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2024年是马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特别策划“以韦伯为志业”纪念专题，邀请国内外研究韦伯的专业学者撰文，发掘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之意义。文｜姜宏再没有哪一座德国城市比海德堡受到过更多的赞美，也再没有哪一座城市比海德堡更当得起“德意志之心”的称号。歌德曾说，“我把心遗忘在了海德堡”。这座位于德国西南部的小城，不仅因为内卡河畔的美景和山腰上的老城堡而博得游客的青睐，更因为举世闻名的海德堡大学成为德意志文化的重镇。建立于1386年，海德堡大学是神圣罗马帝国建立的第三所大学（晚于布拉格大学和维也纳大学），也是德国境内最早建立的大学。从建成之日起，海德堡大学就成为培育学术心灵的摇篮，从这里走出过哲学的领袖，包括黑格尔、雅斯贝尔斯、哈贝马斯等，也走出过科学的先锋，诞生了超过五十位的自然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这一串耀眼的名字中，马克斯·韦伯身处其间亦是毫不逊色。与马克思、涂尔干同为社会学的奠基人，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正是以马克斯·韦伯的名字命名。韦伯的母亲来自于海德堡地区的望族，韦伯也在海德堡度过了他的童年、大部分学生生涯，海德堡也是他长期居住和任教的地方。韦伯生命中的三位“红粉佳人”，包括他的妻子玛丽安妮和两位情人，也都是在海德堡去世。而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韦伯，不像哥哥那样在多个城市间辗转，而是长期在海德堡大学任教，今天的海德堡大学经济学系就是以阿尔弗雷德·韦伯冠名。今天的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在贝格海姆校区的同一栋楼里，讲述着那个风云变化的时代和一段不平凡的家族故事。经济学系和社会学系铭牌海德堡大学贝格海姆校区（作者摄影）今天，韦伯的墓就矗立在海德堡的“山庭”公墓。墓碑上刻着韦伯夫人为他选定的墓志铭：“世上再无这样的人；世间的一切不过尔尔。”后一句话出自歌德的名著《浮士德》。在这一作品中，浮士德在魔鬼的引导下不断得到他所渴求的智慧与知识，同时也不断失去自我，乃至怀疑这一切的进步意义何在。这是德国浪漫主义的一个化身，尼采曾说德国的浪漫带着一种粗野。这正是德国思想界在十八、十九世纪根深蒂固的一种特性，黑格尔如此，马克思也是如此，韦伯更是如此：越是进步，我们失去的也就越多。马克思一边称颂资本主义大工业带来的强大生产能力，一边深刻批判资本主义工厂对工人的剥削和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韦伯将理性化标记为现代社会的前提，又忧心忡忡于完全理性化的社会结构（韦伯重点谈到的是官僚制）会让社会丧失活力，落入“铁笼”（帕森斯语）。出于打破这种“铁笼”的需要，韦伯设想现代社会依然需要“克里斯玛型（charismatic）领袖”的出现。韦伯不曾料到，这种构想很快酿成了苦果。作者在海德堡韦伯墓前韦伯的这种雅努斯式心态是弥漫在青春期德国的一种普遍心态。韦伯出生于1864年，普鲁士对德意志的统一已经箭在弦上，俾斯麦的文韬武略使普鲁士的统一之路通畅很多，最终在1871年实现了德国的统一。虽然韦伯的一生都是一个坚定的自由派，甚至得到了“资产阶级的马克思”这一称号，但韦伯对于魅力领袖的憧憬同样是他政治理想的重要一部分。一战后，德国成立了魏玛共和国，韦伯加入了魏玛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当时的委员会里有着各种政治派别，在艾伯特总统的领导下，魏玛宪制被设计得相当复杂。韦伯对于这种极其理性化的官僚机器充满警惕，因此，在他的力主下，魏玛宪法赋予了总统一职相当大的权力，韦伯设想总统可以超越议会直接代表民意，并在议会无能的时候成为推动进步的真正力量之源。可以说，韦伯将自己对于“克里斯玛型领袖”的想象在这一刻凝聚在魏玛共和国总统这一角色上。同时，韦伯坚持在宪法里加入第四十八条“紧急戒严令”条款，赋予总统宣布紧急戒严、并越过议会采取紧急行动的权力。天意弄人，这一条款后来被希特勒的纳粹党利用而建立独裁统治。韦伯未曾料到，一战后民族主义情绪炽盛的德国选出了一个保守的容克军官兴登堡做总统。1934年纳粹党利用“国会纵火案”说服了兴登堡，兴登堡签署《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总统法令》，该法令是这样开头的：“为了抵御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参考德国宪法第48条第2段，颁布以下命令。”其内容实际上废除了民主制度，魏玛宪法中规定的多项政治自由与权利“停止适用”，“故对人身自由权、言论自由权，包括出版自由、集会自由、邮政、电报和电话隐私权的限制得以允许，若未另外声明，根据传票搜查住宅、没收财产及对财产加以限制亦不受法律约束”。因此，有学者戏言，韦伯的早逝或许是一种“幸运”，这避免了韦伯不得不直面纳粹党的崛起——部分地由他自己酿成的苦果。甚至有学者直言，韦伯的“早逝”确保了他在科学万神殿中的位置——这话影射的正是韦伯的同事兼竞争对手，维尔纳·桑巴特。桑巴特由于影影绰绰的亲纳粹和反犹立场，在现代社会学领域几乎湮没无闻，只有思想史学家还会对他青眼有加。桑巴特生于1863年，比韦伯长一岁，同样是在柏林开始自己的早期学术生涯，也都从施莫勒那里得到指导和“帮助”——姑且称之为前辈的“帮助”。桑巴特早年是一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专家，对于《资本论》的解读也曾得到恩格斯的称赞，但很快，桑巴特认为马克思在解释资本主义起源时遗漏了重要的“精神性”因素。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能够出现的关键是从需求满足型心态转变为逐利心态，其中特定人群的企业家精神至为重要。桑巴特在1902年出版的《现代资本主义》中指出了地中海城邦和威尼斯商人的角色，在1911年出版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中直言犹太人的逐利欲望驱动了资本主义的出现。也是在这条战线上，韦伯和桑巴特进行了长期的辩论，首先是哪个群体对资本主义的兴起做了贡献：韦伯说是新教徒，桑巴特则说是犹太人；其次是谁对这种“唯心主义”解释版本拥有优先发现权。1904年首次发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韦伯就已经颇有些底气不足地宣称这种优先权，他只是在脚注里宣称自己的想法来自几十年前就已经在课堂上表述过的内容，并且后来不断否认自己受过桑巴特的启发。克斯勒认为这种辩驳不会有结果，因为韦伯拿不出实际证据。从后世引用的情况来看，无疑是韦伯赢了，但桑巴特在世的时候，桑巴特才是那个德国学术界的执牛耳者。桑巴特逝世于1941年，曾继承施莫勒的德国社会政策协会主席一职。但桑巴特的政治立场一直很成问题，这也导致他的身后声名饱受争议。他的《犹太人与经济生活》受到两种极端的评价，一部分犹太人认为桑巴特将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归于犹太人是对这一群体的褒扬，桑巴特还为此得到美国犹太人协会通讯会员这一荣誉，另一部分犹太人则认为桑巴特将犹太人描绘成贪婪成性、专门放高利贷盘剥他人的守财奴形象，强化了反犹主义的刻板印象——弗兰茨·欧本海默正是这样认为的：桑巴特就是反犹主义立场。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桑巴特对犹太人的描绘得到了纳粹党高层的认可和青睐。纳粹党渐成气候之后，桑巴特写了一本热情洋溢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来阐述社会理想，这本书的学术成分不高，可以说是德国历史学派所一贯持有的民族主义倾向的宣传手册。纳粹党在1933年上台之后，部分党内高层也曾兴奋期待这位学界巨擘成为纳粹党的金字招牌，但吊诡的是，桑巴特很快在1936年解散了社会政策协会，避免这一德国规模最大的社会科学家联合会为纳粹党所利用。桑巴特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中大力鼓吹一种“德国社会主义”，声称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阶段已经过去，现在需要一种包含“德意志国家精神”的“社会主义”来为民族创造未来。如果看看韦伯早年的《民族国家与民族政策》和一战后的通信，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蛛丝马迹——韦伯身上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没有少多少。然而，我们必须避免刻舟求剑式的鲁莽判断。那个时代，经过两个世纪的追求，德国才找到自己。李斯特为了德意志的统一和富强奔走终身，歌德高喊“德意志在哪里？我找不到她！”统一后的德国，既无英国那样的宪政传统，也无法国那样的中央集权历史，仿佛刚走入青春期，热血狂躁，急于为自己找到位置。韦伯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底色之上也难免涂有一丝对强权领袖的盼望。另一位试图引导德国的思想界巨匠是斯特凡·格奥尔格。韦伯的人生已经相当多姿多彩，格奥尔格的人生路更是不遑多让。格奥尔格被誉为“歌德以来，写诗最好的德国人，尼采以来，活得最纯洁的德国人”。他1868年出生于德国西部莱茵兰地区的一个葡萄酒商人家庭，很小的时候就展现出过人的领导才能和高超的语言天赋。成年后的格奥尔格过着相当潇洒的生活，围绕他自己组建了著名的“格奥尔格圈子”，其中大部分是他的弟子和朋友，有很多人后来成为著名的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比如曾写出历史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康托洛维茨。韦伯也曾一度与这个圈子过从甚密，但很快退了出来。根据施鲁赫特的说法，韦伯并不喜欢格奥尔格那种具有相当程度个人崇拜的圈子文化，其中弥漫着一种若有似无的精神寄生关系，但是，韦伯也从格奥尔格圈子那里获得了大量关于克里斯玛型支配类型的灵感——韦伯将格奥尔格圈子视为克里斯玛型组织的一个典型。格奥尔格用一种古希腊式的酒神文化统领他的圈子，并在他与弟子之间也培养出了一种柏拉图式的情感关系。没错，格奥尔格是个同性恋者，并认为对于年轻美男子的爱慕是人类最神圣的一种行为。在圈子里，他是无可争议的“大师”。也正是由于这种风格，有时很难说那是一种纯粹的恋爱关系，这也成为格奥尔格后世争议的一个焦点。格奥尔格的诗歌作品风格明确，充满贵族气质和古希腊精神，同时很多作品也饱含着对强大德意志的呼唤和对一个“秘密德国”的向往——虽然他祖上是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才搬到德国西部。“秘密德国”既是他的一首诗的名字，也是他创建过的一个神秘精英组织。在“大师”和“弟子”们眼里，“秘密德国”不曾存在，当下也无，却“永恒存在”，那是一个美学意义上至高无上的国度，精神高贵，诗歌和哲学将引领民族前进。在格奥尔格的指导下，前面提过的康托洛维茨曾写过《弗里德里希二世大传》——据说，这本歌颂德意志皇帝的厚厚传记是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心头好。纳粹党也的确向格奥尔格发出过正式邀请，还想设立一个以格奥尔格命名的诗歌文学奖项，但都被他拒绝了，格奥尔格迅速逃到了瑞士，不久就在那里去世。尽管格奥尔格圈子对德意志精神的呼唤、对魅力人物的无限向往都让很多纳粹人士引为楷模，但很多人忽略了格奥尔格圈子的精英主义和欧洲主义倾向。看看格奥尔格圈子崇拜的人物，实际上是超越狭隘德意志概念的那些人。格奥尔格圈子与纳粹的张力后来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斗争。康托洛维茨1933年在法兰克福大学做了一场题为“秘密德国”的报告，直斥拥护纳粹的青年；格奥尔格有三个亲近的弟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施陶芬贝格兄弟，他们在1944年筹划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但行动失败，施陶芬贝格兄弟被枪决——枪决前，他们高呼“秘密德国万岁”。波特伦·谢弗德教授在格奥尔格纪念馆进行讲解（作者摄影）。谢弗德教授的父母曾是格奥尔格圈子的成员，教授本人长期资助位于宾根的格奥尔格纪念馆，并赞助诗集出版。本文所谈到的三位主要人物，韦伯、桑巴特和格奥尔格，都或多或少经受了要为纳粹崛起负部分责任的指责。二战后，这种“精神清算”铺天盖地，将黑格尔、尼采都一并列了进来，其范围如此之大，以至于德国思想史的每一部分似乎都以某种方式要为这种灾难负责。幸或者不幸，韦伯都不用亲身经历他的朋友桑巴特和格奥尔格后来经历的那些“糟心事”。在韦伯最后的十年里，他一边为德意志的民族事业和自己的学术事业殚精竭虑，一边在自己的情感生活里释放激情。除了早早结婚的玛丽安妮之外，韦伯长期和米娜·托布勒保持着关系，后来还疯狂地爱上了艾尔泽·雅菲——这位女士，同时与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这对亲兄弟保持着恋人关系，而艾尔泽·雅菲的合法丈夫正是埃德加·雅菲——和马克斯·韦伯、维尔纳·桑巴特一起编纂《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献》的同事，也是阿尔弗雷德·韦伯在海德堡的同事。即使在已经移风易俗的今天，韦伯与情人们的关系恐怕依然令人瞠目结舌。大度的韦伯夫人似乎接受了这一切，韦伯去世后，三位女士组成了“遗孀军团”，一起生活在海德堡，最后都逝世在这里。“世上再无这样的人”。我想，这并不仅仅是对韦伯个人非凡创造力的肯定，也是对那个时代特殊背景的一种表达。我们再也找不到那样风起云涌的时代，也不再面临那样的问题——或好或坏。韦伯的思想是在德国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也是在与同行者的思想碰撞中产生的。今天的社会可能不会再碰到一模一样的问题，但黑格尔告诉我们，“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就此而言，韦伯的思想仍然是后人解决新问题的充满活力的灵感之泉。投稿邮箱：gongsl@thepaper.cn本文责编：钟源。本期微信编辑：钟源。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2024年是马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特别策划“以韦伯为志业”纪念专题，邀请国内外研究韦伯的专业学者撰文，发掘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之意义。文｜吉琛佳2024年是马克斯·韦伯诞辰160周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特别策划“以韦伯为志业”纪念专题，邀请国内外研究韦伯的专业学者撰文，发掘韦伯对于现代社会之意义。这是日本某学者A在他的博客上留下的一段回忆。时值1983年某个夏日。当时还是大学生的A君信步走入书店，发现入口处的新书柜台上架了两册社科理论书。其中一本的标题是《韦伯社会理论的××××》，作者是东大著名韦伯专家折原浩教授门下的青年学者。A君打开这本书尝试阅读，却立即便被满纸由德语和专业概念构成的艰涩长句消磨了热情，转而将目光投向另一本书。这本名叫《结构与力（構造と力）》的作品，内容是对法国当代哲学和社会理论的解说。书中登场的拉康、德里达和德勒兹等学者如今虽已家喻户晓，但在当时还未得到充分译介，A君也没指望读得懂。然而他开始浏览后惊奇地发现居然看懂了——在作者洒脱飞扬的文字之下，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的生成变化，正要在他面前徐徐展开，仿佛那不是什么抽象晦涩的哲学理论，而是当季霸权漫画的最新情节。A君于是买下这本书，并记住了它的作者，时年27岁的京都大学经济学部助手浅田彰。这本一介青椒的不务正业之作，由于确切地击中并回应了后全共斗时代年轻人的精神状况，在当年一举狂销15万册，后来更是在30年间重版54次，实力诠释了“出道即巅峰”的含义。同年，年轻的宗教人类学者中泽新一出版了《西藏的莫扎特》一书，基于自身在尼泊尔的藏传佛教修行体验，展开了对法国当代思想的独到解读，一时成为话题之作。浅田和中泽等学者打破知识生产的学院高墙，抛弃故作高深的学术鬼话，并积极将法国结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思潮引入日本语境。他们的横空出世标志着日本知识和文化界后现代时期的开始。《结构与力》和《西藏的莫扎特》封面从事后之明看来，A君正在经历的，是日本社会科学乃至社会思想领域范式转换的历史现场。在这个过程中，战后确立的进步主义知识体系失去绝对权威。作为挑战者出场的，是包括浅田彰、中泽新一在内的一代“新学院派”年轻学者所导入的当代法国理论。面对这一状况，社会科学界对于经典理论家马克斯·韦伯的阅读方式，也在短时间内发生转变。在战后日本，韦伯以其围绕合理化概念而展开的社会变迁理论，与马克思一起构成了战后进步主义和市民社会派社会科学的两大理论支柱。这一理论上的“双峰”所占据的地位如此核心，乃至社会思想史家内田芳明将“韦伯-马克思”称为“日本社会科学的思想结构”。在此基础上，战后日本展开了蔚为大观的韦伯学传统。韦伯的日本读者如此众多，以致当Mohr

Olympics”中表演，在后台互相鼓励“以后我们也要成为奥林匹克运动员”，并现场签署了“入奥”宣言；[5]此后的1984年8月洛杉矶奥运会闭幕式上，伴着摇滚巨星莱昂纳尔·里奇（Lionel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劳拉申电影《乡下人的悲歌》剧照7月15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他将代表共和党参加美国总统竞选，随后正式选择万斯（J.D.Vance）作为副总统候选人。万斯（J.D.Vance）曾出版《乡下人的悲歌》，是美国底层白人和工人阶级代表。伴随着万斯进入大众视野，“洋垃圾”（White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4/04/cass-report-youth-gender-medicine/678031/Amelia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本专题以东亚的新知识为中心，译介日韩知识人的文章，以求丰富我们的头脑，增进区域的友谊。原文出自谷岛贯太、松本健太郎编著：《媒体・融合：解开数字文化的“现在”》（メディア・リミックス：デジタル文化の〈いま〉を解きほぐす）、ミネルヴァ書房、2023。原标题为“注意力的融合——YouTuber们为何联动”，澎湃新闻经授权编译刊发。文｜谷岛贯太（二松学舍大学文学部都市文化设计学科副教授）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编者按】：赵鼎新教授以及社会学的学科发展最近成为焦点。在《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致命弱点》一文中，他将自己的工作重点总结为三点：“一、在国内介绍和推广历史社会学研究，在西方与各国顶尖学者展开对话，同时朝着重新树立中国的历史观和时间本体论的方向努力。二、通过支持和推动宗教社会学、族群社会学以及帝国研究等领域，帮助国内社会学在研究视野和研究问题意识上从内地拓展到边疆，从边疆拓展到海外，做大国的学问，为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做理论准备。三、开展对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系统研究，总结西方特别是美国主流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得失，在认识论层面试图寻找和建立一个能与西方主流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对话，但同时体现中国智慧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近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此。3月24日下午，澎湃新闻·思想市场专访了赵鼎新教授，在他看来，在浙江大学的十余年，“实现的要比当初设想的多”。以下为访谈正文。采访、撰文｜澎湃新闻记者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编者按】：世界主义诞生于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哲学思辨，然而随着全球流动的加速和跨国生活方式的崛起，世界主义似乎正在逐渐退化为一种精英阶层的文化资本。那么，全球南方普通家庭的年轻人是否也会有追寻世界主义的渴望，这种渴望又是否能够实现？本文关注的就是一群通过参与美国文化教育旗舰交流项目跻身世界主义者行列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学生。本文作为样本的富布莱特奖学金项目并不纯然是世界主义精神的产物，更是美国维护地缘政治利益的文化外交手段。当然它和一些其他的国际交流项目一样，提供的资金支持和采用的选拔方式确实让一些全球南方国家的贫困学生攀上了成为世界公民的阶梯。这篇文章讲述的，是这些年轻人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以及他们对世界公民的理解，将自己打造成理想的申请者，并进而试图实现跨国教育流动的故事。文｜游姝楠来自全球南方，自下而上的世界主义有这样两个版本的Laetisia。版本一：她今年24岁。她成功申请到了富布莱特外国学生项目。这一美国最精英、认可度最高、竞争最激烈的国际教育和文化交流项目，在她的国家仅有两个名额。她带着由美国国务院教育文化事务局资助的全额奖学金来到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布兰迪斯大学攻读冲突解决的硕士学位。在她班上一共有52个人，分别来自36个不同国家。她的英文标准而流利，对美伊战争、气候变化等议题都侃侃而谈，言语里都是对能到美国读书的欣喜。她不断强调，你要认识你自己，看清你的热情是什么，你是否关心你身边的人和社群，你想改变什么？你的召唤是什么？你想解决世界上什么问题？她希望拥有自己的公司，也希望未来可以去斯坦福商学院深造。这个版本的她符合大众认知里对世界公民的想象：支持文化多元平等的价值理念，关心全球议题，投身于公共事务，拥有跨文化沟通与理解的能力，热心于教育与国际援助。而在另一个版本里：她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凭，她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就读本科，本科学校一年学费300美元。一次GRE考试需要250美元，一次托福考试需要200美元，而托福和GRE考试成绩对富布莱特申请都是必交的申请材料。刚果没有GRE和托福的考点，她不得不去卢旺达或者肯尼亚参加考试。第一次考试失利，她又考了第二次。仅两次GRE考试就花了快700美元。她不得不放弃学校的课程，向亲戚朋友借钱才凑出GRE的考试费用。在参加富布莱特项目前她从没来过美国，对美国的主要印象来源于好莱坞，她说“我来之前觉得美国看上去似乎是个很好的国家，大家的生活似乎都很好，每个人看上去都是超模”。

Fedorov），此人“因其禁欲的习惯和激进的哲学而被称为‘莫斯科的苏格拉底’。他有一个无所不包的目标——实现永生并复活死者”（Evans，2022）。他的追随者包括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

ENTERTAINMENT」福田淳新社長が真っ先に“週刊文春”の取材を受けた理由「性加害問題は…」〈独占告白150分〉https://bunshun.jp/articles/-/67542[25]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本文所涉及的内容有关于近来一篇在中文互联网媒体流传广泛的文章，文章内容是我国著名中东学者殷罡教授近来有关巴以问题谈话录音的整理稿，内容经过其本人审阅。文章流传过程中所采用的标题包括《殷罡：巴以冲突的暗线与走势》、《殷罡谈巴以冲突的暗线与走势：哈马斯和伊朗不愿看到阿以和平》，以及《殷罡教授万字长文：巴以冲突的死结，是哈马斯和伊朗故意阻挠和平》等等。文｜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课间十分钟”，以及太空探索的伦理问题。文｜龚思量，杨小舟学校教室里的学生伸懒腰“课间十分钟”与过度保护近日，一系列有关限制学生课间活动的报道引发了各界的关注与讨论。在《南风窗》的报道中，记者黄泽敏写道：学生徐涵表示，自初中以来，“班主任会坐在教室后边‘全天候’盯着，无论上课或下课。课间十分钟需保持静默，不许说话，想上厕所了才能离开座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徐涵在三年来只交到两个朋友，分别是同桌，以及同桌对桌。上了高中，尽管课间时间终于能自由一些，但徐涵说，有时“运气不好”赶上老师拖堂，就只能强忍尿意，一忍就得忍到下一个课间。山西晋中一位老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吐槽这种“课间圈养”现象：7成学生课间不出教室，偌大的校园空空荡荡……据媒体报道，甚至有学校出现“高中生要带通行证才能进厕所”的规定，而这样的现象已在多地出现。近乎严苛的管理外，还有无处不在的监控。某高中的高一学生王晨晨表示，高一刚入学，班主任就当着全班人的面将摄像头安放在黑板上方。自那以后，学生们在教室里的一举一动都会出现在班主任的手机里。有时，摄像头会突然传出班主任的声音。无处不在的监控让王晨晨上课时不敢轻易“溜号”，下课也不敢和朋友打闹玩笑。在教室里，她得保持警惕，因为每个人都可能正在被远程“审视”。教室对面，是班主任的办公室。王晨晨说：“常常（看到班主任）在办公室门口趴着门框瞅我们。”为什么这些学校要采取这样的管理制度，甚至不惜限制这宝贵的“课间十分钟”活动时间？据报道，许多学校均以“安全学习”为名义进行严格的校园管制。天津某公立小学教师孙晓玉表示：现在都是安全第一，生怕学生磕了碰了。孙老师承认，自己不是不知道让孩子们参加运动的好处，但她不敢放任孩子奔跑。她这样说道：“不限制、不圈养，你让他放飞了自我，释放了天性，也会有很多安全隐患。一旦出了事，（部分）家长（就会）开始对学校不依不饶。在校内因磕碰而受伤，是学校最害怕遇到的事。但限制学生的课间行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容忽视。不少研究和数据都表明，在中少年成长发育期间，久坐、身体活动不足等易导致肥胖、视力下降、颈椎酸痛等问题。长期久坐也可能引发青少年中常见的脊柱疾病——脊柱侧弯。除了生理不适和疾病外，禁止学生之间的正常交流，也可能引发学生的心理疾病。近年来，轻则焦虑厌学，重则抑郁等，青少年学生心理问题多发。有研究表明，课间以及放课后的体育活动能降低青少年的悲观感，是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的一项重要措施。事实上，课间十分钟是属于学生自由支配的权利。2021年颁布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就规定了，学校不得设置侵犯学生人身自由的管理措施；同时，保证学生有休息、参加文娱活动和体育锻炼的机会和时间。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限制学生课间行动的“圈养”并不能解决学生的安全问题，更非长期的解决办法。在《南风窗》的报道中，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辉表示，在校园伤害案中，校方承担法律责任与放开孩子自由活动不存在必然联系。按照《民法典》第1199条、120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8周岁），在校受到人身伤害，学校证明自身无过错则可免责。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在校受到人身伤害，学校有过错才担责，无过错无责任。在法理上，是否履行教育、管理职责才是判断学校要不要承担责任的前提和关键因素。并不是孩子在学校里受到伤害，学校就一定得承担相关责任。但在实际纠纷中，学校在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困难。要从根本上解决校园安全问题，光靠增强学校、家长及学生的安全防范意识还不够。还得理清关乎校园安全的各个主体责任，避免过分强调学校、教师在校园安全中的责任和义务。王辉认为，在各种安全检查都通过的情况下，应该降低学校的举证义务，而将承担赔偿义务的一方，归结为造成孩子实际伤害的一方，如打人者。同时，也应考虑孩子自身是否有相关责任。书籍《娇惯的心灵》的作者美国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主席暨首席执行官格雷格·卢金诺夫和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教授乔纳森·海特，对于家长的过度保护和安全主义有以下的评论：在当代教育中弥漫着一种安全主义倾向，它在青少年教育中尤为突出。所谓安全主义，指的是在一种文化或信念系统中，安全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价值。在这种系统中，任何意义的伤害都遭到否定，都被认为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发育。安全至上的观念其实会发出两种信息。其一，孩子们由于越来越远离危险而越来越安全，但与此相伴的则是孩子们也越来越脆弱，因为他们缺乏足够的机会来习得如何应对危险。其二，正是由于孩子越来越脆弱，家长们（以及老师们）感受到一种信息，即孩子越来越需要保护。这时就出现了如下悖论：保护孩子是因为孩子脆弱，但孩子的脆弱反而源自保护。于是，应对病痛的药方反而成为了病症的成因。安全主义中家长和老师虽然时刻牵挂着孩子的安危，却忽略了他们的自由。家长和老师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活动的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时每刻的在场，自然确保了孩子的安全，但也窒息了孩子不受约束地发展出坚强性格的可能。引用文章：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293766https://mp.weixin.qq.com/s/irmZ_LTIt632ZxN3kujYGQhttps://mp.weixin.qq.com/s/5_vBsBGViMDtho6fxRDy5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8824869太空探索的伦理问题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逐渐商业化，西方学界对太空伦理的讨论又有了曝光度。关注科学、哲学、艺术等思想议题的电子杂志《Aeon》近期刊出英国科学作家菲利普·鲍尔（Philip

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当地时间10月17日，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迎来开幕。然而，本次书展伴随着诸多争议，多个国家的出版组织宣布退出本次活动。此外，巴勒斯坦作家阿达尼亚·希布利的颁奖典礼也遭到推迟，这一决定引发了包括知名作家、出版商和文学经纪人在内的600多人的签名谴责。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开幕式上的演讲中表示，推迟阿达尼亚·希布利的颁奖典礼的决定是可耻的。齐泽克强调哈马斯的恐怖袭击是残忍的罪行，但也强调人们必须正视巴勒斯坦问题的背景，从而理解当前的局势。在演讲过程中，德国黑森州反犹主义问题专员乌韦·贝克尔（Uwe

数据来源于以色列政府网站https://www.gov.il/en/departments/general/aliyah_1[3]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

Kalyvas）在对阿伦特思想的改造中，也试图援引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中提出的制宪理论，来落实“人民共同体”在革命政治来临之际，能基于对自身作为一种“历史集体（historical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孔德罡一个幽灵，一个“鬼本”（“癸酉本”的谐音）的幽灵，正在中文互联网各大平台的红楼梦话题中游荡：2008年，一位网名“何莉莉”的男子声称自己的祖父母收藏了一套全本《红楼梦》，在网友“金俊俊”的帮助下陆续在网上公布了后二十八回的文字，称之为《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作者题为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在何莉莉、金俊俊、吴雪松等人的策划下，这二十八回文本于2014、2015年前后由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其文本互有增删。书中批语称全书“癸酉腊月全书誊清”，因此按照红学界习惯称之为“癸酉本”。然而，何莉莉始终无法拿出原本书稿供学界和爱好者检阅，更是在2018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吴氏石头记”的倒塌》，《光明日报》2018年2月27日07版）承认有关吴梅村是作者、全书是在明末清初的癸酉年（1693年，比学界普遍认为的《红楼梦》权威底本“庚辰本”定稿早了六十多年）完成的两条批语都是他个人伪造的。《红楼梦》手绘插画，清代，孙温按理说，《红楼梦》成书之后续书众多，打着“真本”旗号进行伪造的也如过江之鲫，何莉莉等人的“骗局”也似乎早就被人识破，也没有多大的讨论价值：然而“癸酉本”强韧的生命力完全超出任何人预料。2019年开始，B站知名影视区up主“木鱼水心”、红学up主“女王泡面”等一系列讲解视频将“癸酉本”带进大众视野，彻底打开了这一“红学公案”的“潘多拉魔盒”：尽管从学术角度判定“癸酉本”为假没有任何争议可言（因此学术界几无对“癸酉本”的严肃研究，这也是“癸酉本”支持者认定主流红学对其“打压”的“罪证”），但依然有众多读者、包括不少对《红楼梦》研习颇深的读者，从阅读体验和文本直觉上高度肯定“癸酉本”的价值乃至“真实性”。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网络上掀起了多轮争端，对战双方越发处于无法相互理解的极化状态，“癸酉本”的浩荡声势和其庞大的粉丝基础，已然成为当代《红楼梦》相关话题下的一大奇观和“神话”。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言之凿凿地笃信这一本从客观证据角度来说必是“伪造”的红楼续书？为什么这本文字粗糙、诗歌不合韵脚，与前八十回文字水平相距甚远的作品，依然能够得到不少“红迷”认可，甚至已在中文互联网环境中取得了“唯一真本”的地位，成为直指主流红学界、“反抗学阀”的草根立场斗争旗帜？回望近百年“红学”历史，“癸酉本”是在“刘心武说红楼”沉寂多年之后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对红学的大众参与，几成一场“大众红学运动”，而相较于文献学立场的不屑一顾，从“癸酉本”的“悼明”挽歌里，我们也许能够听见寥远而沉重的时代精神回声。“鬼本”/“真本”？看似荒诞不经，却又严丝合缝将“癸酉本”称作“鬼本”自然是反对者对其的戏言和蔑称，这一文本出处诡谲，后来的发展途径也鬼魅莫名，如今所造成的影响更是匪夷所思。说到底，“癸酉本”最“鬼”之处在于，按照其支持者的说法，我们现在看到的“癸酉本”二十八回文本并非真正的原书文本，而是何莉莉或者何莉莉的“姐姐”按照阅读后留下的记忆所复述出来的——何莉莉称这套从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一套九本共108回的《红楼梦》“真本”要么是被当废品卖了，要么是被他（“何莉莉”皮下是一位中年男子）送到台湾去了，总之不仅原稿弗如，连原稿文本也渺然不可得，我们现在能够读到并进行讨论的，只是复述而来的一套情节梗概大纲而已。这不得不说是堪比晋文公“退避三舍”，令反对者无处下手的高明策略，这一叙事能够自洽地解释所有对“癸酉本”文本范畴的质疑：文字粗糙庸俗？因为不是原文，只是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的复述；诗歌水平低下，甚至不合平仄韵脚？因为记不住了（有一情节称黛玉作《十独吟》十首，但“癸酉本”文本里只有两篇，解释说因为何莉莉只背下了两首）；三个出版社的版本前后不一，文本时刻在变化？因为何莉莉等人在不断追索记忆，做出修订，力图“还原真本原貌”——“癸酉本”的这套叙事天然地规避了文献学和版本学角度对文本本身的质疑，因为没有原文，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从而将争端的主战场从客观判断转移到主观感受之上，而“癸酉本”在情节写作上的“优势”，是“癸酉本”支持者最大的底气和旺盛生命力的来源，“鬼本”之名，恐怕不仅来自出处之诡，更来自其情节之炸裂诡谲。在这里试举三例：林黛玉之“玉带林中挂”：黛玉和宝玉计划成亲，然而婚礼当晚贾环、赵姨娘、冷子兴、柳湘莲等人携土匪（农民“义军”）进攻大观园，宝玉在混乱中被绑架流落，黛玉一人率领大观园家丁苦苦支撑。黛玉经验不足无法服众，又听信谗言中了“反间计”将战斗颇为得力的小红绑在树上活活鞭打至死，离心离德，大观园最终陷落，最终在一棵槐树上上吊而亡。第二年宝玉回大观园才收其尸骨安葬（合《葬花吟》），其鬼魂喊了一句“宝玉，你好”。薛宝钗之“金簪雪里埋”：大观园被查抄，宝钗搬至蒋玉菡的山庄紫檀堡。宝玉被茜雪救至紫檀堡，宝钗劝其当作黛玉已死。第二年与宝玉回大观园安葬黛玉，“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当晚便嫁与宝玉。然而终究二人不合宝玉出走，宝钗孤独中见到贾雨村心生爱慕，着薄纱荡秋千勾引了贾雨村，先做妾后扶正。最终，贾雨村获罪流放东北，宝钗跟随，病死于冰天雪地，就地掩埋。王熙凤之“知命强英雄”：贾家败落，熙凤入狱，不堪受辱自杀，死后回到太虚幻境掌管结怨司。凤姐思家心切，一日乘无防备下凡回到人间，见大观园空荡，家国颠覆，痛彻心扉，发誓复仇，杀死鸳鸯、王仁、卜世仁等祸害贾家的罪首，还要飞去京城欲杀新帝，被天兵天将及时拿下返天，劝其不要逞命强英雄——堪称“癸酉本”最为奇幻一章。除这三例之外，如元春带兵打仗因猜忌被凌迟处死、贾环带贼攻入大观园手刃贾政，贾政做主要宝玉娶妙玉为妻黛玉为妾、妙玉沦落风尘几无人形等“鬼畜”情节，读来无不令人毛发震悚，惊心动魄，颠覆固有认知，让读者对红楼的印象改头换面，有评论甚至玩笑说写成了《水浒传》《金瓶梅》，怕是施耐庵手笔。粗糙幼稚的文字伴随着时刻“炸裂”的情节设置，使得“鬼本”之鬼更鬼在情节之鬼畜乱炖，鬼在故事之匪夷所思，鬼在书中议论皆为腐儒俗言。面对不少质疑，连始作俑者何莉莉都对《光明日报》表示：“后二十八回内容太雷人、太血腥了，我不太喜欢这个情节，不能接受，不明白这个本子为什么会火。”然而“癸酉本”的文本魅力正蕴含在其荒诞不经、炸裂雷人的外表之下：“癸酉本”的支持者最普遍的话术是，没有任何一本续书能够做到“癸酉本”这样对前八十回留下的伏笔和线索做到一一对应，严丝合缝乃至“浑然天成”，因此他们认为尽管在文献学、版本学的角度“癸酉本”的真假不值一驳，但仅凭对文本的阅读直觉，他们就敢于相信这是“原本”——仅前文所举黛玉、宝钗、王熙凤三人的荒谬结局，其实也暗合前文留下的判词、批语和伏线：比如林黛玉组织家丁镇守大观园抵御贼寇看似胡说八道，但判词说“堪怜咏絮才”是拿林黛玉与谢道韫相比，谢道韫晚年正有组织家丁抵抗五斗米道之事迹，结局也同样是独木难支遭遇失败；黛玉在树上自缢合“玉带林中挂”，曝尸一年后由宝玉收敛尸骨也正合“他年葬侬知是谁”；宝钗刚和宝玉入殓黛玉，当晚就与宝玉圆房看似人设崩塌，实则先是呼应了宝玉见了宝钗雪白胳臂一章，又合了《好了歌》里的“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而后来让宝钗嫁给贾雨村这一炸裂情节，其实也是合了“钗于奁内待时飞”；至于“王熙凤知命强英雄”，在感叹“癸酉本”作者想象力之丰富的同时，却也有“一夜北风紧”“凤姐扫雪拾玉”的伏笔回收，最荒谬的情节中也存在理性和逻辑把控，有对前文伏线的干净收束，“虽然都是疯话，细想来却有道理在内”（《哈姆雷特》波格涅斯语）——这种极致疯狂中的合理性，炸裂颠覆的解构背后的逻辑建构与对应，确实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独特写照，具备难以言喻的文本吸引力乃至魅惑性：毕竟，按照多年来红学研究对前八十回伏笔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读者基本都能猜测、勾勒出主要人物的结局，可是“癸酉本”却不是庸常的平铺直叙，而是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求奇求险的“末日怪谈”，竟然又能在文本上与伏笔严格照应，这恐怕是一般的续书者不能为也，这种“混沌”与“缜密”互存的极端复杂状态，在“癸酉本”支持者看来，只有“原本”这一个解释可通。因此，对“癸酉本”的支持其实并非单纯针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八回具体文本，在不少“癸酉本”支持者看来，推出“癸酉本”的何莉莉等人的文化水平众人皆知，显然不可能有这样强悍的文本把控能力，那么“癸酉本”的文本来源必然另有其人。如果“癸酉本”具体文字水准奇差和情节写作、伏笔收束能力极强这两个矛盾的特征同时存在，那么“癸酉本”是何莉莉等人偶然发现的“原本”，确实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一个符号学中“丢失能指”的运作出现了：何莉莉等人当然是骗子、傻子、不值一提的蠢物，但“癸酉本”的情节大纲，却被不少红学爱好者奉为“唯一真本”，更通过网络传媒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大众支持：因为缺乏文献客观证据而将“鬼本”一棍打死，和因为文本的魅力和情节的书写而从直觉上“相信”“癸酉本”为真，这已经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可调和的本质性冲突，是“科学信仰”与“文本信仰”在《红楼梦》这一主题上的意外对垒。知乎“檀信介”分析认为，“癸酉本”必然是原创续书无疑，但其能广为流行并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是“百年畸形红学自己结出的恶果”。红学研究长期来缺乏实物证据和新的考古发现，只能以“文本细读”的手段在前八十回的文本中持续做阐释游戏，而“癸酉本”恰好是百年来红学文本游戏、过度阐释的集大成之作，很多深受红学研究影响的读者，“乍一看觉得癸酉本很扯，但是过后细细琢磨一下又发现，它里面的很多东西是符合权威红学家的一些学说的，这让接受了主流红学几十年浸淫的读者很容易动摇观点”。实际上，“癸酉本”的流行更是暗含了当代读者对主流红学“曹家身世说”的失望与对“索隐派”的重新发现——摆脱胡适、俞平伯等人开创的曹家路线，攻击主流红学，回到民国初期，重新将《红楼梦》解读为一本“反清复明”的“悼明”之作，恐怕才是“癸酉本”作为一次大众红学运动的本质核心。“悼明”/“悼情”？“癸酉本”的落后本质与大众红学的末路历数“癸酉本”支持者们的立场，不难看出他们完全通晓何莉莉的骗局并主动将其抛弃，也并不在意“癸酉本”具体的文字，他们支持的是纯粹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理想的“真空球鸡”式的“癸酉本”，这一“信仰”背后有三重的意识形态维度：首先是反对曹雪芹作者说，反对曹家身世说，支持“索隐派”的“反清复明”“悼明”说，这里夹杂着互联网上死灰复燃的皇汉民族主义思想渣滓；其次是以攻击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以及现在坚持“身世说”的主流学界，构思了一个“主流红学集团”的假想敌，以民间、大众乃至“民科”的群氓式立场批判学阀，批判主流学术界；再次，也是最深层次的“恶之花”，即以国家、集体、理性的宏大叙事，来压制个体、情感、情绪主导的微观生命，试图对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乃至文学作品的“作用”做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时代重估。平心而论，从胡适开端的“曹家身世说”的确常年遭到质疑：相关资料留存极少甚至互相矛盾，长久以来缺乏新的资料和实证，这使得曹雪芹是作者、《红楼梦》写的是江宁织造府曹家之事这一判断如今缺乏权威说服力，近几十年来认为《红楼梦》作者另有其人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不过这些研究依旧都还是“身世说”的变种，比如“明珠家事”“洪昇家事”“曹家参与康熙立储之争”等说，然而“癸酉本”高举近百年来主流学术界已不复再提的“索隐派”大旗，主张《红楼梦》是“反清悼明”的禁书，尽管这个观点在民国期间并不新鲜（鲁迅就曾开过索隐派的玩笑），但在百年后的现在是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癸酉本”支持者认为“鬼本”不是现代人所作的判断可能是有道理的，否则很难解释这场在“身世说”统治近百年的情况下突然的“索隐派”复兴。“悼明”之说，令“癸酉本”在贴合前八十回判词判曲、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批语的同时，更成了一门对明末历史“神神叨叨”，不入流的谶纬之学：“癸酉本”直接指出故事发生在“戎羌”入侵、改朝换代之时，贾家和大观园的败落并不是内因，而更多的是战乱四起，流民贼寇的外因；黛玉镇守大观园失败自杀就是崇祯丢失北京的隐喻，听信谗言杀了小红就是伏袁崇焕之事，连带炮制谣言导致小红被杀的始作俑者薛宝钗也成了皇太极的隐喻，而黛玉最终恰好也是在崇祯上吊的“槐树”上吊的；不仅黛玉伏崇祯，还有贾敬伏嘉靖，秦可卿伏泰昌，王熙凤伏魏忠贤，元春，小红伏袁崇焕，另外三春伏南明皇帝等等，“癸酉本”以完全不能算“隐喻”的方式直接将《红楼梦》的结局写成了明朝灭亡、尸骨累累的国仇家恨。甚至，在奇幻的“熙凤下凡”一段中，作者的“悼明”表达之“直抒胸臆”，已然堪称格调低下了：凤姐跪在贾母、王夫人牌位前号啕大哭道：“我来迟了，老祖宗，咱们家都败了，已经没人了。”说着悲愤难抑，在地上一边号啕一边翻滚，又哭道：“去他娘的戎羌，害的我家破人亡，这国仇血恨我二百年也忘不了。我恨我自己，不能重振家业，连家人的命都救不回来，我算什么当过家的，人人白叫我二奶奶了。我愧对祖宗，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自然悲哀，可那有家破人亡更叫人断肠的啊！”说着拽着自己的头发自打耳光，明知无益又奔了出去，嘴里骂个不停。（“癸酉本”第一百五回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端木异“厌男”，这是一个今年进入大众视野的热门新词。今年五月出版的韩国作家闵智炯的《她厌男，她是我女友》一书，中译书名多少有点“标题党”——韩文直译大约是“我的女朋友是个疯子女性主义者”。这是一本以“普信男”为第一视角，讲述男主和成为了女性主义者的前女友重逢的恋爱轻喜剧小说，其中的“疯子女性主义者”，意在嘲讽以男主为代表的、对女性主义者一贯的刻板印象。没几个月后，更直接的“真·标题党”来了：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利娜·阿尔芒热（Pauline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法国的极右翼暴力上升，以及受限的印巴气候协调。文｜季寺，杨小舟法国的极右翼暴力在上升近日，Harrison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采访者按】：正如经典黑色电影往往来源于文学那样（甚至“黑色电影”之名也是缘起于文学），《河边的错误》是改编自余华的同名小说，以一种“魏书钧式”速度创作完成并入围2023年戛纳电影节一种关注单元的黑色电影。无论从叙事野心或者说作者表达上来看，《河边的错误》都迥异于导演的前两部作品，题材变奏之余创作难度亦在增加。这篇访谈是为电影国际版媒体手册访谈的中文原版全文，亦是我和导演从小说改编到剪辑完成之间数次对话的总结：从改编中的取舍变化到对于“年代感”的审慎考量和实现；从选择胶片拍摄的原因到演员指导的方法；从创作方法的形成到拍摄现场的调整。文｜Muyan《河边的错误》剧照澎湃新闻：从自传性青春片《野马分鬃》到《永安镇故事集》里的黑色幽默悲喜剧再到现如今《河边的错误》，一部标准的黑色电影，你的每一部电影都处理了不同的类型和相应的风格问题，以及这每一个类型的实现难度都是递增的。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这样的“多变”对于你的挑战和刺激分别是什么？魏书钧：机遇和挑战是并存的，作为新导演，要确定自己能够做到什么，什么又是没试过但喜欢的，继而创作一部又一部感兴趣却没有做过的电影就变的顺理成章。《河边的错误》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在一个类型的框架里、在一个文学的基础上开展一个叙事：它当然不同于一个自传性的或者一个极其“当下”的类似于《永安镇故事集》的东西，又或者说前两部作品都围绕着我的经验或者工作，是我非常熟悉的东西。《河边的错误》对于我来说有几个既定的框架作为创作前提，首先是小说本身叙事层面的结构——系列杀人案件，以及基于此的文学表达，这是一种包含了时代性的文学表达：比如集体环境对照个体的关系——亲密的、异化的、彼此影响的。还要兼顾到原著对传统侦探小说叙事的某种颠覆——它并不全部围绕在“破案”这个层面上，有一层更幽暗、不可测且很难直接解读的部分，小说的意图就在此，也是它先锋性的体现。澎湃新闻：《河边的错误》是一部受邀而成的创作，你接受的原因是什么？魏书钧：是的，别人带着这个计划找到我，读过原著短篇小说后我也很快就接受了。也许是因为篇幅或者孕育小说的时代，这部小说并不是余华最具代表性的、最广为流传的作品，但这恰恰使得它有了实现改编的更多可能，它像是一个“过去时”的“新东西”，出于名家笔下但仍有神秘面纱。这一切都让我对改编它更感兴趣。如果说，把这本《河边的错误》比作一个苹果，那它作为小说已足够成熟，只不过当它再次落到地面的时候，我和其它的“农夫”把它当作一个种子，种出一棵新的苹果树。这也侧面说明了我另一个观点，小说和电影作为语言不同的两种艺术，二者交集不应止步于情节和人物，而是更内在的“基因”，二者交集之外的部分带来的就是改编的可能性。余华《河边的错误》书封澎湃新闻：这种可能性，具体说来是什么？魏书钧：就是整个叙事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给了电影一些空间，或者说通过电影再对小说二次解读：它可能是一种关乎命运的诉说或者关于未知的定论，也可能是一种对社会关系进行个体化写实的描写，小说的暧昧性使得这些都可以成为选择，或者不选择。另一个小说给予的既有框架就是它的年代性。澎湃新闻：小说完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你的电影将时间设置于九十年代。为什么最终选择大致遵循原著中的时间设定而不将其转换为一个更接近于当下的时代？魏书钧：有一点很简单的原因，时代的变化尤其刑侦技术的进步使得这个故事如果放在当下会有完全不同的发展——甚至根本没有发展，现在已经有了天网和更先进的刑侦手段，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关于时代的改编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出于对原著的尊重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改编工作，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还有，我不觉得原著里的故事局限于那个年代——因为今天读来我依然有很强的感受，那这个故事也许反而更值得往“过去”去做，把一个过去的事在当下成功地做出来，这是一个会吸引我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们拍摄的年代恰好是我出生的时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那个孕育我的时代有了越来越强的了解欲，那个十年塑造了我们这一代，它的影响也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但就像是我们当时聊到的，千万不能做成一个为了九十年代而九十年代的东西，不要刻意怀旧甚至要尽力避免怀旧，避免仅仅因为“旧”而莫名的感动。当然我本就不是那样的人，但这一点确实也是我在完成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时时刻刻提醒自己的。澎湃新闻：当时我们有详聊并且着重提出这一点也是出于对近年中国电影尤其是年轻一代导演创作的观察，而且这确实是一种现象。时代感并不能完全依靠通过对布景、服装、物件的还原创造出来，甚至可以说完全不能，除非是一种廉价的、裹挟的甚至情绪绑架式的时代感。这种一厢情愿的“复古”一点都不高明。魏书钧：要极力避免莫名其妙的感动。找一个旧的录音机，还原当年警队的刑侦方式，都是简单的。但那个年代中更看不见的氛围，其实对我来说是难以捕捉的。就很简单的一点：我翻阅了很多的画册和摄影集，可以感受到那个年代的人普遍单纯、某种集体主义至上的观念，因而对自我的关照或者说对个体感受的呈现反而不太明显。所以在这部电影中我希望表现一些在那个环境里会在意个体感受的一些角色：比如钱玲、王宏的角色和生活就是按照这个想法被设定和想象出来的，这种营造也牵涉到年代性。《河边的错误》剧照澎湃新闻：这也切实地涉及到对原著小说的改编和改变，它们大约是哪些以及分别如何被引入的？魏书钧：这大约围绕着电影想新发展出的母题和原小说基本叙事框架上的冲突。我决定电影的基调还需要是写实，剥离情节中的离奇或抽象关系将其做实。从人物上，电影选择从最一开始就集中于马哲这个人物以及对这个角色的塑造，使这个角色从最一开始就非常清晰且实际存在，而不是像原著小说中里，前面大半部分马哲其实只是一双看着案件发生发展的“眼睛”。当然还有最具体的，就是对原小说中马哲杀死疯子的改编，加入了一个梦境的处理。小说中关于各个人死因的叙述方法中含有一定的荒诞性或者说莫名其妙，电影则相对明确地给出了方向，还包括幺四婆婆和疯子之间的关系，都集中地在那个梦境中得到了来自作者的“阐释”：一种对痛感的追求，通过痛感追求快感，那么死亡带来极致痛感的同时也带来极致的快感；一个本该幼稚、纯粹的年纪凝视深渊——因为他渴望看见凶手，结果却也因此丧命——深渊也必将回望你；王宏的诀别信本是世俗和文艺的，却预见了自己的死亡，他想通过诀别信终结一段感情却使其莫名成了自己的遗书……澎湃新闻：这一段梦境的拍摄无论从叙事上还是实际拍摄中都是整部电影的“拐点”和相对难以实现的段落，也像你刚才说的，是一段集中的“作者阐释”，同时彻底跳出电影其它部分的写实风格。魏书钧：我记得自己是在堪景的一个晚上突然想明白关于这三四个人的这几个点，有点茅塞顿开的感觉，从创作上来说，它比找出这几个人的死因更令我兴奋。这一段落也成了最终版剧本的一个核心。本来剧本围绕的几个大概念，比如理性的失效或者人性非理性部分，逐渐也被放在第二位。当经验失效的时候、当命运的看法比我们更准确的时候，我们无法相信的诸般巧合都如此巧合地出现了，但又与原小说中那种毫无因果关系的巧合相异，因为电影需要更有脉络一些。《河边的错误》剧照澎湃新闻：剧本期间我们也聊过这些，大概意思就是如何将文学中的荒诞感转变到类型电影的有效叙事中，以及兼容和不兼容的问题。原小说中的确已经存在有意或者无意对类型元素的呈现和考量。比如将荒诞感转化为类似对于命运的表达，会产生很妙且升华的角度但也有使其降格为陈词滥调的危险，然后这是一种糅合和平衡。又或者疯子作为无逻辑犯罪人和马哲作为警察遵循严密的侦探逻辑最终迷失其中的对照……魏书钧：完成这部电影让我学到最多的恰恰是如何通过一些具体可见可听甚至可以量化的元素去完成那些故事、剧本甚至电影中不可见的部分，以及这其中的奥义。并不是说我已经掌握了以可见元素呈现不可见元素的炼金术，而是说我开始意识到这对于创作一部好的电影来说是很核心的东西。还原的九十年代、冷冰冰的案件和尸体并不能直接传达出看不到的荒诞、命运或者说一些不可捉摸的东西，需要有一些更可感的东西作为中间介质，才能最终成型。这也是我最大的收获。澎湃新闻：用所有一切最切实、实在甚至干瘪和朴素的故事、事件和细节来完成一种升华或者隐喻层面的表达，不要对后者提前过多地考量，更不要把后者置于前台。黑色电影的核心以及最迷人的地方其实也在于此，越简单、越直接、越经济，最后的冲击力反而越大。甚至可以说，用最“形而下”的东西来表达“形而上”，电影可能是最适合的艺术载体。你对于《河边的错误》超脱于这个故事之上的表达是什么？魏书钧：命运对人的嘲弄。对生活的道理和方法分析得越深入，也越有可能与它最核心的东西擦肩而过。电影的英文标题《Only

memory），可以通过刻意的专注而记住——比如尝试记住一个电话号码。它短暂地保留了那些刚好重要到不能立即丢弃但又不值得永久保留的信息。存储时间最长的是长时记忆（long-term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2023年是亚当·斯密诞辰300周年。这位“经济学之父”身上充满着矛盾：他天赋异禀，14岁就读格拉斯哥大学，17岁入读牛津大学，25岁成为母校格拉斯哥大学的正教授；但同时又素有痴名：读书时经常发呆，懒得给朋友们回信，一生未婚也没有子嗣。他只留下两部著作——《国富论》被奉为现代经济学“开山之作”，《道德情操论》却被视为伦理学的经典。300年来，亚当·斯密的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历史的迷雾。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澎湃新闻特别推出“亚当·斯密300年”专题，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多重面貌。文｜赵博作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一生赚了多少钱，他是如何花钱的，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事实上，从他在世的67年来看，斯密堪称标准的“打工人”，他没有从商经历，也不涉足投资和房产交易，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通过毕生的努力，在晚年时期，斯密“得到了薪资极高且无甚责任的海关专员职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亚当·斯密如何赚钱和花钱，折射出这位经济学家的处事原则和价值观。亚当·斯密斯密时代的收入水平亚当·斯密生活的18世纪中期是苏格兰的转折时代。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完成合并，苏格兰融入到英格兰开创的殖民经贸体系中，经济迎来了蓬勃向上高速发展的时期。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柯卡尔迪——一个濒临北海的小镇。斯密是一个遗腹子，在出生前5个月，父亲亚当·斯密于当年的1月5日去世了。老亚当·斯密的人生经历堪称小亚当·斯密完美的比照样本：两人不仅名字相同，甚至职业也有相似之处。老斯密最后的职业是海关审计员，而小斯密最后的职业是海关专员。刚开始到海关工作时，老斯密每年的工资是30英镑，到了1722年增加到40英镑。在任期间，老斯密一直希望兼任苏格兰盐业委员会秘书一职，该职位的年薪为100英镑。虽然老斯密的这一希冀无果而终，幸而在自己儿子身上得以兑现：小斯密在出任海关专员后还兼任了盐务专员，薪酬恰好是100英镑。当然，工资只是薪酬的一部分。1717年，老斯密就曾说过，他这个职位值100英镑——这个职位收入稳定且岁入颇丰。1754年，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亚当·斯密的朋友想买一个海关的职位，请其帮忙打听，得到的回复是：公认这一职位价值200英镑以上，“除非价钱不低于10年的收益，不然他是不愿意出让的。”亚当·斯密的家乡柯卡尔迪放在18世纪苏格兰的收入体系看，除去依靠商业资本和土地资本谋利的大商人、大贵族之外，依靠薪酬吃饭的打工人的年收入少则几英镑，多则一千多英镑。位列打工人顶端的是高官。休谟曾经向斯密炫耀自己曾谋得了大使馆秘书的岗位，年薪1200英镑。苏格兰高等法院法官同样也堪称“打工皇帝”，文学家鲍斯威尔的父亲就是苏格兰高等法院法官，每年的俸禄在900英镑左右。其他高等法院民事法官的收入在700英镑左右。高官之外，等而次之的就是知识精英阶层，大学教授堪称其代表。与斯密同时代的亚当·弗格森曾任爱丁堡大学道德哲学教授，他自称在爱丁堡大学的年薪为300英镑左右，不过有可能随着自己年老体弱而降低到100镑。即便是这点儿收入，在教会中也算得上是高薪，以1750年为例，在整个苏格兰，年入100镑的牧师不过29人，长老会的最高薪俸不过138英镑。位于工薪阶层底层的是大量体力劳动者，他们收入微薄，黜衣缩食，年入从几英镑到几十英镑不等。以仆役为例，一位女佣的周薪为1先令6便士，年薪4镑；一位受过训练的贴身女佣主要负责照看主人的衣物和发饰，其周薪为2先令，年薪5.2英镑；仆役中厨师的薪酬最高，其周薪为2先令6便士，年收入也不过5.5英镑。男仆的收入与女仆相当，但其有机会获得一些额外的小费，诸如到外跑腿、叫马车、引导宾客等等。在消费领域，苏格兰有个独特的单位“畿尼”。那个时代的一英镑算得上是相当大的单位，可以兑换20先令，1先令可以兑换12便士。从价值看，畿尼约等于英镑，1畿尼等于21先令。与英镑不同，畿尼主要用于支付知识产品的费用，例如学费、医疗费用等等，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期，杨绛在《我们仨》中曾追忆自己在牛津产院的收费是一天1畿尼，她解释道：“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畿尼。”18世纪的苏格兰物价如何？不妨从老斯密的葬礼花销中管窥一二。老斯密在1723年初去世，葬礼花销共计80镑16先令6便士。主要分为食品、建造墓地、购买服务三个方面。例如，在食品方面：淡啤酒8瓶，共计12先令；做果仁点心用的奶油和鸡蛋，共计4先令；淡色啤酒4瓶，共计14先令；做面包用的新鲜奶油三磅14先令，饼干2磅1镑4先令；给工匠喝的淡色啤酒4品脱12先令8便士。用于造墓的费用为3镑，其中立墓碑的费用为1镑11先令。最大的花销来自于棺材费及铁制品的购买，高达28镑4先令。此外，购买服务的费用还包括三封信的邮资6先令，三次紧急派人去爱丁堡的花销是2镑14先令。除此之外，在18世纪，购买一张从苏格兰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船票约为6英镑，购买一本书的价格为3先令。亚当·斯密的收入账本亚当·斯密一生经历过三个阶段：求学、任教和海关官员，其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在海关专员阶段达到了人生收入的巅峰。斯密求学阶段的收入主要是奖学金。1740年，17岁的亚当·斯密申请到了斯内尔奖学金，进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这笔奖学金历史悠久，从16世纪开始创设。在斯密就读期间，巴利奥尔学院共有4人申请了该项奖学金，一年的资助金额为40英镑。三年级时，斯密又申请到了华纳奖学金，金额为8英镑5先令。斯密在牛津一直待到1746年8月15日，“其后他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学校食堂账簿了”。在牛津，“吃饭比上课重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1935年，钱锺书在牛津就读时还曾感慨，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了博士。在离校一年半后，斯密曾给牛津去信称：“我，亚当·斯密，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斯内尔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谨向学院院长、尊敬的西奥菲斯·利博士声明，我愿放弃作为奖学金所有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即以此函为证。”这也意味着斯密的奖学金就此终结。斯密就读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斯密任教阶段的收入可以分为三部分：工资、听课费和房租收入。在教授的收入体系中，工资往往是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斯密原先的教职是逻辑学教授。1752年4月22日，斯密以全票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职位的工资要比原先高一些，原因是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的教授可以获得部分申请硕士学位的额外学费。即便如此，按照伊安·罗斯在《亚当·斯密传》中的说法，似乎两个教席加在一起的工资收入是50英镑。据此推算，斯密在这个教职的年工资收入不过30英镑。再看听课费。听课费是学生付给老师的课时费，这和老师的课时和听课人数密切相关。在斯密时代，格拉斯哥大学全校也只有300多名学生，分为进修班和普通班。进修班的听课费为1个畿尼，普通班则为1.5畿尼。在高峰时期，斯密共有90多个学生，一年的听课费收入不会超过100镑。即便这样，他的讲课费也成为这一教席的“天花板”。继任斯密成为道德哲学教授的托马斯·里德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的学生比斯密多，但听课费方面的收入为70镑，如果学生全部参加听讲，本学期的收入将达100镑。值得一提的是，这笔讲课费收入并不稳定。例如，在1772年那样的危机年份，庄稼持续歉收，加上毁灭性的商业投机，使得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弗格森的听讲费用减少了一半。斯密最后一笔收入是房租收入。当时的教授除了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外，还招收一部分住家学生，这些学生住在教授家中，成为房客。以斯密为例，在友人吉利伯特·艾利奥特的推荐下，贵族子弟菲兹莫里斯曾于1759至1761年与斯密住在一起，每年缴纳100英镑的费用。据此可以估算，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的最高收入不会超过300英镑。在一些平淡的年份，其收入总体维持在250镑左右。尽管对经济学研究有道，但斯密并非格拉斯哥大学中最赚钱的教授。威廉·理查森担任文学教授三十多年，尽管其教职工资只有每年30英镑，但是每位旁听的房客要向他交纳75英镑，加上最好的年份他有500位学生听课，其听课费大约在1500英镑左右。斯密任教时期的格拉斯哥大学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生涯超过了11年，直到1763年，他接受了贵族查尔斯·汤申德的建议，出任巴克勒公爵的家庭教师。对方开出的条件是：每年的薪给300英镑，外加出国旅行的费用以及终身领取每年300英镑的年金。与格拉斯哥大学缺乏退休保障的教职相比，终身年金是他放弃教职的主要原因，这可以确保他退休后也能享受到体面的生活。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估算，斯密在任家庭教师的三年薪酬，加上24年领取的年金，全部收入合计在8000英镑以上。1778至1790年间，亚当·斯密成功谋得了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一肥差，这是他最后一份职业。这个职务带来的总收益为600英镑，其中，海关专员职务收入为500英镑，兼任的盐税专员为100英镑。同时，斯密每年仍从巴克勒家里领取300英镑。在获得该职位时，斯密曾考虑要放弃年金，但他得知年金是终身的、无条件的，如果放弃年金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的话，那就没有考虑到巴克勒公爵的愿望。因此，斯密这一阶段的年收入高达900镑。按照约翰·雷的说法，“在当时苏格兰的首都，每年900英镑可谓王侯贵族的收入。”除了工薪之外，斯密还有一些其他收入。一方面是出版的费用。斯密一生对出版作品要求极高，不仅反复修改，对于不满意的作品宁肯烧掉也不愿其存世。由此，斯密的主要著述仅《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这两部作品问世后给作者带来了一些稿费收益。1776年11月13日，在写给书商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斯密写道：“拙著（指《国富论》）初版稿费300英镑如数收到，但由于此前从卡德尔先生处得到了很多本赠送用书，我不确切知道扣除那部分书款后其中还有多少属于我。因此，他再寄账单，那就好极了。”这300镑仅为《国富论》初版的部分收入，全部的收入应该不低于500镑。另一方面是继承祖业遗产的收入。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有一笔意外之财，由于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继承遗产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且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因此斯密继承了其父在阿伯丁市政大楼对面的海滨地产。1757年，斯密把这片土地以115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家族成员。此外，在1750年，斯密获得了他母亲1720年留下的一笔嫁妆，再加上从1720年11月开始计算的利息，这笔钱的总数高达328英镑。综上，斯密一生的总收入应在12000至15000英镑之间。在1746至1770年间，1英镑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100英镑。因此，斯密一生的收入约为今天的120至150万英镑，算得上相当优厚的收入了。亚当·斯密的支出及价值观要算清斯密一生的花销并不容易，这位经济学之父有着严重的拖延症，平日懒得写信，遑论记账。因此，其支出只能从日常言行和书信中寻找蛛丝马迹。在牛津就读期间，斯密花销巨大，生活拮据。首先是伙食费。牛津的伙食不错，斯密刚入学时曾经对着食堂的大块牛肉发呆，这些都是在苏格兰很少见到的“硬菜”。但这样的伙食费自然不便宜，斯密一年在伙食上的花销高达30英镑，此外还有7镑5先令的生活费。其次是导师费，牛津是一个松散的学院联盟，学生吃住在学院，由学院导师指导，个人指导当时已不施行，但斯密每学期还是要支付20先令的学费。最后是旅行费用，在当时往返爱丁堡和牛津的旅费也不便宜，如果要回一次老家柯卡尔迪，仅往返马车费一项就需花费20英镑，相当于其奖学金的一半。好在这项花销并不刚性，就读期间，斯密很少回家。在去除这三项花销后，斯密能够支配的费用不足5英镑，要应付其他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他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表兄威廉·斯密，后者在阿盖尔和巴克勒公爵家做管家。威廉得知后给表弟汇去了16英镑。一向懒得写信的亚当·斯密特意给表哥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提到：“我昨天收到了您的来信和所附的16镑账单，为此我非常感谢。因为入学时我们必须向学院和大学缴纳非同寻常高的费用，我深恐今年在学院的各项开支将比今后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回到格拉斯哥任教后，斯密有了固定的薪金收入，但生活依旧节俭。他住在学校免费提供的一套公寓内，日常花销也很节省，除了周末与好友去市郊的酒馆冶游、会饮外，他没有太多娱乐消费，大量的费用都用来买书和文具等。在18世纪，书籍等知识产品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这一方面归结于书籍的出版印刷成本很高，4开本书籍每卷的成本高达1畿尼，8开本的书籍成本一般为6至7先令，再加上作者的版权收入，导致书本的售价高昂。鲍斯威尔出版的《约翰逊传》名噪一时，每本售价2畿尼。斯密的《国富论》再版后，其定价从1英镑16先令提高到2畿尼。即便书价不菲，但斯密在购书上从不吝啬，他与斯特拉恩等书商交流密切，多次从后者手中购买图书。有人曾见到过斯密的书房，藏书多达3000余册。从中不难看出，斯密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书。除了购书外，斯密还乐于尝试购买各种文具。1780年，他在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我订了一部瓦特的抄写机，机器的价格是6畿尼，包装费5先令。如果他能寄给我一部抄写纸以及全部的墨水样品等，这些通常会随机器一起出售，我将十分高兴。”这笔费用在当时可以雇佣一个全职的男仆。亚当·斯密代表作《国富论》1776年伦敦版本除了购买书本和文具外，斯密还有很大一笔花销用于慈善和资助他人。1762年，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有两个俄国学生因战争收不到国内的汇款，斯密曾两次从大学基金中借钱给他们，每人各20英镑。斯密去世后，人们发现他的遗产和收入并不相称。罗伯特·贝特森《每月评论》的编辑拉尔夫·格里菲斯在信中写道：“我恐怕斯密的遗嘱会受到很多人的非议，他将除了400英镑以外的所有遗产，都留给一个小伙子，这是她母亲的一个外甥孙，他一直对斯密非常孝敬，接受教育要在法律界发展，并且在好多年都是斯密为他支付学费……斯密生前的生活虽然热情好客，但很有节制。因而他的朋友们对他的遗产的菲薄表示非常不解。尽管没有人像贝特森所担心的那样非议遗嘱的安排，但我们仍可以相信斯密一定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指示，要求他好好照顾他的仆人，并将自己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慷慨地拿出来从事了秘密的慈善事业，因而使得他最后的遗产并不丰厚。”斯密去世后，友人曾评论：“他在慈善中所表现出的慷慨大度大大超过以他的财产人们所期待的程度，其中涉及具体细节，同样会让人对斯密情感的细腻以及他心灵的慷慨大度心生敬意。”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人，斯密还有一些花销也颇具世俗色彩，譬如为了谋取海关专员这一职务，斯密所费不赀。从1777年至1778年间，斯密一直在纠结于是否能如愿获得海关专员的任命。当不少朋友获得他即将就任的消息时，斯密其实还没有得到官方的通知，他预判这是因为没有支付手续费的原因。因此，他给好朋友书商斯特拉恩写信，信中提到：“我和这里的海关当局迄今都没有收到（委任状），也许是手续费的原因吧，委任状还没有填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帮我提取160英镑左右这样一笔金额，告诉我所需金额，我再把钱汇到伦敦您处。”随后不久，斯密果然收到了委任状，但由于支付账目的细节，斯密罕见地对斯特拉恩发了脾气，但从中可以看出斯密对于支出的严谨。斯密对于花销的态度很能折射其价值观。首先，斯密的日常开销精细节约。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招收过几名房客学生，在写给一名房客父亲谢尔比勋爵的信中，斯密写到：“这里普通寄宿处的住宿膳食费用是每人每季度5到8镑。洗衣费通常是每打1先令10便士……孩子们的内衣最好从爱尔兰寄来，同这里相比，那里物美价廉。用上等料子做一套家常衣服，大约要5镑买到。这些是任何人的孩子要来上大学所必需的全部费用。”对于房客学生的内衣费用，斯密都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节省，更不要说自己花销的精细了。1759年，他在写给谢尔本勋爵的信中写道：“本日我荣幸地收到了您11月17日来信，附有两张汇票。这次汇款在时机上对我有利，这里的汇率总是偏向伦敦，不利于格拉斯哥。伦敦汇票售出时通常高于平价，而这次寄来的两张汇票，在售价上还获得了升水千分之五。”这里所说的升水，也就是汇兑时候的手续费，哪怕是千分之五的手续费，斯密也要仔细盘算一下到底怎样汇款有利。如果没有对经济生活如此仔细的盘算和观察，斯密也是断难写出《国富论》这样的经济学开山之作的。其次，斯密爱财，但从不精于算计。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一些同僚对于收入斤斤计较，甚至到了分毫必究的程度。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布鲁厄姆勋爵当年曾在爱丁堡学化学，他向布莱克交听课费时，这位伟大的化学家竟用桌上的天平仔细称钱币的分量，一边称一边解释说：“对于新来的学生，我都要称他们交的钱币，因为拿分量不足的钱币来交听讲费的学生很多。要是不这样对付他们，他们每年都会骗走我很多钱。”其实仔细计算下来，这样的花销也不过几英镑。尽管斯密也锱铢必较，但对于该给的钱，他一丝一毫也不愿拖欠。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写道：“在克雷文街上有个裁缝，是詹姆斯·麦克弗森的熟人，我欠他几个先令，我确定不会超过20先令，请把我的欠款还清。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君子，在应得之外不会多要。我在离开伦敦前曾多次请他结账，但是他拖下来了。”最后，斯密虽然爱财，但更重道义。斯密和大卫·休谟算得上莫逆之交，双方交往长达数十年，休谟去世前希望斯密成为自己遗稿的管理人，但斯密竟然想放弃这项权利。他在给休谟兄长约翰·霍姆的信中写道：“我要向您及所有遗稿有关的人声明：我放弃那200英镑的遗赠。你认为根据舍弟的遗言，应在一定场合把那笔钱支付给我，实在太感谢了。但我认为，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支付。所以特此声明，我永远放弃这项遗赠。”约翰·霍姆在回信中坚持施行休谟200英镑遗赠的愿望。斯密对此坚持道：“我在我的遗嘱中加了一条：宣布我已放弃了令弟留给我的那200英镑的遗赠。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这项遗赠在道理上不应属于我。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法律解释应该属于我，我在道义上也不应该接受。”对于亚当·斯密而言，欠裁缝的20先令欠款必须如数归还；对于友人的200英镑遗赠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在这位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中，身而为人，金钱固然重要，但道义和德行却有着比金钱更重要的价值。从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这位经济学家而言，一生最钟爱的著述是《道德情操论》，而非《国富论》了。参考文献1.[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陈应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2.[英]伊安·罗斯：《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罗卫东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3.[美]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的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4.[英]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投稿邮箱：gongsl@thepaper.cn本文责编：钟源。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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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黄晓峰上海外国语大学施展教授2018年出版了《枢纽：3000年的中国》，从历史哲学的视角梳理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论。今年，本书推出了增订版，在增补的《未来秩序导论》一章中，施展教授对近几年来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剧变，如传统秩序的重构、数字空间的崛起等，做出了自己的分析、判断和解读。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的采访中，他认为：“历史上没有任何技术的演化和扩展速度达到了GPT这种速度，在过往人类可能有相对从容的时间，去完成这些过渡、适应、调整、转型。在今天时间不那么从容了。”所以，培养健全的人格，对数字空间的崛起做出整全性的回应，才能不役于物。《枢纽：3000年的中国（增订版）》，施展著，

雷璐荣.“快”与“慢”的博弈与共进：数字时代阅读的再思考[J].社会科学家,2022,No.302(06):136-141.[6]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2022年11月30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咨询专家刘擎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2204会议室与哲学系本科生邓希玮、王瀚庆、章佳杰、石心宇、李晨怡、杜俊杰对谈，内容主要围绕自己的学术与生活体验、哲思与生活之间的关系与当下大学生的生活状况等话题展开。刘擎教授与对谈的同学们以平等的方式交换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使得话题得到了充分的推进，令人受益良多。以下对谈内容由邓希玮、石心宇、杜俊杰、李晨怡、王瀚庆、章佳杰整理而成。整理｜邓希玮、石心宇、杜俊杰、李晨怡、王瀚庆、章佳杰等一、公共写作与公众启蒙杜俊杰：近代中国好像一直面临着救亡与启蒙的问题，而在实际中似乎救亡的需求往往是压倒启蒙的。所以我想了解一下，您如何看待救亡与启蒙二者在中国的张力，以及启蒙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与位置。刘擎：我们可以将这个话题拉回到近代科学革命的背景。机械化的认知图景，不仅仅是机械化的设备，而是对于世界的认知方式。科学革命后，我们开始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大钟表，一具机械。我们认为了解它的原理，知道背后的规律，以此就可以改造自然，发挥生产力。这样一种工程师的思维在全球范围内都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在苏联社会主义里，这种认知方式特别强烈，因为他们不仅意识到自然规律，也意识到社会规律，这也与马克思主义的某些主张有关系，因为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有科学意识的人。据说他的《资本论》是要献给达尔文的，他想做达尔文在自然世界中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社会领域中做出来，即破解整个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的逻辑和规律，然后再改造它，并进行革命性的改造。在苏联，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社会可以是有规律的，可以建构、完善、发展。因此，工程师的思维变得特别强。斯大林曾经说过，“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但在中国，我们以前说教师是园丁。园丁这个隐喻是生物性的，即修剪、滋养和浇灌，而不是任意地以剪裁和切割的方式来铸造。因此，我觉得园丁这个比喻可能更贴切、更符合教育的本质。而在现代社会中，我们看到了完全科学主义的工程师式的理性是有它的片面之处的。这一片面之处包括认识到理性的局限，人们尝试去协调理性与情感感受。在这个意义上，启蒙的意义是要让我们从任何一种蒙昧，这也包括科学主义，带来的盲区、片面性里面走出来。我们仍然需要不断地克服自己过去的偏狭。李晨怡：您在做一些哲学普及，或广义上理论普及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毕竟要向大众科普哲学，就不得不把理论讲得简单；但是使得理论变简单的同时可能会使得理论过于简单，那些艰深的理论几乎不可能在毫无损耗的情况下被“生产”给大众，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向大众的哲学普及将往往错失其中最为精彩和微妙的部分。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刘擎：对，这里其实有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你会发现其实讲简单很不容易。当你被要求用日常语言解释哲学理论的时候，会发现可能你的理解并不像你以为的那么到位。很多时候写期刊的人会假定大家都是professional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CARCN.eth“后人类的主体是一种混合物，一种各种异质、异源成分的集合，一个物质-信息的独立实体，持续不断地建构并且重建自己的边界。”（凯瑟琳·海勒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欧洲推出人工智能监督法案，以及日本工会运动聚焦非正式工人。文｜龚思量当地时间2017年8月1日，德国柏林，德国在火车站安装和测试面部识别系统。欧洲推出监督人工智能规则草案5月11日，欧盟的立法者通过了欧盟人工智能规则手册的强化版本。欧洲在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面部识别和控制聊天技术取得了进展。欧洲议会的内部市场委员会和公民自由委员会以84票赞成、7票反对和12票弃权通过了关于《人工智能法》的谈判授权草案。该草案旨在确保人工智能系统受到监督。欧洲议会议员同意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使用远程生物识别技术（即人工智能辅助技术，如面部识别，从照片或录像中识别个人），无论是实时的识别技术还是事后识别。部分议员表示这既违背了欧盟委员会的最初提议，也违背了欧盟成员国在理事会支持的立场。这一问题在起草文本的主要议员中引发了激烈辩论，中间偏右的欧洲基督教民主党强烈反对这一禁令。最终，共同牵头起草该文本的议员：意大利标准与发展党（S&D）欧洲议会议员贝尼菲（Brando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孔德罡《宇宙探索编辑部》拍摄于疫情之前，也很早在国内各大独立电影节展映中声名鹊起。很难说影片在早期展映中取得的“炸裂”反响与其荒诞喜剧的类型片特质无关：导演孔大山在学生时代拍摄、在网络上走红的短片《法制未来时》，就构建了一个“文艺片闷死人......导演痛哭流涕认罪”的荒诞喜剧情境，而《宇宙探索编辑部》作为孔大山的长篇处女作，自然也保留并发扬了其“伪纪录片”和构造荒诞情境的作者特色。《宇宙探索编辑部》剧照不过，2023年4月影片正式上映后，走进影院的观众才逐渐意识到这并非一部荒谬嬉闹的喜剧类型片，相反，我们从孔大山摇晃的镜头语言和各式各样的“神经病笑点”之中，感知到了熟悉的知识分子视角，熟悉的“尤利西斯/西游记”式漫游，熟悉的诗歌与抒情，熟悉的中国西南地方色彩，乃至于熟悉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评论人“吹牛伯爵”就认为，《宇宙探索编辑部》实质上还是从属于自2015年毕赣《路边野餐》创始的“中国新南方电影”序列，“南方的在地性在得到不断强化的同时，也面临着一种被简化为浅薄符号的危险。”评论人的担忧有苛刻之嫌，但《宇宙探索编辑部》确实有种中国当代作者电影的“集大成”姿态：在荒诞喜剧、伪纪录片这些类型片形式风格化到极致后，我们从电影学院毕业的作者们始终放不下的，是骨子里“西南空间/西游记/塔可夫斯基”的母题范式。中国南方自《楚辞》以来的潮湿、氤氲乃至奇幻的美学色彩，与“流浪”、“闲逛”、“漫游”等文学母题长久纠缠的“奥德赛”与“西游记”叙事，以及以塔可夫斯基为代表的学院派“诗电影”影响，或许是破解近年来中国电影作者的潜在创作心理的钥匙——这种对创作者普遍精神母题的发掘，其实也与最近再次因《平原上的摩西》、《漫长的季节》而爆红的“东北文艺复兴”现象产生共振：当代新生的艺术美学力量，必然与现实实际一起，在复杂渊远的跨文化融合中诞生，并从此以时代特色之名留存史册。“西南空间”：影像母题而非影像环境部分评论人质疑《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南方在地性”，在于影片选择“西南”这一地域作为影像环境的本体论不够成立：主角一行五人中只有“孙悟空”是本地人，唐志军“师徒四人”都是“外来者”，而他们选择来到西南也与具体的地域特性无关，仅仅是因为剧情里的外星人降临此地——如果不是创作者主观的个人偏爱，影片的影像环境塑造完全可以迈向其他截然不同的地域风格。相较于“中国新南方电影”的其他代表作如毕赣《路边野餐》、《地球最后的夜晚》；刁亦男《南方车站的聚会》；顾晓刚《春江水暖》等塑造的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自述式”西南空间，《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西南”则是冒险旅途的目标客体，甚至刻薄一些说，宛若经典拓殖英雄冒险叙事中的殖民地本身——主角们是有明确动机的探险家，西南是“藏宝图”上标记宝藏的行动对象，从而“西南”在影片中发挥着神秘化的欲望吸引功用，展现的是异化的客体凝视而非能动的主体性。然而这种批判相对忽略了《宇宙探索编辑部》与其他“新南方电影”在叙事母题上的差异：相比于在“南方”生活，将“南方”当作同呼吸的共同生长的“舞台”，孔大山恰好拍摄的是一类在电影史上有明确依托和致敬对象的知识分子式作者电影——其核心母题其实是“流浪”/“闲逛”/“寻找”。我们很容易从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乡愁》，安哲罗普洛斯《尤利西斯的凝视》等杰作中找到孔大山镜头里唐志军的影子，而唐志军这类的人物形象也经常作为电影作者对“流浪文人/吟游诗人”理想主义式的自比：没有“家”，失去根基，与整个世界存在无限的疏离。因此，与其询问为何影片中的“南方”不是主体而是被凝视的对象，不如更加主动、积极地探讨为什么“西南”成为导演和主角选择前往流浪的目的地？这个目的地不仅是随意的旅途中的一站，而更是乌托邦、桃花源、人间乐园、宇宙终极问题的答案——《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西南”，是外星人沟通地球与外界的接触点，是无数超自然现象得以合理化的保护伞，更是最后唐志军“取得真经”、破除心魔后获取的最终答案，是科幻作品里梦寐以求的“42”（《银河系漫游指南》）。这里的“西南空间”虽然确实是被“寻找”、被“获得”的客体对象，但这种客体被“神圣化”了，它超越了二元论的“我/你”，而是更崇高、更广远的“第三者”神性所在。固然，在经典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里，殖民地在被客体化和矮化时也会披上“神性”的外衣作为遮盖，但《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神性”恰巧正好就不是一种“遮盖”，不是隐藏在凝视之下的虚妄谎言：外星人在影片里真实存在，一切超自然现象都是真的，影片真的在聊“神性”——于是影像不在“说谎”，而是进入了现实性的幻想层面，进入了真正的“想象界”。其实，毋需理论抽析，我们也能从影片的小标题和叙事结构里明确意识到，在这个“西游记”、“奥德赛”的故事里，影片中的“西南空间”绝非仅仅是影像环境，绝不仅仅发挥叙事舞台和视觉基调的作用，而是奥德修斯的“故乡”——孙一通等到了接他回母星的飞船；是师徒四人的大雷音寺——唐志军领悟了人生的“双螺旋”：是影像的本质母题。从叙事结构角度，《宇宙探索编辑部》里的“西南空间”当然是创作者主观选择的，没有与人物情节做紧密的贴合，看似可以替代；但从创作者的主观角度来说，“西南空间”就是他们要表达和创作的对象本身，是真正的影像母题，是审美思维所引领而来的解放之境。那么，到底为什么是以成都为中心的大西南？影片本身其实并未给出答案，叙事上正如前文所述，西南空间的存在感和本体性是不坚实的。唐志军一行人坐火车来到成都，镜头从火车窗外反复铺陈了“蜀道之难”，借助唐志军之口玩了一个“科技发展也与唐志军本人无关”的冷幽默，一段成都街景的快剪并将刺点放在了蹲在马路牙子上的“孙悟空”身上，但说到底，当影像跟随叙事真正深入到“西南空间”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有随处可见的普通乡村荒野（平庸到都难以称之为“风景”），重峦叠嶂潮湿阴冷但却只是远景的峡谷山林，气质肃杀甚至更为东北的废弃采石场，以及最后与其说是现实场景不如说彻底就是个柏拉图的“洞穴隐喻”的洞穴——《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文人电影”气质无数次在这些“文本游戏”或者说文本强主导的设计中得到彰显，一如去西南只是因为要接上“西游记”，拍摄峡谷山林只是因为“蜀道难”，找到驴子就一定要来一场《堂吉诃德》，影片被西南空间所反向赋予的迷离朦胧的“水雾”感，本质上来源于创作者高度的文本自觉，来自创作者从其他作品中互文而来的潜意识与无意识，来源于文本自我增殖自我生长、作者本体都难以抑制只能跟随的流动生命力——也就是说，“西南空间”在《宇宙探索编辑部》等“中国新南方电影”中，与其说是当代中国电影作者们的一种选择，更不如说是一种直觉和本能，必然来源于更加深远的历史、文化、环境和思维结构，导向时代滚滚而来的精神回声。“西游记”/GO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端木异从性骚扰的起源讲起：为何必须是“她说”我们今天对于性骚扰、性侵害事件有很多有别于传统的看法，它们的形成必须要追溯到上世纪60-70年代的第二浪潮女性主义运动。“约会强奸”、“熟人强奸”、“性骚扰”、“强奸文化”这些专有名词，都是在上世纪70年代左右密集诞生的，远比想象的要晚近得多。这一批女性主义者们颠覆性地拓宽了人们对性别暴力的认识，并最终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性犯罪相关的陈旧法条——有些已经上百年没出现过大的变化了——做出一系列修正。“性骚扰”（sexual

文｜吕艺璇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思想周报以翻译、扫描舆论场上的思想动态的方式，为读者呈现全球思想动态。本期思想周报，我们关注苏丹乱局的由来与前景，以及以色列的争议与抗争。文｜卢南峰；庄沐杨当地时间2023年4月28日，苏丹喀土穆，冲突仍在持续，人们在客运巴士旁等待离开。苏丹乱局的由来与前景当地时间2023年4月15日，苏丹武装部队同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之间发生武装冲突，双方在首都喀土穆地区激烈交火。4月23日，即冲突爆发仅一周后，美国特种部队用直升机撤离了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其他外国公民则乘坐匆忙安排的紧急车队逃离了这座城市。苏丹事实上的领导人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Abdel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陈晃什么是厕妹？2022年7月，居住在香港的18岁女孩依奈因为网络暴力而坠楼自杀身亡。这一事件引发关注的同时，女孩生前曾活跃过的互联网亚文化小圈子“厕所”也因此走向大众视野。“厕所”是用户们对微博上一部分匿名隔空喊话bot的俗称，因为匿名的性质，这类微博被认为是“可以随便发泄、拉屎的地方”。由于其用户多为女性，大家便称自己为“厕妹”，互相称呼“老公”或“宝宝”，并运用一套以谐音为主的黑话来规避关键字审查与搜索。依奈自杀的导火索，便是在“厕所”里遭到过多恶毒的攻击，而原因仅仅是她说游戏打不到前几名就自杀却没有真的自杀。如此荒诞又悲惨的事件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网暴依奈的“厕妹”群体也遭到网友讨伐。差不多同一时间，一篇以圈外人身份介绍“厕妹”的微博也得到了大量阅读和转发。该微博总结了厕妹的几个特点：年纪小，通常在14岁至18岁；具有抑郁或双相情感障碍特征，会自残并拍照发到网上；有药物滥用习惯，多为感冒药、止痛药；强烈的仇富情绪，认为有钱人“偷走了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指出，厕妹通常还有“惨圈女”的身份，“惨圈”也是一种互联网亚文化，顾名思义，就是一群觉得自己很“惨”的网友聚集在一起互相诉苦、舔舐伤口。相比之下，惨圈女的称谓不像厕妹有着“厕所用户”这样明确的定义，但由于两者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大部分人都习惯于将它们同时提及，甚至当作同义词来使用。据一位自称“以前当过厕妹”的女孩说，依奈去世之后，很多“厕所”评论区和QQ群都有讨论，大部分人都很同情她，也有小部分人提起她从前的“黑料”。而网暴依奈导致她自杀的那群女孩是她之前关系很好的朋友，后来闹掰了，依奈就一直被她们视奸嘲笑。几个女孩都是未成年的厕妹，喜欢同样的动漫和游戏。另一个与厕妹群体紧密相关且引起舆论关注的现象则是滥用药物。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国际上已经被争论许久，也有许多相关的影视作品，在国内则是近两年才逐渐被重视。青少年，尤其是有着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青少年一直是药物滥用的主要受害者，国内许多相关报道中也都提及，药物滥用人群中有许多都是中学生，吃药的主要目的也都是逃避现实、缓解精神压力。现在能在微博上看到的“厕所”数量极多并且分散，大部分“厕所”的被关注数都在几千至一万多。这些“厕所”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以作品为主题来聚集同好的，基本上集中于二次元和偶像文化领域，其中同人创作占多数；二是以相互倾诉负面情绪（被称为“吐黑泥”）为主题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穷厕”和“妈厕”，分别供大家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根据这类“厕所”的内容，很容易产生厕妹大多出身中下层、家庭环境较为恶劣的印象。但一位“前厕妹”在交流中表示，自己感觉这一群体内部的阶层分化很大，比如她就曾看到过一个家里很有钱的厕妹，背很贵的包、家里房子很大。父母忙于工作，于是开始向网络寻求慰藉，用她的原话来说，“类似于闹着玩，大概就真因为混网络磕药自残耽误学业家里也能送出国留学那种”。尽管这种个例并不多见，但至少可以说明，阶层并非厕妹的主要共同特征。在更可见的范围内，大部分厕妹都是缺乏家庭与学校充分关怀的未成年人，这位愿意接受采访的“前厕妹”也表示，自己去年上大学之后因为忙碌就渐渐不怎么逛“厕所”了，“感觉厕妹还是以未成年为主，处于青春期需要指引的重要阶段”。对二次元或偶像的狂热喜爱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自己所渴求的足够关爱，因此转而将情感投射到虚拟人物上（日本地雷女往往还会逛牛郎店），这也是为什么她们都痴迷于同人。同人创作中对各种关系丰富的想象空间能够有效填补个体情感体验的缺失。戾气从何而来？《主播女孩重度依赖》游戏画面事实上，厕妹群体在因为网暴事件被更多人熟知之后也明显壮大了许多。除了这一事件导致的“出圈”，游戏《主播女孩重度依赖》的流行也对其影响力扩大造成了重要影响。游戏中的主播女孩糖糖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地雷女”，外表打扮华丽可爱，却有着病态的性格和严重的精神疾病，习惯用自残和过量服用药物的方式来发泄情绪，会在社交平台小号上发表阴暗的言论。不难发现，这与大众对厕妹/惨圈女的印象几乎完全相同，厕妹/惨圈女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地雷女的本土化呈现，厕妹们大多也都是这款游戏的爱好者。“厕所”里更常见的网络暴力现象大多都是厕妹抱团针对圈外人的，很多厕妹会把自己看不惯的网络发言或行为截图投稿到相关“厕所”，配以阴阳怪气的文字或只是一个简单的“评”字，评论区便会充满各式各样的附和与嘲讽。另一种网络暴力，或者说“吵架”则通常发生在“对家”之间，也就是在同一个作品中支持不同cp，或定位相似的不同偶像的粉丝，争吵通常也都是从攻击对方的喜好逐渐上升为人身攻击。由于出圈主要原因就是网暴，厕妹的语言表达情绪激烈、动辄吵架也是大众对这一群体印象不佳的主要原因。显然，这些类型的网络暴力不只发生在“厕所”里，只是由于“厕所”具有黑话、未成年人为主等标签化属性而加强了暴力的可见性。这本身也是互联网给公共讨论带来的改变之一。沟通变得快速而扁平、情绪表达愈发激烈，这些特征在沉浸在网络世界里长大的年轻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负面情绪、语言暴力等标签都完美契合了人们对“网络给青少年带来的不良影响”这一老生常谈问题的想象。但更深入地了解厕妹群体之后便不难发现，这样的交流模式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营造共同体感受的手段。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一旦得不到足够的关注与疏导，转向网络寻求认同和抱团取暖便非常自然。一致对外的恶意显然能使社群的内部认同感更加坚固，厕妹用激烈乃至极端的情绪和内部黑话为自己构筑了一堵高墙，墙外是健全人（被称为“健人”、“萌萌人”）的世界，在那里她们是被排斥的异类，只有在“厕所”的共同体里才能找到安全感。“健全人不会去当厕妹的。”接受采访的“前厕妹”这样说。家庭暴力、校园霸凌、休学辍学都是在“厕所”里常被提及的话题，她们将爸爸妈妈称为“豹豹猫猫”，将“霸凌”称为“80”，仿佛用谐音就能消解掉这些名词背后成长过程中的结构性苦难。与大众印象不同，在此类诉苦的“厕所”投稿下面，大多数评论都是友善的安慰或出谋划策。就像她们被惹怒、开始攻击的门槛极低一样，激起她们共鸣的门槛也并不高，区分两者的只是一个“同类”的身份认同。从某种层面上看，厕妹的痛苦和困境都是极具普遍性的，来自家庭的创伤、身处集体的疏离、学业/工作带来的压力，这些是每个人都可能会面临的问题，而当这些问题落在青少年身上，所有痛苦都被无限放大。缺位的社会关怀厕妹的特殊性则在于，她们有意或无意地表现出了对这种痛苦的沉湎。在很多“厕所”的评论区，大家会认真交流各种自杀方式的利弊，提醒自残后记得消毒，甚至出现了划出蝴蝶或花朵形状的伤痕、给美工刀贴蕾丝和水钻的趋势。这或许算不上对自残、自杀行为的鼓吹，但也绝对没有任何劝导意愿。这种行为很难用单纯的“对自我伤害的美化”去定义，其中体现了一种病态且复杂的恋痛情绪，自我伤害对她们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发泄，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针对主流积极向上式生活态度的个体层面的微小反抗。尽管厕妹/惨圈女严格意义上属于一种亚文化，但正如厕妹的困境具有普遍性一样，她们的情绪同样具有普遍性。从丧文化开始流行到现在的“鼠鼠文学”，悲观乃至自我厌弃的情绪在当代年轻人中早已屡见不鲜。更早出现的“非主流”群体也在某种意义上与如今的厕妹形成了互文，不仅在表象上有阴郁、自残等共同特征，两者受到的社会评价都极为相似：幼稚的小孩、消极的生活态度、糟糕的社会影响等等。但比起“非主流”更强调自己相对于他人的特立独行，厕妹与外界的隔离更加彻底，她们似乎更倾向于向群体内部寻求团结，而没有那么在乎与外界的关系。此外，由于厕妹/惨圈女的称谓具有明确的性别指向，她们也常常被拿来与“孙吧男”（孙笑川贴吧粉丝，大多为男性）相类比，很多厕妹自己也会拿这种对应关系来开玩笑。两者都同样有着自己的一套黑话、语气尖酸刻薄、热衷于嘲讽圈外人，与此同时，这两类人群也互相敌视。“孙吧男”会瞧不起厕妹自暴自弃式的抑郁，厕妹也对“孙吧男”的严重厌女和“乐子人”属性嗤之以鼻。同样是厌世情绪催生的互联网亚文化，两者相反的情绪倾向很大程度上与群体性别划分相联系。许多相关数据都指出，女性患精神疾病的概率高于男性，这也与父权制对性别身份的不同规训方式有关。厕妹的文化源流“地雷女”同样是明确指向女性的概念。“地雷”的比喻最初其实是专指这类女性在进入亲密关系之后情绪不稳定、让男性极度困扰，与可爱的外表完全不同，像地雷一样给人带来麻烦。这样的定义方式具有极强的男性凝视色彩，在此基础上，主流观念对地雷女/厕妹/惨圈女的态度也很难不受到“阁楼上的疯女人”文化模型的影响。如今，地雷女已经衍生出了一种时尚风格，特指粉色黑色为主、具有轻lo和哥特风格的穿搭，地雷女的精神危机与其背后的社会结构虽被隐去却依然存在，并在国内持续扩大影响。因此，当我们谈论厕妹，便不得不去谈论近年来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的青少年抑郁问题。如果对厕妹的观察仅仅停留在网暴事件，或因为网暴事件而对这一群体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无疑是一种认定“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傲慢。今年2月底，一组关于青少年抑郁症的数据登上了热搜，根据2月23日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青少年群体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高于成年群体。从相关“厕所”的评论区可以看出，大部分厕妹对自己精神状态不健康这件事也都有一定的认知，但家庭和学校都没能在这方面给她们合适的引导和治疗，于是她们转向网络寻求同温层的庇护。时代的飞速更迭也加剧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正如吉登斯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便提出的“存在性焦虑”概念，社会时钟的压力、家庭的不稳定、个体的原子化都可能会造成生活的失序，而青少年因其敏感的人格本身就更容易受到影响。加之社会长期以来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心理问题在出现初期很难得到恰当的回应，便容易发展成严重的精神疾病。现有的公共讨论对于厕妹的态度，也侧面印证了她们很难得到来自“成人世界”的关怀。大部分关于厕妹/惨圈女的报道里，网暴事件无疑是最重要的焦点。“青少年的恶意”被一再强调，为数不多的对厕妹群体内部的采访，其呈现方式往往也在有意或无意地去放大厕妹的幼稚、不讲理，对于这一亚文化的内部渊源以及产生缘由却只字不提。即便是在青少年抑郁问题已经逐渐受到舆论重视的当下，仍有很多成年人认为青少年的心理问题都只是普通的“青春期情绪不稳定”，或是幼稚的跟风行为。尤其当这些青少年的发泄方式不符合主流社会规范（例如厕妹），甚至可能引起“无病呻吟”的反感。无论痛苦的缘由在其他人看来多么微不足道，对于主体来说，痛苦都是无比切身具体的。如果将病态的产生仅仅归咎于“幼稚”或“恶意”而不去追究背后的问题，不仅是一种健全中心主义的凝视，还体现了对结构性问题的缺乏感知。厕妹群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成为我们窥见青少年抑郁以及女性抑郁问题的一个窗口。由于疲于接收他人的负面情绪而对此类人群抱有反感或许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常态，但当负面情绪成为一种现象乃至亚文化，整个社会便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比起抨击青少年“纯粹的恶意”，青少年为什么会产生恶意才是更值得探究的问题。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当地时间2023年2月28日，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芝加哥市长洛丽·莱特福特在选举之夜集会上发表讲话。文｜程贤2023年2月28日，近45万名芝加哥市民走进了投票站，在四年一度的市长选举初选中投下了选票。而仅在投票站关闭不到两个小时后，现任市长劳瑞·莱特福特（Lori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柏拉图文｜希伊韩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晚年写作的最后一部作品《法律篇》（Nomoi）里，通过其中三位对话者的交流与讨论，柏拉图思考如何建立“次好城邦”。相比于在《理想国》（Politeia）里柏拉图构建的最理想城邦，《法律篇》着重于更实际的“次好城邦”。当谈到音乐在建立良好政体中的作用时，作为其中一位对话者，雅典异乡人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姿态怀念了在旧时，民众的音乐由贵族长老指定，音乐的作用在于陶冶灵魂及塑造城邦公民品性，哀叹在当下，音乐成为了艺人们满足大众趣味之物。特别是，为了不断满足民众追求新奇感的需要，艺人们不断混音，制造出“不雅”之乐。也在这样的情况下，柏拉图在《法律篇》里构建了一个词：“剧院统治”（theatrocracy），以表现流行音乐对公民生活的统治。柏拉图在《法律篇》里对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以来古希腊商品化、大众化的音乐的批判可以看作是人类历史上的流行音乐批评的开端。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音乐评论人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到民众的对立面：民众喜欢的文化肯定是有问题的文化，而知识分子则通过构建理想化的过去，来表明当下民众的喜好为什么是有问题的，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刘灿辉(剑桥大学社会学系)ChatGPT是OpenAI研发的聊天机器人程序，通过大量语料学习后，可以像人类一样进行聊天交流，甚至能完成撰写代码、论文和视频脚本等任务。ChatGPT一经问世，便引发广泛讨论，似乎是一次科技史的利维坦事件。对ChatGPT的讨论各有视角，其中一种潜在的广泛焦虑在于大模型驱动下的人工智能是否真的有朝一日可以具备自主意识，成为人类智能。ChatGPT能否演化出自主意识可能暂时没有答案，也不必要追求唯一的答案，但是眼下至少有三个基本疑问萦绕心头。缸中之脑与AI大模型“缸中之脑”是知识论中的一个思想实验，由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在《理性、真理和历史》（Reason,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及发展中心延续了去年关于香港年轻人工作时间的调查研究，香港岭南大学政策研究院、文化研究与发展中心与乐施会再次合作，聚焦年轻人的就业和消费状况，发表了最新调研报告，引发各界关注与讨论。本研究以18至29岁有工作经验，且月收入在香港月平均收入20000元以下（本文皆指港元）的青年为调查对象，共收获31个访谈对象与253份有效问卷。研究发现根据香港统计处2019/2020年住户开支统计调查及重订消费物价指数基期调查，香港每人每月平均开支为10708元，其中住房占40.25%，食品开支占比27.4%。而本研究的问卷结果显示：受访青年月平均生活支出为16789元，占比最高为膳食支出，达40.7%，月均消费达6840.5元；交通、通讯以及休闲娱乐等其他开支占比为27%（月均3353.5元）。此外，由于七成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与父母同住，且其中超过三成父母租住在公屋，因此住房开支较少，仅占总开支的19.97%。即便如此，要维持现有生活水平对年轻打工者来说并不容易。结合受访青年月均生活费用，如果以每月工作26天，每天工作8小时的工作时长计算，估计维持目前基本生活水平，他们平均时薪需要达到80.72元。而现行香港法定最低时薪为40元，全港雇员时薪中位数为75.7元。即便是具有学士学位的20-24岁青年群体在2019年的月平均收入也仅有18000元，这意味着“月光”是大部分香港年轻人不得不面对的窘境。在2022年10月至12月期间，本研究团队对31名年轻人开展深入访谈，其中22位有全职工作，9位为学生但有兼职经历。大部分受访青年，即便兼职工作，如奶茶店和餐馆服务员，他们所赚取的时薪已经远超过法定最低时薪的40元，达到50-60元。受访人阿美今年23岁，大学毕业，现在在做兼职溜冰教练。她直言：如果只提供40元/小时在兼职市场根本找不到雇员，“现在大部分兼职最少也是时薪60元，假设你一天工作8小时，一天是480元，兼职最多一周3天有工作，一个月12个工作日，也就赚5760元。假设不需要存钱和租房，现在一天饭钱加交通费就要200元，这一个月就需要花费6000元，根本不够用。”阿美的观点在其他青年的访谈中反复出现，受访者尖锐地指出目前香港法定最低工资根本无法保障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无法鼓励人们投身工作，建立多劳多得的社会风气。东亚社会最低工资比较经过一年多的社会讨论，香港最低工资最终将于2023年5月1日从时薪37.5元上调至40元。即便如此，最低时薪也仅能兜底全港3.1%的劳动人口。回望2011年最低工资设立之初，覆盖率却达到6.4%的劳动人口，如今直接受惠的比例腰斩一半。横向比较，亚洲其他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最低时薪政策惠及人群远超香港最低工资的保障范围。比如，中国台湾地区的工资保障区分基本月薪以及基本时薪，2023年1月开始，雇员的每月基本工资增至2.64万元新台币（以2月14日汇率计算，约等于6866港元）；而基本时薪调升至176元新台币（折合约45.8港元）。根据台湾地区劳动部门估算，约有175万名领取基本月薪的劳动工，以及约有57万多人赚取基本时薪的劳工受惠，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约为20%。韩国2023年的最低时薪增加至9620韩元（以2月14日汇率计算，基本时薪折合约59.5港元），韩国最低工资委员会指出，将有多达340万人因最低时薪调升而受惠，最低工资的覆盖范围约11.9%的劳动人口。与此同时，日本全国平均时薪从2022年10月起调整至961日元（折合为57.2港元），其中东京及大阪分别为1072日元以及1023日元。在职香港青年如何看待最低工资不难发现，无论受惠群体比例或是最低工资水平，香港都远远落后于亚洲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地区和国家。这一情况也多为在职青年所诟病。受访人阿梅今年24岁，大学毕业，目前从事两份兼职：“家里人做过最低层的工作，只有40元一小时，需要申请政府其他的津贴才够生活开销，比如免除书本费之类的。但事实上，现在香港40元都不能吃到一顿饭，何况还要照顾家庭，完全不可能依靠这个工作在香港生存下去。”无独有偶，从事物流行业的阿椒（27岁）质疑最低工资水平如此之低究竟是否有存在的必要，“40元的最低时薪根本是看不起人。一般餐饮业都要40-50元一个小时，如果最低工资那么低，为什么还需要这样一条法令呢？”虽然不少学者和政府人士指出，最低工资要兜的“底”，不是兜生活质量的“底”，而是兜出售劳动力所得到时薪的“底”。换言之，就是一个劳动者出卖一小时劳动时间，最少应该得到多少报酬？大部分受访青年认为一小时劳动至少应该能赚取一顿饭钱。现时香港外食一顿饭至少需要50-60元，尚且不论居高不下的住房开支。受最低工资覆盖的劳动者一般从事清洁和保安工作，阿帕（27岁，中学毕业，物流行业）观察到在疫情期间，清洁前线人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却只能收取一个“最低下”的价格作为薪酬，无论是在公平还是道德上都让人难以接受：“最低工资实在太低，其实越高风险的工作就应该更高报酬。现在受最高风险的人，连衣食住行都要担心，实在没有理由这样对待他们。”什么才是理想中的体面生活回看自身，受访的在职青年大多拥有大学学位，并不会从事最低工资所覆盖的工种，但他们也需要面临不一样的生活“窘困”。与基层劳动者及父辈相比，温饱对年轻人而言已不成问题，但基本“月光”意味着他们无法为将来做任何打算，包括对不喜欢或没有发展空间的工作说“不”的自由。阿雅今年24岁，大学毕业两年，目前在一家公益组织担任工作人员，每月收入14000元。经济独立，但她并不满意当下的收入情况，认为离理想的体面生活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因为我存不到钱，也无法孝敬父母，连参加跑步兴趣班的费用都要思前想后，更别谈旅行了。”在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阿雅发现自己发展不了兴趣爱好，不能为父母分担家庭的经济压力。除了存不下钱，不少青年谈及了精神和心灵上的“宽裕”和“自由”。在外人看来，阿峰的生活应该算得上无忧。拥有大学学历的他现在在一家银行做出纳。他认为拥有良好的精神和身体状态才是“体面”。曾经的他因为工作时间长和压力大，选择暴饮暴食来缓解压力，导致体重激增30公斤。在他看来，即使三餐保证，物质条件充裕也不意味着人们摆脱了“困窘”。更何况，大部分香港青年根本达不到有车有房的物质水平。众所周知，香港的居住空间狭小，房价收入比更在全球大城市中占据榜首，超过了纽约、东京、首尔等大都市。除了价格昂贵外，根据2021年香港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全港人均居住面积仅有171平方英尺（约等于15.9平方米），仅有上海家庭户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2.28平方米（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一半。香港高昂的房屋和租房价格导致年轻人不得不与父母同住。2022年香港政府发布的《青年发展蓝图》显示：2021年，93.5%的25岁以下年轻人与父母同住，而25-39岁的年轻人与父母同住的比率从2016年48.8%增至2021年的52.7%。在访谈中，受访年轻人虽然与家人共住能够节省一大笔租金，但家庭居住空间窄小，不少青年渴望独立的生活空间，但因收入有限而无法实现。阿娟与姐姐共用一个房间，睡上下铺，屋里唯一一张书桌是姐姐的办公处，自己只能在客厅办公，父母经常在旁看电视，家人之间因为空间逼仄平添许多争吵和纠纷。对未来的担忧普遍存在，因为年轻人不知道可以依赖原生家庭的资源多久，毕竟以后需要谈恋爱和组建新家庭。但他们每月收入只是刚刚够维持日常的花销，根本没有足够的存款来租房，更别谈购房。阿椒在谈及未来的打算时希望：“将来能够和女朋友一起租房子，住房问题绝对是年轻人要应对的问题，因为大家都希望有私人空间，不可能一辈子与家人同住的。”结语近年来，香港政府对青年发展议题越来越重视，并制定了青年发展蓝图，试图在学业、就业、创业及置业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出路。但本研究认为，青年政策与劳动政策不可拆分来看，比如最低工资和各种福利政策与青年人息息相关。本文年轻人所袒露的“窘境”也绝非他们独有的问题——收入增速放缓，房租和消费支出却节节升高，这是大部分打工者面对的共同问题。在解决了“温饱”之后，年轻人还需要有“未来”，但目前微薄的收入使得他们无法规划和进入下一步人生阶段，存不下钱使得他们在诸如婚恋、生育、医疗、养老等重大问题上无法自足。这种“窘迫”才是绝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日常。如何帮助年轻人“破局”不仅有赖于他们个体的努力与奋斗，还需要有力的社会政策给予他们更多支持和保障。延伸阅读：劳动论｜香港青年就业研究报告：工作时间的政策启示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梁州3月15日，一条名为#上野千鹤子承认秘密结婚#的词条出现在了微博热搜榜的第一位，一时间舆论哗然，针对上野千鹤子本人的争论四起。而这些争论则大多聚焦在上野千鹤子与色川大吉的婚恋关系上。当天与热搜相关的热门微博里，有一条微博传播得尤其广泛，博主将上野千鹤子此次的舆论风波笼统概括为四点，其中的第一点，也是最具争议的一点是：“她承认，的确与已故的历史学家色川大吉‘注册登记了婚姻关系’”。其实，上野千鹤子在那篇由她撰写，如今被称为“承认自己与色川大吉的确注册登记了婚姻关系”的文章《15時間の花嫁》的开头处明确表示了她并不喜欢这种行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冒犯。她在文中写道：“在这世界上不乏存在着四处打探他人隐私，并将之当作八卦的卑鄙之人，而所谓‘文春炮’便是其中之一。”被称作文春炮的杂志，是日本著名文娱杂志《周刊文春》，该杂志曾经写文“揭露”过上野与色川的婚姻关系。在色川大吉去世后，有不少媒体试图打探上野千鹤子和色川大吉的相关事宜，但都被上野拒绝了，她在文章里称：“尚未整理好自己悲伤的心情，也不想贩卖自己的隐私。”与其说这是一篇被概括为“承认秘密结婚”的澄清文，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上野千鹤子陪伴在“最好的朋友”身边度过最后一段时间的记录，文章中关于两个老人在年老后该如何面对死亡的问题，是复杂且具体的。在引发人们关注的婚恋关系与女性主义者标签之外，上野千鹤子和色川大吉是两个超高龄老人，他们都面临着相似的困境，即如何作为一个年迈的老人，独自面对衰老与死亡。该起事件揭露出的问题——上野与色川在拒绝进入以家庭为单位的关系后就无法在强硬、暴力的系统下维持日常的正常运转，也许才是我们更应该关注的社会切面。上野千鹤子一，婚姻关系并不等同于性缘关系上野千鹤子秘密结婚这一事件在中文互联网上引起的轩然风波，从侧面说明了一个问题：大部分人默认一个人在社会之中集结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公司，二是家庭。一旦人与人之间的性别相异，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只可能是由性缘关系构成的情侣或夫妻。上野千鹤子曾经在她和铃木凉美的书信集《始于极限》里说道：团块世代也许是被“浪漫爱”意识形态洗脑最严重的一代人。而洗脑装置就是少女漫画与电视剧。年轻时狂热追捧《凡尔赛玫瑰》，上了年纪之后又为《冬日恋歌》心潮澎湃的正是团块世代的女性。她们大概也是渴望真命天子、相信红线传说的最后一代人。其实追溯起来，无论是“恋爱脑”，还是“恋爱”，都是独属于近现代的词汇。近现代以前的日本，有权力的贵族们惧怕且坚决反对“门不当户不对”的“自由恋爱”。因为在过去，贵族们惧怕其他阶层的外来者通过婚姻提升自我阶层，所以“自由恋爱”一度是一种罪名。为此，日本旧社会所准备的战略，是将罗曼蒂克式的爱情意识形态与婚姻紧密结合。满足社会规训下的“爱情”的隐藏前提，是“门当户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与“合适的对象”恋爱，才能称之为“恋爱”。不仅如此，任何“下嫁”与“高攀”的恋爱，都会因为阶级的分化影响了社会的秩序与安定，而被列入不正当的“恋爱”中去，被世人所谴责。在上个世纪以前，恋爱的“正当性”始终与“合适的”婚姻互相捆绑。任何与“不合适”的结婚对象产生恋爱感情的行为，都会被认为有可能扰乱阶级秩序与家族秩序。如果将人与人之间自然而然产生的情愫称之为恋爱，那么无论是自由恋爱关系，还是过去在父母之命下，严格依托宗族关系而产生的恋爱关系，都是一种由社会与文明构建而成的记述概念。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恋爱关系有不同的规范概念。而由恋爱关系所延伸的家庭关系，与所谓的近代式家庭关系，同样是社会规训下的规范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形成，每个阶段的关系与范式，都具有其当下时代特定的历史特征。《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在《近代家庭的形成和终结》中，上野曾经提及过：“1994年，联合国家庭年的标语是“从家庭开始的小小民主主义”，但实际上家庭里没有民主主义。家庭是性和世代不同的异质度很高的小集团。在家庭中，权力和资源被不均等地分配着。年长的男性统治支配着年少男性和女性的父权制概念，也适用于近代家庭。随着社会与文明的发展，国家进入新的阶段后，人与人的关系，人与家庭的关系都在悄然发生改变。所谓近现代家庭的崩溃，由此而来。”与过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关系一样，强调女性无私奉献、蜗居于家庭之中做家庭主妇的家庭分工范式，开始成为旧理念。202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日本30岁年轻人的不婚率高达55%。日本进入少子化、老龄化社会以后，选择进入家庭的人们和不组建家庭的人们，开始出现分化。不组建家庭的人们与选择组建家庭的人们，都需要面临新的挑战。过去，日本社会曾经兴起过一阵购买照护保险的兴潮，该保险刚推出的时候，有不少人称其为“子女不孝险”。然而，据调查报告显示，当时照护保险的主要推行对象，并非是独居无子的老人，而是需要护理老人的年轻一代。照护保险的出现，能够大幅减少家庭护理的负担。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照护保险受到推崇也与日本部分年轻人存在“弃老”的动机有关。关于这一点，上野曾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中这样写道：回顾社会保障先进国家的老人福利历史，就会发现，老人福利的推广往往是响应护理一代的要求，而非被护理一代的愿望。“弃老”很容易获得护理一代的支持，他们是社会中拥有话语权的多数派。在逐渐变老的过程里，许多老人都会面临被社会、家庭、周边的人所忽略、甚至抛弃的境遇。在现代社会，衰老在很多时候被隐喻为一种慢性疾病。对于有孩子的老人而言，家庭或许能够为老人提供更多的帮助，但老人也可能面临“养儿不防老”的问题，美国作家路易斯·阿伦森（Louise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TVA的范围涉及田纳西州大部和阿拉巴马、密西西比、肯塔基、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佐治亚六州的部分地区，流域面积约为4万平方英里，受其影响人口约为600万（1933年）。文｜张权（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助理研究员）1934年6月6日，美国新闻界先驱、当时最著名的女记者希科克（Lorena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当地时间2023年3月22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统马克龙首次就政府强行进行养老金改革引发的危机发表公开评论。文｜龚克（法学博士、旅法媒体人）自年初以来持续扰动法国社会、引发多轮罢工示威的退休制度改革，日前终于迎来摊牌时刻：3月16日，在总统马克龙的首肯下，总理博尔内宣布将动用宪法49.3条规定的程序，押注政府责任，不经国民议会投票，直接通过退休改革法案，作为对价，反对党可以提出针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20日，两项不信任动议在议会投票后被否决，其中一项距离通过门槛仅差微不足道的9票。虽然现任政府逃过一劫，但“图穷匕见”的锋芒仍然让人心悸。马克龙之所以兵行险着，是因为退休改革法案在议会面临强大阻力。在对中右翼共和党（LR）作出若干让步后，由议会两院协商拟定的统一法案在参议院过关，但在国民议会（众议院）是否能够通过，始终是未定之数。据政府方面反复推演，考虑到执政党和共和党各自内部均有严重分歧，法案成败可能都在三五票之内。而一旦法案被否决，虽然理论上可以修改后再行提交，但改革势头恐怕将遭受重挫。相比之下，诉诸宪法第49.3条机制，胜算反而更大一些。因为执政党和共和党的异议者，可能会无视党团纪律、针对退休改革法案投反对票，但他们并没有走到要破釜沉舟、掀翻现政府的地步。投票结果确认了战术上的胜利，但这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马克龙政府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战略上的被动。从16日宣布动用宪法49.3条起，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反对派就炮轰政府“否认民主”，反对派议员在议会里高唱《马赛曲》以示抗议；而在巴黎街头，16日当晚便出现了未经报备和批准的聚众示威，五天之内全法已出现上千起自发示威，加上此前罢工活动中出现的模拟绞刑架，让人几乎嗅到了一种“革命重临”的气息。然而，马克龙政府事实上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出路。如果退休改革法案在议会投票中被否决，那将是战略和战术上的双重失败，而这将直接断送马克龙第二任期的剩余阶段，让其早早进入“跛脚”阶段。从这个意义上说，宪法第49.3条正是为这种为完成重大决断、突破政治瓶颈的场合而设计的，它的使用正当其时。但经此一役，整个体制也的确暴露出“损耗”风险。制度平衡面临损耗此次针对退休改革法案强行闯关，是博尔内上任以来第11次动用宪法第49.3条，也是第五共和建立以来的整整第100次。在激进批评者眼中（尤其是左翼批评者），宪法第49.3条已经成了政府“专权”、当下体制“反民主”的缩影，第五共和已经没救，必须另起炉灶建立“第六共和”。然而，对这一制度设计的理解和评价，必须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脉络中来进行。自法国革命以降，法式宪政体制的演进，可以简约地归纳成行政权和立法权相互对立、相互争斗的历史。虽然有隔海相望的英国作为范例，但均衡而稳定的代议制度在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可望而不可及。大革命之初，议会以全民族代表自居，压制行政权力，到拿破仑治下格局丕变，行政权完成了对立法权的“复仇”。而在跨越复辟时期后，到了1848年革命，议会再度凌驾于政府，处处设限，路易·波拿巴则效仿其叔父，再度将法国带向帝制。第三共和初期经过一番争斗后，格雷维总统宣布不再奉行麦克马洪式的对抗立场，确立议会的优势地位，但由此导致的代价便是议会频繁倒阁，而政府缺乏制衡手段，导致政府垮台如同家常便饭，第三共和70年间共有14位总统，总理却有87人次。二战之后的第四共和，承袭了相似的议会独大基因，同样导致政府的高度不稳定。在这种历史遗产下，戴高乐以其独有的宪政理念铸造了第五共和宪法，确立了议会和政府的相对均衡权力配置，并且通过1962年全民公投，将总统职位付诸直选产生，获得了和议会等同的合法性。此后，总统和总理均扮演重要角色，形成“双头政治”，总理人选须顺应议会多数，且对议会负责；而总统不受制于议会，有权解散议会，并且有权发起全民公决，这就形成了所谓“半总统半议会制”。从两百年来的演进史来看，这意味着第五共和终于站在了两种历史趋向的山脊线上。能够在这条历史山脊线上站稳并且有所作为，需要高超的平衡能力和政治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套典型的戴高乐式宪政体系。在战争砧板上锤炼出来的个人威望，以及通过全民公投“召唤人民出场”的政治魄力，令后面任何一位总统都无法望其项背。即便是戴高乐本人，也无法长久地在这条山脊线上维持平衡。1969年全民公决的失败，宣告了他政治生涯的终结。“召唤人民出场”具有鲜明的戴高乐色彩，成为后来历任总统不敢轻易动用的重器。而宪法第49.3条则提供了一条同样理念的平行进路，供政府在议会中排除障碍、勇于任事。事实上，在第五共和迄今为止100次动用宪法49.3条机制以来，从来没有因此发生过倒阁事件（唯一一次倒阁成功的先例，是1962年10月6日蓬皮杜总理内阁的遭遇，但此次是根据第49条第2款而非第3款的程序进行的，而且倒阁后戴高乐总统宣布解散议会、重新选举，并且在重选中再度获胜，蓬皮杜留任总理）。因此，宪法49.3条机制表面上看是政府一意孤行，但放在历史脉络中来看，它更像是行政权防范立法权过度掣肘与干涉的防御手段。而且它也不具有明显的左右属性：虽然制度设计的缘起有鲜明的右翼色彩，但以最激进方式动用这一机制的，恰恰是1988-1991年间执政的左翼社会党罗卡尔政府，一共动用过28次，让前后历届政府都瞠乎其后。不过换个角度来看，从2022年5月组阁到2023年3月，在短短十个月之内，博尔内政府已经动用了11次宪法49.3条机制，其频率已经和当年的罗卡尔内阁不相上下。这种相似性可以用类似的议会力量分布来解释：1988年立法选举后，社会党未能单独获得议会多数，只能和中左甚至中右政党结盟，勉强获得议会过半数，这导致其政治地位脆弱、施政阻力加大。同样，如今执政的“复兴党”及其盟友也未能在议会中席位过半（577个席位中仅有250席，占比43.3%），只能寄希望于中右翼的共和党（61席）来配合，其地位比当年罗卡尔政府更脆弱，因此也更不得不诉诸于宪法49.3条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诉诸第49.3条，甚至是政府在一种不利处境下“以命相搏”的半自杀举动。政府以自身命运押注后，极左派和极右派提出不信任案不足为奇，这两派虽然处处与政府作梗，但彼此之间也势同水火，因此很难联手。即便如今的极右派改变策略，愿意支持左派提出的不信任案，但左派却并没有投桃报李；此外极右派“无役不与”的策略同样有其副作用，导致一些立场并没有那么极端的反对派议员忌惮于同极右派沆瀣一气，因此不愿趟倒阁的浑水。这次针对博尔内政府，国民联盟一如既往地热衷于倒阁，但出人意料的是，一个仅有20名议员的中间派小型党团“自由、独立、海外省及地方领土”（Liot）也提出了不信任案，这成为跨越左右光谱的一个最大公约数，从极左派的“不屈法兰西”到极右派的国民联盟，都从中看到了前所未有的获胜机会。最终，Liot的倒阁案仅以区区九票之差被否决，险些改写历史。这种情况下，宪法49.3条对整个体制的损耗风险就凸显出来。正如《世界报》社论所言，在被极端势力把持的本届国民议会中，已经不存在一个可靠的多数派，来达成妥协并稳定局势，这是真正危险之处。经此一役，整个国家可能会持久分裂，引发顽固的怨恨，甚至滋生暴力。“后疫情时代”的不利背景马克龙-博尔内政府如此迫切地动用宪法第49.3条机制，除了面临不利的议会力量对比之外，还与另一重因素相关：退休制度改革已经成了横跨两届总统任期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如果不能尽快闯关成功，未来的施政动能可能会持续消耗在这上面，最终成为马克龙执政的滑铁卢。退休制度改革之所以旷日持久，除了它触动大部分社会群体利益，让历届政府都倍感头疼以外，单就马克龙政府来说，新冠疫情是一个黑天鹅事件，把这一改革进程延宕了足足三年。原本改革在2019年就已经启动，并且在同年12月引爆了大罢工。随后暴发的新冠疫情，使得推进改革的各方面条件都已经不再具备，马克龙只好暂时搁置。当地时间2023年3月22日，法国南部马赛港，法国劳工联合会成员站在一辆被掀翻的燃烧的汽车前举起手臂。在付出巨大的健康和经济代价后，新冠疫情这一页时隔三年终于翻过。马克龙-博尔内政府终于可以着手重新启动退休改革。然而，新冠疫情的后续深远影响，却为这项改革增加了新的阻力。疫情期间各国采取的封城、居家隔离、远程办公等前所未有的措施，深刻地改变了公众对工作本身的看法。封城凸显出大都市生活的脆弱性和局限性，促使许多城市居民向小城镇和乡村地区“逃离”；传统工作模式的“无意义感”加剧，加上经济和就业前景好转，欧美各国在疫情中后期兴起一波“大辞职潮”，例如根据法国劳工部统计机构（Dares）的数据，在2021年底和2022年初，法国平均每季度有近52万人辞职，达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疫情期间法国政府采取“不惜代价”的财政手段确保企业生存，就业岗位没有遭遇大规模流失，疫情后更出现“用工荒”局面，工作机会不再显得那么宝贵（至少眼下如此），相反企业需要提高福利待遇来招人；与此同时，“数字游民”越来越成为一种令人艳羡的工作-生活方式，而“周四工作制”在全球范围内从萌芽到兴起，各国试点均取得不错的反馈，认为每周工作四天并没有使生产率下降，同时却能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在新冠疫情作为催化剂、导致工作意义越来越淡化（甚至丧失）的大背景下，法国重新启动的退休改革无异于“反其道而行之”：以退休金为杠杆，要求人们工作更长时间（退休年龄从62岁推迟到64岁）、缴纳更多社会分摊金，以弥补养老金的亏空。这在刚刚经历新冠疫情并且正享受“后疫情”时代喘息之机的劳工群体看来，就显得更加难以接受。三年的间隔没有换来更好的改革窗口期，相反，职场上的“躺平”体验如此美好，反而导致了更大的阻力。“Tiktok时代”对人民主权的挑战在政府动用宪法49.3条强行通过退休改革法案后，下一步宪法委员会将进行审查，如果不持异议，待马克龙签署后，相关法案便正式成为法律。然而在反对者看来，即便走完全部立法流程，退休改革也未必能够实施。成功经验就是2006年围绕“首次雇佣合同”（CPE）法律的风波。当时德维尔潘政府同样动用宪法49.3条，走完了全部立法流程，但由于青年群体旷日持久的抗议示威，CPE法律正式颁布但暂停实施，随后在持续的街头压力下，政府最终予以废弃。有反CPE法律运动作为成功经验（对政府而言便是前车之鉴），法国街头的动荡态势，恐怕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而眼下街头的风起云涌、反对党的激烈指控以及高达七成的民意负面态度，已经带来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在耳熟能详的“民主”或者“人民主权”框架中，究竟谁才是“人民”？何时才能“出场”？如何“出场”才是正当的？而代议制的根基又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龙事后的表态被普遍视为火上浇油，他在3月21日会见执政多数派议员时，一方面表示要“倾听那些愤怒声音”，并要求政府朝这个方向作出努力，另一方面他又放言，面对通过其议员表达主权的“人民”，“la

strike）”并不稀罕，但进入21世纪后随着工会规模和影响力的缩水，更常见的策略是仅仅挑选特定的日期开展罢工。例如整个三月份中，英国铁路、海运和运输工会（National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近年来，“饭圈”现象受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密切关注，对于“饭圈”现象的研究，以及“管理好饭圈”的呼吁也随之出现。本文的两位作者：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蒙克副教授与合作者、饭圈青年盛一诺（清华经管学院研究生）围绕“饭圈里的中国青年：误解与真相”这一主题，以对话的方式呈现出饭圈青年的自我探究和剖析，以及四位受访饭圈青年的生命故事。两位研究者指出，偶像和饭圈并非是简单、非理性的消遣，而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背景下回应了粉丝青年们的心理需求。点击文末“阅读原文”进入原文网页。文｜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盛一诺盛一诺：我们从2022年8月开始做饭圈的研究，到现在已经半年了。您最初是怎么开始对饭圈研究感兴趣的？蒙克：我去年开始在B站上当up主，出于了解用户的动机，我想选择一个切入的角度，来理解当代中国的年轻人。青年研究中有许多可以选的题目，我觉得饭圈挺有意思的。所以这是一个粗浅的、基于个人经历的选择。盛一诺：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关于饭圈的研究论文，您觉得自己的研究和它们有什么不同？蒙克：我对于现在饭圈研究的一个感受是，它们大多是从管理者的视角出发，看到饭圈存在的问题后，就想直接“管上”。我觉得这个视角有其道理，因为饭圈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如果仅仅从管理者的视角出发，最终也是很难管理好的，因为你并不知道粉丝们为什么会喜欢偶像，为什么要加入饭圈，为什么留在饭圈里，又为什么离开。如果不知道这些行为的底层逻辑，你的管理其实也会浮于表面，在很大程度上治标不治本，甚至会造成更多的问题。所以我们的研究就是希望从饭圈中人的视角出发，来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从而理解粉丝在饭圈中的行为逻辑。你又是为什么会对饭圈研究感兴趣？盛一诺：我一开始的动机是想去理解自己的人生经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追星、同人文等许多以女性为主要对象的文化消费产品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这些文化产品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因此想通过粉丝文化这个容易入手的切口，去理解它们对我的意义。而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发现单纯剖析自己是不够的，所以我希望通过访谈别人，倾听他们的故事，去更深刻地理解这些文化产品对我们的生命历程的意义。蒙克：所以咱们研究饭圈都是带着各自不同的问题意识。说回来，因为我在做up主，所以我们的访谈对象也是在b站评论区里招募的。盛一诺：是的，我们以问卷的形式邀请大家留下联系方式，之后通过访谈了解他们的追星经历。我们一共回收了481份答卷，其中392份来自女性，89份来自男性。截至目前，我们已经访谈了25位女粉丝，6位男粉丝。蒙克：其实在研究中，驱动我探索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饭圈里主要都是女性，为什么我只听过“饭圈女孩”没听说过“饭圈男孩”。你在研究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猜测吗？盛一诺：我猜测男性可能更关注自身的成功与否，但女性可能更容易把自己生命中的关注点分散到其他的对象上，比如我偶尔就会产生“我可以不幸福，我嗑的cp一定要幸福”这样的想法。蒙克：要是用这个比喻，我可能是：“我嗑的cp要幸福，我也要幸福。”既要又要。对这个问题，我一开始的猜测是很粗浅的，就是觉得女孩追娱乐明星的多，男孩追体育明星的多。但是在访谈中我们发现好像并不是这样。现在体育圈的粉丝也主要是女生，而且她们复刻了原来在娱乐圈的饭圈的很多行为模式。直到目前我们的研究也无法完全回答这个问题，但至少提供了一些视角。替代性生活方式的展示者“和家人竟然还能这样相处，家庭竟然还能这样生活，竟然还能和自己爱的人、自己的父母、自己的爷爷奶奶这样去表达自己的爱，还挺让我惊奇的。”蒙克：在访谈中，我们发现了粉丝参与饭圈的一些模式（pattern），或许可以提示我们粉丝加入饭圈或者饭圈行为的一些逻辑。我们先谈谈最早发现的模式？盛一诺：好的，我想先分享一个来自小夏的故事。小夏来自陕西的一个县级市，他在上大学之前没有离开过陕西。作为半个留守儿童，他和父母的关系比较僵硬。他和父亲在一起时经常不知道说什么；而他的母亲总是在催他考本地的公务员和教师资格证，找一个值得向邻里炫耀的工作，要么就是抱怨他篡改了自己的高考志愿，偷偷把母亲给他安排的当地师范院校，改为另一个省份的社会学专业。在这样的成长经历中，他偶然认识了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文｜望超凡（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近日，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维护超龄农民工就业权益”，超龄农民工的就业权益保护问题正式进入了全社会的视野。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在人工智能赢得科罗拉多博览会的美术比赛之后，越来越多的艺术创作者意识到改变或许已经来临。事实上，插图画家、商业平面设计师和照片修图师早已感受到了“被AI取代”的危机感。包括艺术的本质，创作的归属权，以及风格、感觉或灵感等无形元素引发了AI创作平台、艺术家、平台工程师以及监管平台的矛盾与争论。许多艺术家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创作艺术的浪潮已无法停止，那么至少应该给予艺术家更多的保护。本文原载于《美国政治新闻网》，作者Gian

（李建春、徐傲群对本文亦有帮助，特此感谢）投稿邮箱：zhufan@thepaper.cn本文责编：朱凡。本期微信编辑：朱凡。本文为思想市场原创内容，点击“阅读原文”进入澎湃新闻网站阅读更多精彩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