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疫情继续席卷全球，WHO最近的发布会提及，只有八十几个国家还未被染指。本周的“澎湃思想周报”为大家带来迈克·戴维斯关于疫情之下“健康分配不平等”的讨论，以及阿甘本对政府抗疫之“例外状态”的抵制，在西方知识界所引发的讨论。戴维斯的《瘟疫之年》一文旨在警示我们，瘟疫面前绝非人人平等，它会把全球的地域间不平等及社会内部的阶级不平等问题，通通暴露出来，更贫穷的人更容易被剥夺健康。而《反对阿甘本》一文，则反思了阿甘本所谓“赤裸生命”概念在“抗疫”语境中的问题，比起“赤裸生命”那些困扰于隔离措施之可行性的知识分子，那些领着养老金在ICU病床或呼吸机的等候名单上的人更接近“赤裸生命”。那么在国家大规模监控和强制性管制，和放任个体自由作出是否防疫的选择之外，有没有一种“民主的生命政治”的可能性？
编译｜吴他
本周六，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学者迈克·戴维斯在《雅各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瘟疫年》（In a Plague Year），研究全球贫民窟的戴维斯，在本文中首先提醒大家，瘟疫倘若席卷全球南方的脆弱地带，后果将不堪设想。其次，他以美国为例，展开了描述了这场瘟疫暴露出的卫生领域阶级化的图景，在利益驱动的制药厂和卫生医疗模式下，我们似乎难以建立一种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公共卫生机制。
尽管我们有过对抗SARS的经验，基因测序是小菜一碟，然而新冠病毒仍然是一个未知的怪物。最关键的信息仍然是缺失的。首先，在美国和非洲，测试工具的短缺阻碍了人们对关键参数的准确估算，如传染率，感染人口的规模，以及良性感染的数据等。我们看到的是统计数字的混乱局面。第二，就像每年都会爆发的大流感一样，这种病毒在传播的进程中，会在不同年龄/身体状况的人群间发生变异。比如，病毒传播到美国后的品种也许已经和它在武汉时有所不同了，进一步的突变有可能是良性的，也有可能改变当前的“毒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virulence）——目前这种病毒对于五十岁以上的人群最具攻击性。第三，即便病毒的毒力保持稳定，变异微弱，它对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高贫困人群中的年轻人的威胁，也要远高于平均值。当1918-1919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席卷全球时，据估计有1%-2%的人口被该病毒杀死。当它刚刚爆发时，在美国和西欧呈现出对年轻人最有杀伤力的态势，这通常被解释为年轻人更强健的免疫系统对感染过度反应，最终攻击肺细胞导致死亡。直到最近，有一些流行病学家提出了一个理论，当时年纪大的人可能在这个病毒于1890年代早期爆发时获得了“免疫记忆”，进而在再度爆发时免疫了。流感病毒还在军营和战场上找到了有利的位置，造成了成千上万年轻士兵的身亡。戴维斯指出，1918年德国在1917年强有力的“春季攻势”（Spring Offensive of 1918）的失败，以及一战的胜负局面，要归功于协约国的军队中因西班牙大流感而倒下的士兵，很快被赶来支援的美军补给了，而同盟则没有。然而，当时更贫穷的国家在西班牙大流感之中，情况非常不同。很少被提及的是，那场大流感中全球死亡人口的60%（至少2千万人）是在旁遮普，孟买和其它印度西部的地区（译注：当时在英国的占领下），那里产出的粮食被强征至英国，而同一时间又遭逢旱灾。食物短缺造成百万贫民在饥荒之中挣扎。营养不良抑制了免疫系统对感染所能做出的反应，这些营养不良的贫民窟就成了旧细菌和新病毒联合肆虐的沃土，共同造成大量人口的肺部感染。类似的事情发生在英国占领时的伊朗，数年的干旱、霍乱和粮食短缺，当一场疟疾爆发时，营养不良就成为病毒传播的先决条件——五分之一的人口被带走了。贫困（带来的营养不良）和病毒感染交织下，会带来可怕的未知后果。戴维斯用这段历史提醒我们，新冠肺炎在人口稠密、遍布细菌的非洲和南亚贫民窟，可能会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更致死的道路。如今，在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基加利（卢旺达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首都）和金沙萨（刚果金首都）都出现了病例，没人知道（由于检测的缺席，很长时间里都无从知道）它将如何与当地人的身体状况和本地疾病协同作用。一些人声称，由于非洲的城市人口在世界范围内是最年轻化的，因此传染病“大流行”（pandemic）只会产生轻微的影响。然而根据1918年的经验，这是一个愚蠢的推论。
戴维斯指出，2009年和2018年的流感季，美国各地医院都显现出不堪重负之态，这暴露出医疗产业在多年来利益驱动的模式下，住院承载力的惊人不足。这种危机可追溯到私营企业集团将里根推上台，同时将民主党人转变成新自由主义的喉舌。根据美国医院协会的统计，从1981年到1999年，住院病人的病床数量下降了39%，为了提高病床占有率，从而增加利润。管理层的目标是将占有率提升至90%，这意味着医院不再有能力在流行病和紧急医疗危机时，接纳突然大量涌入的病患。在新世纪，私营医院的急救医疗占比持续下滑，因为所谓的“股东价值”迫切地要求短期回报和利润的上升。而在公共部门，由于财政紧缩，以及各州和联邦对于预算的削减，急救医疗的规模也在不断缩小。（相对于人口比例，韩国可以提供的医院床位数是美国的三倍之多。）《今日美国》（USA Today）的一篇调查报道指出，美国只有8个州拥有足够的病床接纳100万60岁以上的新冠肺炎患者。在所有专家都建议对急救医疗能力进行大规模扩充的同时，美国却一直在削减投入，这导致美国缺少包括急救病床在内的最基本的供给。全国和各地区的物资储备，远远低于流行病模型所要求的量。疫情也暴露出卫生领域的阶级化。那些中上阶层有着良好健康计划的人，遵循着严谨的保护措施，在家工作，高枕无忧地隔离。而那些公共雇员，和广泛受工会组织的工人，将不得不在薪水与健康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与此同时，百万人计的服务业从业者，农场工人，没有工作的人，以及无家可归的人，则无异于被丢入狼群。在任何意义上讲，全民保险都需要保障带薪病假。但是目前在美国，45%的劳动者被剥夺了这一权利，以至于事实上被迫成为了病毒传播者。14个共和党州拒绝通过《平价医疗法案》，将医疗补助扩大到有有工作的穷人身上。当瘟疫来临时，卫生医疗产业的私有化的致命矛盾，体现在营利性养老院上，这些养老院容纳了250万老年人，其中大部分人有Medicare（老年医疗保健制度）的保障。然而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通过少人手、低工资、和非法削减开支来保持资本的增值。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死于这些机构对基本感染控制程序的疏忽，这些人员的死亡必须被描述为“过失杀人”，但是政府却没有向管理层问责。在一些养老院，尤其在南部各州，管理层发现雇佣额外的人手并培训他们所带来的支出，事实上要比因人手不够而违反卫生法规而支付的罚款便宜，于是他们会选择后者。所以毫不意外的是，这一波流行病在美国社区传播的第一个聚集中心，是位于西雅图郊区柯克兰的养老院。这家养老院的雇员量是整个州最糟糕的，而整个华盛顿州的养老院系统是美国资金最匮乏的。由于养老院的雇员，通常同时在多家养老院工作，导致了传染病迅速扩散到了附近的养老院。在美国，养老院将成为冠状病毒聚集传播的重点区域。雇员们最终会离开岗位，在健康与薪水之间选择健康，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崩溃。同时，大型制药公司因利润驱动几乎全部放弃了抗病毒和抗细菌药物的研发，在18家最大的制药公司中，有15家在这一领域没有任何投入。最有利可图的领域是心脏病药物、成瘾性镇静剂和男性阳痿药物，而不是应对防疫性的医院感染、突发疾病和那些被视作热带杀手的疾病的治疗方法。随着“抗菌革命”的回落，旧疾病会和新感染将会一起出现，医院会最终成为停尸房。戴维斯在最后指出，除了呼唤全民保险和带薪休假的重要性外，这场流行病也扩展了人们的争论：在真正的国际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缺席的前提下，资本主义全球化看起来在生物学上是不可持续的。然而，只要利益驱动的卫生医疗产业和大型制药公司的权力不被摧毁，这种国际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就不可能存在。
意大利理论家乔吉奥·阿甘本近日针对意大利的情况，刊出多篇文章，把意大利政府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描述为“例外状态”的生命政治演习。这引发了如何思考生命政治的辩论。希腊学者Panagiotis Sotiris近日在Critical Legal Thinking上撰文回应阿甘本，提出一种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生命政治”自被福柯提出后，成为理解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概念。我们经历了从权力作为君主对生命的生杀予夺，到权力作为一种对人口健康（和生产）的保障。从强制性疫苗接种，到公共场所禁烟，生命政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个关键概念，帮助我们理解卫生政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维度。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应对措施，显然又提出了与生命政治相关的问题。很多西方评论家指出，由于民主国家缺乏强制能力，或者缺乏使个体出于自愿而改变行为的教化投入，它们很难采取中国一样的抗疫措施，因为这会适得其反，抑制人们积极应对流行病的意愿。但是作者指出，他认为这种二元对立是一种简化，即“威权主义的生命政治”与“自由地依照人的意愿作出理性的个人选择”。更何况，公共健康领域简单的措施，如隔离或社交距离等，把它看作“生命政治”技术显然没有什么潜在用处。在没有疫苗和对症的治疗方式前，这种19世纪的公共健康手段可以显著减轻负担，特别是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如果我们承认，即便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公共健康的基础设施也无力承担“大流行”的高峰，所以降低病毒扩散率的防空措施是有必要的。所以有人会说，面对医疗系统的崩溃，与阿甘本正相反，“赤裸生命”更合适来描述那些领着养老金在ICU病床或呼吸机的等候名单上的人，而不是那些困扰于隔离措施之可行性的知识分子。鉴于以上情况，作者提出另一种重返福柯的建议。我们经常忘记福柯对于权力运作有着高度相对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提出民主的生命政治是否可能。是否有可能在不扩大强制管控和监视的情况下，采取一种能帮助人口保持健康的集体实践，比如大规模的行为改变？福柯晚期在与古典哲学的对话中，提出一种另类的生命政治，它以不强制的方式结合个人与集体照料。从这个角度看，在流行病爆发时，减少移动并保持社交距离的决定，可以是一个民主协商的集体决定，它成为了一种面对他人和自己的责任而不再是简单的纪律规范。于是，我们就从架空社会，转而进入到有意识地参与改变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取代破坏社会凝聚力的个体化的“生存主义”恐慌的是，共同斗争的集体努力，协调和团结的思想，这些在面对公共卫生危机的时候，和医疗干预同等重要。这提供了民主生命政治的可能性。它也需要知识的民主化，相关知识的获取与普及可以让基于知识和理解的集体决策过程更加可能，而不用再依赖专家权威。与艾滋病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个过程包括去污名化，帮助人们理解这不是“高危群体”才会得的疾病，以及安全的性生活的教育，对公共医疗服务的争取等，都离不开社会运动，比如ACT UP。我们可以把它叫做“自下而上的生命政治”。在目前的形势下，社会同样有很大的行动空间，可以在危机面前自组织团结起来，帮助公共医疗系统减轻大流行带来的负担，可以要求国家将资源从私营部门引导到必要的社会需求中。可以要求社会改变，作为挽救生命的迫切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