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经得住夸，也要挨得了骂

2002年4月，还没有从湖北大学毕业，我就进了报社。一口气在采访的一线干到了2018年，屈指算来干了十六年零六个月。但做新闻这条路，在1998年夏天就被设定好了。

给我早早选定这条路的，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农民兼小手工艺人，农闲时做点篾货，那个年代淘米洗菜用的都是竹制品，他的手艺尚有市场。塑料制品兴起后，他的手艺渐渐失去了市场，如今快要失传了。农忙时他就是一个农民，种棉花、种菜、卖菜。

家里早期还算殷实，后来他经商失败，境况一日不如一日，经常要借米度日，学费更是难以筹措。江湖上结交的朋友、结拜的兄弟、十多个徒弟，多数都躲着他，怕他借钱。他经历过很多人情冷暖，也遭遇过很多变故，很多我都曾目睹。

他粗通文墨，偶尔还看看书。当时他有一个很朴素的认知：如今这个时代，要想保护自己和家里人，有三条路可以选——从政当官，学法律当律师，学新闻当记者。正是在这种指引下，我高考前填报志愿选专业时全部选的法学和新闻学。

因为家境贫寒，那个时候选择学新闻有担道义的念头，但更多是为了个人安身立命、为了家族不再受欺负。

1998年夏天，我考入湖北大学新闻系。大学期间，办过报纸，给武汉好几家报社投稿，发表了不少单独署名的新闻稿，还尝试写评论，在中国青年报等报纸上也发表过一些评论文章。大学毕业时，基本可以单独采访写稿，进报社当记者顺理成章。

武汉的新闻媒体，那年头很活跃，业务氛围还浓，竞争也很激烈，但写作空间也十分有限，于是在2007年从武汉晨报辞职到了北京，进入新京报。严格来说，进入新京报之后才算开始真正的做新闻。

在新京报深度报道部，部门主编和编辑对稿子的要求很严格：采访获得的信息要交叉印证，轻口供重书证、物证，采访要尽量录音，新闻稿要有料有信息量，所有的信息要有出处，不能有记者个人主观的判断，记者少站出来，多用短句，少写长句子，段落不要太长……

正是在这种严格的职业训练中，迎来了自己从业以来的第一个小高潮。2009年开始，重点关注重庆，从打黑风暴到律师李庄被抓到王立军出事，我都亲历了，数次采访过王立军。王立军叛逃前，我们还通过一个电话。有些细节，当时不少媒体报道过。律师李庄被抓，我撰写了大量针对重庆警方的批评报道。

因为李庄案的报道，我被评为2009年南方报业年度记者。很多人不太清楚，当时的新京报还是南方报业和光明日报集团合办的一份报纸，南方报业集团每年评选年度记者，新京报每年有一个入选名额。

那一年，我的年度总结文章标题是《独守苍茫》，新闻前辈江艺平给我的评语是：“褚朝新突破重围报道李庄案，掀开了重庆打黑案庭审的内幕，也挽回了被一些同行轻易出卖的新闻的尊严。他的“独守”何其珍贵。”

在新京报四年多，没有确定一个自己深耕的方向，遇到什么题写什么题，派什么题写什么题，但是偶尔有那么一两次时政类的稿子写得还算满意，慢慢对时政有了兴趣。另外自己当时有一个判断，中国的时政记者太少，时政新闻的阅读市场很大，但很缺好的时政新闻，做时政新闻应该是一个不错的方向，所以2011年从新京报辞职到了南方周末，专攻时政调查。

2015年，我深入塌方式腐败的山西官场，撰写了大量的时政报道，其中《山西“补官”》是我个人觉得从事时政调查以来突破最成功、描摹地方官场最深入的一次。2015年，我被南方周末聘为高级记者，并再次作为南方周末的采编业务代表被评为南方报业年度记者。

刚进入媒体的时候，总常想搞个大新闻，一稿动天下，也经常梦想着靠文字去改变甚至改造社会。干到30多岁的时候，想法变了，写3000字能帮助到某一个具体的人、推动某一个具体的事，就不错了。干到40岁的时候，想法又变了，觉得新闻当然应该介入现实，但即便触动不了现实能记录某一个历史片段也是好的。

从理论上讲，新闻本身也兼具干预现实和记录历史的功能。特殊时期，能守住其中之一就不错了，

最近，我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写一个新闻业务专栏，讲各种采访技巧和职业伦理的问题，在传统媒体没落新媒体兴起的时候，强调基本的技术规范和职业操守显得尤为必要。

因为近些年主要是写时政调查，而且有不少是舆论监督，因此得罪不少官员，部分还是在位的官员，所以近些年我至少经历过三次不同的官方的调查，是否做过有偿新闻、是否有过敲诈勒索、是否与官商有什么利益输送等。我老家的地方官员、原来工作过某些报社，都曾接待或组建过针对我的调查组，调查的结果是我没有这些问题。这一点我要感谢他们，是他们用调查证实了我的清白。

还有一些人，没有能力调动体制力量对我进行威胁和打击，于是偷偷摸摸匿名或者雇人匿名在网上捏造一些东西构陷抹黑我。早些年对这些构陷抹黑很在意，如今已经不当回事了，点名道姓批评了那么多人，甚至让一些人丢官坐牢，他们的家人、马仔和同伙躲在暗处骂我几句也正常。

职业记者，要经得住夸，也要挨得了骂，偶尔回句嘴，然后笑哈哈。真正的新闻，从来不是取悦人的，让人不舒服甚至生出一些反思来才是正常的。

做新闻时间久了，习惯了独来独往，经常一个人孤身作战，点名道姓批评一些在位的官员，让很多关心我的人很担心安全问题。有一位读者曾给我留言，希望我保护好自己，说如果我受到了打击报复，他和其他读者作为普通人是无能为力替我做什么的。这话，很实在，也很让我感动。执着于做媒体的人，很需要有清醒的认识，不神话、不圣化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对复杂残酷的现实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戒备心。

做新闻且是监督性的新闻，保持干净清白很重要。这是职业操守，也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但干净未必就一定安全，自我保护的意识时刻都要有。如何保护自己的呢？写东西要实事求是，不要杜撰编造，不要道听途说，这是基本的职业规范，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有些被我批评过的官员，后来也相逢一笑，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我当年批评他的文章没有写错。他虽然不高兴，但服气。

当记者十七年，写了很多批评报道，但还从来没有人去法院起诉说我报道失实。投诉倒是有一些，但无非就是他们认为我写了他们觉得不该写的东西。

他们觉得不该写的东西越来越多，很多人只能选择撤退，2018年年底我辞职离开了媒体。

现在回头看，尤其是时下各种自媒体层出不穷，各种新闻不断反转，愈发觉得做媒体是有门槛的，比如需要勤奋和相对客观的立场，新闻必须经过严格的新闻采写程序才能生产出来，拍个照片、视频发到网上，那还不能称之为新闻，那只是新闻素材，真正的新闻需要专业的记者去求证、核实、挖掘和延展。因此，在现在的环境下做新闻，需要的不仅仅是勤奋和客观，还需要具备很多专业的职业技能。

做新闻有较高的门槛，写作的空间如今也很有限，但做新闻不是个可以发财的行当。做新闻发不了财，想发财的千万别干媒体。但认真干媒体，也绝对饿不死。这一行，从来没有那么糟，即便是当下。

褚朝新

2021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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