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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癸酉本”：大众“红学”盛开出的“恶之花”
文｜孔德罡
一个幽灵，一个“鬼本”（“癸酉本”的谐音）的幽灵，正在中文互联网各大平台的红楼梦话题中游荡：2008年，一位网名“何莉莉”的男子声称自己的祖父母收藏了一套全本《红楼梦》，在网友“金俊俊”的帮助下陆续在网上公布了后二十八回的文字，称之为《吴氏石头记增删试评本》，作者题为明末清初诗人吴梅村。在何莉莉、金俊俊、吴雪松等人的策划下，这二十八回文本于2014、2015年前后由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其文本互有增删。书中批语称全书“癸酉腊月全书誊清”，因此按照红学界习惯称之为“癸酉本”。然而，何莉莉始终无法拿出原本书稿供学界和爱好者检阅，更是在2018年接受《光明日报》采访时（《“吴氏石头记”的倒塌》，《光明日报》2018年2月27日07版）承认有关吴梅村是作者、全书是在明末清初的癸酉年（1693年，比学界普遍认为的《红楼梦》权威底本“庚辰本”定稿早了六十多年）完成的两条批语都是他个人伪造的。
《红楼梦》手绘插画，清代，孙温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言之凿凿地笃信这一本从客观证据角度来说必是“伪造”的红楼续书？为什么这本文字粗糙、诗歌不合韵脚，与前八十回文字水平相距甚远的作品，依然能够得到不少“红迷”认可，甚至已在中文互联网环境中取得了“唯一真本”的地位，成为直指主流红学界、“反抗学阀”的草根立场斗争旗帜？回望近百年“红学”历史，“癸酉本”是在“刘心武说红楼”沉寂多年之后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对红学的大众参与，几成一场“大众红学运动”，而相较于文献学立场的不屑一顾，从“癸酉本”的“悼明”挽歌里，我们也许能够听见寥远而沉重的时代精神回声。
“鬼本”/“真本”？看似荒诞不经，却又严丝合缝
将“癸酉本”称作“鬼本”自然是反对者对其的戏言和蔑称，这一文本出处诡谲，后来的发展途径也鬼魅莫名，如今所造成的影响更是匪夷所思。说到底，“癸酉本”最“鬼”之处在于，按照其支持者的说法，我们现在看到的“癸酉本”二十八回文本并非真正的原书文本，而是何莉莉或者何莉莉的“姐姐”按照阅读后留下的记忆所复述出来的——何莉莉称这套从民国时期保存下来的一套九本共108回的《红楼梦》“真本”要么是被当废品卖了，要么是被他（“何莉莉”皮下是一位中年男子）送到台湾去了，总之不仅原稿弗如，连原稿文本也渺然不可得，我们现在能够读到并进行讨论的，只是复述而来的一套情节梗概大纲而已。
这不得不说是堪比晋文公“退避三舍”，令反对者无处下手的高明策略，这一叙事能够自洽地解释所有对“癸酉本”文本范畴的质疑：文字粗糙庸俗？因为不是原文，只是初中文化水平的读者的复述；诗歌水平低下，甚至不合平仄韵脚？因为记不住了（有一情节称黛玉作《十独吟》十首，但“癸酉本”文本里只有两篇，解释说因为何莉莉只背下了两首）；三个出版社的版本前后不一，文本时刻在变化？因为何莉莉等人在不断追索记忆，做出修订，力图“还原真本原貌”——“癸酉本”的这套叙事天然地规避了文献学和版本学角度对文本本身的质疑，因为没有原文，所以“一切皆有可能”，从而将争端的主战场从客观判断转移到主观感受之上，而“癸酉本”在情节写作上的“优势”，是“癸酉本”支持者最大的底气和旺盛生命力的来源，“鬼本”之名，恐怕不仅来自出处之诡，更来自其情节之炸裂诡谲。在这里试举三例：
林黛玉之“玉带林中挂”：黛玉和宝玉计划成亲，然而婚礼当晚贾环、赵姨娘、冷子兴、柳湘莲等人携土匪（农民“义军”）进攻大观园，宝玉在混乱中被绑架流落，黛玉一人率领大观园家丁苦苦支撑。黛玉经验不足无法服众，又听信谗言中了“反间计”将战斗颇为得力的小红绑在树上活活鞭打至死，离心离德，大观园最终陷落，最终在一棵槐树上上吊而亡。第二年宝玉回大观园才收其尸骨安葬（合《葬花吟》），其鬼魂喊了一句“宝玉，你好”。
薛宝钗之“金簪雪里埋”：大观园被查抄，宝钗搬至蒋玉菡的山庄紫檀堡。宝玉被茜雪救至紫檀堡，宝钗劝其当作黛玉已死。第二年与宝玉回大观园安葬黛玉，“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当晚便嫁与宝玉。然而终究二人不合宝玉出走，宝钗孤独中见到贾雨村心生爱慕，着薄纱荡秋千勾引了贾雨村，先做妾后扶正。最终，贾雨村获罪流放东北，宝钗跟随，病死于冰天雪地，就地掩埋。
王熙凤之“知命强英雄”：贾家败落，熙凤入狱，不堪受辱自杀，死后回到太虚幻境掌管结怨司。凤姐思家心切，一日乘无防备下凡回到人间，见大观园空荡，家国颠覆，痛彻心扉，发誓复仇，杀死鸳鸯、王仁、卜世仁等祸害贾家的罪首，还要飞去京城欲杀新帝，被天兵天将及时拿下返天，劝其不要逞命强英雄——堪称“癸酉本”最为奇幻一章。
除这三例之外，如元春带兵打仗因猜忌被凌迟处死、贾环带贼攻入大观园手刃贾政，贾政做主要宝玉娶妙玉为妻黛玉为妾、妙玉沦落风尘几无人形等“鬼畜”情节，读来无不令人毛发震悚，惊心动魄，颠覆固有认知，让读者对红楼的印象改头换面，有评论甚至玩笑说写成了《水浒传》《金瓶梅》，怕是施耐庵手笔。粗糙幼稚的文字伴随着时刻“炸裂”的情节设置，使得“鬼本”之鬼更鬼在情节之鬼畜乱炖，鬼在故事之匪夷所思，鬼在书中议论皆为腐儒俗言。面对不少质疑，连始作俑者何莉莉都对《光明日报》表示：“后二十八回内容太雷人、太血腥了，我不太喜欢这个情节，不能接受，不明白这个本子为什么会火。”
然而“癸酉本”的文本魅力正蕴含在其荒诞不经、炸裂雷人的外表之下：“癸酉本”的支持者最普遍的话术是，没有任何一本续书能够做到“癸酉本”这样对前八十回留下的伏笔和线索做到一一对应，严丝合缝乃至“浑然天成”，因此他们认为尽管在文献学、版本学的角度“癸酉本”的真假不值一驳，但仅凭对文本的阅读直觉，他们就敢于相信这是“原本”——仅前文所举黛玉、宝钗、王熙凤三人的荒谬结局，其实也暗合前文留下的判词、批语和伏线：比如林黛玉组织家丁镇守大观园抵御贼寇看似胡说八道，但判词说“堪怜咏絮才”是拿林黛玉与谢道韫相比，谢道韫晚年正有组织家丁抵抗五斗米道之事迹，结局也同样是独木难支遭遇失败；黛玉在树上自缢合“玉带林中挂”，曝尸一年后由宝玉收敛尸骨也正合“他年葬侬知是谁”；宝钗刚和宝玉入殓黛玉，当晚就与宝玉圆房看似人设崩塌，实则先是呼应了宝玉见了宝钗雪白胳臂一章，又合了《好了歌》里的“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而后来让宝钗嫁给贾雨村这一炸裂情节，其实也是合了“钗于奁内待时飞”；至于“王熙凤知命强英雄”，在感叹“癸酉本”作者想象力之丰富的同时，却也有“一夜北风紧”“凤姐扫雪拾玉”的伏笔回收，最荒谬的情节中也存在理性和逻辑把控，有对前文伏线的干净收束，“虽然都是疯话，细想来却有道理在内”（《哈姆雷特》波格涅斯语）——这种极致疯狂中的合理性，炸裂颠覆的解构背后的逻辑建构与对应，确实是“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独特写照，具备难以言喻的文本吸引力乃至魅惑性：毕竟，按照多年来红学研究对前八十回伏笔的研究成果，大多数读者基本都能猜测、勾勒出主要人物的结局，可是“癸酉本”却不是庸常的平铺直叙，而是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求奇求险的“末日怪谈”，竟然又能在文本上与伏笔严格照应，这恐怕是一般的续书者不能为也，这种“混沌”与“缜密”互存的极端复杂状态，在“癸酉本”支持者看来，只有“原本”这一个解释可通。
因此，对“癸酉本”的支持其实并非单纯针对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二十八回具体文本，在不少“癸酉本”支持者看来，推出“癸酉本”的何莉莉等人的文化水平众人皆知，显然不可能有这样强悍的文本把控能力，那么“癸酉本”的文本来源必然另有其人。如果“癸酉本”具体文字水准奇差和情节写作、伏笔收束能力极强这两个矛盾的特征同时存在，那么“癸酉本”是何莉莉等人偶然发现的“原本”，确实是合乎逻辑的解释。一个符号学中“丢失能指”的运作出现了：何莉莉等人当然是骗子、傻子、不值一提的蠢物，但“癸酉本”的情节大纲，却被不少红学爱好者奉为“唯一真本”，更通过网络传媒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大众支持：因为缺乏文献客观证据而将“鬼本”一棍打死，和因为文本的魅力和情节的书写而从直觉上“相信”“癸酉本”为真，这已经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思维方式和意识形态之间不可调和的本质性冲突，是“科学信仰”与“文本信仰”在《红楼梦》这一主题上的意外对垒。
知乎“檀信介”分析认为，“癸酉本”必然是原创续书无疑，但其能广为流行并造成如此大的影响，是“百年畸形红学自己结出的恶果”。红学研究长期来缺乏实物证据和新的考古发现，只能以“文本细读”的手段在前八十回的文本中持续做阐释游戏，而“癸酉本”恰好是百年来红学文本游戏、过度阐释的集大成之作，很多深受红学研究影响的读者，“乍一看觉得癸酉本很扯，但是过后细细琢磨一下又发现，它里面的很多东西是符合权威红学家的一些学说的，这让接受了主流红学几十年浸淫的读者很容易动摇观点”。实际上，“癸酉本”的流行更是暗含了当代读者对主流红学“曹家身世说”的失望与对“索隐派”的重新发现——摆脱胡适、俞平伯等人开创的曹家路线，攻击主流红学，回到民国初期，重新将《红楼梦》解读为一本“反清复明”的“悼明”之作，恐怕才是“癸酉本”作为一次大众红学运动的本质核心。
“悼明”/“悼情”？“癸酉本”的落后本质与大众红学的末路
历数“癸酉本”支持者们的立场，不难看出他们完全通晓何莉莉的骗局并主动将其抛弃，也并不在意“癸酉本”具体的文字，他们支持的是纯粹的、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理想的“真空球鸡”式的“癸酉本”，这一“信仰”背后有三重的意识形态维度：首先是反对曹雪芹作者说，反对曹家身世说，支持“索隐派”的“反清复明”“悼明”说，这里夹杂着互联网上死灰复燃的皇汉民族主义思想渣滓；其次是以攻击胡适、俞平伯、周汝昌以及现在坚持“身世说”的主流学界，构思了一个“主流红学集团”的假想敌，以民间、大众乃至“民科”的群氓式立场批判学阀，批判主流学术界；再次，也是最深层次的“恶之花”，即以国家、集体、理性的宏大叙事，来压制个体、情感、情绪主导的微观生命，试图对文学批评的价值标准乃至文学作品的“作用”做出功利主义的、实用主义的时代重估。
平心而论，从胡适开端的“曹家身世说”的确常年遭到质疑：相关资料留存极少甚至互相矛盾，长久以来缺乏新的资料和实证，这使得曹雪芹是作者、《红楼梦》写的是江宁织造府曹家之事这一判断如今缺乏权威说服力，近几十年来认为《红楼梦》作者另有其人的研究也不在少数。不过这些研究依旧都还是“身世说”的变种，比如“明珠家事”“洪昇家事”“曹家参与康熙立储之争”等说，然而“癸酉本”高举近百年来主流学术界已不复再提的“索隐派”大旗，主张《红楼梦》是“反清悼明”的禁书，尽管这个观点在民国期间并不新鲜（鲁迅就曾开过索隐派的玩笑），但在百年后的现在是独树一帜，别开生面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癸酉本”支持者认为“鬼本”不是现代人所作的判断可能是有道理的，否则很难解释这场在“身世说”统治近百年的情况下突然的“索隐派”复兴。
“悼明”之说，令“癸酉本”在贴合前八十回判词判曲、脂砚斋畸笏叟等人批语的同时，更成了一门对明末历史“神神叨叨”，不入流的谶纬之学：“癸酉本”直接指出故事发生在“戎羌”入侵、改朝换代之时，贾家和大观园的败落并不是内因，而更多的是战乱四起，流民贼寇的外因；黛玉镇守大观园失败自杀就是崇祯丢失北京的隐喻，听信谗言杀了小红就是伏袁崇焕之事，连带炮制谣言导致小红被杀的始作俑者薛宝钗也成了皇太极的隐喻，而黛玉最终恰好也是在崇祯上吊的“槐树”上吊的；不仅黛玉伏崇祯，还有贾敬伏嘉靖，秦可卿伏泰昌，王熙凤伏魏忠贤，元春，小红伏袁崇焕，另外三春伏南明皇帝等等，“癸酉本”以完全不能算“隐喻”的方式直接将《红楼梦》的结局写成了明朝灭亡、尸骨累累的国仇家恨。甚至，在奇幻的“熙凤下凡”一段中，作者的“悼明”表达之“直抒胸臆”，已然堪称格调低下了：
凤姐跪在贾母、王夫人牌位前号啕大哭道：“我来迟了，老祖宗，咱们家都败了，已经没人了。”说着悲愤难抑，在地上一边号啕一边翻滚，又哭道：“去他娘的戎羌，害的我家破人亡，这国仇血恨我二百年也忘不了。我恨我自己，不能重振家业，连家人的命都救不回来，我算什么当过家的，人人白叫我二奶奶了。我愧对祖宗，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自然悲哀，可那有家破人亡更叫人断肠的啊！”说着拽着自己的头发自打耳光，明知无益又奔了出去，嘴里骂个不停。（“癸酉本”第一百五回 薛宝钗借词含讽谏 王熙凤知命强英雄）
因为“癸酉本”的“悼明”堪称字字血泪，白骨累累，因此《红楼梦》是“悼明之书”，也恐怕是在明末清初的癸酉年（1693年）由明朝遗老们集体创作（八大山人、吴梅村、洪昇等人纷纷被点名），也必然在清朝是一本禁书，因此被“曹雪芹”拿到做了“二创修改”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前八十回，所以回到结论：“癸酉本”必然是真本——这就是“癸酉本”支持者在“悼明”这一“索隐派”主旨下深信不疑的逻辑自洽，虽然完全属于虚构创作，但却有一定煽动性和说服力的精彩“循环论证”。
甚至在这个循环论证之上，何莉莉等人拿不出“癸酉本”的原稿的造假事实也被“民科”叙事化了，成为主流学界“迫害”民间学术的“铁证”：因为“害怕主流红学的压迫”，所以何莉莉“不敢拿出原稿”——多年来学术界对“癸酉本”基本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让“癸酉本”支持者们深感主流学界高高在上、不可一世的傲慢，更加深了“癸酉本”的存在能够“撼动主流红学”的“民科”信仰。《光明日报》记者2018年对何莉莉进行调查的起因，也正是一篇来自“癸酉本”支持者的题为《旧时真本横空出世 红学大厦轰然坍塌》的营销号文章：在这个民间、草根、大众对抗精英、主流、学阀的反抗叙事里，“癸酉本”到底持“悼明说”还是“身世说”其实都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恐怕只是一个长期被打压、批判、忽略的“索隐派”的受害者立场罢了。
不过，“民科”叙事绝非“癸酉本”这一大众红学运动的核心矛盾——“癸酉本”和“悼明”说的流行虽然存在大众反抗精英权威的集体心理，也有我不愿细谈的皇汉民族主义的沉渣泛起，但最深层次的、也是最亟待我们警觉的“恶之花”，是对《红楼梦》内核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乃至法西斯式的，强理性轻感性的机械理解倾向。一位普通读者在B站上的留言颇具代表性：
如果红楼不是影射国破家亡史，只是讲富贵人家纨绔子弟那些风花雪月，它凭什么敢被称为四大名著之首啊？不管多好的文笔，去写莺莺燕燕，最多也就是个西厢记的地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情怀才是中国文人心中最高的理想啊。
尽管说来也许令人难以接受，但“癸酉本”的流行恐怕让大众之中的不少人觉得自己真正“理解”了《红楼梦》：在这些人看来，女性的生存境遇和无可奈何的逝去不是深刻的，快乐、天真、纯洁的丧失不是深刻的，情感、情绪、情爱是浅薄的，甚至一个封建家族的覆灭和封建制度必然走向万劫不复的衰亡，所有“美”和“精致”必将死去，一切坚固的东西都会烟消云散等等的主题都不是深刻的——而只有哀悼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国仇家恨的宏大叙事，虚无缥缈的“家国情怀”才是深刻的，才能让他们理解《红楼梦》的伟大：情情爱爱不伟大，女性不伟大，美不伟大，时代的永恒挽歌不伟大，连人性和人生都不伟大，只有具体的，现世的“家国”“历史”“大明”最伟大。
这恐怕才是“癸酉本”和“悼明说”最为腐朽落后的思维本质，也是其如今获得如此浩大声势最令人恐惧的地方：这才是真正的“灵光消逝”，它意味着一切私人的，情绪化的，情感的，人性的涟漪，都要让位给集体的，宏大的，理性的，“生存第一”的心灵的法西斯主义，意味着一切精致易碎的美好都会被认为没有价值，意味这将是一个大众多么失却审美能力、情感能力和基本人性，只剩下正确和立场的可悲的文学批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癸酉本”确实是长久以来难得的、却也恐怕是最后的“大众红学运动”，因为当《红楼梦》都最终被如此扁平化、平面化的解读了后，红学、乃至文学研究都将必然走向不可挽回的衰微，“癸酉本”以宛若原子弹爆炸、“灿烂千阳”般的璀璨焰火，宣告了大众红学最后的辉煌和最终的穷途末路，“红学”以这样的一场“爆炸”走向终结，也带有些许不是诗意的诗意：也许现在，我们还会去争论《红楼梦》在表达什么，恐怕未来，《红楼梦》再也不会是我们所关心的东西了。
大家都记得《红楼梦》第五回里，宝玉见了一联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好像我们都学到了什么——不过我更同意脂砚斋对此的批语：
“此联极俗”。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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