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不能当官方通报的复读机｜新闻实战

11月6日，财政部发布《关于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的通报》，通报曝光了8个案例。媒体注意到后，纷纷报道。

纵览这些报道，发现不少媒体把有多名书记市长被问责当作了最大的新闻点，甚至把这个信息写进了标题，读者们阅后纷纷拍手称快。

这类新闻报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了心里烦躁。从新闻专业的角度看，这些报道都不合格，这事还有巨大的挖掘空间，几乎没有媒体稍加思考，认真琢磨琢磨这些被处分的官员到底付出了什么实质性的代价。

这类选题，常规的操作是选取典型案例呈现一个地方是如何违规操作导致地方隐形债务新增的，这么做的执政冲动是什么，然后要追问现有的问责对官员们的政绩冲动是否有影响、有多大影响……

这个方向，可以做一个深度报道。

这个操作，需要深入采访，非机构媒体不能完成，且需要大量现场采访。下面，我们尝试讲一个不需要现场采访就可以操作的新角度。

先看看已有的新闻背景：财政部通报称，2016年2月起，广西柳州市北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轨道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广西柳州市东城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依据市委常委会会议、市政府常务会议决议，垫资承担应由财政预算安排的土地一级整理开发、代行土地收储等业务。2018年至2021年6月末，形成新增隐性债务176.95亿元。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依纪依规组织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问责。对时任柳州市委书记郑某某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时任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某给予政务记过处分；对时任柳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刘某给予通报批评；对时任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某给予诫勉……

通报说，这些案例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的领导干部政绩观存在偏差，纪律观念不严，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打折扣、搞变通，严重影响了隐性债务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成效。

通报的措辞是相当严厉的，但这些官员最终受到的处分却不疼不痒。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进行一些信息的比对和挖掘呢？

若查一查通报中提及的这些官员，然后比对一下他们导致隐形债务新增前后的职务变化就会发现一个让人非常无语的事实：这些官员造成隐形债务后，多数都已经被提拔或者重用，个别退休了，警告处分对其毫无惩戒作用，还有极少数因为别的问题而落马，所谓的问责更是有名无实。

比如通报中提到的柳州原市委书记郑某某，叫郑俊康，其1959年出生，财政部的通报发出时已退休，处分他时应也是已退休。《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十条规定：党员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一年半内，不得在党内提升职务和向党外组织推荐担任高于其原任职务的党外职务。对郑俊康这类退休的老干部来说，这个处分毫无实质性的影响。

比如，通报中提到的时任柳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吴某，全名吴炜，其在2021年2月接任了柳州市委书记，属于提拔重用。2023年11月16日，吴炜被官宣落马，但多半是因为贪腐而不是因为新增了政府的隐形债务被抓。

比如，通报中提及的柳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某，全名叫刘可，2021年10月已经被提拔担任广西交通厅厅长。通报中提及的时任柳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王某，全名叫王昕，已在2021年7月被提拔为副厅级官员，现任桂林副市长。

这些官员的职务变迁很容易查询到，一个专业的记者只需要几分钟就能查清楚了。‍‍‍‍‍‍‍‍‍‍‍‍

财政部还通报了湖北存在的类似问题：湖北省随州市、咸宁市、鄂州市及所属华容区、荆州市及所属荆州区、宜昌市及所属宜都市、黄冈市黄梅县、恩施州恩施市、荆门市钟祥市等地政府要求省属国有企业垫资建设新增隐性债务。2008年以来， 2018年8月至2021年6月末，形成新增隐性债务214.8亿元。

同样，一大批官员被问责，可是如果媒体记者对比他们犯这个错时的职务和现在的职务，同样会发现少数已到了自然退二线或退休的年龄，多数人已经被提拔重用了。

比如，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通报的时任随州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吴某某，1964年10月出生，这个年龄的副厅级干部，没有进市委常委班子，仕途基本到顶了，书面检查并通报既不能影响他的工资也不能影响他仕途的进步。

比如， 被诫勉的时任咸宁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吴某2021年12月已经被重用为市委常委了，目前任湖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

比如，受到政务记过处分的时任鄂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某某，已经被提拔成省管企业的一把手；被诫勉的时任荆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钟某某，已经被提拔为省交通厅厅长；被责令作出书面检查并通报的时任黄梅县委副书记、县长屈某某，1968年出生，已被提拔为黄冈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媒体稍加追问就会发现，不管是广西柳州的还是湖北的上述官员，都是在违规行政导致隐性债务新增后被提拔或者重用的，那么就不得不正视的一个问题：当年他们因为政绩观偏差导致地方隐性债务新增的行为，在2021年拟提拔重用考察他们的时候是否被当作他们的政绩了？ 

此次对仍在职的官员最严厉的问责也只不过是党内警告，处分期只有一年，他们很多人刚刚被提拔重用，本来一年内再次升迁重用的可能性就不大，所以这类处分毫无实际的杀伤力。而且处分期一过，他们照样被提拔重用。

最近就有此类案例可供媒体使用。11月，河南省郑州市新增一名叫陈宏伟的市委常委。此人，2020年1月任郑州市副市长，曾因郑州2021年“7·20”特大暴雨灾害（死亡失踪380人，直接经济损失409亿元）而被问责，受到政务记大过处分。政务记大过处分的处分期是18个月，如今处分期满，陈宏伟照样被重用为市委常委。

所以，媒体记者如果对这些官员最近几年职务的变化稍做一点了解，就会发现财政部这个措辞严厉的通报凸显了一个荒唐的现实：这些地方官员的仕途可能已经因错误的政绩观受益，事后给他们一些警告、诫勉之类的处分，这些处分不像是惩戒，更像是一种来自地方的自我保护。不难想象，将来他们还会这么干，反正干完先会被当作政绩获得提拔重用，等提拔重用后受个警告处分，毫无压力。‍‍‍‍‍‍‍‍

现在的所谓问责，暴露出某些地方保护。这种保护，势必进一步刺激地方官员继续用类似的方式让地方新增隐形债务而个人新增政绩。

媒体不能成为官方通报的复印机、复读机，理应对官方通报的信息进行必要的解读、分析和进一步挖掘。如果全都依照官方通报发布信息，那还需要媒体作甚？媒体应该发声提醒：如果真的要惩戒这些官员，将他们降级或免职都更像问责，哪怕是将他们官复原职，也比如今的警告、诫勉更有惩戒意义。

财政部的这个通报，雷声大；地方却并没有按照财政部通报的口径处分官员，雨点小。这种突出的矛盾，也可以最后让新闻报道的落脚点放在部委与地方的博弈上。

褚朝新

2023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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