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副总理，我少准备了几个问题｜新闻实战

2011年春天，我还在新京报工作。三月，在北京参加全国两会的采访报道。

那一年，报社定了一个大的主题，要就“三公经费”的问题做一个专题报道，各路参加两会采访的记者一方面要抓突发的会场新闻，还要就报社的主题策划采访遇到的各路官员，我被分配的任务是要就公车改革的问题进行随机采访。

有一日，得知有一个副总理要在次日参加了贵州代表团的会议。次日按时赶到贵州团的会场，该副总理果然来了。

贵州的会议，免不了要提到茅台酒的问题。会上，有代表问时任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公司董事长季克良：“老季，老说假酒不像传闻的那么多，市场上到底有多少？”季克良介绍，这几年查获的假茅台有350吨，而茅台的销售总量45000吨，假酒加起来不到茅台销售总量的1%。考虑到有部分假酒没抓到，假酒就算是抓到的3倍，那也只占销售总量的3%。

副总理对季克良说，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假茅台的传言，比刚才那位代表说得还要邪乎，茅台酒厂要出来澄清。“作为茅台的董事长，你应该跟记者们说，茅台要跟假冒伪劣做斗争，但假酒没有传闻的那么多。”

会上，副总理还批评了北京银行盲目向外地扩展。

网上，至今还能查到当年的这则报道。报道刊登后，北京银行找到报社，说我写虚假报道，说副总理不可能批评他们。幸好有录音，把录音交上去了此事不了了之。

副总理在会上的发言幽默风趣，时不时逗得大家大笑，茅台的话题和北京银行的话题已经足够写两篇短小的新闻消息，但我还是想就报社确定的专题报道采访一下他。

散会后，一众官员送他，我跟了上去。

工作人员见我追了上去，好几个人跟在后面劝阻，还有人拉住了我的后衣角。机会难得，也顾不得那么多，喊了一句：副总理，我是新京报的记者，有个问题想采访采访您。

做记者胆子稍微要大一点、不能太怯，这一次采访的失败，不是因为怯，而是因为准备不足。

副总理已经快走到酒店门口了，听我一喊，停了下来。他能停下转身，意味着有戏，我当即快步上前，身后仍然有人在拉衣角。顾不得那么多，自顾上前把事先准备的专题报道采访简单说了一下，“X副总理，我们想了解一下公车改革的情况。”

没有想到，已经停下并回过身的副总理听了这个问题后说了一句：谢谢你，但今天在贵州团，我们不聊其他的事。说完这句话，他转身走了。

我一下子呆住了，没有事先准备就贵州的其它事情采访副总理，问他什么呢？一愣神，他已经出门上了车。

就这样，错过了一次采访机会。

事后反思，那一次采访固然应该按照报社统一部署和安排的主题报道做充分的准备，争取就报社事先策划的专题报道采访遇到的副总理，但也应该多做几手准备。副总理能在临走停下来转过身问我要聊什么，说明他准备接受采访，即便他拒绝聊公车改革，再问几个茅台酒的问题，比如公务接待中的茅台酒问题、茅台的高价位等等，既与三公经费有关，也与贵州有关，或许他愿意聊几句。

几年后，副总理成了打虎总掌门人，当年如果事先问到茅台与腐败的问题，也不算太差的问题。

会后追着采访副总理是临时起意，有点仓促，但副总理要参加贵州团的会议是早就知道的，还是应该多准备几个问题，一方面准备完成报社的既定采访任务，另一方面也应该准备一些其它的问题，以备临场之变。

准备不足，就注定了采访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