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命攸关｜少数派与多数派之辩：伸冤政治还是解放政治？
近日，明尼苏达州的黑人因涉嫌使用20美元假钞而死于警察暴力执法的事件，在全美各大城市掀起大规模抗议，成为上世纪中叶美国如火如荼的民权运动的回声。《澎湃新闻·思想市场》将推出“黑命攸关”（此处采用豆瓣网友gonggong对BLM的翻译，特此致谢）专题，从不同视角切入这场声势浩大的黑人运动，并借此梳理二十世纪民权运动的遗产。
两位作者黄璞叶和反老孟在美国攻读博士，黄璞叶在纽约读书，关注历史与空间脉络中的解放政治。反老孟在梅森-迪克森线以南读书，密切注视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机器全球体现，疫情期间困于纽约，在弗洛伊德死于明尼苏达州的警察暴力执法之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抗争运动中，对纽约的抗争浪潮进行了近切的观察。《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特邀两位以对话的方式分析美国黑人运动的机遇与困境。
被学院收割的激进思想
反老孟：上篇里面，我们用对纽约运动的截面的观察引出左翼在暴动问题上“好得很”还是“糟得很”的一些看法，另外点出了运动中“大多数和极少数”之间划分的话题。在美国当下各种平权运动中关于谁是大多数谁是极少数的划分逻辑中暗含了一条线索，指向的在当代指导运动的激进思想和泛左知识体系之间的纠葛。乍看起来，这一纠葛是高度符号化景观化的 ——似乎任何问题都是关于激进思想如何用泛左知识体系所生产的符号在当下在观众面前阐明自己的独特性。但是，是否能阐明自己（哪些阐明是可以用的而哪些阐明是离题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历史事件在当下的延续-闭合问题。符号政治本身在当下的构成只是这个问题的一阶逻辑，只能处理A是不是黑人，B是不是酷儿，A+B是不是酷儿黑人这样的断言，而不能把握这种单一判断与作为历史产物的当下总体性政治的普遍联系。你对此怎么看？
黄璞叶：我在美国感受到了当下黑人抗暴运动当中周而复始的困境。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在种族平等议题上曾做出了历史性的突破，但民权运动的高潮过后的数十年内，美国已经是一个高度小资产阶级化的国家：传统工人阶级再去工业化大潮中萎缩到可怜的程度的同时，大资本和军工复合体在幕后依旧把持国家命脉；而前台的政治文化上层建筑却呈现着一个处处由小资产阶级政治正确所定义的美国。在以自由主义（国内某些人口中的“白左”）为特色的普遍符号化的世界中，黑人群体的深层的穷困、伤痛与愤懑根本找不到相应的代言人。不是每个为黑人发声的学院派和“严肃媒体”都能与黑人建立真实的生活联系。
不能忘记的是，黑人群体作为最被压迫的群体，其实曾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革命政治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当时新秩序的创制者。每当被压迫者的潜能从幽灵落地的时刻，历史就被改写。马尔科姆·X在黑人运动领袖外同时拥有穆斯林与泛非主义活动家等诸多身份，对他遇刺的哀悼和抗议是写进了在加纳举行的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的决议里的。而黑豹党则尝试不在黑人-白人关系中而在马列毛的普遍革命的脉络中定位自己，出访中国和设立阿尔及利亚支部的行为都在当年的语境中都顺理成章。这些黑人解放运动都是借道与海外革命力量的接触而具备更大的政治能量的。尤其是黑豹党，在他们所影响的社区内试图通过一系列改善生计的群众工作（比如免费早餐和医疗）来实践初步的群众-向导-理论的关系，尽管粗浅，却也对美国的法律及意识形态机器造成了巨大压力。这一点，看看美国国家机器对他们的反应就知道了——栽赃、渗透、策反、暗杀，乃至直接在夜间破门扫射……在这段横向交织的历史中，是同时期发生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与被压迫民族与人民的总体矛盾下的一部分，因此直接触及了统治关系。
但是这一理论与历史实践之间的呼应关系在进入1980年代后逐渐瓦解，激进思想逐渐脱离占据历史位置的群众而成为学院派自我再生产的精致宠儿，现实中自在的力量在走向自为的途中困顿重重，也即，黑人对于彻底改变现状的潜能始终存在，但由于能动视野的退场，这一潜能已多年无法落地，无法转化为真正能改造现实关系的物质力量。冷战末期（乃至后冷战）社会主义运动和第三世界运动的退潮，美国盛世（Pax Americana）下的世界在新自由主义的极大发展，新的阶级关系不仅调整着现实社会中的人群分裂，也反映在以思想理论为代表的上层建筑上。伴随着美国的黑人问题愈加局限在美国本土，走向封闭与内卷化。包括泛非主义在内的世界观已在新一代运动者身上消退，而很大程度上成为学院知识分子处理的研究课题。我们在大学里注意到一个现象，关于全球六十年代、激进民主、革命政治等几个重要的理论课程上都看不见一个黑人学生的身影（且不论这些课程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会出现在后殖民主义的课程上，甚至挤满类似都市亚文化的教室。不难感受出，这里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理论与历史实践之间的错位。曾经的历史主体无意识地退出自己参与的斗争史及对其的提炼与追问，而部分地转向1980-90年代以来的注重差异、个体、身份与感受的认识方式（尤其在后现代、后结构与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下）。在这样的情况下，问题变得很明显了：黑人群体的先导在哪里？如今论述黑人解放的理论都出自何人之手？这些理论和黑人同胞之间是否存在血肉联系？
黄璞叶：我说一下我了解到的一个左派团体。他们长期驻扎在布鲁克林某处的黑人聚居的破旧公寓内组织抗租及占屋运动。整个长期的占领过程是困苦的，没有对无政府主义浪漫化革命的力比多爆发，也没有那种周末嬉皮的乌托邦气息，有的是电梯失修而困在屋内轮椅上已经发臭的残疾人，粪水从卫生间蔓延到走廊，黑灯瞎火的房间，永远不发热的取暖设备。屋主拒绝整修，因为他认为这样的投资没有回报。组织的过程是漫长甚至繁琐的，它需要群众真正地信任和接纳这些外来的组织者，并形成牢固的团结。严格地说，我无法判断至今这个小组的深入基层的群众工作是否取得预期的成效，但我认为他们的工作方法在大方向上是正确的。自然，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会引起大媒体乃至泛左翼群体的关注的，因为着实没有任何吸引眼球的地方，他们的目标也不是为了将那里变成亚文化“打卡”地，而是在社区扎根。实际上，只有先导和群众有着紧密的、日常的联系和组织的时候，才能在运动突发的窗口期显示不同关键的力量与方向。这一团体对政治正确也不感兴趣，他们内部只有白人和亚裔成员，尚未吸纳黑人。但是他们也批判了那些认为白人不能参与黑人政治的身份政治之辞。在他们看来，以非黑人的身份为借口在进步的黑人事业里保留自己的意见实际上是对黑人群众的不真诚。团队的每个人都从事简单糊口的工作（如保姆、接线员），余下主要的精力从事职社区群众工作。这是可以用我们熟知的“揭破麻雀”和“从群众中来，到到群众中”的认识来理解的。当然，像他们这样真正扎根群众的队伍目前还很少，至少在本次的运动中还看不出此类组织方式的能量，时间也还太短。
我在思考一个可能招致争议的看法。在那一代能把普遍主义理论和特殊现实紧密结合的黑人领袖纷纷陨落之后，而后继的黑人思想家/运动家未能继承这种普遍主义精神，而退居到将特殊现实挂靠在特殊主义的理论上。这既是黑人群体内部由于长期受压迫造成的能力和视野短缺所致（必须冷静地承认这一点），也离不了早已与美国主流政治合流的身份政治对他们的安抚和驯化。而白人中的左翼力量往往有着更好的坚持普遍主义和思考阶级问题的先天条件，我提到的这个布鲁克林的左翼组织便是这样一例。那么，有没有可能，接下来更有突破性的黑人解放运动的第一推力未必产生于黑人群体内部，而来自于黑人以外某些激进群体（无论是白人还是亚裔）的介入及双方的结合。这些“外来”、非黑人的介入者绝不是那些站在作为多数的白人的位置上呼吁关爱作为少数的黑人的那些主流人群，即你刚才提到的white ally。相反，他们是指一小部分觉悟了的，背叛了自己所属的阶级或群体特权的，着眼于整体性革命政治的那群职业的政治人。介入者与黑人群体的结合有着重新激活黑人普遍主义思想遗产的可能，使黑人的斗争不致总在特殊性的话语中打转。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矛盾绝不会导致后者的消亡，结果只是这一特殊性是否被归纳进普遍性而已。站在特殊性立场对普遍性的进攻是不可能瓦解后者的，只会充实它。只有普遍主义才能威胁到普遍主义。
毫无疑问，说起让某些白人中的先锋开展黑人群体的组织工作，在当下的语境中非常怪异，甚至犯忌。事实的确是这样的，以种族特殊性为准绳的政治已经造就了难以挽回的割裂，几乎断绝了白人真正参与黑人政治的可能（他们能做的只是或声援或自责的white ally），同样，这客观上也限制了黑人运动的想象力和获取外界能量的可能——尤其在黑人群体的激进思想已经内卷化的前提下。白人的先锋与黑人群众的结合不仅对黑人来说难以想象，甚至对白人来说更是某种禁忌——“什么？你一个白人想去干预黑人？你这不是打黑人的脸吗？你这不是重复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错误吗？”实际上，完全将白人排除在黑人运动外的判断，已经在马尔科姆·X从麦加朝觐归来后有了反思和修正。白人当然不可能越俎代庖来代黑人行事，一个群体的解放最终要依靠自己。但这不代表黑人解放运动就是一个100%纯黑的运动（且不提white ally的“参与”）。事实是，近代以来任何的革命政治并不完全起源于被压迫者的内部，20世纪最宏阔的无产阶级革命中，点燃星火的没有一个出身于事实意义上的无产阶级，他们能吃饱饭、读书看报、写文章，最终能盗火，继而背叛自己的阶级，带着激进的思想与被压迫得直不起腰、无暇思考方向的群众结合，在改造主客观世界中共同熔铸成新的革命主体。不要忘记马克思的老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
差异政治与总体政治，或“少数派”与“多数派”
黄璞叶：美国作为一个帝国，其统治主权不是建立在简单纯净的白人统治之上，而是建立在有等级制度的多元性和弹性之中。也就是说白人要有黑人在场才能完成不公的统治，才能成为特权下的“正常人”。黑豹党的时代，问的是我们如何反抗不公的统治？今天的问题则被替换成少数族裔能否发声的问题。但以美国为代表体现的种族关系是现代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产物，这里的种族关系是阶级关系的种族化，黑人是一个最大限度地承受了无产阶级命运的种族——他们是产业工人、低端服务业者、散工和流氓无产者。还有什么比让一个以本质化的肤色为记号使阶级关系永固的做法更让统治阶级感到欣慰的吗？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牢固的法律和法权体系中的一部分，共通将反抗者向统治关系的进攻灭在萌芽里，这种窒息是残暴的、却又是合法的、常态的。
法律归根结底是对生产关系的抽象，为了保证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指出阶级问题并不自动消解种族问题，而是要认识到这阶级和种族的结合。自帝国主义时代以来，世界各个角落都深刻地镶嵌在总体性的结构中，许多或老或新的剥削和压迫关系在今天都能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生产关系。应当认识到，在马克思以欧洲为基础的经典分析之外，阶级在其它社会往往是伴随着多种范畴共同出现的，这往往才是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常态。总体的政治观有助于来把握这一隐藏再纷繁名目下的阶级本质。
今天主导少数族裔问题的理论表达大多是差异政治思潮的衍生物，这种政治观对于把握总体关系没有兴趣。分门别类的身份政治在标签中，动态的、立体的统治力学结构被扁平化成诸多（乃至无限）相互割裂及平行的身份范畴甚至是情感状态，而法律则被看作是在这些范畴间不断横向扩散且最终将惠及所有类别的共同承诺，哪个范畴还在受苦，仅仅是正义的法律尚未扩展到哪里而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一波去殖浪潮中，为帝国主义圆场的史家也用如此的逻辑来解释殖民地独立为主权国家的事实——认为那是一个帝国在地域上扩散了现代观念的直接后果，属于帝国计划中早已写好剧本。这样一来，少数族裔便只能充当像某种合法性资源配给中的填充物，被填进一些事先放置好了的话语框架中。而这个填充物的本质在它出生以前已经注定，它的诞生始于一种来自统治阶级的询唤，它因此被安置于固定的位置，被赐予一个名字，却极大地损害了它判断其在统治结构中的位置与相应的政治策略。在一些以民权运动为主题的框架以内，这种赐名的行为似乎是对黑人一种难得的“正名”（vindication），似乎只是澄清某种黑人和白人之间的误会。这里当然不是否定少数族裔话语及其政策在特定阶段起到重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历史不是线性的，我们并不会自动继承历史的事业，我们可能只是站在一个已经被新的现实损毁了的端口上。当时的进步已经被重新包裹进统治现实中了。
黄璞叶：的确不是个新东西。但这个不是重点。这里的重点是，统治关系里事实上不存在误会，只存在有利于或不利于该统治关系的两种情况（及某些暂时的衍生物）。正名游戏陷入黑人到底是不是良民的纠缠中，一方把黑人描述成好吃懒做、喜怒无常、愚蠢和暴力的，而另一方试图努力论证黑人的本质是善良的与我们一样的。这种谁也无法说服谁的口水战只会让黑人陷入被动。黑人也无法摆脱作为是一个被标注的群体的身份，只能依附于范畴为其划定的空间和关系。
黄璞叶：差异政治要求法律的弹性，这种法-意识形态机器的神话即每个群体乃至个体能够在充分自由地保全独特性（似乎独特就是自由），而不被法律区别对待。且不论这种差异政治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帝国治理体系的回潮（帝国崩溃后，曾经散落在地球上的差异不得不被集中地和内部化地体现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共同体中），它在认识论上的缺陷是更加麻烦的。在一系列不经辩证处理的个人与集体、异质与同质、多元与一元、特殊与普遍等概念对立中，“少数”的一方被绝对化和本质化了，它们既是被保护的对象，也被看作某种庸碌大众中的出路，进而被理解为改善人类状况的希望所在。差异政治远非其自称的激进，相反，它在现实中与保守的治理手段合流了。黑人解放运动也许就失效于他们被少数族裔化的过程，这就是一个被压迫人民被“少数化”的过程。他们的困境被狭隘地理解为他们是少数，因此声音不够主流，也容易被误解。这种不断把自己描述成少数并呼吁多数对自己所在的少数的保护，也遮蔽了他们自身属于大部分被压迫者中的一员的事实。“少数化”这个机制是无限地生产“少数”的。在种族的维度里，黑人自然是种族里某种少数，亚裔、拉丁裔等自不必说；性取向的维度里，同性恋、跨性别、及正在成形的无性群体是少数；在身体的维度里有被认为歧视性的健全主义（ableism)、宗教里有穆斯林、居留状态有非法移民（或无证移民 undocumented)……更别提多种少数身份的搭配叠加了。按照时下很火的赛博格逻辑，可能以后苹果公司出了某一种新技术产品后又会制造出一批具有对应认同的新人。每个少数都将建立它与相对“多数” 的关系，正义的标准被替换为独特性是否得到尊重，个体是否被理解。多数又在不同维度下包含着少数。最后，多数也就不存在了，群众也不存在了，只有相互平行的无数种少数，如此，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也就遁形了，而剩下的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幻想——所有人都能因相互理解而获得平等的地位。套用经典的句子，这样的少数派政治中，少数族裔获得的只是一个写好了名字的板凳，失去的将是整个世界。当然，表面上看少数之间不是完全没有联合，但所谓的联合往往效果上再次确认彼此的少数身份的不同。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所谓左右是一种把握矛盾的关系，不是一种身份。左翼所对应的政治纲领不是固定的，而是具体地、历史地形成的。它呼唤着弱小的却有着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未来实现辩证的转化并在这过程中释放潜能，解放人类的可能性。这个过程当然在特定的时空情境中有着稳定性和连续性——比如反/资本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总矛盾至今未变，但在具体的战线上已经产生了好几轮更替，就如我们谈到了学院的后现代化倾向，他们的矛早就变成对方的盾了，却还在刻舟求剑。三十年前的一些边缘群体今天可能早就主流化了，而三十年前的白人工人阶级，今天颓废得无人问津，直至被右翼捕获，这些都是例证。左翼教条主义恰恰把关系身份化了，使其在政治动态中对敌友的判断是绝对的，一旦绝对化，政治就消亡了，剩下的只是表演，无论多么投入，都无法接近群众，因此也就无足轻重。什么东西，只要是少数，且安于少数，便不重要。
毛泽东与罗伯特·威廉姆斯。
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