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中能看出什么？——你必须了解的一次权威解读！（全版首发）
4月22日晚七点半，中国财富管理50人论坛与新华网联合推出的投资者教育公益节目《国民财富大讲堂》第十二期播出。本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研究员祝宝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陈道富、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以及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等五位嘉宾围绕“一季度经济数据解读”展开了一场高峰对话。
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会根据经济运营情况公布经济数据，这也被视为我国经济的重要“温度计”。据国家统计局上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同比下降6.8%，三大产业也都出现了比较大的下滑。而3月以来，随着国内疫情防控形势的日趋稳定，我国经济有了明显好转。对此，五位嘉宾分别分享了他们对一季度经济数据的理解和思考。
祝宝良：一季度经济下行较深 3月起恢复状况良好
通过公布的一季度经济数据看，二月份下跌得很深，虽然从三月份开始主要经济指标收窄，经济已经得到一定的修复，但总体来看，一季度经济下行较深。我个人认为一季度经济数据有五个特点。
第一，经济下行较深。假设没有疫情，今年一季度GDP在6%左右，考虑到2%的物价，一季度名义增长速度应该在8%左右。而实际上，一季度现价GDP只有5.3%，不变价GDP是-6.8%，经济损失相当于3万亿人民币，这个损失主要由政府财政、企业利润和工资性收入三方面承担。
第二，政策制定及执行难度增加。疫情同时冲击了供给和需求，但从绝对数看，生产端的影响好像小于需求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政府的消费支出，或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这一块，尽管政府的需求收入下降，但是财政支出下降的幅度是比较小的。二是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由于对需求的冲击比较大，使得一部分产品的库存增加。
第三，物价及通胀水平不高。本来我们担心冲击主要是供给性的，价格往往上升。现在看既有供给又有需求，带来什么特点呢？就是需求没有下来的商品价格是上升的，需求下来的商品价格是下跌的，整个通货膨胀水平并不高，甚至未来一段时间通胀可能还是要往下降的。
第四，就业压力增大。经济下降了6.8%，对就业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但是我们看到三月份的失业率比二月份稍好，大概只有5.9%。统计局还给了另外一个数字，三月份的就业比一月份下降了6%。如果把下降的6%也理解为失业人口，那么失业率就接近12%了，这个数字是跟最近美国等发达国家爆出的数字是差不多的。
第五，收入增长速度按现价计算略微增加，大概增长了0.8%。当然收入增长就意味着企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下降，正如刚才所讲，其实是企业和政府困难。在收入增长里面，很大的一块是转移支付，政府转移给贫困人口收入是增的，拉动了整个居民收入的大概0.2%，剩下工资、经营性收入还是略降了一点。
这些特点对我们的经济可能会带来几个值得担心的问题。
第一，企业经营比较困难，利润下降比较快。从去年开始企业的整个利润都不太高，特别是工业企业，今年的利润可能下降更大，我估计工业企业的利润率要降30%左右。这么大的预期利润下降，对特别是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来说，投资能力、生存会有很大的困难。
第二，刚才讲的就业问题。那么当然经济在好转反弹，可能还有一部分人陆续就业，但我们就怕看到第二轮，疫情扩散到世界各地以后，出口再下来，可能对企业有影响，对就业还会有影响。还有一些行业，像旅游、文化、家政服务等，就业的压力也比较大。还有另外一块，今年年终1300万新增就业，包括874万大学生，478万中专生还要出来工作，这个就业压力也比较大。就业压力比较大，收入就要有问题，消费增长就有可能不会太快，制造业明年投资也不会太快。
第三，财政、经营的风险。财政主要在基层，政府运转的问题，因为财政收入下降比较快，家庭的负债表在恶化、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也在恶化、地方政府的财政也有困难、这就可能把我们一部分经营机构拖进去，这就需要对经营机构、对企业、对这些家庭进行必要的救助，这是中央财政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第四，疫情第二波冲击带来的出口企业的问题。接下来就是进口业的中断，从供给端影响到原材料、零部件的进口。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几个问题影响还是比较大的。那我们怎么看这些政策呢？我特别担心的是第二波疫情导致出口一旦下降比较快，中国的出口企业往往都是一些劳动技术水平比较高、劳动密集的相对较好的产业，这些企业一旦出现问题，再开始恢复就比较困难。所以要保这些企业就比较重要了。这就是4月17号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来的，从“六稳”转向“六保”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底线思维。面对这种局面，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要救助企业，不要让企业倒掉，一旦疫情过去，马上可以生产。一旦倒掉了，再恢复生产就比复工复产难多了。
货币政策我认为今年的力度是不错的，也比较适应，财政政策在纾困期间做的也相当不错。我现在希望有没有一揽子政策出来，帮助现在回乡的农民工，农民工家庭还是农村的基数群体，在农村还有1.2亿没有出来的农民工，比如搞农家乐的。这一部分人，我认为二、三季度如果疫情还在发展，是需要去补贴的。城市这一块是要补贴的，还有一块是企业要保。
所以我觉得财政政策无论如何是需要扩大的。我提出了一个特别国债的概念，一是能不能搞纾困基金，支持这些企业。二是经营有风险，小银行不愿意贷款，那能不能给银行注资。当然，我们还有责任要去支持其他的发展中国家抗击疫情，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挥一些作用，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注资，增加中国的提款权、增加中国在国际领域里的发言权，这些都非常重要。特别国债可以做这些事，剩下的一般性债券、专项债都可以用来拉动消费。
我对经济主要的看法是慢慢会恢复，后面的经济增长可能是个小的V型反弹，但是月度不好说，可能是W型的，但二季度肯定比一季度好，三、四季度可能还要再看看疫情的发展。
刘尚希：冲击具有持续性 要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
到底怎么看一季度经济形势，以及以后的经济发展趋势？我认为应该认真研究4月17号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对形势的判断非常精准，用两个“前所未有”进行了描述和概括，一个是指冲击前所未有，另一个是指挑战前所未有。
第一，冲击前所未有在经济数据上已经有所体现，一季度经济负增长6.8%，对于我们国家来说，近四十年罕见。这种冲击不仅是一次，而是二次。第一次是疫情在国内爆发带来的冲击，第二次是疫情在海外蔓延带来的冲击，这两次冲击叠加，放大了不确定性和风险，所以导致经济深度下滑。去年我在分析经济形势时，提出警惕经济螺旋式下行，我的分析判断是基于觉得供给侧和需求侧可能会形成负反馈，确实没料到疫情的两次冲击使经济出现了螺旋式下行。
我们现在看到的数据是一季度的，应当说主要还是第一次冲击带来的影响。第二次冲击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预计会在二季度经济数据上有所体现。因为当前沿海地区的进出口都受到第二次冲击影响比较大，企业受到影响，也会导致就业等一系列的活动受影响。因此导致今年全年都不能乐观。
因为从全球看，疫情还在不断拓展和扩大，假如说全球疫情中心从欧洲移到了美国，那下一步可能就会移到印度，如果印度再出现更大的疫情，那对我们国家带来的影响也不能小觑。所以我们还得将当前全球疫情的变化作为衡量宏观经济运行及我国复工复产、经济恢复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去分析判断。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冲击前所未有不仅指的是一季度，还很可能是二季度或者全年。
第二，挑战前所未有实际是来自于内外的挑战，国内疫情冲击带来的挑战和国外疫情冲击带来的挑战。内外挑战叠加，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也就是政治局会议上所说的，要充分估计我们面临的困难、风险和不确定性。之所以要充分估计，就是说不能小看了。
这个挑战恐怕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大家也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美国发动舆论战“甩锅”中国，去全球化过程中的去中国化……这对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恐怕也出现了新的内涵、新的条件，我们要做战略判断，短期的形势要放在长期背景上看。如果说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进入了一个新的轨道，有可能是一个高风险的轨道，那么短期的判断恐怕就不能仅仅基于当前的数据，还要长远地看，将长期以及我们可能进入发展的高风险轨道综合衡量，看到全年及以后的发展态势。所以这个挑战可能不仅是运行层面的，也可能是战略层面的。
我们还面临着一个挑战，就是如何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这个统筹是非常有难度的，前不久我在卫健委开会的时候也谈到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如何优化升级我们当前的疫情防控模式，这是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的关键。
如何实现疫情管控模式的升级？这里头有一些基本条件，或者说基本要素。一是死亡率，假如说新冠肺炎的死亡率能降到普通感冒的水平，死亡率降低，大家不恐慌，那么一切就可以恢复到常态。还有一个条件就是检测，比如检测的升级换代，真正做到早发现。之前我们的发现往往是通过隔离，病发出来了，才发现，或是通过追踪密切接触者，对于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发现。现在随着检测能力的全面升级，不仅是早发现，而且是早早发现，有效隔离风险，这个条件非常重要。第三个条件是医疗资源不被挤兑。这三个条件具备了，疫情防控模式就可以进行升级，就可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到兼容，复工复产复商复市复学都有可能了。
我觉得这些条件是我们在分析经济形势的时候必须要考虑的。如果把这些问题撇在一边来看经济形势，可能有片面性。
陈道富：深层问题需警惕 政策应对大有可为
一季度经济数据出来后，我有三个方面的感触。
一是一季度经济数据反映了疫情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冲击。不论是从供给面、还是从需求面、还是从对中小微企业、各个群体，对消费、投资、出口等不同结构上，都在不断地印证我们在疫情里面的各种各样的直观的感受。但是我认为有两部分内容在一季度数据中没有充分显示，一个是疫情在国际上的蔓延对我国再次的影响，出口虽然已经下降了，但还没有完全反映国际社会的需求下降可能对我们出口企业的影响。另外一个是疫情直接冲击后带来的一些次生影响，包括可能的一些失业，包括可能对金融机构经营压力带来的冲击。
二是从货币金融角度，把经济数据与货币金融数据结合起来看，一季度的货币和信用扩张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三月份，金融体系的流动性是相当充裕的，因此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的金融政策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得关注三个数据方面的不一致。第一个是中长期贷款的投向与统计局公布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前是不一致的。根据人民银行公布的目前中长期贷款里面，制造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达到16.7%，但统计局公布的制造业投资增速是下跌最快的，达到了将近25%。与此同时，我们看到基础设施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达到了10.5%，但是基础设施的增速下跌的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这两个数据也不一致。这可能反映了金融数据是前瞻的，可能在二季度我们可能会看到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增速的反弹，但是当然我们也要关注，资金流到这些企业最终能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增速的恢复。
第二个是住户部门的存款增加和居民收入增长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一致。住户部门的名义增速取得了一点正增长，但住户存款一季度同比达到了13%，高于疫情经济增长，反映了住户部门在疫情冲击情况下，对边际存款、边际储蓄的倾向是有所增加的。这种环境下，居民获得的收入可能更大的比例是以存款的形式储蓄起来。
第三个是M2和M1的增速不一致。一季度在各种金融政策的作用下，M2增速较高，达到了10.1%，M1增速仍然保持在5%。具体看，在M2里面，企业的定期存款、其他存款和住户部门存款增速变化比较快，这也就是说目前的金融政策资金流到了企业和个人手上，但还没有完全转化为经济活跃度。要提高经济的活跃度，可能还需要我们的政策方面进一步的着力。
三是4月2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里面提到了一个判断——前所未有，我认为“前所未有”反映了我们对疫情的独特性和严重性的判断。如果进一步引申，意味着政策的应对就不能够固守成规，很多政策上的框不能够在这前所未有的冲击和影响面前，仍然不得不去受种种约束，所以要更加解放思想，更加积极有为。从现在来看，一季度的政策更多的是着眼于救助和经济的恢复，有助于支持疫情的防控和经济的托底。从政治局会议以来，政策开始=在坚持“六稳”的基础上转向更加强调“六保”，对于扩大内需去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稳定等等做出了更具体的部署。
但我觉得这里应该更加突出财政方面的作用，财政“六保”方面可以也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财政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会面临着更大的困难，越是在困难时期，财政越是需要逆经济周期来做更多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件事情非常重要，需要进一步推动。一是需要把财政和货币更好地结合起来。中央银行推出了1.5万亿人民币的再贷款，再贴现来支持中小微企业的复苏，但中小微企业的贷款要想真正的投放下去，它的不良率会比较高，目前仅仅2%的利差保护不足以覆盖这个信用利差。这就需要财政政策，各地的担保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发挥一些作用，使一部分的政策能够真正落到实处，让中小微企业真正获得这一部分贷款，推动他们的恢复。
二是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民生救助、援助方面支出不少，但是没有建立直接的财政救助渠道。借这个时期，我觉得一方面可以做一个支出安排，另外更应该借着时机把这套体系建立起来，使中国能够增加一个可以直接着眼于民生、就业、失业等等的更加精准支出、救助的财政体系，使政策不再借助第三方组织不太准确或有多环节的推动，这样可以使着眼于民生、以人为本的财政政策共有基础来实施。
邢自强：中国抗疫成果显著 抵御好外部冲击成关键
一季度不能单算经济账，因为当时中国处于抗击疫情这场战役的上半场，重中之重是遏制疫情的传播，从而为下一阶段恢复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奠定基础，从这个角度还是交出了一个不错的答卷。当前开始进入了抗疫的下半场，也就是说未来几个季度，重心转向了经济抗疫，政策应该积极的发力，尤其是大陆的纾困来应对全球的经济大衰退。
所以回过头来看，一季度GDP增速是同比下滑6.8%，并不奇怪，因为当时是抗击疫情的上半场。我一直在一月份以来重申，抗疫这道题有三部曲，第一是控制疫情本身的蔓延，第二是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第三再去拉动或者刺激需求。这个答题的顺序要遵守，不能越过前两道直接跳到最后一道去刺激需求，因为大家如果发现疫情没有控制，外面的病毒还在散播，我当然不敢出去消费，这时候去刺激经济就隔山打牛起不了作用。上个月美联储的纽约分行的研究人员，专门回顾了一个世纪之前的全球大流感之后的经济上的经验，结论就是那些当时执行社交疏离和隔断措施执行的比较彻底和强烈的国家，后续的工业生产总值的复苏水平就比较好，反之亦然。可见历史经验也告诉我们，抗疫的答题顺序很重要。一季度的抗疫上半场，中国交出了不错的答卷，是因为采取了合理的步骤，发挥了社会组织模式的优势，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率先扭转了疫情。
三月份疫情基本上稳住了，开始有序的复工复产。我们编制的大摩复工指数显示，到了今天，中国工业产能大致已经恢复正常了，现在进入了抗疫的下半场——经济抗疫，挑战更大，题目更难。
首先经济复苏的瓶颈不再是供给侧和生产端，而是转移到了需求端。与此同时欧美经济停摆时间是很长，全球GDP超过一半的地区都按下了暂停键，基本上可以断言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大衰退，是全球1929-33年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经济冲击，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更胜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因此毫无疑问，中国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就业压力，继续大规模的一揽子的纾困举措来反哺企业和个人共度难关，避免当前的摩擦性失业转变成长期的结构性失业。所以在下半场，重点应该借助中国这些年建立起来的比较完善的数字支付经济，比较发达的税务缴税体系来反哺实体经济，比如说给老百姓、给中小企业退税，精准的补贴，来度过这场全球经济的暴风雨，实现未来几个季度的“六保”和经济复苏，再接再厉，打好抗疫的下半场。这是我对一季度经济的反思和二季度的前瞻。
鲁政委：经济长期增长动力充足 逐季走高或延续至明年
我对一季度和未来的经济形势主要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冬尽春来，V型反弹。也就是说应该可以预见，一季度-6.8%的增长是未来十年不会再见到的最低的增长数据，是过去的一个映射，并不代表未来。从未来讲呢，我们可以预计今年四个季度的逐季同比数据是逐季走高的，而且应该可以延续到明年上半年。
第二句话是内需反弹，遭遇外需倒春寒。如果说二、三月份人们关心的是疫情的控制和复工复产，那现在我们遇到了新的情况，复工一过月，订单开始被取消。所以三月份的数据，严格的讲，有可能是前面一个月和后面几个月中最好的一个月，恰恰是供需都没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们注意到，如果从新增确诊的病例来讲，毫无疑问海外的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峰值都已经见到，我们现在关键是关注它的回落的速度有多快的问题。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其实已经由停摆进入到起风的阶段，也就是说进入到逐步地复产复工，非常像我们三月初的状态。但从国际定期航线看，还是比正常水平少了60%，而除了大宗商品的贸易之外，很多货值更大的电子产品，更多都是靠航空货运来进行。这个能够看出，对我们的国际贸易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
第三句是短期靠政策托底，长期靠改革。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几个重要的判断，其中我认为特别重要的就是要有紧迫感。在之前的很多次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的会议上，把托底的政策都已经布置得非常清楚，我自己概括为“434”。
当前面临的就业压力很大，总书记讲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要复工复产，使大家有工作，有工作就有收入，有收入家庭生活就没有问题，国家经济也就没有问题。那对于农村居民怎么办呢？今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我们可以在农村进行美丽乡村建设。比如今年史无前例的发了一个关于植树造林的文，说全国要从南方到北方，根据节气温度的变化依次推开，确保完成今年植树造林的任务，也就是说农村务工人员可以在家种树。同时还要加强农村的水利设施建设，农村的很多小的燕塘沟渠年久失修，我认为可以借这次机会，把水利设施做起来，增强防汛抗旱的能力。再比如美丽乡村建设的厕所工程，村村通的公路，4G通讯网络，电商基础设施等等，这都有利于解决没有从农村出来的务工人员的收入。
还有一部分务工人员已经从农村出来了，但突然发现刚干了一个月就没活干了。这种情况下，我们城市里现有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为了增强未来的潜力，还有一部分新型的基础设施建设，我把它概括了一个词，叫“顶天立地”，顶天指高科技，立地跟我们每个务工人员都有关系。比如说你如果没了工作，你只要会骑电瓶车，就可以送外卖，可以解决吃饭问题。如果还再有一点才艺，还可以做直播带货，来解决吃饭的问题。如果以上三类都不能解决吃饭的问题，那就要通过失业救济的方法了。这就是我说的“434”中的第一个“4”。
既然要让务工人员有务工的机会，那我们就需要一些财政的项目。所以4月17日的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发挥关键作用。财政要投一些项目解决用人用地用钱的问题。现在用人不是问题。用地，3月份国务院对于几大城市群下放了关于用地的审批权，使用地的审批速度变得更快了，所以暂时也不是问题。用钱，现在又有四个方法解决用钱问题，也就是我说的“434”的第二个“4”，包含预算内的提高赤字率、中央政府层面发行特别国债、地方政府层面发行专项债、促使融资成本下降（包括政策银行、商业银行，不仅不断带，还要加快信贷的投放）。解决了用人用地用钱的问题，接下来就是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最重要的一句话，除了两个“前所未有”，就是要增强紧迫感，要抓紧行动。这是短期政策托底部分。
长期靠改革。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5000多个字，每一句话都很关键，不仅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关键、对机构业务、对企业、甚至对个人理财都很重要，值得每一个人去研究。这里面讲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的市场化的自由流动会发挥未来经济的三大潜力。
一是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我们一直担心产业链外移的问题，其实你会发现只要中国有强大的市场，便是对全球产业链最强有力的吸铁石。二是关于我们的战略机遇期是否要做重新的判断，比如一些国家在某些技术领域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我们进行“卡脖子”，那实际上关键技术的突破主要取决于对于人的激励。只要人的激励到位，关键技术的突破都不是问题。专利可以管控，但是人依然是可以自由流动的。在这里面，我们要发挥自贸区的创新创业机会，用全球最优秀的人来帮助我们进行技术的创新。三是土地的改革，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土地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如果土地可以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人可以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那我们就有了又有一轮的大城市化潜力的发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长期的增长的动力也就有了。
问答部分
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经济的活跃度是100分，当前中国经济的活跃度大概恢复到多少了？能打多少分？
祝宝良：如果潜在增长率6%是100分，零增长是0分。二季度活跃度评分就可以根据二季度的增长速度跟6%比差多少。从这个角度，根据我刚才提到的大概有20-30%的增长，活跃度差不多是50分。当然，一定要把指标定清楚，如果说将全球经济增长率作为标准，那中国的活跃度在60-70分。
刘尚希：从恢复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角度进行判断，与从潜在增长率角度判断，结果是不一样的。现在看，还没有达到恢复经济社会秩序的状态，从这个角度，达到了80%，如果进一步讲，达到经济潜在增长率6%，现在也就是恢复到40%左右。
陈道富：从复工复产达产角度来看活跃度，这个时候不同的领域会受到需求方的不同的影响。如果从M1的角度来看，现在已经达到5%，也就是说现在企业活期存款已经做好准备了，已经超过去年的M1的水平。总体来看，中国可能已经达到85%的复工率，剩下的15%可能是因为需求方的冲击还没有完全开足马力，还没有达到增长潜力的水平。
邢自强：如果把本次疫情爆发之前，就是去年底的经济活跃度定义为100分的话，现在总体上是恢复到80分左右。80分左右在全世界看起来还是一个先进先出，进度领先的，这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成就。其中生产端恢复到了90分左右，进展特别突出。但也要看到困难，消费和服务端才恢复到60-70分左右，而且接下来挑战依然严峻。生产端、供给端的进一步复苏面临瓶颈，主要就是外需不足，出口订单下滑，而消费端的进一步复苏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老百姓的荷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就业和收入压力，以及政府可能出台的纾困支持政策之间在赛跑。第二个更重要的就是取决于疫情的走势，这个可能是主导因素，因为它会决定社交疏离政策、公共卫生政策持续到多久，消费者行为模式什么时候才能最终正常化，也就是说什么时候有了能广泛使用的有效的疫苗，大家就彻底不担心了。
鲁政委：我的看法是大概在85分左右，大中型企业比小微企业恢复得更好，剩余的15%主要是商场、餐饮、娱乐、长距离的差旅，以及一些线下的聚集式、场景式的消费活动恢复的比较差。我跟大家的看法略有不同的地方时，我认为随着防疫事件的推移，防护用具的到位，以及大家对疫情认识的更充分，大家的恐惧和焦虑在不断减退，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有利于生产生活的正常进行。
我们把视野稍微的往前拉一拉，看整个二季度，是不是可以说二季度经济正在进行V型反弹，或者说二季度您预判这个V型反弹的力度能够有多大？
邢自强：总体来讲，中国的疫情是先发的，而且管控得力。刚才大家都提到，中国在全球率先复苏，尤其是生产端的复工复产进展斐然，中国经济有望走出一季度的最低谷。但是考虑到接下来面临全球大衰退，包括中国国内的消费复苏也比较迟缓，所以需求端的瓶颈还在。因此，二季度的复苏包括下半年的复苏将是U型的，不大可能是非常强的V型反弹，它的路径是比较坎坷的。尤其是外需的大幅走弱，会对生产端和就业产生二次冲击。内需里面的消费需求会受到压制，一方面要保持一定的社交疏离，防范疫情的第二波爆发，另一方面现在的摩擦性失业削弱收入。
有鉴于此，我认为讨论下半年的U型复苏，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政府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逆周期的调节力度，即各位专家此前提到的财政政策。如果发行抗疫特别国债3万亿，再加上地方专项债，比去年增加1万亿，总的增量是4万亿左右。这个4万亿跟08年的4万亿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要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的规模比12年前大得多。即使算上这4万亿，今年的财政赤字扩张的规模可能不到2008、2009年实际赤字扩张的规模的1/3左右，而且，它只相当于今年美国进行的财政刺激规模的1/6至1/7之间，因此规模是适度可控的。
这样可以部分对冲外需的冲击，有可能使得今年全年经济增长保持在2%左右，其中二季度可能勉强回到0%以上，全年在2%左右。因此，我认为U型复苏要靠政策一定的扶持，建议接下来两会可以考虑明确今年的目标是稳就业和纾困，“六保”，而非设计较高的GDP的增速目标，来引导好预期。
刘尚希：我觉得现在讲V型、U型都是根据GDP的增速来看的，因为把GDP的增长速度画到纸上就形成了一个V或U型曲线。我觉得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增速的问题，当前最应当关注的是什么问题？首先是就业的问题，这是“六保”的首位。当然孤立的保就业是不行的，必须要保市场主体，还要保供应链、产业链，这些都是相关联的。如果就业的问题能够稳住，其他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所以，我认为我们首先不要纠结是V型还是U型，不然我们的政策会随着经济增速调整，我们的政策目标可能有意无意的会回到传统的路上去。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政策目标就是保就业。
祝宝良：从经济增长速度的角度讲，我想2月份是很深的一个底了，一条直线下来，后面会往上慢慢的往上走，大的形状应该是个V型。如果从看月度看，可能是W型。刚才尚希院长也讲到，我们不应过于关注速度，还要去关注其他的一些指标。我基本同意经济会有V型反弹，只是过程中可能是有起有伏的。
陈道富：我对经济一季度的判断是充分反映了疫情的直接冲击，但是海外的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和中国直接冲击以后产生的自身的影响还没有在经济里面充分显示，这部分影响可能会体现在二季度和三季度中，所以二季度、三季度的一部分月份，可能看不到一个特别强劲的反弹。受制于现在的居民杠杆率比较高，消费倾向比较弱，投资意愿也不强，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认为会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对反弹的力度不能过高估计，要对经济的长期困难做好充分的准备。
鲁政委：我认为反弹应该是V型的，主要的依据有几点。第一，我国在疫情的控制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已经接近全面复工。市场本身存在自发的回升的力量，比如一些被压抑的需求的释放，以及一些地方政府相关的政策。比如发放消费券，乘数的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加上企业也意识到需要加快业务的线上化，这个加快业务的线上化，现在不能视为是在扩大投资，而只是说为了应对疫情让自己更好的活下去。但是事实上，它对整个经济来说，是新增的一部分的投资。
第二，虽然我们看到了海外疫情的发酵，也看到了出口面临的下行压力，但是因为国内的托底政策都已经全部就位，所以预计未来会开始全面的启动。因为严格来讲，在第一季度的数据里几乎没有看到财政在托底的投资这方面的项目有明显的启动，也就是说还没有启动。所以，在4月17号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之后，各方有了紧迫感之后，我相信第二季度会动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其他的部门也会被带动，从而形成经济进一步回升的力量。
相对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我国东南沿海的外贸企业应对外部冲击的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是增强了还是相对变得更弱了？
祝宝良：中国应对这个压力主要看两个因素。第一，进出口的结构有没有调整，如果结构的调整正好符合全球需求所需要的方向，就没问题；第二，中国的多元化战略，包括“一带一路”。从这两个角度看，我认为企业的应对能力有所增强。但是这一次冲击太大了，外贸进出口下降的幅度也比较大。因此，最重要的是把这些企业保下来。疫情的冲击是外生性的，如果持续到明年，那么更加需要把这些企业保下来。正如此前讨论的，保主体是很重要的。
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之后，各方有了紧迫感之后，我相信第二季度会动起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最终其他的部门也会被带动，从而形成经济进一步回升的力量。
遇到这样百年一遇的冲击，会对我们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影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呢？
祝宝良：首先，小平同志用了中国的语言给中国设立了一个目标。一般来说，中国的发展可以分这么几个阶段，一个是贫穷，第二个是温饱，我们大概在90年代末就解决了，接下来是小康，最后是富裕。从中期小康到全面小康，实际上是1996年到2000年，2000年到现在这30年时间，设立了这样一个目标。然后，到2050年建国100年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富裕国家，建成现代化。
但是这是一种大众化的语言，我们需要把它转化成一些数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衡量标准是什么，就是进入发达国家的门槛的阶段，人均12,000美元。同时，除了这个数量指标以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指标，就是水平要更高，要更全面，还要比较均衡，不要出现严重的收入差距。当时提出了25个指标，包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环境等方面都有指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指标是人均GDP，从10,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间，我们去年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那么小康社会指标有没有受到影响呢？从25个指标来看，每个指标加一个权重来计算，去年的年终我国基本上已经实现了这个指标。我们认为，今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完全没有问题，所有的指标都可能实现。
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关键指标。第一个是扶贫，第二个是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就是科技能力，还有一个指标是人均GDP和GDP翻两番。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GDP翻两番，实际上人均GDP翻两番，只要今年的GDP增长超过1.8，这个目标今年就可以实现。我预计今年增长的速度在2%至3%之间，这个指标实现应该就没问题。从总量上，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已经实现了。可能唯一完不成的一个指标是GDP翻两番，但是其他指标综合来看我国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这里面我们最关注的一个短板就是扶贫。4月17日政治局会议上，我们讲要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特别强调扶贫。
总的来说，全面小康我认为已经完成了。但是其中的短板，百姓最关注的扶贫问题，要把它解决了。我们已经实现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再往上走，就是要实现富裕，也就是第四阶段的目标。
刘尚希：我觉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全面来看，不能只看收入指标，不能只看GDP指标。我们现在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认为首先要从高质量发展的维度来考虑问题。当前抗击疫情，我们就是要保证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在这些方面做到了，老百姓能安居乐业，也是提高发展质量。这些指标可能比经济增速指标更加重要。像教育、公共卫生、健康、食品安全这些方面的质量提升，都应当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非常重要的内容，这方面都是在不断的改善的。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脱贫攻坚，就是按照现有的标准，让所有的贫困人口脱贫。相对贫困总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按照现有的标准让贫困人口脱贫了，这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如果做到了这一点，所有的贫困人口脱贫，所有的贫困县摘帽了，那我觉得这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而不应仅仅着眼于看GDP翻了多少，人均收入增长多少。当然，人均收入增长现在已经迈过了一个大门槛，人均1万美元，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能再回到过去的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轨道上去来看待和评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不是实现了，而是要全面看。
回到经济增速问题本身，为什么在金融机构来看，在市场化的机构来看，特别关注中国经济增速指标，或者为什么大家特别关注中国政府是否要确定一个经济增长的目标？
邢自强：从市场的角度，从企业的角度，最关注的还不是一个季度、一年的得失，而是一个中长期的发展潜力。譬如说尽管疫情在一二季度对供给端和需求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从长期来讲，这些可以被视为沉默成本，更关键的是疫情之后，原有的那些长期的增长机遇是否被加强还是削弱了。我的观点是，疫情之后来看，城市化2.0还会是给企业和市场提供非常多机遇的一个主要的驱动力，包括最近两个方向的政策，一个就是要出市场化配置的改革意见，第二个就是数字化基建。去年以来，大摩的蓝皮书里面一直强调的中国城市化2.0的一些商业机遇是息息相关的。下一阶段城市化的焦点，主要就是靠几大城市群的一体化和智慧城市，这两大支柱来支撑，来集聚生产力，缓解大城市病。包括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要素的分配，更倾斜向大都市圈、城市群的发展，特别是优势地区的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第二就是通过打造智慧城市，投资新的数字基建，使城市越大、越安全，公共卫生做得越好、越便捷、越环保。
最近公布的要素市场化配置的意见，我觉得重点就是灵活的用地方式和土地指标的管理，不像以前是东中西平衡发展“撒胡椒粉”，都要当地小城镇化，现在更多的把建设用地指标倾斜于优势的都市圈。二是畅通落户渠道，放开除了个别超大城市以外的落户限制，这种市场化改革会促使很多的生产要素进一步集中于大型都市圈，因为当地拥有更高支持力，劳动力更容易跟雇主匹配，跨行业协同效应也比较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预计会有五大都市群崛起，长三角、京津冀、大湾区、长江中游和成渝，每一个平均人口到了2030年都会接近1.2亿，相当于5个日本这种量级。这种人才和企业的集聚效应，会释放下一阶段的生产力的红利。
第二是数字化基建。我们最近针对所有的跨国企业的首席信息官做的一个支出调研发现，企业都认为下一阶段产业会更加依赖数字基建，特别是像云服务、工业互联网设备、远程等等。在疫情之后这种判断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加强，中国目前恰恰就在5G基站、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上加速。我跟我的团队们分析，新基建的这7个行业，每年的总计投资可能会高达13,000亿人民币，比过去三年的年均投资翻了一倍。尤其是像5G这种信息基础设施的展开速度在全球是比较领先的。数字基建可能会使疫情之后中国的商业基础设施的优势得到一定的加强。
总结一下，大家讨论的并不是某一个季度和某一年的GDP的数字，而更多的是长期的增长潜力，而中国的城市化2.0在运行之后，应该只会得到加强，而不会削弱，继续给企业和市场提供较多的投资机遇。
鲁政委：我从两个方面分析。第一个是对于刚才大家谈到的小康的问题，我想念一段2016年12月21日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上的讲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我想这一段话如果理解清楚了，对于刚才的问题会有更好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是刚才提的为什么要有一个增长目标的数据？我觉得主要是三点，一是因为过去一直有，所以现在大家就习惯于去猜去问；二是各个方面交流的时候，数据表达起来更直接、更简明，历史横向可比，更有具体的感受；三是无论是做投资，还是每个机构做业务的安排，有了经济增长目标，就更好来以此作为参照，测算来安排自己的工作。
二季度可能会出台系列的揽子的经济政策，这一揽子计划里面到底会包含哪些政策内容？工具箱里面有哪些政策？
刘尚希：财政政策已经出台了将近40项政策，这些政策怎么进一步落地，政策效果到底怎么样，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评估。下一步会有什么一揽子的政策出来，说实话我也不知道。现在应当说是财政政策打头，但是财政政策更多的是微观政策。我们现在是处于恢复到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过程中，政策更多的是按照4月17日政治局会议的要求“六保”。微观政策要针对一定的微观主体，要么针对市场主体，要么针对社会主体，都是一种救助政策。显然这些政策不是刺激性的政策，常态都没有恢复，也谈不上刺激。所以我们用刺激性政策、逆周期调节政策来描述现有的政策，我认为是不准确的。现在应当就是一个救援政策，政治局会议讲的六保已经很鲜明的告诉了一揽子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它的定位其实就是一个救助政策。同时，财政政策在救助方面发力，同时覆盖经济、社会这两个层面，不能把它视为经济学逻辑上讲的宏观调控政策，理解出问题了，就会出偏差了。在评估财政政策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偏差，这样的话是不利于完善当前的财政政策。
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现在一定要摆脱原有的政策制定和政策理解的路径依赖。财政政策里到底应装些什么东西？说实话包袱没有抖开之前我也不知道。有一点，根据现有的情况看，不能零零散散的出，要规模性的出，要整体性的出。只有这样的才能给社会、老百姓、市场主体，国际社会一个明确的预期。从这点来看，我觉得以财政政策为核心，加上货币政策，应当形成一个一揽子的政策。当然这里头涉及到要花多少钱？应当有一个专门的特别预算。钱从哪来？钱花到哪些方面去？也得有一个大体的框架。这样的话，政策出来以后，就能有更有力度去提升市场的信心。
陈道富：一揽子重点在于把它当成一个整体，类似于开方，不同的药剂之间是相互配合的。从货币角度来看，现在能用的揽子大家都看到了，准备金、利率工具、再贷款数量型的工具、还有一些西方的创新工具，这种单位的药各个国家都在试探和创新。
对于一揽子来说，我想重点强调的是货币如何与财政配合，使货币政策落到实处。我们知道货币政策一般情况下的用药是站在后面的，主要是通过银行来发挥作用。在财政和货币政策配合情况下，货币需要站在财政的后面，财政需要决定支出的方向和结构，货币需要为支出提供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的渠道。在不同环境情况下，我觉得一揽子应该更多的强调货币去支持和配合商业银行和财政，使得商业银行和财政能更有效的实施。
在当前疫情冲击导致经济一定程度停滞，经济体快速失血的环境状况下，在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面前，我们需要打破过去固守的一些规矩。过去我们一直强调货币和财政一定程度的隔离，来保证相对的独立性和一定程度的制衡，避免政策失控。但在特殊时期，我认为应该适当的考虑让财政充分发挥作用，货币在后面提供更坚实的支持，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如何跟财政结合，发挥有效的作用。如果这些政策还不够，我认为还是可以考虑让货币在整个经济处在极端低迷的情况下，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于一揽子来说，从货币金融角度，更好的实现财政、货币、金融体系和金融科技公司的配合。很多金融科技公司在疫情期间发挥了作用，包括联合贷款、助贷，但受制资本金、牌照等，也限制了他们功能的发挥。那么能不能更好的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能够触及到一些个体工商户和一些个人，形成一个整体，使资金无论是财政资金、货币资金能够很好的输到毛细血管上面，更好的发挥作用。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对于小微和个体工商户的输血很难有效。但是小微和个体商户是依附于整个经济循环的，也就是依附于整个产业链和贸易链，背后是基于银行的商业票据和基于商业信用的商业票据的，如何把票据市场发挥起来，使整个的货币和财政资金能够跟他的经营活动连接起来，打通支付和经营环节，这块可以做很多工作。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揽子来说，就是如何排兵布阵，把血输到毛细血管，使得经济体能够顺畅循环起来。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直接给老百姓发钱，而是采取发放消费券的模式？
刘尚希：其实中国也在发钱，就是发的方式不一样。比如给实业群体发失业救济，贫困家庭有低保，只是说，我们没有形成一个一揽子的计划，没有宣布发多少钱。
发消费券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可以因地制宜去做的，但不应普发，而应当针对低收入阶层、针对贫困人口，这样的话既考虑到效率，扩大内需，拉动增长才有一定作用，尤其对当前经济恢复它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同时考虑到社会的公平。在国外发钱也是有有门槛的，不是说像直升机撒钱，它有严格的标准，针对低收入家庭、低收人口，保证他们基本生活。
六保里有一条是保障基本民生，保障基本民生就得发钱，很显然我们国家政府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只是没有大张旗鼓的宣传。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花钱花到哪些方面去？花到六保方面，一定要有一个一揽子政策和一揽子特别预算公布出来，老百姓就看到了。疫情冲击下，保民生保就业是基本逻辑，任何一个社会都会这么做。当然因为我们的支付系统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在做的过程中也不是尽善尽美。因为我们不是直接的面对家庭，面对个人，有的可能还是要借助于第三方，或者通过地方政府、其他的中介，那我觉得趁这个机会应当把支付系统建立起来，使政策实施更精准，更有针对性，大大减少政府资金跑冒滴漏等问题。
大家对于货币金融政策有很多担心，担心银行一放水资金就会流向房地产。接下来会不会因为未来两三个季度大规模的基础货币的发行，商业银行信贷的发行，在一二线城市有较大幅度的房价上涨？
陈道富：简单的货币放水，在实体经济缺乏增长动力或回报的情况下，钱很难输送下去，它会停留在银行体系或者货币体系里面。在一季度货币金融体系出来以后，我们也在关注房地产市场、金融市场，我们看到其中有一部分资金虽然到实体经济，但是没有转化成经营活动，或者说在房地产、股票市场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循环。只要渠道不通畅，微观底层的激励约束机制没理顺，这个矛盾是一直存在的。所以问题在于如何实现货币金融政策能够真正的输送到需要的主体和需要的环节去。
这个过程，我认为刚才讲的两点很重要。第一点就是需要在毛细血管上面疏通，只要一疏通，就构建一个体系，可以把钱直接输送到这个这个环节上，内嵌于实体经济的运转，这时候货币的松、信用、实体经济的活动就能够融合为一体，而不仅仅是处在局外人的角度，从宏观的角度放水，那么宏观跟微观就能结合起来。这个过程在概念上可以理解为畅通货币传导机制，但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毛细血管畅通的一个问题。
第二点是货币政策需要有定位。从资金角度看财政政策，它只是一个负债性的工具，解决不了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格局不是可以用货币和财政问题解决的。货币和财政的问题是止血和给政策发挥作用提供空间和时间，真正的结构性调整需要经济真正走出这一轮的低迷。所以对于货币政策来说，不能够冲到前面去替代微观主体和经济内在活力的提升，而只是为所有的结构调整和经济的内在改革提供一个必要的货币环境。如果资金流动性充裕，就不能在总水龙头上面进行放水。总体上，要把握好货币的总阀门，做好自己货币政策的定位，货币政策不能承担过多的职能，要回到金融的服务特性和支撑的作用。
接下来政策对于资本市场，特别是对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影响怎么判断？
鲁政委：现在很多人觉得全球水漫金山，国内政策相对于之前也有明显的宽松，所以仍然有不少人探讨房地产的前景问题。从现在二手房的房价来看，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开始出现同比涨幅有所加快的情况。但是，房地产在不同的国家还深受其他政策的影响，我们国家政策非常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我们坚持的目标是稳房价、稳地价的预期，我觉得只要这个政策一直坚持下去，这些投机的资金会自动的知难而退。其实现在在考验我们政府的决心，实际上我们看到4月1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重申了房住不炒，预期如果明确了，那我到不是特别担心货币的宽松会成为促使房价上涨的动力，虽然仍有少数人这么想，但我觉得最终事实会证明他们的这个看法可能是有些问题的。
在当前极为特殊的情况下，在哪些领域、哪些地区、哪些行业可能存在着新的发展机遇，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企业家朋友而言，对我们普通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而言，有什么建议？
祝宝良：疫情确实暴露了我们存在的一些短板和矛盾，比如公共卫生、环境保护方面，这是我们要补的，在疫后经济恢复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基础设施建设要做。但通过这次也看到，中国的产业互联网的应用在抗疫过程中确实发挥了一些巨大的作用，大家都在讲中国的快递一天就可以到了，在国外往往要6-10天。所以我们看到的机遇可能就是产业互联网在各个领域里面的应用。
刘尚希：我认为潜力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现在基本完成了60%，按照国际经验，一般可以达到70-80%。当然，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不一定能达到国外的最高的水平。但人口的城市化还是有空间的。我们现在尽管强调城乡一体化发展，但并非说把农村的人口固定在农村，城市化实际上还是在推进的。我觉得这应当是一个基本的趋势。
二是数字技术革命引发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全方位的革命。这种虚拟的要素，比如数据，它会激活实体的生产要素，使整个效率得到提升。这会导致整个工业体系的全新变化。现在强调发展工业互联网，那实际上就是用工业互联网来实现原有工业体系的再组织，这里面有很大的经济潜力或效率空间。
三是改革的空间很大。比如从实体要素来看，土地制度改革潜力很大。现在土地是两种所有制——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所有制在市场上怎么样实现公平，还需要采取很多的改革措施，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到两种所有制在市场上的平等对待。再比如资金，资金就涉及到金融体制了。我们的金融体制改革应当说有进展，但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推进相对来说是滞后的。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劳动力，像社会身份制度改革，尤其是户籍制度，现在正在大步推进。我们过去是城、乡两大身份，但现在还有体制内、外的身份，消除体制内、外的身份改革也是非常紧迫的。如果这方面改革推进到事业单位，我认为可以把现有的人才红利释放出来。因为在现有事业单位体制下，大量的人才被捆住手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技术创新、产学研结合方面进步不明显的一个重要体制原因。此外，大家都关注民营企业，涉及到混改的问题。混改实际上就是所有制改革，真正让产权成为市场经济的基石。如果这个方面做到位了，那市场信心就会爆棚，内在动力就会激发。这样一来，用经济抵抗疫情冲击就更有潜力了。这是我国的独特优势，应充分发挥出来。
总之，我们的潜力很大，但是潜力发挥的基本条件就是加大改革力度，尤其是一些基础性改革。在这些方面，如果我们能跟当前疫情条件下的一些政策有机结合起来，我想更能改善预期、提振信心。
陈道富：危和机转化的核心在于站在哪个角度来看当前的现状，站在危的角度看到的是过去结构的坍塌，站在未来的世界看到的是新世界的生成，所以关键是能不能跳出自己的认知，能不能跳出过去的体制机制的束缚，超脱出来，形成自我的成长和超越。我举一个身边朋友的例子，这个朋友处在市场上认为最受冲击的两个行业，一个行业是奢侈品销售，另外一个行业是终端的餐饮业。他在去年底就开始做数字化转型的准备，疫情成为一个契机，把全部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快速的实现线下向线上的转型，逐步实现整个内部激励和运行机制的改变。在一个月时间里，把餐饮从亏损转化成盈利。奢侈品一开始转型就能够实现基本盈亏平衡。
我认为在大浪淘沙的巨大冲击面前，不存在任何一个只有危没有机的行业，而是取决于你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视角，用什么样的行动来参与到这个世界。这个时候有大量的中小微企业退出，那么同时也意味着市场集中度起来，可能成为你的成长跟超越的阶段。危和机是相对的，取决于你自己能不能在这个过程中直面问题、成长、超越。
邢自强：我想对中国内部来讲，因为疫情也是暴露了我们的一些弱项和短板，包括公共卫生。考虑到下一阶段人口老龄化会进一步加剧，可能未来城市化2.0方向和政策的改革要进一步的发力。我认为对于商业机构也好，对于经济分析人员也罢，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跟过去30年城市化1.0阶段是完全不同的。2.0阶段的三大商业机会的主题可能是产业互联网的兴起、成熟行业的数字化改造、智慧城市的新生活。
其中短期是要建设智慧城市和工业互联网这种软硬件的投资，包括下一阶段的5G、云服务、大数据、物联网、数据中心，以及一些跟能源相关的智能电网、充电桩，这块的投资每年可能会高达接近13,000亿人民币。在这个过程中，提供软硬件解决方案和基建方案的公司可以分享这个蛋糕。
第二阶段可能是3-5年后，利用搭好的新基建和工业互联网的基础设施去改造旧有的行业，特别是像物流行业、医疗行业、教育行业和金融行业，可能都会有一个运用成熟的产业互联网数字化改造的过程。
第三阶段可能更远一点，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未来10年的5五个超级都市圈，每个地方有1.2亿人口。这种大城市群的集聚效应，会看到一些智慧城市里面的新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对医疗、健康、进一步的网购、智能家居家电，它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爆发式的需求。这个是我看到的未来的投资的潜力方向。
另一方面，产业链逆行之后的世界会怎么走？由于疫情的引发，外商的投资撤离、产业链的搬迁引发了市场很多担心。我的观察角度跟市场不大一样。我觉得产业链里面的布局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企业层面的商业决定，它是一种理性的基于成本和收益分析的。而这次全球疫情导致大衰退，实际上短期内更可能放慢企业自贸易摩擦以来的产业链的搬迁和多元化的趋势，而非加快，这个对中国可能是正面影响。原因是两个，第一是全球的深度经济衰退，企业可能暂时为了保守起见，不想投不愿意花钱。第二在这次面对冲击过程中，中国和海外一些其他的新兴市场，在复工、管理、对比之中，中国的一些固有的优势可能在观察和比较中进一步的被强化了。这中国来讲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至于后疫情时代，大家会担心国际上的逆全球化潮流，我觉得中国始终可以做好自己的事，就是通过刚才提到的城市化2.0的改革和数字基建，发掘内部的消费潜力。有了这种消费潜力，再加大开放，欢迎外资公平公正的进来，利用这种巨大的本地市场，继续的吸引跨国企业在中国、为中国。我觉得这个是不需要太过担心的。现在很多人说是不是有一些产业链回流到发达国家，包括有一些去北美的墨西哥等等。但是长期来讲，它是有进有出比较平衡的。最典型的就是最近特斯拉进来，他看好中国本地的电动车市场的潜力来设立超级工厂，那么它可能会带动新能源汽车的上下游在中国聚集。
此外，大家议论的三星，把智能手机的工厂从中国搬走了，其实它的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买三星手机的少了。但是三星却在西安重点投资它的存储设备的工厂，这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中国下一阶段的城市化2.0，智慧城市引起的一个很大的需求，对存储设备、对内存等等。所以还是有很多跨国企业实施了在中国、为中国、向着本地市场，把一些产业链移到了更多的长三角、珠三角去聚集的这种倾向。
从这个角度来讲，下一阶段的产业链趋势里面的多元化可能暂时会被延缓。这对中国是正面的。区域化可能会继续的强化和推进，这对中国是有进有出、有利有弊、总体平衡的。
鲁政委：首先我先说一点跟年轻朋友有关系的话。除了大家看到的因为疫情业务由线下转为线上，其实还有一个趋势，私欲公欲化倾向。过去我们的兴趣爱好可能发到朋友圈，没有多少人看到，现在可以通过短视频平台发给所有人，无论这个爱好多么冷门，在14亿人口面前，可以触达足够多的粉丝。一方面有了展示自我才艺的机会，另外一个方面也使流量有可能成为一种商业模式。这是我要说的第一个趋势，增强了创新创业能力，使个人爱好有机会成为谋生的工具。
第二，这次疫情冲击过程中，有很多机会险些被我们错失掉。比如这次全球都需要口罩、呼吸机的时候，我们国家生产已经正常了，本来可以快速的提供，但我们发现国内标准和国际标准不一致。我们一直将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怎样去落实？一个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办法就是系统梳理我们过去的标准系统，使其跟国际上一流的标准对接。
第三，这一次我们遇到的外需问题，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运输系统、物流系统的中断。由此我们看到了另外的两个机会，一是中欧班列，二是全货运的航空物流产业链。
第四，需要高安全性机构的业务连续性保障方案。过去讲业务连续性，就
是不用宕机，网络不要断。但这一轮不仅是网络和系统问题，而是人要有备份，工作场所要有备份。我想这一轮会有这样一些新的思考带来新的业务机会。
最后，关于冷链物流和生鲜宅配的问题。过去大家觉得去大超市买东西很好，但是如果疫情与人类长期共存，反而我们会觉得社区小超市更方便。但是我们又想要像大超市那样新鲜的货物，这时候冷链到家的物流系统就会受到更多欢迎。同时，自动化的屠宰方式，屠宰完再冻一小段时间，这样能够使从动物到人的病毒传播大大的减少，所以我想这恐怕这也是未来的机会。
邢首席，根据大摩非常强大的全球网络，您现在怎么看全球疫情防控的形势，特别是美国的情况和欧洲的情况。能否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邢自强：如果用一句话进行总结，这次的全球新冠肺炎引发的大衰退，是全球自1929到1933年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的经济冲击。海外的疫情此起彼伏，短期还难言见底。
欧美经济停摆的时长可能会延期，所以对中国外需的冲击要更胜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们知道这个病毒的解药，也就是疫苗或者特效药，它们取得突破的时点还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所以目前各国还是靠强有力的隔离措施来遏制，而代价就是经济活动按下了暂停键。
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比较变幻莫测的。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只能秉承两个工具，一个就是疫情本身的预测模型，另一个是一些大数据对全球经济的实时跟踪。利用这两个工具可以构建各国复工、复产的可能的时间表、路线图。
首先，就海外疫情本身的走势，这个不属于经济学家的能力圈，更不属于中国经济学家的能力圈，所以我们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对于环球的疫情预测，大摩的全球医疗团队的模型显示，欧美主要经济体的疫情尚未完全见顶受控。美国总的确诊人数或许要等到5月底、6月初才会逐渐的见顶受控，峰值可能会高达140万人。更关键的是，到达封顶之后的趋势好转是一个慢下坡，这意味着目前采取的很多社交疏离等遏制政策到了4月底、5月初可能是难以解封的，经济部分停摆的时长可能会因此延长。至于能够彻底缓解局面的疫苗，可能明年才能得到广泛的使用，所以复工复产之路在美国也是比较坎坷和艰难的。欧洲各国面临的情况是类似的。疫情受控的时点，普遍在5月份及以后。亚洲有一些前期疫情控制的比较好的东亚经济体，现在也面临疫情第二波反弹的压力。
整体来讲，海外的疫情是此起彼伏的，有点像地震引力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可以断言，这次的新冠肺炎大衰退，就是从1929至1933年以来遭遇的最大的一个经济冲击。它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下跌的时候呈现深V型。根据刚才对隔离措施的判断，美国经济二季度可能会年化萎缩40%，欧洲经济的萎缩幅度类似，也超过30%，也就是说，在一个单个季度所造成的对全球经济的总损失，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4个季度累计造成的总损失。
第二个特点，由于到了下半年疫情是否完全受控并无把握，所以下半年的复苏的力度也是高度不确定的。从经济增速的角度，因为二季度基本上经济活动停滞，基数很低，增速是一个V型。但是从经济总量的恢复的角度，一定是U型的。美国可能需要接近两年，到2021年底才能回到疫情之前，也就是2019年的GDP水平。欧洲也是要等到2021年下半年才能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平。这样看来，外需对中国经济的冲击的深度更胜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了。
依据历史上出口对全球经济增速的弹性来测算，今年我国出口增长可能会被下拉20个百分点或更多。再加上出口下拉之后，对于就业和收入有传导效应，形成二次冲击，整体可能拖累GDP的增速三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二季度的冲击尤为明显。所以接下来，政策的重点应该考虑到应对一个全球大衰退的危机，重点就是稳就业和纾困。
印度和非洲的疫情大摩是否有基本的判断？
邢自强：整体来讲，海外各国现在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刚才提到的欧洲，向意大利已经处于中后期，可以看到疫情见顶了。美国比意大利晚一些，但是可以看到东西海岸有一些见顶的征兆，但是中部地区要滞后一点。鉴于很多新兴市场，包括拉丁美洲、东南亚、非洲可能都处于一个初始阶段，确实疫情有点像地震引力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对经济的冲击，尤其是对全球的贸易、商务往来的冲击，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因为只要全球还有一些环节没有看到疫情得到彻底的控制，那么国际贸易，尤其是商旅很难恢复，疫情影响的持续时长会比较长。
*本内容根据嘉宾在《国民财富大讲堂》的公开讲座整理而成，未经本人确认。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转载或引用，必须是以新闻性或资料性公共免费信息为使用目的的合理、善意引用，不得对内容原意进行曲解、修改，同时必须保留本平台注明的来源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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