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周报｜哈维谈新冠时代的反资本主义政治；游戏与瘟疫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编译、撰文｜季寺、卢南峰
上周，著名学者大卫·哈维在《雅各宾》发文，称北美、南美以及欧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没有做好面对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充分准备，使公众完全暴露于困境。
哈维写道，2020年1月26日，当他第一次读到关于中国流行冠状病毒的新闻时，立即想到了全球资本积累动态的后果。通过对经济模型的研究知道，资本流动的连续性受阻和破坏会导致货币贬值，而如果货币贬值变得广泛而深入，那将预示着危机的开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在2007年之后有效地拯救了全球资本主义，因此，对中国经济的任何打击都必将对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在哈维看来，现有的资本积累模式已经遇到了很多麻烦。抗议运动几乎发生在所有地方（从圣地亚哥到贝鲁特），其中许多都集中在以下事实上：主导的经济模式对民众而言效果不佳。这种新自由主义模式越来越依赖于虚拟资本，以及货币供应和债务创造的巨大扩张。目前已经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这些需求是为了实现资本能够生产的价值。那么，合法性低、健康上脆弱的主导经济模式，如何吸收大规模流行病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并幸存下去？答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破坏的持续时间和扩散时间，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贬值发生不是因为商品无法被出售，而是因为商品不能被及时出售。
长期以来，哈维一直拒绝将“自然”这个概念与文化、经济和日常生活隔离开来。资本改变了其自身再生产的环境条件，也带来意料之外的后果（例如气候变化）。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真正的自然灾害。病毒会随时变异，但是，突变是否威胁生命取决于人类的行为。
首先，有利的环境条件增加了发生剧烈突变的可能性。例如，在潮湿的亚热带地区集中的或难以管控的食物供应系统可能对此有所贡献。这种系统存在于许多地方，包括长江以南的中国和东南亚。其次，有利于通过宿主快速传播的条件之间差异很大。高密度人群似乎容易成为目标。众所周知，例如，麻疹仅在较大的城市人口中心肆虐，而在人口稀少的地区迅速消亡。人与人之间如何互动、移动、自律还是忘记洗手会影响疾病的传播方式。近年来的SARS、禽流感和猪流感似乎首先影响了中国或东南亚。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遭受了猪瘟的困扰，这导致了大规模的生猪屠宰和猪肉价格上涨。说这一切并不是要指控中国。在许多其他地方，病毒突变和扩散的环境风险也很高。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可能来自堪萨斯州，非洲可能滋生了艾滋病毒，并且肯定引发了西西尼罗河病毒和埃博拉病毒，而登革热在拉丁美洲流行。但是，病毒传播的经济影响和人口影响取决于霸权经济模型中预先存在的裂缝和漏洞。
对于COVID-19最初在武汉被发现，哈维并不感到意外（尽管它是否起源于武汉尚不清楚）。显然，给当地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并且考虑到这是一个重要的生产中心，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尽管不知道其规模）。最大的问题是传染和扩散将如何发生以及持续多长时间（直到找到疫苗）。较早的经验表明，日益全球化的缺点之一是阻止新疾病在国际上迅速传播是不可能的。人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几乎每个人都在旅行。潜在的人为传播网络是巨大而开放的。
当最初的新闻爆出时，全球股票市场立即下滑，但令人惊讶的是，随后一个月或更长时间，市场达到新高。这一消息似乎表明，除中国以外，其他任何地方的生意都很正常。人们似乎相信，将经历一次SARS的重演，尽管它具有很高的死亡率，并且在金融市场上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但事实证明疾病很快就会得到遏制，并且对全球的影响很小。当出现COVID-19时，主要的反应是将其描述为SARS的重复，从而使恐慌变得多余。在中国爆发的病毒和那里采取的行动，还导致世界其他地区错误地将这一问题视为“在那儿”发生的事情，因此视而不见（与此同时某些地方出现了令人反感的反华仇外迹象）。
然而，通过武汉的全球生产链中断的故事开始流传。这些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或者被视为特定产品线或公司（如苹果）的问题。货币贬值是局部的和特殊的，不是系统的。消费者需求下降的迹象也被最小化，即使像麦当劳和星巴克这样在中国市场有大量业务的公司不得不暂时关闭当地业务。农历新年与病毒爆发的重叠掩盖了整个一月份的影响。对此的自满情绪是严重错位的。
2020年戴口罩的行人经过意大利罗马圆形竞技场。
最初，新冠病毒在国际上传播的消息是偶然的、偶发性的，当时疫情在韩国和伊朗等其他一些热点地区已爆发。是意大利的疫情爆发引发了第一次暴力反应，2月中旬开始了股市崩盘，开始只是震荡，但到3月中旬，全球股市净贬值了近30％。
感染呈指数级上升，引发了一系列通常不连贯、有时甚至惊慌失措的反应。面对疾病和死亡的潜在上升趋势，特朗普总统模仿了克努特国王（King Canute，这个国王曾经到海边命令海潮不要上升）。让美联储面对病毒降低利率似乎很不可思议，即使人们意识到此举旨在缓解市场影响而不是阻止病毒传播。
公共当局和卫生保健系统几乎到处都人手不足。尽管先前有SARS和埃博拉的教训，北美、南美以及欧洲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使公众完全暴露于困境，并没有做好面对这种公共卫生危机的充分准备。在所谓的“文明”世界的许多地方，地方政府和区域/州当局始终构成此类公共卫生和安全紧急情况的防线，但受紧缩政策（为了给公司和富人减税和增加补贴）之害，地方上其实资金紧缺。
社团主义（Corporatist，指大型利益集团操控国家）的大型制药公司对传染性疾病（例如自1960年代以来广为人知的整个冠状病毒家族）的没回报的研究几乎没有兴趣。大制药公司很少投资在预防上。他们对投资于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准备没有兴趣。他们喜欢设计治疗方案。人们越病，他们赚的越多。预防不会增加股东价值。应用于公共卫生服务的商业模式消除了紧急情况下所需的剩余应对能力。特朗普总统削减了疾病控制中心的预算，并本着削减所有研究经费的精神解散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流行病工作组。哈维说，如果要对此进行拟人化和隐喻化，可以说COVID-19是大自然的复仇，是大自然对暴力和无节制的新自由主义的榨取主义（extractivism）进行了40多年粗暴虐待的报复。
2020年3月13日，特朗普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讲话，正式宣布“国家紧急状态”。
现在，全世界的经济影响都在急剧失控，破坏比原先所认为的更具系统性和实质性。长期影响可能是缩短供应链或使供应链多样化，同时转向劳动密集程度较低的生产形式（会对就业产生重大影响），并更多地依赖人工智能生产系统。生产链的中断需要裁员或暂时解雇工人，这会减少最终需求，而对原材料的需求会减少生产性消费。这些对需求方一侧的影响本身至少会造成轻微的衰退。
但是最大的脆弱性存在于其他地方。2007 、2008年以后爆发的消费主义模式坠落了，带来一系列毁灭性后果。这些模式是基于将消费的周转时间尽可能减少为零。这种形式的消费主义投资泛滥。国际旅游业具有象征意义。在2010年至2018年期间，国际访问量从8亿增加到14亿。这种即时消费主义需要在机场和航空公司、酒店和饭店、主题公园和文化活动等方面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现在航空公司濒临破产，旅馆空空荡荡，酒店业的大规模失业就在眼前。外出吃饭不是一个好主意，许多地方的餐馆和酒吧已经关闭。即使外卖也有风险。从事零工经济（gig economy）或其他形式不稳定工作的广大工人队伍被解雇，无法获得支持。文化节、足球和篮球比赛、音乐会、商务和专业会议，甚至选举前后的政治集会等活动均被取消。这些“基于事件”的体验消费主义形式已经被关闭。地方政府的收入显著下降。大学和学校正在关闭。足球和篮球比赛，音乐会，商业和职业大会，甚至选举前后的政治聚会都被取消。
2020年3月21日，英国超市被抢购一空。
但是当代的资本主义经济有70％甚至80％受消费主义驱动。在过去的四十年中，消费者的信心和情绪已成为调动有效需求的关键，而资本已变得越来越受需求驱动。之前这种经济能量的来源并没有受到剧烈的波动（有一些例外，例如冰岛的火山喷发使跨大西洋的飞行封锁了几周）。但是，COVID-19不仅造成剧烈波动，还造成最富裕国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消费主义形式核心的全面崩溃。无休止的资本积累的螺旋正在内部崩溃，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唯一可以挽救它的事情是政府出资激发了大众消费主义。例如，这将需要使美国的整个经济社会化，而不必称之为社会主义。有一个方便的神话，即传染病不承认阶级或其他社会障碍和界限。像许多这样的说法一样，这有一定的道理。在19世纪的霍乱流行中，阶级障碍的超越性十分显著，以至于催生了一直持续到今天的公共卫生和健康运动（已被专业化）。这个运动是为了保护所有人还是只是为了保护上流社会，并不总是很清楚。但是今天情况不同了。首先，负责照顾不断增加的病人的劳动力通常具有特定性别、种族、民族。
这种“新工人阶级”处于最前沿，要么最容易因工作而感染病毒，要么最容易因为没有资源被解雇。存在谁可以在家工作，谁不能在家工作的问题。这涉及到在接触或感染时谁负担得起隔离（带薪或不带薪）的问题，加剧了社会鸿沟。就像哈维把尼加拉瓜的地震（1973）和墨西哥城的地震（1995）称为“阶级震”一样，COVID-19也是表现出了阶级、性别和种族的所有特征的大规模流行病。虽然这被方便地掩盖在“我们都在一起”的言论中。美国的当代工人阶级（主要包括非裔、拉丁裔、受薪妇女）要么继续提供照料和日常用品供给（如保持杂货店开放），要么就是失业（没有任何福利）。受薪人员（像哈维一样）在家工作，并像从前一样领取薪水，而首席执行官则乘坐私人飞机和直升机四处飞行。长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劳动者都被社会化为表现良好的新自由主义主体（这意味着如果出了什么问题要怪自己或上帝，但从来不敢暗示资本主义可能是问题所在）。但是，即使是良好的新自由主义主体，也可以看到这种对大规模流行病的应对方式是有问题的。
最大的问题是：这将持续多长时间？可能会超过一年，而且持续时间越长，贬值就越多，包括劳动力贬值。在没有大规模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失业水平几乎肯定会上升到与1930年代相当的水平，而干预措施必将不利于新自由主义国家。对经济以及对社会日常生活的直接影响是多重的。但是它们并不全都是坏事。在某种程度上，当代的消费主义正在变得过度。这种过度消费的鲁莽性在环境恶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取消航班和彻底停止运输和迁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武汉的空气质量已大大改善，美国许多城市也是如此。生态旅游景点将有时间从踩踏中恢复过来。天鹅已经回到威尼斯的运河。在某种程度上抑制鲁莽和毫无意义的过度消费的嗜好，这是可能带来的长期利益。珠穆朗玛峰的死亡人数减少可能是一件好事。尽管没有人大声说出来，但该病毒的人口偏向可能最终影响年龄金字塔，对社会保障负担和“护理行业”的未来产生长期影响。日常生活将会放慢，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将是一件幸事。如果紧急情况持续的时间足够长，保持社交距离可以就会导致文化转变。几乎可以肯定会受益的唯一一种消费主义方式就是哈维所说的“Netflix”经济，它无论如何都可以迎合刷剧一族。
在经济方面，应对措施的依据是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大量外逃。当时这需要采取超宽松的货币政策，再加上对银行的救助，并辅以生产性消费的急剧增加，通过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大规模扩张。后者不能按要求的规模重复进行。2008年设立的救助计划的重点是银行，但也使通用汽车事实上国有化了。面对工人的不满和市场需求的崩溃，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正在关闭，至少暂时是在关闭，这一点也许很重要。
如果中国不能重新扮演其2007-2008年的角色，那么摆脱当前经济危机的重担将转移到美国，这就是最终的讽刺：在经济和政治上唯一可行的政策要比伯尼·桑德斯可能提出的任何建议更社会主义，这些救援计划都必须在唐纳德·特朗普的主持下启动，很有可能是在“使美国再次伟大”的面具下。
电子游戏与瘟疫
2005年，一场因设计漏洞引发的虚拟瘟疫肆虐网络游戏《魔兽世界》，影响了400万魔兽玩家，瘫痪了正常的游戏进程。
这场瘟疫起源于游戏开发商暴雪娱乐在当年9月发布的副本“祖尔格拉布”（Zul'Gurub），这一副本的BOSS“哈卡”会随机向玩家施放名为“堕落之血”的技能，被击中的玩家每隔几秒会受到生命值伤害，附近玩家也会随之被感染，低级别玩家会在几秒内被杀死，高级别玩家可通过治疗手段维系角色生命。玩家原本并不能将这一技能效果带出副本，但开发商的游戏设计忽略了陪伴玩家作战的宠物，这一技能效果被宠物带出副本，并感染了生命值极高的NPC（非玩家角色）。这些NPC成为持续的感染源，加之被感染玩家的远程传送技能，将一场“黑死病”传遍游戏世界。
根据维基百科资料，“玩家们对瘟疫的反应各不相同，但与现实疫情有不少相似之处。一些拥有治疗技能的玩家志愿提供帮助，一些缺乏技能的低等级玩家引导别人离开疫区，一些玩家逃亡到没有瘟疫的地方，也有一些玩家故意传播瘟疫。暴雪娱乐尝试采用隔离措施限制瘟疫，但未能成功。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被抛弃，玩家们纷纷到乡村地带避难，城市街道上一度布满因为瘟疫死亡的尸体。”
因为与现实世界中流行性疾病的相似性，“堕落之血事件”受到国际性的新闻关注，进而引起流行病学家的兴趣。
2007年3月，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流行病学家兰·D·巴利瑟在《流行病学》杂志发表论文，描述了“堕落之血事件”与SARS和禽流感的传播相似之处。他表示，未来流行病学家可以和游戏管理者合作，在游戏中谨慎释放感染性病原体，研究疾病的传播方式和控制手段。巴利瑟还认为，较之《魔兽世界》，有几百万人在线聊天、工作、贸易、娱乐和社交的电脑游戏《第二人生》更接近现实世界，可以作为研究平台。《科学》杂志在当年5月的新闻栏目“随机样本”（Random samples）中报道了相关研究。报道还写道，国际疾病监测学会的研究委员会随后就这一论文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哈佛大学疾病建模师约翰·布朗斯坦表示，网络游戏中的流行病涉及成千上万的真人决策，这“增加了一种在其他模拟中并不存在的真实性水平。”
同年，美国塔夫斯大学的艾瑞克·洛夫格伦和妮娜·费弗曼在《柳叶刀·传染病》上发表主题为“虚拟世界如何协助研究现实中的传染病”的论文。根据BBC新闻2007年8月21日的报道，妮娜·费弗曼表示，“堕落之血事件”为人类如何应对这类危机提供了重要线索。在游戏中，玩家对感染威胁的反应非常多样化，这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类似。人类行为对疾病传播有很大影响，虚拟世界为研究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目前流行病学家研究疾病动态的一个主要限制是只能进行观察性和回顾性研究，为了研究结果而在现实生活中释放一种传染病是不道德的。计算机模型允许在没有这些限制的虚拟群体上进行实验，但仍然依赖于用数学规则来模拟近似的人类行为。虚拟世界可能是弥补这一差距的一种方式。
宾夕法尼亚大学人口生物学和流行病学教授加里·史密斯同样表示：“很少有疾病传播的数学模型考虑到宿主的行为。”但是他也对虚拟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代表性持质疑态度。
近期COVID-19的肆虐将“堕落之血事件”重新拉回人们的视线。根据微信公号“游戏研究社”，《柳叶刀》论文的第一作者艾瑞克·洛夫格伦已经也从一个生物学本科生成长为资深的流行病学家，当前正致力于研究美国医疗体系如何应对COVID-19的流行。
同样因COVID-19再度火爆的电子游戏还有《瘟疫公司》（Plague Inc.）。这款经久不衰的游戏发布于2012年5月。这款游戏采取“反人类”的视角，玩家在游戏中通过制造病原体，并不断调整其特性，与人类医学和防疫措施作斗争，从而诱发世界范围内传染病疫情，直到消灭全人类。这款游戏经久不衰，取得巨大的商业成功，运营八年累计吸引1.3亿玩家，长期占据全球策略/模拟游戏榜首。
《瘟疫公司》游戏界面
根据腾讯游戏报道，2013年4月16日，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官网上发表了一篇针对该游戏制作人的专访文章，感谢其对疾控事业所做出的贡献：“《瘟疫公司》作为一种非传统宣传工具，确实可以提高公众对流行病学和疾病传播的认识，制作团队创造了一个关于公共卫生课题的引人注目的游戏世界。”
顺便一提，《瘟疫公司：进化版》在2019年12月推出了名为“假新闻”的扩展包，玩家可以像制造病毒一样造谣传谣，有计划地让谎言蒙蔽全世界，显然是讽刺当前“后真相”的全球媒介环境。
从今年1月21日开始，《瘟疫公司》就登上了中国区iOS游戏排行榜付费榜榜首。对此，《瘟疫公司》开发商、英国游戏工作室Ndemic Creations在1月23日发表声明称：“目前在中国爆发的冠状病毒非常令人担忧，并且我们也收到了许多来自于玩家和媒体的提问。《瘟疫公司》发售八年，每当疫情爆发时，随着人们寻求更多地了解疾病如何传播以及了解病毒爆发的复杂性，我们会发现游戏玩家有着明显的增加。我们特地把这款游戏设计成既真实又包含丰富的卫生安全知识，同时又不至于引起现实世界的恐慌。游戏得到了 CDC（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世界其它主要医疗组织的认可。但请记住，《瘟疫公司》只是一个游戏，不是一个科学模型。目前的冠状病毒疫情是个非常现实的情况，影响了许多人。我们始终建议玩家们直接从地方和全球卫生部门获取信息。”
另一款与疫情相关的电子游戏是2008年问世的“实验性科学游戏”《Foldit》，由华盛顿大学贝克实验室开发，游戏目的是借助全球玩家力量，寻找那些没被发现的蛋白质结构。
根据微信公号“手谈姬”介绍，“相比计算机的机械式运算，人脑独特的思维能力在推算蛋白质结构上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性，《Foldit》正是因此诞生的。”“在《Foldit》中，数十万专业、非专业的游戏玩家集结着自己的力量，致力于解决无休无止的蛋白质结构问题。”这款游戏也因此在2010年登上了《自然》杂志。随着疫情的全球肆虐，《Foldit》游戏中也引入了以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模型为基础设计的新谜题，呼吁玩家们参与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