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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300年︱“经济学之父”的收支账本
300年来，亚当·斯密的思想仍影响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迹，他的形象也曾被蒙上历史的迷雾。为了还原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澎湃新闻特别推出“亚当·斯密300年”专题，邀请多位学人从历史、哲学、经济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这位“现代经济学之父”的多重面貌。
文｜赵博
作为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一生赚了多少钱，他是如何花钱的，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事实上，从他在世的67年来看，斯密堪称标准的“打工人”，他没有从商经历，也不涉足投资和房产交易，其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薪。通过毕生的努力，在晚年时期，斯密“得到了薪资极高且无甚责任的海关专员职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亚当·斯密如何赚钱和花钱，折射出这位经济学家的处事原则和价值观。
亚当·斯密生活的18世纪中期是苏格兰的转折时代。1707年，苏格兰和英格兰完成合并，苏格兰融入到英格兰开创的殖民经贸体系中，经济迎来了蓬勃向上高速发展的时期。
1723年6月5日，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柯卡尔迪——一个濒临北海的小镇。斯密是一个遗腹子，在出生前5个月，父亲亚当·斯密于当年的1月5日去世了。老亚当·斯密的人生经历堪称小亚当·斯密完美的比照样本：两人不仅名字相同，甚至职业也有相似之处。老斯密最后的职业是海关审计员，而小斯密最后的职业是海关专员。刚开始到海关工作时，老斯密每年的工资是30英镑，到了1722年增加到40英镑。在任期间，老斯密一直希望兼任苏格兰盐业委员会秘书一职，该职位的年薪为100英镑。虽然老斯密的这一希冀无果而终，幸而在自己儿子身上得以兑现：小斯密在出任海关专员后还兼任了盐务专员，薪酬恰好是100英镑。
当然，工资只是薪酬的一部分。1717年，老斯密就曾说过，他这个职位值100英镑——这个职位收入稳定且岁入颇丰。1754年，一个已过而立之年的亚当·斯密的朋友想买一个海关的职位，请其帮忙打听，得到的回复是：公认这一职位价值200英镑以上，“除非价钱不低于10年的收益，不然他是不愿意出让的。”
在消费领域，苏格兰有个独特的单位“畿尼”。那个时代的一英镑算得上是相当大的单位，可以兑换20先令，1先令可以兑换12便士。从价值看，畿尼约等于英镑，1畿尼等于21先令。与英镑不同，畿尼主要用于支付知识产品的费用，例如学费、医疗费用等等，这种传统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中期，杨绛在《我们仨》中曾追忆自己在牛津产院的收费是一天1畿尼，她解释道：“商店买卖用‘镑’计算，但导师费、医师费、律师费等都用畿尼。”
18世纪的苏格兰物价如何？不妨从老斯密的葬礼花销中管窥一二。老斯密在1723年初去世，葬礼花销共计80镑16先令6便士。主要分为食品、建造墓地、购买服务三个方面。例如，在食品方面：淡啤酒8瓶，共计12先令；做果仁点心用的奶油和鸡蛋，共计4先令；淡色啤酒4瓶，共计14先令；做面包用的新鲜奶油三磅14先令，饼干2磅1镑4先令；给工匠喝的淡色啤酒4品脱12先令8便士。用于造墓的费用为3镑，其中立墓碑的费用为1镑11先令。最大的花销来自于棺材费及铁制品的购买，高达28镑4先令。此外，购买服务的费用还包括三封信的邮资6先令，三次紧急派人去爱丁堡的花销是2镑14先令。除此之外，在18世纪，购买一张从苏格兰前往北美殖民地的船票约为6英镑，购买一本书的价格为3先令。
亚当·斯密的收入账本
亚当·斯密一生经历过三个阶段：求学、任教和海关官员，其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在海关专员阶段达到了人生收入的巅峰。
斯密求学阶段的收入主要是奖学金。1740年，17岁的亚当·斯密申请到了斯内尔奖学金，进入到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习。这笔奖学金历史悠久，从16世纪开始创设。在斯密就读期间，巴利奥尔学院共有4人申请了该项奖学金，一年的资助金额为40英镑。三年级时，斯密又申请到了华纳奖学金，金额为8英镑5先令。
斯密在牛津一直待到1746年8月15日，“其后他的名字就不再见于学校食堂账簿了”。在牛津，“吃饭比上课重要”的传统一直延续到20世纪。1935年，钱锺书在牛津就读时还曾感慨，获得优等文科学士学位后,再吃两年饭（即住校二年，不含假期）就是硕士，再吃四年饭，就成了博士。在离校一年半后，斯密曾给牛津去信称：“我，亚当·斯密，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斯内尔基金会奖学金获得者，谨向学院院长、尊敬的西奥菲斯·利博士声明，我愿放弃作为奖学金所有者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即以此函为证。”这也意味着斯密的奖学金就此终结。
再看听课费。听课费是学生付给老师的课时费，这和老师的课时和听课人数密切相关。在斯密时代，格拉斯哥大学全校也只有300多名学生，分为进修班和普通班。进修班的听课费为1个畿尼，普通班则为1.5畿尼。在高峰时期，斯密共有90多个学生，一年的听课费收入不会超过100镑。即便这样，他的讲课费也成为这一教席的“天花板”。继任斯密成为道德哲学教授的托马斯·里德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他的学生比斯密多，但听课费方面的收入为70镑，如果学生全部参加听讲，本学期的收入将达100镑。值得一提的是，这笔讲课费收入并不稳定。例如，在1772年那样的危机年份，庄稼持续歉收，加上毁灭性的商业投机，使得爱丁堡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亚当·弗格森的听讲费用减少了一半。
斯密最后一笔收入是房租收入。当时的教授除了在课堂上传道授业外，还招收一部分住家学生，这些学生住在教授家中，成为房客。以斯密为例，在友人吉利伯特·艾利奥特的推荐下，贵族子弟菲兹莫里斯曾于1759至1761年与斯密住在一起，每年缴纳100英镑的费用。据此可以估算，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期间的最高收入不会超过300英镑。在一些平淡的年份，其收入总体维持在250镑左右。尽管对经济学研究有道，但斯密并非格拉斯哥大学中最赚钱的教授。威廉·理查森担任文学教授三十多年，尽管其教职工资只有每年30英镑，但是每位旁听的房客要向他交纳75英镑，加上最好的年份他有500位学生听课，其听课费大约在1500英镑左右。
1778至1790年间，亚当·斯密成功谋得了苏格兰海关专员这一肥差，这是他最后一份职业。这个职务带来的总收益为600英镑，其中，海关专员职务收入为500英镑，兼任的盐税专员为100英镑。同时，斯密每年仍从巴克勒家里领取300英镑。在获得该职位时，斯密曾考虑要放弃年金，但他得知年金是终身的、无条件的，如果放弃年金是以自己的想法为基础的话，那就没有考虑到巴克勒公爵的愿望。因此，斯密这一阶段的年收入高达900镑。按照约翰·雷的说法，“在当时苏格兰的首都，每年900英镑可谓王侯贵族的收入。”
除了工薪之外，斯密还有一些其他收入。一方面是出版的费用。斯密一生对出版作品要求极高，不仅反复修改，对于不满意的作品宁肯烧掉也不愿其存世。由此，斯密的主要著述仅《国富论》和《道德情操论》两部，这两部作品问世后给作者带来了一些稿费收益。1776年11月13日，在写给书商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斯密写道：“拙著（指《国富论》）初版稿费300英镑如数收到，但由于此前从卡德尔先生处得到了很多本赠送用书，我不确切知道扣除那部分书款后其中还有多少属于我。因此，他再寄账单，那就好极了。”这300镑仅为《国富论》初版的部分收入，全部的收入应该不低于500镑。
另一方面是继承祖业遗产的收入。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有一笔意外之财，由于同父异母的兄弟在继承遗产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且没有留下任何遗嘱，因此斯密继承了其父在阿伯丁市政大楼对面的海滨地产。1757年，斯密把这片土地以115英镑的价格卖给了一位家族成员。此外，在1750年，斯密获得了他母亲1720年留下的一笔嫁妆，再加上从1720年11月开始计算的利息，这笔钱的总数高达328英镑。
综上，斯密一生的总收入应在12000至15000英镑之间。在1746至1770年间，1英镑的购买力约等于现在的100英镑。因此，斯密一生的收入约为今天的120至150万英镑，算得上相当优厚的收入了。
亚当·斯密的支出及价值观
要算清斯密一生的花销并不容易，这位经济学之父有着严重的拖延症，平日懒得写信，遑论记账。因此，其支出只能从日常言行和书信中寻找蛛丝马迹。
在牛津就读期间，斯密花销巨大，生活拮据。首先是伙食费。牛津的伙食不错，斯密刚入学时曾经对着食堂的大块牛肉发呆，这些都是在苏格兰很少见到的“硬菜”。但这样的伙食费自然不便宜，斯密一年在伙食上的花销高达30英镑，此外还有7镑5先令的生活费。其次是导师费，牛津是一个松散的学院联盟，学生吃住在学院，由学院导师指导，个人指导当时已不施行，但斯密每学期还是要支付20先令的学费。最后是旅行费用，在当时往返爱丁堡和牛津的旅费也不便宜，如果要回一次老家柯卡尔迪，仅往返马车费一项就需花费20英镑，相当于其奖学金的一半。好在这项花销并不刚性，就读期间，斯密很少回家。在去除这三项花销后，斯密能够支配的费用不足5英镑，要应付其他开支就显得捉襟见肘。他将这一情况告知了表兄威廉·斯密，后者在阿盖尔和巴克勒公爵家做管家。威廉得知后给表弟汇去了16英镑。一向懒得写信的亚当·斯密特意给表哥写了一封感谢信，其中提到：“我昨天收到了您的来信和所附的16镑账单，为此我非常感谢。因为入学时我们必须向学院和大学缴纳非同寻常高的费用，我深恐今年在学院的各项开支将比今后任何时候都大得多。”
回到格拉斯哥任教后，斯密有了固定的薪金收入，但生活依旧节俭。他住在学校免费提供的一套公寓内，日常花销也很节省，除了周末与好友去市郊的酒馆冶游、会饮外，他没有太多娱乐消费，大量的费用都用来买书和文具等。在18世纪，书籍等知识产品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这一方面归结于书籍的出版印刷成本很高，4开本书籍每卷的成本高达1畿尼，8开本的书籍成本一般为6至7先令，再加上作者的版权收入，导致书本的售价高昂。鲍斯威尔出版的《约翰逊传》名噪一时，每本售价2畿尼。斯密的《国富论》再版后，其定价从1英镑16先令提高到2畿尼。即便书价不菲，但斯密在购书上从不吝啬，他与斯特拉恩等书商交流密切，多次从后者手中购买图书。有人曾见到过斯密的书房，藏书多达3000余册。从中不难看出，斯密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购书。除了购书外，斯密还乐于尝试购买各种文具。1780年，他在给威廉·斯特拉恩的信中写道：“我订了一部瓦特的抄写机，机器的价格是6畿尼，包装费5先令。如果他能寄给我一部抄写纸以及全部的墨水样品等，这些通常会随机器一起出售，我将十分高兴。”这笔费用在当时可以雇佣一个全职的男仆。
当然，作为一个社会人，斯密还有一些花销也颇具世俗色彩，譬如为了谋取海关专员这一职务，斯密所费不赀。从1777年至1778年间，斯密一直在纠结于是否能如愿获得海关专员的任命。当不少朋友获得他即将就任的消息时，斯密其实还没有得到官方的通知，他预判这是因为没有支付手续费的原因。因此，他给好朋友书商斯特拉恩写信，信中提到：“我和这里的海关当局迄今都没有收到（委任状），也许是手续费的原因吧，委任状还没有填写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请帮我提取160英镑左右这样一笔金额，告诉我所需金额，我再把钱汇到伦敦您处。”随后不久，斯密果然收到了委任状，但由于支付账目的细节，斯密罕见地对斯特拉恩发了脾气，但从中可以看出斯密对于支出的严谨。
斯密对于花销的态度很能折射其价值观。
首先，斯密的日常开销精细节约。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曾招收过几名房客学生，在写给一名房客父亲谢尔比勋爵的信中，斯密写到：“这里普通寄宿处的住宿膳食费用是每人每季度5到8镑。洗衣费通常是每打1先令10便士……孩子们的内衣最好从爱尔兰寄来，同这里相比，那里物美价廉。用上等料子做一套家常衣服，大约要5镑买到。这些是任何人的孩子要来上大学所必需的全部费用。”对于房客学生的内衣费用，斯密都要千方百计想办法节省，更不要说自己花销的精细了。1759年，他在写给谢尔本勋爵的信中写道：“本日我荣幸地收到了您11月17日来信，附有两张汇票。这次汇款在时机上对我有利，这里的汇率总是偏向伦敦，不利于格拉斯哥。伦敦汇票售出时通常高于平价，而这次寄来的两张汇票，在售价上还获得了升水千分之五。”这里所说的升水，也就是汇兑时候的手续费，哪怕是千分之五的手续费，斯密也要仔细盘算一下到底怎样汇款有利。如果没有对经济生活如此仔细的盘算和观察，斯密也是断难写出《国富论》这样的经济学开山之作的。
其次，斯密爱财，但从不精于算计。斯密在格拉斯哥任教期间，一些同僚对于收入斤斤计较，甚至到了分毫必究的程度。约翰·雷在《亚当·斯密传》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轶事：布鲁厄姆勋爵当年曾在爱丁堡学化学，他向布莱克交听课费时，这位伟大的化学家竟用桌上的天平仔细称钱币的分量，一边称一边解释说：“对于新来的学生，我都要称他们交的钱币，因为拿分量不足的钱币来交听讲费的学生很多。要是不这样对付他们，他们每年都会骗走我很多钱。”其实仔细计算下来，这样的花销也不过几英镑。尽管斯密也锱铢必较，但对于该给的钱，他一丝一毫也不愿拖欠。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写道：“在克雷文街上有个裁缝，是詹姆斯·麦克弗森的熟人，我欠他几个先令，我确定不会超过20先令，请把我的欠款还清。他是一个很诚实的君子，在应得之外不会多要。我在离开伦敦前曾多次请他结账，但是他拖下来了。”
最后，斯密虽然爱财，但更重道义。斯密和大卫·休谟算得上莫逆之交，双方交往长达数十年，休谟去世前希望斯密成为自己遗稿的管理人，但斯密竟然想放弃这项权利。他在给休谟兄长约翰·霍姆的信中写道：“我要向您及所有遗稿有关的人声明：我放弃那200英镑的遗赠。你认为根据舍弟的遗言，应在一定场合把那笔钱支付给我，实在太感谢了。但我认为，在任何场合都不应该支付。所以特此声明，我永远放弃这项遗赠。”约翰·霍姆在回信中坚持施行休谟200英镑遗赠的愿望。斯密对此坚持道：“我在我的遗嘱中加了一条：宣布我已放弃了令弟留给我的那200英镑的遗赠。经过深思熟虑后，我认为，这项遗赠在道理上不应属于我。即使按照最严格的法律解释应该属于我，我在道义上也不应该接受。”
对于亚当·斯密而言，欠裁缝的20先令欠款必须如数归还；对于友人的200英镑遗赠却无论如何不能接受。在这位经济学家的价值观中，身而为人，金钱固然重要，但道义和德行却有着比金钱更重要的价值。从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对于这位经济学家而言，一生最钟爱的著述是《道德情操论》，而非《国富论》了。
参考文献
1.[英]约翰·雷：《亚当·斯密传》，胡企林、陈应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
2.[英]伊安·罗斯：《亚当·斯密传》，张亚萍译，罗卫东校，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3.[美]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的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
4.[英]欧内斯特·莫斯纳、伊恩·辛普森·罗斯编：《亚当·斯密通信集》，林国夫、吴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
本期微信编辑：龚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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