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思想周报我们继续关注关于新冠病毒的社会性思考，以及韩国N号房间事件。《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新冠病毒与资本流通》（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一文提醒人们需要认识到许多类似COVID-19的病原体来源于资本生产的前沿，要反思病原体溢出、传播和全球资本流通的关系，并采取一种新的关系地理学的视角。《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新冠病毒对女权主义而言是灾难》（The Coronavirus Is a Disaster for Feminism）一文提醒读者，疫情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再生产领域，对男性与女性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N号房间带来的反思》则总结了国内舆论场从性别和技术视角对这一事件的批判性反思。
上周，Rob Wallace，Alex Liebman，Luis Fernando Chaves，Rodrick Wallace几位学者在《每月评论》杂志发文，提醒人们认识到许多类似COVID-19的病原体来源于资本生产的前沿，要反思病原体溢出、传播和全球资本流通的关系，并采取一种新的关系地理学的视角。生态健康领域很多有影响力的人做了一份全球地图（这些人部分是由高露洁和强生公司赞助的，这两家公司一直在推动农业综合企业主导的森林砍伐），基于历史上爆发的疫病，暗示可能会出现新病原体的地方。地图上的颜色越热，那里越有可能出现新的病原体。但是作者认为，这个团队的地图（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部分地区是红色的最热的地区）混淆了“绝对地理学”，错过了关键点。只看疫情爆发的地区，忽略了影响流行病学的全球经济参与者之间的关系。资本的利益支持土地开发，疾病在全球欠发达地区的爆发支持了让原住民及其所谓的“肮脏”文化习俗承担责任的观点。食用猎物和家庭墓葬是两种被责备的导致新病原体出现的习俗。而绘制一种“关系地理学”的地图会将全球资本的主要来源纽约、伦敦和香港变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三个热点。今天在全球范围内，人口从商品化的农村地区向城市贫民窟的大规模转移仍在发生，但值得关注的还有以农村为目的的（rural-destined）劳动以及农村城镇向郊区desakotas（city villages，在这些区地方，城市和农业形式的土地使用和定居并存并紧密混合在一起）或zwischenstadt（in-between cities，指存在于历史悠久的城市中心和开放的乡村之间的地带）的迅速转变。迈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研究了这些新近城市化的景观如何充当了本地市场和全球农产品流通的区域枢纽。一些这样的地区甚至已经成为“后农业的”。结果，作为病原体原始来源的森林疾病动态不再仅仅局限于腹地。相关的流行病学本身已经转变为关系的（relational），穿越了时间和空间。SARS从蝙蝠洞中逃出来，几天后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扩散到大城市的人类中。这种“野生”病毒部分地受到热带森林的复杂性控制，但是热带森林的生态系统由于资本主导的森林砍伐而急剧地减少，而在城郊发展又面对公共卫生和环境卫生的不足。许多野生动物中的病原体与其寄主物种一起消亡，但也有一部分开始在易感人群中传播。紧缩计划和不完善的法规常常使城市更容易受到感染。即使面对有效的疫苗，最终爆发的疫情也表现出具有更大的范围和动力学，更长的持续时间的特征。这些病原体曾经是当地的溢出（溢出指的是病原体从旧有种群库传染到新的宿主种群，比如从畜到人，至少有60％的新型人类病原体是通过从野生动物传播到当地人类社区而出现的），现在是通过全球旅行和贸易网络进行传播的流行病。在这种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埃博拉病毒、寨卡病毒、疟疾和黄热病等都已急剧转变为区域性威胁。它们突然从本地溢出（在偏远地区从野生动物传播到本地村民）发展为感染了成千上万的首都城市。在另一个生态学方向上，即使是通常和病害长期共存的野生动物，也正遭受反冲。它们的种群由于森林砍伐而支离破碎，新大陆猴（New World monkeys）已经和野生型黄热病接触了至少一百年，但它们的群体免疫力正在丧失，数十万猴子死去。
各种来源的病原体通过商品农业从最偏远的地方迁移到国际人口中心，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病原体会渗入到封闭的农业社群中。相关的供应链越长，森林砍伐的程度越大，进入食物链的人畜共患病病原体就越多样化（和外来）。来自人类活动领域的近期新兴的和重新出现的农场和食源性病原体包括非洲猪瘟、弯曲杆菌、隐孢子虫、环孢菌、埃博拉雷斯顿、大肠杆菌O157:H7型、口蹄疫、戊型肝炎、李斯特菌、尼帕病毒、Q热、沙门氏菌、弧菌、耶尔森菌，以及各种新型流感变种，包括H1N1（2009）、H1N2v、H3N2v、H5N1、H5N2、H5Nx、H6N1、H7N1、H7N3、H7N7、H7N9和H9N2.43。尽管是无意的，整个生产线都是围绕加速病原体毒力进化和随后传播的实践进行组织的。日益增长的遗传单一文化——食用动植物的基因组几乎相同——消除了免疫防火墙，这种防火墙在更多样化的种群中可以减慢传播速度。现在，病原体可以围绕常见的宿主免疫基因型快速进化。同时，拥挤的状况会降低免疫反应。较大的农场动物数量和工厂化农场的高密度有助于更大的传播和反复感染。高通量是任何工业生产的一部分，可在谷仓和农场和源源不断地提供更新的易感种群，从而消除了病原体限期进化的限制。将很多动物一起饲养会奖励那些能够最好地感染它们的菌株。将屠宰年龄降低（如鸡降低至六周），可能会选择能够在更强大的免疫系统中存活的病原体。延长活体动物贸易和出口的地理范围，增加了病原体交换的基因组片段的多样性，从而增加了病原体探索其进化可能性的速度。尽管病原体进化以所有这些方式向前发展，但是，即使是在行业本身的需求下，也几乎没有受到干预。这种趋势趋向于减少政府对农场和加工厂的检查，立法禁止政府的监督和激进分子的曝光，甚至立法禁止媒体报道致命爆发的细节。高盛收购了双汇投资发展有限公司60％的股份，该公司是中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的一部分，中国大型农业综合企业收购了总部位于美国的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 Foods），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猪生产商。高盛还以3亿美元的价格，获得了福建和湖南十个家禽养殖场的全盘所有权。它与德意志银行一起投资了高达3亿美元的生猪养殖。从特朗普的种族主义“中国病毒”到整个自由派，民族主义的指指点点掩盖了相互联系的全球国家和资本高层。的确，系统的管理者可以从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起的大流行中获利。2月中旬，五名美国参议员和二十名众议院议员卖出了数百万美元的个人持有股票，这些股票都来自在即将到来的大流行中可能受损的行业，尽管一些人还在公开宣布流行病不会带来那些威胁。这堪称残酷的抢劫。作者总结道，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疾病出现（emergence）的一般理论包含以下考虑：
-全球资本流动；-全球资本的部署破坏了区域环境的复杂性，后者可以致病性致病菌种群的增长；-不断扩大的城市郊区商品流通将这些新溢出的病原体从最深的腹地运送到区域城市；-不断增长的全球旅行（和牲畜贸易）网络，以创纪录的时间将病原体从上述城市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
-这些网络如何降低传播摩擦，为牲畜和人类中更大的病原体的进化提供更长的期限；-缺乏工业化牲畜的现场（on-site）繁殖，取消了自然选择作为提供实时（几乎免费）疾病保护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为了避免出现最糟糕的后果，去除异化，必须放弃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将人类重新带入地球的再生周期，并在资本以外的各种地方重新发现我们的个性化。将我们的生态与经济重新联系起来的想法不仅仅是乌托邦式的问题。必须保护森林的复杂性，避免使致命的病原体免于排队直接进入世界的旅行网络。必须重新引入了牲畜和农作物的多样性，并在一定规模上重新整合畜牧业，以防止病原体的毒力和地理范围猛增。要允许食用动物在现场繁殖，重新开始自然选择，使免疫进化实时跟踪病原体。总来的说，不能再把自然看作会被市场淘汰的另一个竞争对手，相反它是我们生存所需的一切。是的，传染病仍然是威胁，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我们最大的过早死亡来源。但是，鉴于目前流行的病原体的难对付程度，以及几乎每年都在发生的严重溢出，我们很可能在比百年休假（自1918年西班牙流感以来）更短的时间内面临另一场致命的大流行。作者问，我们能否从根本上调整我们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与这些感染休战？
Helen Lewis在《大西洋》发文提醒，大规模流行病对男性和女性造成的影响是不同的。当人们试图对社交疏远和在家工作感到高兴时，提到的例子是莎士比亚和牛顿在英格兰遭受瘟疫肆虐的时候做出了最杰出的工作，但是要注意到，他们俩都没有照顾孩子的责任。莎士比亚的大部分职业生涯都在伦敦的剧院里度过，瘟疫期间，他的妻子和两个成年女儿安全地住在沃里克郡的乡村。而牛顿从未结婚，没有孩子，大部分时间在剑桥大学，伙食和家务由大学提供。大流行会放大所有现有的不平等现象（即使政治家坚持认为，除了眼前的危机之外，现在不是谈论其他任何事情的时候）。在家里做白领工作比较容易；有薪水和福利的员工将得到更好的保护；与狭窄的公寓相比，在宽敞的房屋中进行自我隔离的工作量较小。但是冠状病毒最显着的作用之一就是将许多夫妇送回195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妇女的独立可能受到大规模流行病影响。由于大部分正常生活被暂停三个月或更长时间，因此失业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学校停课和家庭孤立使照顾儿童的工作从有偿经济（家庭、学校、保姆）转移到无偿经济。冠状病毒打破了发达世界上许多双职工夫妇的状态：我们俩都能工作，因为有人在照顾我们的孩子。取而代之的是，夫妻俩必须决定其中哪一个受到打击。研究2014年三个非洲国家的埃博拉危机，2015-6年的寨卡危机，以及最近爆发的SARS、猪流感和禽流感这些事件的学者发现，它们对性别平等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卫生政策研究者Julia Smith告诉《纽约时报》，在西非每个人的收入都受到埃博拉影响，但是男人的收入更快恢复到以前。还有学者称，这种流行病的扭曲效应可能持续数年。大规模流行病患者需要什么？照料。自我隔离的老年人需要什么？照料。孩子放学回家需要什么？照料。由于劳动力的现有结构，所有这些照料工作（无偿劳动）将更多地落在女性身上。不仅仅在于女性履行护理职责的社会规范，也出于实用的考虑：“谁的薪水更低？谁更有灵活性？”根据英国政府的数据，在职妇女中有40％从事非全日制工作，而男子只有13％。在异性恋关系中，女性更有可能成为收入较低的人，这意味着当出现混乱时，她们的工作被认为是次要的。这种特殊的干扰可能持续数月而不是数周。一些女性的收入将永远无法恢复。在当今的英国，四分之一的家庭由单亲父母掌管，其中90％以上是妇女。关闭学校将使她们的生活更加艰难。埃博拉疫情的其他教训还有，停课影响了女孩的生存机会，因为许多人辍学了。少女怀孕率的上升加剧了这一趋势。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上升。由于资源被转移到其他地方，更多的妇女死于分娩。在埃博拉危机期间前往西非的研究员Wenham说：“卫生系统存在扭曲，一切都在爆发。并非优先的事项被取消，这可能会影响产妇死亡率或获得避孕药具。” 在这方面，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统计数据令人震惊，黑人妇女的分娩死亡率是白人妇女的两倍。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最令人震惊的统计数据是，2013年至2016年爆发期间，死于产科并发症的妇女多于传染病本身。但是，这些死亡像现代经济赖以运转的照料劳动问题一样，缺乏人们的关注，人们更关注流行病直接引发的问题。Caroline Criado Perez 在她的《看不见的女性》一书中指出，在寨卡和埃博拉疫情爆发期间2900万篇论文被发表，但不到1％的人探讨了疫情爆发的性别影响。Wenham发现新冠病毒爆发以来没有性别分析的研究，她和两位合著者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此外还有家庭暴力问题。英国慈善机构妇女援助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人们担心社会隔离和自我隔离将被用作施暴者强迫和控制行为的工具，并将切断通往安全和支持的道路。”作者认为，冠状病毒危机将是全球性的、长期的，但是它也提供了机会。这可能是首次记录了男女性别差异并被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考虑的疫病爆发。长期以来，政客一直认为儿童照料和老人护理可以被私人公民（主要是女性）”吸收“，从而有效地为有偿经济提供了巨大的补贴。这次大规模流行病应该使人们看到这种扭曲的真实规模。“N号房事件”带来的反思
上周，韩国爆出集体性剥削案件“N号房事件”。“N号房”是2018年下半年开始在即时通讯软件Telegram上开设的多个虚拟色情聊天室。以赵周彬（代号“博士”）等为代表的犯罪者通过威胁、恐吓等手段向受害女性索要资料、照片、视频，在聊天室发布，部分受害者遭受性侵、性虐待的视频也被上传。据韩国媒体报道，74名受害女性中还包括16名未成年人。与骇人听闻的犯罪手法相对应的，是多达26万的会员人数，注册会员以比特币的形式支付会费进入房间。
事件在国内被报道后，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和争议，主要集中在韩国社会文化土壤、普遍存在的性别对立以及技术是否助长了犯罪等几个方面。就在对N号房此起彼伏的议论中，《新京报》3月28日发布了针对国内版“N号房”的调查报道，曝光了多家儿童色情网站，其中一家会员数达800多万人，另一家三四分钟就增加一个会员，由于服务器位于境外，网站涉事人员难以被找到，目前有关部门回应称已经开始组织核查。在这样的背景下，对“N号房事件”背后牵涉的诸多问题的探讨更具有了现实意义。微信公众号“橙雨伞”上周发布的“韩国‘N号房’事件：进入房间的26万人，都是杀人犯”一文中，引用了事件曝光后韩国女性在社交网络的一则发言：“韩国，好像是为了加害者而建立的国家”，其中所包含的对韩国社会的绝望不言而喻。该文指出，近年来韩国屡屡爆出性丑闻，从张紫妍自杀案到到具荷拉被性爱视频威胁自杀事件，“性别暴力就像海面下的冰山，看不见，却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按照韩国人口计算，“N号房”的26万会员意味着，大约100名男性中，就有一人参与了这一事件。同样是“橙雨伞”发布的“该谴责的，不仅是那26万人”一文中，作者洪虹斌还提到，仅2017年，韩国警方就接到了超过6000起投拍色情影片的报案，韩国记者走访首尔市内的公共洗手间，发现很多都被安装了隐藏的摄像头。2018年7月，有5.5万名女性走上街头参与游行抗议偷拍。与此同时，韩国司法体系传达出的信息却是法律无法保护受害者。本栏目昨日发布的“‘N号房事件’何以发生：韩国法律悖论下的赛博犯罪”一文中，作者戴桃疆指出，韩国刑法对性犯罪的处罚力度不足，间接放任了犯罪行为的发生。韩国法律一方面强调对儒家伦理和性道德的保护，另一方面又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既不承认卖淫合法，又拒绝判定其违法，“这种暧昧态度在社会性道德层面制造了一个界限模糊的缺口。”《人物》杂志日前发布的报道“N号房里的罪与伤”中的一个细节，可以作为司法不作为助长性犯罪的佐证：去年一名25岁的大学生第一次看到N号房后，冲击之下选择了报警，然而警察并未予以重视，此后该名大学生从举报者渐渐变成了观看者，最后变成了性剥削的主导者。除了性犯罪相关法律的宽松，在豆瓣账号“N记丧青”发布“韩国‘N号房’的性剥削和奴役是父权社会的共谋”一文中，作者薛秦还指出，直到12年前，韩国法律还明确捍卫父权的主宰，“其《户主制度》下，男性是法定的家长，是家庭的主宰，女性是附属。”男尊女卑的社会文化是滋生性别歧视与不公的土壤。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消费文化也是性剥削的合谋。在薛秦看来，“N号房”的施害者在聊天室进行情色贩卖牟取暴利，付费观众之所以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只是交了费用观看正当的成人内容”，体现的就是消费主义的主张，“只要付了钱，就有权享受商品。”
韩国民意认为26万名观看者同样是这起集体犯罪的共谋，民众向青瓦台情愿要求公开犯罪者信息和N号房注册人员名单。然而认为观看者无罪的男性不在少数，上面提到的认为自己支付了费用所以是受害者的韩国男性更是有意无视受害者遭到的胁迫，强词夺理地认为上传自己身体视频的女性才应该受到处罚。这类歪曲事实的言论背后，是舆论场上愈演愈烈的性别对立。侯虹斌在上述文章中将韩国社会广泛存在的对女性的性剥削总结为日本作家上野千鹤子所说的“男性同性社会的厌女症”。这种厌女症是男人因群体尊严而产生的盲目从众的厌女心理，这些男性为了获得对自己的性别认同，将女性客体化、他者化，“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性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对于N号房和其他性剥削案件的参与者而言，他们追求的并不是性本身，“而是通过共同的性虐待和性羞辱，得到男性之间的认同和赞赏。”她进一步举例称，去年11月反映普通韩国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不公的电影《82年的金智英》上映时，在韩国电影评分网站上，女性观众打出了9.45的超高分，而并未观看影片的男性网友却打出了1.7的低分。电影的主演和支持原著的女性甚至收到了死亡威胁。同月，韩国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20-30岁男性中，超过76%的人持“反女权主义”观点；另一项针对全国1000名不同年龄的的男性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60%的20-30岁青年认为，“性别平等是制造社会矛盾的来源。”侯虹斌由此认为，N号房的26万名会员其实是韩国男性的代表，而任何为之辩解的男性都是和他们站在同样立场的厌女者。与此同时，由于此次时间牵涉的人数之众可谓前所未闻，有观点表达了对于整体男性群体的恐惧，进而引发了对“男性污名”的讨论。微信公众号“书单”发布的“‘N号房’出现男性受害者：请声讨罪恶，而不是对立性别”一文就表达了这类担忧。作者“书单君”一方面表示理解“恐男”的女性，因为她们一直生活在随时可能被伤害的恐惧中，总是被教育通过自我保护避免被骚扰，另一方面也指出不应因此将炮火引向“所有的男性”。该文指出，“N号房事件”随后又爆出了19名男性受害者，其中18个是10多岁的儿童和青少年，“性剥削事件的本质，并不简单是两性问题，而是权力问题。”至于为什么网络上的男性比现实生活中的糟糕，书单君认为存在“沉默的螺旋”，在小部分男性发表不当言论的同时，大部分男性选择了沉默，而在犯罪事件中，保持沉默就是助长犯罪者的气焰，“这种时候，男生不是作为一个男性，‘替’女性发声。而是作为一个有良知，有道德的正常人，为自己发声。”男性与女性绝非对立，应该理解彼此的环境、经历和生活体验，通过真诚理性的沟通去解决问题。“检票小哥，鹅”在公众号“3号厅检票员工”发表的“男性视角谈N号房事件”就是打破沉默螺旋的一个范例。作者表示，“N号房”事件只是一个爆发型的样本事件，这一性侵害案件本质是多年来积累的对女性的不公和污名的质变爆发，之所以在微博上引发剧烈的舆论反应，就是因为东亚范围内女性群体都在面临相同的困境，形成了跨国界的命运共同体。他站在男性的立场表示，在解决自己欲望的同时，要想想是否可能正在从别人的痛苦中获得快感。他指出，N号房事件的直接诱因，是组织者和观看者的思维方式都将女性的价值置于男性的欲望中，是用于被凝视、解决性欲和生育的。文章最后指出，男性应该约束自己对女性的“凝视”，约束对女性的意淫和冒犯，同时社会和男性都必须给予女性自我决定的权利。
“N号案”事件中Telegram和比特币的匿名性等特点，使得技术是否沦为了犯罪的帮凶也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之一。上文提到的戴桃疆在分析事件的成因时认为，科技在其中扮演的是最微不足道的角色。她指出，在互联网时代，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性犯罪已经成为愈演愈烈且无法根绝的世界性问题。而在“N号房”之前就已经存在基于即使通讯手段传播儿童请剥削视频的案例，而类似的性剥削还存在于各种视频网站和社交工具中，不能单从匿名性和虚拟身份推导出技术使人突破道德底线。不过，在公众号“后生价值”发布的“从虚拟世界到加密房间：一桩事先张扬的强奸案”一文中，作者王笑哲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文章介绍了网络历史上第一次（虚拟）性犯罪：1992年，在最早的网络虚拟空间“兰达姆（LanbdaMOO）”社区中，用户全凭文字交流，一个名为“邦格先生（Mr.Bungle）”的玩家通过技术手段，将一段文字指令强塞给其他用户，使其在公共屏幕上打出违背自身意愿的话语，从而完成了一次“虚拟强奸”，而受害人受到的伤害确实真实的。王笑哲指出，兰达姆的虚拟世界与加密通讯平台telegram在形式上非常相近，主犯之一的“博士”赵周彬与当年的“邦格先生”在技术能力、教育背景和犯罪手段等方面也十分相似，只是从虚拟空间延伸到了现实世界。和Telegram在面对信息公开申请时的抗拒态度类似，兰达姆事件发生时也有观点坚持“技术无罪”不同意驱逐“邦格先生”。在僵持之中，“邦格先生”进入了房间，回答了行为的动机：“这是我称之为思想极化的一次心理设置，正因为这里不是现实生活，快感才更加剧烈。不过是对我的现实存在毫无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罢了。”这种心理和赵周彬在媒体镜头前的表现也有相似之处。而事实上，“邦格先生”背后也不是一个人，而是纽约大学某栋宿舍楼内一整个楼层的男生共用的账号，和N号房的26万观众类似，兰达姆事件也是由一群人共同实施的。文章还指出，N号房事件中的26万参与者并没有因为技术提供的匿名性制止犯罪，技术的便利只是精简了性剥削的交易过程和共犯的脱罪成本。“互联网技术与男权文化的合谋，似乎是一条无从折返的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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