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民间诗歌“短蛇”：普什图底层女性的尊严与反抗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译者按】
对愿意去看到真实的阿富汗人的读者，这份来自几年前美国世界的“调查诗歌”或许能提供一个入口；持不同宏观视角关注“阿富汗”议题的人，或许也能在其中找到一些想要的“声音”。这些诗不会抽象问题，是活在历史情境中的个体即刻的真情流露，充满喜悲和幽默，无法被真正禁毁，也容得下矛盾和复杂性。同时，短蛇诗又超越历史和个体，它起源于前伊斯兰时代，历经文化的融合流变，暗涌在罩袍下连通代际间普什图女性隐秘的群体经验。诗歌会在政治的疆界下流溢而出，普什图女人也不会停止歌唱短蛇……
艾丽莎·格里思沃尔德(Eliza Griswold)，美国记者、诗人。《纽约客》长期撰稿人，2019年因《友善与繁荣：一个家庭，美国的碎裂》(Amity and Prosperity: One Family and the Fracturing of America, FSG, 2018)》一书获得普利策奖（非虚构类）。另有诗集《清醒旷野》(Wideawake Field, FSG, 2007)和《如果男人，那么》(If Men, Then, FSG, 2020)，作为诗人曾获美国艺术文学院罗马奖(2010)。自2003年起，格里思沃尔德与摄影师谢默斯·墨菲(Seamus Murphy)便去到阿富汗，并一道在非洲和亚洲多国从事调查报道，于2012年开始在阿富汗收集普什图民间短蛇诗（Landay在普什图语中意为“短毒蛇”）。2013年6月的《诗歌》(Poetry)杂志为此做了一期“短蛇”专题，全刊刊载了选编的诗歌和摄影作品。全部“调查诗歌”于次年修订结集为《我是世界的乞丐：当代阿富汗短蛇诗》(I Am the Beggar of the World: Landays from Contemporary Afghanistan, FSG, 2014)，获得2015年美国笔会(PEN America)翻译诗歌奖。
本文译自2013年《诗歌》专刊的网络版，点击文末“查看原文”进入。中译版首发于“它们想过什么”，经译者修订转载。
本文所有图源：Seamus Murphy ，摄于1994年11月至 2012年12月。
文｜Eliza Griswold
译｜它们
我叫喊。你竟是石头。
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已离去。
唱出这首民谣的少女诗人自称拉希拉·穆思卡 (Rahila Muska)。她住在赫尔曼德省，这是一个塔利班据点，也是自2001年10月7日美国入侵以来阿富汗34个省份中最为动荡的省份之一。穆思卡和许多阿富汗乡村女性一样，不被允许离开家。由于担心她会被军阀绑架或强奸，她的父亲在她五年级后就让她辍学了。她从其他女性和广播中学到的诗歌成为她唯一的教育形式。
在阿富汗文化中，诗歌受到崇敬，尤其是源自波斯语或阿拉伯语的高级文学形式。但上面这首诗是一首民间双行体——一首“短蛇”(landay)——口头且通常匿名的歌谣片段，其创作者和受众大多不识字：她们是跨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两千万普什图女性。传统的短蛇常常伴随手鼓的节拍高唱出来，它在1996年到2001年与其他类型的音乐一起被塔利班禁止，现在仍在一些地方被禁。
一首短蛇只有几个形式特征。每首有二十二个音节：第一行九个，第二行十三个。诗结束于“ma”音或“na”音，有时押韵，但更多时候不押韵。在普什图语中，字词在两行摇篮曲内部轻快地行进，这掩盖了它们内容的尖锐，其独特之处不仅在它们的美丽、淫秽和讥诮，还在它们清晰表达的战争、分离、家园、悲伤或爱情的共同真相。在这五个主要主题中，双行诗表达了集体的愤怒、哀叹、朴实的笑话、对家园的热爱、对结束分离的渴望、对战斗的召唤，所有这些都突破了对普什图女人仅仅是一个蓝罩袍下的沉默幽灵的简单形象。
从可能在数千年前将这些诗歌带到阿富汗的雅利安篷车到正在进行的美国无人机袭击，短蛇诗的主题像嘻哈一样被重新杂糅，旧词被替换为相关的新词。上百年的短蛇诗里的女人的衣袖如今变成了她的胸罩肩带。殖民英国军官成为了当代美国士兵。一本书变成了一杆枪。每一尖刻的词语变化都荡漾出在女性的生活表面下的社会讽刺。随着美国军队即将在2014 年缩编，这些是在美国人撤离后处于最危险境地的抗议之声。尽管一些短蛇诗对美军的存在表示愤怒，但许多女性担心，没有了美国的参与，她们将回到孤立和压迫的生活，就像在塔利班统治下那样。
短蛇诗始于游牧民和农民，被她们围坐在火边分享，在田地上度过一天后或在婚礼上唱诵。三十多年的战争冲淡了文化，也使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无法安全返回村庄。冲突也促成了全球化。现在，人们在虚拟空间通过互联网、脸书、短消息和收音机分享短蛇诗。不仅仅是它们的主题使这充满风险。短蛇诗多为吟唱，而在阿富汗人的意识中，唱歌关联着放荡。女歌手被视为妓女。女人靠秘密吟唱来规避风险——只在亲密的家人面前，或比如，一个看起来无害的外国女人面前。通常在一个村庄或一个家庭中，某个女人会比其他人更擅长吟唱短蛇诗，但男人们不知道她是谁。阿富汗女性的生活很大部分是围绕着荣誉的秘密舞蹈——在她看起来所是和她真实所是之间。
如今对女性来说，广播中的诗歌节目是为数不多被允许的接触外部世界的形式。拉希拉·穆思卡就是通过广播了解到一个名为米尔曼·巴希尔(Mirman Baheer)的女性文学团体。团体每周六下午在首都喀布尔会面，还为像穆思卡这样外省的女孩开设电话热线，她们可以带着自己的作品打电话参与或是与其他诗人交谈。穆思卡(Muska)在普什图语中是“微笑”的意思，她频繁来电，才华初露，成为了这一文学团体的宠儿。她隐晦地提及她拒绝谈的家庭问题。
2010年春天的一天，穆思卡在东南部城市坎大哈的病床上给她的同行诗人们打电话，说她自焚了。她自焚以示抗议。她的兄弟们发现她写诗后，狠狠地揍了她一顿。许多阿富汗女性被禁止接触诗歌，尤其是情诗：这意味着耻辱和自由意志。在传统的阿富汗文化中，二者对女性而言都是不光彩的。不久之后，穆思卡去世了。
听闻穆思卡后，我与摄影师谢默斯·墨菲(Seamus Murphy)一起前往阿富汗，受命为《纽约时报杂志》拼凑出她短暂的人生故事。找到穆思卡的家人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一位死去的在战区在化名的保护下写作的少年诗人——但最终，在一个名为wadan(阿富汗发展福利协会)的高效普什图组织的帮助下，我们找到了她的村庄和她的父母。她的真名是扎尔米娜(Zarmina)，她的故事不仅仅是关于诗歌。
这是一个未能完满的爱情故事。她很小就同她的表哥订了婚，却被禁止嫁给他，因为他在他父亲新近去世后付不起聘金(volver)。她的爱情注定失败，她的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死亡成为她唯一可以控制自己生命的方式。
你把我卖给了一个老头，父亲。
愿神摧毁你的家，我本是你的女儿。
穆思卡没有写下这首诗，但经常在电话上向米尔曼·巴希尔的女性朗诵短蛇诗。这很常见：在数以万计的流传的短蛇诗中，一位女性仅记得与她的生活相关的少数。短蛇诗能流传下来，因为它们不属于任何人。与她的笔记本不同，这首小诗不能被穆思卡的父亲撕毁。
在2012年冬天的那次旅行中，我也开始收集短蛇诗。一天下午在赫尔曼德，我们寻找死去的诗人时碰到了一场农业研讨会，女人们在学习种植蔬菜，而不是利润更高的罂粟。当我问是否有人知道短蛇诗时，一位名叫古尔玛卡伊(Gulmakai)的女人跳了起来，朗诵出了以下这首诗。
跟老头做爱
就像操枯萎霉黑的玉米杆。
房间里约有六十位女人，喷出一阵哄笑，但我听不懂普什图语，而且因为这首诗是关于性的，25岁的诚实的未婚翻译阿斯玛·萨菲(Asma Safi)也没听懂。性、婚姻、爱情——都可以是一样的，于是这首诗的字面翻译差不多是：爱或性或婚姻，男人，老/ 爱或性或婚姻，玉米杆，黑菌病。也即，很神秘。直到后来，阿斯玛的叔叔给我们画了一根健康的嫩玉米秆，旁边是一根腐烂枯萎的玉米秆，我们（更确切地说，我）才明白了这首短蛇的含义。我试图再次联系古尔玛卡伊（她当时给了我她兄弟的电话号码），但她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来说话。
九个月后，墨菲和我回到阿富汗，唯一的目的就是收集这些诗歌。多年来，我们一直希望合作收集能够捕捉阿富汗生活的人性和幽默的文字和图像。我想在美国撤离和她们的声音消失之前收集女性的诗歌。像许多长期受苦的人一样，阿富汗人学会使笑声成为一项生存技能。对阿富汗女性来说尤其如此。然而，寻找、收集、记录和逐字翻译这些小诗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为了收集它们，我和谢默斯翻阅了绝版藏书的书页，秘密进入过难民营、私人住宅、马场和几场婚礼。由于短蛇诗属于阿富汗女性的隐秘世界，许多人不会在彼此面前分享它们，害怕以后会有谣言。有些人要求更改她们的名字，或是叫我不要记录下我是如何找到她们悄悄告诉我的短蛇的。一位丈夫在我和他的妻子喝完茶后赶紧走到我面前，问她告诉我的短蛇的主题。“分离”，我告诉他。那首诗关于性。
为了找这些诗歌，我们从难民营开始，就像诗人知识分子赛义德·巴霍丁·马杰鲁(Sayd BahodineMajrouh)在1980年代内战期间收集短蛇时所做的那样。【1988 年，马杰鲁被后来成为塔利班的宗教狂热分子暗杀。1994 年，他的一位法国同事安德烈·维尔特 (André Velter) 以法语出版了这些短蛇诗，题为《自杀与歌唱》(Le Suicide et lechant)。2003 年，诗集由Marjolijn de Jager翻译成英文，出版为题名《爱与战争之歌：阿富汗女性诗歌》(Songs of Love andWar: Afghan Women's Poetry, Other Press, 2010)。“自杀”奇怪地缺失了，而今天，和三十年前一样，死亡和歌唱仍然是像拉希拉·穆斯卡这样的普什图女性即可采用的两种反叛和自主的形式。】短蛇属于乡土传统，而普什图农村的中心地带是个战区，前往偏远村庄会危及女人们和我们。有些时候，女人们要求我穿着罩袍去她们家，以免被间谍或爱管闲事的邻居看到。以过去十年我们当记者的同样艰辛的经验，谢默斯和我开玩笑说这是调查诗歌(investigative poetry)。
在一个难民营，我偷偷溜进了一个只有女性的婚礼聚会。按照习俗，为了显现新娘的极度低调谦卑——解读为童贞——新娘全身覆盖着厚厚的白面纱，蹲在墙边，而客人则将钱塞入她的拳头，要付钱看她的脸。有人会拿出鼓，女人们开始哼唱北约轰炸袭击的诗歌。我在我的iPhone上录制了她们的歌声，这让她们非常震惊，在我下次造访时，她们从我这里拿走了我的手机，把它塞进一堆枕头下面的角落里。首都喀布尔的难民营后，是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及其周边地区的私人住宅、学校和政府办公室，贾拉拉巴德是一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诗歌和短蛇的中心。在我无法去见偏远村庄的女性时，我请当地的领袖、教师和其他人收集短蛇诗带给我。它们中有些最有趣的诗，因为许多这样的地方被进攻的无人机围困，我还发现，无人机（叫作bipilot，没有飞行员，或remoti tayara，遥控机）也进入了短蛇的语言。
近来有很多所谓的“塔利班诗歌”：表达对美国人的愤怒或忠于武装分子事业的诗歌。但这些情绪与对塔利班的热爱并无太大关联。相反，它们反映了对外国占领的厌倦以及对生活在无人机袭击威胁下的日益恐惧。我发现，尤其是在那些不得不逃离轰炸袭击或失去家人（无论是塔利班战士还是农民）的女性中，都在唱他们对美国人的仇恨和对塔利班的支持，仅仅是对她们在我们的十二年战争中所忍受的一切的反应。这些零散的爱国歌谣更多关于阿富汗身份而非宗教，尽管两者经常交织在一起。我本想探索过去十年的战争对阿富汗文化的影响，分享性、朴实、对军事占领尤其是轰炸的愤怒，然而这些高压下的诗歌几乎没有包含这些主题。而矛盾之处在于：没有美国的存在，阿富汗女性的困境将更加惨淡。
翻译这些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同两位普什图语母语人士（因为需要，她们都为年轻女性）一起收集了其中的大部分诗歌。在阿富汗发展福利协会在喀布尔的舒适房屋里，就上几加仑绿茶，我们将这些诗转录为普什图语，它的字符和发音与阿拉伯语相同，这样我可以发出词语的声音，尽管我无法知晓它们的含义。我们会在车上或午餐期间匆忙地粗制出一首诗的英文版本，判断是否值得花时间将其恰当地译入英文。然后，我与一位翻译一起将选定的诗歌逐字译成英文。根据时常荒谬的字面版本，我与几位普什图语母语人士——学者、作家、记者和普通女性——一道仔细读解每首诗，以确保译文的意义。我的版本经常比原版更押韵，因为英语的民间诗韵传统被证明是将普什图语的音律带入英语的最有效方式。对翻译最有用的评论来自阿富汗著名小说家穆斯塔法·萨利克(Mustafa Salik)：“别太担心要忠于普什图语。用英语正确地表达它们，让人们得以欣赏它们”。
在促成这个项目的众多卓越慷慨的人中，首先是翻译阿斯玛·萨菲，她冒着作为普什图女性与外国人一起旅行的风险和丑闻，在2012年初便陪我和谢默斯到赫尔曼德寻找穆思卡。为了确保她的安全和荣誉，她的叔叔萨菲乌拉(Safiullah)带上武器同我们一起旅行。2012年秋，阿斯玛·萨菲在前往喀布尔医院的途中因心脏病在出租车上去世，当时她正计划我们的下一次实地考察。这一选集献给她。
姐妹们坐在一起，总赞美她们的兄弟。
兄弟们坐在一起，把自己的姐妹卖给他人。
·
我会以爱人之血文身
叫绿花园里每一朵玫瑰都羞愧。
这首短蛇被认为出自阿富汗民间英雄马拉莱(Malalai)，一位普什图诗人女战士，与指挥官阿尤布·汗(Ayub Khan)一起作战，于1880年7月27日的迈万德(Maiwand)战役上击败了英国。它的主题：战斗——jang；一个女人的自豪，为她爱人的勇气和为祖国牺牲的意愿——watan；爱——meena；分离——biltoon；悲伤——gham，是贯穿这些诗的五种最常见的思潮。此外，这首短蛇提及一个文身——khal——是过去女性常在出生时为了抵御邪恶之眼而纹上的。现今，给女婴文身不太常见了，因为这种做法被认为是迷信的，非伊斯兰教的。然而，年长的普什图女性的脸上仍点缀着这些粗糙割出的圆圈、月亮和花朵：另一个时代的鲜活印迹。
昨晚你没来真可惜，
我用床的硬木桩替代了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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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自杀背心抱住我
可别说我不会给你一个吻。
许多短蛇用性和战争来取笑男人在床上和战斗中的懦弱。这是普什图女性通过这些民谣打破社会规范的方式之一：诱惑男人，同时嘲笑他们的软弱，在他们应该展示最强的技能时。在这里的第二首短蛇中，说话的女人正在羞辱她怯弱的情人，说她宁愿被炸毁，也不愿让他撒谎说她害怕亲吻他。普什图女人以不惧怕为荣。
女孩：
将手滑进我的胸罩里。
抚摸一颗成熟的坎大哈红石榴。
男孩：
我也想把手滑进你的胸罩，
但谁会往侍者罐子里扔钱币呢？
这是一首重新混合后的非常古老的短蛇：“衣袖”一词在这里被普什图语中的“胸罩肩带”取代。诗的新旧版都显示了这些诗数世纪以来的咸湿味。而今讽刺的是，东南部城市坎大哈，阿富汗最著名的石榴产地，也成为了塔利班的发源地。尽管表面严格，女性的反叛在暗里涌动。短蛇是其最重要的表达形式。由于它们是集体和匿名的，女性在重复它们时不必为此负责。
在第二首双行诗中，男人回答说他不能触摸女人的胸罩，因为他得在那之后沐浴以净化自己。他问，谁来支付他使用浴室的费用呢？这是对女人大胆的挑战的巧妙回应。
你的眼不是眼。是蜜蜂。
我无法治愈它们的蜇刺。
·
竟没有一个男人敢看
我未尝抚摸的大腿烧掉我的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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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神之名，我会给你一吻。
停止摇晃我的水罐，弄湿我的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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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在石榴园里吻你。嘘！
人们会认为是山羊困在了灌木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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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让我们腿贴腿躺下。
如果你爬到上面，我不会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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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哟！别把我挤那么紧：
昨晚变成了女人，我的胸还焯烫。
·
明月啊，以神之爱，
别以这般赤裸的光晕眩一对爱人。
·
爬上山头便看到
我爱人的篷车今夜入眠的地方。
关于短蛇诗起源的一个主流理论将其追溯到了公元前1700年左右青铜时代到达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印度-雅利安篷车。这些诗可能是在长长的车队间来回应和的交流中演变而来。许多诗歌都提到了这种游牧生活方式，以及月亮、花朵和自然。作为古歌谣，它们被认为与吠陀经有关，这些印度教经文至少有五千年历史，由被称为slokas的对句组成，与短蛇诗不无相同，只是它们的长度为十六个音节，而不是二十二个音节。
女儿，美国的河都不湿。
年轻女孩在互联网上学盛水罐。
·
爱情可以简单成怎样？
让我们现在就订婚吧。短信我。
传统上，在短蛇诗和普什图社会中，女人们取水的河岸，或称godar，是浪漫的场所。男人被禁止去godar，但他们经常偷看他们在往返于河岸的暗恋对象。许多普什图乡村女性认为互联网的唯一目的是相亲。这里的第二首短蛇写了另一种新科技：在2500万阿富汗人中，估约有1700万人有手机。来自罗达尔区的托佩卡伊·辛瓦里(Torpekai Shinwari)从她村里的女孩那里收集到了这些诗。
愿神将你化作河岸花
让我在取水时闻到你的芳香。
被称为库奇斯(Kuchis)的普什图牧民持续游牧生活至今。库奇斯仍赶着他们的牲畜迁徙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之间。在一年中的不同时候，他们的白色和黑色山羊毡帐篷点缀在从喀布尔到白沙瓦的道路旁。
小时候看你吃冰淇淋时，
我本可为了尝你的舌头而尝到死亡。
桑加(Sanga)是位16岁的女孩，在我在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见到她的一个月前同她的表哥订了婚，她告诉了我这首短蛇。她的表哥在去上学的路上走近她，背诵了一首短蛇来表达他的爱：“我母亲爱我，神爱我母亲/于是神会奖励你做我母亲的女儿（我的妻）”。他随后将页面上的这首短蛇短信发给了她，她回复了一首短蛇，说他最好快点派他的家人来向她求婚，因为其他人已经到她家来了。这对年轻人以短蛇传书。
我去喝茶时，桑加和她姐姐萨尔玛让我穿罩袍，这样邻居们就不会讲闲话，那可能会给她们家带来丑闻，或是更糟糕，因为接待外国间谍而遭到塔利班的报复。萨尔玛是一名电台主持人，在当地大学教授文学。她担心在美国撤离后职业女性的命运。“我们会怎么样？”她问。
我甚至不能尝水的味道。
那将洗去写在我心上的爱人的名字。
·
穆拉，把我的山羊还我。
你写了咒语，我却还没得到亲吻。
穆斯林神职人【译注：穆拉(Mullah)，伊斯兰教对地区清真寺领导者的称谓，也常指精通教法的学者，来自阿拉伯语的毛拉(Mawla)。】过去会替人写点咒符和爱情符咒，常会收点费用，比如一头山羊。过去几十年里，更严格的伊斯兰教形式兴起，这种做法就像面部文身一样不再流行。
女孩：
你吻我时，咬了我，
我妈妈会怎么说？
男孩：
跟你妈妈这么说：
我去打水时，跌倒在了河边。
女孩：
你的水罐没坏，我妈妈会说，
可你的下唇怎么就那样流血了呢？
男孩：
这么跟你妈妈说：
水罐掉在了泥土上，我跌在了石头上。
女孩：
你有我妈妈的所有回答，亲爱的。
现在来咬我的生鲜嘴唇——好好享用！
短蛇诗的一唱一和变成了男女间调情和戏谑的情诗；一种可与古希腊轮白(stitchomythia)相媲美的形式。尽管女性可能会唱一部分，男性可能会唱另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是真正的轮流对唱。更有可能是，一位歌手会伴随鼓的节奏背诵整系列。然后，在晚间围坐篝火边的友好比赛中——或者在喀布尔客厅的沙发上喝了饭后茶后——一场激烈的竞争将在试图用诗歌超越彼此的歌手之间展开。
将我的色俩目给我的爱人。
如果他是个放屁家，我放屁更响。
·
在脸书上挖个洞，给我种一个。
告诉你妈妈，“我被蝎子咬了。”
在阿富汗人中，放屁远比在西方要尴尬和羞耻。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人在家人面前不小心放了个屁，羞愧离家二十年。当他回来时，他站在门外，听到妻子劝告他的孩子不要像他们的父亲那样放屁。他便又离家二十年。在粗俗和幽默之下，这里的想法是，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粗鄙地挑逗。【译注：色俩目(salams)，穆斯林之间的问候语，寓意“和平”、“安宁”；“放屁家”在普什图语里叫作tizan。】
第二首短蛇是由艾玛尔·多拉尼(Eimal Dorani)在他的普什图短蛇诗(Pashto Landay)脸书页面上发布的，页面现在有超过两万个“喜欢”。多拉尼和许多普什图年轻人一样，住在阿富汗以外的地方。成员们在网上汇聚，分享诗歌，以此来以普什图语交谈，交流笑话、有关思乡（亲爱的喀布尔，Kabul-jan）和背井离乡的短蛇。短蛇中最常重复的词之一是musafir（旅行者），主要描述远离家乡的人，包括为了接受教育、谋生或逃避战争而离开祖国的阿富汗人。脸书上的短蛇诗常常伤感，怀念着国家，也怀念着战前男女可以自由公开的互动。多拉尼在发布读者提供的短蛇诗外还配以图片。他设计了一种与普什图陌生人（大多是是居住在国外的流亡同胞）交换短蛇的方法。一个人发布一首短蛇，然后在评论中，其他人用自己的短蛇来回应。在几个小时内，短蛇不断变形，被不同的读者重新混合：这个过程过去需要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时间。这已经成为一个虚拟的赛诗和交流网站。这些是爱、分离和家园的短蛇。这是链接：facebook.com/pashtolanday。
来吧，让我们离开村里这些白痴
去嫁宝莱坞发型的喀布尔男人。
·
我想偷偷吻你，但你秃了！
你光光的头盖骨重重地撞在了墙上。
这些短蛇来自喀布尔郊区胡萨尔汗(Khushal Khan)难民营的一位母亲马尔哈珀(Marhabo)和她十几岁的女儿萨贝古尔(Sabergul)。胡萨尔·汗·哈塔克(Khushal Khan Khattak)是17世纪著名的战士和诗人，动员阿富汗抵抗莫卧儿王朝。为了在营地收集短蛇诗，我召集了所有女人，问谁知道短蛇诗。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尽管有些女人假装不知道，因为我不是普什图人，而且即使在其他女人面前唱歌也很尴尬，不甚光彩。意识到这种收集方法行不通，我宣称不知道或不愿分享的人都要离开房间。没有人想离开。也许是放在我旁边的那袋糖果，或者只是女人的好奇和骄傲。最终，在大约十几名女性跃跃欲试后，一对母女带头诵唱了起来。等其他人都离开后，萨贝古尔在母亲的哄笑声中诵读了这里的第一首诗。诗里提到了一种特殊的宝莱坞男士发型，一种齐短发，几年前很时髦。待马尔哈珀舒服到可以开玩笑时，这位11个孩子的母亲即席创作出第二首短蛇来挑逗摄影师墨菲。普什图女性不会羞于挑逗男性——只要她们不会被抓住。
我恋爱了！我不会否认，
哪怕你用刀挖掉我的绿文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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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都不会成为穆拉，塔利卜。
读你的书，你会看到我的绿文身。
对普什图女性，浪漫爱情是被禁止的。即使在她的婚礼上，一个普什图好女孩也要皱眉来表明她对她即将嫁的男人没有兴趣。如果她被发现恋爱了，她可能会被杀死或最终自杀，就像来自赫尔曼德的死去的诗人扎尔米娜一样。这里的第二首短蛇来自一个古老的民间故事，“Talib-jan andGulbashra”，出自一个被大多人遗忘的口头文学文集《国之镜》（Milli Hindara），最近由大卫·佩特(David Pate)奇妙地译入了英文（尚未发表）。塔利卜(Talib)仅指宗教学生。在这个故事中，一个塔利卜爱上了一个令他无心学习的美丽女人。几乎我采访过的每个女人都知道这首短蛇，但不知道它的出处。由于塔利班政权的崛起和对妇女的宗教法令，这首诗联系起塔利班的虚伪：他们在强奸女人和男孩时假装虔诚。
我的爱人像美国士兵一样帅。
我在他眼中像塔利卜一样黑，他便把我殉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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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你在我眼中就是美国人。
你有罪；我很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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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爱的是美国人，
水疱在我心上绽放。
这里的短蛇反映了这些诗是如何随时间而变化。第一首最早。它从前是：“我的爱人像英国士兵一样帅”，来自十九世纪英国占领阿富汗时。在某些地方，Angrez或English一词仍然代称着所有外国人。American一词正逐渐取而代之。第二首如今在电台和脸书上很流行。所有士兵，无论是西班牙人、英国人还是意大利人，都被称为美国人。在最后一首诗的早期版本中，“美国人”这个词是“骗子”。
我梦到我是总统。
我醒来时，我是世界的乞丐。
位于贾拉拉巴德以东约10英里的萨马尔·赫勒·塔高(Samar Khel Tagaw)难民营里的一位老人阿莎巴(Ashaba)向我复述了这首短蛇。她的丈夫躺在隔壁房间里奄奄一息，她很害怕他死后会发生什么。没有他，她担心自己会失去她在世界上的位置。像大多数阿富汗女性一样，她不知道自己的年龄。当我问起时，她回答说：“我五十岁了。”她女儿说：“妈妈！我五十岁了。你至少七十岁了。”大概有二十个女人蜷缩在小木屋的地板上，欢快地咯咯笑着。之后，我们去见了阿莎巴的丈夫：一个蜷在空房间的木床上的男人的幽魂。
被火药炸黑或染成血红
但别完好地回家让我的床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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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能不成为一位勇士？
你喝过的是普什图母亲的奶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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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爱人为祖国牺牲了。
我将用一缕头发缝上他的裹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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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中，应该有两个兄弟：
一个殉道，另一个卷起他的裹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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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光头上缠上厚厚的头巾
来隐瞒你的年龄。为什么，你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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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羊从我噘嘴上抢走一个吻
就像从饥饿的狗鼻子上扯下一块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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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体嫩如指甲花叶：
外面绿油油；里面，生鲜的肉。
悲伤或gham也带来经验和智慧。一位新娘与我分享了这首短蛇，她的手上编织着指甲花图案，当时我们在等她丈夫的家人在她的新婚之夜来接她。我们和她所有的姐妹坐在她父亲家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听丈夫的家人上楼。虽然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刻，但这首诗里夹带的矛盾显示出她对离开童年家庭的焦虑。在丈夫家里，她要侍奉婆婆。
你对我做了什么，我的神？
她们都已开花。我仍紧如花蕾。
这是一位未婚女孩的悲叹，她日渐老去，害怕在普什图社会中成为一个未被选中、未婚、因而被诅咒和毫无价值的人。
今天我把菠菜洒在了地上。
现在老山羊站在角落摆荡小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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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将甜点带到圣徒神龛。
我会带给神爆米花，求他杀了我的。
这里的第二首短蛇也来自萨马尔·赫勒·塔高难民营。一位名叫戈塔伊(Ghotai)的女人咬紧牙关，无调地唱着这首歌。那天她来到营地寻找住处。她说，她和丈夫刚刚被丈夫的兄弟赶出家门，她对丈夫没有站出来反对他的兄弟感到愤怒。因为她丈夫太虚弱无法保护她，她希望他死。就像糖果或甜点一样，爆米花在阿富汗是一种享受，就像在美国。
我的身体属于我；
对我身体的掌控属于他人。
·
我在波利查基监狱一无所有，
除了我的心的心住在它的石墙里。
波利查基(Policharki)是俄罗斯人在喀布尔建造的臭名昭著的监狱。最近，它收容了叛乱分子、美国军事承包商（被指控经营私人监狱以营利）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偷和杀人犯。唱这首诗和随后两首的巴斯比比(Basbibi)告诉我，“我是短蛇的母亲”。她住在喀布尔的查尔坎巴(Char-i-Kambar)难民营，2012年有超过两打人被冻死在那里。其中一个是她的丈夫。
在营地中，还有一场持续的水战争：谁能使用唯一的水泵。巴斯比比的兄弟因在水的问题上杀害了一名难民同胞而被送往波利查基监狱。那些秘密聚集在一起听巴斯比比唱歌的女人们害怕我会试图在我的iPhone上录下短蛇，于是她们用枕头盖住了手机。她们觉得录音会侵犯她们的荣誉，并可能给她们在男人那儿带来麻烦。她们上过的唯一的“学校”，便是在营地里学习缝补以及如何按手机上的按钮。
我厌倦了赞美奇花异草。
我想念桑金的花园；那儿很穷，却是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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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带来这样的悲痛：
它成为穆拉，而我成为村里的贼。
巴斯比比思念她们在赫尔曼德省农村地区桑金的村庄，在北约的猛烈轰炸下，她们逃离了那里。
在普什图社会，村里的穆拉无所不能，他的话足以毁掉任何村民。第二首短蛇的隐喻是，分离也无所不能，且不公正。
愿神摧毁白宫并杀死那个
派美国巡航导弹焚毁我家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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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别太骄傲你的装甲车。
我的遥控炸弹会从远处把它炸成碎片。
1998年奥萨马·本·拉登袭击美国驻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大使馆后，克林顿总统向托拉博拉和霍斯特发射了巡航导弹进行报复。这里的第一首诗流行于当时。
Remoti，意即遥控，适用于遥控炸弹和无人驾驶飞机，或无人机。第二首短蛇潦草地写在一片金属碎片上，发布在了脸书，评论说这碎片来自一辆mrap（美军使用的防地雷伏击保护车辆，现代坦克）。根据脸书上的帖子，阿富汗塔利班在2009年在坦吉谷炸毁的一辆mrap的碎门上留下了这首短蛇，以让美军找到。
无人机已来到阿富汗天空。
我们火箭的嘴巴将发声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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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先知被无人机击倒了。
愿神摧毁你的儿子，美国，你谋杀了我的。
第一首短蛇可被视为“塔利班诗歌”的例子，这是在阿富汗广为流行的反美诗歌。然而如引言中所指出，并非所有反美的诗歌都属于塔利班。对国际势力的愤怒，尤其是在国家在战争中首当其冲的东南部，反美人士相当普遍。无人机袭击使情况变得更糟。由于它们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上方的天空无处不在，无人机现在已进入短蛇诗。从心理上讲，它们嘈杂的存在和看上去不加分辨的导弹对居住在其飞行路径下方只能等待被袭的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即使对那些讨厌塔利班的人来说，对无人机的恐惧也有助于推动对武装分子的支持。
2011年，一名塔利班战士在美国无人机袭击东南部帕克蒂亚省的佐马特(Zormat)中丧生，他的母亲查达娜(Chadana)唱出了第二首短蛇。查达娜有三个儿子：两个成为了塔利班战士，第三个是警察。她在婚礼上唱了这首关于先知(Nabi)的诗歌，用手机录下发给了她的表妹，一位名叫萨菲法·阿玛德扎伊(Sharifa Ahmadzai)的女商人，她在贾拉拉巴德的家中向我展示了这首诗。
愿神摧毁塔利班结束他们的战争。
他们使阿富汗女人成为寡妇和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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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杀死塔利班的母亲和女孩吧。
她们又没参加圣战，为何要给卷发抹油？
加入圣战是一种骄傲——就像给头发上油一样，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如此。于是这首短蛇调侃塔利班女性亲属显出的傲慢和“借来的荣耀”，质问她们为何如此傲慢，战斗的是男人，而不是女人。
来关塔那摩。
跟随我锁链的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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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来狱室窗口。
在我去绞刑架前同我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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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告诉监狱长，
别对我儿子阿拉·穆罕默德太残忍。
60岁的哈拉木·比比(Haram Bibi)是一位名叫阿拉·穆罕默德(Allah Mohamad)的46岁男子的母亲，他和他的儿子沙希杜拉(Shahidullah)两年前在他们位于查普利哈尔省道拉查伊(Dawlatzai)村的家中遭遇突袭时被俘。她从山上来告诉我他的故事，看我是否可以帮助家人联系律师。六个月来，家人没有任何关于男人们在哪里的消息。她们认为是在古巴的关塔那摩湾。哈拉木·比比在那段时间开始唱短蛇。最终，她们通过国际红新月会得知阿拉·穆罕默德和儿子被美军关押在阿富汗的巴格拉姆机场。不久之后，她们通过视频会议与他交谈。家人认为他被不公正地关押——一个嫉妒的堂兄告诉美国人关于他的谣言陷害了他。她们解释说，他们与这位堂兄发生了土地纠纷，阿拉·穆罕默德是村长。现在他入狱了，对手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还声称拥有两栋房子之间有争议的土地。“为什么美国人不问问在这种情况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我见到她们时一位家人这么问我。无论她们的说法是否准确，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家人或竞争对手相互指责对方与塔利班有联系，希望国际部队可以监禁他们的敌人。
苦艾长在独眼穆拉的坟上。
塔利卜男孩盲眼战斗，相信他还活着。
这首较新的改写短蛇提及塔利班领袖穆拉·奥马尔传闻的死亡——他很可能还安好地在巴基斯坦活着。
哈米德·卡尔扎伊来到喀布尔
教我们的女孩穿美元。
·
哈米德·卡尔扎伊将我们的儿子送去伊朗
使他们成为海洛因的奴隶。
第一首诗像最好的短蛇一样具有双重意义。自2001年起担任阿富汗总统的哈米德·卡尔扎伊在阿富汗人中是一个极不受欢迎的人物。很多人认为他很贪腐，即使在他的普什图族同胞中也是如此，他们还认为他把国家出卖给了美国的利益，也只为自己牟名利。在这里，美元既是一个服装品牌，也是一种腐败。“美元”，如“希拉里·克林顿”、“布什”、甚至“泰坦尼克号”一样，都是喀布尔裁缝制装的流行服装品牌。
至于第二首短蛇，阿富汗的大部分海洛因贸易都经过伊朗。成瘾率正在飙升。2010年，至少有8%的阿富汗人口（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对鸦片或海洛因上瘾。在许多食物匮乏、没有药物的地方，罂粟是万灵药。
分离，你放火
在每个爱人的心中和家中。
结语
2012年2月温暖的一天，扎尔米娜（用取暖油自燃的诗人）的乡村家乡加雷什克(Gareshk)的医院停车场挤满了男人、新近母亲和她们裹着襁褓的婴儿。没人看起来像我希望见到的那个十几岁的女孩。她也是位诗人，称自己为米娜·穆思卡(Meena Muska)，意为“爱微笑”。她好像放了我鸽子，这并不奇怪，因为她一开始是拒绝见我的。穆思卡也是女性文学圈米尔曼·巴希尔的秘密成员。尽管她从未见过任何其他人，却定期电话加入，阅读她刚起步的诗歌。她在电话中称自己为“新扎尔米娜”，虽然她从未见过那位刚去世的女孩。跟扎尔米娜一样，她也被她的父亲退学了。跟扎尔米娜一样，诗歌是她与持续教育和更广阔世界的唯一联系。跟扎尔米娜一样，她似乎正走向一场她们无法阻止的家庭灾难。
这让喀布尔的米尔曼·巴希尔成员感到警觉，她们担心她也会自杀。但与这么多年轻的阿富汗女孩一样，通过一条零落的电话线很难判断她只是爱闹剧还是受到了严重威胁。当我（在我的翻译阿斯玛·萨菲的帮助下）问我是否可以见她时，米娜拒绝了。米娜声称，由于美国对阿富汗造成的破坏，普什图人见美国人是不光彩的。没有她父亲的允许，她也不可能离开她的家，更不可能让我去拜访。在阿斯玛的帮助下，她们两人在电话中制定了一个计划：米娜告诉父亲她生病了，必须去医院看医生。我会在那里见她。
现在，我们在一个武装分子密集的集镇里，穿着罩袍汗流浃背地等待着。“她没有来，”我对阿斯玛叹气。“等等，”阿斯玛说，“我想那是她。”在我们的丰田车前，一双水钻拖鞋从玉布山下探出，看得出那女人在挣扎着什么。“她正在打电话，”阿斯玛说。果然，几秒钟后，阿斯玛的电话响了，声音指示她绕过建筑物的一侧，来到一片枯萎的草丛和玫瑰花园。米娜并不孤单；她带来了一位同伴，她的梅拉(meira)，或第二母亲，她父亲的第二个妻子。米娜解释说，她最后还是悄悄告诉了她妈妈她要去哪里，以防我们绑架她。她的母亲派了这位小妻子来保护她女儿的安全。
我们四个人——米娜、她的梅拉、阿斯玛和我——围成一圈坐在草地上，把我们的罩袍拉到足够看到彼此的脸、经过的人也不会看到我们的位置。乌黑的卷发和淡绿的眼睛，她是个美人，她猜她自己大概十五岁左右吧。和扎尔米娜一样，她从生下来就同表兄订婚了，但他最近在路边爆炸中意外丧生，现在她必须嫁给他的弟弟，或是一位大得多的哥哥。她两个都不喜欢，但这是习俗。
她拿出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封面上有一棵苹果树。这是她的诗，她不想让我写下来。它们不好，她说，而且她不希望它们用敌人的语言——英语——来呈现。她只是大声地分享了上面的流行和古老的短蛇诗，因为她也与死去的未婚夫分开了。当阿斯玛在我的笔记本上潦草地写下普什图语时，米娜从她的包里拿出两把梳子。上面停着水钻蝴蝶。她给了我一个，给了阿斯玛一个。我想给她一本我的诗集，但如果她父亲或兄弟们发现了这种东西，她就会有危险。所以我只能从脖子上取下围巾送给她。
一年多来，我没有再和她说过话。她的电话号码不再有效（她的钱包里有三部手机——显然是一个富有的女孩）。在去年秋天阿斯玛在去喀布尔医院的路上心脏衰竭后，这一切似乎更难了。我想我可以继续通过米尔曼·巴希尔联系上她，但没有人能像阿斯玛那样架起我们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了。我不想向米娜解释阿斯玛已经死了。所以我们共同的记忆仍是在冬季花园里的那一小时。
致谢
在喀布尔：阿富汗发展福利协会的人员，包括Mohammad Nasib、Jean Kissell、Inayat Niazi，还有 ZS、Nancy Hatch Dupree、Taous Sajed和他的兄弟Kamran、Sulieman Laeeq、Gulistan Shinwari、Eimal Dorani、Mustafa Salik、David Pate、Mahmood Marhoon,Sahera Sharif和Mirman Baheer的女性、Rasool Sekandari、Habib Sekandari。在赫尔曼德：Asma Safi、Ghulam Mohammad Safi、Abdul Rahman Zahir和Abdul Bari Roman以及 Sharifa Ahmadzai。在南格哈尔：Zia-ul-Haq和Ghulam Mohammad Safi，Ihsanullah Safi。此外：诗歌基金会、Farrar, Straus andGiroux、纽约时报杂志、古根海姆基金会和普利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