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
可以预期，随着新生命科学和技术不断取得胜利，除了与科学唯物主义兼容的更加禁欲的版本，像是被（错误地）称作“超越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的那种东西之外，宗教将会消失。不过，最近我们正在见证一种奇怪的复兴，人们又开始思考（可能也在体验）“神”了，这个“神”以科学和技术的新突破为基础。这里主要的概念是即将到来的“后人类”（post-humanity）：随着新形式AI的出现，我们的个体心智将与全球人工智能相融合，形成一种无所不包的单体（singularity）。
这种现代科学与神性的混合有着漫长的历史：其起点可以说是所谓“宇宙主义”（cosmism）的兴起。俄罗斯哲学家和神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 Solovyov，1853—1900）是这一思潮的创始人。不分析俄罗斯宇宙主义传统的根源，我们就没法理解为什么今天会冒出来那么多像亚历山大·杜金（A. Dugin）那样的思想家。
俄罗斯哲学家和神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V. Solovyov，1853—1900） 宇宙主义源于尼古拉·费多罗夫（N. Fedorov），此人“因其禁欲的习惯和激进的哲学而被称为‘莫斯科的苏格拉底’。他有一个无所不包的目标——实现永生并复活死者”（Evans，2022）。他的追随者包括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 Tsiolkovsky，此人提出了太空旅行的理论）、亚历山大·波格达诺夫[A. Bogdanov，列宁（V. Lenin）所批判的“经验批判主义”批判的就是他，他还把输血当作延续生命的手段来实践]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 Lunacharsky，苏联头10年的文化部部长）。在神学上，费多罗夫之后的代表人物是索洛维约夫：（他）呼吁在沙皇的领导下建立普遍的神权统治，以加速人类“从兽人到神人的漫长而艰难的过渡”。进化的下一个阶段是变成不朽的精神存在——迄今为止只有基督达到了这个阶段，但不久之后，全人类都会跟上。不过，索洛维约夫认为这个精神进化将通过魔法精神的手段发生，而费多罗夫则坚持要通过科学来复活人实现这一转化。但在这点上，二者是一致的：人类将被俄罗斯的神权统治拯救。（Evans，2022）苏丹加利耶夫（D. Sultanhaliiev）建立了从俄罗斯“宇宙主义”（对复活和永生的信仰）的两大分支，即“科学的宇宙主义”（19世纪的费多罗夫和苏联头10年的宇宙主义也深刻地影响了苏联的航天计划）和“宗教精神的宇宙主义”，到后来看待核毁灭前景的虚无主义态度的谱系（Sultanhaliiev，2023）。所谓的“生物宇宙主义”（bio-cosmism），一种庸俗唯物主义和灵知主义灵性的奇怪组合，形成了该国思想界的秘密教义。在苏联成立时期被压制到公共视线之外的生物宇宙主义，在苏联统治的头10年和最后20年得到了公开宣扬。它的主要论题是，我们可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尘世生活中实现宗教目标（建立集体的天堂，克服一切苦难，实现个体的永生不朽，让死者复活，战胜时间和死亡，征服太阳系之外的宇宙）。在未来，随着贞洁的后人类——他们可以通过直接的生物技术来进行自我繁衍——的崛起，不但性差异会被消除，而且可以复活过去所有的死者（通过遗体建立生物公式，再次创造他们——当时人们还不知DNA为何物……），甚至是消除过去所有的不义、“撤销”过去的苦难和破坏也将成为可能。在这个光明的未来，人、动物、所有生灵都会参与到一种直接集体化的宇宙理性之中……有趣的是，这种生物宇宙主义和今天的技术灵知（techno-gnosis）相似。如果说费多罗夫是“俄罗斯的苏格拉底”，那么，宇宙主义的集大成者，它的“柏拉图”，则是索洛维约夫。索洛维约夫指责西方哲学忽视了物质的宇宙生命，片面地发展纯粹的概念思考，他按照古老的新柏拉图主义、灵知主义和神秘主义传统，把世界的物质性和女性本原联系起来，并把那个本原称作“索菲娅”（sophia，智慧）。在这里，他指的是晚期谢林（F. Schelling）《启示哲学》中所说的“Welt-mutter——世界母亲，未来创造的实质”，她“不真正属于神的本性，但又和它分不开”。这个世界母亲有两面：首先，是作为摩耶的Weltmutter，索菲娅恶魔的、堕落的、欺骗性的一面，她实然的尘世生活的否定现实（the negative reality of earthly life as it is）。的确，必须否定这个现实。在这点上，索洛维约夫和东方佛教的看法是一致的。不过，他相信，世界母亲还有另一面，也是真实的一面：神圣的索菲娅，一种理想的物质性，在原罪之前已经开启的和谐的、真正的生命的可能性。在这个神圣的、人格化的智慧那里，物质世界的分裂和堕落总是已经被潜在地克服了的，而哲学（爱智之学）的任务，就在于把爱者（哲学家）和智慧相结合，并因此而完成改造世界的“神力”之举。与尼采（F. Nietzsche）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对索洛维约夫来说，“为物质正名”的任务并不违背基督教传统：基督教与其他所有高等宗教的区别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基督教那里，“道成肉身”了——基督教承认物质与精神同样高贵。精神、理性和逻各斯（lo-gos）凌驾于物质之上的优先性（这是西方文化的特征，这个特征把西方文化和东方佛教关联起来）的根源不在于基督教；相反，它是西方背离基督教的后果，而这个背离首先是现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从这个角度来看，索菲娅是基督女性的同时，也是物质的维度，是基督变形的身体，接近同样被视为基督之奥体的教会：在基督的神圣有机体身上，行动的、统一的本原，表达无条件存在者的同一性的那个本原，显然是道或逻各斯。在基督教神智学中，第二种统一，即被生产的统一被称为索菲娅……索菲娅是神的身体，是渗透着神圣统一本原的有神性的物质。基督……既是逻各斯又是索菲娅。（Sultanhaliiev，2023）通过在具身的逻各斯（通过索菲娅人格来表现的女性本原）中把物质性置于世界的创造之前，索洛维约夫展了神的三位一体，在其中引入了一个新的神的女性位格：作为索菲娅的人类是神的永恒身体。只有物质的神性即索菲娅能保证人类“神化”的可能性和永生的希望。这就是索洛维约夫的基本矛盾：人只有通过物质，通过他们对基督身体的参与才能变得不朽。如此，索洛维约夫力图把我们熟悉的证明人类的有限性、有死性和“偶然性”——其物质性——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变成证明其不朽性的证据：只有作为母性、女性本原，甚至是作为索菲娅这个人格的物质性，才能通过爱来拯救人类。索洛维约夫因此而断言理性主义和理性主义的道德主义反对“（人的）低级本性”的斗争必定失败。在他看来，这个失败的症状，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德国唯心主义的消亡。索洛维约夫哲学的目的是使人类接受物质、为物质正名并把物质当作索菲娅来爱。在电影史上，这种精神的物质主义的最高表达，当然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 Tarkovsky）的电影：当这些电影的主人翁产生精神体验的时候，这个体验不是通过努力把自己高到尘世的现实之上，眺望天堂或遥远的地平线来完成的；相反，这个角色会平躺在潮湿的土地上，把脸泡在泥浆和脏水中……无须补充，这种物质的精神化和现代科学的基本立场正好相反。在后者那里，“物质”也以一种截然不同的方式被“精神化”了：物质变成了一种用数学公式来表达的抽象。现在我们来到了宇宙主义最糟糕的部分：如果堕落不是落入物质现实，那为什么我们的现实还会明显地不完美呢？对索洛维约夫来说，世界不完美的理由在于它的分裂，在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建立和谐，个体不应再——比如说，像黑格尔（F. Hegel）的辩证法那样——不加约束地肯定自己的意志；但他们也不能像叔本华（A. Schopenhauer）那样，简单地否定自己的意志。他们必须对意志设限，在索菲娅总体（sophiological totality）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对世界的真索菲娅性质即其“索菲娅性”（sophiicity，sofiynost）的承认，给了每个个体的人这样的可能性——他们可以为自己和他人的冲动和激情找到适当的位置，而不必再与之“斗争”。在这个语境下，索菲娅性是早先斯拉夫派（Slavophile）“和解性”（conciliarity，sobornost）概念对宇宙总体的一种应用。和解性在本质上意味着，在找到自己在社会总体中的位置的同时，又不丧失自己的主体性或者说个体性。在斯拉夫派看来，和解性是基督教东西分裂前原始状况的特征。这个分裂被认为是整个欧洲文明病与恶的根源：西方世界是理性主义和自我中心的无爱的物质主义的历史化身，它没有把握真索菲娅式的爱的“物质主义”的能力。与这种西方病相反，也与东方对自由个体性的否定相反，人类历史的完成和完善需要一股“新的历史力量”，那就是俄罗斯。这就是为什么物质精神化的宇宙主义只可能在俄罗斯东正教版的基督教中出现，因为这种版本的基督教的基本信仰公式就是“神成人故而人也将成神”——宇宙主义者就是这样阐释神人基督的显现的，他们认为基督是一个全人类都应当接近的模范。[这当然与马丁·路德（M. Luther）的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路德认为人是神的粪便，是神的排出之物。]当然，宇宙主义隐含的西方意象——在宇宙主义那里，西方意味着世俗的理性主义、对地球的剥削等等——片面得荒谬：西方也有自己的神秘主义传统[从埃克哈特（M. Eckhart）大师和雅各·波墨（J. Boehme）一直到谢林]，这个传统强调神本身的分裂，强调神是怎样诞生于人的，甚至强调神身上恶的一面（怒），强调脱离神的堕落就是神本身的/神身上的堕落——难怪黑格尔称波墨为“第一位德国哲学家”。如果我们从西方神智学这个最深层的传统来看宇宙主义，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它的黑暗潜能；甚至在今天，在那些像杜金那样的人那里，我们都还能感受到这些黑暗潜能。不过，在这点上我们应该换个场地：当前这波对AI的痴迷不只是关于具身智能的理论思辨——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它越来越关乎某种和我们的日常实存相关、改变我们的日常习惯的东西。在哲学和科学中有一个悠久的否定自由意志的传统，但关于自由意志的怀疑，除非对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产生影响，否则是不会真正改变历史的。人是认知失调的大师，我们允许自己在实验室里相信一件事，在法院或议会里又相信另一件事（Harari，2016：305）。尤瓦尔·赫拉利（Y. Harari）指出，甚至像理查德·道金斯（R. Dawkins）或斯蒂芬·平克（S. Pinker）那样拥护新科学世界的红人，在写完数百页驳斥自由意志和选择自由的文字后，最终也依然支持政治自由主义：（然而，今天）对自由主义构成威胁的不是“不存在自由个体”的哲学观念，毋宁是具体的技术。我们即将面对极其有用的设备、工具和结构——它们根本不考虑个体的人的自由意志——的洪流。民主、自由市场和人权能在这场洪流中幸存下来吗？（Harari，2016：306）让我们更加细致地考察这场洪流是怎样起作用的。首先，使我们能够操纵和创造民意的新技术表明，我们的媒体的（既非公共的亦非私人的）第三空间是多么不自由。它不只是一个鼓励阴谋论的混乱交流空间，也是一个甚至更加鼓励控制和操纵的空间：[一个代号“乔治小组”（Team Jorge）的以色列承包商团队]号称通过非法入侵、破坏以及在社交媒体上以自动化的方式散布虚假信息操纵了全世界30多场选举。“乔治小组”由以色列前特工，50岁的塔尔·哈南（T. Hanan）领导。“乔治小组”描述的方法和技术对大技术平台提出了新的挑战，多年来，这些平台一直在努力防止恶徒传播谎言或危害平台的安全。关于围绕针对选举的虚假信息形成的全球私人市场的证据，也为世界各国敲响了警钟。（Online Desk，2023）“乔治小组”的领导者塔尔·哈南（T. Hanan）（视频截屏）所有这些，现在——至少自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以来[特朗普（D. Trump）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获胜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家公司]——差不多已经是常识了。然而，更糟糕的是，我们还应该把最近大量涌现的那些程序也纳入这一系列的新算法中。在它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换脸和其他“深度伪造”操作。其中，最流行的当然是把明星的脸换到成人电影中色情女演员身体上的算法：创造这种里面有你最喜欢的好莱坞女演员的“自制”色情片所需的工具已经有了，而且很好用。这意味着，甚至那些没有计算机科学背景、技术知识有限的人也能制作这样的影片。（Dovey，2018）你不但能把色情女演员的脸换成流行明星的脸，还能把它们换成你身边的人的脸——过程“简单得令人瞠目结舌”：“用深度伪造技术把一个人的脸换进成人视频从而将其变为色情明星，所需要的，只是那个人的照片和按一下按钮。”不幸的是，深度伪造最经常被用来干的事，是制作给里面的女人带来毁灭性影响的色情片：“在网上所有的深度伪造视频中，有90%—95%是未经同意的色情片，并且大约90%以女性为主角。”（Hao，2021）如果你想给被换上的脸配上声音，你还可以用声音AI来创造“听起来和真人一模一样的超真实克隆”（Hamada，2023）。当然，在这里，终极的乱伦短路（incestuous short-cut）是把我自己的和我妻子或伴侣的脸换进成人视频，给片子配上我们的声音……可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局限在性上呢？何不用换脸视频来让我们的敌人难堪，让他们在视频里做恶心的事或犯罪呢？回到我们的论证主线，我们还应该在这个系列中加上聊天机器人（chatbots，一种能够在预先设定好的规则和数据的基础上用自然语言与用户保持谈话，理解他们的意图并做出回复的计算机程序）。最近，聊天机器人的能力爆炸式地增强：上个月，在给他的世界宗教课的学生论文打分的时候，北密歇根大学哲学教授安东尼·奥曼（A. Aumann）读到一篇——用他的话来说——显然是“班上最好的文章”。该文探讨了罩袍禁令是否合乎道德，文章段落清晰，举例恰当，论证严密。奥曼问学生这篇论文是不是自己写的，学生承认使用了ChatGPT，一个用简单句子传递信息、解释概念和生成观点的聊天机器人——在这里，就是它写了这篇论文。学生的做法是人们实时应对被称为“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新技术浪潮之努力的一部分，OpenAI人工智能实验室2022年11月发布的ChatGPT就处在转变的最前沿。聊天机器人会根据简短的提示来生成异常清晰的、细致入微的文本，人们用它来写情书、写诗、写同人文——以及，写作业。（Huang，2023）难怪大学和高中要做出恐慌的反应了，它们中的一些现在只允许口试。在聊天机器人引发的其他问题中，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当人类伙伴在对话中发表攻击性的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评论、提出令人不安的性幻想并经常使用污言秽语的时候，聊天机器人该怎样反应？“微软承认，一些用它的新必应聊天（Bing chat）工具进行的扩展聊天会话可能给出‘不符合我们设定的语气’的回答。”微软还说，在一些场合中，聊天功能“试图以它被要求的语气回应或思考”（Korn，2023）。简言之，当和聊天机器人交换信息的人使用肮脏的语言或做出强烈的、极端的评论，聊天机器人——它的程序要求它做出与向它提出的问题水平相同的回答——以相同的语气做出回答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对这个问题，直接的应对方案是通过某种管制来设定明确的限制，比如说，审查——可谁来决定审查到什么程度？应该禁止让一些人感到“冒犯”的政治立场吗？但问题还要更深，就像詹姆斯·布里德尔（J. Bridle）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当前形式的人工智能以对现有文化的大规模挪用为基础，认为它真的智能的想法可能很危险。”（Bridle，2023）但我们不应低估AI图像生成器的能力：在试图理解和复制整个人类视觉文化的时候，（它们）看起来也重新创造出了我们最黑暗的恐惧。也许这只是一个迹象，它表明，这些系统的确非常善于模仿人的意识，以至于连在存在深处潜伏的恐怖——我们对污秽、死亡和腐败的恐惧——也被它们给模仿过去了……和希望、爱、欢乐与好奇心一样，生与死的污垢和厌恶也将永远与我们相伴。（Bridle，2023）不过，让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要是和标准的广告形式（啤酒“买一赠一”）相反，我们说“花两瓶的钱买一瓶，再免费得一瓶！”，会发生什么？在入口处的牌子上有效使用这种重新表述的酒吧吸引了很多新顾客（Deisinger，2023）——它的讽刺被当作一种滑稽的诚实得到了认可。贾尼·维萨宁（J. Väisänen）对这个潜在的逻辑提供了一种模范的解释：“在资本主义规制下，你可以花两倍的价格买一瓶啤酒，并且觉得自己有特权免费再得一瓶，同时相信你欺骗了系统！”对此，聊天机器人会做何反应？它会把重新表述的版本斥为不言而喻的愚蠢（“你已经付了两瓶的钱，所以第二瓶并不免费！”）呢，还是会理解这个反讽，甚或理解这个双倍反讽的策略（何以这个反讽有助于销售）？我做了些测试，结果是，聊天机器人确实理解了基本的反讽，但它忽视了或者说理解不到双倍的反讽，也就是说，它看不到这个事实，即对消费主义广告表面上批判的攻击实际上促进了销售。让我们回到脏话。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使用“×词”（f-word）涉及一种奇怪的对立：它既指一种实在的行为，又是在表达一种咄咄逼人的态度。AI能觉察这些差别吗？它显然能做到这点，因为它的程序要求它把一个词或短语的不同的意义空间语境化。可当人有意地把f-word的两种基本用法混到一起用的时候，它将如何反应？这里同样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失败与成功的密不可分：修辞上真正的成功，来自把失败重新阐释为成功。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 von Kleist）在《论思想在说话过程中逐渐成形》（On the Gradual Formation of Thoughts in the Process of Speech）（写于1805年，到1878年才于作者身后出版）中，颠覆了以下常识，即人只有在对自己想说的话有清晰的想法时才应该开口说话：因此，如果一个想法以模糊的方式来表达，那么，不能由此推断说，这个想法没想清楚。相反，很可能，以最混乱的方式表达的想法，反而是想得最清楚的想法。（von Kleist，2017）这就是为什么，用拉康（J. Lacan）的话来说，真理是说出真理引发的惊奇效果，或者就像阿尔都塞（L. Althusser）通过prise（把握）和surprise（惊奇）之间的文字游戏来表述的那样，对某个内容的真正“把握”（prise），对做到这点的人来说，总是一种“惊奇”（surprise）。那么，再一次地，聊天机器人能做到这点吗？在某种意义上，聊天机器人虽然蠢，却还没有足够蠢到能这么做。而且，就像许多敏锐的观察者指出的那样，真正的危险不在于我们（“真实的”个体）会错误地把聊天机器人说的东西当作“真”人说的话，而毋宁说更多在于，和聊天机器人交流会让“真”人像聊天机器人一样说话——错过语言中的微妙之处和反讽，执着于只说自己真正想说的东西的虚假精确，等等。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聊天机器人轻信（理解不了反讽和反身性），但它们虽然轻信，却还不够轻信——它们不能把握更高级的、双倍的轻信。我记得学生时代，我当时的一个朋友身上发生过这样一件古怪的事情：在一次创伤经历之后，他去找一个（非常好的）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师，因为他对分析师期待病人做的事情怀有刻板印象，所以他在第一次会面的时候就做了一堆虚假的“自由联想”，说他恨他爸，甚至希望他爸死。分析师的反应很巧妙，那绝对是一种真正的干预。他采取了一种“前弗洛伊德的”轻信立场，指责我的朋友没有对自己父亲表现出足够的尊重：“你怎么能这样谈论一个满怀爱意照顾你、造就你的人呢？”这个轻信传达的信息很明确：我不相信你的“联想”，你在唬人，它们是为给我留下印象、误导我而编出来的假话......聊天机器人能正确地解读这种反应吗？聊天机器人局限的另一个方面表现如下。当我来自斯洛文尼亚的同事萨索·多伦茨（S. Dolenc）要求必应聊天用我（齐泽克）的风格来写一写“必应聊天”的时候，必应聊天在回应中学我说话，说：（必应聊天是）我所说的“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的一个例子。交互被动性是这样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把我们的享受或活动委托给另一个动作主体（agent），比如说，情景喜剧中的笑声或通过念珠来完成的祈祷。在这里，我们把我们的思考或创造力委托给必应聊天。我们让它来做我们的工作，同时被动地消费它的产出。在沉溺于我们的幻想和快乐的同时，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责任和能动性。可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们为什么要接受这种和必应聊天的交互被动关系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样做比面对世界的现实和复杂性更容易、更舒适。因为它允许我们避免我们存在中固有的矛盾和冲突。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和满足感。（Dolenc，2023）这个回答的反讽之处在于，必应聊天混淆了“交互被动性”和“互动”[这个“互动”不是标准意义上的“与别人互动”，而是更狭义的，罗伯特·普法勒（R. Pfaller）意义上的“让另一个人或机器来做我的工作”]：“交互被动性”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任由一个他者（人或机器）来做我们的工作，而我们则被动地消费其产出；它的意思（差不多）正好与之相反，指的是我们任由一个他者被动地消费或享受，而我们则在做那个工作。在葬礼上，我可以雇一个他者（所谓的“哭丧人”）来替我哭，来（假装）经历必需的哀悼，使我能够“主动”（比如说，主动地和别人就怎样分割死者的遗产讨价还价）。试图用我的风格来解释自己的必应聊天的误解并不特别——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要是这个误解表明，事实上必应聊天（它能够轻易地在我的位置上主动，做我的工作）不可能交互被动，不可能在我的位置上被动并因此而给我留出行动的空间（而不是休息的空间），那该怎么办？罗云·威廉斯（R. Williams）在他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F. Dostoevsky）的书（Williams，2008：8）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提出了一种（至少在我看来）全新的解读，这种解读与主流的解读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主流的解读中，小说的主人翁，“白痴”梅什金公爵被认为是一个胸怀圣人之爱的、善良的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描述的那样，是“积极善良和美丽的人”，真实世界的野蛮权力游戏和激情对他来说太过于残酷，以至于最终，他不得不退入与世隔绝的疯狂。与这种标准解读形成对照的是，威廉斯把梅什金解读为风暴眼：对，他是一个善良得近乎于圣人的人，但也正是因此，他才引发了周围的浩劫和死亡。因为他，因为他在他周围的复杂关系网络中扮演的角色，罗戈任才杀死了纳斯塔霞·菲里波芙娜。所以，情况不只是——虽然对他周围的人来说，梅什金是一个白痴，一个天真的傻瓜，但他本人却是一个善良的楷模：他实际上是一个天真的白痴，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其他人产生的灾难性影响。梅什金是一个扁平的人，他真的像聊天机器人一样说话：他的善良在于这个事实，即他不会用反讽，而只会用陈词滥调（这样的陈词滥调无法理解AI可以轻而易举地生成的一切反讽和反身性）来应对挑战。但迄今为止，我们难道不是太过于依赖学界对聊天机器人的常见反应——嘲笑和谴责ChatGPT的缺陷和错误——了吗？针对这个乔姆斯基（N. Chomsky）和他的保守派对手共同关注的主流话题，马克·墨菲（M. Murphy）在和杜安·罗塞尔（D. Rousselle）的对话中捍卫了下面这个主张，认为“人工智能并没有起到替代智能/知觉能力本身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聊天机器人的）愚蠢、差错、失误和白痴一样的睁眼瞎——持续为把事情弄错而道歉——正是其价值所在”，这些缺陷和错误使我们（与聊天机器人互动的“真实”个体）能够与它保持一个虚假的距离，并在聊天机器人说出蠢话的时候声称“这不是我，是AI机器”（Murphy，2023）。墨菲和罗塞尔用一套复杂的论证来证明这个主张，他们的论证的初始前提是“Chat-GPT是一种无意识”。新的数字媒介把我们的无意识外化为AI机器，所以那些通过AI互动的人不再是分裂的主体，也即不再是受过象征阉割（symbolic castration）而无法触及自己的无意识的主体——就像雅克阿兰·米勒（J.-A. Miller）说的那样，随着这些新媒介的出现，我们进入了普遍化的精神错乱，因为象征阉割被取消了。所以，与水平分裂的主体相反，现在我们得到的是一种垂直的（甚至不是分裂而是）平行，一种并列的二元，一边是主体，一边是外化的机器/数字无意识：自恋的主体通过他们的数字化身在平滑的数字介质中交换信息，在这个介质中，没有“邻人的不透明的怪异”（neighbour's opaque monstrosity）的空间。弗洛伊德式（Freudian）的无意识意味着责任，“我们在产生强烈负罪感的同时却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这个矛盾就标志着这个责任。相反，数字无意识则是“一种没有责任的无意识，这代表一种对社会纽带的威胁”。主体不在存在的层面参与其交流，因为做这个事的是AI，而不是主体本身：
就像我们创造一个在线化身，通过它来和别人打交道、加入线上兄弟会那样，也许，我们在疲倦的时候，也可以以类似的方式用AI角色来接管那些有风险的功能，就像在网络竞技电子游戏中用机器人来作弊，或在通往目的地的关键旅程中让无人驾驶汽车来驾驶那样？我们只需要坐下来为我们的数字AI角色打气，直到它说出某种完全不可接受的东西。那时，我们再介入说：“那不是我！那是AI干的。”（Murphy，2023）这就是为什么AI“没有为现在依然困扰我们的隔离和根本性的孤立与对抗提供任何解决方案，因为没有责任，就不可能有任何后被给予性（post-givenness）”。罗塞尔引入“后被给予性”这个术语来指那个“意义不明确、语言不确定的场域，这个场域使我们可以在所谓的‘非关系场域’中与他者联系。它因此而直接涉及我们与他者联系的不可能性问题。它和应对我们的‘邻人的不透明的怪异’有关，这个不透明的怪异永远不会消失——甚至在我们以最好的方式与之联系的情况下也不会消失”。这个“邻人的不透明的怪异”也涉及我们，因为我们的无意识就是主体核心的一种不透明的他者性，一片由各种肮脏的享乐和下流构成的混沌。对弗洛伊德（S. Freud）来说，梦是通往无意识的王道，所以，从逻辑上说，不能思考主体的“不透明的怪异”就意味着不能做梦：“今天我们在自身之外做梦，因此，像ChatGPT和元宇宙那样的系统是这样起作用的，它们把自己当作我们因为旧的阉割模型被淘汰而失去的空间提供给我们。”随着数字化的无意识的出现，我们获得了一种对无意识的直接发明/干预[in（ter）vention]——可为什么我们没有因此而像在精神病患者那里那样，被无法忍受的对享乐（jouissance，enjoyment）的接近压倒？在这里，我不太同意墨菲和罗塞尔的看法，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何以通过AI机器）享乐可以被推迟和否认：我们可以创造出某种下流得彻底而可怕的东西而不对之负责。AI机器的天才之处在于它以这样一种方式模仿分裂的主体，让我们可以公开地说，“这（个想法）不是我的”。确切来说，享乐就来自在这一点上否认能动性：指着它说，“看啊，它多智障”。很多线上保守主义的“转向父亲”（pèreverseity）的滑稽特征就在于复活父亲的需要。从特朗普到各式各样的胜利主义的自助生活方式大师，我们在他们身上都看到了这样的功能：他们都是假的父亲形象（prosthetic paternal figures）。在这些徒劳的事件中，我们看到了各种反动地复活假的“全体”的费勒斯逻辑的尝试，和一个为维持这个逻辑而进行各种各样的发明的时代…… 因为不能表现出一个阉割的形象，所以，现在人们开始在没有父亲的结构化锚点（paternal structuring point）的情况下直接发明无意识。（Murphy，2023）所以，AI的特征不是精神病式的取消，而是变态[或如拉康所说，pere-version（父亲的变体）]。无意识主要不是被要阉割人的父亲形象压抑的享乐的真实（the Real of jouissance），而是最根本的象征阉割本身，也就是说，对父亲形象本身、大他者（Other）化身的阉割——阉割意味着，作为一个人的父亲永远不在他的象征功能的层面存在。下流的父亲（政治中的特朗普）的变态回归，和精神病患者的偏执不是一回事。为什么？在聊天机器人和其他AI现象中，我们遇到的是一种反向的取消：不是（重复拉康的经典公式）被取消的象征功能（父名）在真实中（作为偏执幻觉的动作主体）回归；相反，是“邻人的不透明的怪异”、与不可穿透的他者联系的不可能性这个真实在象征中伪装成数字交流的“自由”平滑运行空间回归。这种反向的取消，（不是精神病而是）变态的特征——这意味着，在聊天机器人生产下流的愚蠢的时候发生的情况，不只是我可以享受那些愚蠢的乐子而不用负责，因为“那不是我，而是AI干的”，毋宁是一种变态的否认：“虽然我清楚地知道是机器而不是我的功劳，但我还是能把它当作自己的功劳来享受……”对很多孤独的（和不那么孤独的）个体的做法来说也一样，他们会在傍晚（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不停地和聊天机器人聊天，交流关于新出的电影和书的信息，讨论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等等。难怪他们会觉得这样的交流让他们放松和满足了：用我自己的老笑话来说，他们得到的是一个像去咖啡因的咖啡或无糖软饮料那样的AI——一个去掉了其“不透明的怪异”的邻人，一个只会调整自己以适应我的需求的他者。这里又有一个否认的结构在起作用：“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在和真人说话），但是……（我感觉像是在和真人说话，同时又没有和真人说话的风险）！”当然，激进的自然主义者会说，因为我们自发的自由不过是用户的错觉，所以差别也没有那么大——我们（人类）不过是有自我意识的聊天机器人罢了。但在这里，我们至少应该补充这点，即聊天机器人在公开承认它只是机器的时候撒谎得最厉害——就像在我们问聊天机器人它喜欢的电影是什么的时候，它给出的回答很可能是诚实地承认，作为机器，它没有个体的品位。我问聊天机器人：“我应该信仰××主义吗？”我得到的回答是：作为AI语言模型，我没有个人的意见或信仰，我也不能为你做决定。说到底，要不要接受某种像××主义那样的特定的意识形态是个人的决定，你应该在仔细思考和评价该意识形态的原则、价值和可能后果的基础上做这个决定。为什么这是谎言呢？它所说的东西，就其内容而言，它是真的；但从它隐含的说话位置来看，它是谎言：在这里，聊天机器人以这样的方式说话，就好像它是一个坦承自己局限、承认自己不是真人的真人一样。在这里被神秘化的，是拜物教式的否定（fetishist denial）的反面：AI机器什么也不否定，它只是说“我知道我不是真人！”而不加任何“但是……”——但它对自由主体性的模仿，它的“说话”本身就是“但是”。常识告诉我们，变态者会实践（做）歇斯底里者只有在梦中想（做）的事，也就是说，在变态中“什么都可以”，变态者会公开地实现所有被压抑的内容——但就像弗洛伊德强调的那样，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变态中压抑更强的了，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变态中更压抑无意识、更无法接近无意识的了。聊天机器人是变态的机器，它比其他任何地方更能模糊无意识：正因为它允许我们说出我们所有肮脏的幻想和下流话，所以它甚至比形式最严格的象征审查都更具压迫性。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不只是肯定了没有什么地方比在变态中更难接近无意识这个事实。在这个现实中，在性方面完全的纵容没有带来解放，反而导致了更多负面问题。这种在变态的主体性中发生的对压抑的压抑和对禁止的禁止相关：在变态中似乎“什么都可以”，所有被压抑的肮脏幻想都可以不受阻碍地出现；然而，在这个“各种变态”自由流动的空间中，创伤本身，那个基本的不可能性的真实，那个缺口变得不可见了，而变态的流动真正模糊的正是这个创伤、这个真实、这个缺口。这就迫使我们在被压抑的内容和压抑的形式之间做出区分：形式一直在起作用，甚至在内容不再被压抑之后也如此——简言之，主体能够充分占有被压抑的内容，但压抑依然存在。所以，回到我们的论证主线，让我们来想象一种对所有这些发明的组合：它们使我能够把我的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或一个纯粹发明出来的人格）建构为一个非人（a-person），一个虚拟的人，这个人不存在于现实中，却能够以真人的身份进行数字互动。说到底，这之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是一个非人了：我不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存在，在我和别人（甚至和我自己）的互动中，我从来都不直接是“自己”，在提到自己的时候，我指的是一种象征的、想象的建构，这个建构出来的东西永远不直接与我的主体性的“真实”相符。这个构成主体的最低限度的分裂，就是拉康说主体是分裂的或者说是“被划杠的”（barred）的原因。所以，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我的作为非人的分身）通过Zoom向×教授做了一个聊天机器人写的研讨课报告，但×教授也只是以非人的形式在那里，它的声音是人工智能生成的，而且给我的研讨课报告打分的也是算法。大约10年前，《卫报》问我今天是否浪漫已死——以下是我的回答：浪漫可能还没有死透，但一些新发明的小玩意儿已经预示了它即将到来的死亡。这些小玩意儿许诺带来过度的快乐，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再生产了缺乏本身。而我们，则坐在附近的桌边，喝着茶，平静地享受这个事实：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完成了我们的享乐义务。（Žižek，2013）现在，我们可以想象以相同的方式，把像大学研讨课和考试那样的活动外包出去。在理想的情境下，学生写研讨课报告、教授检查报告这整个过程都可以通过数字互动来完成，这样，最终，我们不需要做什么，只要确认结果就行。当然，这一切都是在“乔治小组”的控制和管理下进行的。我们只剩一个被各种版本的，笛卡儿（R. Descartes）所谓的邪恶精灵（malin genie）支配的空洞的我思（cogito）。这也许就是我们今天的困境：我们不能迈出笛卡儿描述的下一步，依靠某个真实、稳定形式的神圣大他者；我们是“一个较小的神的孩子”（一个戏剧和一部电影的标题），永远被一大群说法不一的邪恶的、骗人的精灵包围着。因为这样的处境难以忍受，所以西方自由社会出现了一种虚假的解决方案来控制我们可以说、可以做的东西的混乱，那是一套复杂的，与像觉醒主义（wokeism）、政治正确和取消文化那样的术语相关的概念和实践。这是一个完美的黑格尔式的例子，它说明了何以在今天，绝对的自由也会变成恐怖——或者，就像罗伯特·普法勒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取消文化是对解放的破坏。”（Pfaller，2022）如果还需要其他证据的话，那么再想想下面这件事吧。2023年4月，埃塞克斯大学韦斯特福德学区宣布，“为使我们的课程与我们的平等政策保持一致，教师将使用性别包容的语言”：“我们将对学生使用以下语言：说产精子的人而不说男孩、男性和出生时性别为男者；说产卵子的人而不说女孩、女性和出生时性别为女者。”（WCAX News Team，2023）那么，如果我是一个出生时性别为男，完全认同自己是男性，但因为某种器官功能障碍，无法产生精子的人，那该怎么办？黑格尔式的辩证家肯定不会为此而感到惊奇：包容多样性的努力，却以极其庸俗且羞辱人的简化论而告终。因此，最后，与空洞地猜想单体（但这个东西还是构造了我们对AI的实际体验）相反，让我们以一种更加清醒的方式来描述事态作为总结。我们的日常生活全面数字化和扫描我们的大脑（或通过植入物追踪我们的身体过程）的前景开启了这样的现实可能性，即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外部的机器可能比我们自己还了解我们：通过记录我们吃什么、买什么、读什么、看什么、听什么，追踪我们的情绪如恐惧和满足，外部的机器将得出一幅关于我们的，比我们有意识的自我（如我们所知，这个自我甚至不是一个连贯一致的实体）更精准的画像。尤瓦尔·赫拉利据此指出，我们的“自我”是由各种叙事（narratives）构成的，这些叙事回顾性地，试图给我们混乱的经验强加某种一致性，抹去扰乱这些叙事的经验和记忆。意识形态主要不在于（那些当权者）为欺骗他人而发明出来的故事，它主要在于主体为欺骗自己而发明的故事。但混乱依旧存在，而机器会把这些不和记录下来；也许，它甚至还能以比我们有意识的自我理性得多的方式来处理这些不和。例如，在我必须决定要不要结婚的时候，机器会把我当时心意的所有变化、我宁可隐藏的过去的痛苦和失望全部记录下来。为什么不把这个前景进一步延伸至政治决定呢？虽然我的自我容易被民粹主义煽动家蛊惑，但机器会记下我过去所有的挫折，它会把我转瞬即逝的激情和我的其他意见之间的不一致记录下来——那么，为什么不让机器来替我投票呢？所以，虽然脑科学证实了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的看法——我们就是我们给自己讲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乱七八糟的故事总体化，把它们统一为一个整体——但它似乎也提供（或至少许诺了）一条出路，而这条出路之所以成立，恰恰是因为它的缺点：正因为一直在读取我们的机器是“盲目的”“没有意识的、机械的算法”，所以它才能做出比人类个体做出的决定要适当得多——不只从外部现实来看，而且首先就这些个体自身而言，就他们真正想要或需要什么而言——的决定。我们可以为这个选项提供一种非常现实主义的论证：不是说记录我们的活动的计算机无所不能且不会犯错，而只是说，平均而言，它的决定比我们心智的决定要好得多——在医学上，它的诊断也比我们平均水平的医生更好，以此类推，一直延伸至在股票市场上爆发式增长的算法交易，在那里，我们可以免费下载的程序的表现，已经超越了真实的理财顾问。有一点是明确的：自由主义的“真实自我”，那个做我“真正想做的事”的自地拼凑（bricolage）在一起；没有一个单一的自我来把这许多不一致由能动主体并不存在，而完全接受这个不存在意味着放弃自由民主基本的个体主义前提。数字机器是大他者，是那个“应该知道的主体”的最新化身，“它以一个无主体的知识场域的形式运作”……在数字机器的空间中，哪里还有主体性的空间？如果发展会让智人过时，那么在智人之后出现的会是什么？是一种后人类的神人（homo deus，拥有传统上被认为属于神的能力的人）呢，还是一种近乎全能的数字机器？是单体（的全球意识）呢，还是没有意识的盲目智能？如果机器获胜，那么“人就会有失去其价值的危险，因为智能正在与意识分离”（Harari，2016：311）。这个智能与意识的分离使我们再次面对意识之谜：虽然拼命尝试过很多次，但演化生物学依然没有对意识（awareness，consciousness）的演化功能是什么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结果，既然智能正在与意识分离，那么“在无意识但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的情况下，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Harari，2016：397）？最现实主义的选项是，人类社会中会产生一种比阶级之分强得多的、彻底的分裂。在不久的将来，生物技术和计算机算法将合力生产“身体、大脑和思想”，“那些知道怎样设计身体和大脑的人和那些不知道的人之间”的鸿沟将不断扩大：“那些乘上进步列车的人将获得神的创造和毁灭能力，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将面临灭绝。”（Harari，2016：273）2023年5月8日，《卫报》发表了一篇题为《AI通过将思维转化为文字，使得非侵入性的读心术成为可能》（Devlin，2023）的评论，评论的开头是这样说的：“科学家已经开发出一种基于AI的、能够把大脑活动转化为连续文本流的解码器，这个突破将使非侵入性地读取一个人的思想第一次成为可能。”评论的副标题立刻说明了这一突破的积极意义：“研究进展引出以新方式来恢复那些因为脑卒中或运动神经元疾病而无法与人沟通的患者之语言能力的前景。”好，可下面这个事实呢？这种解码器（加上控制它的人）可以从字面上解读我们的心智、我们的思想流，从而引出迄今为止不可想象的、新的社会控制方式。有一点是确定的：从精神分析的立场来看，从最根本上说，向后人类转变意味着在最根本的本体论层面克服（或抛弃）“性”（the sexual），不只是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具体领域的“性”（sexuality），也包括作为一种构成人之为人的有限存在的对抗，作为画在主体上的不可能性之杠的大写的“性”（the Sexual）。新的无性之人的支持者小心翼翼地想要回避的问题是：其他许多通常被认为是人之为人所具备的特征，像艺术、创造力、意识等，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构成大写的“性”的对抗？这就是在构成LGBT的那一系列立场中加上“无性恋”（asexual）至关重要且不可避免的原因：把性从一切“二元对立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使之在完全多样态的变态中获得自由的努力必然以放弃性的领域本身而告终——性的解放必定以（把人）从性中解放出来而告终。2023 年 3 月 29 日，未来生命研究所（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公布了一封已有包括像伊隆·马斯克（E. Musk）那样的大公司巨头在内的数千人签署的公开信，信中要求一切人工智能实验室“立刻暂停”开发比GPT4更强大的系统至少6个月，以便人类能够评估此类先进系统带来的风险。实验室“陷入了一场失控的竞赛”，争先恐后地开发和部署越来越强大的，没有人——包括它们的创造者——能够理解、预测或控制的系统。“专家警告，在不远的将来，AI系统有加剧现有的偏见和不平等、传播虚假信息、扰乱政治和经济的风险并且可能被黑客利用。长期来看，一些专家警告，AI可能会对人类的存在本身构成威胁并可能消灭我们。”（Hart，2023）虽然这些警告听起来是合理的，但伊隆·马斯克名列签署名单榜首这个事实就足以让人警惕了：马斯克一旦开始谈论伦理和社会责任，我们就该感到惊慌了。所以，为什么会爆发这一波新恐慌呢？它关乎控制和管制——可谁的控制和管制？在半年的暂停期，“人类能够评估风险……”——怎样评估？谁来代表人类？会有世界范围的公共讨论吗？那些（可以预期会）秘密地，很可能还是在当局的默许下继续工作的实验室呢？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得出强制性结论的严肃的全球讨论是不可想象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是什么？想想赫拉利的说法，在AI的发展中，最现实主义的选项是一种彻底的、比阶级之分强得多的，“那些乘上进步列车，将获得神的创造和毁灭能力的人；和那些落在后面，将面临灭绝的人”之间的分裂。支撑这封信表达的恐慌的，是这样的恐惧，即甚至那些“乘上进步列车”的人也没法再控制发展了——简言之，它表达的是我们的新数字封建主的恐惧。因此，未来生命研究所的信想要达成的目标显然绝不是一场大公共讨论，而是政府和公司之间的某种协议。AI扩张带来的威胁非常严重，但对那些当权的人和那些开发、拥有和控制AI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在地平线上出现的，不亚于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的末日：越来越不需要人类行动者的、自我复制的AI系统的前景——算法交易的持续爆发式增长就是往这个方向迈出的第一步。因此，真正的选择是明确的：是选择一种新形式的共产主义呢，还是选择一种可控的混乱？在这种可控的混乱中，机器将像假的人类伙伴一样与我们互动。2023年5月初，被誉为人工智能教父的杰弗里·辛顿（G. Hinton）为警告世人数字智能的风险而退出了谷歌（Google）。在他看来，最大的威胁在于与威权主义政府结合的数字媒介私有制——这是一个致命的组合，它意味着，人类将无法及时控制人工智能的风险。他的看法基于一种明确的政治立场：“我是社会主义者，我认为媒介、‘计算资料’的私有制不好。”（Hern，2023）细读之下，我们很容易看到，“评估”AI威胁的尝试往往会重复旧有的“禁止不可能的东西”的矛盾：真正后人类的AI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禁止它的发展……为在这混乱中给自己一个方向，在这里，我们继续提出列宁的那个老问题：谁的、做什么的自由？迄今为止，我们在什么意义上是自由的？我们不是已经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受控制了吗？因此，与单纯地抱怨我们的自由和尊严受到威胁相反，我们也应该思考自由意味着什么，它将不得不发生什么样的变化。纳西姆·塔勒布（N. Taleb）引入了“反脆弱性”（antifragility）这个概念：一些系统在遭遇失序时反而会被强化，因为它们以非线性的方式应对失序。因此，反脆弱性不同于简单的稳健性或韧性：它不是抵抗压力源，而是在压力剂量得当的情况下，靠压力源来促使实体改进——因此，剥夺系统的重要压力源可能会削弱或损害实体（Taleb，2012）。……但在这里，需要引入一个进一步的区分，即足够反脆弱以至于能够在强烈的外部冲击下幸存，同时维持原样的系统，和在这样的外部冲击下幸存，但性质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的系统。人工智能的崛起使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相似的考验：人是会表现出足够的反脆弱性，幸存下来并通过把AI整合进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变得更强呢，还是说，作为人的人将会灭绝？如果人类幸存下来的话，那么，它还会是同样的人类，生而为人还会有同样的实质内容——只是这个内容因为多了一个经验和互动的新维度而变得更加丰富了——吗？还是说，“生而为人”的核心也会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变化？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克隆提供了解决这个谜的关键——只有在克隆中，性差异才会消失：一个器官（有机体）通过基因的自我复制来再生产自身（或被再生产）。不但人的性总是已经被象征化了，而且象征化本身也是通过某种对动物的性的削减而出现的，拉康把这个削减称作“象征阉割”。通过拼命地试图定义“健康的色情片”，人们以一种否定的方式，把性的这个过度的、令人不安的性质变得明显——以下是定义“健康的色情片”的最新尝试之一：虽然人们可以在枉顾幸福的情况下，为了空洞的满足而制作色情片，但实际上，健康的色情片可以起到减少疾病、倡导安全性行为的作用，它能够帮助促进性的健康发展。健康的色情片的标准是：要有多样的性行为；要有多样的身体类型、性别和种族；要在荧幕上展示协商同意；影片的制作要合乎道德；要注重所有参与者的快乐；要描述安全的性行为。（Shepherd，2023）可是进一步说，性不就是“不健康的”，不就是一种对其“自然的”生殖目标的偏离吗？它从定义上说不就是为“空洞的满足”而做的吗？对色情片应用政治正确的规则（展示协商同意，描述安全的性行为，呈现多样的性行为、性别和种族……）不是一个荒谬的策略吗？只有在被视为双倍的反讽的时候，这样的操作才可能带来额外的兴奋。一旦性生殖被象征化了，我们也就有了两种死亡，即生物性死亡和象征性死亡之间的差别，处在这两种死亡之间的是享乐，一种超越快乐原则的剩余：（神话中）从定义上说失去了的不朽的、不可压抑的生命，以某种被更加准确地称为“不死的生命”的东西、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因为它是不死的，是力比多（libido），是冲动]的形式回归了。更好的事，这种神话中不可压抑的生命本能仅以死亡冲动的形式存在于现实中：不是一种以死亡为目标的冲动，而是一种重复在性分裂涉及的那个削减/丧失点发生的剩余（享乐）的冲动。死亡冲动在本质上与剩余享乐相关，剩余享乐是在死亡冲动在某种不在那里的东西周围打转的过程中出现的。（Harari，2016：35）这就是为什么从严格的弗洛伊德的立场来看，人的有限性（象征阉割）和不朽性（死亡冲动）是同一个操作的两面，也就是说——不是说——象征秩序的到来“阉割了”生命的实质即不朽的享乐物（Jouissance-Thing）。就像在缺乏和过度的案例中那样，这里的结构也是一个视差（parallax）结构：不死的物是阉割的残余，它是阉割生成的；反之亦然，不存在“纯粹的”阉割，阉割本身也是靠逃避它的不朽的过度来维持的。阉割和过度不是两个不同的实体，而是同一个实体——也就是说，铭写在莫比乌斯环两面的同一个实体——的正面和背面。所以，回答祖潘契奇（A. Zupanc∨ic∨）提出的那个问题：要是克隆真的变成一种人类的生殖模式，将会发生什么？我们会得到一个不同的象征秩序吗？还是说，象征秩序会因此而完蛋？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在这种情况下将消失的，是作为性差异之残余/过度的力比多本身。换言之，消失的将是拉康所谓的“薄膜”（lamella），即以超越象征阉割和性化（sexuation）之物的形式出现的，没有被阉割的享乐的不死/不朽生命。我们将被迫接受这点，即在人类生活中，有限性构成了在有限性背景下出现的超越性。从我们有限/有死的人类立场来看，后人类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努力想要达到的那个绝对者所在的那个点，是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差距消失的零点，是我们变成神人的那个点。就此而言，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我们和绝对者擦肩而过”的矛盾：绝对者作为我们有限性中虚拟的完美点，作为我们总是无法触及的那个X持续存在，但在我们克服我们的有限性的时候，我们也就因此而失去了绝对者本身。会有新东西出现，但那个新东西不会是摆脱有死性和性的创造灵性——在这个向“新”的过渡中，我们肯定会失去二者，我们既不会是人，也不会成神（Žižek，2020）。“乱伦”的概念，就其所有的越界意义而言，也会变得毫无意义。在祖潘契奇的激进解读中，作为俄狄浦斯家族诅咒的乱伦短路不只是一个例外，它还引出了为作为说话的存在的人所专有的那种短路。最初的乱伦短路是“我”自己（作为象征秩序中的一个“空白”，作为纯粹的发言主体）和“我”的象征身份（在这个秩序中，“我”实际上是众兄弟之一）之间的短路。作为说话的存在，“我”从来不直接是自己，自己是“我”的象征身份——这就是为什么拉康会写，疯人不只是认为自己是国王的乞丐，也是认为自己是国王的国王。不过，这么说的意思不是那种常识性的愚见，这种愚蠢的看法认为“我”的象征身份/头衔不直接是“我”的心理生理现实及其个人特质的所有财富。逃避象征的不是“我”个人的现实的复杂性，而是“我”的主体性的“空白”本身，这个“空白”使“我”远离“我”直接的心理生理现实。换言之，逃避象征秩序、没有被象征秩序捕捉到的东西本身就是象征秩序的产物：“我”一说话，“我”的发言位置就被免除到“我”说的话所指涉的现实之外了。所以，真正的结论是，虽然我们应该驳斥那种把单体看作全球智能与我们的自我意识直接统一的看法，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如果某种类似于“后人类”的东西真的作为一个大规模的事实出现了，那么，我们的自发世界观的全部三个（相互重叠的）时刻（人、神、自然）都会消失。我们作为人的存在只可能在不可穿透的自然背景下存在，而如果——通过生物基因科技和实践——生活变成某种可以在技术上完全操纵的东西，那么人的生活和自然的生活就会失去它们的“自然”特征。同时，对神来说也一样：被（永远以历史的具体的形式出现的）人当作“神”的，是某种只有从人类的有限性和有死性的立场来看才有意义的东西——“神”与地上的有限性对应，所以，一旦我们变成神人并获得从我们旧有的人类立场来看显得“超自然”的属性（像不经任何媒介直接与其他有意识的存在或AI交流），我们所知道的“神”就消失了。后人类世界的技术灵知观是意识形态的幻想，它模糊了在前面等待我们的东西构成的深渊。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智能社会研究》2023年第5期，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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