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老读者都知道，我运营这个公号的初衷是探讨新闻业务，这一年多陆续写了一些如何说服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如何收集有效信息、如何甄别筛查信息真伪、如何写作等谈业务技巧的文章，偶尔也谈一谈新闻伦理与媒体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等，新作旧文加起来已有十余万字。前些时，有出版方找来谈出版事宜，看完稿子后赞了稿子精彩然后表示很难出版。正如我的第一本书，基本都是在网上信手写来的，写的时候从未想过出版，只是个人有表达的需求，慢慢写着写着就积累了十几万字，一不小心就出版了。所以，我写作纯粹是自己想要表达，不是为了出版，能出版固然很好，不能出版也没啥遗憾。因此，我的新闻业务专栏“新闻实战”还将继续。今天，以一个典型案例简单聊一聊宣传与新闻的区别。宣传与新闻宣传与新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表达形式，宣传员与新闻记者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写作者。同样一个素材，在宣传员眼中是宣传包装美化采访报道对象的好素材，但在职业记者眼中很可能就是曝光与揭露的好素材。今天以几年前某媒体的一个宣传稿为例，说一说宣传与新闻的区别。某年，某媒体宣传某省某县委书记不好奢靡，该县一名副县长（原文是副县长的姓名，新闻业务文章为免不必要的分歧隐去真实姓名，下“书记”同）接受采访说：有一件事让他直接“领教”了书记的脾气。一次他们到南方招商引资，一个私营企业负责人被他们的诚意感动，给他们安排住高档酒店。书记到酒店一看，直接跟随行人员撂了脸，把房卡扔在地上就走。在宣传员眼中，书记拒绝入住高档酒店、“直接撂脸扔卡”，这些细节体现的是书记反对奢靡之风时毫不含糊毫不客气的决心与态度。但是，在职业记者眼中，这些细节完全可以有另外的解读。比如，报道里说企业老板安排了高档酒店，书记到酒店后发现是高档酒店然后拒绝入住扔卡走人。职业记者会敏锐地发现问题：县委书记是不能接受私营企业吃请的，当然也不能让企业老板安排住宿，不管私营企业主安排什么样的酒店，他都不能住，根本就不该去企业老板安排的酒店，而不是等到发现私营企业主安排的是高档酒店才拒绝。再比如，书记发现是高档酒店后，“直接跟随行人员撂了脸”，不问情况、不听解释，还把房卡扔到地上，这很容易被读者和公众认为是在随行人员面前耍官威、缺乏涵养、格局不大。所以，上述宣传稿里写到的细节，在宣传员眼里表现的是书记反对奢靡的美德，在职业记者眼里暴露出的是书记拒绝高档酒店但不拒绝中档酒店的违纪行为，暴露出的是一些地方主官蛮横无礼的官僚做派。事实上，上述宣传稿里那些试图美化书记的细节，通常是职业记者用于曝光在位官员和“鞭尸”落马官员才会使用的素材。可以大胆预料，若该书记将来落马，宣传稿里的上述细节必定会成为新闻媒体“鞭尸”的素材。实战中，同样一个素材在不同人眼里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就是宣传员与职业记者的区别，也是宣传稿与新闻稿的区别。包装官员的宣传稿还经常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那就是把官员的廉洁、守法误当做新闻，他们完全意识不到这是一种“高级黑”。按照新闻教科书里的概念，理所当然的常态不是新闻，只有反常的、出乎人意料的、与众不同的人与事才是新闻。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官员廉洁是应该的，官员守法也是应该的，这些都是官员们应该守住的基本底线，守住了是应该的，是无法成为新闻的。如果一个宣传员包装赞美一个官员廉洁奉公守法，还自称是新闻，那就是在试图证明其他官员多数都是不廉洁不守法的。自2015年开始，不断有媒体以各种形式报道曾担任过湖北省巴东县委书记的陈行甲。为什么，因为陈行甲那样的县委书记极其少见，他与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不同，这符合反常、少见的新闻标准。很多人分不清宣传和新闻的区别，当下很多宣传员自称记者，说着让眼睛雪亮的围观群众觉得可笑的话，写着让眼睛雪亮的围观群众觉得荒唐的文章，把经不起推敲和检验的宣传稿称为新闻稿。2024年10月4日附最近几年的一些业务文章：重新定义“新闻现场”报纸已死，新闻长存口炮时天下无敌，实战时一推就倒？｜新闻实战面对副总理，我少准备了几个问题｜新闻实战一个被误传“自带七品官相”的记者|新闻实战假如有一天我这个老记者失业了，不必同情关于“误人子弟”的自白错失采访副部级巨贪的良机｜新闻实战传播官员的性丑闻侵犯他们的隐私权吗？官员们遭色情敲诈，有些细节没写进报道里｜新闻实战纪委为何爱在节前通报送礼的案例｜新闻实战“文笔好”对新闻记者是羞辱不是赞美｜新闻实战报道人祸，“谁该负责”的追问不能缺席如何采访一个县委书记｜新闻实战如何报道县委书记意外死亡事件｜新闻实战镇雄拆迁“画饼”要让群众“飞黄腾达”，结果上万人流离失所近八年常常不敢自问自答镇雄，请善待上万被你们闹得无家可归的老百姓褚朝新：我的写作逻辑是一贯的发工资都难，鲁山财政哪来的715万修雕塑？｜新闻实战“9岁小学毕业”的常务副县长，突击删减了自己的官方简介当年采访厅官袁善腊，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新闻实战拒绝在位的他和答应退休的他，我都无愧新闻不会死，媒体才会死“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新闻实战给官员讲课切莫助纣为虐｜新闻实战采访到了两个市委书记，但采访失败了｜新闻实战记者的本分“新闻门槛低”只是一个假象｜新闻实战万万没想到，会被省级纪委跨省约谈|新闻实战无聊的看客与堕落的媒体

这是两年前写给孩子的，当时想在网上留下个印记，孩子大了或自己老了，能不时翻出来看看，不能忘记这些话。可网络也不能永存，一个人在网络上的痕迹时不时就会被无理霸道的力量隐去。昨天写了《一代要比一代强》后，马上想起这篇写于他两岁生日、如今已没有了踪迹的小文章。2023年初夏，你在二伯的菜地里玩耍时间过得真快，你马上就两岁了。

读书这件事，坚持最难。你还小，但从小就养成了每天晚上翻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的绘本的习惯，我们一起坚持吧。养成阅读的习惯后，你将来读过的书肯定会超过我，将来的见识也会超过我。

最近，机构媒体上有两个消息让人愈发感觉到部分机构媒体的堕落。第一个消息是，因为有一些无聊的网民发现台风期间浙江省应急管理厅一干部出镜直播时未换衣服、头发“打绺”而质疑：三天都穿同一套衣服出镜、接受采访，有损公务员形象。第二个消息是，有网民质疑一家民营医院萝卜招聘，公开招聘一个会打篮球的职工。有些机构媒体煞有其事地报道这事并批评这家民营医院。细心的读者大概注意到了，我称上述两件事为消息而非新闻，是的，这些事本身都不是新闻，只是少数甚至个别无聊的人因为无知生出的个体疑问，社会价值极其有限，稍有媒体基本操守的都不应该顺着这些无聊人的想法进行报道和评论。首先说说公务员的着装问题。台风天，一个负责应急的公职人员无法回家坚守在岗位上三天，没有换衣服打理自己的仪容，这是极端气候与天气里的极端情况，不说应该赞扬这名公职人员恪尽职守，起码也不该挑剔人家的穿着打扮。此时挑剔人家仪容不端庄，纯属无聊的看客没事找事，无聊至极。网民无聊，机构媒体也跟着这么无聊，难怪大家都一致感叹有些机构媒体堕落到了让人不齿的地步了。第二件事，民营医院招聘会打篮球的员工，这真没什么值得一家机构媒体站出来说三道四的。稍有脑子的人都会明白，如果真的是所谓的萝卜招聘，老板要照顾某个特殊的关系对象，人家一个民营企业，根本就不需要大张旗鼓搞什么招聘，直接通知去上班就行了。人家作为一个民营企业，老板喜欢打篮球，希望招一个高素质的篮球人才，一是可以陪老板玩，二是可以代表企业出去打一些比赛，正是因为没有什么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那些所谓的萝卜招聘的弯弯绕和潜规则，正是因为人家是真的需要一个篮球打得好的人才，本不需要公开招聘的民营医院才公开招聘，把条件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人家民营企业的基本自由。公开招聘，不是民营企业进人的法定程序，只有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进人才必须走公开招聘的程序，而且程序必须合规且透明。正是因为必须走招聘程序，某些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针对特定的关系户或者关照对象的招聘才出现“萝卜招聘”。对于不需要有招聘程序的民营企业来说，想招谁老板一句话就能拍板，完全不需要公开招聘还搞什么萝卜招聘，那纯属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这两件事，稍微有点脑子的机构媒体都不会顺着所谓的质疑声去发声，而应该有自己独立清醒的判断。就算要介入报道这两个事，也该有自己鲜明的态度，应该去批评那些无聊的看客无事生非。可惜，如今有独立且清醒判断的媒体越来越少了，绝大多数机构媒体已经沦为没有思考能力和独立立场的纯商业机构，忘记了媒体的基本社会责任。当下，值得媒体关注的正经事太多的，比如我们被延迟退休，比如河南叶县副县长武力强征大学生创业基地等，这些才是真实的社会问题，才是事关公共利益的议题，才需要机构媒体倾注注意力。今天批评一个为了应对极端天气不能回家的公务员衣衫不整、仪容不端，明天批评一个完全有自主招聘权的民营企业招聘篮球人才，那后天估计就要批评老百姓为什么吃红薯不吃白米饭了。这样的机构媒体，何其无聊与无耻啊。2024年9月19日

2011年6月，受邀去复旦大学讲座。有学生现场问我：你还会在一线干多久？我答说，“如果身体健康允许的话，希望在一线能干到40－45岁。”当时我还说，这只是一个愿望，现实随时可能让我离开这个行业。2018年12月31日，我辞职离开媒体，勉强算干到了40岁。现在看，当时有些盲目乐观，即便身体健康没太大的问题，媒体如今已是很难再待下去了。近些年，陆陆续续应一些大学的邀请去做讲座，极少讲理论，多数时候讲新闻操作的技巧，一是因为自己业务出身，并非学者，理论非己所长，二是因为觉得高校不缺理论，最缺新闻实操的技巧。当然，这些年零零碎碎也提出过一些观点，比如在河北大学讲座时提出的“报纸可死，新闻长存”及后来写出的《报纸已死，新闻长存》一文，再比如《重新定义“新闻现场”》（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两文）。如今的新闻业态，早就不是我大学毕业入行前十年那般。如今做新闻，比那时候艰难许多。知其难，但心里总有一些意难平，如今我仍坚持认为，做新闻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值得一些人投身。此处说的“一些人”，到底是哪些人呢？做新闻，要抱平常心，现实中的新闻记者绝对不是什么“无冕之王”。如今新闻形态五花八门，信息平台层出不穷，传播形式日新月异，但禁区越来越多。经常听一些机构媒体的记者讲，为了安全，他们所在的媒体绝对不监督在职的官员。新闻的价值并不仅仅只在监督公权，但如果放弃监督公权那新闻就少了很多坚硬的内质，曲笔、事后介入就成了常态。当然，这些事情也并不是全无意义，只是意义较为有限。若过高要求，人又不免会失望。所以，当下做新闻需要平常心，从小事做起，不计一时得失；需要更多的技术讲究，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尽量用事实说话。除了要有平常心，还需要耐心和韧性。2017年夏天，有一些机构媒体质疑河南省周口市郸城县时任副县长殷某某的年龄问题。当年6月，殷某某出任该县副县长，县政府官方网站公关的殷雪明简历称，殷某某1969年2月出生，1984年1月工作。舆论认为，殷某某参加工作时不足15岁，其简历年龄十分可疑。媒体质疑后，该县时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出面对媒体说，殷的年龄没有问题，是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录入错误，殷某某其实是1967年2月出生。组织部长出面背锅，记者四散。但我很快发现，殷某某在淮阳县任副县长时曾驾车肇事导致一名妇女流产，对方将其告上了法庭。法院判决书记录的殷某某年龄，却是1969年2月。这个意外发现的细节，证明殷到郸城县任职时公布的1969年2月出生，绝对不是政府网站工作人员录入错误，而是人为的有所隐瞒。此后，为此事陆陆续续写了四五篇文章，后来殷某某被免。做新闻，需要耐心，要专注，不能跟着读者走，而应该领着读者走。2019年12月，依据一份公开的判决书质疑时任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唐某在担任陕西略阳县县长时通过一名商人行贿时任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周介铭的事，陆陆续续写了六七篇文章，期间陕西省纪委还派员到湖南与我面谈此事。2020年6月3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才发布唐某被查的消息，差不多经历了半年的时间。这些事情，如果写作者没有足够耐心和韧性，不持续关注，恐怕如今都会是另一个局面。新闻学说，新闻是易碎品。新闻记者如果没有足够的耐心和韧性，笔下的新闻不仅是易碎品，还会是天生残缺的易碎品。做新闻需要坚持，需要持日拱一卒的耐心，日积月累。很多刚入行的媒体记者很急，急着一稿成名，在如今的新闻环境下，太急就容易出错，容易技术变形。没有沉稳平和的心态，恐怕也难写出真正有力量的文章。沉稳平和，并不是说不能愤怒，愤怒要用对地方。对公权力失范不愤怒，新闻就不是新闻，而是软文。表达愤怒，却需要恰当的文字，需要足够充分的证据，需要克制、有节奏的文字推进。光有情绪而无扎实的证据搜集、查证、信息研判能力，不适合写新闻。所以，当下做新闻很难，难在环境对从业者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的进步，人人一部手机，似乎人人就拥有了照相机、人人都是新闻发布者，有人因此说新闻门槛越来越低。这其实是一个假象。新闻信息的发布与披露，从来不能如此简单随意。即便是一个车祸，几张现场照片断不能给人新闻全景。只有投入时间、进行扎实的采访，才能尽可能拼图一样接近事实。非专业人士，做不到这些。有些人说新闻的门槛低，是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以为在路边拍了一个城管砸了小贩的摊子的照片发布到网上就是新闻的全部。这种误解，是对新闻的简单化，也将新闻庸俗化了。就算我上面列举的几个自己亲历的案例，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新闻写作，更多是依据有效的材料做了一些时事评论而已。如果真正要把这些事情当新闻操作，更复杂，需要更直接有效的采访和调查，有了深入的采访调查和认真写作，呈现出来的新闻文本也会更丰富更立体更深入。学新闻做新闻，因此有意思、有价值、有获得感。可是，如今这些做新闻的技巧不能有效运用，遍地新闻写不得，岂不是空谈？在《不合时宜的傻子》一文中，我又写了相关的想法，诸君可一阅，或许能理解我坚持写讨论新闻业务文章的初衷。2020年7月28日初稿、2024年9月13日修订附最近几年的一些业务文章：重新定义“新闻现场”报纸已死，新闻长存口炮时天下无敌，实战时一推就倒？｜新闻实战面对副总理，我少准备了几个问题｜新闻实战一个被误传“自带七品官相”的记者|新闻实战假如有一天我这个老记者失业了，不必同情关于“误人子弟”的自白错失采访副部级巨贪的良机｜新闻实战传播官员的性丑闻侵犯他们的隐私权吗？官员们遭色情敲诈，有些细节没写进报道里｜新闻实战纪委为何爱在节前通报送礼的案例｜新闻实战“文笔好”对新闻记者是羞辱不是赞美｜新闻实战报道人祸，“谁该负责”的追问不能缺席如何采访一个县委书记｜新闻实战如何报道县委书记意外死亡事件｜新闻实战镇雄拆迁“画饼”要让群众“飞黄腾达”，结果上万人流离失所近八年常常不敢自问自答镇雄，请善待上万被你们闹得无家可归的老百姓褚朝新：我的写作逻辑是一贯的发工资都难，鲁山财政哪来的715万修雕塑？｜新闻实战“9岁小学毕业”的常务副县长，突击删减了自己的官方简介当年采访厅官袁善腊，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新闻实战拒绝在位的他和答应退休的他，我都无愧新闻不会死，媒体才会死“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新闻实战给官员讲课切莫助纣为虐｜新闻实战采访到了两个市委书记，但采访失败了｜新闻实战记者的本分

媒体江湖上有一些关于我的玩笑话，流传已久，那就是说“褚朝新天生长了一副县委副书记的脸”，或者说我“自带七品官相”，因此过去当记者做新闻的时候偶尔能进入到其他记者无法进入的新闻现场。这些话，当不得真。早年生活窘迫，肉体瘦弱，精神苦闷，很少笑，常不自觉唉声叹气，神情自然是阴郁的；大学时代苦练肌肉，冬夏都是冷水淋浴，曾被同学戏称为“肌肉男”；如今中年发福，才慢慢看起来不那么彪悍，但要说有官相，就真的是玩笑话了。大学时代剃着光头的我近几年，穿着打扮更是随意。2018年河南某地想请我曾经的同事刘长去讲课。刘长当时已经转型成为知名律师，没空去讲课，推荐了我。地方官到酒店接我时看我穿着拖鞋，提出要去给我买一双皮鞋……今年暮春时节，被一所高校的新闻学院聘为客座教授，我是光头登台去讲座并受聘的，估计吓了老师们一跳。不管是“天生长了一副县委副书记的脸”、“自带七品官相”，还是剃光头穿拖鞋，其实从新闻业务的角度来说就是我这个人看起来不太像一个记者，但正因为看起来不像个记者这一点，给我过去十多年的记者生涯提供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便利。看起来太像一个记者，往往很难在新闻现场有所作为，这是我从自己亲历的惨痛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某年，某省一个县城发生自来水污染事件。记者云集，我也奉报社之命赶往该县。刚当记者的时候，尚有极强的职业荣誉感和虚荣心，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是记者。有时候故意装低调，嘴巴上虽然不说自己是记者，但心里总希望别人能一眼就看出自己是记者。那个年代，单纯而美好。那个时候，很多男记者女记者都喜欢穿牛仔裤，搭配一件衬衣，戴着眼镜，然后标配一个双肩包。就是这个双肩包，很容易暴露记者身份。我去污水事件现场的时候，就是背着一个双肩包。下火车，一到出站口就有人迎了上来问：是不是新闻记者？当时没有什么经验，顺口就答应了：是。对方笑了：我们是县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专门在这里迎接来我县采访的各地新闻记者……就这样，我被当地的宣传干部跟上了，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想找的采访对象不敢去找，一是怕暴露线人，二是怕有些采访对象见到宣传干部跟着不敢说真话。他们跟了我好几天，采访也确实因此也没有进展，十分头疼。这就是教训，自此以后，我再也不敢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记者，放弃了双肩包，改用了纯黑色的手提包，还经常端一个双层真空保温的玻璃杯，里面泡上各地的师兄弟、学生、媒体同行寄送的新茶。这一招，挺管用。有一年某地一座大桥垮了，那些背着双肩包的记者都被清理出了现场，唯独端着茶杯的我没有被清理出来。后来，我开始跑时政新闻。做时政新闻常常有个苦恼，那就是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多数时候你进不了那些机关衙门的大门。过早被识别出是记者，和过早主动公开自己是记者的身份，都极容易引起戒备。有一年，我去某省政府大院采访，一到门岗就主动出示了记者证和介绍信，但省府门口的保安就是拦着不让进机关大门。后来没办法，我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他的车有出入省府大院的通行证，坐上他的车，才得以进入省府大院。然后，找了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下车，朋友离开，我在院子里绕了几圈后开始采访。当然，还有很多办法进入一些特殊的新闻现场，但不能公开写出来，写出来就暴露了媒体常用的一些有效的工作技巧。这些技巧和办法，也只有跟媒体同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们交流时可以说口头一说。总之，太容易让人看出来你是一个记者，或者在新闻采访现场过早主动暴露自己的身份，往往不仅不能给采访带来便利，反倒是会增加很多意想不到的阻碍。当记者的后十年，我多次被采访对象误以为是地方官员或是地方官员的秘书，但有一点我坚持着，那就是绝对不撒谎，不主动骗采访对象说自己是某个特殊身份的人，至于他们误以为我是某个官或者某个官的秘书，那是他们的问题。不要太像记者，但也别把自己搞得太可疑。有一年在四川乐山采访，刚剃过光头，穿着无领的白衬衣、拿着一把扇子，被该市某局的纪检组长当成了推销手串等物品的假和尚，闹了一个笑话。2020年10月27日初稿、2024年9月5日修订

前不久去河南出差，一个采访对象在我即将离开当地的前一晚到了居住的酒店房间。坐着闲聊几句后，他拿出了一个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很厚，比一块砖头还厚，拿起来的时候满满一把，我递给他，坚持让他拿回去，他则坚持要给我。最后，我只好发了点小火：你不拿回去，我立即给编辑部打电话，钱上交给报社，这个采访我不做了。对方见我这么说，拿回了信封，朝我鞠了一躬，眼里有泪。我跟他说：你要相信，这个社会还有人不是为了钱做事。报道刊登出来后的一个晚上，他又打来电话，我有事没接，次日回过电话去，他在电话里说，当地传闻我因报道被打击报复了，加上我头一晚没接他的电话，他担心得一夜没睡好。他说，不希望我受连累。我笑着告诉他，那是谣言，我没事。他说，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听得出来，他有些哽咽。他又发短信，千恩万谢，只好又短信跟他解释：我做的是一个媒体人的本职工作，不需要谢，也不值得赞誉。这些年，全国各地跑遍了，见过不少人打着新闻的旗号四处坑蒙拐骗，以至于当大家遇到一个尽本分的记者时都要感激涕零。不收红包、实事求是报道一件事，这是记者的本分。一个记者做不到这些最基本的，该挨骂，做到了这些，谈不上高尚，那真的只是他的本分，不必给予太多的赞誉。正常的事情，如今成了不正常的事情。不正常的事情，反倒屡见不鲜，大家见怪不怪。不让采访对象承担任何采访费用、不收受钱财，大约是2007年到新京报工作时就开始坚持的一个原则。但因工作所需，有时会跟采访对象吃吃饭。在饭桌上，彼此都比较放松，可以聊一些正襟危坐没法聊的话题，也能获得一些对工作有用的线索。饭桌上获得的信息，有些虽然未必能当做采访内容直接用，但常常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认识一个事情。也见过一些同行，比我做得还好，不仅不让采访对象承担任何采访费用，连饭都不会跟采访对象一起吃。采访对象一说请吃饭，立即离开，让人敬佩。还见过一些同行，在一些采访对象面前心硬如铁，对另一些采访对象却满怀的悲悯与同情。有一次，跟几个同行去走访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户，了解孩子受教育的状况。山里人淳朴，看到外地来的记者爬山涉水进山，非要出门去买两瓶啤酒，劝都劝不住。结果，等他买回啤酒两个多小时过去了。记者们一问，原来他为了买啤酒翻山到了镇上，一来一往花了两个多小时。那户人家日子过得艰难，菜主要是土豆，炒土豆片、土豆丝、土豆泥，然后就是农户自家种的辣椒。为了招待我们，农民悄悄瞒着大家杀了一只下蛋鸡。走的时候，一个同行私下提议大家给这户人家留点钱。就这样，你三百我两百，凑了上千元钱留下。还有一些同行，数年如一日关注一些冤假错案，替蒙冤者奔走呼喊。比如我的同事、南方周末资深记者钱昊平，2013年开始关注一个冤案，当年6月报道此案，后来又先后两次报道此案，该案最终时隔20年后启动再审。与干净、独立、富有同情心、同理心和正义感这些一样，媒体记者对个人命运的高度关注、对真相的不懈探究，是一种高度专业的职业精神，也是基本的素养，做到这些，都是该尽的本分。如今，这些基本的素质被一些从业者忘却抛弃，也仍有一群媒体人在坚守。在这个常识需要反复重申的年代，不得不反复重复一句话：做记者，要尽本分。尽了本分，不求回报但总会有回报。有一晚，某个省直机关的官员突然微信语音说正在街头步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跟我说说话。与他，交往不多，只见过一

2022年7月21日，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座。当下正经做新闻的人已经非常少了，正经做新闻的媒体也非常少，有人奇怪，我一个离开媒体数年的闲人，为什么还在聊新闻业务，甚至偶尔还直接下场赤膊实战。从新闻专业的角度看，现在是一个遍地新闻的时代，但是能写出来传播的并不多，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媒体能自由施展的空间非常有限，媒体和从业者的自我审查很厉害，更多的机构媒体已经不把报道新闻作为本职，大量的从业者还在自称记者但早就不做记者该做的事情了。偶有媒体奉命监督，则备受赞誉。这，就是当下媒体的现状，即便我们现在坚持谈新闻业务和专业，也必须对这个现状有清醒的认识。还有一个问题经常有人问我，见了那么多的恶与不堪，为什么没有抑郁。这个问题，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说过。那些恶不是我作的，也不是我的亲戚朋友作的，我还在新闻机构工作的时候，尽力履职，力所能及去写了一些，问心无愧。离开媒体，还在努力坚持尽量写一点东西，关注一些具体的事和人。此外，我是个俗人，对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日常的美好抱有极高的兴趣和热情，比如春天对新茶有期待，经常喝点酒，希望“喝少一点喝好一点”，偶尔出去游山玩水，偶尔下厨做几个家常小菜，偶尔在阳台上种一株辣椒、西红柿或者向日葵，看着她们开花结果。此外，还有亲情、爱情、友情，这些美好的东西都能让我觉得生活有乐趣，活着尚有意义，怎么会抑郁呢？我是悲观的，但也乐观。悲观是因为常常看到很多不堪，深知现实的残酷；乐观是因为对美好尚心怀希望，觉得总会有更美好的将来，不能放弃对美好的追求。对新闻业，我也抱着同样的希望。新闻遍地的时代，不管当下能不能写、能怎么写，我们都不能就此放弃对将来能按传播规律写新闻的期待，不能放弃对真相、良知、公平和正义的期待。将来，必有新闻业复兴的一天。这个社会，总要一步步朝前走的。如果我们把视野局限在当下的三五年一二十年，可能暂时看起来不那么乐观，但我们这一辈子不止一二十年更不止三五年，我们一辈子还很长，不能因为这三五年一二十年就不去考虑将来几十年的事情。这个社会，也不止我们这一辈，还有下一辈下下一辈……有些事情现在不能做，不等于将来不能做。如果我们不保持对新闻业务和新闻专业的追求，不去经常练习和琢磨做新闻的方法技巧，不去总结反思过去的不足甚至失败、不去讨论新闻的伦理，将来可以专业而相对自由地写新闻时，只怕会写的人没几个了。正如和平年代国家要有军队、军队要经常演习一样。不能因为现在是和平年代，就完全放弃军队，有军队若不常练武，一旦有战争就极可能打不赢，那就会陷入另一种灾难中。我们可以不打，但身上要有能打的功夫，要有能打的能力。对新闻还有期待，对新闻业尚有期待，琢磨新闻业务、谈论新闻业务就必须日常成一种习惯。这，也就是我坚持写《新闻实战》的初衷，哪怕看起来像个不合时宜的傻子。附上最近几年的一些业务文章：重新定义“新闻现场”报纸已死，新闻长存口炮时天下无敌，实战时一推就倒？｜新闻实战面对副总理，我少准备了几个问题｜新闻实战不要看起来太像一个记者|新闻实战假如有一天我这个老记者失业了，不必同情关于“误人子弟”的自白错失采访副部级巨贪的良机｜新闻实战传播官员的性丑闻侵犯他们的隐私权吗？官员们遭色情敲诈，有些细节没写进报道里｜新闻实战纪委为何爱在节前通报送礼的案例｜新闻实战家里当年穷得叮当响，我却读了新闻系差点被一个副处级干部赶出办公室“文笔好”对新闻记者是羞辱不是赞美｜新闻实战找到罪魁祸首，才是对遇难者最好的告慰报道人祸，“谁该负责”的追问不能缺席如何采访一个县委书记｜新闻实战如何报道县委书记意外死亡事件｜新闻实战镇雄拆迁“画饼”要让群众“飞黄腾达”，结果上万人流离失所近八年常常不敢自问自答镇雄，请善待上万被你们闹得无家可归的老百姓褚朝新：我的写作逻辑是一贯的发工资都难，鲁山财政哪来的715万修雕塑？｜新闻实战“9岁小学毕业”的常务副县长，突击删减了自己的官方简介当年采访厅官袁善腊，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新闻实战拒绝在位的他和答应退休的他，我都无愧新闻不会死，媒体才会死“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新闻实战给官员讲课切莫助纣为虐｜新闻实战采访到了两个市委书记，但采访失败了｜新闻实战

每次看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鹤的消息，几乎都是因为她又在湖北某地的电视问政里发表了犀利的评论。比如最近，她又在湖北黄石市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问政节目中批评黄石下辖的大冶官员耍官威，引发了关注。媒体报道，陈鹤动怒的缘由是：8月28日，大冶的电视问政节目中，居民就冻雨压断水泥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多次通过12345市长热线反映，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当地镇政府经办此事的12345专员胡某还回应称，“那个线挂着，是不影响他日常生活的”。对另一居民反映的门口渣土车抛撒问题，这名专员则抱怨，“你只考虑自己，货车司机怎么挣钱。”正是这样的回应态度，让陈鹤教授在点评环节发飙，直斥这名工作人员“耍官威”。现在敢当众批评官员“耍官威”的学者不多见了，陈鹤还告诉媒体记者说，直播节目没有彩排，在节目中如此评论是自己一贯的风格。查一下媒体的报道就会注意到，此前的电视问政中，陈鹤还曾提醒一些行政部门“干事儿要敢于动真碰硬，承担责任”，怒斥基层干部是“胆大妄为的法官”、“怎么当上干部的”。如今很难找到学者批评官员或官场这类题材的媒体一时间惊若天人，纷纷高度赞扬陈鹤教授。有一个细节，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犀利的陈鹤教授总是只出现在地方的电视问政节目里，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断出现各种远比电视问政节目呈现的问题更严重的问题，更荒唐的事、更影响老百姓生存生活质量的事层出不穷，却很少看到陈鹤教授的身影。陈鹤教授的犀利只存在于电视台的演播厅里，陈鹤教授的敢言只存在于电视节目里，这是奉命问政的典型标志。电视问政里所谓的犀利尖锐，都是地方官授权许可的，而且是权力可以随意掌控拿捏尺度的，这样的批评自然也是安全的。但是，一个对社会真关注的学者，不可能只活在一档节目里，对公共事务发言应该会是常态，而不是只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受到邀请了才发言。我以前也写过武汉的电视问政，采访过当时推动电视问政的时任武汉纪委书记、被问的武汉城管委主任、武汉水务局长、电视台主持人、频道总监等多个环节，非常清楚所谓的“没有彩排”背后的各种游戏规则：主推电视问政的地方主官是导演，其他所有的参与者都只是演员，看似随机自发，其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所以，奉命问政、奉命监督这些把戏都不可能走多远，都只是节目而已。大家可以去查一查，过去电视问政火热的地方，最近几年抓了多少贪腐官员，绝对不比那些没有电视问政的地方地方少，但是被抓的官员没有一个是被电视问政问出贪腐原形的。事实证明，奉命问政并不能真有效监督权力，多半只能在权力允许的范围里有效地替权力教训一下低层级的权力，给主政者脸上贴金，多半只是主政者手里调教下属的一杆教鞭。所以，只在电视节目里犀利的陈鹤教授只是某个地方权力的代言人。若有一天她不再奉命而自发站出来批评权力，那就值得大家尊重了。诸君，看看热闹就好了，别太当真，理性看待。2024年9月2日

这是AI写的一个书评，评的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詹国枢老师的《听凭风雨来》。詹老师自己看后大吃一惊：仔细读来，竟然说得逻辑清晰，头头是道！有朋友甚至认为，这篇AI写作的文章，比大多数同类文章写得好，评价到位！老人家也很好奇：一个没有灵魂的AI（人工智能），竟然可以按照主人意图，去评价一本书?操作者向詹老师介绍了具体操作流程：首先，让数讯AI“阅读”老詹这本《听凭风雨来》；其次，有了这个基础，再和AI沟通写作框架，确定下文章的大致结构，AI便可根据书籍的主要脉络和亮点，写出书籍评论；再由提示词编辑做一些简单精简和精修调整，一篇对《听凭风雨来》的书评，大功告成。这和真人写的书评有何不同?诸君不妨读一读。荐书：一位老报人的思考，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当下“35岁危机”与“职场内卷”频频被提及的背景下，新闻业长期陷于数字化转型压力、广告收入持续下滑、裁员潮此起彼伏的困境，新闻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从业者，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职业困惑：传统媒体的未来究竟会如何？我们该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35岁会成为我们职业生涯的分水岭吗？詹国枢老师的《听凭风雨来》为年轻记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这本书《听凭风雨来》不仅记录了作者在新闻行业的丰富经历，更传达了一种积极面对挑战、勇于创新的精神。坚持学习新技能、新知识，以适应媒体行业的快速变化。从插队知青，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作者通过回顾自己人生的七个关键节点，为读者呈现了一幅个人职业发展与社会变迁相互交织的图景。插队、结婚、读书、进京、挂职、调动、退休——这七个人生拐点，在詹国枢的叙述中，成为了解中国近几十年职场变化的一个切入点。他将个人经历与时代背景相结合，既展现了自身的职业轨迹，又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某些变化。詹国枢的文字既有老一辈知识分子的沉稳，又不乏对现实的思考。他对个人命运的反思，以及对职场环境的观察，体现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媒体人的独特视角。这种结合使得《听凭风雨来》不仅仅是一本普通的回忆录，也为读者提供了思考职业发展的新角度。对于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这本书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对于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人士，它或许能带来一些对职场生态的新认识；而对于即将退休的群体，这本书可能会引发他们对自身职业生涯的一些回顾与思考。在信息快速更迭的今天，《听凭风雨来》是一本值得慢慢品读的书。它不仅是一部个人传记，也是一份来自资深媒体人的职场观察。作者简介詹国枢，四川人，与共和国同龄，老三届高中生。恢复高考后，入读复旦大学新闻系。曾任经济日报副总编辑、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2010年退休后开办微信公众号“码字工匠老詹”、今日头条号“詹国枢”粉丝近70万人，阅读量近3亿次。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也。一本书，半部新闻史在这个“媒体寒冬”频频被提及的时代，詹国枢的故事无疑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媒体人生存课”。从经济日报的普通记者，到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詹国枢的职业生涯恰好跨越了中国媒体行业最剧烈变革的40年。从这个角度来看，《听凭风雨来》不仅是一部个人回忆录，更是一面映照中国媒体变迁的镜子。1982年，32岁的詹国枢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经济日报社。那是一个纸媒独大的年代，“铅与火”的气息还弥漫在每个编辑部。“我本来是学中文的，对经济一窍不通。”詹国枢在书中回忆道。在当时专业分工还不那么细致的媒体环境中，跨界成了常态。詹国枢给自己定下每天必看一份《经济日报》，每周至少写一篇稿子的目标。这种“硬核”学习态度，让他在短短几年内从一个经济门外汉，成长为报社的中坚力量。80年代中期，中国的媒体行业开始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1991年，詹国枢被派往河北挂职。这次经历让他从一个“纸上谈兵”的记者，变成了真正了解基层的媒体人。“下基层的经历让我明白，好的新闻报道必须建立在对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之上。”詹国枢说。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脚底板新闻”成为了优秀记者的标配。90年代初，中国的媒体行业迎来了一波市场化浪潮。詹国枢被提拔为副总编辑，但在随后的几年里，多次被后来者超越。面对这种情况，詹国枢没有选择“怨天尤人”，而是继续埋头苦干。“正因为没有后台，所以才更要努力。”这句话成为了他的座右铭。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詹国枢用自己的实际经历展现了社会浪潮下媒体人的人生百态。进入21世纪，互联网的崛起给传统媒体带来了巨大冲击。2006年，詹国枢调任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从经济新闻到综合新闻，从国内版到海外版，每一步都需要重新学习。”詹国枢回忆道。在新媒体迅速崛起的时代，他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积极拥抱变化，带领团队开始探索数字化转型，努力在新的媒体生态中找到传统媒体的位置。作为一个经历了中国媒体行业巨变的资深从业者，詹国枢对当今媒体环境有着独特的洞察。他认为，现在的媒体行业最大特点是变化快、竞争激烈。“我们那个年代，新闻可能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见报。但现在，新闻的时效性以秒计算。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具备快速反应和持续学习的能力。”对于现在媒体人普遍存在的职业焦虑，詹国枢的建议是：“不要被技术变革吓倒。关键是要坚持新闻的本质。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提供真实、客观、有价值的信息，永远是我们的核心使命。”詹国枢还强调，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人的职业操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流量为王’的时代，真实可靠的信息变得越来越珍贵。作为媒体人，我们的职责就是要为公众提供真实、客观、有价值的信息。”无论技术如何变革，坚持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基本原则，保持持续学习的能力，才是媒体人在这个快速变化的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多维价值观察《听凭风雨来》的价值不仅限于新闻业。打开它，不同的读者，能找到关于人生、职场、社会变迁等多方面的深刻洞见。1.时代变迁的活教材从插队知青到媒体高层，詹国枢的人生轨迹恰好跨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关键四十年。通过他的视角，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这段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那时候，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变革的气息，但谁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詹国枢在书中这样描述改革开放初期的氛围。这种亲历者的描述，比任何教科书都更能让我们感同身受。对于年轻一代来说，这本书无疑是了解父辈经历、理解国家发展历程的绝佳窗口。2.职场进阶的实战指南虽然詹国枢的职业生涯主要在新闻界，但他的职场经验却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从基层记者到高层管理者，他的每一次晋升都蕴含着宝贵的职场智慧。"正因为没有后台，所以才更要努力。"这句话道出了詹国枢的职场哲学。在当今这个常被认为"关系很重要"的社会中，詹国枢用自己的经历证明，实力和努力同样可以赢得尊重和成功。这种观点，对于当今职场中感到迷茫的年轻人来说，无疑是一种鼓舞。此外，詹国枢对终身学习的强调，也为我们应对快速变化的职场环境提供了重要启示。"我50多岁还在学习新技术，为什么你35岁就觉得自己老了呢？"这样的话语，无疑给那些正在为"35岁危机"而焦虑的年轻人以莫大的鼓励。3.人生哲学的深度思考《听凭风雨来》不仅讲述了詹国枢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对人生的深度思考。"人生没有终点，只有新的起点。"这句话体现了詹国枢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即使在退休之后，他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和创作欲。詹国枢还在书中探讨了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而每个人的选择和努力，又构成了这个伟大时代的一部分。这种辩证的思考，为我们理解自身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4.跨代沟通的桥梁《听凭风雨来》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价值：它成为了不同代际之间沟通的桥梁。詹国枢的经历和思考，为年轻一代了解上一辈人的生活和价值观提供了窗口。同时，他对新事物的开放态度，又为老年人融入现代社会提供了榜样。这种跨越年龄的对话，有助于减少代际之间的隔阂，促进相互理解。在快速变化的时代，如何保持自我又不被时代抛弃，是每个人都面临的挑战。詹国枢的经历给了我们启示：保持开放的心态，勇于接受新事物，同时坚守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们不仅要适应这个时代，更要努力去塑造这个时代。"这句话体现了詹国枢积极进取的态度。结语《听凭风雨来》的价值，超出了一本普通回忆录的范畴。它是一部时代变迁史，一本新闻人的职场进阶参考手册，一篇人生哲学随笔，一座跨越代际的桥梁，更是写作力量的生动证明。无论你是刚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还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职场人士，或是已经退休的老年人，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启示。正如詹国枢所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阅读《听凭风雨来》，无疑是开启这一认知之旅的绝佳起点。全书总字数：188千字阅读时长：5至8小时（书很好读，读书快的话，半天时间就能看完）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万万没想到，作为一个自媒体，会被省级纪委跨省约谈。虽然是几年前的事了，但记忆犹新。2019年12月10日，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了《邓伟朝诈骗罪一审刑事判决书》。约10天后，澎湃新闻报道了此案，报道重点集中在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周介铭在2008至2014年间数次收受商人邓伟朝贿赂共计127万元。2017年，生意失败身背债务的邓伟朝开始“反咬”，以向纪检部门举报为由，向周介铭索款1700余万元。受贿127万，结果被敲诈1700余万，这是个好新闻。看到这个报道后，受到触动的我去找到了判决书。这里得给澎湃新闻的记者点个赞——判决书有9万多字，邓伟朝并不是一个名人，能通过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字在9万多字的判决书里发现这样一个有价值的新闻，实属难得。看了判决书，我发现了另外一个新闻点。判决书中提到，2008年6月起，邓伟朝为帮助当年参加高考的唐某3（时任陕西省略阳县县长唐某1之子）就读四川师范大学，多次请托周某给予帮助并行贿周某17万。判决书后面，唐某还以证人出现了，讲述了自己当年如何找邓伟朝运作儿子上学的事。一个县长，让一个商人将自己高考只考了382分的学渣儿子运作进了四川师范大学，商人为此行贿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周介铭，这难道不是县长变相受贿吗？那么，这个县长是谁呢？利用网络搜索，很快我就找到了，判决书中“时任陕西省略阳县县长唐某”叫唐勇，此人后来相继担任过略阳县委书记、陕西省委统战部纪检组长，判决书公开的时候任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商人邓伟朝行贿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周介铭后敲诈其1700余万，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违法商人为什么要用好几年时间、花17万替县长唐勇去运作他的学渣儿子上学的事呢？邓伟朝人品如此不堪，无利不起早，有利死咬不放，其费尽心思替唐勇的儿子运作上学的事情，必然与唐勇有别的利益输送和交换，这个线索值得去追。于是，我从9万多字的判决书中单独梳理出了邓伟朝、唐勇、周介铭运作唐勇儿子上学一事的整个经过脉络，并自2019年12月20日起开始撰文曝光唐勇涉嫌受贿一事。第一篇文章题为《唐公子“蝶变”之旅》，第二篇文章题为《副厅级证人唐勇》，后面，我还找到了邓伟朝在略阳县的公司和运作的几个项目，并在后期的文章中披露了部分。此事，一直是孤军作战，在微信公号上撰文点名道姓追问了半年多，引起不少关注。2019年12月26日，陕西省纪委案件一室一名副主任联系了我，提出见面。12月30日，陕西省纪委案件一室三名官员为唐勇的事情赶赴湖南长沙，他们借用开福区纪委的办案点约见了我……当时担心是圈套，见面前我偷拍下了他们，并第一时间发给了北京的朋友，以防万一。2020年5月11日，因我追问结果，在长沙见过面的陕西省纪委张姓处长回短信说：感谢对我们工作的关心支持，我们对反映唐勇的问题很重视，正按程序开展相关工作，请相信组织，耐心等待结果。期间，微信后台先是有人威胁我，说法院已经将判决书删除，我也应该删掉文章，否则将如何如何之类。我回应：难道法院删了判决书唐勇违法的事情就没发生？你们尽管去告，欢迎来告。不久，又有两人自称受唐勇之托来说情，并明确表示愿意花钱删帖，再次被我拒绝，为此我又写了《唐副部长，欢迎来告》等文章。现在回头看，当时写的这些文章若不是证据确凿、字字句句都很谨慎，只怕也会给自己惹很多麻烦。正因为所写皆有根据，此战中对手软硬兼施但都奈何我不得。关注社会发展的自媒体写作，也得像做新闻那样小心、认真、严肃，不买不卖。2020年6月30日，陕西省纪委监委发布唐勇接受调查的消息。距离陕西省纪委的工作人员到长沙约见我，整整6个月。副厅级的唐勇落马，可能并不是因为我追问的这件事，但在他尚还在位、外界对他毫无关注的时候点名道姓如此批评，陕西省纪委甚至还跨省约谈，说唐勇落马与我的独家发现毫无关系恐怕也不客观。9万字的判决书，里面既没有出现厅官四川师范大学校长周介铭的全名，也没有出现厅官陕西省委统战部副部长唐勇的全名，机构媒体的记者从中发现了厅官受贿反被行贿者敲诈勒索的新闻，我这种前媒体人则发现了隐藏期间的另一个厅官昔日受贿的线索，这都需要有逐字逐句读完9万多字判决书的耐心。当记者做新闻，要有原则也要有悲悯心，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新闻实践处处都是“残酷的斗争”，不要轻信任何一个采访对象，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始终保持质疑和追问的姿态。但是，光有质疑的姿态还不够，还需要有发现搜集甄别有效信息的能力和技巧，很多人觉得调查记者多有江湖气，狭隘地把行事做人大大咧咧、经常聚众喝酒吃肉理解为江湖气。事实上，江湖气更多指的是对社会方方面面有好奇心，三教九流都能打交道，人人都成成为自己的信息源，这种气质对新闻工作很重要。不过，职业记者要有江湖气，也要粗中有细，有足够的耐心、韧性也很重要。2020年10月25日初稿、2024年8月30日修订

曾经有近五年的文章，都是在一张老旧的缝纫机和一个梳妆台上写成的。写作环境之不堪，诸君恐难想象。缝纫机上的写作，是二次进京工作时的事。2018年5月，受邀进京到新京报做新闻业务讲座。得知我进京，南香红老师的团队也临时邀约去交流，第一次见到了南老师。虽然都曾在同一家报社工作，都曾是报社的高级记者，但不曾见过，她离开报社时我还没去。她是特稿写作的标志性人物，是前辈，我常年游走江湖，与各色衙门官员打交道，一直没有交集。讲完课回到武汉后，先后去了湖北的赤壁和西藏。从西藏回武汉没多久，又应一位在山西大同工作的朋友邀请去大同住了几日。中途，接到了南老师的邀请，希望我进京加入她的团队。2018年6月底7月初，在华中科技大学校内的临时居所里，喝了一顿又一顿的送别酒，终于在7月16日启程。头一晚，喝得大醉，据说抱着一起同居了一年的倾城兄哭了三次。那日北京暴雨，飞机备降济南，又在济南喝了两顿酒，次日乘高铁进京。在酒店住了十多日，才把房子租下来。2008年新建的小区，靠近北京西站，大约四五十平，一间卧室，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单独有一个厕所，月租6100元。卧室朝南，与阳台打通，一面巨大的落地玻璃提供了充足的采光，为我后来在阳台上种花种菜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客厅和厨房连在一起，没有地方供我写作，只能选择在卧室写作。临时租住，不想置办家具，看到房东留下一部老式的缝纫机，高矮倒也合适，配了一把椅子，缝纫机就成了书桌。缝纫机就摆在我的床头，

阿彪领着众人准备穿过白马山寨寨门时，突然响起了三声铳响。中间穿着民族服装者白马藏民阿彪当时，寨门口正有三位头戴沙嘎帽、身着白马藏族民族服饰的老人在用白马人独有的迎客仪式欢迎我们这些外来者。一位老人烧了一些纸钱，另一位老人左手端着些不明的豆状物，右手捻起洒向天空，用白马语吟唱着我们完全听不懂的欢迎语……正当大家兴致勃勃拍照拍视频时，铳响了，毫无防备的人们，都被三声铳响吓了一跳。这一次，我是到了甘肃省陇南市文县，参加一个公益活动。活动的组织方，是中国记协和阿里巴巴的公益团队。中国记协自1998年开始对口帮扶文县，与文县结下了26年的情谊，今年阿里公益也参与进来了。陇南，人称“甘肃的西双版纳”，文县，则甘肃的南大门，深山里有野生大熊猫。当地山民说，小时候经常能看到熊猫，近些年少见了，据说只有一百多只了。陇南盛产花椒，逛街时买了一袋红袍花椒，来了一趟陇南，美景带不回去，带点特产回去。除了这些，文县有连片的古村落，百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当地的朋友带路，我们相继去了天池和白马古寨、白马山寨等古村落。阿彪，就是铁楼藏族乡白马山寨的人。文县天池当地在天池边安排民族歌手演唱了网红歌曲《娥嫚》。同行的记者接受当地媒体的采访铁楼藏族乡是东亚最古老部族之一——白马人的重要聚居地。白马民族的独特性主要就是服装和语言，服装的主要标志就是男子的“沙嘎帽”和女子头上的“鱼骨”、身上穿着的花纹、图案等。白马人有自己的语言，自古代代口口相传，没有文字。阿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能歌善舞，头戴沙嘎帽，穿着藏族长裙、长靴，一路随行，不时用悠扬高亢的语调吆喝一声，提醒大家要出发或是到了我们要游览的地方。刚开始大家不熟悉，渐渐明白过来，只要阿彪那特有的白马乐调响起，就是要出发或者到可以打卡的地方了。阿彪在山寨门口唱歌欢迎我们在阿彪的带领下，看了他们的民族舞蹈“池哥昼”，原汁原味。“池哥昼”在白马是延续千年的传统民俗。“池哥”意为山神，“昼”是舞蹈，集“歌、舞、乐”为一体。表演时，锣鼓喧天，热闹非凡，白马人身着特色服饰，舞姿古朴、遒劲、粗犷，极具节奏感，意在祈祥纳福，期盼五谷丰登，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池哥昼演出现场。在上面第四张图片里，不小心看到了自己。说这民族舞蹈原汁原味，是因为一个细节：参加演出的，多数都是年迈的当地老人。老人们演出的时候，旁边一个老汉带着一个七八岁的孩子也在看。突然，小男孩冲着一个正在表演的老妇人喊了一声奶奶，然后挣脱老汉的手跟着舞蹈的老人们转起了圈。表演结束，她们三三两两散去，沿着山路回家去了。这些细节，让我认定这些演员就是当地的山民，并非职业演员。她们跳的舞蹈，就是他们世代相传的民俗，而不是哪个现代艺术家或者民俗专家编排创造的。一场民族舞蹈，演员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而不是职业演员，足见这舞蹈之原始。如今我们去各地的景区，都有演出，但基本都是职业演员，少了那种原始的风情。逛完白马山寨、看完演出，我们夜宿深山里。此行数十人，分别住在两个村子里，一个叫阳尕山村，一个叫李子坝村。从陇南市出发前，就有同行的朋友友情提示，山里条件有限，住的是民宿，大家将就一下。这个预防针一打，就有细心的同行者好心提醒大家，既然山里的民俗条件不太好，建议大家最好在退房时把城里酒店的洗发水、沐浴露、拖鞋等带上。可是，一切都没有按照预想的来。先是一场敬酒人不喝酒的晚宴。一群当地的乡干部相继来唱劝酒歌，唱一段我们喝一碗，谁不饮或不饮完碗中酒，他们就要单独给谁唱，谁敢不喝？。歌唱了一曲又一曲，酒喝了一碗又一碗。幸好是当地人自酿的粮食酒，如我老家的米酒一样，乳白色，醇厚略有甜味，唯一让人受不了的是跟喝啤酒一样涨肚。在白马山寨附近吃罢晚饭，看完篝火晚会，夜里九点多，车在漆黑的山路上缓慢行驶。我住在阳尕山村，九点半左右，终于到达。晚上的归园田居一切都超出想象，阳尕山村人不多，近半改造成了民宿。我住的归园田居，一对中年夫妇经营打理，三层的当地民居小楼，院子里种满了花草，绣球尤多，各色的绣球花开满了院子。房间里干净整洁，毫无异味。好奇心起，趁夜去看了同行的其他人住的院子，夜色里看不到四周的景象，所到之处到处是花，简直是一个大花园。当送我们的车依次熄火，阳尕山村的夜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潺潺的流水声。有趣的是，静静的夜里满耳潺潺流水声，却不见水在何处。清晨早起，才发现归园田居就在山下，整个阳尕山村就在一个山谷里，两侧都是大山。沿着原始森林步道，我爬到半山腰，山上林木葱郁，植被太茂盛，以至于村庄影影绰绰、看不到全貌，只见村庄蜿蜒分布在两山之间，山泉水在村子里四处流淌，几乎每家每户门口都有泉水流过。清晨在归园田居二楼倚楼远眺的少女白天的归园田居，院子里有一株种了五年的绣球，花大如盆。与归田田居老板闲聊，才知我夜宿的房间隔壁的书吧，既能看书也能打麻将。众人听闻，莫不表示遗憾：早知书吧可打麻将，昨晚何必虚度良宵？归园田居门外十余米处，有亭，名曰听泉亭。名副其实，有亭，能听到泉水流过的声音。去过很多地方，也有听泉楼、闻涛阁之类的，多半是只见楼不见泉、只有阁难闻涛。好一个世外桃源，好一个静养休闲的阳尕山村，好一个如花园一般的归园田居……最妙的莫过于当长沙正是三十七八度高温时，阳尕山村只有十九度。清晨起来，略有寒意，真是一个绝佳的避暑胜地。建议此行到文县的有关人士说，之所以介绍大家到文县，就是因为文县的旅游现在商业化还不浓，很多古村落都是原生态的，现在不来，等文旅火了，游人多了，味道就变了。人到中年，对名山大川的渴望渐少了，一是名山大川多数已经去过，二是去过的名山大川不过如此。社会发展，过去文人雅士诗文中的名山大川、厅堂楼榭以如今的眼光看不过如此。比如四大名楼，古人笔下无不巍峨高耸，我们如今所见则不及乡间一栋民房高。三是但凡名山大川，无不游人如织，动辄堵车排队，体验感不佳。初夏时节，相继去了五台山、武当山等地，核心景点皆要排队，人挨着人，人挤人，登高一看，山路上全是人头。人声鼎沸，喧闹不已。对名山大川的渴慕少了，对尚未成为网红的原生态多了期待。看惯了滚滚红尘，对大山深处的寻常农家添了许多亲近感，总想找到山水好人又少的地方。但如今交通日行千里、通讯秒联海内外，想要找到一个山水好且人少的地方，真的是难。正因如此，阳尕山村犹如世外桃源一般存在，让人欣喜，让人留念，让人不舍……此刻，我正在离开文县去往四川广元的路上，人未走远，已经开始想念昨晚那一夜的宁静与清凉。褚朝新2024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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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摄于神农架不知道是记性越来越差，还是事情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事情记不住。很多事情，从未发生过一样，遗忘得很彻底，彻底得都不知道自己已经忘记了什么。真正的忘记，当然是根本就不记得自己忘记了什么。这样的时代，健忘是一件坏事，也是一件好事。忘了，记不住痛，犯过的错还是再犯；忘了，不在心里留下痕迹，少了很多烦恼和痛苦。这样自我安慰，是因为无力，很多想做的事情无力去做，很多想说话的话无处可说，只能忘却一些。无力感，怕是很多内心尚有几分坚守的人都有的吧。书写过的悲剧还在不断出现，揭露过的不堪还在重新上演，当然会觉得无力。忘却了部分，总有忘却不了的。夜深人静，偶尔难免要面对真实的自己问自己一句：活在当下，作为一个弱小的个体，作为一个小人物，如何自处？这一年，这么问自己的时刻似乎比往年多了一些。一直没有答案，一直在找答案。某一日，与几个朋友小聚。有朋友拿着我的书希望我在扉页上写点什么，不知道受了什么触动，写下了一句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话：熬走所有的前辈，自己做前辈。这话，绝非我的原创，在那一刻却被我从内心剔除了其中所有世俗油滑的涵义，吻合了我心头所念。那时刻的念头是，在这纷乱的大时代，小人物如何自处，恐怕唯有坚韧了。这念头，喷薄而出，一发不可收拾，但应是早就在心里酝酿着了，早就默默地在脑子里植下根了，只是轻轻的、柔柔的，自己不曾过早察觉。在某一日的文章里，其实已有痕迹。那日我说，刚强固然可贵，坚韧也十分难得。这念头，部分来自自己。这些年，写了很多重复的文字，像一个男版的祥林嫂一样，反复念叨着一些事、一些话，经常为了一件事半年时间里反复作文数篇甚至十数篇，很多人恐怕看腻了，或许还有人因为这种高频率的重复拉黑了我，但都并不影响我坚持重复。看客们看腻了，对阵的人却不免要经常隐隐作痛。看客们的反应毫无意义，让对阵的人觉得痛才是重复书写的价值所在。重复，如今只怕是我们这些小人物唯一可凭借的了。一次次地喊，一次次地强调，不论新旧不论远近，重复重复再重复，绝不轻易放弃。轻易放弃，只会让日子继续沉沦。那念头，也有部分来自旁人。从2020年春天开始，从李文亮到艾芬，都是小人物，但他们有着一种无法让人忽视的内质惊天动地，那就是坚韧。从在同学群里预警在媒体上公开说“早知道如此劳资到处说”，无不是小人物接力坚韧的光芒在温暖人心。2020年年底，还有一件事让那念头更强烈：一个北京律师，替另一个被捉进去的律师辩冤，义务的，没收一分钱，为了救本来素不相识的同行，他在微博上公布了办案警员刑讯逼供的证据，结果遭到警方投诉，司法局拟给予他停止执业一年的处罚。为了救别人，让自己深陷险境，这位律师一方面准备申诉维权一方面安慰自己：休息一年，未必是坏事。这几年，律师们接力代理了不少“冤案”，救了不少人。冤案发生，多数都是因为刑讯逼供，但这些律师们从来不觉得这是重复的事情，有些律师一个个冤案接着辩，有些案子一代代律师接着辩，这是重复，是一种救人于水火的坚韧。每个冤案的案由不同，每一个冤者的人生彻底被改写，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深陷囹圄、失去自由。这些人的遭遇，对一个刑事辩护律师来说或许大同小异，但对每一个具体当事人来说都是血淋淋的苦痛与真真切切的折磨。这样的事情，替人辩冤者多辩几个，就是多救几个人多救几个家庭。重复的意义，何其重大。大时代下，小人物最容易被碾轧；权力滚滚而来，常常让寻常人无法自保，书写和言说有时候无法面世，即便面世也不能久活，坚持和坚韧必将成为一种美德。不怕无力感，不怕惹来灾祸，一个人重复，一群人重复，一个人重复同一件事，一群人重复同一件事，念念不忘，总会有回响的。2020年12月31日初稿、2024年8月24日修订

江西省万年县县委书记毛奇被举报性侵女乡党委书记的事，以毛主动向省纪委交代问题、接受调查和审查暂告一段落了。但吃瓜群众意犹未尽，难得出现这种既有流量又很安全的话题，必须吃干榨尽，于是在万年县寻找各种能延续流量的话题。果然就找到了，该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吴谦谦的履历，看起来有些蹊跷：吴谦谦，男，汉族，1980年11月出生，江西余干人，在职研究生学历，1996年8月参加工作。吴副县长的官方简历，原来很详细。截图来自万年县政府官网。哎呀，吴副县长不满16岁就参加工作了，这是什么情况？我的微信公号后台，也有好几个热心读者提醒我关注，但这类问题在我这里已经不算什么新闻了。举报毛奇书记的李书记，1983年5月生，2000年7月工作，也就17岁，不满18岁，但我估摸着中专毕业也差不多这个年龄就参加工作。果然，后来李父介绍，她就是师范毕业参加的工作，中专学历。这个不是马后炮，大家看看我7月26日推送的《女乡党委书记之父举报县委书记性侵，省级纪委应尽快介入》一文，当时我就是这么判断的。但这个吴谦谦不同，他是1980年11月出生，1993年9月至1996年7月在江西省婺源茶校茶叶专业学习，这意味着他12岁多就上中专了。减去五或六年的小学、三年的初中，意味着他3—4岁上的小学，小学毕业时9岁多。李书记不满18岁上班，中专毕业，还说得过去，吴副县长不满16岁中专就毕业了，不能不让人生疑。履历造假的官员过去常有，不仅有改年龄的，还有跟我一样初中复读用别人的名字身份的，五花八门，有些人除了性别是真的，其他信息都是假的。据我所知，2016年前后他们内部开始清查干部档案，就档案里的年龄、学历造假等问题做过一轮的清理，经过近些年的内部消化，慢慢处理得差不多了，有的主动向他们所在的组织交代说明了，不予追究，有一些没向组织坦白的，一旦被媒体或者自媒体曝光，都受到了处分。2017年，我就写过一个履历造假的副县长，导致该副县长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中。经过几年的内部洗白和网络的冲刷，这类问题渐渐少了。吴副县长如今还有这种问题，倒是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理直气壮地说：“清者自清，实事求是，可以到组织部门去核实，组织部对干部使用很严格，会严格审核个人事项的，包括年龄和学历。”这事到这里，当地或他本人若不出昏招，多半就作罢了。因此，虽然有很多读者提示我关注，但也没打算写他。正在此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了：万年县政府官网上“政府领导”的介绍中，吴副县长的官方简历突击被删减了，不再介绍他哪一年在哪里上学、哪一年参加工作的，只介绍了他历任的职务。当然，他还换了一张照片，更显年轻了。吴副县长的官方简介被突击删减了。截图来自万年县政府官网。这下大家都炸锅了，既然不心虚，那为什么要删减官方简历呢，若履历造假，被媒体曝光后突击删减官方简历就没事了？最有意思的，万年县现存县委常委10人，其他人包括书记落马后主持工作的县长都没有删减简历，只有吴副县长一个人临时突击删减了简历。“县政府领导”10人，从县长到几个调研员，也只有吴副县长一个人临时突击删减了简历。除了吴副县长，万年县其他所有县委常委的简历都还是原来那样，详详细细。截图来自万年县政府官网。很多人笑了，说这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我老家的话，这叫“捏着鼻子哄眼睛”。吴副县长接受媒体采访时振振有词，初看应对淡定自若，转个身就惊慌失措出了昏招，他不上热搜天理难容啊。吴副县长到底是谁，到底多大了，突击删减官方简历恐怕也回避不了这些疑问。这一次，真正需要上饶市成立调查组了。2024年8月1日

7曰25日，江西省上饶市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的父亲李长柳实名举报，称女儿遭万年县县委书记毛奇性侵，2024年5月23日李与毛发生争执并声称要去省纪委监委举报毛，3天后李被万年县纪委监委带走并留置。很快，上饶市委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关注到网上有关举报万年县委领导毛某信息后，市委高度重视，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进行调查核实，调查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早在6月17日，上饶市纪委监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就发布了李佩霞被查的消息：万年县上坊乡党委书记李佩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向组织交代问题，目前正接受万年县纪委县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李佩霞到底是真的被侵害被迫害还是另有隐情呢？首先，说一说程序问题。李长柳举报县委书记性侵自己的女儿，这涉嫌刑事犯罪，单就刑事案件看，案发地的公安机关介入是没问题的，但考虑到县委书记是省管干部，不管是性侵还是权色交易，江西省纪委都不能坐视不理，应该尽早介入。其次，官场潜规则太多，权力失范害人的现实案例比比皆是，虽然举报的真伪目前还存疑，恐怕很多人已经觉得举报就是事实了。但是，这事确实疑点重重，需要认真调查才行。7月25日下午，有媒体的记者采访了李长柳报道称：李介绍，李佩霞是5月26日被万年县纪委监委带走的，随后县纪委监委来到家中查抄，李佩霞被带走前曾给家人留下一个U盘，并嘱咐这个U盘能救她的命。李长柳在举报视频中放出了3段录音，其中一段录音是李佩霞在毛某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在毛某要求下两人发生性关系的录音。这样的录音，当事人被纪委抓走前才交给家人，其中必有隐情。前几天，我发了《“美女”当官》一文，替一些容貌姣好的女性从政者说话，但有些话没有说透，那就是在当今的官场一个长相稍微好看一点的女性想要干干净净、从从容容当官真的是很难。李佩霞就属于“长相稍微好看一点”的基层女干部。搜了一下，找到了她多张不同时期的照片，但我总觉得这事最终不管结论如何，她都算是受害者，照片不应该被公布。说一说她的简历吧：李佩霞，1983年生，2000年参加工作。从年龄算，17岁参加工作的李佩霞大概率没有上过大学，高中毕业或是中专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学历不高。2014年8月，年仅31岁的李佩霞从万年县妇联主席调任裴梅镇镇长，她应该是不足30岁就已经是万年县的正科级干部了。2016年年底，时任裴梅镇党委书记的余选强调任县发改委主任后，李佩霞接任了镇委书记。随后，她又被平调到上坊乡任乡党委书记。毛奇，2020年才从上饶团市委书记的位置上调任万年县当县长。2021年7月，毛被重用为万年县委书记。几乎就在毛被重用为县委书记的同时，万年县发布了一则干部任前公示称，时任上坊乡党委书记的李佩霞拟继续担任乡镇党委正职。算一算，从2016年开始担任裴梅镇镇委书记到她被万年县纪委调查和审查，她在乡镇党委书记的岗位上已经干了七年多，正科已经十年多。李的这些从政履历，供大家判断此事时参考，我暂时无法说得太透。媒体报道称，李长柳公布的录音中有一段录音显示，李佩霞在毛某办公室汇报工作时，在毛某要求下两人发生性关系的录音。工作时间，县委书记若是在办公室性侵女下属，这简直是禽兽，无法无天到了极点。县委书记的权力之大，足以让很多受害人不敢反抗，这是当下不用过多解释很多人就能明白的一个可怕现实。媒体报道还说：李父提供的另两段录音，是毛奇两次打电话给李佩霞要求李半夜去其住所聊天喝茶的通话录音，在电话中李佩霞多次以生病为由推脱并表示自己害怕“我怕你会忍不住”，但毛反复说“不干嘛”。“我怕你会忍不住”，这种话很太容易让人对“性侵”存疑，李佩霞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心路历程，两人的关系到底发展到了哪一步，到底是性侵还是别的性质的违法违纪行为，江西省纪委应该立即介入。权力失范后胡作非为，使人失去抵抗的能力，无力反抗，这很可怕；权力失范后胡作非为，使人不仅失去抵抗能力无力反抗，甚至使人连抵抗的本能、反抗的意识都彻底丧失，不敢反抗，甚至被迫顺从，更可怕。李佩霞托父举报县委书记幕后，究竟是哪一种可怕呢？他们到底为什么发生争吵，李佩霞到底为什么到自己失去自由前才托家人举报毛奇，这些问题也不能不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这样的质疑，肯定会让有些人不适，但从目前已知的信息看，已知的录音证据恐怕仅仅只能证实两人发生了性关系，但很难判断到底是性侵还是什么别的性质的违法违纪行为。疑点重重，江西省纪委应该介入调查，不能仅仅只让上饶市调查。2024年7月26日

2023年5月20日，一个曾经打过交道的官员落马，让人感慨。今天不打算写与他的交往，而是要讲新闻业务，说一说人物专访尤其是官员专访的风险问题。2022年9月7日，湖北省纪委监委通报了武汉市政府原党组副书记、常务副市长袁善腊被双开的消息。通报说，袁善腊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与他人串供堵口，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由他人支付其私人宴请费用；违背组织原则，瞒报个人有关事项；为官不廉，家风不正，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力，为亲属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土地开发、公司经营等方面谋取利益，利用“影子公司”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大搞“期权腐败”“隐形腐败”。看完真的是后怕。后怕不是因为我与他有私，而是因为曾经专访过他，专访他的报道曾经白纸黑字刊登在报纸上。那是2014年的2月18日和19日，我两次与袁善腊面谈。2014年2月18日，他武汉市老促会的办公室接受我的采访。此前，我们也算打过交道。2009年，曾为湖北首富的兰世立创办的东星航东出现危机，航线被停飞，武汉市政府提出让国航收购东星航空被兰拒绝，随即东星航空被破产重组。兰世立当时已被监视居住，失去了自由。2009年3月，我连续在武汉写了多篇报道，还原官商交恶的经过，其中还有一些报道批评了政府手伸得太长，干扰了民营企业的正常经营运转。有一天，我去武汉交通委找该委时任办公室主任老覃联系采访，突然听到该办公室一名工作人员接电话时说“领导们都在楼上会议室开会”，立马起身赶去会议室。刚到会议室外站定，就听到袁善腊在发火：封杀那个新京报，居然批评我们政府的决策，封杀……武汉市委宣传部一位熊姓副部长连忙解释：袁市长，新京报很有影响力，不能封杀，还是要积极引导。熊副部长，我认识，他曾在我工作过的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任过总编辑，算是比较了解当时的媒体生态。会议散场，我堵在门口拦住了袁善腊，递给了他一张自己的名片并笑着说：袁市长，我就是您刚才说的要封杀的新京报记者，想跟您聊一聊。时任新闻处长老王认识我，赶紧上来拉住我说：朝新，采访的事找我……于是，袁善腊在一群官员的保护下迅速进了电梯离去。后来在武汉的西藏印象见袁善腊时，我提起此事，他尴尬地笑了笑，说记不得了这件事了。2011年，正任常务副市长的他遭兰世立举报，深陷舆论争议之中。身在狱中的兰世立实名举报称，曾主持东星航空破产案的袁涉嫌挪用公款、索贿等6个问题。当年12月，湖北省纪委宣布，经调查袁不存在兰举报的问题。不足半月，袁辞去所有党政职务，从副市长的职务上“裸退”。我去联系他采访时，他尚未到退休的年龄，即便不任实职，也可去人大政协再干几年，却去了武汉市老促会当主任。专访中，他表达了很多无奈，认为自己在处置民营航空公司东星航空破产的事情中纯是公务，自己没有任何问题。2014年2月18日，摄于他当时任会长的武汉市老促会的办公室。万幸的是，当时我们之间还有以下的对话：我问他：“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湖北省纪委公布的兰世立举报你的调查结论的措辞（湖北省纪委当时通报说，“袁善腊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袁善腊说：“注意到了，当然，我希望调查结论能理直气壮、明确是针对东星航空破产案的报复诬陷就更好。事实上，兰世立举报我的当晚，我就起草了一份声明准备回应。我主张回应强硬一些，但也有领导建议温和一些。即便如此，到了晚上11点，我还是接到通知，上级领导考虑到网络事件的敏感性，回应声明不发布了。”我觉得他没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于是追问：“湖北省纪委在调查结论里说，‘袁善腊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这个措辞可能被解读为你袁善腊虽然没有兰世立说的那些问题，但不排除可能存在其他问题。“袁善腊说：“调查结论出来后，省纪委的领导跟我面谈了一次，他告诉我：老袁，对你的这一次调查是穷尽一切方面。省纪委查了我的家产，包括房产、银行存款等等，不是只查了兰世立举报的6条，最后结论是我没有问题。”我又问：“你这个级别的干部在这个年龄裸退，在官场十分罕见。以我对官场的观察，还是不太能相信与举报无关。”袁善腊回答说：“出于服从大局的考虑，我一直不能出来理直气壮地说话。但是，在东星航空破产案中，我的行为是职务行为，不是我个人有什么失误，但是最后是我一个人承担了最大的压力，很心寒。这件事，促使我下决心，坚决辞职。”当年若没有当面问出“你袁善腊虽然没有兰世立说的那些问题，但不排除可能存在其他问题”的这个问题，如今看了湖北省纪委的通报，我恐怕会无地自容。即便如此，现在回头看，当时没有去找湖北省纪委核对这些信息，仍是有重大疏漏的。从湖北省纪委最后的通报看，袁善腊的贪腐问题相当一部分是他裸退后发生的，也就是通报说的“期权腐败”，“影子公司”、“隐形腐败”这些通报细节，也说明了袁善腊贪腐手段之隐蔽，当时应该是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此一时彼一时，是一个客观原因。试想，如果湖北省纪委当时不是说“袁善腊同志不存在兰世立举报的违纪违法问题”而是说“袁善腊同志没有违纪违法问题”，那如今就无法自圆其说了。所以啊，湖北省纪委当时主笔写这个通报的官员是个聪明人，给自己留了余地，也给湖北省纪委今天查处袁善腊埋下了伏笔、留下了舆论上的退路。这些年，被抓的官员太多了，这些被抓的官员在任时没有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个贪官，不少人被抓前还在大讲廉政建设，自我包装甚至自我美化，他们说谎就跟一日吃三餐饭一样稀松平常，且扯谎成了习惯，与他们对话要高度警惕、时刻保持清醒，除了要多问为什么，还要多质疑，不要轻信，否则，很容易掉到坑里。人物专访尤其是官员专访的坑，深不见底。所以我认为，专访官员是风险最大的一种新闻题材。多对采访对象提出质疑，是自我保护，是规避风险，其实也是记者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做新闻，永远都会有遗憾，需要不断的总结经研究教训，不断反思不断提高，这也是我写《新闻实战》这个专栏的一个初衷。2023年初稿，2024年补充修订

没有把稿子事先给他看。尽量不让采访对象事先审稿，不是我个人的决定，而是所在报社多年的传统与原则，相传几代记者，延续至今。摄于2013年8月但是，这一次他再次提出报道刊发前给他看看，我心里动摇了,

因为美就要遭受莫名的指责，那长得好看的人就都不能当官了。这是对美的歧视，也是嫉妒。说明：本文选自2020年出版的随笔集《我，其实还想进步》，授权本公号独家发布。

几日前写的《“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新闻实战》（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一文，阅读的人不多，但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部分争议，源自发起争议的人根本没认真读或读不懂我的文章，所以没有回应和讨论的价值，部分则将讨论延展到了新闻价值的话题上，正好是我“重新定义新闻”时要写的一个话题，值得回应并延展讨论一下。写小说的王继老师转发《“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新闻实战》一文时说：新闻不为人知，就不是新闻，即使客观存在，但它的全部价值在于人知。金矿客观存在，但不被人发现，它就毫无价值。新闻和金矿一样，它的主体是人。在中国，人非人时，别说新闻，人性、道德……都在渐渐死去。难得，文学圈的人会来关注这个关于新闻业务与理论的文章。不过，讨论新闻理论和业务显然不是擅长写小说的王老师的长处，但是，王老师提到了新闻学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新闻价值的问题。新闻不为人知就不是新闻？在我这个如今只能将关注社会的热情转移到琢磨新闻理论的前媒体人看来，新闻不为人知也是新闻。用刚装了工业油的油罐运输装载食用油，这个事情只要发生，就是新闻，不管有没有被记者发现、有没有被媒体报道。这个新闻，不管有没有被记者发现、有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其对人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吃了这些油的人已经受到了影响，哪怕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吃了这样的混装油，他的健康已经客观受到了影响。如果我们把油罐车事件当做观察样本就很容易发现，新闻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有没有被发现有没有被报道出来，其对人的影响已经发生。正是因为有这些前期已经发生的对人的影响，才使得这个新闻有后期的传播价值。如果没有前期这种不需要媒体报道就已经客观存在的对人的健康的影响，那后期的传播价值就会大打折扣甚至失去传播价值。比方说，油罐车装载的食用油对人没有任何危害，那这个事情不管有没有媒体报道就都可能不是新闻，也没有传播价值。所以，一个事件本身是不是新闻，与有没有被报道出来没有太大关系，而与事件本身是不是关系到公共利益有关。而这个“关系到公共利益”，并不是记者发现、媒体报道出来之后才有的，而是事件一发生就天然具备的。因此，新闻是客观存在的，其后续被记者发现、被媒体报道出来，只是新闻的延续和发展。新闻的全部价值并不全在人知，新闻与人的关联和影响，是新闻一发生就已经有了的，并不是新闻被人知且传播之后才有的。王老师关于金矿的比方很不利于支撑他的观点，金矿不为人知也是金矿，金矿没有被人发现之前确实不会对人产生影响，但油罐车混装工业油和食用油这个新闻即便没有被人发现也已经对人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这就是新闻与金矿的区别。新闻一旦发生就天生带着对人的影响。新闻没被发现前，新闻的当事人、关联方都已经受到了实质性或潜在的影响，即便这个影响有时候当事人是明知的有时候却是被蒙在鼓里的。一个新闻传播价值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新闻在尚未被传播前对人的影响的大小。其对人的影响越小，传播的价值越小，其对人的影响越大，传播的价值越大。前不久，我写过湖北大悟县一个村庄里百余村民被人冒用身份注册工商资料的事情。这个事情被我写出来广为人知之前，对当事人的影响已经客观存在，很多被人冒名注册了个体工商执照的村民因此不能享受低保、申请大病补助等政策。我写不写这件事，这个影响已经早就存在了。如果这些冒名注册的个体工商执照不对村民们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那我多半不会写，或者写出来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大的影响。我披露该新闻后，数十家机构媒体纷纷跟进报道。正是因为新闻对人的影响并不受制于是否传播就已经存在，后期才有写作和传播的价值。记者发现并报道新闻，可以帮助很多人认识到新闻的价值，但新闻的价值不是被记者或媒体创造出来的，而是天生的，被记者和媒体创造出价值来的所谓新闻，多半是假新闻。大悟村民身份被冒用注册个体工商执照这个新闻，经过自媒体的发现和机构媒体的二次传播，让更多人注意到了，新闻本身对于村民这个新闻当事人群体的影响随即被改变，地方政府介入纠错、恢复村民们的“自由之身”、涉事官吏被问责，新闻对村民们的不利影响被极大消除之后，传播价值渐小。所以，新闻对人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大悟这个新闻没有被人发现时对村民们的影响，经过自媒体的发现和机构媒体的报道被有效地改变了，这是新闻传播的价值。新闻是客观存在的，新闻的价值与新闻传播的价值有重叠之处，但并非完全一回事。新闻本身的价值和新闻传播的价值一脉相承，新闻的传播价值是新闻价值的延续和发展，新闻价值经过传播之后会被改变。新闻经过大众传播，其客观存在的对人的影响会被无限扩大，就形成了传播影响力。新闻传播的影响力，与新闻本身的影响力密切相关但也不是一回事，后期传播的技术、渠道、形式等对新闻传播影响力的影响更大。参与讨论的读者中，还有些人重复了我的另一个观点：有些人说新闻已死，其实说的是媒体已死。我之所以要纠正“新闻已死”这个说法，是因为太多人混淆了新闻与媒体的概念与区别。新闻一直客观存在，不管媒体存在不存在，只要被人写出来就能形成传播并引起社会关注。哪怕写出这个新闻的人不是记者、发布这个新闻的平台不是机构媒体，但新闻因为其自身有价值，一经写出、一经传播，必然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形成传播效应。新闻已经改变了过去完全依赖媒体传播的老路子，形成了新的传播路径，所以媒体若死了会使得新闻传播的渠道减少，并不等于是新闻死了。2019年年底，曾作文点名揭露一个在位的、曾担任过县委书记的副厅级官员涉嫌受贿，早期没有一家机构媒体跟进，孤身一人作战，但依然引起了关注和重视，有关部门派员到湖南与我见面了解了情况。半年之后，该官被抓，才有机构媒体跟进。其实，诸君都可以写，每个人都可以并应该力所能及地发声，尤其是读书人，只要实事求是就行。很多人把新闻等同于媒体，恐怕很大程度上想推卸自己对社会的责任，认为批评监督社会的责任全在媒体与记者，而自己不是记者所以不必承受不发声的良心谴责和社会压力。让更多人明白，发布信息的门槛极大降低，今日之新闻虽仍很大程度依赖机构媒体记者的发现和传播，但已经不完全依赖机构媒体记者的发现和传播，别总指望媒体和记者站出来发声，人人皆可皆应站出来发声，这就是我“重新定义新闻”的价值所在。褚朝新2024年7月12日

经常听到各种人说“新闻已死”，让我这个在新闻一线曾做了十七年新闻的前媒体人莫名惊诧：新闻怎么可能会死呢？新闻，经常被狭隘地定义为被媒体报道出来的那些信息。经过近四十多年、几代媒体人的新闻实践，新闻早就应该被重新定义了：新闻不仅仅是指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信息，也指所有具备新闻传播价值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有些被媒体报道出来了，有些没有被报道出来。被报道出来的，是新闻，没有被报道出来而具备新闻传播价值的，也是新闻。在新闻传播平台集体没落的当下，重新定义新闻显得尤为必要。2006年年底，我决心离开工作的第一家媒体的动因，就与一则新闻有关。当时，我在报社的教卫新闻部分管高校和医疗两条新闻线口，部门主任辞职，我与另外一位副主任轮值负责部门的业务。有一天，跑医疗线的记者得到一个线索：某初中的孩子集中到当地儿童医院测智商，有一些孩子测的分数明明比较高，但家长要求打低分。医生不解，问原因，家长说，孩子成绩不好，老师觉得孩子拖了班级后腿，会影响班级名次进而影响到老师的奖金，因此要求家长们带着孩子去医院测智商，如果孩子能在医院开出一个弱智证明给学校，那孩子就可以不纳入考核，将来成绩不好也能顺利拿到毕业证。什么是新闻，这就是新闻，不管有没有被记者写出来，也不管有没有被媒体报道出来，这件事发生了，新闻也就客观存在了。当时情绪高昂，策划准备做连续报道，将跑教育和医疗的记者动员起来合作，还带着他们一起去医院学校采访。结果，报道居然在我轮休不值班的时候被叫停了。上班后的第一个编前会上，我问叫停报道的副总编辑：什么叫新闻，这就是新闻，我们不做这样的报道做什么样的报道？虽然我坚持，报道也只勉强刊发了头几篇，草草收场。这事给我极大的冲击，也让我动了辞职的念头。这样的新闻都不好好做，还叫报社吗？我只想好好做个记者写新闻，而那里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写作空间了。从进入媒体的那一天起，在我这个新闻科班出身、希望一直能在新闻一线实战的传统新闻人眼中，新闻就不仅仅是指那些被媒体报道出来的，而也包括那些具备传播价值、已经发生但并未被记者写出来、未被媒体公开报道出来的事情。最近，新京报报道了一些企业的油罐车刚运完煤油后根本不清洗油罐直接运食用油的事，这个消息一经发布举国震惊。在我看来，这件事不管有没有被新京报的记者韩福涛写出来，也不管有没有被新京报最终刊登报道出来，这件事一旦发生，这个新闻就已经形成。有没有记者写出来、有没有媒体刊登报道出来，都不影响一个新闻是新闻。再看湖南华容县洞庭湖大堤溃口的事情，大坝一旦溃口，不管当地是否允许媒体采访、是否允许当地的公职人员接受媒体采访，也不管当地人是否被允许自由发布信息，新闻已经出现并存在了。这些新闻事件已经发生存在，媒体记者要做的是弄清楚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现状是什么样的、影响是什么，部分媒体记者还会研判新闻发展的趋势和影响。记者是否采访是否写作，媒体是否发表有关这个新闻的文字、视频、音频，都丝毫不影响“刚装了柴油或者汽油的油罐车装食用油”、“洞庭湖大坝溃口”这些新闻本身的存在。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他们从媒体上看到的叫新闻，但在专业的新闻从业者看来，一个事情发生后只要具备新闻传播价值，新闻就已经存在了，后期媒体记者的采访写作刊发都只是把新闻呈现出来了，而不是制造了新闻。只有假新闻，是被人制造出来的。假新闻，意味着没有真实发生某件事，是人杜撰编造出来的，真新闻不是杜撰捏造出来的，是自然发生客观存在的，媒体与记者只是发现者和呈现者，我有时候也将其称为“生产者”，但此处的生产并非无中生有。新闻生产者也是匠人，但与一般生产物品的生产者和匠人又大不同，新闻生产者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采访和写作技巧将已经真实发生的事情精准、立体地呈现出来，一般的匠人则是从无到有制造出一个物件。这里有一个新闻学的概念也有必要厘清一下，那就是何为策划新闻或新闻策划。专业的新闻策划，绝不是凭空杜撰捏造出一个不存在的新闻事件，而仅仅是指在如何采访、如何写作、如何有步骤有策略地刊发新闻、如何将消息与通讯、评论等文本形式有效结合起来等技术层面进行人为的设计与安排，包括等待新闻刊发的时机、根据新闻事件的进展随时更新报道策略等等。简而言之，一个新闻发生后，正常的新闻策划是组织布局试图将新闻从不同角度、不同的层面更丰富全面立体地呈现出来，而不是无中生有捏造和杜撰。当然，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一些所谓的新闻策划，就是无中生有、制造假新闻，假新闻的所有技术操作都是不光彩的策划。弄清楚什么是新闻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讨论有关新闻的其他概念。什么是新闻发现？新闻发现指是一个新闻发生后被一个记者注意到了，然后经过采访、写作及报道出来；什么是新闻敏感？新闻敏感是指一个新闻发生后，一个记者察觉到了它独有的新闻传播价值、知道它是一个新闻。如果新闻只能是被写出来并被报道出来的消息，那新闻发现和新闻敏感就很难定义。正是基于上述对新闻的理解，我近些年一直在说“报纸将死，新闻长存”或者“报纸已死，新闻长存”。这两个题目，是我近些年经常在大学和媒体讲座的题目，也是我重新定义新闻的一个业务实践。说“报纸将死”或“报纸已死”，也并不仅仅是指报纸，而是指所有的新闻传播平台，报纸、电视、电台、杂志、网络等传播渠道，只要标榜自己是新闻媒体而不生产真正的新闻，都将死或是已死。这样的所谓媒体，死掉也毫不可惜。新闻从来没有死，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当下正是一个盛产新闻的年代，只不过被写出来被报道出来的少了。正是因为新闻没死且长存着，只是媒体死了或者是暂时死了，所以一旦有有媒体短暂复活或回光返照一下，就会有新闻被呈现出来。如果新闻都已经死了，那媒体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新闻长存，只是因为特殊的管控被写出来的新闻越来越少了。如今，少数媒体偶尔能回光返照一下，自媒体偶尔也能专业地表现一下，将来新闻环境回归正常的希望也还有，媒体能按照新闻规律写新闻的希望也还有，新闻采访写作的手艺也才有继续练习的必要，新闻学院才有继续存在下去的价值，新闻学教育才有继续办下去的价值。如果新闻真的死了，这个世上没有新闻了，那媒体也就完全没有存在的价值了，关于新闻采写的手艺也就不必练了，新闻学院和新闻学也就都没有存在的价值了。新闻与新闻业，显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新闻客观存在，新闻业能不能将新闻呈现出来都不能否认新闻的存在。所谓的“新闻已死”，多半是指“新闻业已死”或者“媒体已死”，而不能真指“新闻已死”。“新闻已死“这种话，外行说一下就算了，业内人士不应该跟着外行瞎起哄。“新闻已死”的谬论，可休矣。褚朝新2024年7月9日附上最近的一些“重新定义新闻”的业务文章，供大家参考。重新定义“新闻现场”报纸已死，新闻长存记者证与舆论监督|新闻实战采访到了两个市委书记，但采访失败了｜新闻实战

在机构媒体工作了十六七年，常常单兵作战，习惯了独来独往，欠缺团队合作的意识，难免会遇到力有不逮的情况。那年的8月初，经编辑部批准，准备写写某省多名省部级官员和大量厅官密集落马一年后的变化和遇到的新问题。据我所知，当时该省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好，在全国几乎垫底，我很想知道该省省委大换血一年后政治经济形势究竟如何、经济形势到底差到了什么程度、反腐与发展经济这两者是如何相互作用与影响的。“反腐是否影响经济发展”的疑问，自从2014年开始就一直在我脑海里。那年的3月，我曾在北京就这个问题当面问过该省时任省委书记。他说不影响，但没有具体的解释。到省会城市后，先见了时任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等官员，了解反腐与官场人事的基本情况。这一块当时比较熟，很轻松就大致搞清楚了当时政治生态的情况。随后，就是要搞清楚经济形势到底如何以及反腐给经济发展带去的影响。也就是这一点，当时难住了我。当记者很多年，从没有做过经济报道，在经济金融领域几无知识储备和积累，一时间无从下手。没办法，只好按照过去写时政报道的经验，约地方主官们谈。首先想约的是时任省长。省长答复，欢迎关注，但不愿意就经济形势的问题接受采访。随后，试图约地级市吕城的市委书记。吕城被该省定性为“塌方式腐败”，当时经济形势非常不好，但数月前曾接受过采访的市委书记不愿再接受采访，市长当时空缺，常务副市长也不愿意接受采访。无奈，只好选择去吕城下辖的方县。当时听说方县财政紧张，连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了。经过前期的沟通和联系，方县的官员们也不太愿意受访，但我执意要去看一看。去的路上，时任县长一直不接电话。不过到了方县后发现县长带着财政局长、统计局长等经济口的官员们已经候在会议室里。他们并不承认已经发不出工资，只说正在争取保工资、保运转。他们提供了大量的数字数据，但我对这些数字数据毫无概念，完全听不出头绪。经济形势不好的地方，

在《报纸已死、新闻长存》（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全文）的年代，惨烈的事故中常常会有有心人发掘出催人泪下的故事。5月1日2时10分许，广东梅州市梅大高速茶阳路段发生坍塌事故，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事故发生后，福建老人下跪拦车的感人故事被广泛传播。图片来自央视和网络新闻讲究真实，这些故事若是真实发生的，

2011年初夏，摄于故乡。清明节，回乡扫墓。从城里回村，沿途的农田里随处可见在烧纸钱、放鞭、放烟花的人。我的故乡是平原，一马平川，连丘陵都没有，国土面积只有近600平方公里，但人口有五六十万，是全国人口密集度最高的县市之一。我们村，更是人多地少，一个六口之家，一般只有一亩三分地，且分散在三四处，土地之少可见一斑。土地如此之少，但老家祖祖辈辈的传统，人老去后葬在自家农田里，或者是葬在未出五服的叔伯族人的田里。大概正是因为土地金贵，过去老家人去世后都是土葬，不立碑，三代人左右的时间坟自然就平了，还原成农田继续耕种，所以我们村近一两百年的时间里耕地从来没有因为土葬占用而大量减少。十多年前，老家开始推行火葬，但当时执行得并不严格，有一些老人在去世前留下遗嘱希望土葬，子女们为了遵从老人的遗愿也会想办法让老人最终土葬。近些年，必须火葬禁止土葬的所谓殡葬改革执行得似乎严格了，县里连棺材都不允许制作销售了，村里近几年几乎再也没有听说谁是土葬的。春节前后，先后有一位堂兄和一位堂伯父去世，都是火葬。但是，在农村强制推行火葬的好处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来想去，找不到农村火葬比土葬好的理由。过去土葬，棺材直接埋进土里，数十年近百年之后，棺材等自然腐烂，耕地还是耕地，丝毫不影响耕种。以我家为例，我的祖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去世了，土葬的，我记事起就没见过祖父的坟，推算起来应该是在在短短三四十年的时间里就自然平掉了。我的祖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去世的，我当时刚上小学一年级，土葬的，没有立碑，前些年大哥二哥培过一次土，坟因此至今还在，但只是一个土包。老老（我们老家把祖父母的父母喊为老老）们以及更早的祖辈们的坟，也是早就自然平掉了，这些祖辈去世后所占的耕地早已恢复，继续种粮食种蔬菜。这就是故乡的过去：人死土埋，然后经过数十年近百年的自然演变，坟平田归，栽粮种菜。如今情况大不同了。人死后先送到火葬场火化，然后骨灰带回农村下葬。下葬前，在耕地里挖好坑，坑里用砖和水泥修建成墓穴，然后把骨灰盒放置到墓穴里。然后盖上石板，或者用砖头水泥封穴，再在上面覆盖土。人到中年，近些年回乡奔丧时已经无数次目睹这样的场景。每次我都会站在现场暗暗忧虑：长期这样下去，几十上百年之后，耕地下面的水泥砖头将来会越来越多，将来我们村本就不多的耕地下将遍布水泥砖头甚至是用混凝土修建的暗堡。火葬在农村里成为主流之后，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村里坟头前立的碑越来越多，一旦立碑，坟头就很难自然消失，有的人家甚至在逝去的亲人的墓前修起小院子，地上也大面积硬化，耕地逐渐被侵蚀。不难想象，若长此以往，人多地少的故乡地下将暗堡遍布，田间墓碑林立，将来可耕种的土地将越来越少。2024年4月8日

3月20日，针对网传湖南省洞口县政协主席尹某龙涉嫌嫖宿幼女一事，该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欧阳佑春接受大河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根据公安通报，网传嫖宿幼女一事不属实，对方属于嫖娼，对象是14岁以上。更早一点接受媒体采访的是洞口县的县委书记，该县县委书记吴韬接受采访时称“嫖宿幼女一事不属实”。综合洞口县两名官员对媒体的表态我们基本可以断定：尹主席是嫖娼，嫖的不是幼女，而是满了14岁的。像洞口县的县委书记、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这样的地方官员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介绍地方官员涉及的丑闻，从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以及信息公开的角度看是值得鼓励的。因此，我认为这两位地方官员具备基本的媒介素养，比大多数地方官员要强。过去，一个地方发生丑闻，官员们都避而不谈，于是谣言四起，以讹传讹，最后官方被迫站出来辟谣，但此时已经没人听或者是没人愿意相信了。新闻发生后，愿意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的官员都值得肯定与鼓励。从这件小事看，洞口的官员的思想是开放的。洞口的开放，2019年就听说过了。当时我初到长沙，几个湖南的朋友在酒桌上讲了一个段子介绍洞口：过去，湖南境内的高速公路凡经过洞口县的，洞口县境内两侧都会有很多广告牌，上面写着“开放的洞口欢迎您”。开放的洞口欢迎大家，开放的洞口也自然会受大家的欢迎。不过，县委书记和人大主任向媒体介绍的情况略有差异，表现出的媒介素养的高低也略有不同。嫖娼与嫖宿幼女，性质完全不同，一个要接受治安处罚，不会坐牢，另一个则触犯刑法，可能会被判刑坐牢。明知真相的官方不说清楚到底是嫖娼还是嫖宿幼女，民间的传闻就会越来越多。明知真相的官方若故意撒谎，政府的公信力就会进一步沦丧。所以，愿意接受媒体采访值得鼓励，能更精准地说清楚一件事更值得鼓励。县委书记说“嫖宿幼女一事不属实”，可以理解为既没有嫖宿幼女也没有嫖娼，也可以理解为人大主任说的嫖娼了但不是嫖宿幼女，这样就给公众留下了进一步猜测的空间，一旦有些人误以为县委书记说的是既没有嫖宿幼女也没有嫖娼，而将来公安机关若公布说尹某龙嫖娼被治安处罚，那很多人会觉得县委书记撒了谎，引起新的舆论。从这个角度看，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说得更精准，相比之下这位人大主任的媒介素养表现得要比县委书记稍微高那么一点点。回到尹某龙身上，其实还有些别的细节值得关注。这个细节，将给主席嫖娼这个新闻带来重要的延展空间。官方简历显示，尹某龙1972年出生，2001年就担任团县委书记，2003年开始相继在三个乡镇担任过党委书记，2012年担任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2017年担任副县长，正科至少干了16年。值得关注的细节来了：2021年，既不是常务副县长也不是常委副县长的尹某龙直接当上了洞口县政协主席。一个县在职的正县级岗位很少，除了县委书记、县长，一般剩下的就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政协主席。偶有一些县委副书记也是正县级，但县委副书记这个岗位本身并不是正县级。因此，虽然政协主席不是一个权重很大的职务，但属于县级官场屈指可数的正县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岗位。在这种大背景下，让一个没有进常委的副县长直接当政协主席，在近些年的县市区官场上实属罕见。以我老家县为例，近几届的政协主席都是县委常委在退休前两三年才转任的，现任的政协主席更是常务副县长转任的。普通副县长直接当政协主席，我县历史上近二十年都没有过。别说县市区，就是地级市的政协主席，一般也是重要岗位的市委常委才有机会竞争，普通的副市长几乎不可能直接担任市政协主席。尹某龙能从未进常委的副县长直接跃升到县政协主席，在洞口官场乃至邵阳官场应该都是有一段可讲的故事的。最后，聊一聊嫖娼的尹主席会被如何处分。《治安处罚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卖淫、嫖娼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党员有嫖娼或者吸食、注射毒品等丧失党员条件，严重败坏党的形象行为的，应当给予开除党籍处分。《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第三十一条

【此文写于2016年11月，当时还在报社工作。两年后，辞职离开工作了近十七年的媒体。如今，赋闲已经五年多，回头看这篇小文章，颇有感慨。有些事早料到了，有些事出乎意料。不后悔，不食言，坚韧地活下去】记者节又来了，不能免俗又要说几句。说什么呢？想来想去，最近几年关于媒体最热的话题恐怕是媒体的衰落与媒体人的转型。对于我这样还守在传统媒体且还在一线的人来说，最有必要说的可能是需要表明个态度：假如有一天我失业

不知不觉，新闻业务专栏《新闻实战》写了已近百篇，有十余万字了。做任何事，只要坚持，即便是不求回报，将来总能多少有些收获。就像一个刀客，坚持某个套路练久了，自然就能练成一套属于自己的刀法。坚持写了十多年的新闻，如今不写新闻开始总结如何写新闻的业务技能，其中不可言说的苦衷，不必我明说，能懂的自然懂，不懂的也就不需要费心去解释了。有的人懂，但心里不免还是会生出一些不理解：大势已然如此，还在做这些无用功，不自量力。年轻时初入江湖，所遇之人都陌生，人人皆是前辈，所经之事都新鲜，事事都一知半解或完全无知，遇人历事都无半点经验，更无底气，凡事都惴惴不安甚至战战兢兢，只能埋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生怕份内的事做不好。如今转眼已是中年，不敢说阅人无数，却也确实经历过好些人与事，看着无数相识甚至相熟的前辈同行坠入深渊，如今更要心安理得做自己，不去管旁人的脸色。各人走各人的路，各人过各人的日子，各人成就各自的人生。有时候出门去做新闻业务的讲座，偶尔有人来开玩笑说又误人子弟。误人子弟也好，不识时务也罢，自己选择的路自己坚持走下去，朝自己认准的方向走去，心里踏实，也自在。本就没有抱着一定要收获什么的心态，只是做自己喜欢做也觉得该做的事情，做了就是收获，做了就觉得满意。很多写新闻业务的文章，阅读率都不高，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叫没有多少流量。很多年前，我就很坚定地认为流量很重要，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也从来就没有打算去人潮汹涌处做弄潮儿，也就不奢求有太多人喝彩。不奢求，也不苛求。当然，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俗人，若这一路崎岖小径恰好有人同行并相互鼓励，自然也是好的。人活着，最怕瞻前顾后不能坚信自己相信的，也怕这山望着那山高幻想处处山头都有自己熟悉的旗帜，还怕朝三暮四不能持久往一个方向走。在江湖漂了二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没有攒下万贯家产，也没有炼成什么了不得的功夫，落得了个坦然和自在。这样的人生好与不好，自己心里清楚，这样的生活是苦还是甜，也是扪心自知。一切，自己心安最好了。所以，很多业务文章阅读不过三五千，仍敝帚自珍，仍觉得要坚持写下去，不轻言放弃。“装腔作势”二十年｜新闻实战与官员保持恰当的距离｜新闻实战真新闻上街，黄色新闻不可能垄断舆论市场｜新闻实战不必高估所谓的“新黄色新闻”｜新闻实战不报道灾难中的逝者才有违新闻伦理｜新闻实战“可怕的”采访对象如何发现新闻人物隐秘的社会关系｜新闻实战这些文字，也不指望出版。正如我那本《我，其实还想进步》，多数都是信手写在网络上的，当时并没有奢望过能出版。滚滚红尘中，有一人有缘看到后觉得对他有一点小小的益处，甚至都不必告诉我这小小的益处，我都觉得满足。何况，时常会有现实中的读者来信说读了某一篇文章或者某一句话后有些启发，即是莫大的慰藉。不可否认，有些文字不可掩饰地带着一些说教的口吻与语气。没事，这些文章并不是给所有人看的，早就有了自己刀法的江湖老手自然也是不屑于看这些常常被我冠以“基本技巧”的肤浅文章的。即便是新手们看了觉得不适，也大可捏着鼻子走开，随时终止阅读。这，是诸君的自由。而我，不强求谁来读，也不打算怎么改，将来肯定还会有这类让人不适的文字出来。今日这些文字，算是对这100篇新闻实战的补充，也是一次自白。2024年3月11日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了，我写作有个怪习惯，那就是文章结尾都注明了写作的具体时间，某年某月某日。不仅公号上的所有原创文章都注明了，就连我出版的随笔集中的很多文章，也都在文末写着写作的年月日。这个习惯，从我大学毕业正式开始写作就有了的，保持了二十多年。不明白其中道理的人，可能觉得这是某种装腔作势。这个习惯的养成，与大学所受的教育有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是学新闻出身的。新闻专业的课，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新闻是易碎品，具有很强的时效性。教科书里说，新闻作品因为具有时效性，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其价值，这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易碎品。这让当时刚开始接受新闻学教育的我很是吃了一惊：我们学了新闻，将来做了记者，难道要专门生产易碎品？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每写文章就在文章中或者结尾注明采访的时间和写作的日期，这样可以告诉大家，这篇文章是具体到某个时间点写的，限于当时掌握的信息和个人见识。从媒体辞职后，我的写作基本是属于自发性的，但仍然坚持保持明确告知读者写作时间的习惯。最近，有读者翻出了2015年7月我报道全国优秀县委书记陈行甲的报道。看完后，他提出了质疑：打压陈行甲的不是州委书记和州长吗，怎么你的文章里说州委书记还顶他支持他呢？这位读者的疑问，真的是一个能证明“新闻是易碎品”的恰当案例。2015年6月我去采访陈行甲的时候，时任州委书记出面接受过采访，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支持陈行甲的。当时若没有州委书记的鼎力支持，陈行甲也很难顺利被纳入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候选名单，更难顺利当选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但是，此一时彼一时，我的报道刊发后时过境迁，他们的关系恶化，州委书记不再像过去那样支持理解陈行甲。所以，明确一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以及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清楚写作的时间，就很容易生出一些误会和不解来。这个报道还有一处细节，也能颇能说明写作时注明写作的时间是非常必要的。陈行甲在2021年出版的自传体随笔集中，披露了他刚到巴东担任县委书记期间曾患严重的抑郁症。这一点，我2015年采访时是不知情的。如果读者不清楚我的写作时间是2015年，就会觉得这篇文章遗漏了大家都已经知道的重要情节。官场的抑郁症，近些年越来越多，他的案例非常典型，2015年时若已知情，完全值得单独写一篇相关的文章。现在回头看我上个世纪90年代上大学学新闻时教科书里提及的很多新闻案例，不少都觉得没有什么意思，有些篇章明显让我们觉得过时了，但是，我们若回到当年大的社会背景下，清楚了那些篇章的写作时间，就能明白有些篇章非凡的意义。写明文章的写作时间，能让后来人知道哪些文章是先见之明哪些是马后炮。2020年2月，我写了大量提醒地方政府注意疫情防控的文章。比如，呼吁武汉人出门戴口罩，呼吁全国支援武汉，救武汉就是救自己，提醒湖北的几个地市应尽快将主要精力转移到疫情防控……较早呼吁戴口罩，是因为当时很多武汉人出门都还不戴口罩；呼吁全国支援武汉，救武汉就是救自己，是因为我当时觉得武汉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但武汉缺防护装备缺专业人手；提醒一些地市重视疫情防控，是因为当时还有一些地市没把疫情当回事。当时很多人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少读者还留言骂我，说我造谣、危言耸听。当时这些文章都引来一片骂声疫情四周年之际，写了《四年了，那些骂过我的人都还好吗？》（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全文）一文，回顾当时的情形，大家可以看看。在当下的社会，有时候较早地预测了某些社会形势，是会挨骂的。当时的形势发展变化很快，这些文章如果晚写三两天，有的甚至晚写一天半天，可能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就会落后于当时的社会形势，就成了毫无意义的马后炮。新闻是易碎品，与社会密切相关的很多时事文章都是易碎品，明确告知读者自己的文章写于什么时间非常重要，也有利于后来者有一个清晰精准的坐标分析研判他们没有亲历过的那段历史。当然，有些文章也并非真的都是易碎品，一个写作者能提前预知研判某件事的发展趋势和走向，这种能力是永远都不会过时的。褚朝新2024年3月10日

前几天，我在《不必高估所谓的“新黄色新闻”｜新闻实战》（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一文中曾有这么一个判断：真正的新闻，其实是天然有流量的，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让洛阳纸贵的。只要认真按照新闻规律生产严肃的新闻产品，口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会水到渠成地一纸风行，根本不需要刻意制造低俗的噱头，所谓的低俗的“黄色新闻”根本不是敌手。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印证我这个判断的具体案例。这两天，就有一则真新闻上了热搜、占领了热榜。中国经营报报道，一名企业老板向贵州省六盘水市水城区讨要拖欠数年的2亿多工程款，当地要求支付1200万就平账，老板不同意，采取诉讼、检举、网络曝光等方式讨债，结果当地以寻衅滋事将其及律师十人悉数抓捕。就是这则新闻，连续两天上了各个传播平台的热搜热榜。有公号在2月26日统计，中国经营报做出报道后，迅速登上了微博热搜第9位，阅读量8500余万，新浪新闻主持话题，13家媒体在微博端发稿；今日头条财经榜第一名，阅读量近千万；中国经营报官方公号阅读量10万+。抖音端、各新闻媒体纷纷跟进报道，引起大量转发和评论。仅仅我个人写的两篇文章为例，第一篇微信公号阅读数高达17万＋，在今日头条上阅读数高达52万。第二篇《说媒体报道失实的官方不出示证据，那我来！》（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一文，在微信公号上阅读数达7万＋，在今日头条上阅读数高达30万＋，在百家号上的阅读数也是高达25万＋。这些数字有力地证明了我的判断：只要我们有正常的新闻生产环境，只要我们允许按照正常的新闻规律生产新闻，就不必担心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垄断舆论市场。劣质的新闻产品，可能在某个时段某个领域短暂流行，但不可能长期垄断舆论市场。只要新闻生产的环境正常化，信息对冲机制就会自动发挥调节作用，最终形成一个比较正常的舆论场。正如“黄色新闻”最终受到读者的谴责和抛弃，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如果偏离正常的社会价值太远，也会被读者和受众抛弃。真正的新闻，肯定是天然有流量的，只要能认真生产真正的新闻，流量自然就会来。上面的那些数据，也证明了“真正的新闻天然有流量”这个判断。真正的新闻，必然关注的是公共利益，关注的是公民权利的维护，关注的是关系我们每个普通老百姓切身利益的事情，虽然有时候真新闻报道的的是他人的遭遇，但折射的是我们同处的这个大环境，他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法对待我们都可能遭遇，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这样的新闻，不可能没有流量，不可能不上热搜不占领热榜。所以，将来若有一天“新黄色新闻”成了舆论场的主流，那一定是媒体生产的真新闻越来越少，到了那个时候，我们要反思追问的是为什么真新闻越来越少，我们要争取的是能按照新闻规律生产新闻的正常环境，一味批判所谓的“新黄色新闻”低俗改变不了什么。多生产真新闻，自然而然就能打败所谓的“新黄色新闻”。褚朝新2024年2月28日

讲三个过去采访中亲历的小故事，说的其实还是新闻记者的职业伦理问题。记者与官员打交道，工作就是工作，若不是对对方有足够充分的了解，千万不要一厢情愿地以为和对方成了朋友。一个职业记者，在较长的职业生涯中可能会认识无数的官员，但职业特性决定了很难与官员成为真正的朋友。偶尔有几个意气相投的，那纯属例外。最重要的是，当记者一定要洁身自好，时刻提醒自己，不管遇到多大的官多大的老板，守住职业底线，保持恰当的距离，不要把自己瞎掺和进去了。走到哪里腐败到哪里2011年3月，参与两会报道。头一天，听说新任的铁道部长盛光祖将现身宁夏代表团，于是第二天就在会场守候。果然，盛光祖来了，一个不怎么笑、眉毛浓密、微微有些胖的老人。你提问时，他会认真地盯着你看。盛光祖的发言，不咸不淡，不紧不慢，没有什么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态。加上他的不苟言笑，让坐在会场的我很忐忑，担心他不愿跟我聊。中途休息，上前递了名片，盛光祖立即起身接过，答应受访。我看他年纪一大把，主张坐着谈，他却执意要站着聊。采访盛光祖的工作照聊了刘志军落马、铁路企业的债务、高铁是否还将延续刘时代的思路等问题，说敏感也敏感，说不敏感也不敏感。不苟言笑的盛光祖一一作答，没有回避。聊起刘志军落马，盛光祖说只是铁路系统一个个案，轻描淡写。聊完，各自散去，与盛光祖的交集，就此结束。京沪高铁通车的那天，在电视上看到了他。电视里有这么一个镜头：他带着总理温家宝在车站慰问之类。温家宝有一瞬间没有按他带的方向走，而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方向，年迈的盛光祖一路小跑追上了总理。总理开始讲话，他垂手静静立在一旁。这，大概就是盛光祖留给我的印象，貌似规规矩矩。当时完全想象不到，这个貌似规规矩矩的高官，是一个边腐边升的典型。2023年12月12日，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盛光祖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判决称，经审理查明：2004年至2022年，被告人盛光祖利用担任海关总署党组副书记、副署长、党组书记、署长，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原中国铁路总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有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职务晋升、工作调整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和个人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5666万余元。中纪委国家监委的通报说，盛光祖靠海关吃海关、靠铁路吃铁路。由此可见，他是一边腐败一边升迁。如今，这种边腐边升的官员不计其数，民众已经司空见惯，但官场为什么频繁出现这种情况的反思却极少见。被一撸到底还不知悔改2012年春，北京，也是参加两会报道。在江西团，采访了时任江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赵智勇。那个时代，记者们遇到省部级官员就围追堵截，电梯里、房间里、会场上，只要遇到了热点的省部级官员，都会掏出录音笔冲上去问几句。有时候，一些热点的官员上厕所，也会有一大群记者尾随甚至堵截。据说，有记者和某个省部级官员并排嘘嘘的时候还抓住机会问了一个问题。当年采访赵智勇，是在会议中途，他突然离场，我跟了出去，发现他进了厕所。我还没有敬业到去厕所堵人，所以等他从厕所出来才上前拦下他，提出了采访他的要求。他淡淡地说“等一会吧”，随即回到会场座位。过了一会，他拧着包起身，走到我跟前示意我跟他出去。“我有事要提前走，你想聊什么，简单说说吧。”赵智勇说。采访赵智勇的工作照经常遇到放鸽子的官员，当时觉得遇到赵智勇这类言而有信的官员格外难得。此后，再无联系。2014年，传来他出事的消息，断崖式降级。官方通报说，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私利，其行为构成严重违纪，开除党籍，取消其副省级待遇，降为科员；收缴其违纪所得。后来，他被安排到江西省驻京办工作，成为驻京办的一名科员。很难想象，一个当过省委常委的官员被一撸到底成为一个最普通的公务员后如何正常工作，多半是在驻京办挂个名头吧。他若是到此为止，还能安享晚年，成为一个普通的老头，过上安宁平静的生活。没有想到的是，他还未死心，还没生出敬畏之心。2024年2月7日，江西省纪委监委发布消息，经中共江西省委批准，江西省监察委员会对江西省人民政府驻北京办事处原科员赵智勇（省委原常委、秘书长）严重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调查。经查，赵智勇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组织处理后，仍不知敬畏，查而不改、退而不“休”；破坏组织原则，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说情打招呼谋取利益；利欲熏心，利用职务便利以及原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股份转让、工程项目、干部人事等方面谋取利益，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取消退休待遇并移送司法机关。真的是让人感慨，反腐反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已经从副部一撸到底的赵智勇还敢利用往日权力的余热乱伸手，是因为他无知地觉得自己已经安全着陆了呢还是侥幸心理作祟让他觉得被抓的只是运气不好的少数人呢？不及面谢他已落马认识秦玉海，是在2014年4月底。当时，网上有河南四年前全省推行的警务改革失败的说法。这个改革初兴，我即赴郑州、新乡进行过调查并报道。事隔四年，突然看到改革出现大的变故，吸引我再赴河南。在郑州，一名时任河南省委常委的官员在见面时建议，如果要写警务改革，最好跟原河南省副省长兼省公安厅厅长、现省人大副主任秦玉海聊聊，这样对改革会把握得更全面也更准确。在郑州和警务改革一直没有大推进的商丘调查了几天后，我决定听从建议，联系联系秦玉海。经过长达数日的沟通交流，4月29日他终于答应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的办公楼里接受采访。他一身便衣，个子不高，与此前照片和视频里身穿警服他相比，少了威严多了随和。他没有选择在办公室见我，而是在一楼的会客厅。采访的主题，集中在改革的现状、当初改革的初衷、遇到的阻力、改革不畅的反思和前景等话题。他说，原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离开河南时曾问过他：老秦，咱俩都退了，警务改革会不会走回头路？这句话，至今有读过报道的陌生读者能一字不差地向我回忆起。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大概觉得相谈甚欢，他提出去办公室，送我一本他的影集。办公室里，一堆我过去写的报道被打印出来放在他办公桌上。他说：看了你过去的一些报道，对你做了一些了解。采访结束后，一起合了影，他还现场签名送了一本摄影集给我。我当时提出希望再跑一两个地级市，继续了解一下警务改革的情况。他赞同，当面给新乡市委常委、公安局长孟钢等几名地方公安局长打了电话，交代我要去采访的事情。两个多月后，孟钢落马被查。、随后，我去了新乡、驻马店等地，进一步调查了解警务改革在各地的情况。对河南的警务改革，我始终持宽容态度，报道也力求实事求是、该赞的赞该弹的弹。5月15日，报道刊发。16日，他发来短信：报道整体上是客观真实的。截至18日，陆续接到数十名各地公安朋友或陌生的在公安部门工作的读者的来信来电，我部分短信发给他。2014年8月初，传出秦玉海和河南省公安厅一名副厅长被查的消息。8月6日，我发短信给他：外界有传闻，说您和公安厅一个副厅长被带走了。他回复：谢谢关心，谣言止于智者。过了一会，他打来电话说，“刚才在开会。社会上的这些谣传，事出有因、别有用心。”我让他解释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最近河南警官学院院长被抓了，还有一个曾经承包过河南省公安厅工程的老板被抓了，所以传言他被抓是“事出有因”。“没事，那个老板最后被我们赶走了，根本没合作，绝对不会跟我有关系。另外，确实有些人别有用心，故意传播谣言。”他说。我跟他开玩笑：河南至今没有省部级干部落马，所以大家都等着看谁会是第一个。他笑着说：是啊是啊。寒暄了几句，彼此叮嘱天气炎热注意避暑后挂了电话。2014年9月17日上午9点半，在去河南洛阳的高铁上，我还向他短信求助，希望他介绍一些洛阳的朋友或者旧部。他没回复，但很快安排人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做了安排。到洛阳后，果然这边有人接应。原本打算结束洛阳的采访后顺道去一趟郑州，当面谢谢他。9月19日，两次电话他，他都没接。过去，给他打电话他一般会接，即便不接也会事后回电话或安排人回电话。这一次，没有任何反应。当时，在洛阳的采访处于极度焦灼的状态，隐隐有些觉得反常又无暇细想。9月21日，我还在洛阳采访，即传来他被查的消息。没想到，河南第一个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是他。当日陪我的洛阳市委常务副秘书长知道他为我到洛阳打过招呼，十分紧张地问：褚记者，秦主任出事了，你不会有事吧？我答：没事，我们没有不正当的利益关系。不及面谢，他已落马。与他的第一次见面，也成了最后一面。

最近，关于所谓的“新黄色新闻”的讨论非常多。个人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了。我大学学的是新闻，当年的新闻学教育告诉我们说“黄色新闻”是低俗的、应该批判的。我已记不得当年的新闻学教材是如何定义“黄色新闻”了。网上搜了一下，相关介绍如下：早期的黄色新闻是指有关刺激性内容的报道。19世纪末，美国现代报业的奠基人普利策在他的《世界报》上办了一个漫画专栏，主人公是画家奥特考尔特画的一个发型稀疏、没有门牙、穿着黄色大睡衣的男孩。专栏借“黄孩子”之口讲述纽约发生的新闻事件，漫画图文并茂，滑稽可笑，因此受到读者的欢迎。后来，生产“黄色新闻”的报纸宣扬暴力、战争等，并最终因此受到读者的谴责和抛弃。大家发现没有，备受谴责的黄色新闻的鼻祖是普利策，可普利策创立的新闻奖是如今世界上最有名最权威的新闻奖，有趣吧。对当今社会议论的所谓“新黄色新闻”，谁定义的、定义的依据是什么、是否得到了新闻业界学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是否经得起社会和受众的推敲和质询，都有待观察和讨论。当下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并不存在专业的机构媒体在专门大量生产或者传播，目前被称为“新黄色新闻”的信息，基本都是在社交平台上传播，所谓的热搜也并不是专事生产新闻的新闻媒体制作的。因此，这些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并不是新闻机构生产的，多数只是网络上流行的泛资讯。比如，当下被当做批判靶子的所谓“新黄色新闻”的代表“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事件，在我的观察范围里，这个事情传播的起源并不是机构媒体，后期有些机构媒体介入，但有一些媒体也是在核实事件的真伪。例如，极目新闻就在2月20日发表了题为《寒假作业落巴黎事件中“舅舅”账号被禁，厘清真相的“作业”一点都不能缺》的文章，对此事件进行反思。当然，如今的机构媒体能报道的严肃内容很有限，就算消息起源是它们也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其次，这些信息的影响力并没有有些人宣扬的那么大。这些信息即便是上了热搜，流行在社交媒体上，但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最近两年上了热搜的所谓“新黄色新闻”也极少有人转发，我本人作为一个在媒体工作了十六七年的前媒体人，从未转发过，极少关注。还是以“秦朗巴黎丢寒假作业”为例，在我的观察视域里，这个事情并没有太高的关注度。我有两个微信，一个是很多年前就开始用的，都是亲戚朋友、认识多年的一些同学、旧识，包括一些前媒体同行和官员、前官员，在这个微信朋友圈里，极少有人转发这类信息。另一个微信，是三年前注册的，里面有少数近几年新认识的媒体从业者、新闻院系的从教者，5000多人基本都是没有线下见过的公号读者。即便是这个主要用于与读者互动交流的微信，朋友圈里转发这类信息的人也不多。所以，我很好奇整天都在关注这类信息的人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我身边的人关注这类信息的并不多？总之，从我的观察角度看，有些谴责“新黄色新闻”的人可能过度高估了这些信息的传播影响力。其次，大家不妨注意观察一下，现在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机构和平台，基本都不生产真正的新闻。对“什么是新闻”的认识都很模糊的它们，提出的所谓“新黄色新闻”的定义并不权威，没有什么说服力，也没有得到新闻学界和业界普遍的认可和接受。正如上文所说，目前并没有机构媒体专门生产这类的资讯并包装成新闻传播，只是偶尔传播这些信息，这些资讯称不上是新闻。只有当这些资讯引起机构媒体的关注且机构媒体对这些资讯甄别核查后进行了报道，才开始成为新闻。世界新闻传播史的教材中说，19世纪末的黄色报纸以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宣传，转移了普通民众对切身的政治、经济斗争的注意，削弱了他们对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斗争意志。当时外国人谴责黄色新闻的出发点是希望民众继续关注切身的政治经济斗争。那么，如今有些人批判谴责所谓的新黄色新闻的出发点是什么呢，试图将民众带往哪里呢？这个问题，恐怕很难回答，因为我们当下极度缺乏真正的严肃新闻，因此才不断有人说媒体已死。事实上，新闻学的概念里没有严肃新闻与不严肃新闻这样的区分，只有新闻与虚假新闻之分。真正的新闻，天然就是有关注度的，也就是自带流量的。在我看来，新闻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传播的受欢迎程度与市场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某款新闻产品特别流行受欢迎，那说明有消费需求、有市场。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它的存在是不是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新闻当然不应该低俗，但到底何为低俗、低俗的解释权掌握在谁手里，这两点很重要。在我看来，一切虚假的新闻都是低俗的。其他的真实信息，只要不违法、不违背公序良俗，都不应该轻易被扣上低俗的帽子。最近为什么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在局部很流行呢？个人觉得与当下现实的大环境有莫大的关系。当下，经济形势下行，就业压力、生存压力巨大，很多人都有强烈的焦虑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紧张，社会上戾气很重，动辄发生一些极端的社会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轻松的、舒缓的、不那么严肃的资讯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部分人的压力。其实，这些不那么严肃的资讯在某些领域流行，总比各种违背常识、违背良知的假大空信息流行要好。有时候，荒诞可以消解假正经，滑稽可以消解一些正襟危坐。对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大可不必过于紧张。如果必须选择，我宁可天天看家长里短的庸俗闹剧，也不愿意被迫接受那些丧尽良知的虚伪吹捧。在我看来，名不正言不顺的所谓的“新黄色新闻”暂时在某些人群、某些领域中备受关注，但不会成为舆论场的主角。正常的情况下，舆论场不可能被某一种信息流长期垄断，在信息能够较为自由地流动传播的时候，会形成信息对冲。如果我们能生产大量优质的真新闻，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就不可能成为舆论场的主流。将来有一天“新黄色新闻”若成了舆论场的主流，那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为什么真新闻越来越少，是我们这个社会缺乏真正的新闻还是缺乏真正的新闻的生产环境和技术呢？其实，只要正常的新闻生产不受到压制或者干扰，所谓的“新黄色新闻”自然就很难独占鳌头。一味地批判所谓的“新黄色新闻”的生产平台，其实找错了批判靶子。平台要生存，当然需要流量，信息平台追求流量就跟商人追求利润一样，是很自然的。当然，商人不能通过违法的方式获取利润，信息平台也不能违法制造流量。真正的新闻，其实是天然有流量的，是可以自然而然地让洛阳纸贵的。我们回头看二十年前那些报纸杂志，无不是在认真按照新闻规律生产严肃的新闻产品的，口碑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水到渠成地一纸风行了，根本不需要刻意制造低俗的噱头，所谓的低俗的“黄色新闻”根本不是敌手。我们不要敌视流量，流量是无罪的，只要能认真生产真正的新闻，流量自然就会来。劣质的新闻产品，可能在某个时段某个领域短暂流行，但不可能长期垄断舆论市场。只要新闻生产的环境正常化，信息对冲机制就会自动发挥调节作用，最终形成一个比较正常的舆论场。正如黄色新闻最终受到读者的谴责和抛弃，所谓的“新黄色新闻”如果偏离正常的社会价值太远，也会被读者和受众抛弃。如果对所谓的“新黄色新闻”的反感最后经过公共讨论发展到对真新闻的渴望、对新闻生产环境正常化的期盼，那就更有价值了。2024年2月24、25日推荐：昨日文章《三个小故事》（点击蓝色标题即可阅读），或可一读，诸君可关注一下。

最近几年，一直在坚持写新闻业务专栏，相当多篇章都是有关新闻伦理的，如《官员们遭色情敲诈，有些细节没写进报道里｜新闻实战》、《记者不要怕当枪》等。在大学里学了四年新闻，毕业后在新闻单位干了十六年新闻，可以说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也有相当的实战经验和教训，对于新闻伦理的问题向来也很重视，所以写这个专栏拿新闻伦理开篇。最近几年，每逢有灾难发生，社会上都会有对相关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的争议，有些争议是专业范畴内的，涉及的议题也相对职业和接近现实的新闻环境，有些则纯粹是一些不懂新闻到底是什么的胡说八道。我虽然被一些读者标签化为时政记者，事实上也参加过很多灾难的报道。2004年，黄河小浪底沉船，报社派我从武汉赶到河南济源现场采访；同年河南大平煤矿矿难，报社派了三个记者到现场采访，我是其中之一。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在云南丽江出差，立即写了丽江1996年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启示录，较早让经历过大地震的丽江人讲述地震后如何自救、如何正确掩埋尸体而不污染水源、如何灾后重建等。写完这个稿子，又从云南赶赴四川成为报社报道汶川地震的后梯队记者。到达灾区后专访了四川省地震局局长、该局的地震预报员等专业人士，写了四川地震人的自责、委屈与职业困惑。2010年玉树地震后，我守在玉树州公安局局长潘志刚的帐篷里，写了地震发生后当地通讯中断导致110瘫痪3日的玉树城，还原了一个三天没有110的城市的慌乱与自救。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我去日本待了半个月，先后去了福岛、仙台等多个城市，也写了一系列的报道。2011年7月，山东枣庄矿难，是我在新京报写的最后一篇报道，随后辞职去了南方周末。经历了这么多，对灾难新闻的伦理问题应该是有足够的专业资格发言的。谈新闻伦理前，自然要先谈谈新闻业务，先有新闻，才有新闻伦理。首先，灾难之所以是灾难，是因为死了人，甚至死了很多的人。如果不死人或者死人的数量有限，那更多会被称为事故。因此，死人是灾难新闻最重要的元素，绝对不能跳过去忽略掉。如果灾难发生后，媒体不报道死人，那就是最大新闻伦理问题。从新闻专业角度说，报道灾难是必须报道“死人”这个环节的。如何报道呢，常规的报道模式是：谁死了、怎么死的、为什么会死…所以，新闻记者到了灾难现场或者第二现场必然要采访遇难者家属和逝者的亲朋好友。这是记者的本职工作，也是他们必须要做的工作，如果他们不去做这个工作，就是失职。有些不懂新闻只懂宣传的人说，记者在灾难现场采访会影响救援。灾难发生后，记者影响救援的极端案例当然存在。灾难发生后黄金救援时间很紧，这个时候救援人员的主要责任是搜寻幸存者、救援幸存者，如果记者纠缠救援人员影响救援，当然应该受到违背新闻伦理的谴责。但大家都知道，空难这类灾难发生后，遗属到现场后一般不会参与搜救，新闻记者采访家属根本不存在影响救援的问题。这个时间段的家属，内心是最煎熬的。当然，每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价值观也不同，有的人此时沉浸在悲痛中，不希望被外界包括记者打扰，但有些人迫切需要有人能交谈倾诉，能宣泄抑郁的情绪，记者就是一个很好的倾述对象。这个时候，记者完全可以选择愿意接受采访的家属，了解遇难者的相关情况。这是弄清楚“死了谁”的第一步，也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一步如果缺失，那这个新闻就是一个不及格的新闻。这些，就是新闻专业。至于所谓的知情权和隐私问题，每个人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执行昆明——广州航班任务时，于梧州上空失联后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大家可以去该航班乘客刘志宏曾经的微信公号看看，他在自己的公号文章里毫无遮挡地公布了自己的结婚照、结婚证书、证书号等等细节。结婚这件事对有些人来说是隐私，不希望被人关注，有些人会在朋友圈发个结婚证照，但不会在更开放的社交平台公布，觉得那是自己有限的隐私。但是，刘志宏和他的妻子就不在乎，愿意对整个社会公布自己的婚讯和结婚证的一切细节。所以，不要轻易拿隐私权来质问记者披露的信息是不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这个权利需要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关系人来主张，而不是毫无法律关系的旁观者来代替主张。常态下，“死了谁”如果弄清楚了，而且如果媒体把“谁”的故事写得很打动人，让人共情了，有助于引导舆论关注灾难发生的原因，道理很简单，正常的读者看了报道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一个人，或者这么幸福的一家人，为什么会死、怎么死掉的呢？如果说报道灾难的终极目的是要追问灾难发生的原因和反思灾难，那么报道“死了谁”可能是引导大家追问灾难为何发生极为重要的前期准备和动员。逝者的个体形象越具体越人性化，越能激起社会反思灾难的冲动和欲望。这，是新闻完全正常合情合理合法的动机。现在一些不希望有真新闻真记者的特殊群体，动辄指责媒体追求流量，呵呵，你们知道什么叫新闻吗，新闻本身就是大家普遍想知道而不曾知道的新鲜事，本身就是吸引人的，本身就是有流量的，新闻的流量不是今天才有的，自有新闻自有新闻纸开始就是天然有流量的。没有流量的，那就不是新闻。大家心里应该都清楚，最近几十年没有人看的报纸上刊登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它们没有流量，那就是因为它们刊登的不是真的新闻。真正的新闻，从来都自带流量。灾难发生后，希望记者躺平的人要么是脑子有问题要么是心思有问题。有些人，一辈子没有正经做过新闻，不知道也不相信这个世道还有人真的是想认真做新闻的。他们，一辈子也没有意识到真正做新闻的意义，也没有享受过做真正的新闻的成就感。报道逝者是完全有必要的，是职业范围内正常的新闻生产行为，也是完全符合新闻伦理的。只有虚构、捏造逝者的消息，或者把几个逝者的信息剪辑拼凑到某一个人身上，人为编造出特别反常的人物故事欺骗读者，那才是违背新闻伦理的。采访逝者的家属，有的人会拒绝，有的人会接受，这很正常。但是，如果一场大灾难发生后媒体只报道救灾而完全没有逝者及家属的声音，那一定是出了某种严重的新闻事故，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人都会意识到那是极不正常的。灾难发生后，势必要涉及赔偿善后等问题，难免会有矛盾。社会矛盾发生后，当公民个体与国企和成规模的行政力量对抗时，个体如果发现自己的声音完全被人为忽视，那他们一定会不安甚至恐慌，就算媒体不去找他们采访，他们也一定会主动寻求媒体的关注。所以，灾难发生后不仅仅是媒体需要采访报道逝者的故事，遗属也有寻找媒体发声的主观动机。此时媒体如果不关注他们、不去采访他们，那么一旦他们被高额的赔偿封口，那么追问灾难为何发生、反思灾难的后续也就很难有情感和事实的依托，灾难最后就沦为有钱可以买命的交易，也就难以追问和反思。而如果不追问灾难为何发生、不反思灾难，那灾难就会不断发生，今天被刘志宏遇上，明天就是你我。毕竟，动车会追尾，飞机会失事，而我们都要出门谋生和追求更美好的生活。灾难发生后报道逝者，这也不是什么吃人血馒头。如果这叫吃人血馒头，那以后凡死人伤人的事情媒体一律不报道了。公安城管暴力执法打人会见血、重大的凶杀案会见血，打仗会死人当然也会见血，这些事如果将来媒体都不报道了，世道是会越来越好呢还是会越来越糟呢？如果非要与人血扯上关系，记者的报道肯定有一个功能和作用，那就是把惨淡的血迹伤痕找出来并公布出来，让大家警醒并反思，以达到将来不流血不死人或是少流血少死人的目的。褚朝新2022年3月23日初稿、2024年2月17日修订

昨日文章《要经得住夸，也要挨得了骂》，引起了一些读者的关注。有一位读者留言：工作也十五年了，马上十六。基层待了五年多，中央部门待了十年多。关注褚记者很久了，说点感受。第一，干好记者是凭良心的事。理想信念、职业道德、个人素质，缺一不可。在中国，要想清楚为谁服务。现代社会，面临金钱、利益的诱惑比任何时期都多。一定要把持住自己，一次两次可能挺得住，长期或者职业生涯或者一辈子挺住不容易。第二，干好记者需要技巧。时代在发展，问题和情况也在变化。现在这个时代，最大的现状就是充满各种不确定性，停滞了学习就会脱节，发出的声音可能就会文不对题。个人能力、眼界学识必须与时俱进。第三，好记者不仅要有通识常识，也要有各方面专业素养，不能只凭一腔热血，绝不能好心办好事，当了枪还沾沾自喜。这样的事不少见。大概是因为我过去写时政新闻类的新闻采写业务文章比较多，读者中公门内的人相应较多，也就常有这类读者来信。有人或许会好奇：你是怎么知道自己的读者是些什么人的？很简单，有两个主要的渠道：第一个，我公布过自己的微信（chuweizi），部分读者加了微信，介绍了自己的身份。第二个，有些公号读者虽然从来一言不发，也不会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转发我的文章，但会去微店买书买茶表示支持，收件地址会留下痕迹。​长按上图，即可进微店闲话不扯，言归正传。不管是在体制内干了多少年的读者，他们对新闻业新闻人的认知与我这类在媒体干了十六七年的资深从业者多少都会有不同，比如当枪的问题，十多年前我就说过，记者不要怕当枪。2018年，有读者求助，他没有借过网贷，但被某地公安机关电话催贷，淘宝账号也因此被冻结。这位读者求助，希望我出面帮他解决问题，某种程度上当然就是希望我作为枪替他解决现实的麻烦。这样的枪，当然要当。在我作文披露此事后，当事公安机关向他道歉并解封了他的账号。当这样的枪的价值，除了可以帮助求助者，还能警醒部分执法人员，如下图某地派出所所长在该所内部对此事的讨论和分析。​看了他们这样的反应，我觉得我这把枪当得很有价值。最近，经济观察报的记者李微敖率先曝光了河北迁西县抓捕举报县委书记的75岁退休干部马树山的事。李微敖与我当年一样，也是收到了当事方的求助请求，经过核实觉得有利于维护个人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然后才发布信息的。对当事人来说，他们当然也是把媒体和记者当做了枪，这样的枪，当然可以当也应该当。李微敖披露此事后，马树山被释放，检察机关自上而下反思，再次强调执法为民，屁股不能坐错地方，这就是李微敖此次当枪的价值。也经常有体制内的读者向我爆料，我会问动机，但动机不是我决定是否介入的判断标准，我更在乎这件事与公共利益有多大关系，以及举报者有没有证据、证据是否确凿。比如我曾披露过某地公安局纪委书记拳打政治部主任的事。信息来源，就是被打的政治部主任本人。很显然，当事人就是想把我当枪使。明知人家要把我当枪使，我怎么办？第一，搞清楚事情是不是真的，不能诬告陷害别人。第二，搞清楚两人为什么动手、现场还有哪些目击者，事发后一把手是什么态度。第三，判断并确保如果曝光这件事有一定的社会意义。纪委书记为了争夺人事利益，居然在办公室殴打同僚，这样的官员不可能对老百姓好，曝光他某种程度上既可以教训他也可以警醒其他官员。当时，我还明确提醒爆料的当事人：这件事如果曝光，纪委书记会受处分，你也会遭遇各种压力。你冷静一会，半个小时后再联系我。不到半个小时，他又联系我，坚持要曝光这件事。他说：兄弟，我身体不好，仕途上没有什么希望了，不能让这样的人爬上去，你发消息吧，我做好了心理准备。于是，我在微博上发布了消息，此事瞬间被引爆。写作多年，当过无数次枪，都没有后悔过，几乎没有误伤过好人。记者不必担心自己被当枪使，只要秉持中立客观的立场、怀抱有益于真相呈现的宗旨，具备足够的调查、分析和判断能力，有两个官员或者两家企业相互报料抖对方的丑事的机会，更容易发现有益于公众和消费者利益的真相。在两个官员或两家企业的利益面前，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无疑更为重要，记者如实报道、不夸大歪曲就是了。所以，若有益于公共利益和安全，利用权力资本之间的矛盾揭露某些失范的权力和不良资本的罪恶，这种枪，当当也无妨。不仅要当，还要快、准、狠地扣动扳机，开火。有时候也怕当枪，怕有怕的道理。如果事情没弄明白，胡乱放枪，伤及了无辜，成为被人随意糊弄的棋子了，那确实是大大的不该。所以，只要不是被人利用着去构陷无辜者，只要是有利于公共利益，当枪也无妨。褚朝新2024年1月22日

2002年4月，还没有从湖北大学毕业，我就进了报社。一口气在采访的一线干到了2018年，屈指算来干了十六年零六个月。但做新闻这条路，在1998年夏天就被设定好了。给我早早选定这条路的，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农民兼小手工艺人，农闲时做点篾货，那个年代淘米洗菜用的都是竹制品，他的手艺尚有市场。塑料制品兴起后，他的手艺渐渐失去了市场，如今快要失传了。农忙时他就是一个农民，种棉花、种菜、卖菜。家里早期还算殷实，后来他经商失败，境况一日不如一日，经常要借米度日，学费更是难以筹措。江湖上结交的朋友、结拜的兄弟、十多个徒弟，多数都躲着他，怕他借钱。他经历过很多人情冷暖，也遭遇过很多变故，很多我都曾目睹。他粗通文墨，偶尔还看看书。当时他有一个很朴素的认知：如今这个时代，要想保护自己和家里人，有三条路可以选——从政当官，学法律当律师，学新闻当记者。正是在这种指引下，我高考前填报志愿选专业时全部选的法学和新闻学。因为家境贫寒，那个时候选择学新闻有担道义的念头，但更多是为了个人安身立命、为了家族不再受欺负。1998年夏天，我考入湖北大学新闻系。大学期间，办过报纸，给武汉好几家报社投稿，发表了不少单独署名的新闻稿，还尝试写评论，在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上也发表过一些评论文章。大学毕业时，基本可以单独采访写稿，进报社当记者顺理成章。武汉的新闻媒体，那年头很活跃，业务氛围还浓，竞争也很激烈，但写作空间也十分有限，于是在2007年从武汉晨报辞职到了北京，进入新京报。严格来说，进入新京报之后才算开始真正的做新闻。在新京报深度报道部，部门主编和编辑对稿子的要求很严格：采访获得的信息要交叉印证，轻口供重书证、物证，采访要尽量录音，新闻稿要有料有信息量，所有的信息要有出处，不能有记者个人主观的判断，记者少站出来，多用短句，少写长句子，段落不要太长……正是在这种严格的职业训练中，迎来了自己从业以来的第一个小高潮。2009年开始，重点关注重庆，从打黑风暴到律师李庄被抓到王立军出事，我都亲历了，数次采访过王立军。王立军叛逃前，我们还通过一个电话。有些细节，当时不少媒体报道过。律师李庄被抓，我撰写了大量针对重庆警方的批评报道。因为李庄案的报道，我被评为2009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很多人不太清楚，当时的新京报还是南方报业和光明日报集团合办的一份报纸，南方报业集团每年评选年度记者，新京报每年有一个入选名额。那一年，我的年度总结文章标题是《独守苍茫》，新闻前辈江艺平给我的评语是：“褚朝新突破重围报道李庄案，掀开了重庆打黑案庭审的内幕，也挽回了被一些同行轻易出卖的新闻的尊严。他的“独守”何其珍贵。”在新京报四年多，没有确定一个自己深耕的方向，遇到什么题写什么题，派什么题写什么题，但是偶尔有那么一两次时政类的稿子写得还算满意，慢慢对时政有了兴趣。另外自己当时有一个判断，中国的时政记者太少，时政新闻的阅读市场很大，但很缺好的时政新闻，做时政新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所以2011年从新京报辞职到了南方周末，专攻时政调查。2015年，我深入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撰写了大量的时政报道，其中《山西“补官”》是我个人觉得从事时政调查以来突破最成功、描摹地方官场最深入的一次。2015年，我被南方周末聘为高级记者，并再次作为南方周末的采编业务代表被评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刚进入媒体的时候，总常想搞个大新闻，一稿动天下，也经常梦想着靠文字去改变甚至改造社会。干到30多岁的时候，想法变了，写3000字能帮助到某一个具体的人、推动某一个具体的事，就不错了。干到40岁的时候，想法又变了，觉得新闻当然应该介入现实，但即便触动不了现实能记录某一个历史片段也是好的。从理论上讲，新闻本身也兼具干预现实和记录历史的功能。特殊时期，能守住其中之一就不错了，最近，我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写一个新闻业务专栏，讲各种采访技巧和职业伦理的问题，在传统媒体没落新媒体兴起的时候，强调基本的技术规范和职业操守显得尤为必要。因为近些年主要是写时政调查，而且有不少是舆论监督，因此得罪不少官员，部分还是在位的官员，所以近些年我至少经历过三次不同的官方的调查，是否做过有偿新闻、是否有过敲诈勒索、是否与官商有什么利益输送等。我老家的地方官员、原来工作过某些报社，都曾接待或组建过针对我的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我没有这些问题。这一点我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用调查证实了我的清白。还有一些人，没有能力调动体制力量对我进行威胁和打击，于是偷偷摸摸匿名或者雇人匿名在网上捏造一些东西构陷抹黑我。早些年对这些构陷抹黑很在意，如今已经不当回事了，点名道姓批评了那么多人，甚至让一些人丢官坐牢，他们的家人、马仔和同伙躲在暗处骂我几句也正常。职业记者，要经得住夸，也要挨得了骂，偶尔回句嘴，然后笑哈哈。真正的新闻，从来不是取悦人的，让人不舒服甚至生出一些反思来才是正常的。做新闻时间久了，习惯了独来独往，经常一个人孤身作战，点名道姓批评一些在位的官员，让很多关心我的人很担心安全问题。有一位读者曾给我留言，希望我保护好自己，说如果我受到了打击报复，他和其他读者作为普通人是无能为力替我做什么的。这话，很实在，也很让我感动。执着于做媒体的人，很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不神话、不圣化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对复杂残酷的现实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戒备心。做新闻且是监督性的新闻，保持干净清白很重要。这是职业操守，也是最好的自我保护。但干净未必就一定安全，自我保护的意识时刻都要有。如何保护自己的呢？写东西要实事求是，不要杜撰编造，不要道听途说，这是基本的职业规范，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有些被我批评过的官员，后来也相逢一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当年批评他的文章没有写错。他虽然不高兴，但服气。当记者十七年，写了很多批评报道，但还从来没有人去法院起诉说我报道失实。投诉倒是有一些，但无非就是他们认为我写了他们觉得不该写的东西。他们觉得不该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很多人只能选择撤退，2018年年底我辞职离开了媒体。现在回头看，尤其是时下各种自媒体层出不穷，各种新闻不断反转，愈发觉得做媒体是有门槛的，比如需要勤奋和相对客观的立场，新闻必须经过严格的新闻采写程序才能生产出来，拍个照片、视频发到网上，那还不能称之为新闻，那只是新闻素材，真正的新闻需要专业的记者去求证、核实、挖掘和延展。因此，在现在的环境下做新闻，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和客观，还需要具备很多专业的职业技能。做新闻有较高的门槛，写作的空间如今也很有限，但做新闻不是个可以发财的行当。做新闻发不了财，想发财的千万别干媒体。但认真干媒体，也绝对饿不死。这一行，从来没有那么糟，即便是当下。褚朝新2021年1月16日敬告：微店上了三款不同品级的红茶，有的适合自己喝，有的可以用于过年送亲戚朋友。长按下图即可进微店。​

8日，在武汉做了一场小型的新闻业务分享。虽然对新闻业务有足够的自信，给谁讲都不怵，但在遍地新闻写不得的年代，还有人请我去分享怎么做新闻，多半是出于对失业待岗中年的照顾。这一次，“命题作文”讲如何与采访对象打交道，这其实是我过去擅长的。但时代在变化，靠白衬衣、玻璃茶杯、公文包出入政府机关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所以，我如今所讲的很多东西真的只能抛砖引玉。不过，如何与采访对象打交道，这些年在实战中总结出来的有些业务技巧，大概还不过时。比如，采访对象永远是一直在主观故意或者无意给记者挖坑埋雷的人，一个还想留下清白名声的写作者万万不能采访某一个人就回去写几千字。听一人言而有闻必录，是风险巨大的事情。很多采访对象会主动瞒骗你，还有一些采访对象很真诚，但他们有时候也不清楚一个记者到底想知道什么，也会无心遗漏很多重要的信息。在这个方面，我曾有过几次深刻的教训，最典型的一次就是2015年写的陈行甲的报道：被贪腐气哭的贫困县县委书记

最近，我注意到一个不太常见的事——有些官员被罢免了人大代表的职务，但官方并未官宣他们是否已被查处。过去，官员代表多数都是先被抓然后才被罢免代表职务。什么是新闻，新闻学有很多种定义。有一种说法是，新鲜事、不常见的事。因此，这个不常见的现象是一个有传播价值的新闻线索。具体案例来自11月30日内蒙人大常委会发布的公告。公告披露，该区罢免了两名区人大代表，一个是曾担任固阳县长的高瑜，一个是曾任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的郭琰。高瑜地方人大常委会罢免人大代表的职务，是极少发生的小概率事件。湖北人大网2019年8月20日曾发布题为《提出罢免案需注意的问题》的文章称：罢免人大代表应限于“个别”。根据地方组织法第四十四条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关于“个别”的具体数额，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应当结合代表总数来考虑，一般不超过一至三名。罢免代表的数量，在实践中被具体限定为“一般不超过一至三名”，由此可见，罢免人大代表是极少发生的事情，一旦发生就具有新闻性。为了增加信息量，我们不妨查一查别的省份，看看类似的情况。比如，2021年8月30日，湖北的咸宁市第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定罢免刘明灯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21年11月26日，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百零五号公告披露，襄阳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马中华的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再比如，2022年12月28日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第330号公告披露，武汉市人大常委会决定罢免赖春临的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2023年5月31日，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号公告公布：周口市人大常委会罢免了于彦章的河南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虽然都是罢免，但与内蒙罢免三名官员的代表职务不同，湖北河南有公职的代表是官方官宣他们已经因为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抓后才被罢免，属于先抓后罢。2021年9月26日，在湖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披露，由咸宁市选出的省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城县委原副书记、原县长刘明灯，因涉嫌严重职务违法犯罪，因此罢免其代表职务。河南的于彦章，则是今年5月中旬就被官宣已落马了。开封市纪委监委5月15日发布消息：周口市中心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于彦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和调查。实践中，公职人员因违法违纪先被查处，然后被罢免代表的职务，才是常态。对比之下，内蒙已被罢免但不见官宣被查处的两个案例就显得与众不同，值得关注。湖北被罢免的另外两个省人大代表，并非公职人员，而是企业经营者，情况则又有不同。如湖北襄阳的马中华，曾担任湖北美洋汽车工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襄阳当地媒体曾报道称该公司是“本市第一家新能源乘用车企业和第一家整车民营企业”。不过，该公司目前已是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并被列为限制高消费企业。因未按时履行法律义务，该公司已多次被法院强制执行。武汉人大罢免的赖春临，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2015年12月31日，该公司在深交所创业板上市。虽然罢免人大代表属于小概率事件，但新闻操作实践中仍应尽量提供更丰富的案例，让读者尽可能多了解小概率事件。此外，我们还需要科普一些常识，比如人大代表们在何种情况下会被罢免。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主编的《〈地方组织法〉“释义及问题解答”》一书则解释：如果当选的代表确有错误或违法行为，不适宜当代表的，可以由原选区或原选举单位依照法律规定予以罢免。2015年，襄阳市襄州区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尹荣华等人撰文《浅谈人大代表资格审查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指出，罢免作为对代表最为严厉的制约手段，多数情况都是涉及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对代表而言，罢免是强制的、被动的，提出辞职则是自愿的、主动的。罢免代表可以包括各种情况，既可以是代表有违法犯罪行为、违反纪律和道德行为或本职工作严重失误、不称职，也可以是代表未能很好地履行代表职责，或是其他原因不再适合当代表职务的，应当辞去代表职务而没有辞去的等。提供了这些背景和常识后，读者才会明白：不管是官员还是商人，如果被罢免代表的职务，一般都是强制被动的，“多数情况都是涉及严重违法违纪问题的”，也有一些是不能很好地履职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已被罢免却至今未见官宣他们涉嫌违法违纪的消息呢，这是一个值得新闻工作者深挖的方向。当然，商人们另论。马中华曾执掌的美洋汽车确实是出问题了，赖春临经营的盛天网络似乎还行。赖春临被罢免一年后的2023年11月27日，湖北盛天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注册资本由约2.71亿人民币增至约4.89亿人民币，增幅约80%。最后，新闻工作者可以提出一个建设性的建议：人大代表代表的是人民的利益，罢免他们应该对人民公布罢免的具体原因。总之，可以由高瑜等被罢免的具体案例挖掘很多其他的信息：罢免代表的依据、程序，罢免代表的不同情形，被罢免者的不同身份、结局，等等。大时代下，新闻很多，故事也很多，就看你是否有心。褚朝新2023年12月5日2020年1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随笔集《我，其实还想进步》，微店里还有少量签名版，点击左下角的“阅读原文”，即可进微店自选。

做新闻，耐心与韧性都很重要，且常常要求从业者同时两者兼备。回头看一些烂尾新闻并进行新的技术操作，是记者耐心与韧性的重要表现，也是日常必不可少的一种新闻实践。比如，最近又有一条新闻快要烂尾了，就很值得关注。这类烂尾新闻该如此操作呢？首先回顾一下新闻背景：2023年的夏天，方城县纪监委、方城县文联联合主办了一个有奖征文，方城县文联主办的《裕州心声》编辑部承办了这个征文活动。（顾问段文汉、李霞，分别是方城县县委书记和县长）2023年10月26日，

11月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通报曝光了8个案例。媒体注意到后，纷纷报道。纵览这些报道，发现不少媒体把有多名书记市长被问责当作了最大的新闻点，甚至把这个信息写进了标题，读者们阅后纷纷拍手称快。这类新闻报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了心里烦躁。从新闻专业的角度看，这些报道都不合格，这事还有巨大的挖掘空间，几乎没有媒体稍加思考，认真琢磨琢磨这些被处分的官员到底付出了什么实质性的代价。这类选题，常规的操作是选取典型案例呈现一个地方是如何违规操作导致地方隐形债务新增的，这么做的执政冲动是什么，然后要追问现有的问责对官员们的政绩冲动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这个方向，可以做一个深度报道。这个操作，需要深入采访，非机构媒体不能完成，且需要大量现场采访。下面，我们尝试讲一个不需要现场采访就可以操作的新角度。先看看已有的新闻背景：财政部通报称，2016年2月起，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依据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决议，垫资承担应由财政预算安排的土地一级整理开发、代行土地收储等业务。2018年至2021年6月末，形成新增隐性债务176.95亿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依纪依规组织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对时任柳州市委书记郑某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时任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某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对时任柳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某给予通报批评；对时任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某给予诫勉……通报说，这些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纪律观念不严，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通报的措辞是相当严厉的，但这些官员最终受到的处分却不疼不痒。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进行一些信息的比对和挖掘呢？若查一查通报中提及的这些官员，然后比对一下他们导致隐形债务新增前后的职务变化就会发现一个让人非常无语的事实：这些官员造成隐形债务后，多数都已经被提拔或者重用，个别退休了，警告处分对其毫无惩戒作用，还有极少数因为别的问题而落马，所谓的问责更是有名无实。比如通报中提到的柳州原市委书记郑某某，叫郑俊康，其1959年出生，财政部的通报发出时已退休，处分他时应也是已退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条规定：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对郑俊康这类退休的老干部来说，这个处分毫无实质性的影响。比如，通报中提到的时任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某，全名吴炜，其在2021年2月接任了柳州市委书记，属于提拔重用。2023年11月16日，吴炜被官宣落马，但多半是因为贪腐而不是因为新增了政府的隐形债务被抓。比如，通报中提及的柳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某，全名叫刘可，2021年10月已经被提拔担任广西交通厅厅长。通报中提及的时任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某，全名叫王昕，已在2021年7月被提拔为副厅级官员，现任桂林副市长。这些官员的职务变迁很容易查询到，一个专业的记者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查清楚了。财政部还通报了湖北存在的类似问题：湖北省随州市、咸宁市、鄂州市及所属华容区、荆州市及所属荆州区、宜昌市及所属宜都市、黄冈市黄梅县、恩施州恩施市、荆门市钟祥市等地政府要求省属国有企业垫资建设新增隐性债务。2008年以来，

在网络信息纷繁复杂的当下，迅速弄清一个新闻人物背后的某些特定社会关系，是媒体从业者和新媒体写作者都应该掌握的基本功。今天的新闻业务文章，就说说这个技巧。发掘出新闻人物的社会关系，主要依靠记者个人和所在机构的资源。记者的工作，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比如信息源。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记者和机构都有足够的资源。受各种条件的限制，一个记者不可能到处都有信息源。比如刚参加工作的媒体新人，社会资源少，信息源少；比如新闻事件较少受关注的地区，当地可能成为信息源的人也相应会少。但是，在缺乏资源的情况下，我们依然有办法快速判断一个新闻人物隐秘的社会关系。略举两例，供大家参考。2023年11月16日，广西纪委监委发布消息，原柳州市委书记吴炜接受调查和审查。这条消息发布14分钟后，广西日报发布消息，广西人大副主任张晓钦接任柳州市委书记。有一篇题为《官场新记录：原书记被抓和新书记到位的消息只间隔了14分钟》的文章写到柳州的这次官场人事更迭。有读者看后表示疑惑：文章在介绍张晓钦的仕途履历时说，“张晓钦2001年才从北京到广西任副厅级秘书。略微研究一下张的简历并比对一下其它官员的简历，就不难弄明白

又到了记者节，找到一些自己过去接受采访时被记录下来的文字，涉及新闻采写的技巧、职业伦理、风险规避和职业前景等问题，与诸君分享。一经常有人为了劝我喝酒开玩笑说，“喝点酒写稿更有灵感”。说这种话的人，都不太懂新闻，新闻写作与文学创作完全不同。写新闻容不得半点夸张，也容不得丝毫的马虎，写新闻必须头脑清醒。新闻实践，从选题发现到采访到写作到报道刊发，每个流程都有很多技巧和操作规范，每一步都需要长期的训练。比如采访，每个新闻现场都不一样，每个采访对象也都不同，如何去突破采访对象、如何去甄别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如何研判取舍在新闻现场获得的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都需要在一个个具体的新闻采访实践活动中去反复摸索和试验。信息从新闻现场获得了，如何谋篇布局写成新闻稿也需要长时间的练习。2016年10月，作为《南方周末》形象代言人之一，第一次将自己的照片公布在报纸上。刚进报社的时候，报社的前辈们教我们怎么写消息，标题怎么拟、导语应该怎么写，有些老师甚至明确要求一条消息稿的导语不能超过100个字或者不能超过80个字，要求你尽量用最简短的文字把最核心的新闻事实在导语里呈现出来。他们教的和大学时代新闻系的老师们教的，差别很大，但很实用。经过一年半载的训练，消息慢慢写得精炼很多，也慢慢学会了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提炼新闻点。后来到新京报开始学习做深度报道，要求又不一样了。部门主编对稿子的要求是，采访获得的信息要交叉印证，轻口供重书证、物证，采访要尽量录音，新闻稿要有料有信息量，所有的信息要有出处，不能有记者个人主观的判断，记者少站出来，多用短句，少写长句子，段落不要太长……当年我们那一批新京报深度报道部的记者，就是这么一个个被训练出来的。其实，都是很普通的训练，练的都是基本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训练。最近几年，我一直坚持在微信公号上写一个新闻业务专栏，涉及采访技巧、职业伦理等等，多数讲的是采访突破的基本技巧，文末有链接，有兴趣的朋友可读一读。当然，江湖上也有一种误解，认为我是靠着外形的伪装实现了很多突破。其实，突破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曾经采访过一些高层官员，根本没有什么外形的伪装，更多是靠自己的专业积累、不轻易放弃的反复付出和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说服他们。我曾经就如何采访官员总结说过一句话：有时候，你已经知道多少决定了你能在采访时获得多少。如果你是一张白纸，没有一定的常识积累，你根本不清楚对方说的哪些是有价值的信息。二现在写时政，空间十分有限，安全范围也很小，但不要去胡吹那些自己根本不信的东西，这是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很低。另一个底线，就是不利用自己工作积累的资源谋私利，不拿文字去与官员和官场交换，更不靠文字敲诈勒索搞钱。我经常写文章再现采访官员、与官员打交道的一些过往经历，有人觉得这是一种炫耀。我接触过的官员，好多都被抓去坐牢了，认识他们有什么好炫耀的？我也从没打算从政当官，对权力从来保持警惕，接触权力多数只是工作需要。如今辞职离开了媒体，

如何发现有价值有意思的新闻线索，常常让新闻从业者苦恼。想解决线索问题，没有什么好办法，只有靠长期的知识和资源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长期关注的领域稍有风吹草动就能发现有趣的线索。今天，略举一例。11月5日，很多媒体都注意到了湖北地方官场的一个人事调整：湖北省民政厅官网“领导信息”一栏显示，天门市委书记易先荣已任湖北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但遍览媒体报道，都没有充分挖掘这个线索：天门的市委书记突然调到省直当副职，这种安排近些年并不多见。事出反常，就有新闻。查一下易先荣的履历就会发现他的不一般：34岁当县长，36岁从湖北跨省到河南提拔为副厅，不是挂职是任职，还当过外交官。地方官场上有这等履历的厅官，不多见。易先荣属于学霸型的官员。1972年出生的他，毕业于西北政法大学，仕途起于湖北十堰的烟草系统，2000年从基层的烟草系统进入地方官场，任郧县副县长，2003年成为常务副县长。2006年11月，易出任郧县县长，时年仅34岁。大家要注意，当时湖北还没有开始推行年轻干部培养工程。2008年10月，当县长不足两年的易宪容突然跨省到了河南当科技厅副厅长。当年，他才36岁。县长当了仅仅两年就跨省提拔为副厅，这是怎么回事呢？2008年，河南面向全国公开选拔了60名厅官，易先荣正是通过这次公选跨省到的河南。能通过那场公选被跨省提拔，并不容易。来自河南官方的消息称：为提高面试公信度，每场面试考官组人数达到17人。204名考官中有省委委员、省纪委委员，省直单位、省辖市和省管高校领导干部，以及专家学者等。还邀请了国家发改委等16个国家部委，北京、天津等6个省区市，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6个全国重点大学的48名司局级领导干部。此外，河南的那场公选共计2282人报名，报考与选用比平均达到31.8∶1，其中，竞争最激烈的省直副厅级年轻干部类，报考与选用比例为52.3∶1。正处级刚刚才2年的易先荣能脱颖而出，其在这场公选中的表现应是不俗。他的不俗，远不止如此。2010年９月，在河南省科技厅任职刚两年的易先荣，又参加了第三批高级外交官的公开选拔并最终成功入选。跨省提拔才两年又参加公开选拔，足见他对现状的不满足。2011年2月，他进入了公选高级外交官培训班接受培训，同年5月成为驻旧金山领事馆副总领事。2014年5月，驻外三年的他回国，不过他没有回河南，而是回到了湖北官场，任湖北省外办副主任、省政府港澳事务办副主任。2016年11月，他从省直空降到地级市黄冈，先后任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常务副市长。2021年6月，他担任湖北省直管市天门的市委书记。天门在湖北有点特殊，市委书记高配副厅级，但城市整体的行政规格与县级市差别不大，下辖若干乡镇，没有县市区。湖北地方官场，如今很难找到第二个有易先荣这种从政经历的官员，他突然从天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调到湖北省民政厅当副厅长，显得很反常。此时，我们可以进行一些比对，例如看看前三四任天门市委书记的去向看。稍加比对就会发现，过去几任天门的市委书记一般都是提拔为省直单位的一把手或是地级市的市长，几乎没有一个市委书记去省直机关任副职。易先荣出身烟草，34岁当县长、县长当了才2年就参加公选跨省竞争晋升到副厅、副厅才2年又通过公开选拔成为高级外交官，两次通过全国性的公开选拔跨地区、跨专业、跨领域地实现仕途的晋升和调整，足见他某些方面的能力不俗。另一方面，他短短几年内两次参加公开选拔换位置，也充分暴露出他不满足现状的着急心态。有才真是有才，心急也是真心急。不过，2008年就晋升到副厅的易先荣，十多年停留在副厅的级别上原地踏步，这对于心急的他来说恐怕是一个耿耿于怀的心病，不知道他这十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另一个反常的细节是，与易先荣搭班子两年多的天门市长杨兴铭前不久也突然调离了天门，到湖北省工商联任副主席。杨兴铭1975年出生，48岁。2016年，41岁的杨兴铭就担任襄阳市襄州区区委书记。2019年调任天门市委副书记，2020年1月开始任天门市长，2023年8月，其被调离天门担任湖北省工商联副主席。这个年龄，如果不出问题，理应接任市委书记或提拔重用。天门官场过去两年发生了什么，很值得媒体去挖掘。过去其他一些地方也出现过党政一把手同时被调离的情况，原因很复杂，比如都要提拔或重用，比如出现贪腐问题需要调虎离山，还有一个常见的原因是党政一把手不和且矛盾突出难以调和。2021年河南济源市委书记在食堂掌掴市政府秘书长，经我了解，市委书记虽然扇的是政府秘书长，但实际上暴露的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不和。不久，市委书记和市长相继被免职调离济源，年长的书记去了省政府当参事，年轻的市长被调到一个正厅级的事业单位担任党委书记、副局长。不过，天门官场的这次变故到底是因何而起，没有调查就不能轻易断言。新闻从业者在采访时可以靠经验突破所遇的困境和采访对象，新闻事实则需要实地的调查走访及信息甄别、核查得出，不能靠经验推断。总之，天门官场的变故是一个不错的时政线索，值得挖掘。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某个领域常识积累得够多，就很容易觉察到一些异常，较之他人就更容易发现新闻线索。褚朝新2023年11月6日

辞职离开媒体后，经常坐在家里写东西，这其实不是我理想的写作状态。专业记者，不是作家，记者的写作不是搞文学创作，而是要去新闻现场经过实地的调查研究之后再来写作。对于新闻写作来说，到现场去很重要。不去现场，经常会写错或者写不清楚，新闻界过去有很多类似的教训。2014年8月，时任河南省洛阳市副市长郭宜品“失踪”了50多天，从公安部门传出的消息称，郭畏罪潜逃已经被网上通缉。消息传出，媒体云集洛阳。我赶到洛阳，第一时间去洛阳市政府大楼找到了郭宜品的办公室。虽然失踪50多天，但他的副市长待遇还在。门缝里，塞满了各种文件和报告。我从门缝里抽出一张，居然是洛阳市最新的文件。他畏罪潜逃一个多月了，洛阳市政府还在按程序给他送文件。若不是在现场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地方官场的程序运转是如此僵化。没两天，有媒体报道，郭宜品的妻儿早就跑到国外去了。该媒体引用所谓的知情人士的消息称：在郭失联后，警方排查了郭的家庭，发现郭的孩子早在国外，其妻也不见踪影。其妻早已通过当地公安的关系，办理了假身份证件，“现在警方还在比对郭宜品的信息，看其是否也办理了假身份证。”报道一出，几大门户网站首页全部刷屏。这个消息让人觉得郭宜品出逃是精心策划好的，不仅他本人跑了，妻儿也一起跟着跑了。这家媒体报道的信源很模糊，但报道影响很大。于是，我打听到了郭宜品妻儿的工作单位，决定上门探访看看，她们是不是真的跑了。郭宜品的妻子，当时是洛阳市政协的一个干部。在洛阳市政协，不管是门口的保安还是她的领导、同事都向我证实：她还在上班，根本不存在逃到国外这种事情。她的领导、洛阳市政协一名官员，详细向我介绍了她的具体职位、每日上班的工作情况。随后，我去了郭宜品儿子小郭的单位，某家银行。在银行门口，我尝试着给他打了个电话，结果他接了电话，告诉我正在上班。通电话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小郭自己是记者，只说是他父亲的一个朋友，问问情况。聊完回酒店的路上，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XX（没有带他的姓，直呼他的名字，电话里为了让他减少戒备心，也是这么直呼他的名字），抱歉，刚才电话因为担心你回避，没有说自己的真实身份。我其实是记者，但你放心，我不会写你的名字，主要是想证实你是不是其他媒体报道的那样跑出国了。回到酒店没多久，该银行的领导居然打来了电话。原来，收到我的短信后，郭宜品的儿子向银行领导报告了有记者采访他这件事，银行很重视，托河南媒体同行找到了我的电话，证实郭子还在该银行上班，但恳请报道的时候不要公开银行的名字。经过现场的核实，郭宜品的妻子和儿子当时确实都还在洛阳。弄清楚郭宜品的妻儿是不是还在洛阳，只花了小半天时间，并不是一个难事，但当时有些媒体根本没有求证，把江湖传闻当事实写进了新闻稿里。这是个小事，写错了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最多是给当事人增加一些困扰，但如果不养成去新闻现场核实信息的习惯，总有一天会犯下大错。不再是记者，失去了去新闻现场的机会，这几年基本不去写那些太复杂需要去现场求证的事情，但即便是坐在家里写文章，也总是要求信息提供者拿出更多相关的照片、视频、司法文书等书证、物证，不轻信口供，就是怕出错。有一年，去湖北利川采访行政诉讼法修改后当地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事。采访中发现，对市长出庭应诉这件事，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某些说法完全相反。若不是现场采访细致，只听书记或只听市长说，可能就会出现细节上的失误。虽然这些失误无伤大雅，但职业记者对自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褚朝新2020年11月4日初稿、2023年11月4日修订2020年11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随笔集《我，其实还想进步》，该随笔集收录了近些年在公号里写的二十余万字，记录了个人成长的一些经历，微店里还有少量签名版，点击左下角的“阅读原文”，即可进微店自选。

最近，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开庭了。纵观媒体报道，没看到什么新意。在省部级官员落马已成常态的今日，再按原来的思路去报道，很难吸引人了。加之新的管控形势下，这类新闻做独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角度就成为同题操作中可能取胜的法宝。比如，我们可关注一下巨贪们贪腐得来的钱财去了哪里。弄清楚这个问题前，得先搞清楚他们贪腐了多少钱财。说他们是巨贪，有司法机关的数据为证：2023年10月19日，湖北省襄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辽宁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省公安厅原厅长王大伟受贿一案。襄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王大伟受贿共计折合人民币5.55亿余元。其实，王大伟落马之前，他的前两任辽宁省副省长、公安厅长已先他“进去了”。这意味着，辽宁省从2002年到2022年这20年间的三任公安厅长，全部都是巨贪，也意味着辽宁的警队这20年一直被巨贪们执掌着。这三人是连后脚担任辽宁公安厅长的：李文喜，2002年5月至2011年3月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薛恒，2011年3月到2013年3月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王大伟，2013年至2022年任辽宁省公安厅厅长。李文喜和薛恒贪又各腐了多少呢？2023年1月6日，山东省泰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辽宁省政协原副主席李文喜受贿一案，判决认定李文喜受贿财物总额超过5.46亿余元。薛恒是2021年8月23日被中纪委监委宣布主动投案的。2022年8月18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薛恒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一案，其被控受贿1.35亿余元。王大伟和李文喜，受贿都超过五个亿，薛恒少一些，也有一个多亿，三人一共贪腐十多亿。别说过亿的钱，对我们这些普通来百姓来说，上千万就是天文数字了。诸位，说他们是巨贪一点都不夸张吧。从司法机关的定性来看，这三名巨贪所得的赃款大部分来自辽宁，另一部分来自他们以前工作的省份。那么，他们被判刑坐牢以后，这些赃款到底流向何处呢？这个问题，我以前就关注过。2016年，江苏省两个地级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审了三名来自山西的省部级官员，分别是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金道铭，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和山西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检方当时指控，这三名山西的省部级贪官，受贿共计约1.8612亿元。当时查了一些政策法规，也请教了湖南湖北山西三省的一些法官，最终搞明白了：一般情况下是案子在哪里审，赃款就最终由哪里的财政所得。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四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查封、扣押、冻结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物及其孳息，应当妥善保管，以供核查，并制作清单，随案移送；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生效以后，有关机关应当根据判决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及其孳息进行处理。对查封、扣押、冻结的赃款赃物及其孳息，除依法返还被害人的以外，一律上缴国库。其次，纪检监察机关对于在查办腐败案件中暂扣的涉案款物的处理原则是：一，属于涉嫌犯罪所得的，案件移交司法机关的同时，相关款物一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二，系违纪所得的，由纪检监察机关依纪收缴，上缴国库；三，对于经调查不属于涉案款物的，及时予以退还。依据上述的政策法规，这些副部级以上的大老虎在各地任职时贪腐的巨额资金中的犯罪所得，由负责案子的司法机关查封扣押冻结最后上缴国库，违纪所得则被中纪委收缴上缴国库了。另一个现实是，所有副部级的地方官员都是异地审理的，辽宁的巨贪都不在辽宁审。所以，王大伟、李文喜、薛恒这三名辽宁的巨贪的判决生效后，所得的10多亿赃款都无法回到经济落后的辽宁，而是上缴到了案子审理地的财政或被办案的中纪委上交国库了。若把巨贪们贪腐的钱财与他们所在省份当下的经济形势对比一下，就能让读者体味出更多现实的意义。大家还记得2016年山西的经济情势吧，全国垫底。金道铭等三个山西巨贪在山西贪腐的赃款最后没有回到经济形势特别不好的山西，而是流向了经济发达的江苏。山西当时有一名纪检系统的副厅级官员对我感叹说，“他们在山西受贿贪腐这么多钱，最后这些钱都归了外地，这是山西的损失。”辽宁这些年落马的省部级官员也不少，仅这三个警界巨贪所得赃款就有10多亿，这些来自辽宁民众的血汗最终也无法回到辽宁，而辽宁的经济形势如今也并不太好。单一的信息，放在不同的参照物下解读会给读者产生不同的阅读感受。这类高官落马的素材，还有一个更有现实意义的观察角度：2016年，山西首批进入司法程序的落马高官金道铭等三人受贿的财物加起来有1.8亿多，这才几年，辽宁仅连续三任公安厅长的贪腐金额加起来都超过10亿了。这种“与时俱进”的变化，新闻工作者若稍加挖掘和延展，就能让读者获得更多的信息增量。褚朝新2023年11月3日更多新闻业务文章，点击以下链接：夜闯武陵都｜新闻实战两次被老省委书记拒绝｜新闻实战给自己评奖的文联该换届了|新闻实战又多了一群老人无心过重阳｜新闻实战

今日的新闻业务文章，要切切实实地实战一把，说说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文坛最近出的一个丑闻。夏天，方城县纪监委、方城县文联联合主办了一个有奖征文，《裕州心声》编辑部承办了这个征文活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裕州心声》：《裕州心声》原是方城县文联2008年创办的一个文艺类内刊，8版4开，三个月出一期。2023年上半年，该文联报请方城县委宣传部同意，又注册了《裕州心声》微信公号。所以，方城县文联既是此次有奖征文的主办者又是承办者。2023年10月26日，

日下午，全国两会期间，在湖北团驻地宾馆大厅偶遇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曾打过交道，坐在一起不免忆及往事。2010

2020年12月8日，一个山西的朋友告诉我，山西的老省委书记李立功去世了。转眼，就快三年了。官方的正式消息说：2020年12月6日9时59分，山西省委原书记，原山西省顾问委员会主任李立功因病医治无效，在太原逝世，享年96岁。12月12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太原举行。听到这个消息，并不意外，毕竟老人家已经96岁了。给老人的夫人谢阿姨发了一条微信：谢阿姨，节哀。谢阿姨回信息说：谢谢你，我们接触不多，但透过你写的文章，我感到你是位勤奋……敢于正视现实、反映现实的记者……我很喜欢看你的文章。因工作的关系，与李立功老人有过几次间接的接触，其中有两次试图采访他，但最终都失败了。2015年8月，为了写塌方腐败一年后山西的变化和面临的新老问题，在山西待了28天。当时山西正处在经济低谷，而写这一年的山西，除了要写高压反腐，必然避不开经济发展滞后的问题，虽然时任晋中市委书记和太原市委书记都接受了采访，但收获不大。吕梁等经济形势非常不好的地方，官员们皆不愿意聊经济不景气这个话题。无奈，想到了退休后居住在山西老家的原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和胡富国。在地方官场，很多老人虽然退休，但不少门生故旧都还在岗位上，信息灵通。费尽周折，两位老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有一日，听说李立功会在迎泽宾馆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大会，决定去会场堵他。走进会场，发现90多岁的他已经在会场，上前给他送了一份2015年5月的南方周末。上面，有我写的一篇塌方腐败之后的山西如何“补官”的报道。会开了一个多小时，老人没发言也没动，偶尔看看报纸。会议中途休息，他似乎要提前离场，我赶紧上前打招呼自报家门，他拉着我的手说：南方周末是份好报纸，南方周末是份好报纸……我说，想听听老书记您对这一年多山西情况的看法，以及如何评价现任书记在山西的表现。他依然还是说：南方周末是份好报纸……显然，老人不太愿意接受采访。老人的秘书说，他要去医院看牙，没有时间接受采访。于是，众人目送老人上了一辆奥迪离去。那是一次不太成功的采访，费时耗力，但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全程无比焦虑。反思这一次对李立功老人的采访，当时虽然找到了他也见到了本人，但没有坚持去争取，错过了一次采访的好机会。几个月后，为了写另一篇文章，我决定登门拜访李立功老人。那日，太原一个朋友开车陪我去了老人的老家。从太原到老人的老家山水村，开车走了四五个小时，一路上不断有大货车呼啸而过，我们走走停停。进山水村，很容易就找到了老人的家，一栋带着院子的小楼。李立功当时就在家里，但工作人员说，能不能见要听老太太的，也就是李立功老人的老伴谢阿姨。给谢阿姨打电话，她说自己刚好有事到了太原，不在家，老人身体不好，正在午睡，建议不要打扰老人。虽然是工作，但也不能太无理，我们于是在一楼客厅里等老人午睡醒来。可是，等了一两个小时，一边等一边跟家里的厨师和警卫员聊。眼看已是下午，老人都没有下楼。警卫员说，老人不想见我们。没办法，通过手机号加了谢阿姨的微信，然后起身告辞。两次试图采访退休的老省委书记都失败了，都败于不够坚持。事后反思，尤其是第二次，老太太和老人家里的警卫厨师都很客气，如果再坚持等几个小时，或当晚住在当地次日再去，多去两次，采访或许就成功了。对新闻工作者来说，坚持真的很重要。过去我在很多场合都很坚持，但面对老省委书记，两次都坚持不够，有怕过于坚持适得其反影响后续采访和报道刊发的担心，也有懈怠的责任。褚朝新2020年12月13日、2023年10月29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