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记者、编辑、教师与他的“两个江湖”

2019年4月在全国新闻专业毕业设计

研究论坛做主旨发言

辜晓进，2010年至2022年6月担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新闻学科带头人。曾任江苏科技报社编委兼采通部主任，深圳特区报社《鹏城今版》主编、经济部主任、总编助理，英文《深圳日报》总编辑，深圳报业集团系列报刊副总编等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访问学者（2001-2002），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委员会副会长。

开学季已至，2022级新生即将步入荔园。就今年本科录取情况而言，传播学院各专业录取分数在全校专业中排名前列，这或许得益于该学院近年来在专业建设上的不断发力以及社会影响力。

今年6月，深圳大学新闻学专业入选2021年度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至此，传播学院本科专业均已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独创毕业设计、创办学生实验平台《新新报》……创建于2009年的深圳大学新闻系一直在不懈探索。而谈到这些创新之举，就不能不谈新闻系初创团队的核心角色——辜晓进教授。

 兜圈之旅：

“农工兵学”走进新闻界

1974年，高中毕业的辜晓进只身踏进时代的洪流。当时文革还未结束，他响应上山下乡的号召插队到农村，后被分配到无线电厂工作。他喜欢在厂里的墙报上写字、排版，也活跃于厂里的宣传队中。正是这些经历让多才多艺的他顺利应征入伍，成为指挥连的无线兵，也接触到了新闻写作。

70年代后期，《解放军文艺》杂志发表了辜晓进撰写的“小豆腐块”，此后他对新闻越发感兴趣。本着对求学的渴望，在文革结束高考恢复后，辜晓进选择退伍高考，开启本科生涯。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媒体一改之前非市场化的、千篇一律的形态，展示出多元的可能性。在辜晓进眼里，这也预示着媒体介入社会生活的可能、公众知情权得到满足的可能……这些可能性构成了“很大的诱惑”。

“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具有非常大的好奇心，同时也有责任感，媒体作为一种公共服务的工具，最能实现这种责任感。”1984年下半年，他入职《江苏科技报》，以记者的身份正式踏上新闻之路。

成为记者前，辜晓进在多种身份间跳跃，“兜兜转转，但让我对中国社会有了从农村到工厂到军队的体验，对后来从事新闻工作有非常大的帮助。”单就部队生活而言，辜晓进认为军人执行任务时的相互配合和报社工作中的合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当记者到作为总编辑管理报社，从军营中习得的合作精神都令他受用。多年后回想，辜晓进仍觉得这段“弯路”不虚此行。

但在捧起“铁饭碗”后，升职为报社编委的辜晓进又一次在人生的道路上做出选择，放弃到手的一切（包括破格获得的中级职称和分配到的一套新房），转身走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研究生课堂。

1989年辜晓进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期间的宿舍弹琴

在人大，“有很多国外原版书”的图书馆成为辜晓进的宝地，他终于可以“围绕某个方向读很多书”。

彼时，他“花了一笔钱”复印了图书馆刚引进的一本不出借的关于报业经营管理的英文原版书，后来越发觉得感兴趣，“那个时候中国媒体的市场化刚开始，业界还没有这方面的书，这本书我觉得很有价值。”他索性翻译成中文——《报业管理艺术》，这是国内第一本报业经营管理方面的中文书籍。一经出版，首印5000册书就被抢售一空。

在读期间，他收获了由人民日报社设立的新闻类奖学金（该奖学金每年在全国范围奖励10人），但这在他看来只是意外之喜，“当时我并没有什么功利心，做什么事情都只是纯粹出于对新闻的兴趣，我觉得自己骨子里是一个新闻人，是狂热的新闻爱好者。”

2006年6月5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出席世界报业协会年会

在过往的业界经历的加持下，多家媒体向他抛来橄榄枝。是应新华社社长穆青的工作邀请，还是接受人民日报社的迫切邀约，又或者回到原报社接受副总编的职位，抑或应允专程来校动员其去特区的两位深圳特区报社人事干部的热情召唤？

思来想去，纯粹的新闻热爱替他做出最终决定：“深圳处于急速的发展中，是个出新闻的地方。”紧接着，他奔往这片遍地新闻的建设热土。

  鹏城记忆：

“管理层记者”爱跑新闻

1991年7月，辜晓进第一次踏入深圳。90年代的深圳媒体，在他看来“跟内地的大中城市相比还是比较薄弱”，但也步入了如火如荼的发展阶段，与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同频：《深圳特区报》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一纸风行；《深圳商报》在休刊又复刊后迅速崛起；未获刊号随《深圳特区报》发行的《鹏城今版》在发表一系列深度报道后家喻户晓。

除了随身携带的行李，辜晓进还带来了早年养成的职业习惯——“跑新闻”。初至深圳，空闲时他就“以报社为圆心，每天朝一个方向步行六个公交站左右的路程,觉得有兴趣就拐到巷子里面去”，他认为这是快速了解陌生社会的好方法。

来深半个月，辜晓进就发现了深圳有别于北京、南京的种种有趣现象。现象之一是，这里很多人喜欢将毛主席像挂在随身物件上。通过观察、巡访，他跑出了来深后的第一篇特写报道——《BB机上的毛主席像》，在报社内外都受到好评。

《深圳特区报》1991年8月15日第7版

（青春节拍）局部

有时，题材也会自己“找上门来”，藏在日常工作中。在担任特区报“青春节拍”专版编辑期间，辜晓进与团市委接触多，得知他们组织了一批深圳义工，24小时为市民提供义务服务，解决市民的生活难题。

“深圳竟然还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情。”怀着感慨，辜晓进和同事一同完成了对深圳市义工联的首次深度报道，刊登在头版头条，在广东和内地都引起较大反响。“已经有很多人感受到义工的服务，但没有人去记录，这就是所谓的‘人人口中有，人人笔下无’。”他解释道。

调动好奇心发现“笔下无”的选题只是找新闻的一种路径，有些新闻作品则更多来源于正义感的驱使。得知众多媒体对某背景深厚的金行卖假货的曝光被叫停，而该金行凭借关系又买通北京主流媒体发布“正面报道”，他写下评论《读金行新闻有感》打抱不平。

一年后的1993年，他又在深圳接连发生股票风波和清水河大爆炸事件之后，在特区报头版发表评论《两个八月事件说明了什么》，引起本地媒体及读者的广泛共鸣。在他看来，这都是记者的职责之所在（这两篇评论先后获广东好新闻二等奖）。

作为记者，辜晓进在职业生涯中屡次“冲破禁区”，“经艰苦调查用报纸的一个整版来发布新闻之后，我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有意义。”

然而这只是“业余”兴趣——深耕于深圳报业的20年历程中，他先后在深圳特区报社的专刊部、总编室、《鹏城今版》、经济部等负责编辑和管理工作，从未做过“专职记者”，却发表了逾百万字的新闻与评论。

 重回象牙塔：

“光头教授”闯荡“另一个江湖”

2010年，54岁的辜晓进应时任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连续5年的邀请，辞去了深圳报业集团的所有职务，受聘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的特聘教授，重回阔别已久的校园。

“来之前我就拒绝了所有的行政职务，当个‘光头教授’就很好。”摆脱了行政工作的辜晓进觉得自己从“集体户”变成了“个体户”。然而，相比管理报社，他花在三尺讲台上的时间只多不少。

2009年，新闻系初建，彼时的毕业设计（下文简称毕设）还采用全院所有专业一起参加的模式，并无新闻系特色。辜晓进不满足于此，“我们要做自己的新闻毕设，专注于内容的、深度的、大制作的、多媒体的优质报道。”

新闻系教师制定了新闻毕设的大纲，其中细则交由业界经验丰富的辜晓进拟定。从2013年首届新闻系学生毕业开始，新模式下的新闻毕设就成为深大的“准记者”们迈出象牙塔前的“大考”，也成为外校眼里带有深大标志的本科新闻教育改革成就。

2020年11月11日，与毕设小组

讨论毕设选题（常江 摄）

此后，新闻系的毕设作品可谓精品迭出，仅辜晓进指导的毕设作品就曾被央媒及各大门户网站大篇幅报道。他指导的作品《深圳渔村：远去的故乡》令当时的毕设评委、资深媒体人周智琛直呼受到“彻底冲击”，本地媒体《深圳晚报》破天荒地用9个整版转载该报道。

毕设作品受到业界关注，新闻毕设作为一个标记鲜明的“深大现象”也吸引了全国新闻院校的目光，并被很多高校所借鉴。

经辜晓进提议并负责组织策划、新闻系全体教师参与编辑的国内首部新闻专业毕设教材《以新闻的名义》（四卷本）于2018年出版；首届全国新闻专业毕设论坛也于2019年在深大举行，各校报名之踊跃，导致主办方不得不于通知发出的当天晚上就宣布报名截止。

“大考”之前，学生如何培养专业技能？在院系领导支持下，辜晓进带领首届新闻系学生创办学生实验平台《新新报》，“从报纸的名称、开本，头版的报头样式，正文的字体字号，全部是和学生一起讨论的成果。”

他为这份报纸特别设立了多个深度新闻版，但在办报过程中发现就这些版面而言，学生的生产能力还有待提升。出于提升实战能力的考虑，新闻系决定开两门“高阶”课程——“采访写作专题”与“高级新闻编辑”，后者由多年担任报社总编辑的辜晓进讲授。

2012年5月9日，指导学生审改《新新报》大样

在传播学院师生的眼里，辜晓进永远精力充沛，乐在其中。从初至深大到退休，他先后创设了9门新课，涵盖从本科到博士各个层次，平均每学期都上3门不同的课。

其间不乏手忙脚乱的时候——疫情爆发后的第一个学期，他需要给从本科到博士四个层次的学生授线上课。但在他看来，能把自己的经验和成果转化成课堂知识，教会学生“在工作岗位上一定有用的东西”，“看到学生学得开心我也开心。”

早年支撑着辜晓进打破常规的激情并未褪去，在他看来做新闻研究和从事新闻工作一样需要激情，而他对新闻的情怀也“一直都在”，这让他不断在学界这个江湖“学游泳”。

多年来，他在包括新闻传播“四大刊”在内的C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还主持完成多项国家和地方课题，以致新华社主办的《中国记者》认为他转型成功，多年前就向他约稿撰写自己从业界到学界的转型经验。

但他婉拒了，“我觉得自己在学术这个江湖还在吭哧吭哧地学游泳，远没到‘成功’的地步。”他坦言：“业界和学界是两个江湖，有两套评价尺度，我一直在努力适应。”

 还未“通关”：

开启 “支线任务” 

在今年的毕业季，辜晓进告别了自己的教师生涯，但在他看来“有些事情却是割不断的”。他解释道，作为知识分子，新闻传播是一个“精神的、终身的事业”，退休后也少不了应邀为其他院校的新闻师生开讲座、授经验，新闻教育也就得到了延续。

此外，他还有一个颇受欢迎、粉丝近万的公众号要继续做下去。“公众号几天不更新的话，别人就会有意见，所以弄得我也挺辛苦。”辜晓进“抱怨”着，但语气是愉悦的。

他提到的公众号“进观传媒“创建于2017年，专门用来发表自己对传媒行业的观察，“从业界和学界的综合视角来观察媒体及媒体报道的事情。”

这种主要面向学界与业界同行的文章，和他过去的新闻作品不同，而时过境迁，他的心境也有所变化，“我最初以记者的身份介入新闻，充满职业的好奇心，后来慢慢地有责任感，有担当，新闻自然成为了一种终身事业。”

在创建账号、分享观点这件事上，辜晓进觉得自己更多地基于责任感，这使他得以度过沮丧的时刻，继续发声。“一篇文章好几千甚至上万字写出来，偶尔会被删除。”但他觉得“所有的媒体人都有责任，（发声的）空间是大家一起撑出来的”，自己应该“不断博弈，参与到撑大的过程中”。退休后，他“喂料”的确很勤快，有时候三四天就更新一篇长文。

他直言：“新闻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了我整个生涯。”就“主线任务”而言，他还未敢言“通关”；而“支线任务”则正准备重新开启。

从小就接触音乐，高中的时候已经读完厚厚的《和声学》，曾在报刊长期开设古典乐评专栏的他，来到深大之后忙得“乐器完全没时间练”。从前被挤压的个人爱好，退休后终于有机会“较为从容地享用”。近期他的另一个公号“深圳乐迷”的更新频率也明显增加了。

不过，这两条线已经交织着串起他的生活，很难完全分清，在他看来“一个是‘风花雪月’，一个是正经事”，二者相辅相成。新闻还可以是一种观察视角，而音乐是被观察的对象。写乐评时，他会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待，“可以在爱乐圈形成传播，也起到普及的作用”；看音乐会，他会用新闻的眼光“重新发现”其价值。

“我觉得万物皆媒，我已经和新闻事业合为一体了，用传媒的视角来看待事物变成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后，祝辛勤奉献在一线

和已离退休的老师们，

中秋节和教师节快乐，生活幸福美满！

文字 | 张靖 蒋婧 姚颍恩 许楠

图片 | 受访者供图

排版 | 苏可欣

责任编辑 | 李奕欣

监制 | 崔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