经性咳嗽、恶心。有一次，她接连几个星期丧失了饮水的能力，尽管她遭受干渴的折磨。她的语言能力也减退了，甚至连自己的母语也无法说、无法理解。最后，她处于一种“失神”、混乱、瞻望的状态，整个个性发生了改变。我在后面还要详细论述这些状态……这些病症最初出现在她照料父亲的时候。她很爱自己的父亲，但她被迫放弃照料父亲的义务，因为她自己发病了，严重的疾病后来导致了他的死亡。……你们不要以为，诊断出病人患了歇斯底里而不是脑组织疾病时，最好采用药物治疗。对于严重的大脑疾病，药物往往无济于事。医生对于歇斯底里完全无能为力。他只能使其保持良性状态，但不知道何时能够治愈、如何才能治愈。因此，确诊一种疾病为歇斯底里，病人的处境没有多大变化，医生的态度却会有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歇斯底里病人采取的行动与对待器质性疾患的病人不同。他对前者没有对后者一样的兴趣，以为他们遭受的痛苦远不如后者那样严重，对这种看法有必要重新作出认真的评价……

在这个病例中，布罗伊尔是无可指摘的。他对自己的病人表示同情和兴趣，虽然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帮助她，……满怀同情的观察使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些办法，首次有可能为病人提供帮助。值得注意的是，病人处于“失神”或心理变态时，常常自言自语地重复几个词。这些词好像是从她那纷乱繁忙的思绪联想中泄漏出来的。这位医生听出这些词之后就让她处于被催眠的状态，一再对她重复那几个词，并观察由此引起的联想。这些提示使那些在“失神”状态时控制她思想的心理产物又重新出现了，并通过简单的言辞泄露出来。老实说，这是一种幻想，往往有诗一般的美。我们可以把它称作白日梦。

我们通常把它看成这位守护父亲的姑娘的转折点。每当她产生这些幻想时，她便获得解放，恢复了正常的心理生活。这种健康状况可以持续几个小时。第二天又出现新的“失神”状态，可以用同样办法与新的幻想联系起来而解除。这就给人留下印象，在“失神”时表现出来的心理变态是源自这类感情冲动的幻觉的兴奋的结果。奇怪的是这位病人发病时能够理解英语，并且只能讲英语。这种新疗法被称为“谈话疗法”或者被戏称为“打扫烟囱”。这位医生很快意识到，用这种方法不仅可以暂时驱散重复出现的心理“乌云”，而且可以净化灵魂。如果在催眠时，病人能够回忆起它们最初出现的情形以及有关的联想，就能为它们所引起的情绪提供发泄口，从而使疾病的症状消失。

在一个炎热的夏天，病人渴得要命，却突然不能喝水了。并且看不出有什么明显的理由。她手里拿着一杯水，可是一碰到嘴唇就把它推开，就像得了恐水症一样。显然，在这几秒钟内，她处于失神的状态。她只能吃水果、瓜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来减轻干渴的煎熬。约六星期之后，她终于在催眠中极其恶地谈到了自己讨厌的英国保姆。她说，当她走进那位保姆的屋子时，发现保姆的可惜的小狗从杯子里喝水。她出于礼貌保持了沉默。医生发现，在她表达了这种被抑制的强烈愤怒之后，她又想喝水了，而且毫无困难地喝了大量的水。当她从催眠中醒来时，杯子就在她的嘴唇旁边。那些症状就这样永远消失了。”请允许我对这个试验再罗嗦几句。以前从未有人用这种方法治好过歇斯底里病，或者如此深入地理解它的病因。如果这种猜测能够进一步得到证实，那就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发现，很可能以类似方式产生的主要症状都可以用这种办法解除。布罗伊尔不遗余力地证明这一点，并以井然有序的方式研究其他更严重症状的病理。情况的确如此，几乎所有的症状都是由带感情色彩的经验产生的，如果你们愿意，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残余物、沉淀物。我们后来称之为“心理创伤”。

把这些症状与当时产生它们的情景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们的本质。用专业术语来讲，这些症状是留下记忆痕迹的情景“决定”的，不能作随心所欲的解释或者把它们描述成神经症莫名其妙的作用。只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我们必须提及。引起这种症状的往往不是一种经验，而是几种经验，也许是许多类似的、重复的心理创伤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这种后果。这就有必要按照时间的顺序再现记忆中发病的全部过程，当然是以相反的顺序，最初的成为最后的，最后的成为最初的。在没有清除那些后来的记忆之前，要想直接触及最主要最基本的创伤是不可能的……

几年之后，我开始对自己的病人采用布罗伊尔的研究方法和治疗方法，我的经验与他的经验完全吻合……如果你们允许我加以推广的话——在简洁的表述中，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些结果用一句话来表达：歇斯底里病人受到记忆恢复的折磨。他们的症状是某种（创伤性）经验的记忆符号或残迹……他们无法摆脱过去也无法忽略对自己有利的现实。心理生活决定致病创伤的固恋，这实际上是精神病最重要的特点。

我应该承认，当你考虑到布罗伊尔的病人的历史时可能会提出异议。认为她的所有创伤都是在她照料自己病重的父亲时造成的，因此她的所有症状只能看成是他患病和死亡的记忆符号；认为与悲伤，与关于死亡的想法的固恋对应的症状，在病人死亡之后不久产生不能说是病理性的，而是正常的情绪行为。我承认，布罗伊尔的病人显示的创伤性情感固恋的确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迄今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歇斯底里症状与病人生活史之间的关系，现在我们进一步考虑布罗伊尔观察到的两个因素，这样可以获得这种疾病发病过程及其治疗方法的启示。先考虑第一个因素，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布罗伊尔的病人的发病情景几乎都是必须抑制强烈的兴奋，而不是用适当的言语和行为提供发泄口。在遇见保姆的小狗的那段经历中，她出于礼貌压制自己，不表露过于强烈的厌恶。她坐在父亲的病榻前，小心谨慎，不对病人流露出自己的焦虑和痛苦的沮丧。后来，当她在医生面前又重新产生同样的情景时，她曾经压抑的情绪就以一种特殊的力量爆发出来了，像是长期遭受了禁闭一样。当医生努力使这种情景重视时，由该情景引起的症状达到了最强烈的程度，在它完全暴露之后，症状就消失了。

另一方面，经验表明，当病人在医生面前重新体验与创伤有关的情景时，如果由于某种原因，情绪未能充分地开展，那么这种过程就没有什么效果。显然，病人的疾病和恢复健康依赖于这种情绪展开的过程。我们认为，把“情绪”看成一个量是合理的，它可以增强、派生和转移。这样就迫使我们得出结论，病人之所以得病是因为在致病的情景中，情绪无法以正常的方式发泄。疾病的本质在于这些被“囚禁”的情绪发生了一系列反常的变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永久性结果被保持下来，成了心理生活中长期障碍的根源。另一部分变成对身体的反常的支配和抑制，发病时以身体症状表现出来。我们把后一种情形称为“转变性歇斯底里”。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部分心理能量通过支配身体的神经得到疏导，成为“情绪表现”。转变性歇斯底里则使这种带有情绪色彩的心理过程逾常，相当于过分强烈的情绪表现，它以一种新的途径进行发泄。如果一股水流通两条渠道，那么当一条渠道出现障碍时，另一条渠道就会溢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完成关于歇斯底里的纯心理学理论了，这里我们把情感过程放在第一位。布罗伊尔后来的观察迫使我们把它们归因于另一种意识条件，它在决定该疾病的特征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他的病人在正常状态之外，表现出多种精神状态，“失神”、混乱和性格变化。当她处于正常状态时，完全记不起使她犯病的情景及其与症状之间的联系。她忘记了这些情景，或者说使它们与发病脱离关系。当病人被催眠时（这是有可能的），可以很费力地使她回忆起这些情景，这种回忆可以使那些症状解除。若不是催眠的实践和试验，对这个事实的解释，将会使人感到极为困惑，通过对催眠现象的研究，一个初看起来有点怪的概念逐渐为人们所熟悉，这就是几种心理组合在同一个人身上是可能的。它们可以是相对独立的，彼此“完全不相干”，这就可能导致意识分裂……

以同样的方式完全可以解释歇斯底里病例中的事实。布罗伊尔得出结论，歇斯底里的症状源自特殊的精神状态，他称为“催眠状态”。——以后，我还要说明除催眠状态外的其他影响和过程，但布罗伊尔仅限于这个因素。

或许，你也会感到布罗伊尔的研究只是给了你一种不完备的理论和对你所观察到的现象的不充分的解释。但是，完备的理论并不是从天而降的，如果有人观察伊始就给你提供一种没有漏洞的圆满理论，那么你就有更充分的理由表示怀疑。这样的理论只可能是他思辨的产物，而不是对事实公正研究的成果。

第二讲

……伟大的法国观察者夏尔科本人并没有创造心理学的理论的意愿。我在1885－1886 年曾经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P·雅内首先尝试深入地探索歇斯底里的心理过程。当我们把精神分裂与个性作为理论核心时，我们是在学习他的榜样。雅内根据在法国流行的、有关遗传和退化的理论，提出了一种关于歇斯底里的理论。按照他的观点，歇斯底里是神经系统的一种退化形式，表现为心理综合机能的先天性“弱点”……

我继续解释布罗伊尔开创的研究，很快形成了关于歇斯底里分裂（或意识分裂）的根源的另一种观点……布罗伊尔所采用的精神发泄法（渲泄法），预先假设病人必须处于深度的催眠状态中，因为只有在催眠状态中才能获得致病联想的知识，处于正常状态时，无法知道这些知识。催眠作为一种怪诞的、可以说是神秘的辅助手段很快就使我感到不快了。

当我发现，自己费尽心机也无法使所有的病人进入催眠状态时，就决定放弃催眠术而采用与此无关的精神发泄法。因为我无法按照自己的希望改变大部分病人的心理状态，我就设法直接在正常状态下治疗他们。这在最初看来是完全没有意义、毫无目标地进行的。困难在于：要从病人那儿发现某些医生和病人都不知道的东西。人们怎么能指望这样的方法获得成功呢？

对于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并有启发性的过程的回忆帮助了我，这是我在南希的伯恩海姆诊所里看到的。伯恩海姆向我们显示了，人们处在催眠梦游的情况下如何经历各种经验，然后明显地失去对这些梦游经验的记忆，这些记忆甚至在正常的状态下也能被唤醒。如果向他们询问梦游时的经验，他们一开始会说自己记不得了，但是如果伯恩海姆一直坚持、敦促、肯定他们是知道的，那么每次被遗忘的记忆都会恢复。我也照此对付自己的病人。当他们宣称什么也不知道时，我就肯定他们是知道的，让他们把它说出来，我还冒昧提出，当我把手放在病人的前额时，这种记忆就呈现了。我用这种方法而不是用催眠法，成功地从病人那儿知道了在被遗忘的致病情景和它们以后留下的症状之间联系起来需要哪些必要条件。这是一种麻烦的，使人精疲力尽的过程，并且不是一种完善的技术。但是如果我没能从数据中得出明确的结论，我是不会罢休的。我证实了，被遗忘的记忆并没有失去。它们仍然属于病人，准备再现或形成与其他心理内容的联想，但是他们受到某种力量的阻碍，不能成为意识，被迫处于无意识状态。对这种力量存在的假设是有一定把握的，把病人无意识状态的记忆变成有意识状态就要克服这种力，这时病人可以感觉到自己克服它所作的那种努力。人们可以通过病人的抗拒看到这种力的存在，它使病人维持病态。

我关于歇斯底里心理过程的理论正是以这种抗拒的思想为基础的。已经发现，为了治愈病人就有必要克服这种力。以这种治疗为起点，可以构造一种完全确定的理论。正是这种力在目前情况下阻碍被遗忘的思想进入意识，它本身也会导致遗忘，并受到致病经验的压制。我把这种催眠过程称为“压抑”，并且认为，可以用抗拒的无可否认的存在来证明它。

但是又出现一个问题：这些力究竟是什么，从我们能够认识的歇斯底里致病机制来看，这种压抑的条件是什么？

精神发泄法提供的关于致病情形的比较研究，使我们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在所有这些经验中都产生过一种希望，它与个人的其他欲望尖锐对立，与伦理观念、美学观念、病人个性的自负都不一致。于是产生短时间的冲突，内心斗争的结果是对这种意识中的观念的压抑，来承受这种不一致的希望。于是这种希望因受到意识的压抑而被遗忘。

在与“自我”有关的问题中，观念的不一致是产生压抑的动因，伦理与其他个人的自负则是压抑的力量。为一致的希望、冲突的持续会引起强烈的精神痛苦；这种痛苦可以通过压抑来避免。在这种情况下，上述过程就是保护个性的一种手段。

我不想举很多例子，我要告诉你们我处理的病例中的一段经历，其中压抑的条件和作用表现得非常明显。当然出于我的个人原因，我省略了此例的病史，并且删去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考虑。这是一位年轻的姑娘，她深深地依恋于自己不久前死去的父亲，类似于布罗伊尔的病例，她也照料了父亲。当她的姐姐结婚以后，她对自己的新姐夫非常有好感，这使她很容易感受家庭的温情。她的姐姐不久便得病死亡，当时这位姑娘和她的母亲都不在。在外的亲人很快被叫回来，但没有告诉她们悲痛的实情，当姑娘站在死去的姐姐身边时，不一会她的头脑中便涌现出这样的话：“现在他自由了，可以娶我了。”我们可以肯定，这种念头泄露了她对于姐夫深情的意识，她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然后这种念头就受到了自己厌恶的感情的压抑。这位姑娘得病了，具有严重的歇斯底里症状。我着手治疗这位病人，看来她完全忘记了在她姐姐病床前的景象，和那种曾经产生过的不自然的自我欲望。在治疗过程中她回忆起来了，重新产生了致病时刻深情的激动，于是通过这种方法把她治好了……

我们的理论与雅内理论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并不认为精神分裂是由于先天性地缺乏某部分精神器官来综合自己的经验，我们用对立的心理力量的冲突来动态地解释它，我们承认它是每一种心理情结抗拒其他情结而主动挣扎的结果。这样一来，在我们的理论中马上产生了许多问题。心理冲突的情况经常发生，到处可以观察到自我为保护自己不受痛苦记忆的折磨所作出的努力，其结果并不是精神的分裂。如果说冲突会造成精神分裂，那么我们必须假设它还需要其他的必备条件。我们必须承认，“压抑’的假设并不是心理学理论的结束，而是它的开始。但是我们可以暂时前进一步，而待将来，通过更多的工作使我们的知识完善起来……

根据对歇斯底里病人和其他神经症患者的研究，我们得出结论：他们未能成功地压抑与不相容愿望有关的观念。他们把它从意识和记忆中驱逐出去，从而使自己免除大量的精神痛苦，但是这种被压抑的愿望在无意识中仍然存在，只是在等待机会致活；并且终究会以一种伪装的、难以识别的、并与痛苦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代理人形式进入意识，而不再是一种受压抑的观念，使得病人认为自己通过压抑免除了痛苦。这种被压抑观念的代理人——症状——通过自我的防御而抗拒了进一步的攻击，它不再是一种短期的冲突而成为一种长期的痛苦。我们可以从这种症状中观察到，在剥去它的伪装后，仍可追寻到与原来被压抑的观念相似的残迹。在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可以发现这种代理人建立的方式。而要治疗它，就必须沿着同样的途径追溯到受压抑的观念。如果这种受压抑的东西再度进入意识， ——这个过程要先克服相当大的阻力——那么就会引起心理的冲突，这正是病人力图避免的。在医生的引导下，冲突能够以比忍受压抑更加愉快的方式结束。

有多种适当的方式使冲突和神经症得到愉快的结局，在特殊情况下，也可以尝试把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要么病人的个性可以相信，他排斥致病愿望是错误的，他本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接受它；要么这种愿望本身可以指向不被反对的更高目标，即所谓的升华；或者承认这种排斥有正确的动因，是自动的，因而不充分的压抑机制就可以获得更高级的、富有特点的人类心理机能的加强，人们就可以成功地通过有意识的思想来控制愿望。

请原谅我没能更加清晰地表达今天被称为“精神分析”的方法的要点。这种困难不仅仅在于主题的新颖性。不被接受的愿望尽管受到压抑，还是成功地对无意识留下了影响，关于在压抑失败时和产生代理人或症状时必然存在的主观因素和构造上的因素，我们以后将进一步谈论。

第三讲

……在我治疗的病人身上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一方面，意识竭力要把被遗忘的、存在于无意识中的经验拉回到意识中来；另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抗拒阻止被压抑的观念或者它的相关物进入意识。如果这种抗拒不存在或者非常弱，那么被遗忘的材料就会不带伪装地进入意识。人们很自然会想到，对于一种观念的抗拒越强，伪装就越是彻底。侵入病人意识的思想代替了寻求出路的观念，成为一种症状。它们是受压制观念的新的、人为的、暂时的代理人，抗拒越强这些伪装越彻底。但是，这些代理人必然表现出与作为我们寻求的目标的观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因为前者是后者的症状。当抗拒不太强时，根据这种入侵有可能发现我们所要寻求的隐蔽目标。作为一种暗示，它必定与被压抑的观念有关，是对同一事物的间接描述。

我们知道，在正常心理学的例子里总是假定类似的情形会引起同样的经验。其中之一就是机智。根据我对心理分析技术的研究，我必须考虑机智的性质。我举一个例子，这个故事最初出自英语。这段轶闻是：“两个邪恶的商人投机获得成功，积聚了大量财富，然后他们竭力挤进上流社会。他们使用的手段之一，是请该城最负盛名、要价最高的艺术家来画象，希望这些画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两幅昂贵的画最初在一次盛大的社交晚会上展出。两位主人把最有影响的鉴赏家和艺术评论家领到挂着肖像的会客室的墙跟前，期待着溢美之词。这位艺术家端详了半天，然后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东西，最后指着两幅画像之间的空处问道：“那么救世主在哪儿呢？”……我们知道，批评家的意思是说：“你们是一对恶棍，好像救世主是在你们中间被钉到十字架上去的。”但是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初看起来似乎漫无目的，与要谈的事毫不相干。可是过一会儿，我们就意识到，这是对所攻击目标的隐喻，是它名副其实的代理人。

我们不能期望在这种机智中，去发现我们从理论上设想的病人入侵观念的根源的关系，但是我强调，在机智与入侵观念之间有着类似的动机。为什么这位评论家并不直接说出他对那两个无赖的看法呢？因为他除了想直接说出之外，还受到强烈的相反动机的影响。这就是意识到得罪主人的行为很危险，主人可以借助于大量仆人的暴力……。因此，这位评论家并不直接表示出蓄意的攻击，而是以一种伪装的方式，采取一种省略的隐喻。

按照我们的假说，当病人产生入侵的观念作为被遗忘观念的代理人时，这一组观念就会开始起作用，而这种被遗忘的观念正是我们所寻求的目标……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方法，即设计一组观念，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情调，按照苏黎世学派（布罗伊尔、荣格和其他人）的习惯，可以叫做“情结”。

于是我们可以说，如果从病人的最近记忆开始，去寻找被压抑的情结（这是我们想竭力发现的），只须病人同我们交流足够数量进入他头脑中的观念。我们让病人按照他自己的愿望讲下去，我们还坚持这样的假说，所有的一切与我们所要寻找的情结都有间接的联系。如果说，这种发现被压抑情结的方法带有太多的偶然性，那么我至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实际上，这种技术还会遇到一些麻烦。病人常常会中断，并声称自己脑中空空如也，没有什么可说了。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我们的程序就再次被证明是不适用的。但是更加细致的观察表明，这种万念俱尽的状态实际上永远不会出现，这只表明病人受抗拒的影响，撤回或者抛弃所知觉的观念。伪装成批判这些观念的价值。如果预先告戒病人不要去批判这些观念，就能使病人避免这种情形。他必须说出脑子里想到的任何东西，完全不要有批判性的选择，即便他认为是不重要的、不相干的、毫无意义的，特别是令人不愉快的观念，都要讲出来。有了这些规定，我们才能保证自己可以追溯被压抑的情绪……

这种对付病人在接受精神分析治疗时进入头脑中观念的方法，在我们设法扩大意识范围时并不是唯一的技术手段。还有另外两种方法也是为了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是对梦的解释和对病人的失误或者漫不经心的行为的评价……

你们一定记得，我们梦中产生的景象与精神错乱时产生的景象，不仅从表面看非常相似，而且有着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它又与清醒时的正常生活相符。如果有谁认为这些正常感觉形成的错觉，这些妄想和性格的变化是令人惊异和无法理解的，似乎不能算非常荒唐，但说明他对这些病态的心理产物不过是一些最普通的感觉一无所知。

我们在清醒时往往不重视梦，就像精神分析家要病人说出自己头脑中入侵思想时病人的态度一样。显然，我们抵制了它，因为我们很快就把它遗忘殆尽了。我们对那些并非混乱和毫无意义的梦估价太低，因为是感到它对于我们的个性来讲太陌生……［但是］并非所有的梦对于做梦者的性格都陌生到无法理解、混乱不堪。如果你愿意考虑一岁到一岁半孩子的梦，你就会发现它是非常简单和易于解释的。幼儿所梦见的总是自己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这些愿望是在白天产生而没有得到满足的。你不需要什么解释的技能就可以发现这种简单的答案，你只要探索一下孩子在白天（做梦的那个白天）的经验就可以了。如果成年人的梦也和儿童一样，那么他们的梦也是为了满足做梦的那个白天所产生的欲望。这确实是关于梦之谜的真正令人满意的解答。

事实确实如此，通过对梦的分析可以一步步地排除寻找这种答案的途径上的困难。在所有反对意见中，最有份量的意见认为，成年人的梦中一般都有无法理解的内容，这些内容很难说是满足哪一种欲望。我们的回答是：这些梦披上了伪装，梦中心理内容的原始含义和实际的表达完全不同。

你必须区分梦的显在内容和潜在内容，前者我们只能在早晨模糊地回忆起来，很难用语言描述；后者我们必须假定它存在于无意识之中。这种梦的失真过程和研究歇斯底里病人时所揭示的过程一样。它说明了对立的心理力在产生梦和产生症状时起着同样的作用。梦的显在内容是梦中无意识思想的伪装代理人，也是抗拒的防御力量所致。这些力量在清醒的生活中阻止被压抑的愿望进入意识。甚至在放松的睡眠中，仍然有足够强的力量迫使他们带上某种伪装来掩蔽自己。做梦的人只知道梦的很少一些含义，正如歇斯底里病人对于自己症状的意义及关系了解甚少一样。梦还有潜在思想，它和梦的显在内容之间存在着上述关系，你可以分析自己的梦来证实这点，这个过程正是精神分析的技术。你必须从梦的显在元素的表面联系进行完全的抽象，寻找入侵的思想，按照精神分析的规律，它们是自由联想时由每一个分离的梦的元素产生的。从这种材料就可以发现梦的潜在思想，正如从病人的症状和记忆有关的幻想来猜测他那被掩盖的情结。当你用这种方法发现了梦的潜在思想时，你立刻会明白，以适用于儿童的规则来解释成年人的梦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替代梦的显在内容的材料就是梦的真实意义，它是通俗易懂的。把它与白天的印象联系起来，就会看到它是一种未得到满足的愿望的满足。于是，我们醒后回忆起来的梦的显在内容便可以描述为被压抑愿望的伪装满足。另一种综合的方法亦可洞察梦中无意识的思想伪装成梦的显在内容的过程。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梦的工作”。它能最充分地满足我们的理论兴趣，因为再无其他地方可以使我们研究无法预料的心理过程。这种过程存在于无意识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讲，存在于意识与无意识这两个分离的系统之间。在这些新发现的心理过程中，有两种最显著的心理特点的变化，即凝缩和移位，或者重新评价。

梦是不同的心理组合彼此反应的一种特殊情形，就和精神分裂的结果一样。在所有的根本点上，它看来与伪装的作用一样，在压抑失败时，伪装使被压抑的情节变为症状。你可以用自己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来分析梦，从而进一步发现，儿童期的印象和经验对人的发展过程有着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在成人的梦中保留童年的全部特性和愿望，包括那些在后来岁月里被迫放弃的愿望。这些在成年人的梦中依然存在，它可以通过发展、压抑，升华和反应的过程打印在你的身上，使你从带有特殊天资和倾向的儿童成长为所谓的正常人、一个受害者，并成为我们痛苦地得到的文明的牺牲品。

还要注意这样的事实，从梦的分析中发现，无意识利用了某种象征主义方法，特别表现在性的情绪方面。这种象征主义的一部分性质会因人而异，但有些性质却很典型，看来与我们设想隐藏在神话和传说后面的象征意义一致。通过对梦的研究来发现对于这些象征意义的解释并不是不可能的。

最后我必须提醒你们，不要被下面的反对意见引入迷途，认为焦虑梦的存在与我们关于梦是满足愿望的想法矛盾。除了考虑到在对焦虑梦作出评价之前也需要进行解释，还可以说，一般来讲，焦虑并不是以简单的方式依赖于梦的内容，就像一个人不了解更多的事实，不对神经焦虑症作更多的注意就进行设想那样。焦虑是在被压抑的愿望过分强烈时，自我摆脱这种愿望的一种方式，这在梦中很容易得到解释，就好像欲望过了头而满足了相反的欲望……

我现在谈论一组日常的心理现象，对它们的研究是精神分析技术上的补益。这就是失误（行为乖僻），它发生在正常人和神经症患者身上，但在后者身上一般没有什么意义。遗忘他本该知道并确实知道的事情（例如暂时遗忘别人姓名），经常出现的口误，在书写和阅读时发生的类似错误，在错误的条件下完成有目的的行为，丢失或者打碎东西，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琐事，以前还没有人从中看到它们在心理上的确定意义。它们通常被看作一种偶然的经验，不留心，不在意或者类似的情形而忽略了。这里还包括那些人们不经心而完成的动作或者姿势。不用说，这些并没有什么心理上的重要性，例如，玩弄一些物体，哼小调，摸一个人的身体或衣服，等等。这些小事，这些乖僻行为，像某些症状的行为和偶然的行为，在我看来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也像人们一般心照不宣所认可的那样。它们实际上具有某种意义，一般很容易并且肯定可以根据它们所发生的情况来加以解释。它们表示了一种被压抑的冲动或目的，如果可能的话，就隐藏在一个人的意识后面。或者它们完全出自一种被压抑的欲望和情结，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这些被压抑的欲望和情绪也产生了症状和梦。由此可知，它们与一系列症状有关，对它们的观察和对梦的观察一样，可以导致我们发现心理生活中隐藏的情结。通过它们可以暴露一个人最深的个人秘密。这种情况在正常人中间能够如此容易，如此普遍地发生，总的来讲，对于这些人压抑是很成功的。因为它们具有不引人注目、不易觉察的性质。但是它们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因为它们证明了，即使在正常人身上，也存在着压抑和代理人。

你们早就注意到了，精神分析专家的特点在于心理生活中的确定意义有特别强烈的信念。对他来说，没有一种心理表现是无意义的、任意的、没有规律性的……

第四讲

……精神分析的研究以惊人的规律性从疾病的症状追溯到来自性生活的印象，从而向我们表明，致病的愿望具有性冲动成分的性质，因而就有必要假定，性的障碍在疾病的致病因子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对两种性别都成立。

我知道这种看法不会得到人们由衷的赞同，即使是那些乐于追随我做心理实验的研究者，也倾向于认为我过高地估计了性因素在致病因素中的地位。他们问我，为什么其他的精神兴奋就不会导致我所描述的压抑和代理人现象的出现。我这样回答他们，我不知道为什么不会。我不否认它们也会做到这一点，但是经验表明它们并不具有这种重要性，它们仅仅是加强了性因素的效果，但是无法替代它们……病人的行为并不能使一个人更加容易地相信，我刚才所表达的观点的正确性。因为他们并不情愿把关于自己性生活的信息告诉我们，而是竭力把它们掩藏起来。

对于性方面的事，人们一般是不坦率的。他们不会无拘束地表达自己的性欲，而是披上一件厚厚的外衣——用谎言编织成的衣服——来掩盖它，好像性世界存在着恶劣的气候。

他们并没有错，在我们的文明社会里，太阳和风都不利于性生活的暴露。确实没有人能够无拘束地向邻居展示自己的性生活。但是，当病人懂得在治疗中，可以解除传统的约束，他们就会揭去这种谎言的面纱，这样你便处于唯一能对争论问题作出判断的地位。不幸的是，医生自己在与性生活问题有关的个人关系方面，并不比其他人来得好些。他们中许多人都受到假正经和淫荡的混合物的禁止，这决定了大部分有教养的人在性生活中的行为……

为了透彻地解释和彻底地治疗疾病，分析工作不能只停留在疾病发作时的经验上，而要在每一个案例中追溯到病人的青春期和婴儿期。我们必须找到对以后的疾病起决定作用的印象和环境。只有童年的经验才能解释后来创伤的敏感性，只有这些几乎总是被遗忘的记忆痕迹被发现和意识到，消除疾病症状才有可能。我们在这里得出的结论与对梦的研究所得到的结论一致：是童年时期不一致的、被压抑的愿望导致他们的病症。没有这些愿望，对于以后创伤的作用就会正常地解除。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些儿童期强烈的愿望普遍地看成具有性的性质……

难道存在婴儿性欲？你一定这样问，难道童年不是人生中以没有性冲动为特点的阶段？不……性冲动进入青春期的孩子根本不像福音中的魔鬼进入猪那样。孩子一降临到世上就具有性的冲动和行为，而要通过许多重要的阶段发展才成为所谓成年人正常的性欲。观察这种儿童性行为的表示并不十分困难，然而需要某种技术才不至于忽略它们或者错误地解释它们……

先撇开你的怀疑，让我们估价一下，早年的婴儿性欲。儿童的性冲动表现得非常复杂，可以分解成许多组成部分，它们有不同的根源，与后来重新产生它们的机能无关。它能够使儿童得到不同种类的快感，其中包括与性的快感类似或者有联系的那些快感。

婴儿的性快感主要来自身体某些特定部位的自我兴奋。除了性器官外，还包括肛门和尿道口，以及皮肤和其他敏感的表面。由于在儿童性生活的第一阶段，这种满足是儿童从自己身体上得到的，与任何其他对象无关，因此我们用哈夫洛克埃利斯用的一个词“自我淫荡”来命名这个阶段。我们把能够给人以性快感的身体部位称为“性感带”。乳儿的吮吸手指或者动情地吸奶就是一种性感带的自我淫荡。

首先科学地观察这种现象的是一位布达佩斯的儿科专家，他的名字叫森德纳。他正确地把这种现象解释为性的满足，并且详尽地描述了它如何转化为其它更高级形式的性满足。这个年龄的另外一种性满足是以手淫使性器官兴奋，它对后来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人再也不会真正克服它。

在这种那种自我淫荡的表现之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儿童性快感的冲动成分，或者称作里比多的冲动成分，它假设了第二个人作为自己的对象。这些冲动是成对出现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这种组合的典型代表是从施加给人的痛苦中得到快乐（施虐狂），及它的对立面（受虐狂），这里既有主动的快乐也有被动的快乐。从这一对的前者分裂出了对知识的好奇，从后者则产生了对艺术和戏剧的冲动。儿童的其他性表现已经从对象选择的角度论述了，其中第二个人占有突出的地位。他的意义首先在于他是自我保存冲动的动机。但是性的作乐在儿童身上不起什么重要作用。人们可以认为这是儿童的特点，不要因为有一点同性恋的倾向便责怪他们。儿童的性生活是丰富的，然而是分裂的，每一个单独的冲动都能独立地引起快乐。在以后的发展中，它们会相互联系并按两种最一般的方向组织起来。这样，在接近青春期时，个人的稳定的特点实际上就最终确定下来了。这些单独的冲动服从于生殖器带的霸权地位，于是整个性生活就服从于繁殖后代，而它们得到满足的意义也仅仅在于有助于为真正的性行为作准备或者促进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对象选择压倒了自我淫荡，于是在性生活中，所有性冲动的成分都在所爱的人身上得到了满足。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原始冲动成分都在性生活的最后定型中起作用。即使在青春期之前，有一些冲动就受到了最有力的压抑。压抑的力量有教育的冲动和羞耻、憎恶这些心理力量。此时，道德品行也得到发展，它像哨兵一样压抑着愿望使其处于屈服的地位。当青春期性欲的高潮来到时，它就遇到了这些作用和抗拒性所形成的堤坝。它们把过分的流量引入所谓的正常渠道，并且使被压抑的冲动不可能复活……

普通病理学中有一句这样的话：每一种发展过程都带有病理倾向的细菌，它可以被抑制、延迟或者完全清除掉。这句话对性机能的发展及其许多并发症来讲也是成立的。在一切人身上，性机能的发展都不是顺利完成的，它总是以倒退或退化的形式留下某种变态或者疾病的种子。完全有可能不是所有的部分冲动都服从于生殖器带的规则。这种冲动仍然保持分离就会产生我们所谓的反常，它可能取代正常的性目标，正如前面所说的，这样就可能无法完全克服自我淫荡，这点为许多障碍所证明。原来与性或性对象等价的东西，就有可能被保留下来使成年人的生活中具有同性恋的倾向。在适当的条件下甚至会上升为排他性的同性恋。这一系列的障碍相当于性机能发展的直接抑制，包括性生活的倒错和一般的幼稚行为，这些情况并非十分罕见。

神经病的倾向也会从性生活发展受到损害而来。神经病与倒错的关系就像正与反。我们可以从中发现与倒错同样的冲动成分情结的承受者有如症状的创造者。这种作用是无意识。它们受到了压抑，但仍然保留在无意识之中。

精神分析专家教导我们，幼年时期冲动的过分强烈的表示会变成一种固恋，从而成为性机能纽带上的一个弱点。如果在以后的生活中正常性机能的实现遇到障碍，那么在发展过程中所受到的压抑就会发生断裂，断裂的地方恰好是幼年固恋产生的地方。

你现在大概会反驳：“然而这些并不都是性欲。”

我使用的这个词的含义比你们通常理解的含义广泛得多。这一点我乐于承认。但问题在于你们能否不把它的含义仅仅限于生殖这样窄的范围之内。你们牺牲性欲一词的含义，去理解倒错的行为，理解在倒错、神经症与正常性生活之间的联系，但是不肯在其真正意义上承认非常容易观察到的儿童肉体和精神的性生活萌芽。但是，既然你决定使用这个词，那就记住，精神分析家是从完整的意义上来理解性欲，他受到对幼儿性欲估价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儿童的性发展上来。我们还要说许多话，因为我们对于性生活的肉体表现已说了很多，但对其精神表现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儿童最初的对象选择出于他需要帮助。这引起我们进一步的兴趣。他首先依附于他所习惯的每一个人，但是很快就代之以对双亲的依恋，通过对儿童的直接观察和对成年人的分析研究，发现儿童与双亲的关系离不开性的辅助兴奋因素。儿童把双亲，特别是其中的一位作为自己的性欲的对象。常常依赖他们对他的刺激，他们的温柔带有非常明显的性欲特点。虽然必须考虑到其目的是受禁止的。

一般的规律是：父亲偏爱女儿，母亲爱儿子。孩子也对这种情况作出反应，儿子希望自己能够取代父亲，女儿则希望取代母亲。这是双亲与儿女之间的感情。作为它们的结果，在儿童之间不但存在温柔的感情，而且存在敌对的感情。这样建立起来的情结注定会很快受到压抑，但它在无意识中仍会保持很大的影响。我们不得不这样认为，这种情绪及其衍生物是神经症的核心情绪，因此我们准备在其他的精神生活领域遇到它，其影响也不会小。

关于俄底浦斯王的神话是说他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赢得自己的母亲作妻子，这只是幼儿性欲的一种稍加变形的表示方法，后来则受到乱伦的阻碍与反对。莎士比亚关于哈姆雷特的故事也是根据乱伦的情结，虽然掩蔽得更为巧妙。

当儿童仍然受到未加压抑的核心情结控制时，他就开始了自己精神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为了满足性的兴趣，他开始研究小孩从何而来的问题，并且从他所见到的迹象进行推论，猜测比成人关于真实关系的想象丰富得多的东西。他进行这种探索的兴趣一般是由与他切身有关的利益引起的，家庭里另一个孩子的诞生，最初会被他看成多了一个竞争对手。受在他身上激活的部分冲动的影响，他会得出一些“儿童性理论”，例如两种性别都有男性生殖器；通过吃东西可以怀上孩子；打开肚子则能生出孩子来；性交则被看成是一种敌意的行为，是压服。然而正是因为他的性构造不完备，以及女性生殖的隐蔽，造成他的知识缺陷，使得小探索者的工作以失败告终。

这种幼稚的探索本身和由此产生的儿童性理论对于形成儿童的性格和以后的神经病的内容有决定性意义。儿童把双亲作为首先选择的对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的里比多并不会固定在他首次选择的对象上，而仅仅是把它们作为一种原型，在进行真正的对象选择时，从他们身上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只要年轻人结为伴侣在社会上不可避免，就不能回避孩子与双亲关系松懈的问题。

当被压抑的行为在部分性冲动中作出选择时，以及后来双亲的影响（它以最基本的方式为压抑提供了材料）减弱时，大量的问题就成为教育的任务，目前确实不能总以最明智、最经济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

你不要认为，我们对于儿童性生活和性发展的解释离开精神分析和神经症的治疗太远。如果你愿意的话，完全可以把精神分析看成是一种克服童年残迹的教育的继续。

第五讲

……通过发现婴儿性欲和从神经症的症状追溯到性冲动成分，我们得到几种关于神经症的性质和倾向的意想不到的描述。

我们看到，个人得病是由于性要求受到外部障碍和内部缺乏适应性，因为这种要求在现实中是被否定的。于是他逃避成疾，以便求助于代理人来满足他的被否定的愿望。我们认为，疾病的症状中包含个体性活动的全部或部分，我们发现脱离现实的主要倾向也是疾病的主要创伤。我们猜想，病人对于治疗的抗拒性并不是单纯的，而是由许多动机组成。不仅病人的自我竭力反对放弃这些把它从过去的构成变成现在形式的压抑，而且只要性的冲动无法肯定它在现实中得到了更好的东西，它就不会重新宣布它的代理人得到了满足。

从无法满足的现实逃避到我们所谓的疾病中去（这样说是考虑到它的生物创伤性质），这种情况下个体并非永远得不到快乐。因为病人用倒退的办法又回到了性生活的早期阶段，这时并不缺乏满足。这种倒退有双重的含义，首先，它是暂时的，这是指里比多或性欲的需要暂时回到了发展的早期阶段；其次是形式的，因为这是用原始的、基本的手段来表达这种需要。这两种倒退都集中在童年，它们的共同点是产生了一种性生活的婴儿条件。

你越是深入地了解神经症的致病原因，你对神经症与人类心理活动的其他产物之间的联系，就会知道得更多，甚至会揭示最有价值的东西。你必须记住，我们人类高度评价自己的文明却又从中受到压抑。我们常常发现现实无法完全满足我们的愿望，于是保留了一种幻想的生活，我们在这种幻想里有满足自己的愿望来弥补现实中的缺陷。在这些幻想中，常常有许多特殊的成分具有个性及其倾向的本质，并且在现实中受到了压抑。有活力的成功者能够通过努力把自己幻想的愿望转变为现实。由于外部世界的压抑和个人的弱点而无法获得成功者就脱离了现实。独自在以幻想满足的世界里避难。他仍然可能在合适的条件下发现在这些幻想与现实之间的其他联系，而不会由于幼年所受的压抑永远感到陌生。

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感到不愉快，却具有艺术天才（这仍是一个心理学的谜），他可以把自己的幻想转化为艺术的创造。于是他逃避了神经症的厄运，以一种迂回的方式赢回了与现实的联系。只要存在这种与现实世界的对立，而有价值的才能又未获成功或者被证明不够充分，那么随着原先的幻想而来的里比多就会通过压抑激活婴儿愿望产生神经症。在我们的时代，这种神经症代替了世外桃源，那里的人们往往是为了逃避现实，过一种不受欺骗的生活，或者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太软弱了。

让我们在这里指出精神分析在神经症研究方面的主要成果，即：神经症本身并没有特殊的心理内容，它们在健康状态下也能发现，或者用荣格的话来讲，神经症患者致病的情结与我们健康人的内心斗争是一样的。这种斗争究竟导致健康还是神经症，抑或是对机能亢进的补偿，取决于这些彼此交织的力之间的关系和这些关系的量值……

我仍然没有把最重要的经验告诉你们，这些经验与我们关于神经症患者的性冲动力的假设是一致的。每当我们对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时，在他身上就会出现所谓的移情现象，这就是说他对医生表现出大量的温情，常常也夹杂着敌意，这在现实关系中并没有任何基础，一定是来自病人过去幻想的愿望，它已成为无意识了。他的感情生活的任何部分都无法在记忆中唤醒，因而只能存在于病人与医生的关系中，并且只有在“移情”时，这种存在才能使他相信这些无意识性刺激的存在和力量。对这种症状可以采用一个化学的比喻：早期爱情经验（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的沉淀物，只有在移情的高温下才能熔解，并转化为其他的心理产物。医生在这种反应中所起的作用，用费伦齐的妙语说，是催代酶的作用，这是一种瞬时性的作用，在整个过程中本身的量保持不变。

移情的研究也可以给你理解催眠联想的钥匙，我们最初到病人使用这种方法是作为一种研究无意识的技术手段。那时，催眠表明，它有助于治疗，但对得到有关病例真实性质的科学知识却是一种障碍，因为它在某些领域清除了心理的抗拒，把它们堆积在这些领域疆界那不可攀登的高墙边。你不要认为移情现象是受精神分析治疗的影响才产生的，遗憾的是我不能在这儿过多地谈论这一点。移情是在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自行产生的，当然也包括病人与医生的关系。它到处成为治疗的影响的特殊承受者，人们对它了解得越少，它的作用就越强。精神分析不是创造它，而是把它释放到意识中去，使它有助于心理过程达到预定的目标。

讲到移情，我不能不强调一下，这种现象对于病人和医生确立信念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所坚持的全部观点首先是根据有关移情的经验。我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我完全可以设想，一个人只要不进行精神分析，只要没有亲自视察到移情的现象，他就不会承认这种判断……

我认为，从智力上讲，承认精神分析观点的价值有两个障碍：首先我们对于心理生活的严格确定性感到不习惯，这种确定性是毫无例外的；其次是缺乏对于无意识过程的特殊性的认识，它与我们熟悉的意识过程很不相同。对精神分析工作的最普遍的抗拒性都来自后一种因素，无论这项工作针对健康的人还是针对病人。一种抗拒是害怕受到精神分析的伤害，另一种抗拒对把病人被压抑的性冲动唤醒到意识里来感到忧虑，就好像存在一种危险会压倒更高的伦理努力和剥夺他的文化成果。

人们可以看到，在病人的心理生活中有令人痛苦的地方，而人们害怕去触及它，这样只会使痛苦增加。我们可以进行这样的类比，如果触及这些伤口只会引起痛苦，那么最好不要去碰它。但是，一位外科医生情不自禁地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研究患病的位置，他这种侵犯的目的是恢复被延误的健康。没有人会为这种研究所必然遇到的困难或者手术产生的反应去谴责他，因为这些麻烦只是伴随最终目标而产生的，暂时使病人的条件恶化，为了使他最后得到治愈。这种情况与精神分析酷似，甚至可说是一码事。这种治疗给病人增加的痛苦，比外科手术小得多，尤其是和严重的疾病相比简直可以说微不足道。人们所恐惧的是被压抑的冲动释放出来后会扰乱有教养的性格，其实根本不可能。说到这种焦虑，我们的经验明确告诉我们，一旦压抑失败，愿望的身心力量在无意识状态下会比在意识中强大得多，因此意识到它只会使它的力量削弱。对无意识的愿望是无法施加影响的，它们与相反方向的努力无关，而有意识的愿望则受到某些反对它的有意识愿望的禁止。因此，当压抑失败的时候，精神分析的作用要比最高尚、最有价值的文明努力更为出色。

如果精神分析把那些愿望释放出来会怎样呢？如何才能使它们无害于个人的生活呢？这里有好几种方法，最普通的结果是这种愿望被正确的心理活动消耗掉了，这些活动具有与它相反的更好倾向。用人们控制下的最好方法以谴责来代替压抑。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必须抛弃的绝大部分东西是自我在早期阶段的影响。就个人本身讲，只是压抑了那些无用的愿望，因为那时他是软弱的，结构也不完备。现在他成熟了，强大了，能够克服那些对他有害的东西而不伤害自己了。

精神分析工作的第二个成果也许是揭示了无意识冲动能得到有效的应用，在不受干扰的发展中可以更早地发现这一点，根除婴儿愿望决不是发展的理想目标，神经症患者由于自己的压抑，失去了许多心理能量的源泉，这些能量对于他的性格形成和生活行为非常有价值。

我们知道有一种目的明确得多的发展过程，就是所谓的升华。婴儿愿望的兴奋能量通过升华就不会消退而能够得到应用。这时对于特定的兴奋就可确立一种更高的，显然不再与性有关的目标，而不是一种无用的目标。性本能的成分中很突出的一点就是能够进行这样的升华，并把它们的性目标转变成为更有活力，更有社会价值的目标。我们也许应该把我们文化的最高成就归功于以这种方式释放的能量。早期的压抑会阻碍被压抑冲动的升华，只有把这种压抑去除，升华的道路才能再度畅通。

我们也不能忽略第三种结果，现在简述如下：被压制的里比多兴奋中确有一部分有权得到直接的满足，并在生活中占有它的地位。我们文明的要求使得很大部分人的生活过分艰难，而且导致对现实的厌恶并成为神经症的根源，这种过分的性压抑并不会产生过多的文化成果。我们不应该完全忽略我们本性中原始的动物性成分，我们不要忘记，个人的快乐不应该成为我们文化目标的牺牲品。性成分的可塑性表现在它可以进行升华，通过不断的升华可以导致人们取得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文化成就。但是正如机器一样，我们只希望把一部分热量用于转换成为有用的机械能，因而我们不应该企图把性的冲动从它的全部能量与特定的目标相分离。这是做不到的。

如果对于性欲的限制走过头，将产生掠夺的罪恶效果。我不知道你们是否认为这种规劝过分专横了，我只是冒险以间接的方式表达我的信念。如果我联系到一个古老的故事，那么你们自己可以加以应用。德国文学中有一座名城叫席尔达，那里的居民中有各种各样高明的恶作剧者。故事说，一些自作聪明的人有一匹马，它的工作能力令人满意，美中不足的是它要吃掉许多昂贵的燕麦。他们认为可以通过精心安排来改变它的这个坏习惯。每天减少几杯燕麦，直到它学会根本不吃为止。事情一度进展很顺利，这匹马的饲料每天减少一杯。它终于要在第二天不喂饲料去工作了。然而就在这一天的早晨，人们发现这匹令人诅咒的马已经死了。席尔达的居民不能理解，为什么它会死掉。我们倾向于相信马是被饿死的，不喂一定量的燕麦就不能指望牲口为你工作。

弗洛伊德1930年的演讲——升华，战胜命运的摆布：

生活正如我们所发现的那样，对我们来说是太艰难了。它带给我们那么多痛苦、失望和难以完成的工作。为了忍受生活，我们不能没有缓冲的措施，正如西奥多·方坦所说：“我们不能没有补救的措施。”

这类措施也许有三个：一、强有力的转移，它使我们无视我们的痛苦；二、代替的满足，它减轻我们的痛苦；三、陶醉的方法，它使我们对我们的痛苦迟钝、麻木。这类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伏尔泰在《查第格》的结尾告诫人们要耕种他们自己花园的土地，其目的就是为了转移，科学活动也是这类转移。代替的满足正如艺术所提供的那样，是与现实对照的幻想，但是由于幻想在精神生活中担负的这种作用，它们仍然是精神上的满足。陶醉的方法作用于我们的身体并改变它的化学过程。

除上述措施之外，防范痛苦还有一种方式是我们心理结构所容许的里比多的转移，通过这一转移，这种方式的功能获得了那么的机动性，这里的任务是改变本能的目标，使其不至于被外部世界所挫败。本能的升华借助于这一改变。如果一个人有能力增加从精神和智力工作这个源泉中获得的快乐，那么他的收益是极大的。命运摆布他的力量也就小得多了。正如艺术家在创作中、在实现他的幻想中得到的快乐一样。或者像科学家的解决问题或发现真理时一样。这类满足有一个恃殊的性质，将来有一天，我们肯定可以用心理玄学的术语去加以描述。现在，对我们来说，只把这样的满足形容为“高尚的和美好的”。但是这种满足的强度，与来自野蛮的原始的本能冲动的满足强度相比较是温和的，它并不震动我们的肉体。但是，这种方式的弱点是不能普遍适用于人们，它只能为少数人所用。它以人的特殊的气质和天赋为其先决条件，而这种气质的天赋在实践中是远不够普遍的。甚至对占有它们的少数人来说，这个方式也不能用来彻底防止痛苦。这个方式无法制造穿不透的盔甲来抵御命运之神的箭矢，当痛苦来自这个人自己的身体时，它常常就失去了作用。

这个过程已经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意图，即通过在内部的、精神的过程中寻求满足，来使自己独立于外部世界，在第二个过程中，这些特征甚至更显著。在这个过程中，与现实的联系更松散，满足是从幻想中获得了的，它表明幻想与现实的联系更加松散，满足幻想带来的快乐。产生幻想的那个领域是对生活的想象，当现实感发展了的时候，这个领域显然避开了现实检验所提出的要求，并为了实现那难以实现的愿望而保留下来。幻想带来的快乐首先是对艺术作品的享受——靠着艺术家的能力，这种享受甚至被那些自己并没有创造力的人得到了，那些受了艺术感染的人并不能把它作为生活中快乐和安慰的源泉，从而给它过高的评价；艺术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温和的麻醉，可以暂时抵消加在生活需求上的压抑，但是它的力量决不能强到可以使我们忘记现实的痛苦。

    从这里，我们可以接下去考虑一下有趣的情况，在这个情况中，生活中的幸福主要来自对美的享受。我们的感觉和判断究竟在哪里发现了美呢——人类形体的运动的美，自然对象的美，风景的美，艺术的美，甚至科学创造物的美。为了生活的目的。审美态度稍许防卫了痛苦的威胁，它提供了大量的补偿。美的享受具有一种感情、特殊的、温和的陶醉性质。美没有明显的用处，也不需要刻意的修养，但文明不能没有它。美学科学考察了事物的美的条件，但是它不对美的本质和起源作任何说明，像往常一样，失败在于层出不穷的、响亮的、却是空洞的语词。不幸，精神分析学对美几乎也说不出什么话来。看来，所有这些确实是性感领域的衍生物。对美的爱，好像是被抑制的冲动的最完美的例证。“美”和“魅力”是性对象的最原始的特征。

弗洛伊德-暗示与力比多：

我们是从如下基本事实出发的：在一个集体中，一个个人由于受到集体的影响而在他的心理活动方面发生了往往是非常巨大的变化。他的情感倾向会变得格外强烈，而他的智力能力则显著地下降，这两个过程显然是要朝着接近于该集体中其他成员水平的方向发展。不过这种结果只有在这样两种情况下才发生：他那个人特有的本能方面的抑制已经被取消以及他本身特有的种种倾向的表现已经被放弃。我们已经知道，这些通常是不受欢迎的结果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对该集体实行较高程度的"组织化"而被避免。不过这与集体心理学的基本事实并不矛盾，即与下述两个论点并不矛盾：在原始集体中，人的情感得到强化，人的智能受到抑制。现在，我们兴趣转向为个人在集体中所经验到的这种心理变化寻求心理学上的解释。

显然，理性的因素（例如以上提到的个人受到的威吓，亦即他的自我保存本能的行动）并不能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除此以外，我们所得到的在社会和集体心理学上的权威性解释始终是毫无二致的，尽管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这个解释便是强调"暗示"这个魔词的作用。塔尔德（Tarde，1890年）将暗示称作"模仿"。不过我们还是不由地要同意另一位作者的意见，他坚决主张模仿是从暗示这个概念引伸出来的，它其实是暗示的一个结果（布鲁格尔斯（Brugeilles，1913年）。勒邦把社会现象的所有这些使人困惑不解的特征归结到两个因素上：个人之间的相互暗示和领袖的威望。不过威望也只是以其唤起暗示的能力才被人认识到的。麦克杜格尔暂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的"原始的情绪引导"原则或许可使我们的解释不需要暗示的假设。不过，进一步的考虑却使我们不得不感觉到，这个原则除了它明显地强调情绪的因素以外，和我们熟悉的有关"模仿"或"感染"的论点差不多。当我们在他人身上感觉到一种情绪的记号时，毫无疑问在我们自己身上存在着某种东西，它会使我们陷入同样的情绪之中。但是究竟有多少次我们能成功地抵抗这种过程和抵御这种情绪，并且以全然相对立的方式作出反应？因此，为什么当我们处身于一个集体中时总是会受这种感染的影响？于是，我们不得不再一次说，迫使我们屈从这种倾向的，是模仿作用，在我们心中招惹起这种情绪的，是该集体的暗示性影响。而且，除开这些以外，麦克杜格尔并没有使我们能回避暗示，我们从他那儿听到的观点和其他作者一样，即集体的特点就在于它们特殊的暗示感受性。

因之，我们将同意下述观点：暗示（更正确地说应是暗示感受性）实际上是一种不能再分解的原始的现象，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个基本事实。这也是伯恩海姆（Bernheim）的论点。我曾在1889年亲眼看过他的令人万分惊讶的技巧。但是，我还记得，即使在当时，我已对这种粗野的暗示活动有一种压抑的敌意感。当一个患者显示出不服从的迹象时，便会遭到这样的呵斥："您在干什么？您在反抗暗示！"我自语道，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是一种暴力的行为。因为当人们打算通过暗示使他就范时，他当然有权利反抗这种暗示。后来，我就把矛头指向这样的论点：可用于解释一切事物的暗示作用本身却用不着解释。想到这一点，我复述了一个古老的谜语：

克利斯朵夫生出了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生出了整个世界，

　　那么克利斯朵夫当时立足于何处？

经过了大约三十年的时间不碰暗示问题之后，如今我再次来探究这个暗示之谜了。我发现，在这个问题上的情形并没有什么变化（关于这个陈述只有一个例外，而它正好为精神分析的影响提供了证据）。我注意到，人们化了特别大的努力去正确地系统解释暗示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去使这个名词的因袭用法固定下来（例如麦克杜格尔，1920年）这决非多余的工作。因为这个词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而它在德语中的意义却越来越模糊，很快人们就将用它来表示任何一种影响，就象在英语中用它来表明"劝导"、"建议"的意思一样。但是对于暗示的本质，即对于在不具备充分的逻辑基础的情况下发生影响的条件，人们还未给予解释。假如我没有看到一场正是以完成这个任务为宗旨的详尽的研究工作眼下就要展开的话，我是不会回避用对近三十年的文献分析来支持这个陈述的任务的。

为了抵偿这一点，我试图用力比多的概念给集体心理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力比多的概念在精神神经症的研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力比多是从情绪理论中借用来的一个语词。我们用它来称呼那些与包含在"爱"这个名词下的所有东西有关的本能的能量。我们是从量的大小来考虑这个能量的（虽说目前实际上还不能对它进行测量）。我们所说的爱的核心内容自然主要指以性结合为目的的性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爱以及诗人们吟诵的爱）。不过，我们并不将此与另一些与"爱"的名称有关系的内容割裂开来，如自爱，以及对双亲、对子女的爱，友谊以及对整个人类的爱，同样也包括对具体对象和抽象观念的爱。我们的合理根据在于这样一个事实：精神分析研究表明，所有这些倾向都是同一类本能冲动的表现。在两性关系中，这些冲动竭力要求达到性的结合。但在其他场合，它们的这个目的被转移了，或者其实现受到阻碍。不过它们始终保存着自己原来的本性，足以使自己的身份可以被辨认（例如象渴求亲近和献身的特征）。

因此我们认为，语言在创造出"爱"这个词和它的诸多用法时，早已完成了一项十分合理的统一工作。我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也将这个词作为进行科学讨论和解释根据。当精神分析理论作出这一决定时，着实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就好象它因为作出了一个残暴的发明而犯下了罪孽一样。然而从这种"广泛的意义"上来解释爱这个词，并不是什么创新的见解。哲学家柏拉图使用的"爱的本能"一词，从它的起源、作用和与性爱的关系方面看，与"爱力"（Loveforce）概念，即与精神分析的力比多概念是完全相符合的。纳赫曼佐恩（Nachmansohn）（1915年）和普菲斯特尔（pfister）（1921年）已经十分详尽地指出过这一点。而当使徒保罗在他著名的《哥林多书》中对爱赞颂备至、奉它为至高无上的东西时，他肯定也是从这同样"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爱的。可是这些事实只能表明，人们并不总是把他们中间的伟大的思想家认真地当作一回事，甚至在他们极诚恳地声称十二分地崇仰这些思想家的时候也是如此。

因此，精神分析理论把这些爱的本能称作性本能，根据它们的起源称作占有（apotiori）。大多数"有教养的"人们把这个术语看成是一种侮辱，并且满怀报复之意地将精神分析理论贬作"泛性论"。任何一个把性看作是人性的禁忌和耻辱的人，完全可以使用更斯文的雅语："爱的本能"和"爱欲的"。我自己本也可以从一开始起就这样做，这就可避免许许多多的非议和责难。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我不愿意向懦弱无能屈服。人们永远也说不清楚这样的让步会把你引向哪里，先是在用词上让步，然后一点一点地在实质内容上也就俯首就范了。我觉得羞于谈性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希腊词"爱的本能"就是为了使这种粗俗变得婉转一些而使用的，到头来却不过是我们的德文爱这个词的翻版，结果是谁懂得如何等待，准就不必让步。

我们打算提出这样的假设来试一试运气：爱的关系（或用一个更中性的词语：情感的联系）才是构成集体心理本质的东西。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权威们并未提及过这样的关系。相当于这类关系的东西，显然隐藏在暗示作用的屏幕后面。我们的假设一开始就从眼下流行的两种思想中得到了支持：首先，一个集体显然是被某种力量联结起来的，这种联结除了归功于那能把世界上一切事物联系起来的爱的本能以外，还能更恰当地归功于什么力量呢？其次，倘若一个个人在一个集体中放弃了他的特点，而让其他成员通过暗示作用来影响自己，这就会使人想到，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感到有必要与他人保持和谐，而不是与他人相对立——也许说到底他是"为了爱他们"。

弗洛伊德-致荣格的信：

亲爱的朋友：

……在同一个晚上我既正式收你为我最年长的儿子，又任命你为我的继承人和王储，这确不是一般的事。此外非同一般的是，当时你本可以拒受我这份父辈尊严，拒受本身看上去像会给你带来愉快，正如你将你的所好硬塞给我一样。现在我恐怕还得在你面前扮演一下父辈角色，跟你谈谈我对鬼声现象的看法。之所以非谈不可，其原因在于这些事情同你所愿意认为的那样不尽相同。

我不否认你做的评论和实验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你走后，我决定做此观察。以下是观察结果。我的前面房间里总发出吱嘎吱嘎的响声，出声的地方摆的是两块挺重的埃及石碑，它们就放在橡木书柜上，响声的出处显而易见。在下个房间里，我们也听见有过响声，这种响声本来非常少有。你在这儿时，这种响声我们时不时即可听到。我原想赋予其某种意义，要是这种响声从你走后不再出现的话。但自那以后，这响声一而再再而三地响起，不过跟我的思路，跟我想起你或你所研究的特殊问题，都无任何干系。（我敢添加一句，现在也无干系。）这种原本对我而言很重要的现象很快就被别的事情所取代。由于你亲自来临所带来的魔力，我相信了，或至少我已经准备相信此事，可现在这相信已经消失。

由于诸多内在原因，我再一次以为这种事会发生是不可信的。立在我眼前的家具没有灵魂，是死着的，就好像希腊诸神从诗人面前消失，眼前只是一片静寂而无神的自然界一样。

所以，我又戴上那角质架的代表父亲形象的眼镜，告诫我亲爱的儿子，要头脑冷静，与其为了硬懂什么而作出这等巨大牺牲，不如不懂好些。我还就心理综合分析所遇到的问题挠了挠我那充满灵性的发灰的头发，而后这样想：得了，年轻人就是这样，他们确实太欣赏某些东西，只是用不着我们拖在后面，因为我们腿脚不灵，累得直喘也跟不上啊。

现在我要借我生活过的岁月所带给我的优长之处，唠叨几句。我要再告诉你一件天地间所发生的事，这事谁也不会搞懂。几年前，我的脑际里钻出这么个念头：我会在61岁到62岁之间死掉。那时候看上去我还有一段好日子过。（今天，离那个日子只有8年时间了）之后不久，我和我兄弟去希腊作了一次旅行。叫人心里不托底的是，和1和2相关联的数字61或62总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有数字的东西上，尤其常出现在带轮子的东西上面。我有意识地把发生这些事的情景都记录下来。等到了雅典后，我感到十分沮丧。我们在旅馆里分到的房间设在二楼，我希望这下能透口气了——至少用不着担心会碰上61这个数字。可谁想，我的房间号是31（我认为这是命里注定，31即是61-62的一半数字）。这个很有文章又很费琢磨的数字，后来证明比前面那个数字更令我伤神。

自那天起一直到最近，31这个数字始终没离开过我的脑际。一想起来，就总有个2和它联在一起。但由于我的心理系统里有些区域纯系是渴求知识而不迷信的区域，因此，我就试着分析了这个想法。现写在这里。我会死于61岁到62岁的这一想法始于1899年。当时还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件是我写了那本叫作《梦的解析》的书（你知道，这本书的出书日期是1900年后）。第二件是我分到个新的电话号码，今天我还用着：14362。可以十分容易地在这两件事之间安一个联系的纽带：1899年我写《梦的解析》时是43岁，比这个数字更明显的是，电话号码中的其他数字已经将我生命终止的日期显示了出来，即，不是61即是62。突然，在这看上去不合情理的事情中，出现了一种解释方法。我咬定死于61岁到62岁的想法不过跟下述想法相一致，即写完这本论述梦的书，我就算完成了我的终身工作，再毋庸赘述什么，可以瞑目了。经这么一番分析，你会同意，这想法听上去不再没有意义了。碰巧，在这里也有威廉·弗利斯所施加影响的踪迹，这想法正开始于他攻击我的那年。

上述情况又是一例，可以使你找到对我身上那种特别具有的犹太人的神秘主义色彩的证明。除了这些，我只想说，像我这类跟62数字所进行的冒险行为可以用两件事说得清楚。第一，对无意识保持极其高度的警惕性，这样才能像浮士德一样，在每个女人身上发现海伦的影子。第二是"偶然性所给予的合作"，这一点无可否认，它与歇斯底里症中的身体上的伴随状态（somaticccoperation）抑或双关语中语音上的伴随活动（linguisticcooperation）一样，在幻觉形成过程中起着同样作用。

写到此，很想多听听你对神鬼情结（theghostcomplex）研究后的想法，我的兴趣是一种对可爱的幻觉的兴趣，不能一人享乐于其中。

向你、你的妻子和孩子致以衷心的祝愿

你的弗洛伊德

1909年，4月16日

伯尔格街19号

维也纳

佛洛依德名言 

 精神健康的人,总是努力的工作及爱人,只要能做到这两件事,其它的事就没有什么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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