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局势
不满之冬：唐宁街洗牌的政治经济学
有竞争的思想，有底蕴的政治
当地时间2022年10月25日，英国伦敦，即将离任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在唐宁街10号发表了最后一场演讲后离开讲台，随后前往白金汉宫递交辞呈。
特拉斯与生菜的比赛已经家喻户晓，但少有人注意到、却让故事更加戏剧性的是，当辞职前夕的特拉斯支持率跌破10%大关时，生菜的价格却同比上升了近20%，从去年10月的53便士攀升至如今的64便士。
列出这组数据并不是为了更刻薄地嘲笑英国前首相；我们需要注意的是眼下英国政治危机背后的社会经济动态。把数月之内唐宁街的两次政治洗牌用宫廷斗争的方式诠释是一种懒惰，保守党高层间的明争暗斗固然引人入胜，却容易把人带入一种纸牌屋式的幻觉，仿佛一打老谋深算的政客和几十位高级技术官僚就能决定整个社会的前途命运。月初的保守党全国大会上固然频出内斗的丑相（例如苏拉·布雷弗曼议员公开宣称党内有人正在密谋一场削弱特拉斯的“政变”），但在大会开幕前特拉斯的支持率就已经跌破了约翰逊任上的最低点，即便党内斗争没有变得公开化，也没人会指望特拉斯的政治生命能延续多久。
特拉斯宣称，存在着一个“反增长联盟”暗中阻挠她野心勃勃的减税政策；但她所面临的一系列危机，却恰恰发源自当年她的保守党前辈们以“经济增长”“经济复苏”之名逼迫劳动群众所做出的种种牺牲。英国诗人雪莱在1818年写道：
“你可忘了那逝去的？它可有
一些幽灵，会出来替它复仇！
它有记忆，会把心变为坟墓，
还有悔恨，溜进精神底浓雾
会对你阴沉地低声说：
快乐一旦消失，就是痛苦。”（查良铮译）
一. 公屋的悲剧
1945年7月，德国已经投降，原子弹尚未在日本落下，受够了战时配给制和经济困难的英国人迎来了1935年以来的第一次大选。作为战时领袖威望如日中天的丘吉尔迫不及待地开始攻击意识形态对手。他暗中命总参谋部制定了德日投降后对苏联开战的“不可思议计划”，又在选战中叫嚷工党“将会像盖世太保那样”在英国实行社会主义。但在另一方，工党提出了“让我们直面未来（Let us face the future）”的口号。一幅工党的竞选海报更直白地讲出了他们的计划：“咱们赶紧盖房子！”
这一时期新建的公屋大多为装配式建筑，即预先批量生产承重墙等房屋部件，运输到现场后直接组装即可，大大减少了修建的时间与成本。这种工艺的缺陷是质量偏差、房屋寿命偏短，而且隔热性能低、冬季供暖需要消耗更多能源。这些缺点在当年看来并没有多么严重，一方面是从大战结束到七十年代中叶的三十年间，英国一直保持着每年新建十至十五万所公屋的速率，房屋更新换代速度极快，房产价格也维持在正常水平；另一方面，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就是产煤大国，其殖民遗产又让英国企业掌控着海外大量的油气资源，没人为供暖所需的能源杞人忧天。
公屋的制度保障则是地方议会（Councils）。即便政府在住房项目中提供了大笔补贴，公屋的修建和运营通常实际上由地方议会负责。这一体系在没有外力干涉的情况下运转良好：对公屋需求更大、也更需要有效治理的地方往往是人口稠密但居民多为普通工人的工业城市，而充满活力的工会和地方工党（Constituency Labour Party）则保证工人能直接参与到地方政治中、监督地方议会的运作和公屋的管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哈罗德·威尔逊的工党执政时期，许多工党掌控下的地方议会便开始着手修缮或改造战后最早兴建的一批公屋，上马了许多野心勃勃的公寓式公屋项目。
然而，住房的商品化和房价的市场化逐渐撼动了公屋的根基。早在1952年丘吉尔第二次执政时期，即便他接受了兴建公屋的共识，却同时为房地产企业提供补贴和政策优惠，为住房市场引入了受政府扶持的私有资本。自五十年代末起，每年新建的商品房从大战结束时的数万所一跃上升至十五至二十万所。紧随其后的是哈罗德·麦克米兰的保守党政府颁布的《1957年房租法案》，解冻了先前严格控制的住房价格，允许房东在一定限度内自由涨租。商品房开发和房地产投机让整个房价水平水涨船高，1950年的月房租中位数仅为42镑，到1970年时这个数字已跃升为108镑，即便这二十年间建成了几百万所新房。
2021年9月，一伙自称为“隔热不列颠（Insulate Britain）”的环保主义者用身体堵住了M25高速公路。他们的诉求简单直白：改善英国住房的隔热性能、减少供暖的能源消耗。当时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约72%的受访者反对这伙抗议者的行为。
即便出发点大相径庭，但今天，英国人想必大都已经理解甚至支持他们的诉求了。自撒切尔政府叫停公屋建设以来，英国每年新建的住房数量几乎降到了原先的一半，房地产投机和连年上涨的房价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新房。如今，英国约72%的住房都修建于1980年或之前，而在七十年代的第一次石油危机和八十年代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前，能源价格和效益从来就不是英国住房建设的考虑因素。
问题十分简单，住在老房子里的家庭在冬天要么挨冻，要么在供暖上花更多钱。在俄乌冲突爆发前的2021年，老房子的平均能源开支（797镑）比十年内修建的新房子（390镑）要贵上一倍，而到2022年冬天，受国际能源市场影响，家庭能源账单预计将会飙升至三千到四千英镑，而政府临时提供的补助只能覆盖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另一个问题是巨大的按揭还款和房租压力让普通家庭更难以承受生活成本上涨。在眼下英国的“生活成本危机”（Cost-of-living Crisis）中，价格上涨水平最高的种类是食品、交通以及家庭日用品，在“迷你预算”出台前的9月份，三类同比涨幅分别为14.6%、10.9%和10.8%，这些种类主要是在俄乌冲突引发国际市场波动后才出现大幅异动的。相比之下，住房与住房服务类别的涨价水平似乎并不格外突出（9.3%），毕竟英国房价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一直维持着较高增速。
撒切尔的支持者们宣称她让人们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一个英国人的城堡就是他的家”，但历史事实揭穿了这个神话：2020年房产拥有者的比例仅比1980年撒切尔上台伊始增加了八个百分点，但社会和公益住房的租住者却下降了十五个百分点；也是在这四十年间，房租中位数上涨了约四倍。长远来看，公屋这类公有和国有资产最终填满了炒房盈利的私有资本的腰包。
在拥有住房的64%英国人中，只有一半已经还清了房贷，而这其中绝大部分又是赶上了房价飞涨前最后一趟车的那批人。根据2020年的统计，没有未偿清的按揭贷款的住房所有者中62.5%为65岁及以上的老人。他们往往在三四十年前的撒切尔执政时期买下公屋，随后也没有再卖出或搬家，而是一直在其中居住直到退休。这部分房主在房地产泡沫时期成为了最幸运的人，房价上涨并不会让他们的生活成本增加，反倒使其资产不断增值。
然而，公屋往往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工矿城市，这些城市也在接下来国企私有化和产业转移的浪潮中承受了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购买权”政策客观上起到了筛选的作用：当年家境更好的中产阶级居民更有可能有积蓄买下公屋，也只有收入不依赖于工矿产业的他们才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萧条中没有被迫卖出公屋。相反，那些在八九十年代无奈下岗的北英格兰与南威尔士的工人阶级所经历的故事，要么是眼睁睁地看着传统的工人社区一步步瓦解、存续的公屋日益年久失修，要么是买下公屋后为生活所迫又卖给企业和富人，要么则干脆背井离乡去讨生活。
这些老一代工人虽然住房条件堪忧，但至少已经退休，通常享受着养老金和住房补贴等福利国家的遗产，不算富足但日子尚过得下去。背负房贷的中年人和干脆放弃买房、以租房为主的年轻一代工薪阶层，则在经济波动中承受了最大的压力。在疫情开始前的2019年，全英格兰每周平均按揭还款额度为182镑，平均租金为201镑，而平均收入则为592镑，这意味着工薪阶层很可能要将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住房上。这一比例看似一般，但房价连年上涨意味着房贷和租金也水涨船高，远超工资增长的速度。随着疫情期间的纾困措施在2022至2023年逐步结束，购房者和租户将直面任何经济波动，今年英国面临的9-10%的通货膨胀率对他们而言无法忍受。
1986年圣诞节前夕，一条电视广告突然走红：小镇的街上几个英国人神秘兮兮地互相传话，“英国天然气的股份11月就上市了，如果你看到了希德，告诉他，成吗？”这条四十秒长的广告名为《告诉希德（Tell Sid）》，是英国天然气集团（British Gas）国企改制的广告，最终共计一百五十万人购入了这家垄断全英天然气供应的前国企的股份。
这是八十年代撒切尔执政时期私有化政策的一段剪影。她所试图推行的是一种“流行资本主义”，即说服选民相信私有资本和市场经济不仅意味着少数富人和大企业的利润，还会让千家万户的普通人参与并受益其中，而她为出售国有资产描绘的蓝图就是人人都能购入国企股份并从原本被国家垄断的关键产业中赚上一笔。倘若有人在二十五年前花135镑购入英国天然气的股份，这100股如今将价值1721镑。
但这一蓝图远未实现。私有化意味着“市场规律”让价格水涨船高，即便某位散户从持有前国企的股份中小赚了一笔，英国天然气也早就在涨价中把红利加倍赚回去了。在股市热潮退去、九十年代的经济衰退让英国家庭重新审视投资开支后，前国企的股份和利润毫不意外地集中到了少数人手中。几年内，英国天然气的持股人数就从“告诉希德”时的一百五十万人骤降至六十万人，而这其中绝大多数只是持股价值几百至几千英镑的个体股民。
作为“撒切尔经济学”的支柱之一，国企改制同住房商品化、金融去管制、减税等政策一同促进了英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复苏与增长。然而，与人均GDP一同高企的是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一趋势在进入21世纪以来并未改变，只有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后的经济萧条才短暂让富人和巨型企业的财富缩水了一阵子。《金融时报》今年9月的一篇文章把英国称作和美国一样的“贫困社会，只不过有一些非常有钱的人”。
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撒切尔的国企私有化政策称作“产业大屠杀（Industrial Holocaust）”，航空航天、煤炭、钢铁、电信、电力、油气、铁路等行业的国企全部被出售给私人资本或拆分重组，约合六百亿英镑的国有资产转为私人所有。私有化确实提升了一些产业的利润率，但这种效益却建立在这些大企业依旧保有的垄断地位及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的基础上；换言之，它们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国有模式下出让给雇员和消费者的那部分利润给赚回来罢了。
金融去管制和打击工会完成了富人与金融资本对国有资产和社会财富的占有。《1986年金融服务法案》被称作“大爆炸（Big Bang）”，因其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让伦敦证券交易所改头换面，金融活动的成本和监管力度都大大降低。对工会的铁腕镇压则让工人被剥夺了议价权，企业得以让利润率不高甚至依赖财政补贴的部门关门歇业、工人下岗回家。1984年的煤矿工人大罢工失败后，英国政府得以将煤矿产业私有化、关停入不敷出的数十个矿坑、转而从澳大利亚等地进口更便宜的煤矿，而代价是约二十万煤矿工人在接下来的十年间失去了工作，北英格兰与南威尔士的许多煤矿小镇永远陷入萧条。
撒切尔的改革确实做大了蛋糕，但蛋糕的分配不均反倒恶化了更多，这种后果至今仍然不容忽视。工薪阶层收入的相对减少意味着人们对物价波动更加敏感，也有更多社会不满正在积蓄。而在企业一方，在家用能源开支飙升的当下，英国石油、英国天然气和国家电网等私有化了的前国企则纷纷创下破纪录的利润额：据估计，2022年及接下来的两年间，能源和电力行业预计能赚取逾一千七百亿英镑的利润，其中四成将被大企业独占。
同时，原本几乎完全由国家控制的能源产业被私有化后，英国政府失去了调控能源市场的能力，在能源价格高企的当下只能给家庭提供供暖补贴，相当于间接用国家财政来支付一部分能源企业的利润。同样在其他关键行业，国家也无法决定薪资待遇，无力回应劳动群众按通胀水平提高工资的诉求。
贫富分化和住房商品化的政治后果在中短期内显然是有利于保守党及其政商界的盟友们的。好看的经济绩效由压低的雇佣成本和活跃的金融活动维持，政客和企业因利润率和增长率而形成牢不可破的联盟；而在另一方，实际工资陷于停滞、工人阶级的力量在物质上被削弱，孕育了强大工会运动的工人社区则随着公屋制度的解体而瓦解，电影《骄傲（2014）》中弹着吉他唱着歌的工人俱乐部一去不复返，政府不再被工会所掣肘。这一转向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布莱尔和布朗的“新工党”只有靠着接纳撒切尔的遗产，才能赢得入主唐宁街的机会。
2008年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英国政府的尴尬境地。英国同美国一样都出现了“大而不倒”的情况，即涉事银行一旦崩溃，则会诱发资本市场更严重的海啸，因此要挪用国家财政来救助这些私人资本；但Culpepper and Reinke (2014)进一步指出，英国银行业更强的“结构性力量”阻止了英国政府像美国那样有效地实施资本结构调整政策。次贷危机结束后，为了防止房地产泡沫破裂再一次引爆系统性风险，英国政府又不得不维持着房价每年接近10%的增速，而避免实行那些能限制房价的政策——例如保守党在2015年大选前承诺新建二十万所住房，却最终没有兑现；又例如即便国际能源市场自二三月份起就开始异动，政府却至今都没有着手改善住房隔热性能以减少家庭能源开支。
因此，无论唐宁街的主人如何更换，只要执政的依旧是保守党或是工党中接纳撒切尔遗产的派系，在眼下的生活成本危机面前就只能采取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救火政策，除非外部形势发生根本性改变。从这个角度来讲，代表“温和与理性”的苏纳克和斯塔莫只能稳定住投资者信心，却并不存在壮士断腕地带领英国从危机中走出这个选项；说不定试图用像在池塘中炸鱼那样的看似愚蠢的大胆政策来“刺激经济”的特拉斯，才更大智若愚呢。
而在另一方面，英国的劳动者已经当了太久“经济增长”的“必要牺牲”，如今又被迫承担国际市场波动的后果。工会联合会（Trade Union Congress）宣称，自2008年起英国的实际工资就事实上冻结了，在物价高涨的当下更是被通货膨胀甩在了后面。如果说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房租、学费、医疗费等必要开支的逐年上涨尚是可以忍受的温水煮青蛙，那么眼下快速上涨的食品日用品价格与指数式攀升的能源开支就真的忍无可忍了。
在2017年大选前工党的竞选纲领中，科尔宾写道：
“英国是世界上第五富裕的国家。但倘若多数人不能分享财富，这便不值一提。许多人感到这个体制被操纵来对抗他们。”
所以，如何改变体制呢？英国150所高校的工会已经投票支持罢工，铁路工会刚刚宣布了十一月的罢工日期，王家邮政的罢工依旧是进行时，工会联合会号召全国工人在11月2日到威斯敏斯特宫外集会向议会施压。当冬天到来后，能源价格将不再只是媒体上的危言耸听，千家万户将真实面对数千英镑的供暖账单，那时我们或许还能列出更长一串抗议活动的名单。当然，这些行动或许依旧无法改变体制，但至少可以证明即便首相像走马灯似的换人，问题依旧摆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